赵丽兰

2018年

坟，这高出地面的土，埋着大于肉身的灵魂。

赵纯，我老爹的老爹，死于霍乱。赵纯的儿子赵民国，比他早死七天，同样死于霍乱。七天，同样的病，同样的死，两条不同的人命。死于一场霍乱的，不只他们父子俩。一村子的人，相继在霍乱中死去的，还有很多。早上，送死人上山的人，晚上，别人就送他上山。从染病到死，就只是一个对时。短短的几天，一村子，到处是鬼喊傩叫的声音。

这场霍乱中，不得不说一个人。她的出现，将一场悲剧变成轻喜剧，然后将其推向荒谬的高潮。她庆幸自己幸免于一场霍乱，她活在一堆死人之中。死了的，与尘世一拍两散，两不相欠，他们的灵魂和肉身都静止了，消散了。死亡，结束了他们在尘间的爱与恨、悲与喜、冷与暖，他们甚至因为死而变得高贵、光彩，与世无争。相反，那些在一场霍乱中死剩的人，却必须在尘世间继续安身立命，面对一场瘟疫，必须惶惶不可终日，必须继续卑微、邪恶、愚蠢、慈悲，必须哭着、喊着，伤心垂泪。倘若不光明正大地淌几滴眼泪，不擤鼻抹泪地哭一场，她就是一个没人情味的人。

她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道德、亲情、责任，以及女人与生俱来的柔软和慈悲，促使她去完成或真或假的哀悼。抛开悲伤不说，这是一个仪式，表达着生对死的尊重。一场霍乱，毫不手软地夺去了许多人的命。赵民国，是她丈夫的哥哥，她要代表家族中的女人去哭他。往后，她才能抬头挺胸，硬铮铮地活在一家人中间，才可以一如既往地做一个慈悲为怀的好人，才可以在村民之间获得尊重，而非不齿。

她怕啊，怕瘟疫染身，一命呜呼，她只是众多俗人中的一个。人间，没有理由让她假惺惺地光彩照人，视死如归，临危不惧。她活着，她就怕死。她要为她的冒险寻求一种安全的方式——来自乡村的智慧，远远超过鬼神的想象，它存在于乡村的各个角落。我试图通过文字来赞美乡村的智慧，但是它揪着我的心，让我疼痛和颤抖的同时，恶作剧般欢快地笑出了声。它根植并生发于愚昧，但是乡村给它的定义是“智慧”。

1975年后的一个冬夜，残月高挂，大姑奶给我复述1942年蔓延在乡村的这场瘟疫。她特别提到了这个女人，提到一个让人惊叹的细节。

女人去奔丧，随身揣了两坨揉好的麦面。如果没有人说出其中的细节，你永远想象不出这两坨麦面的用途。她将其中的一坨麦面糊在了死者的嘴上，另外的一坨则糊在了自己的嘴上，试图以此堵住瘟疫，保护自己。这两坨麦面带着它不同于往常的使命，一坨堵住死人的嘴，一坨堵住活人的嘴。它是防毒面具，是卑微的生命获取救赎的砝码。如何在遍地的死亡中获得生的可能？这考量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智慧，还有胆识、情怀、修为、宿命……假如这张嘴还能呼吸，还能说话，还能申诉，他就不会死去。赵民国死了，他停止了呼吸。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张嘴，已经丧失了它的功能，出或者入，都不可能了。但是，这个女人并不懂得。她只想堵住这张携带着病毒的嘴，以此堵住一场瘟疫的蔓延。她有多智慧，就有多愚蠢。她带着两坨麦面，去奔赴的是一条绝处逢生的路途。

