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也想，我所以干上写东西这一行，是不是承继了祖上茹棻的某些遗传。他也是那样热心于文字，到一地便有一本《诗草》诞生。他的政绩不怎么样，《诗草》却一本连一本。从这些《诗草》我们可了解他做官的路线和经历。耍笔杆子，是我与他的共通之处。诗这玩意儿我以前也写过，还配上了画。我写过一首关于我和邻家男孩友谊的新体诗，题目叫做“布谷布谷”。第一句是：布谷布谷，他又在招呼。这确有其事。当我父亲母亲在家的时候，他要叫我出去，就在我家门口叫着：布谷布谷。而我多半是出不去的，而他就这样一径无望地“布谷”下去。这样的诗我还写过很多首，汇集成一本，取名为《诗情画意》。再联系茹棻直至目前为止被我找到的仅有两首诗，《刺桐花》和《晨起》，我便又发现了我们还有两点共同之处：一是我与他的写作，都是源于自身的经历与体验；二是我与他的写作，都并非为了发表这一社会化的目的。我们写作仅只是一种个人的需要。但是，这只是在事情的起始阶段，当我的诗歌阶段过去并且一去不返的时候，我的创作情况就与茹棻他产生了分歧。这分歧简单说就是他一直将诗的道路坚持到了底，而我却去写小说了。我想，小说这样东西是与诗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于，诗可以坚持抒发源于自身经验的情感，而小说却非逼得人创造出一点超于自身经验的东西。这种不同也可以集中为抒发和创造这两个词汇。创造这事就有些麻烦了，它不仅源于自身的经验，还源于想象力。想象力这玩意儿很奇特，我以为它是由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自己拥有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自己不拥有，甚至严重缺乏的经验。我们往往是从已知的经验出发，然后再走得略远一些。一开始我们不敢太冒险，只敢超出那么一点点。接着，我们越来越大胆，浑身的好奇心和冒险心都被激动起来，我们是可走到天边去了。小说这玩意，从一开头起就要求人无中生有地编一个故事。老实说，大家的经验都很平凡，历史以百年为一计时单位地演进，短暂的一生中能有那么一鳞半爪的好事发生就算可以的了。仅凭我们自己的经验，怎么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小说的别称应当就是虚构，它从一出发时就走上了虚拟的道路。反正，你看小说就别指望这是真的。我想，我是怎么样走上小说的道路的?起初似乎是因为，诗的韵束缚住了我的手脚。那时候，诗只革命了一半，句子可以长短自由，声律当然也无从讲究，然后就剩下了韵。那时候，韵似乎是诗的残存形式了，所以是必须注意的。这韵可把我憋得死去活来，许多好句子就是因为不押韵不得不舍弃。要从那么多字里挑出又合意思又押韵的，真好比大海捞针。后来我想，我何苦受这个罪呢?又没人逼着我写诗，于是，我就放弃了。到了今天，我看见那些连韵的命都革掉了的新诗，就有些遗憾。倘若这时代早二十年，我大约已成为一名诗人了。诗人这名字比小说家真实得多，“小说家”这三个字听起来就有些招摇撞骗的味道，无奈我生不逢时。但韵其实只是个表面现象，更深刻的原因是我实在没有多少经验可供诗作抒发的源泉。我可说连一小点情绪都没有放过抒发的机会。比如，和那后来去了巴拿马的唱歌朋友之间的一点小感觉；再比如，与那萍水相逢的拉琴朋友之间的又一点小感觉，全都写了诗。那时节，我可谓是绞尽了脑汁，想着究竟可以写点什么，再想着如何押韵。而这点情感抒发，是远远赶不上我耍笔杆子的欲望的。也就是说，原料严重缺乏，完全满足不了先进的生产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写啊写的。当我最终放弃了写诗又没有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老实了一阵子，也苦闷了一阵子。我好像生下来就必须写点什么似的。我从小对纸和笔就非常钟爱，它们好像与我有着什么亲缘似的。我对书写也有一种钟爱，我的字一开始就写得糟透了，又由于书写过多越写越坏，这合乎南辕北辙的道理。后来我知道，当我用笔在纸上无限情深地画来画去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在上面展开我的一个世界，这世界带有空中楼阁的味道。当我在海滩看见孩子们玩着用沙子堆砌城堡的游戏，心里总是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化身。他们的小手那么执著，充满信念，要将松散的沙子筑成堡垒，和我在纸上画来画去同出一辙。当我在写诗和写小说之间停笔的那当儿，我就准备着去建立沙上城堡，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个情感与经验的世界。因此，当我向着小说出发的时候，一是受了不为韵所束缚的自由动力驱策，二是受了不为自身经验所束缚的自由动力驱策。我以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化被动为主动的生活态度。意味着我们对于自然的世界不满足于仅仅是服从，而要再创造一个自然。这时候回想，这愿望其实从一开始写诗那时候就有的这愿望受了诗的限制，我只好寄希望于小说。
书写真是一件快事，它使一张白纸改变了虚空的面貌同时也充实了我们空洞的心灵。它是使我们人生具备意义的最简便又有效的方式。它可使我们人走在冷清的街道，内心却熙熙攘攘，或者人走在熙攘的街道，内心却旷远辽阔。回顾我最早的那首《布谷布谷》，便可窥察出我向往创造令人满意的新经验。每一段开头总是“布谷布谷，他又在招呼”这一句，接下来就写我们在一起怎样玩耍游戏，快乐无比。事实上就如前面所说，我通常是无法响应他的召唤。在屋里听着他的招呼，急得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而一筹莫展。他直呼唤到精疲力尽，然后扫兴回家。“布谷布谷”其实从来是个没有回应的呼唤，它是我童年时代寂寞的声音。这一种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联系的焦灼的呼喊，带有我们后来一生的象征。小小的我们，选择“布谷”这鸟儿的叫声作我们的联络暗号，反映了我们对自然世界的向往。我们是在儿歌里读到这种提醒人们播种的鸟儿，为我们拿来当作一个吉祥的使者，虽然结果它总是带给我们失败。我写《布谷布谷》那首诗，是为了重建我们的经验，这经验是喜悦的。在我年幼的时候，已经学会用重建经验来鼓舞自己的信心。再后来，写关于那后来去了巴拿马的朋友的诗的时候，我其实也无意地夸大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他讲给我听他的恋爱故事本是平常的事，闲话一桩而已，随了时间过去不留痕迹。而我却以诗的形式挽留下来，使其固定存在。我强调这闲事对我心情的影响，意在建立一种我与他之间的超于现实的联系。现实中的关系总是很疏离，使人孤独从心中来。我是想给人际交往的一切琐细过程都赋予意味。这些意味不同寻常，它可使我们间的联系变得稳固可靠。在我们平淡的按部就班规则化了的人生中，人与人的交往内容，有一大部分是闲聊。闲聊的场所也许有所变化，闲聊的时间也许有所变化，闲聊的内容也许也有所变化，但都改变不了闲聊的本质。我们只得到场所、时间和内容方面去捕捉意义，以此辨别我们间关系的实质。在这首诗里，我是强调了我们闲话的内容，赋予它以纯洁的豆蔻二月的朦胧爱情的含义。我的意愿永远是走在经验之前，经验永远满足不了我的意愿，所以我只得做起写诗这勾当。后来写诗这勾当也满足不了我了。还有那首《你到底要做什么》的诗，我则是要将萍水相逢的遭遇变成永恒的。我注入这种相逢以人生的教育的意义，让它焕发出照耀我一生的光芒。这种擦肩而过的关系占我们现实关系中的一半以上，假如我们能使这关系全停滞下来，便可成为错综交叉的一张密网，沿了这网络，我们也许可以走通一个世界，从而开放我们封闭的空间。这些诗里已经透露我要重建自己经验的渴望，但我还只是在我确有的经验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造、夸张、强调，我着重的还是抒发。甚至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最初的年头，我还拖有一段抒发的尾巴。我叙述我的已有的经验，然后发表感想。其中有一些是我诗中内容的重复，但重建经验的向往却日益强烈和鲜明，最后将彻底屏除抒发，而抵达一个彻底创造的世界。
我小说的所谓处女作，是从生活中一件小事出发。那一天，我在车站等车，天忽然下起雨来。这路车是二十四路车，二十四是个吉祥的数字，它可以被二、四、六、八的双数统统除尽，双数总是个好兆头。当我在二十四路车站等车，雨打在我的头上。车站这种地方是集合的地方，也是离散的地方，还是邂逅与错过的好地方。在这城市的街道上，车站也可算作一个景观，那里济济地站着许多人。他们好像是亲朋友好似的站成一团，这显然使他们有些窘迫。好像是为了说明他们其实互不相干，他们便有意作出漠然的表情。他们目光分散，各朝各的方向。他们甚至还过分地做出不友好的恶狠狠的神态，这样子看上去真有些滑稽。而汽车又常常脱班，这城市的街道日益拥挤，堵车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车站上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剑拔弩张似的。车站等车的时刻最叫人难熬了，人和人的距离真是咫尺天涯。这时天又下起雨来了，我身边有个男孩撑起一把黑伞，雨点打在伞面上噼啪作响。身边站着一个淋雨的女孩叫他很不安，我看出他有几次想要收起伞。这样陪着一个陌生女孩淋雨，就更叫他不安了。他大约是痛苦斗争了几分钟，最后他走过来说：“一起撑吧!”我站在他的半边伞下，伞檐上的雨水湿透了我肩膀，那一边的雨水则湿透了他的肩膀。我们就这样一人一半地站在伞下，窘迫地等着车来。这情景其实非常动人，这还是个好故事的开头。可我们是那种严守路人不说话原则的标准路人，等车一来，我们便分头上了前后车门，消失在挤挤插插的人群中，从此再也见不着了。我那一篇小说里以这次经验作故事的基础。我延长了这次雨中邂逅的过程，并且将其暗示成一个爱情的前奏，我让那女孩盼望那男孩再次出现，而男孩却从此消失，不复再来。在此反映出诗和小说这种东西在我心中打架的结果。从诗出发，这种浅尝辄止的情绪过程已足够发挥施展的了，那男孩如要再来反倒画蛇添足，破坏了余韵。注意，这一韵不是那一韵。而小说强烈要求的创造冲动在此已经不可覆灭地抬头，它力求创造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故事所以没完整，是那残存的诗意在作祟。应当说，故事已进行大半，只差个结局，我差点儿就让这次邂逅成为一段爱情了。前边已说过，爱情是一种深刻的关系方式。前边也已说过，要成就一个爱情的关系方式是怎样的难上加难。而小说则是多么轻而易举，心想事成，这是小说最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当我写作这篇雨中小说的时候，我心里就隐隐起了一个念头：生活要改变面貌了。这小说的事情还没完呢!应当说，我就是靠了这篇小说起家的，从此后，我的小说源源不绝。可是，人们却格外地记住这篇小说，我想大约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一个幻想，幻想在拥挤而疏离的等车地点获得一个相遇。等车是这城市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为这小说，我写了一个创作谈，我如实公布故事的原型，车站等车的那一幕。过后我收到一封意味无穷的读者来信。这来信其实是向往着将一个邂逅继续发展为一个故事，这种需求看来是那么普遍。在这城市街道上，邂逅就好像是随风而落的种子，有哪一颗能够幸运地开花结果呢?那信在我看来，也带有虚构的成分。信上说，他有一个朋友，生性害羞，他看了我写的创作谈之后，就想起他曾经在九十六路车站为一个女孩打过伞，这女孩穿一件黑衣服。这朋友很想知道这是不是我，可又不好意思，于是他便代这朋友写了这封信。我断定写信人就是信中的“朋友”，他虚设自己的身份，一是因为害羞，二是因为想使这事情变得更加小说化一些。不知我的猜测对不对。这信使我欣喜又遗憾。欣喜的是，原来这城市的街道上竟有着这样多的美好邂逅，遗憾的是那女孩并不是我。首先我等车的车站是二十四路，二十四是个吉祥的数字，而九十六就要差一些了；再则那日我穿的是一件蓝衣服，蓝衣服要比黑衣服更明朗。这城市里的人实在太多，车站也太多。要为这些邂逅找到下落谈何容易。而我很敬佩写信人的勇气和现实精神。他是要求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像我，只能在小说中编织故事。
