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故乡的人,
属于思乡狗。
头上长出长长的草,
脸上是夜班公交车的眼。
每张嘴吹出陌生的面包。
早熟的苹果身披灰色羽毛,
晚时的布谷鸟露出火红的颊。
以上文字首先要证明的,是陌生的目光。从另外一个国度来到德国,陌生的眼睛来到陌生地,因此产生了陌生的目光。很多人会满意这种说法,除我之外。因为移居并不能成为陌生目光的理由。陌生的目光是从我的出生地,从我了如指掌的地方带来的。怎样在熟悉的事物当中获得陌生的目光,我用日常生活中简单的事例来说明:
我在村里有很多年骑自行车的历史。骑车穿过烟草地和果园,去到河谷或森林边,一个人漫无目的地骑行,是我十分喜爱的活动,这样能看到与步行时不一样的景色。土地在轮下流转,眼睛的高度是不停旋转的一条风景带。我十五岁进城,生活了五年的城市,也能让我感到路的流转和如带的风景。考虑良久,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审问者突兀的一句话让我犹豫了一阵,我可能早就买了。他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冒一句:“交通事故也是有的呀。”买完车的第五天,一辆卡车朝我开来,把我抛到空中。幸好只是肋骨上有点擦伤。两天后我被传唤的时候,审我的人又突然来了一句:“是啊,是啊,的确会有交通事故的。”第二天我把自行车送朋友了,我没告诉她为什么,只说我不想要了。再一天我去发廊。人在镜子前还未坐定,女理发师说:“你骑车来的吗?”我从未和她提起过我有自行车。“需要染发吗?我刚从法国搞来了颜色。”为什么不呢,我想,既然连一辆自行车都不能拥有,至少可以要一头金发吧。她把白色粉末和水搅拌成糊状,抹到我头发上。过了一会儿,头皮烫得像着了火。我对她抱怨,她说只有这样才能染出效果。结果整个头皮都烫伤了。头皮很快结了痂,整整两周我头上像戴了个核桃壳,梳头时像新鲜的面包屑一样往下掉渣。再去受审的时候,结痂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外面根本看不出痕迹。可审问者又突然说:“要一头金发得受点苦,不是吗?”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呢?就像理发师怎么会知道自行车的事?
我下一次来到发廊,提到结痂的事,理发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声“对不起”,就像说“你好”,没有表现出丝毫吃惊的样子。我离开前,她拿出三瓶法国香水。商店里没有香水卖,只能在黑市弄到,但黑市交易是非法的。我依次打开香水瓶,在鼻子上闻闻,没闻到什么香味,倒是闻出了上一次审问时的气味。审我的人指控我走私服装、化妆品和外汇,威胁要把我关进监狱。这些当然都是凭空捏造。理发师是想做生意,还是在引诱我上钩?
我没买香水。回到家后,冰箱上的盒子里有一张朋友留的字条:“我想让你帮我剪头发来着,可惜你不在家。”我被工厂开除前,隔几个星期帮她剪一次头发。第二天,我去找她,问她是怎么进的我家门。她说她把纸条插在楼梯间的门把手上了。话音未落,她突然食指竖在嘴唇上,拿起电话放进了冰箱。她早就怀疑电话里有窃听器。她把电话放进冰箱时,我向她描述我家的冰箱,上面有个小筐,我在筐里找到她的字条。她不信,我重复了好几遍,她不断地问我:“你肯定吗?”“你疯了吧?”“你再仔细想想。”直到我开始奚落她,直到我们喝着咖啡,匙子在杯里搅着,咖啡的蒸汽在她手边弥漫,她说:“你知道吗?他们也在我的咖啡里。”世界在一点一点地与我们的理性背道而驰。她还不知道自行车的事,也不知道染发结痂的事。碰巧我在发廊的时候,她去找我剪头发。尽管诡异而蹊跷,我还是把它归于纯粹的巧合。她的纸条自己跑到我冰箱上的盒子里,和她的电话被放进冰箱是一样的原因。这位朋友是个律师,接受的教育是逻辑推理,现在她不得不为纸条的转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穿堂风,还是门和窗缝间的旋风?她无法自圆其说,又不完全相信我。她很天真。尽管如此,我宁愿相信她,也不愿相信秘密警察真来过我的家。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头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准确地说,是秘密警察第一次想让我知道他们来过。以后就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自行车已远不是自行车,染发也不只是染发,香水不是香水,门把手非门把手,冰箱非冰箱,事物自身的统一是有有效期的。身边的一切不再具有确定性,它是这个,那个,还是完全不同的别的什么?最终只有琐碎物品携带它们重要的影子,那不是幻觉,不是对超现实的兴致,而是率真的赤裸或蛹一样的封闭,使得一切互相纠缠的轻率。我每次回家,都习惯性地检查一遍,看看和离开时有什么变化没有。我希望检查过的家能让自己亲近,结果是它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卧室的椅子跑到厨房是一目了然的,但有些细微的变化,有时真搞不清是当天,还是前一天或以前发生的,只不过我当时没注意罢了。
一天过去,事情还是没想明白。我上床,过电影一样再细细地捋一遍,脑子在忙碌之中几近妄想。但睡眠是必需的,脑子不能总处于工作状态。我强迫自己把大脑的开关关上,否则,天一亮,新的一天又带着琐碎小事及其重要的影子来临。可是,如果做梦梦到这些情景,睡觉还能得到休息吗:
母亲脸上,从嘴角到眼睛,面颊上是一畦白色的砾石。我走在砾石上,鞋底嘎吱嘎吱响。一块小石子蹦进右脚的鞋里,把脚后跟磨破了。母亲用食指把石子取出来。我走近她的眼睛,眼睛周围是一圈黄杨栅栏,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坐在栅栏前的凳子上,摩挲着一条大狗说:这是条癌症狗。
醒来后我意识到,母亲的脸颊也开始拥有这重要的影子了。我说对了:再见母亲时,我立刻想起这个梦。我回避和她贴面,但母亲没感觉,像平常一样把脸颊伸过来。我吻了她一下,由里向外透出凉意。
