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一位年轻的朋友讲起自己十八岁时经历的一件怪事。为什么会和他讲这个，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总之，聊着聊着就偶然说到了那里。不管怎么说，我的十八岁已经是太遥远的过去了，几乎称得上古代史。并且，那件事始终没有结论。

“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但还没上大学，是个复读生。”我先向他交代背景，“情绪不上不下，但处境也不是很艰难。想进一所说得过去的私立大学还是轻而易举的，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父母要我去考国立的学校，我想着多半不行，还是去考，果然没能考中。当时如果想进国立大学，数学是必考的科目，可我对微积分一丁点兴趣也没有。于是那一整年，我都游手好闲地消磨时间，简直像制造不在场证明似的，也没去补习学校，净顾着出入图书馆，读大部头的小说。父母多半以为我是去用功准备考试的，但这也无可奈何。与其去探究微积分计算的原理，不如通读巴尔扎克全集，毕竟后者愉快很多。”

那一年的十月初，我收到一位女孩寄来的钢琴独奏会邀请函。她比我低一个年级，我们曾跟同一位老师学过钢琴，还合作过一次莫扎特四手联弹的小品。但我十六岁就不再上钢琴课了，那以后再也没和她见过面。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突然邀请我参加这样的活动呢？我实在不明白。难道她对我有兴趣？不可能。即便她的长相不属于我喜欢的那一类，但总归是公认长得美的类型，而且经常穿时髦的新衣裳，读的是昂贵的私立女校。无论怎么想，她都不会对我这种毫不起眼的普通男生有兴趣，也不可能倾心于我。

当年四手联弹的时候，我一出错，她就露出厌烦的表情。她的钢琴水平在我之上，我又容易紧张，两个人坐在一起弹钢琴时很容易犯错，彼此的胳膊相碰也是常有的事。曲子的难度本就不高，我负责的还是相对简单的声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出错。每到此时，她脸上就闪过一丝不悦，像是在说“简直够了”，甚至伴随着咋舌——声音虽轻，但还是足够让我听见。我没多久就下定决心放弃钢琴，大概也与这咋舌声有关。

总而言之，我和她不过是偶然在同一个钢琴班学过琴的交情。在教室里碰见会打个招呼，但印象中从未亲近地聊过私人话题。所以，突然收到她的独奏会邀请函（虽说不是她的专场，而是三人合办的）令我十分意外，或者说，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那个年纪的我别的没有，只有时间富裕得尽可以大把地挥霍。于是我回了张明信片，表示愿意参加。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想知道久未谋面的她，究竟为什么要突然邀请我去她的钢琴独奏会——倘若其中真有理由的话。说不定是后来她的钢琴技艺更加精湛，想让我见识一番。又或者想告诉我某些私事。总之，我正走上一条漫漫长路，在不断碰壁的过程中，学习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好奇心。

独奏会的会场在神户的一座山上。我在阪急电车的※※站下车，乘公交沿着蜿蜒曲折的陡坡一路上行。到山顶附近的车站下车，走了一会儿，看到一座由某个财团下属公司所有并运营的小音乐厅，独奏会将在这里举行。竟有音乐厅建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山上一片幽静的高档住宅区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当然，这世上有太多我不懂的事了。

既然是受邀赴约，不带点什么过去怕是不好，于是我在车站前面的花店选了一些花，请店家包成一束，坐上正好开过来的公交车。那是一个周日午后，天阴着，让人身上发冷。厚厚的灰云覆盖天空，冰凉的雨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无风。我穿了一件单薄的纯色毛衣，外面罩上灰蓝混色的鱼骨纹夹克衫，斜挎着上学背的单肩包。夹克衫新得过分，背包却旧得厉害。单手拿一束玻璃纸包好的红艳艳的花。这身打扮上了公交车，周围的乘客都偷偷看我。或者说，是我总觉得有人看我。我知道自己脸红了。那个年纪，我一有点什么事，立刻就会脸红，而且这脸红迟迟不会减退。

