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多番求职受挫的话，我会以为文凭已经让我拥有一把金钥匙。我几乎忽略了斑驳的码头沉疴以及病弱的躯体打在我形象上的烙印。

2016年，落叶纷飞的城市，似乎正呈现复杂、崩塌、支离破碎的趋势，躁动不安而又变幻无常。全球股市风云变幻，经济进入了冬天，接着楼市突然疯长，房租上蹿……从宿舍窄小的窗户，可以窥见雨后春笋般升起的高楼，钢筋骨架直插云霄，天空被烟雾熏染……

一整代人陷入焦虑，社会频现读书无用论，每年有两百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冷雨大风断断续续的日子，打开手机可见有人从高楼一跃而下的消息……

那些日子，父亲走在乡间小路的形象一次次浮现在我脑海。清晨中的小草以露珠接纳他持续的咳嗽和吐痰，像是某种契约或是标记。

他和第一缕阳光一同踏进工地，在干活前，把工地的每个角落查看一个遍。等工友陆续到来时，他就扯着嗓子分工，叫喊声和咳嗽声充斥整个工地。

同时，工地外低矮的稻田垂下了头颅，毫无意义的碎石堆在荒山下等待工人运走。几个村庄镶嵌在荒山的罅隙中，房子依山盘旋。上了年纪的或正在老去的人，从斑驳的木门中走出来，捡拾堆放在墙角的柴垛，不久屋顶上方飘起了炊烟。

一想起炊烟我就流泪。在世间生存，叫尝尽人间烟火。离开人世，叫化作一缕轻烟。城市的天空没有烟火，只有像抹布似的一层灰黄覆盖，擦拭着我和父亲在城市短暂的相处时间。

我找工作的时候，父亲想到我所在的城市打工。他要供18岁的弟弟上大学，家乡没有生钱的路子，他以为我毕业有出息了，就来投靠我。

他看见我的出租屋，显露出迟疑和惊讶的神色。这是芜杂的城中村，没有繁华的迹象，拥挤的自建居民楼缩在菜市旁边，攀爬昏暗、陡峭的八层楼梯，才到达我那20平方米却隔为一室一厅的出租房。

出租屋没有空调，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风扇，客厅散乱地堆放着我的书，薄薄的墙和玻璃隔不断公路上尖利的车声。

我想给他买个300元的折叠床，他坚持打地铺，最后只买了一张竹席铺在客厅。带他熟悉如何坐公交、地铁、认路之后，我再也无暇顾及他。

每天早上，出门后我们各奔东西，晚上回家他给我煮挂面。有时他会因为迷路给我打电话，我则声嘶力竭地在电话一端指挥他。在城里他好像我的兵，我让他往左他绝不敢往右，再也不是那个在田地里乐呵呵地吆喝水牛干活的农夫。

我一门心思地找工作，赶着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奔走的路上，风总是很凉，行道树的枯叶扑簌簌地降落。我的目光始终绕不开这些落叶，它们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风中乱窜。它们落到地面，经受一些杂乱的踩踏后，很快被扫进垃圾桶。

晚上父亲偶尔会在出租屋问我找工作的情况，我只有“挺好”两个字可以回答。他听了也不再问什么。大概过了一个月，他跟我说要回去了。这句话省去了他一个月的艰辛和复杂心绪，但我知道他求职的困难和屈辱甚于我千百倍。

我执意在他回乡之前带他出去玩一趟。走在路上，看见挂在高楼墙壁外的装修工，他会露出歆羡，看见在街角挥动扫把的清洁工，他也会露出歆羡。他年近半百了，装修公司不要他。他是个连路都认不得的乡下人，街道清洁工也不要他。他已经认命自己不属于城市了，但他藏不住歆羡。

我让他在外滩，和东方明珠一起拍照。他拘谨地站着，苍老土气的样子，在璀璨灯火的映衬下特别突兀，但他还是努力地笑着，尽力模仿许文强的样子，想要把一生的美好都定格在按快门的瞬间。照片出来后，他皱着眉头端详很久，最后还是乐呵呵地笑着说：“上海滩就是不一样。”