在这城市里编织故事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对手。这也是这城市涌现出一大批所谓心理小说的缘故。心理小说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独白。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也是在长期寻找却寻找不到之后的权宜之计。这些小说从头至尾只有一个人，喃喃自语，将一颗心像翻口袋一样兜底翻过来，角角落落地搜寻着。人们耐心地等待接着会发生什么故事，到头来什么故事也不会发生。这城市还出现了一种抽象小说，这是比心理小说较能正视现实的小说。它首先接受这城市里已经概括化了的社会关系，然后再设计人物来代表各类社会关系，组织那种综合性、归纳性的演变。这带有卡通的效果，还带有理论形象化的倾向。描写梦境的小说也渐渐像一种流行病一样蔓延开了。那里的人们说着梦呓一样的话，行动诡秘，神出鬼没。他们无所不能，想和谁搭上关系，就和谁搭上关系。可是在这梦境中，故事呈现出游移不定，支离破碎的状态，叫人摸不着边际，就像拼一副残缺的七巧板，拼来拼去拼不成。但是有一天，我们这里出来一篇小说，它的名字使我深受感动，那名字叫《信使之函》。我想，信使是我们这城市里多么重要的人物，他使我们彼此间有了联络。他像骑马一样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在拥挤的街道穿来穿去。他连最最偏僻最最狭窄的陋巷也不会错过。他背着一个绿色的大背囊，他要把这自行车骑得很熟练，卖弄地撒开双手，像一个祖传的杂技艺人。他应当是一个快乐的信使，谁也抵不上他美好。我想起我的那些等信的日子，望眼欲穿。信使几乎是我钟情的人物。这篇小说的诞生好像是对我多年前的等待做一个回答。写一个信使的故事，我怎么早没有想到?我只写过传呼电话的故事，传呼电话是我们这城市信使之外最富有人情味的东西。可随了电讯事业发展，私人电话历年增多，传呼电话逐渐“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可有一段时间传呼电话间别提有多热闹了，一般总会有三架电话，两架打出去，一架打进来。为了排除干扰，人们都提高声音，你呼我喊，电话铃叮铃铃，简直叫破了嗓子，震聋了耳朵。传呼电话的人也具有信使的性质，尤其是那种不要求回电，只需传话的电话。这时，他便成了真正传送消息的使者。从前，我也是传呼电话间的常客，我说我的事，别人说别人的事。我欣喜地看到，我们有许多故事在空中交错而行，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这就是我写那小说的起因。我写那小小的电话间里，不停地有人来打电话，或有电话打进来，人们在电话里各说各的，只言片语满天飞。我本意是想作一个暗示，暗示许多故事的存在，可到头来事情还是难成。电话间里的只言片语连暗示都够不上，它们一鳞半爪的，而且断断续续。电话间里人头济济，高峰时间排起了长队。排队的人和等车的人面目相似，他们站在那里，表情漠然，甚至不愿相互交流一下焦灼之情。那看守电话的人有的饶舌，有的不饶舌，即使饶舌也套问不出什么，人们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打完自己的电话就走路。我在这篇小说里如实写了电话间里的片言只语，我以为这都是故事的片断，其实连皮毛都不是。这小说带有强烈的诗化倾向，这些片言只语之间毫无逻辑的联系。而我对传呼电话从此也陷入失望，它那热闹仅只是一种假相。这时候，我处在建设新世界的初创时期。我要在纸上画一幅崭新的图景，我还在素描与写生的阶段，创作这件事我还不那么入门。我只能描摹现实，可是描摹满足不了我创造的欲望，现实也不如人意。我总是格外留意那种人与人可能结成关系的机会和环境，我想茫茫人海中只能有一触即发，一拍即合成功故事的瞬间。太离奇的故事我不要，那里面人工的成分太多。我的工作是，极力攫取现实中的可能性来加以发扬光大。这也是一种真正失望之后的权宜之计。在这问题上我走过不少弯路，将逐一提起。后来，我的注意力被一条小街吸引。这是一条安静的林荫道，梧桐树荫下，天天坐有一个鞋匠。鞋匠这人物是这城市街道上使我备感亲切的人物之一。他们做着小修小补的工作。像我们脚上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皮鞋，一旦经过他们的手便有了一股人情味似的。我们坐在他给预备的小马扎上，跷起一只光着的脚，等他修补完我们的鞋子。水泥的街面是非常伤鞋子的。他在我们的鞋子上鼓捣东鼓捣西，在我们的鞋上留下了他的手迹。我们这城市街道上的鞋匠，还各自有着固定的位置，他们的位置几乎永恒不变，还具有传代的权利。我注意到在这鞋匠正对面的马路上，恰是一个小小烟纸店。烟纸店是我们这城市最具有乡村气息的极少事物中的一件。它所售商品与四方游荡的货郎挑毫无二致。它是由一个家庭来独立经营的，所以它的名字还叫“夫妻老婆店”。它们的店堂也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在店堂里烧饭和吃饭，假如这时候去买东西，你便可看见他们吃的是什么饭菜。假如你是他们的老主顾，你还能看到他们的孩子一天天长大的情形。他们的店堂就像一个敞开的公之于众的舞台，展览着最平常最基本最无奢华之气的场景，它的朴素令人感动。当我在阳光晶莹的上午走过这条小街，看见这烟纸店和这鞋匠永远不变地对峙在马路两边，我就想：他们相互早已经熟识，他们难道互不往来吗?他们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至少应当打一个招呼。比如当吃饭的时候，那烟纸店老板朝着马路对面嚷一句：“吃饭啦!”鞋匠就笑笑，端起一个大茶缸，里面有早已准备好的饭菜，冲进开水就吃了起来。这种场面在我脑子里活跃着，后来我竟以为是真的了。这小说就是在这一个遐想的基础上写成的。最后的结尾是，烟纸店老板忽然有多日不见，而后就出现了他的臂戴黑纱的儿子，将小店里最后的存货罄售一空，然后关上了店门。而对面那鞋匠在默然无语中看完这一切，终于有一天，收拾起东西一去不回了。那老板的故世是真的，小老板来关店门也是真的，不同的则是那鞋匠一直驻守至今，对面发生的事情对他并无影响。这一点不同虽然不大，却是左右全面的，它关系到故事能否形成，它实际是那老板和鞋匠能否达成关系的一个关键。那鞋匠最后的一走可不是普通的一走，所有的情谊融融全在这一走上了。我是想通过这一走使这老板和这鞋匠联成一种较深的关系，这关系是由多年的习惯形成的人生知己关系。这故事中可说所有的细节都是真的，仅只有这一走是我虚构的，而恰恰这一走是故事所以为故事的核心。没有这一走，所有的细节全散了架，成为互不相干的生活片断。现在，我怀疑那鞋匠是否曾与那老板说过话，他们多年来也许连彼此的面目都没好好看清过。他们各干各的营生，是许许多多路人中的两个。而我以虚拟的手法联合了他们，这是小说独到的地方。
这一时期里，我到处捕捉故事的种子，我想只要有一颗种子，后来的开花结果的活儿都由我做了。这样的时候，我真希望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大家互相关联，命运交错，故事迭出。其实最好是从我做起，我自己先去向一个路人说一声“你好”，由此创造一个故事。但我却是路人中最最固执的一个，我总是独往独来，假如遇到有陌生人向我说这些要求接近的话，我脚下抹油，跑得飞快。在生活中我无力创造故事，我从来很孤独，也很寂寞，落落寡合，是这城市的外来户的感觉已深入骨髓。我曾经写过一个外乡人来这城市卖姜的小说。姜在此地是一种带有笼络感情作用的东西，好比是友谊的纽带。这外乡人兴冲冲地挑着姜来到这城市，他满心以为会受到这城市的欢迎。他想，姜是生活中不可少的东西，姜是一件好东西，可他不曾想到这城市早已“姜满为患”，他惨遭拒绝。他不得不滞留在这城市里，他漫无目标地在街道上东游西逛。他若好好地在街道上游逛倒还没事，谁也不会干涉他。这城市每小时就有上百万的流动人口在街道上涌来涌去，好像相汇交流的江河。可他一不小心，脚一打绊却走进人家的弄堂。弄堂可不是玩的，它就好像是这城市的秘密似的不容侵犯。它还像战壕一样，四通八达，埋伏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当这外乡人一走进弄堂，祸根就种下了。他成了一个侵略者，遭到弄堂里人的全面出击。这些人平时也许关系疏离，可一旦遭到有外乡人的侵犯，他们便不由分说联合起来。从这外乡人被追击的过程，你甚至可以想象成一场保卫城市的反击战。最后这外乡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一头扎进一幢楼房，跑上了顶楼。在被围困之后，终于跳下了楼顶，成为这城市天空的一幅惊心动魄的景观。这外乡人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在这城市的外来人之感几乎全来自于我本人。他走在人头济济的街上，却备感孤独的心情也是我的。这城市熙攘的人群，总让人有一种令人目眩的渺茫心情。尤其在阳光灿烂的午后，人流像河一样从你面前淌过，你参加不进去。这外乡人开始还很友善地想与人达成联系而后却失望直至暴怒与仇恨的过程，我也有一半。这故事是由两件见闻组成。一是有人告诉我，某弄堂口栖宿了三个外乡人。他们在数月前听说这城市严重缺姜，姜变成宝贵的东西，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在山东家乡购买了大批姜，一人一车。为了节省本钱，他们拉着小车步行而来，就好像当年支前一样。不料市场这玩意比打仗还时间紧迫，机会难得。当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城市时，这城市的姜已经多得没法说了。这三个外乡人守着他们一夜黄金成粪土的姜，栖宿在人家的弄堂口，天天唉声叹气，以汗洗面。这是一件传闻。另有一件则来自于我们的晚报。晚报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半以后，你就听楼梯上此起彼落的脚步声，人们纷纷下楼去看晚报来了没有。送晚报的报童天天受到人们的欢迎。晚报这东西我想它可代替邻里街坊间的闲聊，它满足了人们普遍具有的探听家长里短的需要，它使我们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它取消了那种搬弄是非的饶舌者的活动，而使这一活动合法化。晚报上的事情真是千奇百怪，样样都有，它也是我寻找故事的一个途径，所以我每天阅读晚报要比别人多一个心。我相信这样一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城市，总会发生一点这样那样的故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后来，我就在晚报上看到豆腐干大的一块新闻，它说的是某外地青年到这城市，与亲人走散，久寻而不遇，他身无分文，回家不得。这一日上午，他闯进某条街道某号住宅，继而又翻上一座大楼的楼顶，引来围观者足以千计。文章这样说：“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无地自容，跳楼摔伤。”这文字有一股冷漠的气息，抓住了我的心。我想象这青年独自一个站在高高的楼顶，濒临无数的围观者，是什么情景?“无地自容”这四个字实在用得恰当，我想他是害羞到了绝望的地步，他想他弄到这一步怎么才能解释得清啊!还有那数以千计的围观者，他们兴趣盎然地望着青年，这种景观实在是千年难逢。他们想，这青年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想，这真是好戏一场，叫他们给碰上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这城市里的人都缺少故事的刺激，所以就有向人多地方跑的习惯，他们认为人多的地方总是在发生什么事情，“事情”是“故事”的代名词之一。他们朝着人多的地方跑就兴高采烈，有一个悬念在心中生起，悬念是故事的要素。当青年纵身跃下时，人们一定瞠目结舌，这实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结束得似乎也过于简捷了。这时，人们普遍把他作为“精神病”解释，这使得大家兴味索然。而晚报那文章特意说明了一句：“无精神病史。”这一句对于我写这篇小说相当重要，我想重要的还有“无地自容”这一句。这标志这青年作为常人的心理过程，这是一条伤心路程。这是一篇描写失败的小说。我写的是这青年在这城市里，想与人联手而遭到的失败。我组合了这城市里的见闻，这些见闻严格来说构不成故事，充其量只能是故事中的一个成分。我将卖姜人与青年的身份合二而一，是要使青年的绝望具体化。前边已经说过，姜是一个象征，是青年来这城市的敲门砖，不想这敲门砖失了灵。我还将围观者与青年的关系改造成敌对的逼迫的关系，这是为使青年与人群间消除冷漠，以达成更紧密的联系，这联系是致他于死命的关系。为了这关系，我不惜牺牲一个外乡人年轻的生命。这故事基本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虚拟活动在于强化这故事中的重要成分。这故事是以一个生命作代价的，故事的结论也是否定的，那就是青年与人群的关系最终落空。这种结论有一个故事就足够了，这故事带有最后一个的味道。这是我从晚报上所看到的最好故事，写完它我有怅然若失之感，因它带有否定故事的意思，接下来我还能再写什么呢?
