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个个瞬间，如果我在当时就已参透，便不会鲜明而焕然一新地穿过我的当下。或许我当时应该不断重复经历，或者干脆避免让它们发生。每个事件都会有一段空隙，在这段空隙里我们绞尽脑汁思量，何时何地在谁面前应该说什么，还是应当保持沉默。在高压监督之下，大家开动脑筋想出一些不可能被禁止的方法：工厂开会时，或在审讯中，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厌恶，这是一种可见但无从证明的态度；被逼无奈时，说话却不回答，只把对方的问题拾起，不断重复其中的词句，带着它们在曲折的小路上奔跑，以达到欺瞒和迷惑的目的。或许我应当本能地与这纷乱保持距离，防止它完全到达大脑，在我所有熟悉的恐惧之上平添一份无知，伴随我的感官，让我对后果无法了然。我想，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保护装置，像铁路道口的栏杆，在火车疾速驶来之时可以关上。我至今仍为当时对事物的片面理解深感羞愧。当下在经过我时为未来交运的行李，我很少能够辨认。事后并不关心过去与当下，记忆中的当时和现在，转天也成为记忆。它们不会按时间顺序穿行在记忆中，而是以事物的多面体显现。不断变化的细节相遇后，重新结成对子，在每一个新组合中面貌各异。大脑中留存的最少许的记忆大肆抢劫，事后借人们想象中对事物的了解，恬不知耻地成为新事物。这少量的记忆为着当时不必去做不值一说的东西，与当下讨价还价。与当下的结合体阴险地将过往的第三、第五或者第二十个立面暴露出来，它们曾藏匿在眼睛后面太近或眼睛前面太远的地方。记忆有自己的日历：过去很久的事情，在记忆中可能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我要说：在触摸与释放的不断反复中，我在当下遇到了我的过去当下(vergangenwart)。关于这一点我需要举例说明。
刚到德国不久，在开往马尔堡的火车上，我遇到“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我住在马尔堡大学的招待所，它位于兰河河畔的一个公园里。我望着河水，不断重复着啦——啦——拖着长音，直到河的名字啦啦像一首歌，在上腭水一般清凉。河中的砾石不深，墨绿色的公园里，房子白得发亮。在一个刚从贫穷国度跑来的神形疲惫的女人眼中，这景色之美让人害怕。我一个人坐在那儿，玩着啦啦游戏，尝试接近这暴露了我烦乱的完好地点。我强迫自己信任此地，让目光平静下来，重新适应美的事物，不去想那些仍被独裁政权摧残的亲友。若不是眼前出现了三只白鸭子，我或许真的可以暂时忘掉一切：空洞的水流进鸭子黄色的嘴，它们摇晃着脑袋，划着蛋黄色脚蹼，尝一尝水滴，又吐出来。它们在吃水而不是喝水。鸭子的嘴成了黄金餐具，脚蹼变成金制的混水器。我长时间沉浸在这样的幻象中。当时独裁者还在位。我在罗马尼亚时，人们盛传齐奥塞斯库用金子做的餐具吃饭，浴室用的是金制水龙头。
现在和过去的细节就这样彼此相联系，过去当下突如其来、毫无道理、未经许可就出现在当下。我以前并不相信苦难国家黄金国王的传说。马尔堡之行后过了很久，人们在盘点他的财产时证实了这些，我才不得不信。为什么恰恰在兰河的鸭子身上，我看见了以前从未想过的独裁者的黄金餐具和水龙头。我想起工厂的午休时间，工人们在酷热难当或冷冰冰的车间里，在一汪汪机油坑之间，就着报纸包的变了味的猪油，神情黯然地啃着硬面包，白酒瓶从一个人手里传到下一个。我一直以为黄金餐具的传闻是人们瞎编的，是穷人对富人生活的一种愚昧想象。然而在马尔堡，白鸭子金色的咂巴嘴儿和浑水让我感觉恶心。我对暴发户独裁者的鄙视由来已久，我了解他，也了解几十号工人，他们每天——包括在我看鸭子的时候——在油坑之间吃着变味的猪油。在德国的餐厅里，食物端上来之后，我不止一次忍不住流泪，想起工人们吃饭的情景，我很饿却没有胃口，想到那么多我爱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剥夺了的东西有多少。
