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当来谈谈爱情了。爱情是干我们这行的人常用不衰的题材，这已经不成问题。可我还是要问自己，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爱情是将人联系起来的最好最简单的理由。干我们这一行的，最怕的是人们分散各处，独自一个。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人物，才可组织起我们称之为故事的那种东西。而有了爱情，什么天差地别的两个人，就都可以碰在一起，并且紧密相联，故事层出。所以，除开前边第五章里说的“文化大革命”，爱情又是一个能够创造奇遇的东西。在我极小的时候，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时候，我就很想有爱情这一桩事。我变得多情而忧郁。其实这全是一个原因造成的，那就是孤独。爱情是我愚蠢的少见识的头脑里惟一可想象的奇遇。这种想象还来自于看得太多的各路童话。那时我每天等信，说坦白些，其实是在等一封情书。我想象我已经暗暗被什么人钟情上了，这人等候我，跟踪我，将我家地址探听得一清二楚。这人还从别人喊我的时候了解了我的名字。我为这个人创造好写信的条件，然后一门心思等信。这信已经被我无数遍地读过了，每一遍读都不一样。其实这就是我后来做了作家的最初的练笔。这也是因为我小小年纪，不会有谁来找我，惟有爱情才可能使人来与我联系。可那时我瘦骨伶仃，脸上的表情很愚蠢，我走在人群里，一忽儿就看不见了。对了，那时我还有散步的习惯。我常常沿了我们弄堂前的那条街散步。我沿了这街拐到一条狭窄的小路，再由小路走上我们家后面的林荫道。我期待能有人看见我，这街道是那时候的我惟一可抵达的世界，我能够期望发生奇遇的世界。我在那里走来走去，每一次都播下了爱情的种子，然后回到家中等待收割。可从头到尾也没来过一封信。那时候，我殷殷期待的，表面是爱情，实质却是奇遇。这种渴望奇遇的心态一直保留到我成年时期，我对那些突兀的进攻总是抱有美好的幻想。有一次，那时我还在一个内地小城的文工团里，拉着吱吱嘎嘎的大提琴。晚上，我乘公共汽车去一个地方，下车时，身后尾随了一个人。他开始走在我身后，接着走到了我身边。我预感到他已盯上了我，心如打鼓似的怦怦跳。我想拔腿就跑，可又舍不得。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的身影被寥落的路灯映在墙上，墙上是一条大标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是一个料峭的冬天，我戴着口罩，蒙一条鹅黄色的大围巾，我的样子一定很神秘。当他与我说话的那一瞬间，我手脚冰冷，膝盖打哆嗦。这一刻我实在有些像“叶公好龙”。他问我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工作。我牙齿打着战，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就好像受审似的。他又说，能不能交个朋友?我感到关键的一刻来临了，我的回答将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重大性使我望而却步。我不回答，他就耐心地等待；我举步要走，他拦住我不让走；我绕过他夺步而逃，他就在后边追着，还喊着我的名字。他声音颤抖，还带了哭音。我这才镇定下来，说我马上要去外地演出，一个月后回来，他可在那时来找我。我匆匆瞥他一眼，他细细的身子像一棵豆芽儿，他的眼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眼睛里满是泪水，显得分外的亮和黑。我很久以后才想到，这个男孩为了创造一个奇遇，也已等待了很久。他花了很久的时间去培养他的勇敢和果断。那时候我十九岁，他最多也只有十九岁。我们双方都魂飞魄散的，不知怎么了在一条破陋的小巷里，惶惶地分了手，全都吓破了胆。多年来，我有时还会想起这男孩，这一次奇遇于我们双方都是一次冒险。我们谁也不知道前景如何，惶恐万状。我们勇敢地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又迟疑不前。我向他要求一个月的期限，是为了容自己重整旗鼓，恢复勇气，还为了安全地享受一阵奇遇的快乐。这样切实有期地等待奇遇来临，和以往茫茫无知的等待大不相同。这一个月过得真的很不错。我当时没发现，后来才想到我向他申请缓期一个月是大有深意。这是我在拒绝与接受之间选择一个中间地带，使看来只有两个极端做法的事情有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从现实角度看问题，这一个月还为我的犹豫不定提供了考虑的时间，使我有可能做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然而，当我提出一个月的宽限要求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从根本上屏除了这一桩奇遇的奇遇的性质。奇遇本来带有的一触即发的特殊状况全为我这一个月的延宕而消除。这真是一个悲剧。而直接地亲自扼杀这一桩奇遇的则是另一双手。
他是我在校园里认识的朋友。他是工宣队派来做我们低年级辅导员的高年级同学。当他离开学校，待业在家的时候，我们开始了通信。其实我们所住之处只相隔一条街上的几个门牌号码。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交往方式，我想原因有二：一是满足了我从小等信的渴望，这渴望使我对信这种东西抱有特殊的好感；二是写信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神秘化和神圣化。我们见面绝不说话，像路人那样擦肩而过，我们的缄默加深了通信的意义，使之意味深长。后来我们分了两地，他在上海，我在外省，通信这才变成通常的必要手段。我至今还惊奇我们能通上几十万字的信，却一字不提爱情。后来我才明白，爱情其实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通信。我们在信中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然后等待回应。回应总使我们失望，因为彼此都不注意对方的表现，只注意表现自己。这是孤独够了的孩子惯有的表现，是他们经常会犯的错误。