童年往事是我们一个大题目。童年时期总是带有自然的面貌，它与房子、街道、天井、天空都可构成关系，进行对话，并且结下友谊。这是因为儿童的人格还未成熟，他们将一切静物都看作是自己的同类。这还因为叙事者我们给予房子、街道、天井、天空以人格的意义。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关系，它只可应用于儿童身上。儿童时期是多么美妙绝伦，样样都可成为伙伴，演出戏剧。这也就是我从小至今特别喜爱童话的原因。我看过的童话无数，直到今天我还有童话必读。红气球的童话我永世难忘，孩子与红气球的恋情动人心弦。我忘不了最后孩子们由于妒忌谋杀了红气球，这时，全世界的气球都升起来，致以默哀，向孩子致以安慰。这样的童话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让气球与孩子做朋友的念头又美又良善，而且有点无奈。红气球与孩子一起走过街道的情景很凄凉，带有相濡以沫的味道。童话总是无所不能，可以在任何事物之间，随心所欲地建设关系。中国有个童话大王曾经写了一个“魔方”的童话，这念头也是妙不可言。那时候，我们这里也卷入了魔方大潮，马路上到处可见大人孩子手持一个五彩缤纷的魔方，“啦啦”地旋转。这种“啦啦”的声响几乎充满了这城市的上空。这童话大王将“魔方”想象成一个世界，每一个小方格是一个王国，而每一次“格啦啦”旋转便是一年间。这样，每一个国家每一年就要变换一次邻国，每一次变换邻国就要重新调整建设一次国际关系，每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诞生就必定会产生一个新故事。从此，童话大王就依次叙述一个又一个的无穷无尽的故事，就像《天方夜谭》里那个讲故事人。真不知这家伙是怎么想起这样一个世界，他大约白天想，黑夜想，做梦也想，然后，街上“啦啦”的魔方旋转声便触动了他的脑筋。他的脑筋因为日夜运转已变得非常发达，于是灵机一动，火花一闪，一个魔方世界诞生了。这世界的诞生对于一个童话大王来说，简直无异于解决了地球的第一次推动，这为所有的童话奠定了发生的基础。它创造了建设各类关系的可能性，有了关系，故事便随之而来。这些故事所以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童话，是因为他所建立的关系是在一个非现实的前提之下，这前提就是：魔方是一个世界。这设想多么激动人心，我们将处于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替换的人际关系之中，我们的生活将发生多少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将站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体验各种社会关系，并由于出自偶然的位置变化，将屡遭奇遇。我还想，这些全神贯注、“啦啦”转动魔方的男女老少，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魔方真正吸引他们的地方，是在于这些五彩的小方格互相遭遇的机会是那么不可捉摸，无法言说。旋转魔方的情景是孤独的情景。那阵子，我们这城市快被魔方弄疯了，几乎人手一个，还举行各种比赛。童话大王真是了不起，他想出了这个点子后，就高枕无忧，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再起来写童话。二十六块小方格可有数百上千种外交关系，他就一个一个地写吧。这就是童话的伟大之处，它可假设非现实的关系前提，这一假设可不得了，一切都改变了面貌。我也曾经试着去写童话，我就是设计不好这个前提，我设计前提总是受到真实事物的限制，跳不出去。我写过一个孩子和布娃娃的故事，我想象布娃娃有一颗人的心。这其实是因为布娃娃有一个人的躯壳。我的想象力总是受到现实的羁绊，这注定我干不了童话这一行。我写布娃娃还因为布娃娃是我童年的忠实伴侣。说忠实伴侣是相对于所有的布娃娃而言，具体到个别，我是绝对地喜新厌旧。我每到节日就向妈妈要一个新的娃娃，假日妈妈总是带我去买布娃娃，我每买一个就对妈妈说这是最后一个。这时候的我，就像花花公子，生性轻薄。我频繁地掉换布娃娃其实是不满足与布娃娃的这种假定性的关系，我只能以新鲜感来刺激自己。我童年的布娃娃堆成了山，这是想象力的残骸。我从小就是个现实主义者，这也是我后来写不好童话的根源。我写那布娃娃是一个被孩子抛弃的老布娃娃，孩子不知怎么有一天觉悟过来，想起布娃娃年轻时候与自己一起度过的好日子，然后这孩子就浪子回头。我将这孩子与布娃娃的关系写成一种情人关系，这是我能想象的与布娃娃的最亲密关系，这就好像是对童年时期的背信行为的一个忏悔和检讨。这是我第一篇童话，也是最后一篇。童话对我不合适，它使我处于困境。写诗那样抒发我不满足，童话这样想象我又做不到。我只能走一条中间道路。我既要虚构与创造，又只能根据现实的逻辑。这真是给自己找麻烦。童话那世界我只能站在门口看看，进是进不了的。那童话大王是我崇拜的人物，他还有一种在现实中制造童话的本领，比如他筹划举办了盲童夏令营，将失去光明的孩子集合在一起，让他们手拉着手。这是重获光明的一刻。亲手创造童话的人其实很多，漂流瓶就是一例。不知是谁第一个放下了漂流瓶，漂流瓶漂洋过海去找朋友。这是人们亲手创造奇遇的一个力所能及的办法，带有命运的色彩。有多少漂流瓶葬入鱼腹，又有多少漂流瓶总是错过潮汐，冲不上海滩。我相信，现在至少有一个一千年前的漂流瓶在茫茫地航行，怀着一个人永恒的交朋友的信念。这是伴随人一生的不老的童话，它把大海看作人类的朋友，可帮助人们实现愿望，它还把飘流瓶的偶然机会无限放大，寄托一腔热望。童年往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是这样吸引我们的心，它提供我们非现实的假定前提，故事层出不穷。
童年往事还吸引我们的是，回想童年往事本身就含有一种既定的两人关系。这关系建立在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这是一种自我关系。童年的我是我的故事对手，与我达成时间性的社会关系。我们常常到童年去寻找故事，其实是去寻找故事对手。时间将我们一分为二，一大一小。有人说，童年往事是因为时间的距离，显出了意义。意义这个词太抽象，这样说也太简单。意义是谁给予的，是现在的我给予的。那就是说，童年往事因现在的我参与，才有了意义。所以首先的，还是我与童年的我的关系，意义是达成关系之后产生的。意义还是针对故事内容的说法，关系可说是一切的前提。童年往事往往是一种哲理性的故事，也就是意义的故事。它的情节发展是一种认识的发展。人们有时将回顾童年往事的小说称之为“教育小说”，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回顾童年往事总是令人愉快，我们觉得故事特别多，随手便可拈来。那些极小极平常的琐事，都可成为一个故事的核心。比如说我曾经情意绵绵地描写过我家老房子弄底的一扇窗户。那窗户在我幼年记忆里总是黑洞洞的，它长久以来成为我恶梦的根源。我到天黑时就不敢从它底下走过。我那时听来许多恐怖的故事，都提供我培养对这窗户的惧怕心理。我很模糊地认为那里面藏匿有鬼怪和罪人，它给这条狭窄的后弄增添了阴郁的气氛。这是一个相当晦暗的景象，可说是我童年的阴影之一。这扇窗户是真有其事，我对它的恐惧也是真有其事。这扇窗户的阴森气息还在于它底下是一块荒芜的空地，散落着一些垃圾。它在弄底的位置也使这荒凉感有增无减，这就像是被遗弃的一角。它正对着我们的后弄，就像是一种逼视，压迫着我小小的心灵。后来随着我长大，这窗户的恐怖色彩便不断地淡释，我渐渐不再注意它，甚至有些将它忘记。我想那是由于心灵的逐渐健全与成熟，这种带有梦境色彩的偏执心理渐渐消除。我想起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它说婴儿能看见鬼魂，所以他们会莫名地惊吓与啼哭。但等他们稍大，会说话时，鬼魂的情景便永远从他们眼前消失。这种说法听来像是无稽之谈，实质上却不无道理。幼年时我对那弄底窗户的恐怖便可说明这一点。反正，有一天阳光明媚，我走过那窗下，无意中一抬头，看见了那窗户。幼年时所有的记忆一下子涌了上来，然后就像潮汐一般退了下去。那窗户周围的墙上有一些苔藓，绿茸茸的，窗扉打开，微微晃动，阳光在上面一闪一闪。这是事情的真实经过，而我为这缓慢的渐变的过程设计了一个绝妙的细节，这一细节我至今还很为之得意。我让幼年的我有一天得到一个机会，那就是走进这座房子，登上楼梯，来到这窗前。这时候，她看见了她熟悉的后弄。她家的后门，后门口放着她的伴侣似的小板凳，小板凳旁是一篮碧绿的蚕豆。这情景此时此地显得又陌生又遥远，这孩子不由怔住了。我要她在窗前怔怔地站一会儿，好好地观望她的后弄。这是一个有益的陶冶的过程，笼罩未知世界的乌云渐渐地驱散，露出了蓝天。孩子的心渐渐地明朗起来，那股于身心健康都有害的阴郁气氛消散了。这孩子站在人家的窗户前的情景，就好像在我眼前一样清晰。我看着那孩子惘然若失的样子，心中涌起无限柔情。我好像听见她的心灵吱吱成长的声音，就好像麦子拔节儿的声音。让她走上人家的窗前，是成年的我的主意。我要为她的成长设计一个情节化的动作，这是小说创作的要素。走上人家窗前这一动作，我以为符合了这孩子的这一成长过程，这有一种消除盲点的意味，而且也带有喜剧的色彩，这使成长过程故事化了。
窗户似乎是潜伏在我心中的一个情结，我讲述关于窗户的故事至少有三个。现在看来，这里面好像有一种暗示。它首先暗示我是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犹如房间那样的，这是一个孤独的处境，一人面对四壁；其次它暗示这空间与外界有一个联系。这联系是局部的，带有观望性质，而不是那种自由的，可走出走进的联系，所以它决不以门的形式出现，而以窗的形式。窗户这东西看起来很优美，还有些感伤，带有闺阁气。许多评论家都被它迷住了，而无一注意到其间的暗示意味，这种暗示意味和闺阁毫无关系。关于窗户的故事都是发生于我的成长过程中，不只是童年往事，也包括少年往事。但我是一个晚熟的孩子，我身心的成长都要比普通人漫长而迟缓。这大概是由于我的孤独境地所造成。同时我又是一个喜欢回顾的人，当我只有并不多的东西可供回顾时，我就开始了回顾的活动，这又像是一个早衰的人。所以，这种自我关系的故事将永远伴随我，我总是不断地和过去的我发生情感的、哲学的、教育的关系。这也是由于我的孤独境地所造成。我第二个窗户的故事，原型相当复杂，它由一系列印象组成，还是从头说吧。在奇遇迭出的“文化大革命”中，与我们相邻的房子，被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总部占领。他们在我们弄堂里出入，他们个子高大，声音浑厚，表情深沉。这可说是我生活中首次出现“青年”这形象，这些青年引动了我的心。那时候，我很喜欢在弄堂里逗留，心下是很希望和他们遇见。与“青年”第二种接触是在街上哄抢传单的活动。抢传单是我们热衷的游戏，它特别能激发我们的热情，因为它有一种竞技的效果，就像球赛似的。我还怀疑那时候的我们都患有皮肤饥渴症，当我们挤成一团，推推搡搡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皮肤饥渴症是一种典型的孤独病，它是人要求接触的生理反应。