兰河畔的三只白鸭子作为过往向我走来，它们吃水的样子令我反胃，让我头晕。河面波光粼粼，河水上涨。在距离苦难千里之外的完好地点，令人厌恶的独裁者把他的金子一点一点塞进别人的五脏六腑，这不也是一种伤害吗？
当下与过往相互交叉，彼此剥离了意义，把对方拉到无以想象的规模。这时的人既癫狂又极端正常，神情恍惚，一边接受攻击一边保护自己，愚蠢的话语进进出出，内容却都一样。我对自己说，一个满身皱纹一脸忧郁的苦难国王不应当是三只鸭子的同谋，他犯下的罪行与它们毫无关系。也许关键就在这里：正因为无关，它才开启了兰河边反常的共谋关系。你可以闲逛，兰河可以流淌，几天后你可以对别人说，兰河之滨很美。但你在鸭子吃饭与浑水时看到金马桶的事却不能说，否则你会让人厌烦，让人怀疑你有神经病。关于马尔堡，关于兰河边自找的恶心一个字都不能提，甚至和女友在冷饮店喝着兰河苏打水时，当她问你：去过兰河边了？你也只能简单地说句：是啊……听起来像啦啦。你赶紧换个话题，好像兰河是水，是街道，还是疾病，对你来说都无所谓。你保护着自己为兰河做的标记，沉默着，让别人以为你并没有特别留意这块美丽的地方，这个国家的当下。
在兰河的鸭子之前，我还提到过，我在去马尔堡的路上认识了“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我不认为她在睡觉，她只是好几个小时闭着眼睛，那是她的工作。你认识英格·文策吗？她三十出头，金色卷发，脸颊瘦削，修长的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斜挂在她睡觉的方向，也就是白色睡衣的左肩带边。我不知道她眼睛的颜色，因为她始终没有睁开过眼睛。枕头和被子是暗黄色的。我走进车厢，顺着行驶方向靠窗坐下时，吸引我眼球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她的白色睡衣，有三指宽的肩带，它和我到城里上女子中学前的那个冬天，外婆为我缝制的睡衣一样。英格的睡衣，就在我当年从村子坐火车走向世界时背着的大塑料口袋里。我还记得它从裁剪、缝制到成衣的全过程：料子不太够，上肩后睡衣显得太短。为了保证衣长，外婆决定给它上个肩带。肩带把睡衣加长了二十公分，但裸露的肩膀也不好看，外婆说，肩带有三指宽比较好，这样看起来像个有教养的四方领口。可是料子只够一指宽的带子，这样倒是更漂亮，她说，但穿着睡觉恐怕不大舒服。不过城里的水泥房不会像乡下的房子这么冷，而且在村里看着不大合宜的东西，在城里恐怕倒是合适的。反反复复试了几次，她终于把略窄的肩带缝上，满意地取下大头针，拿走剪刀和线，盖上缝纫机的盖子，把睡衣熨好，放进我装满了“城里衣服”的手提箱。可是几天以后，她又把它取出来，开始在肩带上钩花边，一种椭圆的孔形图案。蕾丝花边使睡衣看起来更“不规矩”，我相信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永远不会知道，她用这椭圆花边把肩带加宽，配上更多的金银丝线，是想让睡衣显得更规矩还是更不羁。或许她只是因为闲着没事，就用钩花边来打发冬天漫长的时光。做针线时一定有一股吸力经过，因为蕾丝在她手下一排比一排更接近漂亮的雪花图案。耕地在冬眠，不再有脚印出现，露水与霜冻脆弱的美交相呼应。田埂的最外沿，雪是最美的覆盖。太阳和月亮像咬玻璃杯一样啃啮着雪地，让它长出锯齿形手指和脚趾。在当时看来，我的睡衣是扦着乡村冬日花边的城市睡衣，今天，如果穿在英格身上，那就是一件在城市穿的乡下睡衣：在面料短缺和对城市女子充满偏见的穷乡僻壤，睡衣成了有蕾丝花边的露肩低领衫。外婆做衣服最在意舒适度，总要比正常尺寸宽松一倍。这件短睡衣依然很宽大，我还以为料子很富余，只不过外婆在裁剪的时候把宽度当长度了。