话再说回来，在那一个月的头几天里，我尽情享受奇遇的快乐，憧憬接下去将发生的故事。但随了约定日期的临近，我日益紧张不安。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对此怀了惧怕，胆战心惊。渐渐地，我感到我一个人承受不了这桩奇遇的秘密了，我非要有个人为我出主意不可了。因此我就将这事写信告诉了我的通信伙伴。回信立即来了，并且言简意赅。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个人为什么只问我的姓名地址，却不告诉他的，由此可以断定，他绝不是个诚实的好人。这就开始了我们通信史上第一次不求务虚但求务实的通信。我们在信中进行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对话，虽然信是要简短多了。我接了他的信又去了一封信，为那人辩解道：他没有告诉他的姓名地址是因为我没有问他。我想，我们当时是那样慌张，什么程序都来不及想，一切都乱了套。他回信中则将那人描绘得颇具用心，阴沉险恶。几个来回之后，约定的日子到了。他的信确实影响了我的倾向，使我心下已经基本决定如何办了。但在结束一切之前，我本来还想再拖延一段，好使这奇遇多生一两个情节。可是当那人再一次来到我面前时，我却毫无那份从容来进行延缓。那是一个雪后晴天。门房来叫我，说门口有人找，我的心剧烈跳动起来。应当说，这人比约定的来迟了两天，可我还是惊讶于他的如约到来。他站在门口那条肮脏的小街上，雪化得东一摊，西一摊，屋檐在滴水，滴滴答答的。他显然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穿扮得是那么古怪。他穿了一件中长的黑呢大衣，西装领口露出毛蓝的中式棉袄领子，那领子被硬衬支得又高又挺。他还戴了一顶呢帽，脸在帽檐下小得就像一片瓜子。他看上去怪模怪样，脸色苍白。我几乎不敢看他一眼，他的样子使这奇遇增添了滑稽的色彩。我们彼此都怔了一下，我想我也一定面孔苍白，血色全无。他先开口说：一个月前，我们说好的……我急匆匆地打断他的话：我现在很忙，以后别来找我了。他的眼睛又湿了，眼圈红了，他哽咽似的说：一个月前，我们说好的……我带了一股凶劲再次打断了他的话：我很忙，你别来找我。他的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我不敢再看他那滑稽样子，掉转了头。我又说：你有事可以来信。这句话我缓和了口气，其实是网开一面。然后我就走了回去。那男孩再也没有做声，也不走开，怔怔地站在污雪的泥泞的街上。后来，他没有信来。一个男孩竭尽全力创造的奇遇全被我给破坏了。我们都对奇遇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假如我们能互相鼓舞，或许还能有所发展。而我们都又脆弱又胆怯，我们虽然有好奇心却没有牺牲精神。而我这个人又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假如那男孩后来给我写信，我一定会给他回信，我是个写信的能手。所以我能与那校园里认识的家伙保持长久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以通信为方式。信来信去的，或许能使我们克服胆怯。那男孩却不堪一击，我想他掉一场眼泪之后也就罢了手。
这场奇遇过去，留给我的主要是轻松的感觉。后来，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一回，还是在这内地城市。我走在街上，一辆自行车停在我身边，向我问路。我告诉了他，他却不走，而是推车走在我身边。他说听你的口音像是上海人，我说是的，他就说能否认识认识。我不再搭理他，只顾走路。他有点发急，将自行车架在路边，徒步追赶上我，再一次要求认识。我一直不说话，他就跟着我朝前走。后来，他见事情无望，又牵挂着他的车子，便停下了脚步。他最后说的两句话，我以为是精辟无比。第一句是：你怕什么呢?这句话几乎概括与总结了我拒绝奇遇的全部心理，并以其反问的句式，指出我这种心理的多余和自扰。他的第二句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渴望奇遇的实质性内容。这第二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是：大家都是上海人。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在这么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上海人应当互相认识。这话不仅能够应用于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范围，即外省城市，也能够应用于一个更广泛更抽象的范畴，即“在这么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世界上，人们应当互相认识”。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奇遇的本质。我还记得这人的形象，他是那种典型的落魄的上海人，皮肤被北方的风沙吹得糟透了，皮鞋上蒙了一层灰，他脸上还有一种惶惶不知所归的正当婚龄的青年常有的表情。我想这人虽然举止鲁莽，说话俗气，追逐的场面也毫无诗意，可他却有着过人的认识事物本质的直觉。