发传单的青年有时像逗蟋蟀似的逗着我们，一会儿撒一张，一会儿撒一张，弄得我们心痒痒的。当我们热烈地争抢传单时，还有一种渴望引起注意的心理，我们很夸张地叫着跳着，去够青年手里的传单。其间的欣喜与失落也是说不尽的。关于青年的第三件事发生在电话上。孩子们对电话的垂青几乎一无例外，电话这东西其实也有一点漂流瓶的意思。它比漂流瓶具有主动性，因此它带有侵犯性和进攻性，而漂流瓶是温和与良善的。那阵子，几乎每个红卫兵总部的值夜活动中，都有一个打电话的项目。他们从电话本子上找来号码，或者仅仅是凭空捏造一个号码，然后就像机关枪发射一样地打起电话来。我想，当话筒里响着嘟嘟的铃声，而终于有一只手摘下听筒，这一瞬间肯定激动人心。他心想：有人来听电话啦!这人是谁?在一个什么样的房间里?无数悬念在这一刻涌上心头。给陌生人打电话的趣味真是无穷。在这许许多多值夜的红卫兵总部里，有一伙人不知怎么选中了我们家的电话。我肯定这是一个总部是因为话筒里总是传来嘈杂的年轻人的声音，他们操着红卫兵的语言。普通话，他们还喜欢在电话里向我宣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我想他们后来已认出了我的声音，当我母亲接电话时，那边就一下子挂了。他们有一阵子骚扰得很厉害，半夜里会忽然响起一阵铃声，叫人胆战心惊。后来我们就拆除了电话。那时候，我莫名地对青年充满了崇敬，渴望能走进他们的生活，这大约是一种渴望长大的心情。后来等我自己成了一名青年，这心情才渐渐消除，甚至还有些失望，即使成了青年，人依然很软弱也很无奈。这是一个自己教育自己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就是两个我，一个大我，一个小我。我为这大我寻找了一个替身，这替身我觉得也不错。这替身带有一切青年的特点。首先他是男性，其次他参与了社会生活，第三他富有人生经验。我让他和孩子隔了一扇窗户相遇，这窗户是孩子与世界永远的隔阂和通道。这窗户还是时间的替身，因为小我与大我相隔了时间，永不会携手，我们只可隔窗相望。我为这孩子的失望设计了一个极妙的细节，就是每一次当那青年来到她窗前，她都有微小的惊讶。她觉得那青年似乎要矮小瘦弱了一些。当那青年离去时，青年就在她想象中长得高大强壮了。这故事最后的结尾有点像失恋，我不知道这是胜笔还是败笔，以失恋来形容这种失望是否准确，可我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失望形式。回顾童年往事能为我们提供无数故事，由于我们与童年的距离总是在变化，这个大我不断更新，与小我的关系便总是呈现新的面貌，新的故事就又产生了。这种自我关系可说是我们生活中最忠实的关系了，可也是一种最孤独的关系。这关系其实只能以文字的方式来实现，它是一种冥想型的，小说使它有声有色，有血有肉。这也就是我所以选择写小说这一行的原因之一。
想象是件愉快的事，它可满足我们许多人生愿望。在我们的愿望中，有一个就是说话。谈话的关系也是亲切倍生的关系，谈话伙伴是好伙伴之一。古话早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说法，酒是谈话的辅助材料。一般是酒过三巡，话匣子便打开了。酒可使谈话增添亲密无间的气氛，使生人变熟人。这其实也是对谈话的一种救助，说明谈话伙伴日益匮乏。谈话还有一种危险在于，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话负责任，责任这东西不是玩的。我们已经责任累累，再要为谈话这事情加上一点，可实在无聊。假如再要说上一点心里头的话，危险就更大了。谈话是我们这世界上人与人交往的基本手法，连鸟儿都要叽叽喳喳地交谈，绝对不谈话是不可能的。但由于以上原因，谈话的内容便稀释、平淡，变成简单的寒暄。时间也是一个大问题。八小时的上下班制度占去我们一天中的主要时间，假期里，我们要打扫卫生、料理家务，我们为了晋升加薪还要用业余时间学习、考试、加班加点。我们变得没有时间谈话，谈话在这城市里逐渐变成一件奢侈品。这时候，晚报、电视、生活类杂志则填补了谈话的空缺，它们在某种程度代替了我们的谈话活动，或者说它们归纳集中我们的谈话，使之变成一种空中大交流。这城市的电台有一个节目叫做“空中大交流”，还有一个节目叫做“立体声之友”。这名字起得太棒了，它实际上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抽象化和概括化的描绘。小说的功能在于，第一，它可制造谈话的伙伴，它可虚构谈话的人群，他们在一起，谈啊谈的，气氛无比融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其二，它还可创造假想的谈话伙伴，那就是读者，这其实就是所有的独白小说的由来。我们中间有个写小说的朋友，他曾经写过一个小说，题目叫作《谈心公司》。这题目不仅是他小说的题目，也可说是我们所有小说的总题目。这篇小说可说是描绘了我们所有小说的概貌，也是我们所有写小说的朋友的白日梦。“谈心公司”其实是一爿收购故事的公司，带有收购废品的性质。因为故事这东西只对很少一部分人，比如我们这些人才有用，对于大多数人非但没用，有时还是累赘。想出这公司的朋友，是手头的故事拮据透了，于是急中生智。“谈心公司”以市场经济的原则形成了谈话的双方关系，并且源源不断，这也有些类似“魔方”，“啦啦”不断变化。他们都是聪明人，都解决了地球的第一次推动。要创造谈话的两方有时叫人煞费苦心，一旦设计好，让他们谈了起来，可真叫人高兴。我那时非常陶醉于写人物的谈话，我整齐排列对话，排成诗行一样。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非常痛快。在这时，我无意地夸大了谈话的功能，我将谈话对手的关系固定化和深刻化，我掩盖了谈话关系的虚浮、不确定的真相。为设计这些谈话，我动了很大的脑筋，我企图在这些谈话中注入他们一生的命运。小说是以语言为工具，以语言表达语言实是很奇怪的事情。这种艺术的转换工作到了“谈话”的章节，便合二为一。我们只能在语言的风格化上做文章，以区别哪一些是作为手段的语言，哪一些又是作为目的的语言。一旦写到人物的对话部分，我们便心痒痒的，恨不得一步跨进去，成为谈话的一方。谈话的关系是一种精神关系，这以纯洁与神圣的气息吸引我们。我有时特别要美化这种关系，将这关系视作无上。精神关系在这日益充满物欲的世界越来越变得虚无，它存在一个形式的问题，它显得有些缺乏操作性，因此它就常常被我们忙碌的急功近利的人生放弃过去。我现在将这精神关系的形式确定为“谈话”，而我再将“谈话”与“寒暄”区别开来。寒暄是属于实际生活的社交手段，与精神无关。我曾经做过两次尝试，我想尝试精神关系的牢固性与永久性。这种尝试我是用小说这工具去进行的。现实里存在有对手的问题，需有人能与我共同尝试。精神伙伴可遇不可求，前边早已说过，这世界上奇遇已经很难得。现实中这尝试还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没有宗教与信仰做支持，精神关系简直是刀刃上走路，随时都有失足于物欲泥潭的可能。那时候，我就要试一试这关系的可能性如何。它的惟一的操作性，大约就是“谈话”了。我为设计两个谈话伙伴，浪费了许多草稿纸。我首先要确定他们的性别，为了勇敢地面对那失足的危险，我迎难而上，选择了一对异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要特别地强调他们之间的精神关系，是超越性爱之上的关系，它比性爱关系更强大更深刻更牢固。我决心让他们铤而走险，走在精神的薄刃上。然后，我为选择他们的身份，又费了许多草稿纸。要使他们成为谈话伙伴，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他们可能拥有谈话的资料，二是他们可能邂逅相遇。谈话的资料不那么简单，我想这谈话资料在形式上应当有相对性，他们在同一个问题上，既不应是方向一致的平行状态，也不应是冲突以致相互抵消。他们应是具有互相推动的形式逻辑性。内容我则定以“天才”这个题目，这是出于我对“天才”的迷信，也出于我对“精神关系”的至上信念。其时，我就已经确认这谈话的一方是一个天才的角色。这给我带来的麻烦无穷无尽，因我无法确信我自己是一个天才。那么，一个庸才是否有可能创造一个天才呢?这就好像要拔着自己的头发往天上飞。创造一次邂逅也不那么简单，那种“巴士奇遇”式的邂逅我不屑于采用，它带有小市民甜梦的气息。如是同学、同事、邻里、知青战友的关系，我又怕过于长久的相识会稀释他们的谈话。我希望他们的谈话是在一个带有契机性的短时间里突发进行，同时我也渴望完整地描述他们的谈话关系过程。我还担心同学、同事、邻里、知青战友这类社会性关系会起混淆的作用，我要求这种谈话关系的彻底纯粹化。后来我安排他们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教师，他们在学校的一个艺术节上相遇。应当说，这是拙劣的相遇，我描写他们相遇有些急不可待，有些浮皮潦草，我急着过渡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为这诗人布下了陷阱，而那教师是狩猎人。诗人处于精神最深刻的困境之中，而教师是个解围的能手。诗人是男性，教师是女性，他们之间则连手都没有拉过，他们的谈话却契入至深。他们都具有极高智慧。他们的谈话关系是：他是创造，她是解释，他从她的解释中再创造下一个难题，她再进行下一个解释。她的解释最终解决了他的一切难题，而一个天才的秘密便暴露无遗。这秘密带有隐私的性质。我这样让他们层层掘进，是为使他们在精神上达成比肉体更深刻牢固的联系。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掘进抵达精神核心时候，会发生些什么。我为了表示这种精神关系对肉体关系的超越，还特别设计了那诗人的妻子和他的谈话伙伴的雨夜对话。我让那妻子很绝望地说出了“他契进了我的身体，可我依然觉得他很遥远”这样富于浪漫气质的话。我把那妻子写得很无望，她只能与诗人咫尺天涯的生活着。我将这对谈话伙伴谈话的高潮，安排在一个雪夜，在一间临时租借的小屋。并且在高潮来临之际停电，使他们陷于一片黑暗之中。这是一个做爱的环境，契入最深的时刻开始了。我似乎也为自己营造的这气氛激动了起来，我忘情地写下大篇大篇的对话，他们的谈话真是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高潮迭起。黑暗使他们忘记了害羞，他们敢于说出最隐秘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平时连对自己都不敢说出。最后的结局却是什么呢?那诗人离开了她。我想，他们之间除了分手还能有什么出路?假如不分手，他们在一起还能谈些什么?他们把所有的谈话资料在一夜之间运用殆尽，他们还须各自再培养很多日子，才可谈话。谈话资料是不能重复的。让他们分手还因为我坚持精神至上的立场，我以为精神的底部要远远深于肉体，而揭露了精神的隐私之后，两人间所有的神秘感便全部穷尽。这隐私是他们害羞的最深点，他们再不好意思相对，他们的躯壳这下子算是全部扯开了。