这是几周以后的事了。梦到白色砾石的第二天清早,我起床洗漱,穿衣穿鞋,在左边鞋里发现一小块石子。我把它磕出来,是黑色的。一瞬间我想到的是:梦中它是白色,因为黑色在暗夜中看不见。在夜里左是右,像镜子中的影像一样,是反的。
陌生的目光,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它渐进地、悄无声息地、冷酷地走进业已熟悉的街道、墙壁和物品。重要的影子从中掠过并占领一切,我怀着总是飘忽不定、由内向外燃烧的感觉跟随它。“查视”这个傻词大概就是这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是德国赋予我“陌生目光”的缘故。陌生的目光不是新生的,它从熟悉的事物中来,与移居德国没有任何关系。陌生对我来说不是熟悉的反面,而是信赖的反面。不熟悉的不一定陌生,但熟知的却可能是陌生的。
让我学会思考及珍视生活的事物,与它们的影子无法分割,也让我了解到,事实本身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时间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奢侈,只有独裁统治的倒台,才使它变得可能。独裁存在一天,我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一天,来德国的头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我只思考当下的事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是安全的,就像日子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但必须是在日子的环抱中,而不是凌驾于日子之上。就像走路训练,每个日子需要重新学习走路,而我不知道它根本不会走。关键之处总是隐匿于某处,其遗留的痕迹却昭然可见。轻率裸露的同时,像蛹一样自我封闭。
思考、谈话和写作只是权宜之计,这一点无法改变。它们永远不会击中已经发生的事件,连边儿都碰不到。记忆越是保留细节,我越是不能明白,自己当时是什么,是什么样,为什么会那样。只有四分之一或一半的内容清晰可见,而且每次看上去又都不同。只有清晰地思考才能使事物发生变化。
与那些生活在自由中因而常常无视自我的人相比,我们对自身和环境的了解会更多。事实上,此时的多也意味着少。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更好,而是逼不得已,有些事情的发生,让你不可能忽视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更愿意将自己忽略掉,发生事情比事情总发生在自己身上要轻松得多。
从自身的经历——我无法避免自己在其中的引人注目——中,我被迫知晓了许多与我的好奇心、我的目标、我的神经背道而驰,超越我期望值的东西。我前面描述的经历说明,自行车和染发、冰箱和砾石可以互换,但事物的更迭中,琐碎物品的重要影子不会变,因为威胁常在。
我们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越不自由,人民被监控得越严,或早或晚,人们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忽略自我。在被观察与被评判中,自我感知系统自动打开,人们也被迫开始自我审视。查视不只存在于审问时的辩答,它已悄然潜入物品和日子的内部,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因此人们戒掉了生活中那些随意的、偶然的、无须评判没有目的的部分。持续不断的必要的谨慎将每一个日子记录下来,置于自我监督之下。不假思索地扫上一眼,让事物不留痕迹地经过,已经不再可能。“瞧”,以及人们在德国使用的所有表达这个动作的词,对我来说都是不过脑子的看,是我承担不起的。我要望的不一定能叫看,能同时将见到的解释清楚才算是看。
在监控国家,每个被查视者都有案可循,而且与国家的监视和记录一样详尽。
自我考察记录要应对观察者的考察记录。被威胁者的生活方式开始适应查视者的策略。查视者受国家委托进行监视,他的责任是掌握所有细节。被威胁者也在观察查视者,以免受到伤害。查视者攻击,被威胁者防卫。
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放进冰箱和普普通通没有生命的物品中,实施着它的威慑作用。被威胁者的私人物品将查视者人格化了。
查视者必须出现在计算好的距离,以达到威胁的效果。他们出现时,在被威胁者眼中,就像个不明飞行物,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他可能是你住所前一个站着看报纸的人,然后,车站上没见人,电车里却又冒出来,等下车时又不见了。当你走进面包店或离开服装店时,他又悄然现身。有时,目标正坐在露天咖啡馆,查视者骑自行车过来,下了车,坐到邻桌上。目标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可能会看到查视者在旁边一辆行驶的小汽车里。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几天后审问时,查视者出现过的那些日子永远不会被提及,他们只纠缠中间那些空白时段。人们应放弃对他亲眼所见的信任。
查视者不只亲临现场,被威胁者的私人物品中也有他的影子。因此被威胁者不论在自己房里做什么,用什么东西,都会感觉自己和追踪者面对面,他在观察自己的同时也在观察对方,形成一种交互作用、彼此窥视的局面,一个疯狂的封闭的圈,一个谁都不让对方离开的磁场。其中最危险的是审问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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