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问时，指控不会停留在密探已观察到的情节中，那只是对事实的一个简单陈述，目的是进入更深不可测的架构。但陈述很重要，原告需要了解，他可以在事实中添加多少、添加哪些捏造的事件，他拼接的马赛克要有严格的逻辑，风筝才不会断线。未发生的不是缺陷，而是优势。虚构比现实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

被告从他的被动地位出发，为了防御的需要，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行动，就是对虚构事实的反驳。“不”这个词俯拾皆是，在防卫时可以经常使用，也应该经常使用。但它又是个最笨的词，太简短，消失得太快，不易引起对方注意。“不”在审问时是防卫的反面，被告除了“不”什么都不说，等于在放弃，让指控的内容碾过自己。况且，被告的话越少，留给原告的时间就越多，这会让他更加充分地去捏造。

而“说话”则意味着同意了虚构。被告忽略了他本真的存在，忙于处理被虚构的自我，同时还得注意不能与虚构混淆。被告须严格遵循虚构，观点上不越内容雷池半步，以免生出进一步的虚构。虚构中滑出的细节，可能将原告原本不可能打开的大门撞开。多说一个字，都可能导致新的细枝末节的产生或遭受全方位的攻击。辩护时永远不要提及诉状中没有的内容，永远不要反问，不能破坏原告高高在上的良好感觉。但是，他让你说话的时候就得说，直至被打断。如果一味重复说“不”，或保持沉默，都会激怒原告，让他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败坏了他的情绪。他需要被告有事干，需要他的“合作”。被告需全神贯注，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时刻能分辨出原告是在重复老问题，还是在添加新罪名。在旧的罪行面前要特别小心，重复时须准确，最好不更换用词。要像原告一样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又不能对自己无所谓，这是自救的唯一方法。只有在类似磁场正负极的关系中被告才有机会。

但是人只有一个大脑。每次审问时，都要把它分成几个区。一个审问结束了，下一个还在前方等着你。哪些区域能在大脑中保留，哪些会消失？谁能保证下一次不会出错？

大脑变得和国家的摧残策略一样疯狂，在国家的语境中却显得正常。磁铁关系中另外一极的目光成为你的第二自然和假想的支柱。

被查视者离开了监督国家之后，才算逃出了这个磁场。他目光快速地扫视周围的一切，那是一种训练有素、饱含不安的扭曲的目光。新环境中很少有这样的目光，于是它在外来者的脸上尤显突出。随身携带的陌生目光本身没有变化，它只是在完好目光中凸显出来，成为了新的。它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关掉，也许永远都不可能。

心智完好的人很快能感觉到这种目光，他们以为这目光是新的人群和环境使然。我常常听到人们用“抵触”来形容它。拥有这样“抵触的目光”，难怪会受到独裁国家如此待遇。这样的言论意在假设，独裁统治是不得已才迫害我，而不是它迫使我拥有了这样的目光。

外来者使当地人变得敏感，使他们无缘无故感到极度的不安，本能地与外来者保持距离，都与这种目光有关。我不想为陌生的目光辩护，它只是在自行其是，不去顾虑无关的人与事，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神经紧张。因为它只能如此。在车厢里，超市中，在候诊室和花店，它狂热地贴近并观察人们，令大家很不习惯。它将陌生的表情和姿态熨平，多年练就的功夫，使目光点到之处对情势能即刻了然。它对心智完好的正常人缺乏了解，一如正常人对它缺乏了解一样，往往得出无法更改的极端结论。陌生的目光好斗且毫无必要地防范，总是需要恐惧和持续的神经紧张，需要把自己推给某个随机的对手，利用那些无关的人，将恶意注入他们身体，然后用漠视、冷酷、奸诈予以回敬。如果对方态度友好，它会假意逢迎。如果人们不让陌生的目光称心，因为它将无关者的生活与自己带来的生活混淆，它会感觉受辱，转而走向自负。陌生的目光在无关者身上引发的敌意，又会不断造成新的挑衅。它抛头露面，好像要隐瞒什么。琐碎物品与其重要影子的复合体坐在陌生的目光里，是自我裸露与蛹状封闭的对立统一。这和监督下的生活非常相似。