他们在发展这种谈话关系的同时就将这关系走到了尽头。我虚拟地证明谈话关系是一种有限的关系，它无法成为固定的关系。那样动人魂魄的夜晚不可重复，它带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味道。这对于我也是无法重复的创造，那激情如海潮一般涌来，灵感雷电一样，袭击着想象力的天空，犹如暴风雨来临。我对谈话关系的希望到此还没有完全灭绝，不久，我又开始做第二次尝试。这一次尝试与前一次有所不同，我改变了几项条件。首先，我统一了谈话伙伴的性别，她们同是女性，这是为了防止危险发生，彻底消除性爱嫌疑。同时，我也是要使她们的精神关系更为纯粹，屏除了婚姻、家庭一切物质性关系的可能性。为了防止“同性恋”这一误会，我还特别为她们各自安排了婚姻，也强调了她们在性爱上的健康能力。其次，我还屏除了邂逅的因素，我让她们做了同学，还做了室友，最初是三个人，后来就只剩她们两个，形成一种选择关系。我还让她们真正的谈话关系，发生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总之，这一次我要比前一次来得沉着，从容不迫。不像前次那样，急匆匆地，等不及地奔向谈话关系的形成。第三，我是以一种叙述她们谈话的形式替代了直接展现谈话的形式，这是一种自由的方式，我可不必担心手段性语言和目的性语言的混淆，我不必为了强调这种区别而为谈话双方设计风格性的语言特色。我可使她们的谈话抛弃具体性，而具有一种抽象的意义。这一次，我为她们的谈话规定了更广泛的背景。我使她们对一整个生存状态提出疑问，这都是平凡人的问题，而非天才的。我让她们在粗糙的人世中保留有细腻的精神需要，这是她们所以会达成谈话关系的必要条件，也是我所以选择她们是女性而非男性的缘由。我在此尝试中，还将她们的谈话延伸到一般性的言语之外，比如她们将婴儿的小脚印印在信纸上，比如她们指示对方去看某一本书中某一页某一行。我将她们的谈话关系写得很美，很有诗意。诗意这词大约可以一总概括她们的精神需求。我尝试这种需求是否具有彻底的牺牲精神，为此能够付出一切代价。我亦步亦趋地将她们的谈话写得极其神圣，高高在上。我为了特别强调与突出她们的谈话关系，我还有意模糊她们的性别，让她们彼此称兄道弟，以老王老李互称。我写她们的谈话时，心里充满悬念，我不知道这关系到哪一步为止，会遭遇什么。我让她们各自的现实的家庭生活与她们的谈话关系并进，这是我有意埋下的危机。我想，危险就在此哪!谈话关系能否抵得过物质关系，这才是谈话关系能否固定与长久的关键。在我第一次尝试中，我使这谈话关系受挫的，其实还是精神方面的力量，还来自于这谈话关系双方的个别的原因。这并不是最致命的原因。而这次情况却不同了。物质性关系成了她们的大敌。这物质性关系在这里以一个孩子为化身，孩子是母亲血肉凝成的，他最后离间了她们的谈话关系，使这关系破产了。在这关系破产之际，我让她们说出了“我爱你”这句血泪交流的话来。“我爱你”这三个字此时终于给她们的精神关系以人间的命名；也标志了它终究无法超越的命运。谈话关系其实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关系，可我们几乎无人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只能在小说中虚拟这关系，而最终也因我们的现实态度而重落窠臼。这现实态度于我们是深入骨髓，病入膏肓。我们的想象力从现实土地上起飞，最终又落了回来。可是，虚构这些关系仍然使我们愉快，由于我们的现实态度和写实能力，我们虚构时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我们孤独的真相。刚才说过，小说一方面可供我们虚拟谈话关系的双方，另一方面又可使我们和读者构成谈话关系。而这一关系其实可说是我们写小说的出发点。我们写小说就像个饶舌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没有谈话对象生生要憋死了我们。和读者的这种谈话关系，有一个绝大的好处，那就是完全由我们掌握了主动性。读者这对象既虚幻又实在，我们可将他们想象成任何一类人物，根据我们的需要。这种谈话的快感还体现在我们的小说印成铅字之后的重读之中。我们重读自己的作品，同时便担任读者的角色，然后就享受这谈话的快乐。我们的小说刊印在发行上万份的书刊上，使我们觉得在与许多人做交谈。这其实是一种虚幻的景象，它掩盖了我们自言自语的独白的真相。这种单方面的谈话由于缺少对方反应的刺激，它很快就停步不前，无话可说。我们有时候会搜罗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麻烦我们的谈话对象，他们在我们的想象中总是忠实而虔诚地恭候着，我们说什么都得听着，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这种谈话到终了我们依然会失望，它解救不了我们的孤独。我觉得我们与读者间的谈话关系，使我们的人生蒙上一层假想的色彩。它是我们这些软弱的承受不了孤独的人想出来的麻醉剂。我们不愿意将我们一肚子的话烂在肚子里，我们太看重这一肚子的话。这些话与我们连着心连着肺，血肉相连，而我们硬是将它们撕扯下来拱手献上，然而，我们却又无法忍受它们被消费的命运。生产与消费其实是我们与读者之间的真正关系，谈话关系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心里那些于我们无比金贵的话，遭到的命运是我们无法左右，它们被曲解、误会，或者被用作功利的武器，全是我们始料未及。我曾经用那天才之口说出痛心的话，他说，他的诗就是他的孩子；他那谈话对手则告诫他，不用去想孩子的命运，孩子一旦降生，便已不属于他。属于他的，只是孕育的过程。就是说，只有说话过程属于我们，我们只能说、说、说。我们的话就像漂流瓶一样，随波逐流，命运叵测。这其实只会加深我们的孤独，我们中间说得最认真的那人就最孤独。可那说、说、说的快感使我们欲罢不能了。我们将我们言语的触角伸向茫茫的空间，企图达成一个牢固的联系。我们言语的触角假如有形，就像蛛丝一般，从一端无望地飘向渺茫的另一端。
我们虚构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真实的关系之上。我们真实的关系经验就像种子一样，为我们想象力的雨露滋润，然后发芽开花，结出纸上的果实。我们还使我们的关系经验像发酵似的膨胀。为使它们能无限膨胀，我们反复研究，反复讨论。我的经验是将我们的关系经验，变成一个“动机”，具有强大的推进力。为此，我研究了前人的经验，比如梅里美的小说，这家伙的小说写得没话说。我想，他是如何发展他的小说的。我慢慢发现，他的小说常常是建立在一种复仇的关系上，复仇的关系可说是最具推进力的动机了。复仇还是个相当严谨的契约关系，解除关系的时刻便是故事的高潮了。还有日本现代的推理小说也给予我启发，它们是以一种逆向的方式，以推理为武器来揭露出人物关系的真相，而人物关系的真相其实就是故事的核心。推理的逻辑是一种思维的科学，它标志着人类从混沌的感性走向了清醒的理性。有一个时期，我到处寻找这种可推进为故事的动机关系，我自己的关系经验已被我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我自己的关系经验又平淡又有限。那时候，我为了寻找这种动机关系，我专门深入到一个信访机构做一个旁听者。我带了作家协会的介绍信，还带了笔记本和笔。我每逢周一、周五接待日，就来到这里。这个信访站专门为妇女开设，要为妇女排忧解难。信访站就像个门诊部，求诊的人坐成一长排，那情景实在叫人兴奋，她们一个个的神情都像有满腹的故事。我想，她们将要说些什么?她们遇到些什么纠葛?“纠葛”这词也叫人兴奋，它不仅表明一种复杂关系的存在，还表明这关系正发展变化。她们大都被各自的纠葛压迫得忧心忡忡，愁容满面。我的情形实在有些像俗语所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几次我明显遭到反感，她们用白眼看我，对我的提问爱理不理。这使我想到，收集别人的故事也不那么正当，这带有侵犯隐私的性质。但这些都不足以阻挡我，我每一次都满载而归。我像收割庄稼一样，收割着别人的忧烦，装进自己囊中，回到家再挑挑拣拣，就像一个培育良种的农业家。但当最初的兴奋过去，我渐渐平静下来，才发现事情不大妙。我发现，原来，人们彼此的关系经验都是那么相似，不外乎常见的那么几种，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带有重复的性质。人们哭哭啼啼来到信访站，她们流露出的惊惶与忧愁，使她们看上去彼此面目相像。信访站的旁听告诉我人们的关系经验一般是大同小异之后，我为建设关系寻找到一条新出路，那就是概括化的道路。我将这些普遍的关系经验加以总结提炼，经过概括，总结出一个规律，再用以人物与情节来做表述。我们的人生那么平凡，世界上的事情又那么互相类似，建设特殊的关系无据可依。因此，概括化的道路也是我别无选择的出路。问题是要以什么样的人与事来承担表达的任务。在这里，写实的本能又主宰了我。我总是要求故事具有正常的现实的面貌，这就给我自己出了难题。要找一个既有具体化现实面貌又有概括化抽象的内涵的故事谈何容易。我为什么这样紧紧抓住写实不放，大约是因为我始终是在做一个工作，那就是要创造一种现实的关系。我是以虚拟的手段来创造现实关系，这种创造物必须具有自然时空的面目，这才可在现实世界里立足。这一段时期我醉心于纪实性的材料，我变成了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新闻记者那样的人物。我东跑西颠，四处采访。开始，我比较热衷于去乡间访问，乡村里的故事总是绵绵不绝，源远流长。在我插队日子里，牛房里每晚都有老人在讲古，在我们那地方，“讲古”就是说故事的意思，那讲古的情景铭记在我心头。去乡间访问其实带有旧地重游的味道，而乡村的故事已经大大满足不了我的胃口。这些故事都具有自然的形态，从播种到收割，循序渐进。它们基本不具备我这时热切渴望的概括性内涵。这样单纯的故事吸引不了我，我要的故事，自然面貌只是外表，内里的核是一个提炼过的，浓缩的立体交叉而又秩序井然的抽象世界。我发现自己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回到自然关系故事中去的路早已断了。我胸膛里跳动着一颗人工的心，对于感受自然事物几乎没有反应，它流连忘返于一个以意义为内容，逻辑为形式的再造世界里，这是一个彻底的完蛋!所以，我只能回到上海这城市，在这城市拥挤的街道上无望地走来走去，人们互不相识，奔赴各自的生计之道。