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坐在公交车上，我缩着身子，一面用手心给热辣辣的脸降温，一面自问。为了一个并没有很想见的女孩子，为了一场不怎么想听的钢琴演奏，自己竟花光零用钱买了一束花，在这个十一月的星期天，在随时可能掉下冷雨的午后，特意来到这偏远的山顶。将同意出席的明信片投进邮筒的时候，我一定是疯了。

公交车越是往山上开，乘客就越少，抵达邀请函上写的车站时，车里只剩下我和司机两个人。下了车，我按照明信片上的指引，走上一条缓而长的坡道。沿路转过一个个弯，海湾的风景时隐时现，港口架着许多座吊车。天上密布的乌云使大海染上钝重的光，像铺了一层浓密的灰铅，吊车张牙舞爪地伸向天际，有如从海底爬上岸的丑陋生物的犄角。

坡越爬越高，周围的住宅也越发宽敞、奢华。每幢房子都建在气派的石垛上，门面阔绰，还带能停两辆车的车库，杜鹃丛修剪得整整齐齐。附近隐约传来大型犬的吠叫声，只猛吠了三次，就好像被什么人严厉地下了指令似的，利索地收了声。

我照着邀请函上的街道号和简单的地图爬上了缓坡，但越是向前走，就越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祥预感在心中膨胀。似乎不太对劲——首先是路上的人未免也太少了。自打下车到现在，我就没遇见一个过路的人。倒是有两辆车从我身边驶过，但都是从山上下来的小轿车。如果这一带要举办音乐会之类的演出，怎么也能多见到几个人。可周遭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切都沉寂在深深的静默中。头顶厚重的云层似乎将万籁尽数吞噬了一般。

是不是我弄错了什么？

我从上衣口袋里抽出邀请函，再次确认时间和地点，说不定是我不小心看错了。可仔细读了好几遍，怎么检查也没有错。街道的名字是对的，公交车站的名字是对的，日期和时间也是对的。我做了个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再次迈步向前。事已至此，只好到那座音乐厅跟前去看看了。

好容易来到要找的那座建筑，只见一扇双开的大铁门牢牢地关着，一条粗壮的铁链在铁门上绕了好几圈，还拴了一把巨大的锁头。四下里荒无人烟，从门缝中可以看到里面有个还算宽敞的停车场，但没有一辆车停在那里，绿油油的杂草自铺路石之间探出头来，似乎已经很久没开放了。不过，门上挂的大牌子告诉我，这座建筑毫无疑问就是我要找的那座音乐厅。

我试着按了按门板上的门铃，谁也没出来应门。过一会儿又按了一次，还是无人回应。看看手表，独奏会只剩下将近十五分钟就要开始，可大门压根儿没有要开的意思。铁门上的油漆斑驳，锈迹行将浮现。反正也没有其他事可做，保险起见，我又一次按下门铃，这次按的时间更长，可对面还是同样的回应——深深的沉默。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便靠在沉重的铁门上，原地站了十多分钟，还抱有一丝期待，心想说不定很快就会出现个什么人。可是谁也没出现。门里门外都没有半点动静。风不吹，鸟不叫，狗不吠，头顶照旧灰云密布。

于是我终于死心（不然还有什么办法呢？），迈开沉重的步子沿来时的路返回，走向刚刚下车的公交站台。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唯一明确的是今天这里没有要办什么钢琴独奏会的迹象。眼下我只得拿着一束红花，径直回家去。母亲一定会问：“这束花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我只好酌情敷衍。我甚至想把它塞进车站的垃圾箱，可转念一想——当然，是从我的角度来想——就这么直接扔掉也未免太糟蹋钱了。

