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过，我对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就连她的名字和长相也想不起来。而且她恐怕也一样，不记得我的名字，也不记得我的长相。

和她见面的时候，我读大学二年级，还不到二十岁，她大概二十五岁。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之后偶然共度过一个夜晚，再后来就一次面也没见过了。

十九岁的我，对于自己的心思几乎全无了解，当然，对别人的心思也浑然不知。话虽如此，我自认还是懂得何为喜悦何为悲伤的，不过是对喜悦和悲伤之间的诸多状况，和它们彼此的关系之类还看得不够透彻罢了。而那件事却屡屡令我坐立难安，颇感无力。

不过，我还是想讲一讲那件关于她的事。

关于她我知道的是——她创作短歌，还出版了一本歌集。说是歌集，其实不过是用类似风筝线的东西把纸张订在一起，再粘上简单的封面，做成一本极为朴素的小册子，连自费出版都很难算得上。但收在集子里的几首短歌，不可思议地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创作的大部分短歌都与男女之爱，以及人的死亡有关。仿佛想要昭告天下，爱与死是一对毅然拒绝分离、分割的事物。

你／和我／离得远吗？

在木星换乘／能否抵达？

耳朵贴上／石枕／听到的是

血液流过的／寂静、无声

“那个，高潮的时候，我说不定会喊其他男人的名字，你介意吗？”她问。我们赤裸着身体躺在被子里。

“倒是不介意。”我回答。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这点小事应该不成问题。反正不过是个人名。没有什么会因为一个人名而改变。

“可能会喊得很大声。”

“那可能有点麻烦。”我慌忙说。我住的那间老旧木制公寓的墙壁，就像过去常吃的威化饼干一样，又薄又脆。再加上夜色已深，若是真闹出那么大的响动，只怕会让隔壁听个一清二楚。

“那，我到时候就咬一条毛巾。”她说。

我从厕所挑了一条尽可能干净而结实的毛巾，放在枕头旁边。

“用这条可以吗？”

她像试新辔头的马一样咬了那条毛巾好几次，然后点点头，意思是这样可以。

那顶多是一次顺水推舟的结合，我并没有特别渴望她，她（应该）也没有特别渴望我。我和她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工作了半个来月，但工作内容不同，所以几乎没有正经的机会交谈。那个冬天，在四谷站附近的一家平价意大利餐厅，我做着洗碗、帮厨一类的工作，她是大堂的服务员。除了她，在这家餐厅打工的都是学生。这也许就是她的举止让我感受到一丝超然的原因。

她决定十二月中旬辞职。之后有一天，餐厅打了烊，她和几个人到附近的小酒馆喝酒，我也被邀请同去。那不是一场送别会规模的酒局，不过是一起在酒馆待了一个来小时，喝了些生啤，吃了点儿简单的下酒菜，天南海北地闲聊了一阵子。那时我才知道，她到这家餐厅工作前，曾在一家小的房地产公司工作，还做过书店店员。她说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和上司或管理层处不好关系。“现在这家餐厅，我虽然和谁都没有矛盾，可薪水给得太少，很难长期这样生活下去。所以尽管打不起精神，还是得找个新的工作。”她说。

“那你想做什么工作呢？”有人问。

“什么都行吧。”她的手指摩挲着鼻子侧面（她的鼻翼上有两颗小痣，像星座一样排列着），“反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工作。”

那时候我住在阿佐谷，她住在小金井，所以我们从四谷站一起坐中央线快速列车回家。我们俩并排坐着，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那是一个吹着刺骨寒风的夜晚，不知不觉间，需要手套和围巾的季节已经悄然到来。列车接近阿佐谷，我起身要下车的时候，她仰起脸来望着我，小声说：“那个，方便的话，今天能不能住你那里？”

“能。为什么？”

“因为离小金井还很远。”她说。

“我的屋子很小，而且挺乱的。”我说。

“这些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说，然后挽住了我大衣的袖子。

她来到我那间小而穷酸的公寓，我们在屋子里喝了罐装啤酒。等酒慢慢喝完，她利利索索地在我面前脱下衣服，转瞬间赤裸了身子，钻进被窝，仿佛一切是那么理所应当。我随后同样脱掉衣服，钻进被窝。灯虽然关了，但煤油炉的火光照亮了屋子。我们在被子里笨拙地温暖着彼此的身体。有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这突如其来的赤裸一时令我们无言以对。不过，我们真真切切地亲身感受到彼此的身体逐渐暖和、不再僵硬。那种亲密感难以言喻。

“那个，高潮的时候，我说不定会喊其他男人的名字，你介意吗？”她就是在这时向我发问的。

“你喜欢那个人吗？”准备好毛巾后，我这样问她。

“嗯，很喜欢。”她说，“特别特别喜欢。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他。但他没这么喜欢我。而且，他还有个正儿八经的恋人。”

“但是你们在交往？”

“对。他啊，想要我身体的时候，就会找我。”她说，“就像打电话点外卖一样。”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于是不再说话。她的指尖在我背上描摹着，好像在画某个图案，或者潦草地写了些什么。

“他说：‘你的脸没什么意思，但身子超棒。’”

我不觉得她的长相无趣，但要用“美女”形容则的确有些勉强。至于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如今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所以无法细致地描述。

“但他叫你，你就会去？”

“我喜欢他嘛，有什么办法。”她轻描淡写道，“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我偶尔还是想被男人抱一抱的。”

我试着思考她的话。不过，那时的我还不是很明白，对女人来说，“偶尔想被男人抱一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如此说来，我好像到现在都不太理解）。

“喜欢一个人啊，就好比得了什么不在医保范围内的精神疾病。”她的语气平淡，像在读墙上写的文字。

“原来如此。”我佩服地说。

“所以呢，你也可以把我当作别人。”她说，“你有喜欢的人吧？”

“有啊。”

“这样的话，你在高潮的时候也可以喊那个人的名字。我也不会介意的。”

可我没有喊那个女人——当时我喜欢一个女人，但出于一些原因无法与之加深关系——的名字。也犹豫过是否要喊，但做着做着觉得喊出来傻乎乎的，于是一言不发地在她体内射了精。她确实想要大声呼喊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不得不匆忙将毛巾用力塞进她口中。她的牙齿十分坚固，牙科医生见了一定会感动不已。那时她口中喊的是什么名字，我也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不是一个亮眼的名字，反而随处可见。印象中我曾暗暗感叹：这样一个无趣的名字，对她来说竟也意义非凡。原来在某些时刻，一个名字的确能激烈地摇撼人心。

第二天早上我有课，必须在课上提交一份重要的报告，相当于期中考试，但自然被我弃之不顾（后来我因此没少遇到麻烦，不过这是另外的事了）。我们睡到上午才醒，烧水喝了速溶咖啡，又烤了吐司来吃。冰箱里还有几个鸡蛋，也煮着吃了。晴朗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午间的阳光十分炫目，让人懒洋洋的。

她嘴里嚼着涂了黄油的吐司，问我在大学读什么专业。我说在文学系。

“你想当小说家吗？”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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