英格·文策就这样身着一件巴纳特施瓦本睡衣睡在穿行于德国各城市间的列车上。那件睡衣我一直没穿过，我把它放在了柜子的最底层。从蒂莫什瓦到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冬夜，行程八小时的卧铺车厢里，我在陌生人身上又与它相遇。那是一趟死亡之旅：我走进候车室，三个警察等在那里，一个穿制服，两个着便装。制服警察没收了我的车票和证件后就消失了，留下我和两个便衣。他们要查我的旅行袋，我指着其他旅客堆成山的箱子、口袋和行李，拒绝搜查。我去布加勒斯特是和西柏林的编辑会面，电话里约的，肯定是被监听了。我家没电话，去邮局要的西柏林电话，填表后等了三个小时，这段时间足够通知到他们了。况且，国际长途窗口原本就是独立的，电话亭和国内的不在一起。我估计所有的国际长途都被监听，尽管多数都是表姐妹、长筒袜和问候之类的内容。便衣是情报人员，很清楚我去布加勒斯特做什么，他们是想没收我的手稿。其实手稿不在包里，早已经到目的地了，是一个朋友在前一天坐夜车带走的。但我包里的东西更危险，是一封给国际人权组织的信，是列着被监禁人员的名单。我包里装的不仅是我自己的几年徒刑，还有那些完全信赖我的人的。便衣告诉我哪儿也不能去，除非去见鬼，“睡牢房比车厢更好，因为床不会晃来晃去，除非地震……”，说到这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旅客们提起自己的行李，从候车室渐次走向月台。他俩嘀咕了一阵，其中一个伸出食指在地板上画了个圈，告诉我不能出圈，一步一厘米都不行，然后也离开了。旅客都到了外面的站台上，候车室高大、宽敞、空旷，空气中散发着跳蚤粉和氯的气味。我两脚间挪着旅行包，抬头看墙上的画。一幅是联合收割机的油画，农妇天真地笑着，小腿肚像粗壮的黄瓜。晚秋的园圃中总能看到这样的黄瓜，因为太苦，无人采摘。旁边是一幅工业主题画，工人阶级站在高炉前如沐浴在红色的晨雾之中，手拿长长的钢钎，脸骨呈几何形状，下巴被画成难看硬朗的三角形，像一个长着狗嘴的男人。我脸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缓解一下紧张情绪。等我睁开眼时，鼻子前面有个蟑螂顺墙在爬，在角落的墙根处没抓牢踢脚板，摔到了地上。我看着它，没有好奇，没有所谓，我对自己也无所谓了。我的脑袋是个死角，在看到蟑螂后不再顾虑什么了。我拎起旅行袋，挎到胳膊上，离开了他们为我划定的圈儿，既没有车票也没有证件，径直向大门走去。我的脚在行动，脑子却没有动。便衣就在站台那儿等着，那瞬间我明白了他们的计划，那肮脏、阴险的设计。他们只是在试验，看我没有得到指令前，在没有证件和车票的情况下，敢不敢离开。他们以为我会像木头一样在候车室傻站着，等列车开走后，再回来告诉我，我本来可以上车的，没人拦着我，是我自己在候车室里耽误了，和他们没关系，他们压根儿就没在这儿。另外一种可能是：列车开走后他们回到候车室，“惊讶”地发现我又有别的事，不打算去了。他们明明白白告诉过我，他们会在站台上等我，但我太笨，误会了他们的意思，连这么简单的话都理解不了。这两种设想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玩的游戏，威胁中含着诅咒、粗俗的挖苦和傲慢的下流想法。现在我来到站台上，他们为这第三种可能性也做好了准备：两人把我夹在中间，胳膊肘来回撞我，用脚踩我。我在他们俩中间晃来晃去。他们不说话，我也沉默着，紧闭双唇。我不会给他们可乘之机，以防祸从口出，被扣下来。我们的身体无声地冲撞，仿佛谁都不会说话。雪铺在地上宛若面粉，月台上没有灯，漆黑一片。所有旅客都上了车，车站上空荡荡的。我听到自己踉跄和摔倒的声音，仿佛来自别人。我一次又一次爬起来，趔趄着，仿佛便衣根本不存在，在夹缝中顺着列车一直走到卧铺车厢，走到月台的最末端。他们分站在车厢入口的两边，左边的把车票递给我，右边的把身份证递给我，狞笑着说“旅途愉快”，听着却像是“最后的旅途”。我上了车，他们也跟着上来。上车也在第三种版本的设计中。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们也许会趁夜深人静，把我扔到车轮下，类似这样的“自杀”不胜枚举。