我买过一张巴伐利亚的风景明信片，写着政治流亡者赫伯特·阿赫滕布什(herbertachternbusch)的一句话：“此地已让我筋疲力尽。你们从它身上看出来之前我不会离开。”他风趣的妙语中见到哲学严肃。我只需改动一个代词，就能让这句话成为他简洁而壮观的肖像：“此地已让我筋疲力尽。你们从我身上看出来之前我不会离开。”从他的身上看出，这就是陌生的目光。后来我写下这样的句子：“一个人从某个地方带走的东西，都带在他的脸上。”

一方面，陌生的目光影响着正常人，同时，正常人也在毫无必要地防范，他们逃离受伤之地作为原因注入陌生的目光。

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摩擦表现在两个方面。“陌生的目光”这一概念的内容是由当地人，亦即正常人定义的，这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语言，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看法一致，什么都无法撼动：陌生的眼睛对陌生地太敏感——这种观念对正常人有利，这样他们既可以做好人又能与外来者保持距离。当心灵残缺的人以不同理由解释自己陌生的目光时，他们挥挥手表示不能认同。一个人能将多少被摧毁之物带到一个正常运转的世界，得到答案只会使人感到恐惧。在“陌生的眼睛对陌生地敏感”的共识中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等外来者习惯了新的环境，这目光就会消失的。

因为我还是写作者，遭遇到的对陌生目光的误读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认为我陌生的目光是到德国后才有的，同时，文学界还把它理解为一种独特的艺术，一种将写作者与非写作者区别的技艺。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作家们自豪地利用并共同编织着这种误读。他们一再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写作有别于任何其他工作，并由此背负着与众不同的负担。作家把自己的工作描绘成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应当像金树叶一样被人艳羡。他们将陌生的目光作为一种美德来出售。

陌生的目光与写作无关，但与人生经历有关。我认识一位母亲，曾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她从不让女儿穿木跟鞋，也不允许她在自己面前烤肉。野餐时她会出神地望着天空，微笑着说：“这里和埃特斯贝尔格(ettersberg)一样美”，然后继续吃她的东西，仿佛刚才只是在赞美一个普通的夏日。她营造的画面令人联想到豪尔赫·森普伦的文字：巴黎夜晚的酒吧，美丽的女郎在我眼前呈现死亡。林荫道的街灯下，雪花纷纷落下，映出布痕瓦尔德的死亡之地。森普伦是作家，这位母亲不是，但他们拥有同样陌生的目光。

在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有获得这陌生的目光时，就体验了母亲对土豆的痴迷，体验了她在咀嚼土豆时的恐惧与狂热、厌恶和渴望。1945年，母亲十九岁时，被流放到今乌克兰境内的多奈茨贝肯(donetzbecken)强迫劳教。在那里，她对土豆既诅咒又祈望，既爱又恨。土豆从来没填饱过她的肚子，把她拖进慢性饥饿，变成一个皮包骨的小女孩。但土豆又是基本的营养品，饿死还是活下去都依赖于它。母亲活下来了，从此与土豆形成一种永恒的共生关系。没有人吃土豆时会有她那样的目光，和她那样的呼吸。在嫌恶与饕餮的欲望之间，在语言中寻找多久，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五十年后，她仿佛还会经由土豆从生到死，或者起死回生。她看着餐叉上的土豆片向自己的嘴慢慢移动，迷惘的眼睛开始潮湿。她从来不去用力扎破土豆，也从不在盘子里剩一点土豆渣。我一直不愿和她一起吃饭。我总是请求厨房灯、桌子和她盘中的土豆，求它们帮帮她，别让她吃饭时总是这样一副模样，让我必须面对这样的场景。

那时我还太小，家里不让我接触刀具，但削土豆是例外。母亲盯着我，要求我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肤一样薄，教我怎样顺着刀劲儿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长长的圈儿。那时土豆已经不再匮乏，多到可以用它喂猪养鸡，但母亲还是紧盯着我，好像我的未来全要仰仗削土豆的功夫。因为她与土豆的情结，我必须在削土豆中学会削我的生活。除了削土豆技术，她从来没有这么上心地教过我别的东西，也从来没说过它为什么如此重要。提起劳动营，她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后来饿死了，这是外婆告诉我的。我从来没问过母亲，她在叫我名字的时候，是否会看到两个人。所有关于劳动营的细节，都是我从别人或书中了解到的。我想，也许她只在吃土豆时回忆劳动营的情景，这样在说话时就不必再去想那里了。或许叫我名字的时候，她脑子里也会浮现劳动营的情景？如果那样，她可高估了自己。

