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减法

格致

2004年

现在，学校与家之间的距离是4公里，由1.5公里乡村土路和2.5公里火车道组成。6年前，我的学校距家不足30米。它位于屯子的中心，使每个孩子上学的距离大致上相等。那是一所小学校，房子比民房大约一倍。一年级在东侧的房间里，二年级在西侧的房间里，中间的小房间是两位老师的办公室。

上下课是用电铃来呼喊的，不再是一段铁轨挂在树上，然后由一个老头去敲。这说明我童年的生活环境已被现代文明浸染，电线已同我的幼年生活扭结在一起。有电就有灯，有了灯，我们的教室就不会太昏暗。我基本上是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开始读书识字的。

我认真观察过那个房檐下的电铃，在它静止的时候，在它大叫的时候。它接近一个乐器。一个手掌大的圆面，一个小铁锤。铁锤敲击它的侧面而不是正面。按下电钮，小锤就以肉眼无法追赶的速度开始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踏响了，每一个响声还没来得及站起就被后面的声响扑倒了。它们一个连着一个，扭成一团，连成一片。其实，它的原理同树枝上挂一块铁，再用铁锤去敲是一样的，只是人力拉大了声音间的距离，给了每一个声音伸展和生长的空间。电铃的声音是那些独立、悠长的声音的有序码放，电使之方向一致，大小相等。金属的悠长的余音在这里是多余的，像懒洋洋的哈欠，它被修剪掉了。电将散落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懒散又悠长的声音很好地组织了起来、管理了起来，电说，向右看齐，齐步——跑！

我在明亮的教室里，在切去尾音的规范的电铃声里开始了读书时代。我的同学有27名。二年级读完的时候，我们就从这所离家很近的学校毕业了。三年级要到距家750米的小学接着读。学校在两个自然屯子的中间，这两个自然屯是一个行政大队，相距1.5公里。学校把1.5公里从中间断开，形成两个750米的上学之路。两个屯子的孩子相向而行，各自走过750米，然后在一个操场里混合。但据我们目测和步测，学校距另一个屯子要近至少200米。学校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1500米的中心点不难找到，那么，这200米的误差是有意的。据我分析，这与我父亲有关。两个屯子合成一个行政大队，父亲是大队书记，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行政长官完全可以决定小学校的位置，也可以决定学校离自己的孩子是远还是近。最后，父亲使新建的学校离自己的孩子远了200米。原因有二：一、另一个屯子大，孩子多。二、大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来自那个村子，他们对父亲有敌意，敌视的原因仅仅是父亲的姓氏。父亲小心谨慎，力争不给他们留出攻击自己的余地。于是，我向前多走的200米，就是父亲在权力上有意后退的距离。

走过这条暗藏着政治的上学之路，我开始了三年级。我的同学有25名。有两名男生没有升入三年级，没有走上这条比另一侧远200米的上学之路。他们是因为严重的智障，与远出的200米无关。一个叫海，生得眉目清秀，头发还是非洲人似的小卷。他经过了两年学习，掌握了1+2=3，但2+1等于多少，他有时算对，有时算错，至于3-1等于多少，他从来没算对过一次。另一名叫彦，他的问题在文字上。他上课坐得最直，眼睛睁得最大，写字用的力气最多，但他写的字，一眼看上去，基本上不是汉字，比汉字的笔画要少一些。因为笔画少，他写的字没能围成方块。他的字比别人的笔画重，笔画黑，划入纸的纤维，像是石刻。他手里的笔画，都是些不老实的家伙，不用力把它们嵌进纸里，它们就会到处乱跑。他机智地抓住了一横，急忙按进纸里，又抓住了一撇，再按下去。他无暇考虑这些笔画的准确位置，只能像抓鱼一样，匆匆丢到竹篓里。他被这些横竖撇捺搞得很累，其状不比他父亲犁地轻松。我们不认识他写的字，包括老师都认为那是错字。