我跟他说弟弟的学费不必担心，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生活费暂时由我来补贴，等他在家里找到活干后，一切又可以回到从前了。他表示同意，终于买了车票。

我目送他进站，极力地想追寻他的身影，但他很快被来来往往的旅客淹没。他没能融入浩荡的农民工队伍，却被淹没在失意的回乡人里，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回乡后，他在乡亲的羡慕中把上海描述得跟电视剧《上海滩》一样，说起我也只说好的一面。

后来我终于考了一家事业单位的第一名。入职体检时，我因查出“左肾缺如”而进了医院。医生告诉我，畸形发育加上过度劳累，我的腹部已经发炎，必须手术排出瘀血。

在医院，我告诉自己不要为风起云涌而害怕。但我还是哭了，哭声压抑在剧烈抖动的肩膀下，泪水挂满我埋在胸前的脸。

刚回家的父亲，又带着母亲到医院照顾我。在等待手术时，母亲给我讲兔子。她那么喜爱兔子，在怀我三个月时，她养了几只可爱的兔子。在四月，这几只兔子全死了。艾略特说得没错，四月是残忍的季节。我母亲在多年前的四月为兔子落泪，现在她在陌生的城市为我哭泣。

和我同住一个病房的，是一个侏儒症女人，脖子斜向一边生长，31岁。她住院是因为写博士论文累病了，必须做一个解除脊椎压迫神经的手术。

她的样子，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情，但与她交谈时，绝没有怜悯她的余地，相反，我时常惊骇、感叹、敬佩。我比她高，比她好看，可我却没她乐观坚强。

她有时昏迷，有时清醒。清醒时，她怂恿我和她一起唱《荣耀》：“成长于苍茫茫的异乡，回首依然望见故乡月亮。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她的声音滑稽极了，面部因为唱歌鼓胀得很好笑，我却忍不住热泪盈眶……

她看出我时常心事重重，和家人话也不多，就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和你妈妈多说说话吧，以后你会知道说话的好处的。

终于，我在医院和母亲第一次达成真正的和解。我试着去听她讲家中的茶树，那是她嫁给父亲那年种的。她说，要是嫁不出去，大不了像茶树一样待在家里。我笑了。不是笑自己的命运，而是笑母亲将我比成她嫁给父亲时种的茶树。

从医院出来后，我继续奔走在求职的路上，一旦有落脚之地，就像一棵树一样挺立着、战斗着，任凭风吹雨打，我也张开双臂，想象它们是一把伞。

而后，我遇到了我的爱人。他包容我的一切缺陷，忠实地担任着我的人生伴侣，不是作为戏剧主角或者一个故事而存在，而是作为我身旁的一棵树而存在。以后的人生，不知将有什么痛苦等待我，但我不再是独自一个人面对。

5

我们有了一点积蓄，存在银行里，就像把沙子装在竹篮里，一点点地下漏、变少。而如雨后春笋般建起的房子，价格却在嘹亮地飞升。这让刚在城市打拼几年的我们很恐慌。

房东以房价上涨为由，想抛开合同涨房租，我们没同意。吵了一架后，我们被赶出了出租屋，签了一年的房租合同在雨水里无力地失掉笔迹。

这坚定了我们买房的决心。经过多方考察，发现我们不符合所在城市的限购令。朋友说，可以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先在能买的城市买房，等交满五年社保符合购买规定后，再把房子卖掉在这里买。房价在涨，不会亏的。

于是，我们凑了首付，在故乡的一个小城市买了房子。我们花光了积蓄，并欠银行几十万元。每月，我们要交付4000元的按揭，交30年。同时，我们没能住进去，而是漂在大城市里，每个月要交1000多元的房租。

我们规划了以房子为背景的幸福生活，深信只要辛苦几年，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在城市扎下根来。之后，我们发现恐慌并未消失，除了担心房价下跌，还担心购房政策频繁改变。

这个异地的房子，是我们应对通货膨胀的无奈之举。而我们却被房子和贷款利息套住了。我们低估了房价失控的车轮。它不只是疯长，它像沼泽一样可怕。每天，我们像从房子里弹出来的蝗虫，乱七八糟地在城市乱窜，只是为了虚幻的“下半辈子的辛苦能减轻一分”。