人活在世，她不止奔过一次丧，不止哭过一个死人。嘴上糊着一坨麦面去奔丧，这样的方式，在辽阔的人间仅此一次。这还不足以让尘世叹服。这样一个女人，她是凸显于乡村众多愚钝者间的智者。她不忘为死者的嘴准备了一坨一模一样的麦面。这一坨麦面，比糊在她嘴上那一坨麦面更为至关重要。她精准地判定，死者的嘴就是瘟疫蔓延的初源，死者的身体潜藏着无数的病毒。嘴，是通向死亡的既公开又隐秘的通道，是存在于人间的魔障。

起初，我以自以为傲的姿态鄙视她的行为。但是，一场遍野尸首的瘟疫被零零碎碎地复述，众多的零碎组合为一场人鬼同惊的瘟疫，足以让人间齐刷刷地失声痛哭，一个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没有资格鄙视的。活着的，死去的，都需要获得更多的谅解和同情。

她跪下来，在动用悲哀之前，她要取下堵在嘴上的面团，才可以哭出声。她要让活着的人间听见她真实的悲哀。这真实的哀哭，除却所剩无几的对亲人的感念，更多的是对一场瘟疫无能为力的抵抗。说到底，她哭得更多的是来自她本身对一场霍乱的惊慌。

哭声惊慌失措，穿越阳间，进入阴间。隔壁，又一个村民死了，众哭声盖住了她的哭声。摒弃这些挽救不了生命的虚无的爱的仪式吧，逃命才是最重要的。她迅捷用麦面堵住嘴，往村外逃去。

哭声，戛然而止。

赵民国的尸体，一寸一寸腐烂。瘟疫，没有因为一坨麦面堵住死者的嘴而停止扩散，传播愈加疯狂。

七天后，赵民国的坟头连草都还没来得及长出一棵来，坟头土还是生的，赵民国的爹赵纯也死了。从此，他的结发妻子赵李氏寡居半生。赵李氏要一直活着。这个命硬的会骑单边马的女人，要一直活着，要一直活到大儿子劳改结束，要一直活到人间为她的大儿子准备谣言，要活到人间为她的小女儿准备一场来历不明的野火……人间，还将为这个命硬的女人准备遍地的月光，以及遍地的月光中一点一点落下的白霜。

这一回，人命需要鬼来拯救。

关于霍乱的记录，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其中“灵枢·五乱”篇说：“乱于肠胃，则为霍乱。”《汉书》记载：“闽越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

查阅相关资料，关于云南霍乱的记录中，大规模发病的有三次。1921年，正值第一次霍乱大流行，波及全省三个市（县），患者54例，死亡9人。1938年，染病患者7000余人，死亡3487人。1942年春，流传于缅甸的霍乱由保山传入，仅保山就有6万余人染病，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全省有74县流行霍乱，除保山外，患病人数达53430人，死亡25079人，死亡率达46.9%。

除霍乱外，1938年，昆明还流行麻疹。当时访问云南寿材业公会的材料称：自今岁一月起至四月底止，全市各区决计售小棺木约二千具。同业之中，营业规模较小者，售出后没登记。又赤贫之家，无力购棺，即行埋葬者，亦不在少数。

这样一组由尸体和棺木构成的数据，尸体的数量远远大于棺木的数量。尘世何其大，尘世又何其小。无论再怎么卑微的生命，都理应有一口棺木，收纳其肉身。然而，战争、疾病、天灾、人祸……多少生命，曝尸荒野，无处安放。孤魂野鬼，这样的四个字是避之不及的破碎。孤魂或野鬼，若是趁着人间月色，赶在五更天前，提酒而来，约酒一盅，人间恐无一人懂它。阴阳两隔，活着是想，死了是害。

让我的叙述，回到1942年春。

这一年春天，村里村外都是哭声，有抚棺而哭者，有倚树而哭者。贫穷的人家草席裹尸，就着一棵春天开花的树，埋了亲人。赵李氏，这个爽辣的女人，她扒开荒野，就着荒地上开得正好的朵朵野花，埋了丈夫赵民国，再埋了公公赵纯。

香冢一堆，人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