当他骑车驶过我身边的时候他迅速抓住了在我身上的两个事实，第一，我是一个上海人；第二，我是一个孤单的上海人。所以他心里才涌起一股同病相怜的感情，使他打破陌生人不说话的禁忌，走上前来。后来我回到了上海这城市，我发现这城市在一夜之间，诞生了一批英勇的马路求爱者。他们在夜晚僻静的马路上，在路灯下走来走去，观察着身边走过的行人。他们一旦发现合他们心意的，便走上前去，叫一声“朋友”。“朋友”这称呼后来逐渐在上海这城市里蔓延开来，代替“同志”这称呼。“同志”似乎只适合一起去革命，“朋友”的范围则很广阔。“同志”这称呼庄严神圣，“朋友”这称呼却带有“天涯同命人”似的感伤气息。叫一声“朋友”，接下来就什么都好说了。在我们这城市的街道上，马路求爱者叫过一声“朋友”后，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将带你去闯天涯，他们一般只是邀请你去看场电影。马路上的奇遇仅此而已。
生活在与生俱来的孤独之中，当我刚刚读到爱情这字眼不久，我就开始了我的漫长的、执著的、又焦灼又耐心的等待。那时候，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在他小说中，总是有一个庄园，庄园里有着男男女女，他们无所事事，每日坐在一起谈着闲话，是爱情将他们中的这一个和那一个联系起来。随后，激动人心的带有革命性的事件便发生了，悲剧便发生了。悲剧吸引了我的心，但我只注意到引发这一切的爱情。从那时起，我心里就生出对爱情的无上崇拜，我觉得最能使人生呈现意义的，就是爱情。其实，这是我的一个错觉，我将表面的东西看成是本质的东西了。那些日子里，我惟愿我能生活在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庄园里，那庄园距离我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我生活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被高墙分割开的砖木水泥的小空格里，没有人和我从早到晚地闲坐闲聊，以致爱情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生长出来。我们大家都很忙碌，忙着各自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情形正与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大相径庭。我们又忙碌又分离，他们则又闲适又团聚。屠格涅夫的小说对我的吸引，还是一剂麻醉药。它使我放弃行动，沉浸在幻想中。逐渐地，我的行动能力日益削弱，思想能力则日益加强。我成为“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假如我能将我的向往与等待化为现实的行动，事情也许会是另一个面目。而我除去幻想和等待，什么也不做。虽然我们无幸身处屠格涅夫的宁静的庄园，可生活中还是有一些机会的。这些机会带有转瞬即逝的特性，它们从你眼前走过，浮光掠影一般，可你千万不要视而不见。你应当眼明手快，即刻作出判断：哪一些可以抓住不放，哪一些则一挥而去。我那时候被屠格涅夫搞得心醉神迷，做着白日梦。由于屠格涅夫小说中的抒情优美、宁静致远的爱情画面，使我大错特错地放过了爱情的最为现实与世俗的细小笔触。我完全不了解爱情的画面就好比一幅油画，远看是美丽的场景，近看却全是孤立的粗糙的颜色颗粒。这些，须要我经历许多损失之后才能最后了解到。我想这些错过的机会中，有那么两个人值得我特别提到。
那人当时来到我家，是受我母亲老战友之托。说起来，“老战友”真是个好东西，它使我们的社会关系四通八达，就像一个铁路网。它使我们这些没有亲属的孤儿们找到了另一种亲属，组成革命的大家庭。那人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因病待业，成了一名社会青年。他由他的学生推荐，去老战友的文工团主演一出歌剧，学生是他私下收教的一名热爱声乐的青年，并不说明他在哪里执教，这时候，他帮完了忙，就又回了上海。老战友让他带给我一封信，因我那时正准备投考他们团。那农村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他来到我家，我正在散步，回来看见有个陌生人坐着。“陌生人”是我第一个想起来的词，接着我想，这是一个成年人。最后是：这是一个漂亮的男人。陌生人，成年人，漂亮的男人，是以这样三级跳的形式进入我的头脑。“陌生人”是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成年人”是因为在我十七岁的年龄，一个近三十岁的人绝对很成熟；漂亮则不待言说，他五官立体，头发鬈曲，像个希腊人。我想当时我是傻了眼。他交给我老战友的信，还听了我的手风琴。然后他说我应该练几个卖弄技巧的曲子，好去唬一唬考官们。他还说他可以帮我找个老师指点指点。他走了后，我一直在想如何通过考试，离开农村。生存的问题缠绕着我，使我忽略了他的出现。我愁肠百结地写了一封信，请他帮我找个老师，研究一下考试。他及时地回了信，信写得很亲切，叫人高兴。我宝贝似的收藏起这信，是出于对信件的特别的珍爱，也是冥冥中一个暗示的指引。很多年后，收拾东西时我又读了这信，它是用铅笔书写，十几年来竟没有褪色，字迹工整。其中有一句是，“我对你的看法和愿望都是良好的”。我至今也无法确认这句话里面是否有可乘之机，可是那一股温暖之情却又一次洋溢身心。我至今还记得他背着我的手风琴，和我去那老师家的情景。夏季里，一个男人给女孩背着手风琴，走过绿荫满地的街道，是美丽的景观。以后，他就时常来我家。他很静默，长时间不说话。我有时会忘了他在房间里，只顾自己向我家保姆撒泼。后来想想很奇怪，其实我们有许多闲暇的机会，可是始终没有谈起爱情这一回事，不知道是什么在意识上妨碍了我们。由于我们没有谈及爱情，我们之间便只留下几个片断印象，组织不成故事。