我看着他们从车厢尾部向下一节车厢晃过去。他们在执勤，没有行李。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失误。我不该上车，在这荒无人烟的地区行驶好几个小时的列车上，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我睡的是下铺，这也是一个可能被连夜带走的征兆。上铺是个五十岁左右梳着高高发髻的女人，她的发型看上去像一只带蘑菇伞的茶壶。女人站在车厢敞开的门前走廊上，透过窗玻璃看茫茫夜色。茶壶发髻女人会不会是便衣安插的同谋？我向列车员出示车票和身份证的时候，希望从他的眼神和嘴角判断出他是否知道秘密警察的计划。我发现他在茶壶发髻女人那儿停留的时间和在我这儿一样。列车员走后，虽然门敞着，我还是脱掉衣服，睡裤里穿着裤袜，上床，盖上被子，在被子下把信塞到长筒袜里。躺了一小会儿，起身匆匆走向洗手间。我把信封撕碎，扔进便盆，冲水，把信顺墙塞进一根生锈的管子下。回来时，茶壶发髻还站在窗边。我钻进被子，一遍遍地数发髻女人套头毛衣背后的条纹，是二十一道，没错，一直数到她走进车厢开始换衣服。我脸冲墙。等我再回头时，只见她浅蓝色休闲装上套了件有蕾丝肩带的白睡衣。她把细细的浅蓝色肩带从肩上褪去，轻晃几下，浅蓝色落到地上。她高高抬起腿，好像在迈一个水坑，然后拾起浅蓝爬上床。脱衣时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必须盯着她，判断她是否和两个便衣有瓜葛。浅蓝色，尤其是有肩带的白色睡衣，让她看起来是清白的。她不必一起动手，只需在设定的时间，那两人到来之前，将我麻醉。等我失去了意识，和那两人一起坐到下一站，或者，等到了早晨再回家睡觉。她可以休一天假用来补觉。车厢的灯还开着，她已经睡着了，发出深沉的呼噜声。真这么快，还是她在假装打呼，为了迷惑我？穿着白色睡衣的人也会假装吗？我不敢睡。车厢里完全暗了下来，暖气烧得过热，我感觉整个车厢都被裹进了茶壶发髻。空气凝滞沉重，眼睛胀痛，像呱呱叫的青蛙的白色尿泡。我开始捂着嘴无声地哭泣，枕头也被浸湿。我觉得自己像个可怜又可悲的蠢妇，自己往圈套里钻。我把枕头换到干的一面，脑子里开始默诵诗歌，嘴里哼着歌儿：雪是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雪是白色的，我想躺着躺着躺着，躺在雪下面看。我在心里把它唱了上百遍，火车摇晃着为我伴奏。直到天亮，茶壶发髻还在打鼾。我这时才敢相信，便衣不会来了。他们错过了黑暗的保护。我溜进厕所，把信取出来。
因为“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的白色睡衣，我在去马尔堡的火车上忆起了这趟黑暗中的死亡之旅。后来我在车上经常能看到英格·文策，她躺在所有路段上，穿着我熟悉的三种睡衣：一种是与村庄告别的雪地齿形吸力睡衣，第二种是茶壶发髻女人的睡衣，第三种是毛皮师傅的礼物。我被铁丝厂开除后，冰箱、地毯、家具和房子都没还完款，失去了经济来源，就去做家教，给蒂莫什瓦的一个皮毛厂大师傅的两个孩子教德语。我没打算和这些人有什么私交，能付得起学费的都是随遇而安的人，或是中产阶级。我可以在他们家里吃饭，可以和孩子单独在一起，但前提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国家敌人。但事情到了末了几乎都一样：虽然他们很满意我的工作，但干了几个星期之后，迫于秘密警察的压力，他们只好勉强找借口把我辞退。他们也为自己一贯的服从感觉羞愧。