他们两个不上学了，不知是被迫还是自愿。那750米又200米的上学道路上的景色他们没有看到；路两旁新栽的杨树，比我的胳臂粗不了多少。它们被春风刮得东倒西歪。叶子打着紧紧的卷，等着风的力量把自己吹开。这些小树的生命从父亲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开始，它们稚嫩的根须从会议的决定移植到泥土里。父亲栽树，在毁林开荒的年代，在植树不算政绩的年代。

我的同学数没能在25这个数字上稳定住。一年后，这个数字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4个都是男生，其中一个善讲故事。他总是以九九八十一洞，洞洞有妖精开始他的讲述。他爱闭上眼睛，头也需要摇动，脸上的肉向下坠着。后来我见过一次他母亲，他跟他母亲一模一样。他母亲也爱讲故事。她沉浸在讲述里，往往一讲就是一天。再平常的事，到了她的嘴里，马上就妙趣横生了。善讲故事的女人也有不足，她不善做家务。家里乱，孩子的衣服也洗不干净。她的讲述常在细节上盘桓流连，而洗衣服则简明扼要，袖口衣领被她一笔带过。大队有时也对居民进行卫生检查。她家是不合格的，被挂了黄牌子。她并未因给大家讲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而被原谅，那甚至不是什么优点，而是不良习惯。她的丈夫被所有的男人同情。她常常脸都来不及洗就开始了讲述，哪怕听众只有一个。还有一个男生功课好，智商高。他是班里几十个学生里唯一能在功课上跟我过招的男生。我的智力也许在他之下，但我较他多了一分用功，这样，我们的成绩就十分接近了。他们四个成为减数的原因，是在一个星期日，撬开学校的门，进入教师办公室，偷拿了一位老师放在抽屉里的5元钱，又在一位老师的水杯里撒满了尿。上世纪70年代，5元钱是个不小的数字，它足以使这一事件成为大案。据他们的供词，那5元钱被他们全部买了冰棒。共100支。他们找到一个金黄的干草垛，围坐成一个封闭的圆，那100支冰棒被放在了圆心上。他们说，我们以为能吃完，闷热的夏天，又甜又凉的冰块是最好吃的东西，多少都能吃完。有三个说从未在夏天吃过冰，另一个说5岁的时候去城里的亲戚家串门，吃到过一块。每人吃到10支的时候，圆心位置的冰块减少得已经十分缓慢了。剩下50支的时候，他们对冰棒的热爱已降到零度以下。剩下的冰棒在他们恐慌目光的注视下开始了令人绝望的融化，最后成为一摊难看的水。他们惊恐地跑开了，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远离那个正在由固体变成液体的圆心。

这个案子是第三天破的。老师发现了什么样的蛛丝马迹，顺着一条什么样的线索，我不是记不清了，而是不知道。那艰难的侦破过程没有公布，我只看到了最后的结局：那天，天气晴朗。云彩呈丝线状，像是被用力拽断了。断开的纤维横在我们头顶，谁有办法把那些断开的云丝挽结续接？在太阳和残破的云彩下面，我们被集合在操场上。所有的老师都出来了，包括那位校长。操场上有一个一米高的台子。那上面每天都有一位体态婀娜、容貌美丽的女生领操。我的动作也许比她的更准确，但我没有被选去领操。准确不一定优美，她叫李满花。学校的有线喇叭传出了声音，这个声音较平时要高出许多分贝。校长的激动在高音里不好隐藏。高音命令我们往台上看。我看见李满花舞蹈的地方站着四个男生。他们是吴五坤、常江、赵光晓、刘辉。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常江个子高，站在中间，善讲故事的刘辉矮胖，站在一边。他们低着头，垂着肩。我看出他们都在尽可能地收缩自己，缩小自己。他们的罪行是由校长宣布的，校长的声音高亢而激情饱满。大量愤怒的兑入，使校长的声音跑了调。最后，那一杯他们作案时留下的尿被端了出来。校长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们想让老师喝尿！这尿应该给谁喝？应不应该让他们自己喝？我们回答：应——该！那杯尿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他们对端到嘴边的杯子没有推辞，都接过杯子喝了下去。但他们的泪水就是在接过杯子时流出来的。他们在喝尿的同时开始了哭泣。可能是尿的味道刺激了泪腺，当尿液进入口腔，又辗转找到了食管，然后顺利地流进了胃，他们体内的另一种液体——眼泪，就开始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奔流。