我们最终还是像夏夜天空的流星，各自穿越银河。可是我想，我们其实是有过一次接触爱情的经历的。他对我说起他的失败的恋爱，过后我还写了一首诗，大意是他对我说他的恋爱，我既感谢他的信任，同时也感到遗憾。诗中情绪，大部分出自文学性创造，少部分出于真实心情。这首诗后来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我是在与他真正分手之后，才发现我们之间这种可能性的。在这之前，我几乎没有注意到。我回想我们将近二十年里往来的情景，觉得这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上下班的路线，我们几乎每天在某一个地点某一个时间见面。他骑自行车，我走路。我们有时只打个招呼就匆匆而过；有时却停下来，他一只脚支在人行道上，我则站在人行道上，说一会儿话；有时他还会掉转车头陪我走一段，然后再回过头去继续走他的路。我们的分手也具有象征意义，我急匆匆地走在路上，去有关部门询问我短期出访的签证，迎面遇见了他。他说一周后他就要出去，大约不会再回来。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巴拿马。接下来我便又问了一个无知的问题：巴拿马是哪个国家的?他笑了。我知道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一个中学教音乐，他一直想改变环境而一直不如愿。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最不如愿的人，他想干什么总是干不成，不想干什么却都干成了。其中原委我统统归之于命运这个东西。他想出国也已好久，亚洲、欧洲、大洋洲，他都出去过了，最后才去了南美洲。我们说了几句就像往常一样分手，忽然他说拉拉手吧!于是我们就握了手，这是我们交往二十年来第一次握手，这一握手我便知道是再也不会见面了。然后我们便各自东西。我敢说这分手在谁的心里也没留下难过，分和没分一样。我们这二十年来始终保持路人的关系，路人的关系是对我们关系的最好解释。我们二十年来每一个人生阶段，彼此都没有错过观望，可从来不介入，我们好聚好散，我们隔着情感相交相往。二十来年，我从一个女孩长成一个女人，他从一个青年长成一个中年，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反感过，内心里还都有些喜欢。而我们最终还是交臂而过，没有在各自人生上留下印迹。我想我们偶然彼此想起，就好像温和的风从记忆的皮肤上滑过，转眼间点滴全无。我想事情这样发展，在他一方原因不明，在我一方则全是因为缺乏行动。在我们接触的全过程中，我所做的事情只有两件，都与纸笔有关。一是写了那封请他找老师的信，二是写了那首后来遗失的诗。反正我的行动最终总是落在文字上，这可说导致了我后来选择文学作职业。当我每日与他在街上交臂而过，正是我三十来岁蓬勃发展的时候，而他四十多岁，脸上已有了迟暮之感。他常常告诉我他得了一个什么机会，而下一次则告诉我失去了这个机会。我看着他失落一个又一个机会，终于来到五十岁的边缘上。我从来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情和关怀，他的命运从未引起我内心的震荡，因为我们从未去建设一个情感的码头。我们一个走在人行道上，一个走在人行道下的情景，颇像一人在岸上，一人在河中，自行车是他的船。这是我错过机会的第一个典型，第二个典型还要将事情回溯到那人背着我的手风琴，带我去找老师的那一日。
刚才已经说过，那是一个夏天，我要去请教一个老师。事先他就告诉我这人本是弹钢琴，手风琴拉得也不错。他插队江西，后来在县文工团任指挥。他还告诉我他家出身资产阶级，已被红卫兵扫地出门。我记得我们走过绿荫满地的林荫道，走进一条嘈杂的弄堂。然后从一扇后门，踏上一条楼梯。那人正站在楼梯拐角，对着一个谱架读总谱。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总谱，密密麻麻，符号种种。他引我们坐进一个极小的亭子间，北窗下的弄堂吵吵闹闹。他长得很高，戴一副眼镜。他本来只穿汗衫短裤，见我们到才去套了一条长裤。他当场替我编写两支手风琴曲，又简单又热闹，手指的技术很花哨，足够将外行唬倒。他还演奏了两支曲子，那人唱了一首“娄山关”。他们一个拉得那么好，另一个唱得那么好，把我怔得目瞪口呆。那天我们玩得挺好，我也有了收获。这人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句话。当我看过他们的表演，深感惭愧，丧气之下，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我说：其实我并不喜欢拉琴。这人听了我的话，本来伏在桌上为我写谱的，这时却回过身来，微笑地看我，问道：那你要做什么呢?所有的印象全因了这句话大放光彩。这句话是具有人生含意的，它后来在我苦闷的时候来帮助我振作。这种帮助其实是一种自我帮助，用别人的话来帮助自己却可减轻一些孤独感。这人微笑回头来发问的样子，也显得很深刻，含有善解和批评的神情。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对他怀有神圣的想象。我的思想总是分外活跃，将我与这人之间可能产生的联系设计有成千成百种，而我却没有行动哪怕去实现最简单的其中一种。这人我从此再没有见过第二面，关于他的消息也一点没有。我想他也许不错，深造和奋斗，现在已经相当发达。但他也可能很糟糕，搞这一行特别需要运气，这世上总是走运的少，背时的多。这个人和这句话使我觉得他很有内涵，他和我所见到的搞演奏的都不同。搞演奏的大多只懂技术，不懂人生。他们弹一曲“悲怆”，弹得气喘吁吁，好像老牛犁地。他们从小在大人的棍棒下眼泪汪汪地练琴，练习曲练了一大堆。他们除了练琴别的什么都不会干，他们永远不会提出“你要干什么”这样人生选择的问题。这个人打动了我，在心灵深处吸引我。其实我完全可以打上门去，进一步认识他，和他交朋友。