生活变得紧张单调、沉闷无聊。有一段时间，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消瘦不少。挤在人堆里上班和下班，不仅身体不适应，精神也不适应。曾经亮堂的心，有什么东西似乎枯萎了。

我成了城市中一个魂不守舍的人，随波逐流地过着似是而非的生活，仿佛在那，但又不在那。一天加完班坐夜车回家，看着车流人流在路上像过江之鲫般涌动，我难过得想哭。

我是活生生的人，为什么要为那些冰冷的砖头而卖命地工作？

我在乎的不是房子，为什么却被裹在时代潮流中而陷入恐慌？

在这个尘世芸芸众生过着绝望的生活，试图以华丽的衣裳掩盖灵魂的空虚，以宽大的房子安放躁动的躯壳。可依然还有那么多庸常的灵魂，在重重负累下行将窒息。

我想起奈保尔笔下的毕司沃斯先生，为一套并不十分坚固的房子，泯灭理想，负债累累，耗尽一生，最后如同落叶般枯死。

我想起这一生我最想要的生活，是在一张安静的书桌上，写一首能使冷酷者落泪、绝望者微笑的诗。

我没有批判世俗生活的意思。没有谁能规定人该怎么活。挣钱和写诗，没有高尚与低俗之分。我只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世界。房子是居所，也可能是牢笼，将更广阔的天地隔绝在方寸之外。

我凝视红尘中那个似是而非的自己，撕破她在职场中冲锋陷阵的面具，扒掉她修身的职业套装、高跟鞋，翻出她那颗隐没在虚伪下的热烈、多情、敏感的心。

我看清了既脆弱又强大、既无畏又婉转、既容易快乐又容易流泪的自己。

与其花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时间来赚钱，为了在苍老褪色的时间享受一部分可疑的自由，不如简简单单一辈子。在不安、忙乱、琐碎中浮浮沉沉，死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没活过，多冤啊！

我已经死过几回了，何必害怕因为没有房子而生无保障、老无所依？

义无反顾地卖掉房子，辞去强撑硬扛的身份，卸下虚张声势的武装，从此天地任逍遥。

我在心里呼喊得豪壮，行动时却谨小慎微。我还是怕啊，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面前，谁不怕呢？

我遇到了华姐，于是有了行动的勇气。我们在一场文学笔会上相识，出乎意料地相见恨晚。她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蒙受过“文革”的劫难。她说她是在父亲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她父亲是一个大学音乐教授，前几年因病去世，未到耳顺之年。对于一个有才华的人，这样的生命太短暂了。父亲的死对她打击很大。死亡把时间斩断在一个人面前，迫使人改变，这是最具有生命逻辑的事情。

38岁，没有能结婚的人，就不再结婚了。东莞的房子卖掉，把钱投入个人图书室的建设。辞去忙碌的工作，专注地投入喜爱的事业：旅行，写书。

这种生活是我向往的，一直存在于我心里，华姐却把它变成了现实。

她说，旅行前，从不刻意准备，只把必备的东西塞进拉杆箱，就关门而去。在每一个城市都停留不长，只要觉得已经写出想要的东西就离开。

每到一个城市，就随意乱走，沿途的一切，无论是破旧或是繁华，都有等待发现的美。即使是随意路过的行人，树下乘凉的老人，嘈杂的施工工地，长满野草的荒地，午夜路边调情的男女，铺满落叶的安静角落……

我被她描述的世界深深打动。她活得多么富足啊！

我恳请她让我随行一次，她欣然答应。

我跟着她，蹦蹦跳跳，一路狂奔，兴致勃勃，不知疲累，跑上汽车，跳上火车，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一切从来都无须预约，每一天都是从头开始。

旅馆的窗户、楼台、鸽子、街道、行人，唤起了或者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些细节。无论是繁花绿树，还是人间灯火，都会在某一瞬间把人深深打动。

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下一刻又在何方。我捕捉我们相遇的这一刻。这一刻是什么，无法完全懂得，我只是抓住了某一种可能，并且一旦抓住，就会被其中庞大的情绪占据，然后背负起向我走来的似是而非的故事。