沿着坡道向下走了一段，靠着山体的那侧有一座雅致的公园，占地面积大概一户人家大小，尽头是一面平缓的崖壁。说是公园，其实连个喝水的地方也没有，游乐设施自是不可能摆在这里，只有中间建了一座孤零零的小亭子。柱子间是斜斜铺开的格栅，爬山虎拘谨地攀附在上头。四周配植了灌木，脚下铺的是四角形的石板。不知这公园是出于什么目的建的，不过看上去有人定期打理，树木和花草丛的形态齐整，杂草拔得干干净净，周围一点儿垃圾也没有。不过，来时我只顾着往坡上走，都没留意有这么一座公园。

为了调整情绪，我走进公园，在亭中紧贴格栅的长椅上落座。起初还想再观察一下事态发展（没准儿会有许多人突然出现呢），可一坐下来，立刻发觉自己乏得厉害。疲劳来得有些异样，仿佛很早已积攒了太多，自己却没留意，过了很多天才终于发现了似的。站在亭子的入口处可将海港尽收眼底，防波堤前头停着好几艘大型集装箱船，从山上往下看，堆在码头的方形金属集装箱小得简直像是装硬币或夹子的桌面收纳盒。

不久，远处传来人声。是通过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不甚自然。具体的内容我听不清楚，但那个声音一句一顿，庄重而不带任何情感，像是要将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情，尽可能客观地传达给他的听众。我忽然想，这也许是说给我（只说给我一人）听的私密内容。也许是什么人特意前来，告诉我错在哪里、忽略了什么。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那时我不知怎的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洗耳恭听，声音越来越大，渐渐能听清了。多半是一辆车顶安了扬声器的车，沿着坡道缓缓向上驶来了吧（声音中似乎没有一丝焦急）。不久我便明白过来，那是一辆基督教的传教车。

“人都有一死，”宣讲者的语气冷静而多少有些单调，“所有人终将迎来死亡。这个世上没有谁能不死，也没有谁能躲过死后的审判。每个人死后，都将根据其犯下的罪行接受严厉的裁罚。”

我依旧坐在长椅上，让那道声音从我耳中流过。为什么非要到这荒凉的山间居民区传教呢？我疑惑不解。住在这一带的都是有好几辆车的富裕人家，恐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希求从罪恶中得着救赎吧。不，也许并非如此？说不定收入与地位这些东西，和罪孽或救赎是不相干的。

“但是向耶稣基督寻求救赎，悔改所犯罪行的人，主会赦免他们的罪，令他们免除地狱的业火。因此请相信神明吧。只有信神之人，死后才能得到救赎，才能得到永生。”

我等着那辆基督教的传教车出现在眼前的道路上，向我更详细地讲述死后审判的细节。大概那时候的我需要有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掷地有声地对我说话，说什么都行。但车子并未出现。扬声器的声音起初听来像是离我越来越近，但从某一刻开始又突然转小，渐渐不甚清晰，最后一点也听不到了。它一定是在某个拐弯处开往另一个方向了吧。那车始终没有露面，也不知它开去了什么地方，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

此时，我恍然大悟：也许我被她耍了。这没来由的想法浮上我心头——不，或许该说是直觉吧。她出于某种缘由——具体缘由我想不到——给我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在星期天的下午将我拎到这么一座山上。也许之前发生过什么，让她对我产生了私人的怨怼或憎恶。没准儿也没什么特殊的缘由，只是她一直看我不顺眼，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寄给我一封压根儿不存在的独奏会的邀请函，说不定此时此刻正看着我被耍得团团转（或者想象着我的滑稽相），在某个地方偷笑呢。

可是真有人会仅被恶意驱使，就不惜费这么大周折给人难堪吗？单是印刷明信片，肯定就要花不少工夫。真有人会刁难人到这个地步吗？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招她恨的事。但有些时候，人确实可能在自己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践踏别人的情绪、伤害对方的自尊，或是令对方不舒服。我搜索记忆的每一个角落，寻找那些可能存在的、不至于完全无法想象的憎恨，或者那些可能存在的、说不定真的发生过的误会，但每一种可能性都说服不了自己。我的意识在情绪的迷宫中一无所获地穿梭往复，渐渐跟丢了路标。回过神来，已经无法顺畅地呼吸了。