而最终我什么也没干，这人最终也只留给我模模糊糊的一个印象，和模棱两可的一句话。当然，我还写下了一点文字，也是一首诗。那时节我非常容易写诗，我动辄写诗，这首诗的题目就叫作“你要做什么呢”。这是一首带有人生哲学的诗，对这人的怀想则隐在诗后。这首诗后来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过了很多年，我做了一名作家之后，我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也叫做“你要做什么呢”，刊登在发行几百万的这城市的晚报副刊。我心里怀有一个隐秘的念头，那就是希望这人能看见这篇短文，给我一点回应。可是，没有回应。这人或许不在这城市，或许压根儿忘了这回事。有时候，我从做一个作家的角度去想：假如我们勇敢地采取行动，与人们发生深刻的联系，我们的人生便可成为一部巨著。而我们与人们的交往总是浅尝辄止，于是只能留几行意义浅薄小题大做的短句。那些戏剧性的因素从我们生活中经过，由于我们反应迟钝，缺乏行动，犹豫不决而一去不回。对于我们贫乏的人生，我们自己也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
最后，我只能落得一个写信的下场。写信是我这样的人惟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写信，再跑到弄堂对面邮局里去寄信，已耗尽了我的勇气。好在，在我们这城市里，要找到写信的对手，不是难事。这城市里蚁巢一样密密麻麻的房屋里，哺养着许多写信的能手。从他们的窗外，只能看见对面楼房上的一线蓝天，还有些许阳光落在窗前晾晒的湿衣服上。这就是他们见到的所有自然。他们由于长期的居室生活，手脚纤细，身体软弱。他们从幼儿园起，就做着模拟的游戏。开始，他们做的是剪贴的工作，用绿纸剪成树木，再用褐色纸剪成停在树上的鸟，拼成一幅自然的景象。他们还玩着积木，用积木搭成房子和花园。再长大，他们上了学校，学习文字和数字。文字和数字其实都是抽象模拟世界的基本材料，文字是模拟具体的世界，数字则模拟概括的世界。他们学来这些模拟的手法，为将来逃避行动，创造一条出路。写信是他们将模拟应用于人生的最初的行为，他们用去许多纸和墨水，将笔尖磨损得很厉害。他们描写友谊和爱情，使用甜蜜、温柔和惊世骇俗的字句。他们还使用最精美的信封和信纸。那时有一种最流行的信封，我记忆犹深。信封左下角画了一个粉红衣裙的女孩，羞答答地背着手，手里握了一束花和一封信。这和我们去寄信的情景很相似。我们写完信就去寄信，这城市的街道上矗立着许多绿色的邮筒，是这城市里惟一可见的绿色。这城市的邮政事业异常发达，部分应当归功于我们这些人。我的那个写信对手住在我家弄堂旁边的沿街楼房。他从小站在窗前长大，看着街道上车水马龙。他出门要经过一条黑暗的楼梯，地板已经松动，走过去就嘎吱嘎吱响，地板缝里还挤出一蓬一蓬的灰尘。楼梯宽大的扶手上的灰尘也有半寸厚，因为从没有人去扶它。我猜想这楼梯拐角处曾经发生过“鬼打墙”的事件。“鬼打墙”这类事件一般总是发生在旷野或者坟地。在这个拥挤的城市，便只得在楼梯角来进行。这孩子有一天走到楼梯角，转来转去也找不到下楼的楼梯。直等到他父亲回来，将他从墙角一把揪出，厉声喝道：“你在搞什么鬼!”这孩子的父亲脸色阴沉，叫孩子他非常害怕。他在父亲的高大身材投下的阴影里发着抖，吓得说不出话。等他父亲走开，门外的阳光一下子灼痛了他的眼。他流着泪走下楼梯，来到车水马龙的街道。他忽然觉得这世界与他毫无关系，他感到彻心的孤独。这孩子由于很少在室外活动，脸色苍白，身体有病。他小小年纪就有些佝偻，看人的目光很暗淡。有时我从他家窗下的街道走过，回头看一看，就看见他在窗前悄然而立，窗户的栏杆使他们家像一个牢狱。我猜想他从小就悉心收集纸张，还喜欢书写。他写信的纸是一种特别白特别薄特别柔韧结实的纸，上面没有格子，也没有横条，可他的字一行一行很整齐，看上去就好像印刷的书页。他的字迹格外端正，笔画清楚，毫不涂改。我想他是先打一遍草稿，再一丝不苟地誊抄而成。他的信内容涉及广泛，国际国内形势，人生前途理想。他每一封信都是几大张。给他回信真是绞尽了我的脑汁，我词汇贫乏，字写得歪七扭八，也搞不到像他那样美观的纸。而无论我的信多么简短，他的信总是一如既往，几大张。我觉得即使这样还满足不了他的写信欲望，除我以外，他一定还有其他的通信伙伴。那时候，我们都离开了这城市，去农村插队落户。他因为身体有病，留在家里。从此，我们被迫着行动起来，迎接种种实际困难，不得不将写信这事放一放。而他除了看街景和写信，还能干什么?我猜想，大约是从这时候起，我成了他的惟一通信伙伴。别人离开这城市，渐渐就抛弃了写信这习惯，觉得写信又啰嗦又麻烦还不解决问题。因为前边说过的，我对信件的特殊垂爱，使我保存了这一习惯。我在煤油灯下写信，信纸皱皱巴巴，字迹歪歪扭扭，话就那么三行两行。可我却再无自卑心理，我很坦然地将信交给赶集的农民，让他们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带着他们的汗渍寄往上海这城市他的手里。我毫不为自己信写得不如他而惭愧。我觉得我是在真实的人生战斗中，他却是个旁观者。这是我头一次窥破写信这件事的虚假的本质，这种窥破当然只是下意识的。我想，他对我们间新出现的差异是有所感的，他的多病和多思使他极端敏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在信里写他的身世。他说他父亲是那个逃亡政府的留守人员，留守的意思还有一层就是被遗弃。他的同事朋友全到了那个小岛上，只有他一人留在大陆。从此他父亲少言少语，离群索居。他就像洞穴里的鼠类一样，过着阴郁的孤寂的生活，烟酒是他惟一的伙伴。当他在家，妻子孩子便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他们家的夜晚，时常是这样度过：父亲在桌边喝，其他人各自坐在各自床沿，他们各人的床就像各人的方舟。他们等待父亲喝酒完毕，洗漱完毕，上了床去，他们便如虫子回穴蛰居那样飞快地蛰伏床上。他们用温暖的棉被包裹着自己，心里才一点一点安静下来。他信中所写的这一切是那么使人震颤，要不是后来他讲了一个显然是杜撰的故事，我就会毫无保留地信了他。他这故事是关于爱情，共有邂逅相遇，花前月下和生离死别三个阶段，读起来实在像是小说，而不是现实。这故事冲淡了关于他身世的真实气氛，也冲淡了我由衷的感动。但这个故事在我们的通信史上却起到一个意外的推进作用，那就是，它以讲故事的方式提出了爱情这一个口号。