我有个朋友是个画家，他以描摹西藏而闻名。他的画只一眼就把我吸引住了，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其实就是从此开始。他的画里似乎有两个世界神奇地合二而一，一个具体的和一个抽象的。他画中的人形、色彩、线条，全都流露着自然的精致的光芒，但整幅画面却有一种强烈的装饰感。在这装饰感之下，你可体会到一种严肃谨慎的秩序，这秩序其实就是那自然形态之中概括化的本质。这人的画令我着迷，这人也令我着迷。他说他曾经走过许多地方，画了许多写生，而直到去了西藏，他才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于是紧接着，他便名声大噪。我想他要找的正是这种具象抽象合二而一的载体，最后他在西藏那地方找到了。西藏这地方我没去过，关于它的传说听得不少，从他的画上来看，那地方确实有这种神奇的效果。他的画使我对他生出亲近之感，因为我意识到他找的东西正是我要找的，不同的是他以视觉的方式来体现，我则以故事的方式。是他的画使我的想法变得明晰起来，变得可以言传了。我对那个纪实性故事后面的抽象故事，有了一个较为具体的构想。我从形式着手来剖析和概括我们的人类关系，装饰性的秩序感抓住了我的心。我想人类关系其实充满了装饰性的对称感，这种对称感最为自然的具体体现，大约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我写作男人与女人的故事的初衷。人们说我是写性爱的作家是大错特错了，说我是女权主义更是错上加错。女权主义的说法破坏了我力求实现的平衡状态。这是一条腿走路的方法，和我的方法完全不是一码事。男人与女人的对位图在我眼里，具有具体关系和抽象关系合二而一的效果。他们既是男人与女人这一或者说性爱、或者说情爱、或者说生殖繁衍的具体关系，他们又是阴阳两气的象征，他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最低元素。这关系于我有着极大的概括意义，当我寻找到这种关系之际，我简直欣喜若狂。我想，这大约与我朋友初入西藏时的情景一样，西藏的风景扑面而来，他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最起初，我被那男人与女人对位的图画迷住了，我的注意力全在他们的位置上，强调位置的意义走到了极端。这是由我一往无前的精神所造成的。我偏执地认为他们所站立的位置对于他们的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我认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站立的位置。于是，我让他们站在各自的非同小可的位置上，说着些人世间最不咸不淡的闲话。我将这对男女从我们这个熙熙攘攘的闹市驱赶出来，赶到长江上的一条客轮里。江的两岸是陡峭的峡壁，周围的人全是萍水相逢的过客。这本是一条赴死的道路，这对男女将从此走上他们的悲恸之地。选择长江三峡作他们的赴死之路，是因为长江三峡曾经使我深感抑郁，阴沉的崖壁这样迎面而来，好像宿命一般。朝天门码头是我终生难忘的阴郁景色，长江在雾气中蒙蒙发亮有一股邪恶的死亡的气息。当这一男一女来到三峡，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全变了样，这一对为殉情而来的男女后来各自走上了回生之路。我就像一个舞台调度一样，专心于安排他们的位置。我特别强调他们所在位置的平衡感、对称感，要使之达成装饰的效果。我要他们的位置显示出其关系的内涵，以及变化的过程。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说话、行动，都具有一种孤立的彼此分离的状态。他们就好像在两个空间里活动，只是共时态才使他们有了表面的联系，这就是他们的概括化的本质关系。我将他们从闹市中驱赶出来是为了把他们从具体环境里脱离出来，而三峡这个地方则带有抽象的含义，它具有隔离人世的效果，它使人排除一切干扰，只剩下人和人。这一男一女原先紧密深刻的、致使他们踏上赴死道路的关系在此时此地，无声无息地解除啦!那一男一女之间的致命的关系其实是在人群中培养起来的。等到人群消失，那关系便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人群不仅能使人沉没，它还具有欺骗性，它有时会制造深刻关系的假相。这一条赴死之路，像一把尖刀一样，将他俩的关系一剖为二。他们虽然近在眼前，实质却远在天边，这是叫人肝肠寸断的对位图画。我很注意，他们的身体位置的图案性，我要他们一个朝天躺着，另一个靠墙坐着，两张床铺形成一个直角，他们的躯干形成相对又独立的关系。我要他们长久保持不变的姿态，以免破坏平衡，我让他们说了些什么现在是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我还让他们一个躺在上铺，另一个站在地上，脸对脸，两人形成一个直角，他们说些什么，也不记得了。他们形成的画面是对我们人类关系的一种概括，这关系的内涵是：我们和谐地处于一个世界上，各自鼎立一角，保持了世界的平衡，而我们却是处于永远无法融合的两端。这故事由于我过于注重这装饰感的内涵，而忽略了自然的外壳。这是我惟一的放弃了写实手段的一个故事，我写实上的失败在于我过于刻意地表现他们的位置，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现代舞蹈的动作线路图。他们的位置因为我的刻意太重，失去了自然的形态，看上去有些装模作样，好像两个哑剧表演家。这使这故事有一种梦境的感觉，违背了我的本意。我本意是不喜欢写什么梦境一类的东西。梦境在我看来还是一种小说的小说，小说对于我们就有些做梦的意味了，难道还能在梦中做梦?这故事是我惟一的具有做梦效果的故事，它对于我具有铺路石子的作用，若干时间之后，具有具体关系与抽象关系合二而一神奇效果的故事渐渐地酝酿成熟了。
如同前面说过，这时节我特别强调人类关系的对称与平衡，这种均势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扛鼎保持。而在我最初的尝试中，这种男女对位的画面显得太过单纯和抽象，失去了自然的形态。如今我要唤回我的写实才能，要使这种男女对位的图画回到自然形态中去。这是一件难事，可它难不倒我。在纸上创造一种既本质又自然的关系情节攫住了我的心，使我很兴奋。现在，我要为这独立的男女双方增添背景，在他们周围的空间里，涂上现实的图案。“现实的图案”这句话大有讲究，它包含有写实性与装饰性两层意思。总之，我既要使他们处在现实的表面景象中，又不可使他们丧失对称平衡的本质。我在我新的故事里，为这男女对位增添的自然图景，是又一个男人和又一个女人，他们分别与那占主导对位的男女形成关系，延伸了他们的对称关系，使这关系的平衡性更加稳定，也更加丰富。这一次，这一对男女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殉情，他们走过了漫长的赴死道路。我很耐心也很残忍地为他们铺设着赴死的道路。这一回我要做的是将两个人互相契入骨髓，完全合二而一。这种联合在我以往的尝试中总是失败，一方面，创造的热望激励着我，另一方面，事情的真相又泼着我的冷水。而这一次我要做这一个尝试，绝不是我又有了新的希望。不是，正好相反，我怀着一股历险的冲动，要去破坏平衡。我要从破坏与颠覆中验证人类关系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种永恒的孤独。铺设他们相遇的道路却叫人心生欢喜，相遇的假相蒙蔽了我们，他们马上要见面了，他们马上要认识了!这念头多么鼓舞人心。他们相遇的那一刻就像是盛大的节日，然而悲剧即将发生。我将他们赴死的道路铺设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人群充满着人与人联合的假相，它蒙蔽了人的孤独处境，它突出了人与人表面的关系，使人承受不了分离。我为他们的赴死所铺设的最后一段路是一个闹哄哄的菜场，人头济济，喧声震耳。描写人群是我的专长，我写实的功力在此发挥尽致。我将菜场的喧声描写成一片浮云，压在头顶。我将人群写成浮雕一般，装饰的花纹均匀密布，但又不失去自然的纹理。这种手法我日渐得意，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走出菜场，人迹渐渐稀少，制造假相的人群消失了，但一切已无法挽回，一切都太晚了。我写他们最后的印象里充满了对这吵吵嚷嚷世界的记忆，这记忆伴随他们到最后一刻。他们最终也没有谙透事理，认识到人的分离状态的永恒性。他们从各自鼎立的位置合拢，世界便倾斜了。其实，倾斜的不是世界，而是他们自取灭亡。他们灭亡的时刻我却写得备感慰藉，暖意信增。他们紧紧拥抱，并且用绳子缚住他们的身体。用绳子缚住他们是一个绝望的动作，这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我一个亲爱的朋友。当他走上那座荒无人烟的石头山，与那女人用绳子缚住自己，我正在美国中部快乐的成熟的玉米地里，我做梦也想不到这时刻会发生这一些。后来我听着他的故事，心情出奇的平静，直至说到那绳子缚住了他们两人，我才自持不住。用绳子紧紧地缚起两人的身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啊!他们渴求合二而一，最终只能托付于一条绳子。他们去死的一刻竟还记得找一条绳子，绳子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我将他们的死写得暖意融融，这是最后的慰藉了。我拚命地写他们的爱情，写他们爱得你死我活。爱情是一件现实的外衣，骨肉却是另一个问题。这故事把我自己的心写痛了，那一男一女走到一处，失去平衡的一刻犹如天塌地陷。他们殉身的那座山我曾经去过，现在回想我去那山时心情抑郁。那山有一股荒凉的气息，我还记得山腰有一处寺庙的废墟，残墙断垣，松柏却很茂密。那时惨剧的气息已经弥漫遍山。但我没想到，日后会在这里发生惨剧，我以一个“恋”字为这故事命名，“恋”这字已经沾染了甜腻腻的脂粉气，而我除此之外再想不出别的字。这“恋”字包含有迷醉之意，它还规定了这是一个两人情景。这样的两人故事在我就是这样开了头，后来使我名声大噪，却无一人真正了解我的本意。开始创作这两人故事系列其实是一个伤怀的时刻，我分析两人故事是人类关系到了尽头才由此产生。我以类似于数学一样的约分，同类项合并等等的方法将人类关系概括于此，真不知是否走上了歧途。