毛皮师傅经常出国，成箱成箱地带回便宜的化妆品和衣服，回来能卖个好价钱。一天，他送我一顶从厂里偷的海狸皮帽子，这是他第三次偷帽子。当时正值春天，他在帽子的丝绸衬里塞了一件花边睡衣。因为有白色衬里，我把帽子转送朋友了。睡衣的面料是透明的尼龙，穿起来抖抖簌簌，产自匈牙利。居民楼冬天冻得人牙齿打战，夏天热得像桑拿房，不适合睡眠。睡衣像一件长及小腿肚的没有挂钩的赛璐玢窗帘，匈牙利人甚至把短短的袖口做成了喇叭形。贫困的东方如何想象西方资本主义的奢靡，看看皮毛师傅的塑料衣服就可略见一斑。和外婆的雪地齿形睡衣相比，它的性感尝试彻底失败，沦落为粗俗的模仿。这粗俗，和感觉低人一等的秘密警察在审问时，把西方说成娼妓遍地的粗俗是一样的。他的论据来自剽窃，这睡衣则是嫉妒和鄙夷结合的产物。赛璐玢睡衣在庄严地举行着一场感性损失仪式，是罗马尼亚贫困的日常生活还无法企及的。这件睡衣也被我压在箱底，出国前我和朋友一起在跳蚤市场把两件一起卖了。为了招徕顾客，朋友挥舞着那件雪地齿形睡衣，他了解它的来历，所以这样大声张罗着：“穿上这件睡衣，会像冬日风景一样睡个安稳的好觉！”一个满脸雀斑的年轻女人上钩了，把它买了下来。然后他开始挥舞匈牙利仿品，管它叫“淫荡小衫”，喊道：“这可像是海水泡沫一样的温柔梦乡！”身边没人的时候，我们笑得直不起腰来。最后，一个镶金牙的老太太买走了淫荡小衫。这世界疯了，朋友断言，庄重的睡衣被年轻女人买走，而淫荡小衫则进了白发老妪的衣柜，她大概期待着一场迟来的爱情。殊不知正如社会主义不允许性爱一样，她的期待注定不会实现。也许她是买给她女儿的，我说。
去马尔堡的车厢里看到英格·文策的睡衣时，这个故事也在延伸，横穿当下。这是睡衣的第四种形式，也是第一种毫无知觉的。因为在这德国的列车上，它不会了解，有人在夜车上只能听任摆布。跳蚤市场上叫卖睡衣的朋友，两年后，也就是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前半年，被吊死了。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张卡片上写着：“有时我必须咬啮自己的手指，才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他被吊死在家里的坐便器上方。验尸不被允许，公开的结论是自杀。受联邦铁路的委托，英格·文策在前往里米尼的路上，在座位上方的卧铺睡觉。她不晓得人们也会被接受了任务的人从睡梦中叫醒，然后就此死掉。在我的国家，这样的“自杀”事件经常发生。
我发现，是事物决定着一个人，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哪里忆起过去的人或场景。那些由坚不可摧的、没有生命因而更持久的、与我们自身完全不同的物质组成的事物，决定着它们在大脑的回归。事物在出击之前先撤身，以偶然的露面回望过往，通过当下把过往推向顶点。尽管我在德铁上是第一次遇见英格·文策，她的白色睡衣却承载了我的从前，无法避免地担当起睡衣的第四种形式。多年以来，我几乎忘记了前面三种睡衣。最后这种形式违背我的意愿，也违背我的记忆，让我重新忆起从前。不是英格·文策的睡衣我不会回想以前的睡衣，不是以前的睡衣我也不会在英格的睡衣中看到更深的维度。列车上的一件衣服决定了我头脑中的车站。总是物品先形成共谋，周围的人与事便俯首顺从。因此这里的人们大多以为，我们必须与现实打足够多的交道，才能真正忘记过去。而我的经验是，人们愈是认真地参与当下，过去就愈加清晰地回到我们身边。
现在的物品怵然将我的过往拖来。它们之中隐含时空交错，其耀眼的细节被重新拖回物品之前熠熠发光。我越是仔细观察当下，它越是急切地想成为过去的范式。我脑子里如果没有当下，也就不会拥有过去。
过去与当代的划分本应交给时间，而德国文学批评界往往要依从空间准则，其实就是属地关系准则。如果我作品的主题是十年前的罗马尼亚，那就意味着我（一直还在）书写过去。然而，如果一个德国作家写战后、经济奇迹或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人们在阅读时则认为那是当代题材。这里的过去，不论需要追溯多少年，依旧是当代，因为是在“这里”发生的，属地关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像亚历山大·蒂斯玛(aleksandartisma)或凯尔泰斯·伊姆雷这样的作家不会属于当代范畴，因为他们在空间上不属于这里。我来到了这个国家，但我的从属性需要商榷。哪个时间点是过去与现在的分界，将来从何时开始，明天？下周？明年？还是十年以后？