“爱情”这字眼以前从来没有在我们信中出现过，我们双方都很小心而巧妙地回避这个字眼，虽然有时候想起这字，我们就心痒痒的。自从他在信中说了这个杜撰得并不高明的爱情故事，一道禁忌便打开了。关于爱情的词句如同决了堤的潮水一样涌上我们的信纸。我们好像是个爱情专家似的，谱写下一篇又一篇爱情诗篇，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这时候我们关于爱情的讨论还在抽象的理论阶段，当触及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便不由得要推推就就。我们先是说爱情破坏了我们交往的纯洁性，看来到了分手的时候。关于这个，我们就有十来封信的来回。谈够分手的理由，我们又开始谈分手给我们带来的忧伤。忧伤是个写信的好题目，我们直谈得天昏地暗。我们被自己和被对方感动得肝肠寸断，然后万般无奈地决定不分手了。这样，情啊爱的字眼开始出现在我们的信中。我们把“爱”这门子事说了个够。在信上，我们已经爱得有模有样，而现实中，我们却连手也没握过一回。当我们在信上已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们终于策划了一次见面。见面的地点我们放在一个公园门口。我们分头去往那里的路上，已经抖得像一片秋天的叶子。见面时我们几乎没法说话，看一眼都很困难。我们进了公园，沿了水泥甬道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只说了些不咸不淡的废话，没滋没味的，彼此都陌生得要命。这次见面有点像受罪。分手后回到各自家中，对了一张信纸，我们才又重新活了过来。后来，我们的见面可说统统都是失败的。首先是我们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信上的话语早已超前发展，见了面便倍感羞涩，紧张得要命。其次是我们彼此在信上塑造角色，到了现实中才发现特别的不对路。我们不明白应当继续扮演信上的角色，还是来个彻底的还我本色。继续扮演角色实在吃力，彻底还原又怕对方不喜欢。可我们毕竟是世故不深的孩子，装假不久便要露出破绽。这便带来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一旦我们流露了真相，彼此便觉得不习惯了。说到底，是通信害了我们，使我们无法深入对方，达成亲密的关系。而经过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见面，我们的自信都被挫伤得很厉害。我们灰心、沮丧、彼此失望，通信也挽救不了我们了。虽然在此之后，我们还断断续续地往来多年，发生过一些事端，使我们真正分离的直接原因也是另一件不相干的事。但我内心里一直认为，是通信这回子事破坏了我们的关系。语言和文字是不负责任的，它们可把一切都推至高潮，而不顾事实上能否达得到。语言和文字还善于制造假相，当真相来临，便不攻自破。假如不是这样长久的通信，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进展我们的关系。我们或许最终也不会抵达情感的高峰，可我们在关系发展的道路上，走到哪里是哪里，却都是真实可靠的。通信将我们的热情和创造力白白地付诸东流。最终，我们彼此都没有发生深刻的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虚无飘渺。虚无飘渺是我们和许多人关系的一种情形，这种关系使我们总是处在游移不定的状态中。在我们搬家之后，我难得再回到我们那条街道上。偶尔走过，我本能地，就要去看那一扇窗。我再没看见那窗里的人影，取而代之的，是窗前常常晾晒的衣物。这些衣物对我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的效果。它们是真实生活的象征。它们在窗外的竹竿上，使我想象有一只手从窗栏杆内伸出来，悉心地用夹子夹住它们，使它们不致飘落。
可通信这一桩事，已深入我的骨髓。好像时间长了，信上的文字和语言倒成为更加现实的现实。脱离文字和语言，我们似乎就无从体察，我们必须有文字说明，才能理解现实。在我们的感觉与被感觉的事物之间，必须要由文字和语言来作媒介。我们变成一种奇怪的机器，有些像现代的电脑那样，必须输入一种再生的语言，才可传递给我们信息。我们不仅缺乏行动的能力，也缺乏感受行动的能力。我们在文字和语言上灵敏度极高，直接面对外界时，则麻木不仁。因为这个，我们也错过了许多机会。写到这里，我有些哀伤，我发现我们好像是专门为错过机会出生于世，我们永远也谈不上去抓住什么，净是错过。我们的人生净是损失，损失了这样再接着损失那样。等我们吸取了教训，要去建设什么的时候，我们脚下已是一片废墟。其实，我们一生也不乏提醒我们的人，但不是亲身经历，我们什么都不信。