就在那些天，路两旁的水稻开始扬花了。空气中弥漫着稻花的香味，而我的口腔里则弥散着尿的尖锐气味。那四个被罚喝尿的男生都不来上学了，但尿的气味在操场上经久不散。我在有香味的上学路上放慢脚步。路旁的杨树经过一年的生长，长出了枝杈，长出了大量的叶子。清风吹过，叶子旋转、拍打，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头顶的大雁排着队，树也排着队。每一棵都是另外一棵是否整齐的参照。树看似单独站着，但同距它最远的那一棵，它看不见的1000米以外的另一棵，长在一条直线上。它们是一行树，谁都不是自己。水稻田里的情况同路旁的树相似。先是株距和行距，然后是田埂。在禾苗看来，田埂是无法逾越的高墙。它们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仍然是直线。它们在这严格的秩序里缓苗、抽叶、迎风招展；在步调一致里扬花、抽穗、灌浆受粉。但风带着花粉偏离了株距和行距，甚至越过了田埂。甲株获得的花粉，不是身旁的乙株的，而是200米外从未见过面的丙株的。花粉无法排队，风破坏了秩序，水稻在受粉这一环节上突然陷入混乱。这个季节是水稻的节日。它们不用移动，就与百米之遥的另一株猛地撞到了一块。它说它不喜欢身旁的那一株，它向往远处的、正在吐出浓香的一株。它将自己身上最珍贵的芳香颗粒捧出来，交给了风，并期待能被对方接住。我理解了水稻们为什么默默地接受安排，为什么能长久地站在那里安静地生长而没有怨言，它们在等待风的到来，而风是一定会来的！

我们的队伍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也有一条由人体构成的直线。我们消失在一个方形的队伍里。我们努力调整自己的位置，力争把自己完全地隐藏在一条直线里。我们朗读，声音一出口就要排好队；我们做体操，胳膊在空气中停留的秒数是一定的，我们的样板是一米高的方台上的李满花。

方台上的李满花消失的时候，已经是六年级，我们已经15岁了。15岁的身体无风也会招展，月亮的力量推动了我们淤滞的河床。最先融化并开始流淌的是李满花。她的座椅成了滴水的屋檐，她浅色的裙子被来自体内的红色液体洗染。同桌的男生看见了，全班的同学都看见了。教室里弥漫着血腥味。男生平时多受她的白眼，此时有了报仇的机会。他们骂她是妇女，还说她是小破鞋。李满花哭着回了家，从此不见了。不久，听说她被一个男人领走了，不久，她又被送了回来；过了不久，她又被另一个男人领走了，然后又被送了回来。后来，她嫁不出去了。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老实人。她结婚后仍然不停地同也许是陌生的男人跑掉。她逃走的道路似乎总是不太通畅，因为她总是回来。老实人丈夫见她回来就痛打她一顿。不知是她丈夫的拳头过于轻柔还是她的痛感神经发育得不好，总之，她还是不停地跑。她的逃离总像是逃离的演习，她一次又一次地排练，丈夫的拳头没能阻止她，甚至不能干扰她。她沉浸在里面，忽略了一切，基本上听不懂丈夫拳头的语言。