我从第一本书开始，就在城市描写距离三十公里外的村庄，就在书写过去。空间的距离不大，但现实的落差很大。施瓦本村庄的主题，让我活在自己的过去和父母的当下。他们把我送到城里上学，本意是为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为他们的当下产生了不少花费。我们家没有任何藏书，在家人眼里，读书是不靠谱、“不正常”的事，所有印刷出来的东西都是用来骗人的。他们很担心我，因为“写作比疾病还危险”。母亲说，写作会让人得精神病的。他们支付我在城里的房租和伙食，等于也在资助我的写作，而我写自己的过去却伤害了他们的当下。写作粉碎了他们对我未来的设计，毁掉了一个未来的城里“女教授”的前程。母亲说，我们把你送到城里可不是为了这个。他们用于支付我的未来的钱，被用来伤害他们自己。和睡衣一样，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将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搅成一团。
我只想探讨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之路途上的睡者——的时刻，探讨身为商店女装部模特的英格·文策，以及她在男装部的哥哥雅各布的时刻。但睡衣披着其他时光的外衣，滞延着立体模特的故事。过去的人和事在记忆中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不会走向它的反面，而物品却相反，它们从过去的事件中时而诱发恐怖的可笑，时而诱发荒谬的忧郁，事后再为它们披上另外一件皮肤，在描述时可以不加轻视地对它使眼色。
在讲述女装部模特英格和男装部模特雅各布之前，我想提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吗？那是德国铁路八十年代为卧铺车厢做的一幅广告画，约二十厘米高，三十五厘米宽，配咖啡色的塑料框贴在所有车厢的墙上。我也注意过这一时期的另一则广告：一辆微微弯曲的火车像一尾发光的蛇穿过暗夜。但这则广告根本不是“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的对手。
我被“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深深地吸引。一次我在一家服装店看见一个橱窗模特，心想：现在“英格·文策从里米尼回来了”。英格穿着秋装，站在离角落一步之远的滚梯后面、客户通道的第一个拐弯处。每次换季前，她都会减轻一部分体重——衣服对她来说都会大一手宽，在背部用别针别着。商店里的英格和我最好的女朋友一样，又高又细像一根柳条，身体在衣服的包裹中十分迷人。她每周去裁缝那儿三次。当她身着时髦的新装漫步在林荫道时，裁缝已经在赶制下一件了。就是她，这个渴望生命、步履轻盈的城市孩子，眼波会漂亮地流转、从不钻词语牛角尖、像鄙视感官破产一样鄙视专制的朋友，她死了，和帮我卖睡衣的朋友一样。是的，我在商店里看到英格和她哥哥时，仿佛人们把年轻的死者放进商店，委托他们代理新一季的服装。现在，他们没有了生命，持久耐用，不再脆弱——他们已经变成了物品。他们穿起新衣，引领下一季的潮流：没有脏污，没有皱纹，没有汗渍，也没有了感情，只承担着委托，留意女人在试装时，妆容和口红是否会弄脏衣服，男人在试裤子时是否会把鞋脱掉，留意纽扣不要被弄丢，衣服试完后要重新挂回原处。最重要的是，拿了衣服的顾客要到款台付款。英格和雅各布，诱惑着，也在监督着。其他客人会怕他们吗？我会怕。虽然我知道模特就在滚梯后面，但每次都会吓一跳。英格·文策一定认为我哪儿不大正常。