后来我很多次地回想，那解方程的孩子不给我回信，其实大有道理。他倒是悉心培养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希望能使之有朝一日达到爱情这样深刻的程度。爱情这种深刻的关系是世上难得。沉浮于茫茫人海之中，爱情能使我们同舟共济。爱情还是我们一种必要的羁绊，它温柔地束缚住我们的脚，使我们不致像浮萍一样无根地漂流。我后来回想他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先抑后扬的策略。那时候他已经看出我是个思想家，看出我具备无限的想象力。这想象力先是把人冲上浪尖，然后再坠入谷底。他很有预见性地发现我是干这个的好手，所以他一上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压制我的幻想。他有意在我面前抽烟、喝酒，表现粗鲁。他声明他是一个坏男人，缺点多得淹死人。可他还是低估了我的想象力，我的想象力具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的劣迹非但没把我吓住，反使我心向往之。抽烟使他看上去成熟，喝酒则说明他苦闷，苦闷是深沉的表现，他的粗鲁更增添了他的吸引力。他那样子真有点接近屠格涅夫的庄园里那世纪末黑夜里的忧忿之子。他眼看着我对他日益着迷，钦慕之情日消夜长。于是，他就开始不给我写信。他不给我写信叫我难过得要命，那时我一点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我只是一封连一封地给他写信，然后一日两班地等他回信。等信的味道我早已尝够，但这一回的滋味却全然不同。原先我是漫无边际，海水浩渺地等，现在则大海退潮，中间露出了岛屿。等信不来我自以为是失恋了，我整天无精打采，衣衫不整。我把辫子打散，披在肩上，遮住半个脸，对着镜子顾影自怜。然而一股欣悦之情悄然而生。失恋这情景说实在我很喜欢，它多愁善感，缠绵悱恻，它还刺激起人的自尊和骄傲。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用梳子把头发梳得又光又平，穿上我最好的衣服，然后走到书桌前去写信。无论我写多少信，他终是一封不回。他拒绝做我的通信伙伴，他早知道通信这事没什么好下场。他不喜欢这些务虚的玩意儿，他干什么都是实打实的。那时我在农村，他已经在城里工厂，我一进城，他就问我想吃什么。他先带我去大鱼大肉吃一顿，然后送我到澡堂洗澡，洗完澡他便教我做数学题，解一元二次方程，为来年上大学作准备，虽然这时大学的影子还不知在哪里呢!问题首先出在解方程上。有一次，他解一道方程给我看，我没看他的演算，却看到他提了铅笔的手。我看见一截粗壮的拇指，上面有一丛汗毛。这时，我便慌了神，他说什么话我都听不进去了。我心里生出一股又是嫌恶又是害怕的感觉。从此，我就不愿意靠近他，他身上浓郁的汗味叫我难受。有一段时间我简直恨他，不想看见他。我用恶毒的语言挖苦他，嘲笑他的举止作派。我还去批评他的人生理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却从不着恼，总是由着我说。他的不着恼反叫我更生气。可我又少不了他，我回上海或者回农村，都要从他这里中转车船。他替我买票，安排我食宿，送我上车上船。我靠他已经靠惯了，离了他就不知怎么办好。他送我上火车，谁也比不上。春节时分，火车总是特别拥挤。他一手拉住车门把手，一手推开人群，他不让列车员放下踏板，就把我直接从站台提上了火车。像打仗一样挤上火车，就是我们的约会；去饭馆大进油水，也是我们的约会；解一元二次方程是我们约会的又一种。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与他之间其实已经开始产生命运关系的萌芽，这其实是同舟共济的美好序曲。可我们那时什么都不懂，脑子里装了些半成品的观念，似是而非。这些观念阻碍了我们本来出于自然的行为，使我们的言行都变得不伦不类，莫名其妙。首先是对爱情的观念，我将此视为至高无上，重于生命。和他在一起的活动实在太过平俗，与爱情相距甚远。而在他，爱情则是庸俗平淡的人间情感，他以为，假如他是为了爱情来为我做这些，便是一个卑鄙的人了。总起来说，这里产生了一个命名的问题。我们都不愿以“爱情”这词来为我们的关系命名。虽然出发点截然相反，但我们都同是那个浪漫主义末期的可怜牺牲品。在这里，我们都同样地遇到了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说，我们被现实问题难住了手脚，便来求助于理论。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关系往哪里去?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是使我们陷于茫然和虚无的根源。这时候我们就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然而我们在理论上的认识是那样谬误百出，到头来反更加扰乱了我们。我们全是观念的奴隶，观念是比写信更高一级的对现实的模拟。观念是可以抛弃像写信这样的幼稚拙劣的技术手段而独立存在，写信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而观念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些教条主义的孩子，我们对现实的了解全是从谬误百出的书本中得来，这些书全都不以商量的口气，而是独断专行。我知道这孩子从小陶醉于崇高的观念，他除了那些条规成行的教科书外，读的是《牛虻》，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里亚瑟和神甫分手的一场最为他激赏，保尔和冬尼娅的那段也还行。在他心底深处，在崇高背后，一直培育着一种禁欲的观念，而我的禁欲观念则隐藏在爱情至上背后。我们是一对禁欲的孩子，将真实的身体视为丑恶。很多年以后，当我们都已是成熟的男女，我们又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法碰你，你于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个无限悲哀的结论，证明我们命里注定无法成功地建设那深入骨髓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起便发生在一个禁欲的基础上，我们就好像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一起，天真无邪。