现在，我决心让那对位图的铺张开来的装饰性因素统统退场，背景重又变成空白的。但这空白不是那空白，那空白是抽象的图案，这空白则是现实的景象。我给这对男女规定了一个最具体的环境，这环境具有合理的限制性，限制有第三个人参加。对于这个环境我有一个人间的命名，那就是性。性的环境，也许是最最典型的两人世界。这个环境有点像一个陷阱，他们无力解脱彼此的关系，只有互相攀附。我以霸权来强迫他们紧密联合关系，然后我再来摘采故事的果实。摘采故事是我向往的事情，作为一个小说家，故事就是他的生命线。其实，走到“性”这一步多少带点无可奈何的味道。这是一个故事层出的规定环境，这里拥挤着所有的九流作家，就像菜市场一样，闹闹哄哄。可我却感到孤独，我怀着感伤的心情想，人类的关系都被我使用尽了，只剩下这里了，这里带有末路的意味。我想，我不过是想建一座纸造的房子，可是材料被我消耗完了。我找到“性”这个两人世界绝不是出于偶然。我的每一次虚拟关系情节都不是从空想出发，也许我的目的地是空想，但出发地永远是现实。就像蜘蛛，它必得立足于坚实的一面墙壁，才可向空中吐出蛛丝。那蛛丝能否抵达对面的墙壁，要看它运气如何。有的抵达了，结成了网，有的则飘落于空中，这就是“游丝”这名词的由来。在我们的屋顶，飘落着无数的游丝，闪闪发亮，这就是蜘蛛的命运。话再说回去，我决定走入这个世界是由着现实的指引。我亲眼目睹一对陷入这困境的男女，现在想来，他们所作所为多么充满了装饰性的对应感啊!他们活脱脱就是一幅具体与抽象合二而一的图画。这种抽象的概括化的本质关系渐渐浮现到图画的表面，抓住这一刻便是成功的希望所在。这一对男女狂热的眼神在我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象，他们显得多么异常啊!那时候，我们这一个地市级的歌舞团体正处在活跃时期，我们几乎一年四季在外演出，过着类似吉卜赛人的流浪生活。我们所驻扎之处，总是拥挤的杂乱的剧场后院。我们总是分成男女两大拨人，住两大间军营般的大屋子。那时我们年纪轻轻，大多人都是单身，我们快乐无比。集体生活虽然矛盾丛生，总的来说却亲密无间。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好像兄弟姐妹。有一点可以证明这个，那就是我们彼此都亲昵地呼唤小名，如果没有小名，大伙儿也准保替你起一个。我们对于性这码子事似懂非懂，全部知识就在于男孩们嘴皮上的那些脏话。我们成日价台前台后地挤来挤去，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人。这对于身心健康的男女孩子确是一种有益的生活，它可使人头脑单纯，心情开朗。而他俩却带着那种紧张、亢奋、压抑、哀伤的表情在人群中穿行。他俩一旦各自落了单，就止不住要互相找寻。他们互相找寻的神情看了实在叫人揪心。他们恶狠狠的，好像困在笼中的一头公兽和一头母兽。当他们互相找到了，有时候就会大打出手。他们打架的情景也实在怕人，他们彼此都像要致对方于死地，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地砖或者地板。还有些时候，他们并排坐在一隅，脸色阴沉，在我们那个嘈杂欢乐的世界里显得忧心忡忡，孤寂倍生。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人们以嘲笑的口吻谈论他们，但谈论到中途便谈不下去，这里面有一种严重的东西把我们给吓住了。他们两人似乎在一间无形的牢狱里，牢狱的墙隔离了我们与他们，他们痛苦万状的模样刺痛了我们的心，这是座什么牢狱啊!性是这牢狱惟一的钥匙，等我拾起“性”这把钥匙，打开牢狱的门，并且走通所有迷宫似的囚室，他们两人关系的图景在黑暗的囚室里浮现起来、活动起来。这些映象真实又不真实，迷惑了我的头脑，同情充满我心，忧伤也充满我心。这两人世界是多么悲惨，一无希望可言。他们打架是为了更紧密地契合，也为了挣脱对方，回到阳光普照的人群中去。在这两人世界中，他们既是爱的对手，又是恨的对手，他们简直孤独得没法活。他们是怎么误入歧途，走进这牢狱去的啊!我让他们做了一对舞蹈者，舞蹈这东西本来就具有夸张的性质，它可以自然地绘出装饰性的抽象图景。我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双人舞的夜晚，这夜晚犹如晚会一样，十分盛大、迷醉，却充满哀伤的气息。双人舞使他们接触肉体，肉体接触打开了牢狱的门。这一个夜晚我写得动心动肺，晨旦和末日合为一体。舞蹈这玩意真是个好东西，它打破了人与人接触的无形却严格的界限，它是躯体夸张与强调的表现。而且它又很美，它脱下了人类行为实用性的外衣，成为一种纯粹的躯体动作。它在空间里划下流星般转瞬即逝的线条，这些线条相交而过，穿透了空间。这情景迷住了我自己，我无法使它结束，最后我只能关上电闸，黑暗笼罩。停电是我的撒手锏。电的好处就是在于它截然划下了明暗两界，使明暗边缘刀割似地利落。陡然降临的黑暗是一个帷幕。我应当提到现代舞给予我的启发，它使我发现躯体表现痛苦与绝望的潜在功能。同时，这种躯体的反常状态也使我发现深刻的痛苦存在。它揭露了痛苦这一种状态，它不再是古典舞蹈对自然的表面描述和粉饰，而是揭开了人性的隐秘。那躯体似乎脱离了人形，变成一条蛇、一只虫。它叫我们都看见了些什么啊!我应当坦白，我极其震惊地看见了人类做爱的场面。做爱这活动中所有的挣扎场面都浮现在了眼前，濒死的绝望与欢愉交织为一体，挣脱与深入的欲望交织在一体。我不由想做爱这一件事是多么完美地具备了具体与抽象，个别与概括的两种状态啊!这真是个好东西，这就像我朋友找到的西藏一样，他走入西藏的一刻是多么欢欣鼓舞、希望百倍啊!就这样，黑暗的帷幕揭开了，他们走进了牢狱。他们的做爱活动，在我笔下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我彻底地摧毁了两人世界的幸福希望，我看不见一点希望的曙光。做爱也是一条绳子，可以捆绑这男人和这女人，他们几乎要被勒死啦!这时候，我忽然发现，当我企图在纸上建立人类牢固关系，结局总是一掬伤心泪。这些关系情节总是以离散为终结，每一种关系情节都带有惟一的性质。关于做爱的故事，我只可讲这一回，我这一回就将它全讲完了。后来，当我试图再讲一个的时候，就有人尖锐地指出，我把一个故事重复讲了两遍。这种关系其实只有一个故事可讲，一个失败的故事，就是说，这关系破产了。这里没有故事的希望。为他们寻找出路足足耗去我有两万字，这是绝望的两万字，我想我结束不了啦!结束不了算什么故事?这是一个大失职!我想过“自杀”这一条路，觉得有些避难就易，推卸责任，以死解脱不是结束，只是一个粗暴的中断，也是一个失职。讲一个好故事是我的心愿。所以，我又让那女人从河边走了回来。河边这一个情景却启发了我，它带有上帝的伊甸园的味道。它唤起了我对自然的想念，温存的情感涌上我心。我决定为他们安排一次慰藉人心的做爱活动，这是一次古典的做爱，也是一次浪漫的做爱。河岸真是个好地方，星空下的河岸更是个好地方。这一次做爱使他们产生了自然的果实，那就是胎儿。这是意外的收获。生育真是个绝好的消息，我要让他们做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以自然的孕育来扩充他们的两人世界，以此解除他们的两人关系。生育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的紧密的关系，它对于我后来的创造关系情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提醒我注意人类纵向型的关系世界。而此时此刻，我对横向关系世界还没有挖掘完毕，我对两人关系还缺少一个总结。好，现在，生育解救了他们，也解救了我自己，使我的故事终于圆满结束，在纸上留下了又一座楼阁，丰富了我的收藏。
过了许多日子之后，我才回想那一句话，其实大有深意，充满了预言的味道。这是一句篇末的话，全句是：“我只得放开了她，随她一个人没有故事地远去了。”我这时候才明白，这个“她”就是我啊!一个人，没有故事地远去了，是一个命运。原先，她其实是企图一个人演出一个故事的。她是一个智商与我对等的人，她有想象力，也有活力，她还有机会。她是一个对关系消耗能力很强的人，旧的关系就像树上的叶子，秋天时分飘落、枯黄，然后被她踩在脚底。她热切地渴望建设新关系，建设新关系几乎是她人生的理想。她在这方面甚至相当贪婪，多多益善。我想，这是出于孤独的原因。她所生活的这城市有着极其丰富的景象，五光十色，可都与她无关，像河水一样从她身边流过。我特别写道，她所工作的那座房子具有轮船的外形，而街景就像是河流。我又特别地写道，从她那“舷窗”望出去，可看见邻家的花园。花园里晾晒的衣服是一种象征，象征生活的片断，就像一些只言片语。我还安排一个邮差来敲这花园的门，邮差是信使的化身。我写她每天上班的清晨和下班的黄昏。清晨她高高兴兴，希望满怀，衣裙被风鼓起，好像一面美丽的帆。黄昏她回家就像航行归来，启开信箱是最后的希望。我把清晨写得特别新鲜，阳光一圈一圈从梧桐树叶中渗透，那座船形房屋是一副起锚的神情。写过无数个这样的清晨之后，我开始写预兆。写预兆的文字几乎占了我这故事的一半。制造气氛我是一把好手。其实当我沉浸在制造气氛的时候，我还不明白这些预兆是要预兆什么。对于要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结果什么也不会发生。可是预兆我一点不愿放弃。我一点一滴，亦步亦趋，那气氛简直有点轰轰烈烈。预兆的气息将片断的景象组织成句。她被这预兆重重的气氛鼓舞起了信心，创造力在她体内活跃起来。我把气氛造得很足，故事已透出了曙光。最初的时期使人兴奋，心里充满期待。我以一种文人笔会的形式使她与一群新人聚集一起，我使他们从固有的责任重重的社会关系中脱身而出，快乐地结成临时的会友的关系。这应当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各种可能性都在等待着他们和她。我把这写成一个快乐的时期，大家兴致勃勃，蠢蠢欲动。我还安排了游览和跳舞这两项提供自由结合机会的活动，这可使人们增进接触和了解，是孕育关系的良机。我特别地要为她创造条件，她是这许多人中间最渴望新的关系情节的人，也是最具有创造力和损耗力的人。她是一个吞吐量极大的人，就和我一样。我为她安排了有意味的接触和谈话，这意味便是新关系的序幕。当意味初初透露时，最有希望的一刻来临了。我特别写到心灵这东西，心灵是她创造关系的武器，和那一对舞蹈表演者不同。那一男一女是使用“性”这物质性的武器，她则使用心灵。这是一种较为安全的方式，也反映了她是一个头脑健全、教养全面、自重自爱的女人。她具备丰富的心灵，却不具备献身精神。她以心灵去接触心灵，企图建设关系。她心里很明白，建设关系是为了安慰孤寂的心灵，于是她便充分享受到成家那关系达成的快感。她想象力格外发达，凭一点蛛丝马迹便可制造遐想的宫殿，在此间漫游。她还有一个比谁都清晰的认识，这认识来自于她频繁地建立关系而又消耗关系的经验。她明白每一个关系的命运。她把建立关系比作拆房子，而我则是比作造房子。我不断地说过，要造一座纸上的房子，她却说，这是拆房子。她说，她会很快将这新关系拆成一座废墟，废墟的命运不可避免。这真是走到我前面去了，比我还要沮丧。因此，她便只愿意做一个心灵的游戏，她让心灵出去闯荡，建设关系，创造故事，然后回家。她是一个行动能力已经退化的人，心灵却奇异的发达。她由于胆怯、软弱、怕受损失而缺乏行动的勇气。而她又是个梦想奇遇的人，她不甘心平凡的单调的生活。开始她是从读书中满足这渴望的，然后她就想亲自创造了。她在心灵上创造奇遇其实和我在纸上创造同出一辙，我们只能享受这种虚拟的关系故事，以图弄假成真。而我们又都是极其清醒的人，要骗自己也没那么容易，所以最终我们都得承认自己的失败，那就是：“一个人没有故事地远去了。”这是一个带有总结性的不是故事的故事，她就是我。她将我想在纸上造房子的过程从始至终地走了一遍，是一个带有自传性的记录，甚至带有一定的超前预言性，比如“拆房子”那比喻，就超越了我的认识，是比我更激进的。而我却坚持不懈地造下一座又一座纸做的房子，我自己似乎也成了个纸人儿。