我在英格和雅各布面前总感觉自己形迹可疑。他们暗中观察着，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是活人，只不过与商店签了立体模特合同，不能泄露自己活着的秘密。我没有偷过他俩的东西，但我是有过劣迹的。在罗马尼亚，小偷被抓住后，要连同赃物一起拍照，像蒙羞的毕业生，标上名字和年龄，张贴在商店的公示栏。二三十张脸上是恐惧的表情，胸前举着一盒火柴、一块香皂或是几根蜡烛。生活无望之时，我也在商店偷过小东西。对我来说，耻辱牌上的脸庞比光荣榜上的优秀员工感觉更亲近，那些都是阿谀奉承的马屁精，为执行别人的计划——即便是谋杀——而活着。似乎专制政府的道德卫士带给我的恐惧还不够，我要让自己的心脏加倍危险地跳动。我的神经已经崩溃，我不得不偷，至少得偷点国家的衣服夹子和面条之类，因为它偷走了我的整个生活。因此，我看到立体模特时会深感恐慌。我怕他们看出我曾是个相当老到的店贼，有重犯的可能。如果某一天我顺滚梯下到转角，看见他们正从时髦衣服的口袋里，掏出葵花籽或南瓜子，像以前的公务员、警察、看门人、守夜者、守田人或牧羊人那样，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剪报时我看到ladendiebin（女店贼）这个词，里面有“diebin”字样，我只需把ich（自己）加进去就行。我给一只手提袋切开一个口，在上面贴了一句话：dieladendiebindiebinich（女店贼那就是我）。
过去对于我来说是对当下的一种金字塔形升级，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生活的改变更多要经由双脚和物体而不是经由手和大脑。在将来也是如此。未来，又是曾经的当下的金字塔形升级。曾经的当下携带了多少为未来准备的行李，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经常琢磨英格究竟是在哪里出生和长大？我尝试用诗歌接近她使用的物品：
她脖子上的金饰适合德特莫尔德/埃姆登更配她的睡衣/亨特查尔顿合适她的旅途/不来梅港适合睡眠/床应当是赫尔姆施泰特的/辛德菲根适合她的所有物品/伊塞隆配她应季的衣服。
每次坐火车，走进车厢后，我先要四下看看，等找到“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才会坐下。我如此依恋她。车厢里，有缘同行的旅客挨坐在一起，只有我和英格并非不期而遇。如果是远途旅行，旅客走了来，来了走，我在英格的陪伴下，辨认着火车到达的位置。一个女人上来，吃着牛角面包夹火腿，面包屑掉在胸上，她吃一口擦一下，嘴角一直粘着一块面包，像白色的羽毛，好像她伪装成月牙形面包吃了一只海鸥。过一会儿，又上来一个拿着长形三明治的女人。面包屑也掉在衣服上，但她先不理会，等吃完后一起整理。从她们的行为方式上，我无法判断谁更不自信，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生人面前吃东西会是什么样。我仔细观察她们，是在她们处理面包屑的动作中寻找意义，还是说明我对自己缺乏了解，坐在别人对面缺乏自信，总希望在琐事中找出对与错？
在思考邻座行为的同时，我从没有忘记我家里一定要挂一幅“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这样我随时都可以看到她。我从未偷过模特英格一件衣服，但我偷了德铁的“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我等了好几个月，才碰到单独和她待在车厢的机会。她被粘得很紧，我用钥匙才抠下来的。之后不久，联邦铁路就换了别的广告画。如果当时不及时下手，别人就会把她从我身边偷走。她现在就挂在我的卧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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