多年之后我出版了散文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但与土豆的共生关系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比起用自己亲生的孩子纪念一个死去的朋友，这又算得了什么？

将陌生的目光归结于接触到陌生的环境是荒谬的，其反面才合理：陌生的目光来自熟悉的事物，只是其中的理所当然之处被抽离了。没有人愿意交出理所当然，每人都依赖顺从自己、不失天性的东西，那些人们用来劳作却不会在其中照出自己的工具。如果在物体中照见了自己，坠落就开始发生，人们在每个细小的姿态中都会见出深刻。与事物的和谐弥足珍贵，因为它爱护着我们，我们把它称作理所当然，它只在人们意识不到时才存在。理所当然是我们最无须努力的拥有，和我们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当人们不为自我存在时，它是完美的呵护。最难的是，理所当然在离去时不是单个地、有数地将人遗弃，而是一下子大量抛弃与它不再协调的东西。此时会生出这样一种感觉，不停地飘，不断地跳。这不间断的自我感知与外界乱伦，与自己通奸。我们能感受到身体里一根根过度紧张的神经，却无法摆脱。我们既厌恶自己，又不得不爱自己。

那几年总是处于类似的状态，我曾希望自己疯掉，这样不必干掉自己就能将自己遗弃。我期待疯狂能带给我另一种理所当然，它不再需要我，因为我已面目全非。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斥责我，我当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用意，以为他骂我是因为喜欢我。他骂得对，因为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一天，他领我到郊外乡下的一个精神病院——他是摇滚乐手，为病人做音乐治疗，自从摇滚乐不能再登上舞台，这是他赖以为生的手段——他带了些唱片，有打击乐、爵士、摇滚、讽刺小调。病人们听到音乐，反应各不相同，有跟着唱的，有摇头晃脑的，有心不在焉的。我不知道他们是真听懂了，或者只是需要一个活动，让自己暂时摆脱杨树上乌鸦的叫声，和脑袋里不停的吵闹。

在那里，我没有看到一个因政治原因错乱的病人。政治病人的理所当然会回归大脑，在癫狂中不断用他们从正常生活中带来的恐惧折磨自己，会颤抖、哭泣、扭曲肢体，极端的痛苦中是全然的精神缺席。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出，谁是因个人原因，谁是因国家恐怖主义变成精神病的。更让我吃惊的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某些症状自己偶尔也会有，只不过更短暂。原来我业已习惯的状态竟是精神错乱的前兆。

有时我会突然不能辨别钟表上的时间，过一会儿又回过神来——神志在某个时刻被关掉了。桌上的闹钟发出公共汽车的喧闹，我明知道那是闹钟但还是害怕出车祸，必须把它关掉，因为它想成为一辆公共汽车。一小时后，我再打开。这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我常常记起物品的形状折磨我的那些日子：露天咖啡馆的桌子是圆的，头顶的太阳圆圆地照着。女招待拿着抹布过来擦桌子，她手中的托盘是圆的。她的鞋带、脚镯是圆的，她的手表、上衣的扣子是圆的，眼白包着的褐色瞳孔是圆的。我半开玩笑地给自己点了当日的冰激凌球。端上来的时候，盛冰激凌的杯子是圆的，水杯是圆的，我推开水杯时溅湿的戒指和我的指尖是圆的。我付账用的硬币，还有孕妇、手杖、缺了一根手指的人们，全都堆砌成圆形的小山。

去过精神病院之后，我不再想疯掉了，努力保护着自己的理性。我不应该把身体送给疯狂，即便不认识自己，也不再折磨自己。

认为通过修辞训练和语言理解能获得陌生目光的人，不知自己能逃离陌生的目光该有多幸运。他不知道自己与非写作者相比应被轻视，他的虚荣在大多数人群——非写作者——被打击的地方随风飘散。他不知道自己的态度多么厚颜无耻，而且未经检验随意而来。陌生的目光与文学无关，它不在人们写作的笔下，也不在夸夸其谈的嘴边。它在木头鞋跟里，在烤肉架上，在野餐时的天空，在土豆里。唯一与它有关的艺术，就是与它同在。

有时我对自己说：“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如果这句话没用，我就给自己讲一个笑话：

一个老人坐在房前的长凳上，邻居走过时问他：

哎，你在干什么呢？坐着想事？

老人回答：不，我只是坐着。

这个笑话是对理所当然的最简洁描述，我知道这笑话已经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一直和老人并肩坐在长凳上。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真正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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