就在这时候，一个作家的死涌上了我的心。这消息曾经震动一时，现在已经风平浪静。她也来过我们这城市，留下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带有造作的味道，还带有牵强附会的味道。这大约是她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故事了，流露出力不从心的神情。这作家是以漫游著称的，这作家还以伤心情史打动人心。她身体力行地为这个实利的世界制造浪漫主义的空气，她给正期待奇异人生开始的男孩女孩加强了信念。这作家的死，使我们蒙受了莫大损失，这使我们心灵失去了假相。假相于我们其实很重要，失去它我们才明白。它使我们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奇遇和邂逅在不远处等待我们。我们周围的繁琐小事都具有亲切的意味。它还简化了人生的难题，让我们避难就易。当伤心的消息传来，我知道有许多人难过得不行。这作家的死还破坏了我们的信赖。我们想：你是那么对我们说的，而你却这么去做。我们觉得她是爽约了，她竟然不相信要我们相信的东西。海明威死时的情景我不知道，川端康成死时的情景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激荡人心，但我想也许不会。因为他们只与人的审美生活发生关系，而这个作家却与人生有联系。那段时间，人们见面就说她的死，猜测她赴死的原因，这原因是她留给我们最后最后的一个戏剧了，一个现实的戏剧。我想她一生浪迹天涯，结识各种各样的人，写下各种各样的故事，她最后来到我们这个城市，还写下一则家喻户晓的亲情故事。她格外相信“缘”这回事，她以禅家的口吻说，修百年才能同舟，修千年才能共枕。她是让我们相信，我们所遇所见的任何人，都与我们有着“缘”这样的联系。她以“缘”的说法来壮大我们的人类关系，来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缘”是个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影无形。它对我们这些现实的人们是个新鲜玩意儿，我们也愿意信一信它。它使我们看到路人都很亲切，觉得我们冥冥之中有所联络。它可解除我们的寂寞之感。“缘”又是个好听的字眼，它美化了人类的关系，它夸张人生中短暂的偶遇，它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多么温暖的大家庭啊!但我想这作家后来终于竭尽全力了。“缘”其实还是一种丧失原则的说法，它承认所遇所见人的一切关系，其实也就使这所遇所见人的一切都落了空。在这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上，所遇所见的转瞬即逝，我们能够寄予什么情感与希望呢?因此，这还会使我们堕入虚无。而领导我们大众的带路人率先堕入了这个深渊，就像探雷者首先触雷身亡。“缘”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想它应该是这作家日夜萦绕的问题。她把这个字的美丽外壳给了我们，让我们来点缀生活，却把这字的核留给了自己，自己去敲开它。敲开核的一刹那是举足轻重的一刹那，一切都将水落石出。有个朋友说她是累极累极了。这朋友说她总是以一种夸张的态度对待人生，她总是将感情放大放大，不甘于平常。有时她为了表达自己的喜爱，她会大老远地寄一块小小的平常的巧克力给朋友。这巧克力到手时已溶化成一摊泥似的糖浆，好像是爱人爱得没办法。人生其实很平淡，而她担任了引渡的重任，要将平凡的人生引渡到奇迹性的彼岸。她总是将一颗心灌满激情。激情像汹涌的洪水，冲击着心的堤坝，天长日久，堤坝便塌陷了。这朋友强调她不堪重负的累，我强调的是失望。而对人生的态度，我们基本看法一致，那就是她极尽所能要制造一个新世界。我说她的武器是禅家的“缘”，朋友则认为是夸张情感的手法。还有一个朋友意见和我们都不同，他截然否认她自愿赴死这一说。他情绪激动，痛心疾首，他说她怎么死的，只有他知道。她是死于一次“濒死试验”的意外事故。继而他向我耐心解释什么叫做“濒死试验”。许多死而复生的人都说道死是快活的体验，那种奇异的感觉无法言说，于是就有一些好奇的勇敢者，他们为了获得死亡的体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真是在薄刃上走路，一不提防就要坠身于死亡之谷。这朋友说，她是一个好奇的勇敢的对生命奥秘充满热情的人，她是在濒死试验中失手，这真是叫人肝肠寸断的失手，否则，她将给我们带回多少关于死亡的消息啊!她将解除人们最后的恐惧，那就是死的恐惧，这是上帝想做也做不好的事情啊!由于她的失手，我们遭到了多么大的损失啊!“濒死试验”这一说也给了我启发，我将此视作敲开那核的一瞬间。我想假如真有“濒死试验”这一说，这作家也许是要去那广阔无限的时空间，寻找“缘”这一样东西。当生命脱离躯壳，来到自由的世界，那便既可抵达未来，也可抵达过去，生命大约是像锁链一样从她面前流过。第三个朋友的解释比什么都简单，他说，这作家去死是因为，没有孩子。这是在这作家死后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这城市专为这作家的死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已经说过她的死是一个戏剧，她的死，还是一个人生问题。在这当儿，这第三个朋友出场了。这朋友刚刚有一个女儿，这时他才发现，过去的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人生，从此有目的的人生开始了。他说，这作家的死，是因为没有孩子，所以这世界便不再有什么能够挽留她了。这解释里有一种特别简单朴素直接的东西，打动了我的心。其实，生育是人世上最可靠、最确切、最紧密关系的诞生，这就比“缘”要可信可见，真实切实一百倍一千倍的。这关系可替代一切关系，满足人心。我已经两次地接触到了生育这问题，第一次想以它解救那对舞蹈表演者，第二次想以它解救这作家。我想，曾经我们发展的文学寻根运动，其实与“生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提示给我们一种纵向的关系，这种纵向关系是绝对性的、不容置疑的，它是由我们的骨血生命来加以联系。
我想，这场寻根运动是由前后两个部分来组成，一是文化传统上的，一是家族史上的。前者是抽象的，意图不明显的；后者则是具体的，意向较为明确的。当我们像个流浪汉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到荒山野岭，寻找我们文化的根源，关于生殖的神话攫住了我们的魂魄。我们中间流传着一位老者梦呓般描述的生殖场面，那是鱼生卵的场面。在老者的描述里，极其壮观。那是漫天铺地的一霎，老者白内障的眼睛忽然射出神往的光芒。在黄土高坡新媳妇的窑洞里，“鱼穿莲”“鱼戏莲”的剪纸，质朴而优美地进行着生育的教育。我们还听来许多艰苦传代的故事，这些故事启发了我们的心智。我想，这时候我们其实还处在蒙昧之中，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回过头去，对我们的来源发生了兴趣。我们中间产生了许多荒蛮故事，人们为最原始的冲动推进，写下辉煌的一页。我们将人的存在繁衍写成伟大的壮阔的力量，任何绝境下都不可阻挡。这时候的小说有一股波澜壮阔却意义暧昧的力量，它们带了股横冲直撞的味道。我们的小说忽然有了一种复古的面貌，人们蒙昧而执著地代代繁衍。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就叫做《爸，爸，爸》，主人公是个白痴，他一共会说两句话，一句是“爸爸爸”，另一句是“×妈妈”，这可说是这场运动内容的总概括。我想，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近事情的本质了，我们心里有一个意识被唤醒了，我们将要找到并且抓住最本质最紧密的人类关系了。我们一时间都成了古典主义者，热烈地歌颂生殖的光荣。这段时间里，我们大家都有些痴痴迷迷的，纷纷来到民间，采集各种传说民谚，再逐字逐句分析，演绎出无穷的内容。我们还有些划地分赃似的，你是西北王，我是东南王，我写这条河，你写那条江。城市变成落寞的地方，变成被抛弃的地方，只剩下几个形单影只的驻守者，孤独而行。这时候，文坛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就好像开采到一个富矿，解救了我们的能源危机。我们有多少年、多少代，就有多少故事的矿层。人类纵向的关系真是个好资源。我以为家族小说其实就是在此形势的深化发展中产生的，它是一种寻求根源的具体化、个人化的表现，它是“寻根”从外走向内的表现。它还带有一种逆向寻找的形式。他们从今天的自己出发，溯源而上去追寻历史。他们从自身这一个具体的人的发展过程，推而广之地去考查人类的历史，是以一推百，以一推万的方式。家族小说在表面上带有一种回家的味道，它好像流浪得疲劳了，终于回了家来，心情平静。它不像前一类寻根小说那样，带有荒蛮时代天地混沌人神合一史诗般的恢宏气势，它看上去格局要缩小许多，更具有现实的气息。这一类小说是要比前一类更吸引我，这符合我的具体与概括合二而一的观念，也能满足我的写实美学兴味。我还认为这一类小说要比前一类更清醒和成熟，看上去，前一类更像是后一类小说的理论准备。尽管大多数人并没有将这类家族小说归进寻根运动，人们都说寻根运动已经过去，一去不回。人们还无比怀念地回忆寻根的热潮，这热潮就是以《爸爸爸》为代表的。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啊!人们这样说道。就在这时，后一类小说在人们的啧啧叹声中悄然而生，这使它们带有一种寂寞的面貌。这也正是我喜欢的。而“寻根”这个词真正打动我，诱惑我，就是在这时候。这里面隐藏有一种极为动人的人类关系，它是我们所以存在于世的原因。“生命”这一个词，它在前一类寻根小说中得到抽象的表达，而在后一类家族小说中，得到具体的表达。我想，这是我重视后一类小说的最重要原因，它使“生命”“血缘”这一类概念变成亲切可感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体验啊!这类小说中，我特别重视的有一篇，叫做《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单单是这题目，已经深深地迷住了我。我喜欢“一九三四年”这种具体的说法，它有一种纪录历史的含义。“逃亡”这两个字就更不得了。“逃亡”是生存繁衍的一个具体方式，并且带有悲剧的场面感。要知道，我们人类来到这世界，几乎一直在逃亡，被洪水驱赶，被战争驱赶，被饥饿驱赶。“逃亡”这两个字，屏除了那种生殖神话的恢宏壮丽的外壳，而留下了卑微顽强的内核。因此，前一类的寻根小说更像是个童话，而后一类的家族小说则是一部纪实。这就是寻根的大潮!我盲动地随了大潮，起伏追逐，我只是觉得内心受了巨大的感动，我觉得新的故事世界透露出晨曦般的光芒。那光芒在地平线上浮起，好像海市蜃楼。我心中的激情渐渐平静，而思想的岛屿浮起了激情的海面。我明白我接触到了又一类关系。这又一类关系与这一类关系处于直线相交的位置，在另一维空间展开。这是纵向的关系。纵向的关系世界徐徐拉开帷幕，这还带有震旦的意义，红日浮出海面。我便也像寻根大潮中的游子一般，打点好了行装，慢慢地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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