当我的道路向前延伸了2.5公里，抵达一所镇中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李满花正走在与男人私奔的道路上。她18岁，美丽的脸和宽肩长腿细腰的身材使她的奔走姿态优美而富有力量感。她的希望在脚下的道路上向远方铺展。她的道路有千万条，但她在头一天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向东还是向西，如同不知道明天的风向。她只要知道了方向，那个方向上的道路就立刻在她的心里焕出异彩。她为了快速抵达希望的地方，往往坐上火车、汽车。她道路上的景物在迅速后倒，每一棵树，每一片田，每一条河，都成为推动她向前的力量。几年后，我路过她的家门，她从院子里走出来。我看见了她满脸细碎的皱纹。我惊异于她衰老的速度。我分析了她脸上的皱纹。它们与丈夫的毒打有关，与奔跑路上的风雨有关，与男人的一次次欺骗有关。美丽没能载她抵达幸福的对岸，她被一次次推了回来，搁浅在拼命离开的沙滩上。她开始不相信美貌，于是她的脸开始荒芜了。

我的道路是4公里长，正东方，由1.5公里乡村土路（我父亲以一条细窄的田埂为基础拓建而成，这也需要由我父亲召开一场大队委员会会议）和2.5公里火车道组成。父亲栽下的杨树已经高大挺拔，枝叶在空中相连。我每天在绿树搭起的棚架下走过，和我一同走过的还有我的10名同学。他们和我一同考入了4公里外的中学。另外10名同学则被考试减掉了。他们或因算错了一道数学题，或因作文的思路没跟老师的思路走上同一条道路。

父亲的1.5公里道路是宽阔平坦的，甚至是绿荫如盖鸟语花香的，但走过这1.5公里，我就走出了父亲的势力范围，走到了父亲的权力之外。父亲之外没有人为我们铺下道路。我们走完了父亲的道路后就上了火车的道路。没有火车的时候，我们把枕木当成楼梯；火车来了时，我们就跑到路基两侧仅0.5米宽的路上去走。我们觉得这样的道路也十分有趣。让我觉得这样的道路无趣而恐怖是半年以后。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刚刚开学，与我同村的10名同学中的两名女生，一边在枕木上走一边说话，她们忘记了走的是火车的道路而不是她们的。一列运煤的火车从身后开过来时，她们还沉浸在热烈的对话里。当火车的尖叫艰难地穿过她们的谈话抵达她们后背时，火车距她们已不足30米。火车像山一样压过来，一个女孩跑下了路基，而另一个被铁轨绊倒了。她们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逃跑。向左的一个摔倒了，向右的一个则顺利地跨过了铁轨。在那一刻，生的方向在右边，左侧则由死神垒起了高墙。

铁道的左侧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正是灌浆的季节，浓绿的玉米叶子下露出玉米娇嫩的红缨，红缨上生着绒毛，绒毛上沾满了黄色的花粉。玉米在层层叠叠的包裹下开始发育，籽粒准备好了空袋子。道路的右侧是一大片小柳树林。那里是一片湿地沼泽，养育着多种水鸟。一条蜿蜒的小河，将柳树林打散成块状。从路基向下看，看到的是柳树的树冠。路基高出地面10米，柳树长在我们的脚下。一片一片白亮的水填满了树之间的空隙。成群的水鸟飞起又落下。那是一些野鸭子。它们的蛋比家鸭小得多。蛋上的斑纹使它接近一块石头。家鸭的蛋是透亮的绿色或白色。家鸭知道自己的生命与蛋的关系，知道自己的蛋必须醒目，所以它为蛋选择了最引人注目的颜色。而野鸭则把全部心思用在对蛋的化装上。首先，它缩小了自己的蛋，小的东西更便于藏匿，然后，精心为蛋选择了接近水边鹅卵石的颜色。家鸭用的那种透亮的绿和晶莹的白，它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也太奢侈了。