我深知这不过是我臆测的故事而已，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所走过的路，宛如一小段模糊的旋律，我无法记住全部的曲调。我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辨认这些旋律，并记录下来。

我不断发现身边存在一个平凡但精彩的世界。平凡的笑与泪，或是撬动整个世界的杠杆。凡人的哀与乐，谱写着生活的本相。“理想”在平凡的人间不可避免地遭遇凄凉，却始终支撑着人生的意趣。

我想，人生就是这样的，无论多么卑微、困顿，我们总能生发出一些光。因为这些光，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就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终于走出房子的阴影。这个阴影还在人间蔓延，笼罩在城市的上空，但我已从蝗虫蜕变成飞鸟。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就没有哪一片乌云能困住飞鸟的翅膀。

6

我时常回望过去。在码头的风中看到家族深深浅浅的影子，它从明朝初年开始扎根在黔江流域，建立生养我的木石宅院。我的先辈在这里暗中编织了我的今天。

我看见我的曾祖父，这个清末时期出生的大家族的长子，自小便在战争岁月中为整个家族的希望而读书、娶妻、生子，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中生病，然后死去，再也没有机会实现早年因为家庭而暂且搁置的理想。曾祖父的一生与战争纠缠，他守候的家门前，走过太平天国的长毛军，走过北伐的黄埔军，接着是军阀之间的割据，然后是日军的轰炸……广西解放后，他失业了，苦心经营多年的私塾被学校代替。他回到老宅里，没几年就病死了。

我看见我的祖父，他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诞生，并见证了日军的败退、国民党的撤退。南疆保卫战时，他已是一个有年头的老兵了，作为后勤兵他随部队前往越南，回来时肺部已被感染，一米八的魁梧身材，与疾病抗争十多年后，倒在故土上。他的身后，是独自操持家庭的祖母，一个将对丈夫的思念和女人的柔弱隐藏在谷物中的女人。

我看见我的父亲。他成长于百业待兴、负重前行的历史时期，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在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的浪潮中娶妻生子，延续家族的血脉。为了他的四个不能团圆的孩子，把理想深埋心底，深埋在他与母亲的爱情里……

我看见个人始终和时代纠缠，犹如时代河床的一粒沙石。在与时代一同蹒跚学步时，我的先辈们失去一些，得到一些。他们的经历早已为我的人生塑形，成为我身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如果没有战争，就没有贫穷；没有贫穷，就不会有艰难的生活；没有艰难的生活，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模样……谁知道呢？历史以什么样的方式塑造人的命运，谁说得清？

我看见我的先辈在时代的洪流中无可奈何地被生活牵着走，很少有机会选择，只能任劳任怨地把传统和责任进行到底。

然后，我看见我心里的这块地，还执拗地长着一棵叫理想的树。

我所经历的苦难变成了个人的复合历史。这个历史，帮助我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既简单又复杂的背景，对应着我生日不明的出世，存在着一个模糊的时代轮廓。我的开端，源自先辈的历史；我的现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未来。我的写作是这一切的总和。它们向我展示，生命是最具神秘性的，是融合悲伤、荣耀的旅程。我作为这个旅程的信徒，虔诚地书写自己的历史，在敬重与缅怀中，发现哲理与本真。

病患仍然时常席卷我。那些缓慢到来的阳光却把生日不明的我，历练成一个百折不挠的战士，随时应对不期而至的战争。

无论身处何地，我都无法忘怀承载我童年的类似集市的码头，它是我第一次思考生命的地方，它是我人生一场最盛大的仪式的发生地。我驾着残破的船只起航，寻找我的意义，然后阳光缓慢地进入我的生命。

我带着码头的照片，一天天地行走在探索人生之谜的路上。出发，冒险，感受，抵达，把生活的体验带到书桌前，岁月流逝，我成长了，我发生了改变，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我回顾过去，重建自己的世界地图，忽而发现这是一份我所经历的时代的档案，尽管它暧昧不清而又微不足道，我也依旧珍惜那些若有若无却终将降临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