那会儿，我每年都会出现一两次这样的症状，大概是压力导致的过度呼吸之类的毛病吧。某些事情的发生让我心慌意乱，最后气管像被堵住似的，想把空气吸入肺中，却很难顺利地完成。身体陷入恐慌，如同溺水时行将被激流吞噬一般，无法听从大脑的指挥行动。我只能立刻蹲下来，闭上眼，强忍痛苦，等待身体找回正常的节奏。随着成长，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再发生了（说起来，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爱脸红了），不过十几岁的时候，我身上似乎有不少这样那样的毛病。

我在亭子的长椅上紧闭双眼，蜷着身子，等待从动弹不得的状态中解放。大概过了五分钟，也可能是十五分钟，具体的时间不太清楚。在这段时间里，我守望着黑暗中浮现又消失的奇妙图形，慢慢地一面数数，一面努力调整呼吸。心脏在肋骨的囚笼里杂乱无章地跳动，好像胆小的老鼠来回奔跑，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

意识倏然回笼时（由于全副精力集中在数数上，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有所警觉），我感觉身前有人的气息——好像有什么人正定定地看着自己。我慎重地慢慢睁开眼，稍微抬了抬头，心跳依旧紊乱。

不知不觉间，亭子对侧的长椅上坐了一位老人，正直愣愣地看着我。对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来说，猜中老人的年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人就是老人罢了。六十岁和七十岁，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和我们不同，已经不再年轻——仅此而已。老人身形消瘦，穿一件青灰色的羊毛开衫，褐色的灯芯绒裤子底下是一双深蓝色运动鞋。每件衣服都好像从崭新的时候起经历过不少岁月的洗礼，但看上去并不寒酸。他的白发似乎又粗又硬，耳朵上方的几簇头发像小鸟洗澡时的羽毛般翻起，没戴眼镜。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但我有种感觉，他看上去已经观察我有一阵子了。

我以为他会问我“没事吧？”之类的问题，因为我看上去一定很痛苦（刚才也的确痛苦）。这是我看见这位老人后，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想象。可正相反，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只是双手紧紧攥着一把卷得整整齐齐的黑色长柄伞，好像攥着一根拐杖。那把伞看上去很结实，浅黄色的木质伞柄，仿佛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充作武器。他大概住在这附近，因为除了伞，他手里什么也没拿。

我依旧坐在原地调整呼吸，老人则沉默地旁观着这一切。他的目光仍然放在我身上，一刻也不曾动摇。我在这里本来就待得不舒服（简直像未经允许就闯入了别人家的院子），可能的话，我想尽快从这张长椅上站起来，走去公交车站。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无法稳当地起身。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老人突然开口道：“有好几个圆心的圆。”

我愣愣地抬起脸，和他四目相对。他的额头宽得过分，鼻子很尖，像鸟嘴一样，尖得锋利。我一时间无话可说，于是老人又平静地将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有好几个圆心的圆。”

他到底想说什么，我自然是不知道的。我忽然猜测，这个男人该不会是刚才开基督教传教车的吧？难道是把车停在一边，到这里喘口气？不，不可能。两个声音有很大区别，扬声器里的男声更年轻些。但那也没准儿是放的磁带。

“您是说圆吗？”我只好出声询问。对方是我的长辈，不可能对人家不理不睬、一味沉默下去。

“我是说，有好几个圆心，不，有时是有无数个圆心，而且没有圆周的圆。”老人皱紧了眉头，“你能想象这样的圆吗？”

我的大脑还不能流畅地思考，但礼貌起见，还是试着转动脑筋。有好几个圆心，而且没有圆周的圆。但我无法在脑海中描绘出这样的图案。

“我不明白。”我说。

老人不发一语，直勾勾地看我，似乎等我返回一个更像样的意见。

“以前在数学课上，应该没学过这样的圆。”我苍白地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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