我的同学剩下了8名。我们被分在不同的班级，但我们的道路一致，我们回家的方向一致，我们的家在4公里外的同一个点上。半年后，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又有两名男生离开了学校。我们剩下了6个。这两名男生放弃上学的因由是后来知道的：叫文的男生因给同班一个漂亮女生写了一封情书。那出自17岁少年之手的情书被17岁少女转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视情书为不洁之物。她透过那些羞涩又大胆的文字看到了我的同学文的不洁灵魂。这样的灵魂是濡湿的，晾晒一下十分必要，于是她召开班会，公布了这一事件，并令文当场做检查。据说文站在那里以沉默对抗，事件的女主人公则因立场坚定明辨是非而受到了表扬。班主任号召所有女生向她学习。班会开得很成功，未及散会，同学投向文的目光已经是鄙夷的了。文选择了随着他父亲下田里干活。农活繁重而枯燥，但泥土和庄稼不知道他的情书，黄牛和犁也不知道，那些水田里蹦跳的青蛙更是不知道。稻田和黑色的泥土在那个闷热的季节，给予了文很多安慰。后来我见过文白胖的儿子，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另一个男生叫立。他的成绩不好，似乎也没对女生有什么兴趣。但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拉起了一杆子人马，包括校内和校外。他们同镇上另一伙组织经常展开厮杀。当地派出所拘留过他三次，前两次学校还去保释，第三次就没有耐心了。但他像一个肿瘤，时时地发作，学校决定将他切除。

剩下了6名女生进入了中学三年级。我们16岁，甚至17岁了。6名中的3名突然不上学了。她们没有太充分的理由，有两个小理由：一是数学总是不能及格。无论如何努力，分数总是在60分以下徘徊。设一个未知数的方程还可以应付，设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就超出了她们的理解能力。她们看似是被代数阻挡了上学的道路，但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那些粉色的卫生纸。我们仔细地折叠着那鲜艳而粗糙的卫生纸。中间部分很厚，呈丝巾的形状，但它还是从中间断裂，那是一条奋力修补还要决口的堤坝。我们尽力了。那些丝巾形状的纸条，常常不老老实实地待在岗位上，它们跑到身前身后，致使我们的裙子或裤子湿透。没有人告诉我们那来自我们体内的红色液体是什么。老师不说，母亲也不说。那是一个谜语，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猜。我猜的第一个答案是伤口，而且伤在我的肚子里。我焦虑的原因是我没法包扎这个体内的伤口，我的血会流光，然后我就死了。但血液它不慌不忙，也不说什么话，我们还是慢慢地了解了它一些，它跟月亮的性格有些相似。至于它的意义我们还是不知道。她们的思维被代数方程恐吓，身体被劣质卫生纸欺骗。我们觉得木头椅子是那样凉，教室里是那样冷，我们渴望回家。我没有放弃上学，我较我的同学情况要好一些。我成功地驯服了方程。我仍认真地折叠那帮不了我多少忙的卫生纸，徒劳地往决口的堤坝倾倒泥土和石块，我并未绝望。

学校的花坛是圆形的。长在里面的开花植物都是草本。它们在温暖的季节隆重地开放。任何一朵花都毫不犹豫地抬起头，然后哗啦啦地打开所有门窗，让阳光照进来，让风吹进来，让雨水滴进来。它们从来不知道害羞。

我还有敏和娟在继续上学。我们下定决心要把中学读完。我们是坚守阵地的最后3个。我们要努力考上高中，然后考上大学，我们要把上学的道路拓展到遥远的地方。我们忍受着不听话的卫生纸，走着染着朱凤珍的血迹的火车枕木。我们3个不是一个班的，但有时能在放学路上相遇。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笑，甚至会笑得弯下腰。但我们的眼睛不敢大意，它们在欢笑的同时密切注视着路边信号灯的颜色。红色的灯光下，我们的话语自然而欢快，绿灯闪亮时，再热烈的谈话也会突然中断。我们不用回头，我们知道火车来了，在很远的地方，但我们早早地给它让路。这是它的道路，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道路。我们的道路只有1.5公里。1.5公里是父亲怀抱的直径。在那2.5公里道路上，我们的情绪被信号灯上的颜色左右。

三年级的一学期，娟和敏没能参加期末考试，她们在考试的前一个月一同放弃了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