但事实上我们早已不是小男孩和小女孩，我们两个同样都应付不了成长带给我们的困扰，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如何保卫着我的冰清玉洁。有一次，我们一同走在街上，迎面来了一个男人，粗鲁地在我胸口撞了一下。那男人并没有把我撞痛，那时我长得像根豆芽菜，胸部平坦，我完全不能明白他这一撞的用心。而他却涨红了脸，气势汹汹地去揍那人。那人一溜烟似的挤入人群不见了。我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说：“何必呢?”他就叫我住嘴。后来我回想我与他之间的一切经过，我发现我们双方其实已经开始接触到人类关系深层的边缘，那就是欲念。当他手指上的汗毛和浓重体味使我心生厌恶的时候，正是我欲念被引动的重要一刻。这引动是以厌恶的面目首次出现。这种出现方式是我自我保护意识的本能反应。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则来自惧怕现实，怯于行动的懦弱本性。我想，假如他勇敢一些，现实一些，突破了这“厌恶”的阶段，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还有前途。然而他是比我更无现实精神，也更不勇敢，他的作盾牌的观念比我更为成熟。假如说，我还有些许可塑性的话，他则已经定型，除非有一个比他更强大的力量去击破他。据说在我们分手以后，他一直很骄傲，因为他这样爱我，却没有占有我。这真是一种古怪的骄傲。他特别想做一个崇高的人，渴望经受牺牲的痛苦。放弃我满足了他的理想，这就是他的最爱。我们这些孩子啊，是读过的书害了我们。书本将人类的经验抽象化和简单化，它有以个别的经验概括全部和以普遍的经验概括个别的危险。我们都是那种好奇的、对知识贪婪的孩子，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认真相信读来的一切。我们接受了淘洗过的、审美化了的人类经验，我们渐渐培养成一种文学化的人生观念。文学化的人生观念是我们的致命伤，它将我们与自己的活生生的经历隔离开来，妨碍我们去涉足人生，建设自己的深刻的经验。这也是我们所以经验贫乏的根源之一。
再接着说我们的故事。我们始终不谈爱情。我们通信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比如他厂休几日，要来农村看我，让我去码头接他；或者我要回家，某月某日将在他处中转。我们见面在一起主要就是解决饥肠辘辘的我的油水问题，还有就是解方程。解方程说是为上大学做好准备，其实上大学是希望茫茫。但当我们在草算纸上列出一个又一个巧妙的万能的式子的时候，心里就很踏实，很快乐，温暖的友爱之情在心中升起。解方程可说是我们在一起的最抽象最务虚的活动，是惟一的精神活动。我们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互相需要的关系。我需要他自不待言说，乘车上船，借宿寄食；他需要我则为了实现他的骄傲的崇高观念。而在心理上的互相依恋，则一律被我们自己排斥了。当我终于得以离开农村，他为我去公社办理手续，正是农忙，干部们都回家收割豆子。他一直找到地里，将干部从地里拉回办公室，取出我的户口和油粮。我一直在村口等他。天渐渐黑了，眼前的大路模糊了，直至彻底消失。我心里又害怕又担心。我想他会不会出了车祸，他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我还怕干部为难他。失败已使我不敢抱有希望。秋虫叽叽啾啾地叫着，熟透还未收割的豆荚哔哔剥剥地爆裂。我在冷风里缩着身子，徒然睁大眼睛，望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这时，我听见了自行车的绞链声，那声音穿过黑暗传来。我陡地站起来朝前跑去，差点儿绊倒在他的车轮上。这时候，我看见了他的脸；我想，月亮是升起了。我拉住他的车把，一时说不出话，只是望着他。他迟疑了一下，说：办好了。然后他又说：本来想骗你一下，看你这样，骗不下手了。这是我们之间最最温柔的一刻，我手里捧着我的宝贵的户口，走在他的稀里哗啦的自行车旁边，一起回村去。一直等我成年以后，心上伤痕累累，我才能明白，我与他在这月夜一起回村去的情景是多么宝贵，许多人终生难得。这有一种同路的意味。我回想我们的交往活动，总是在车站在码头进行，具有人生旅途和驿站的象征。命运的关系眼看着就要在我们之间形成，这是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风雨同舟的关系。这时候，只需我们向前走一步。而这一步，我们双方都因为迟疑而耽搁了时间。
在与人关系的道路上，也同样用得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一句话。这时候，我们的友谊其实已经到了头，而我们出于先前已说过的原因，谁也不愿往前走了。于是，我们的关系出现了一段长久的停滞时期。我想，我与那通信伙伴的第一次见面，大约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前边已经说过，当时我们沿着公园的水泥甬道，无聊地兜着圈子。我们彼此都很尴尬，“爱情”这个词使我们很难堪。我们还为我们远远达不到我们信上描写的热烈程度而着急和惭愧。这种心情对我们是有逼迫之感的，而像我们那种年纪的孩子是经不起逼迫的。我们都有些生性轻浮，容易激动。我们约会得很勤，几乎天天见面，我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心里净想着爱情这回事。这是我们见面的惟一理由，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服从这些理由。那时候，公园里的游人很少，尤其是午后一二点时分，我们坐着坐着便拥抱起来。那男孩是清秀纤弱的类型，有点像女孩，他手指纤长白净，身上散发出天天洗浴的药水肥皂的清香。他没有使我产生嫌恶的心情，是因为他并没有引动我的欲念。我们的拥抱和小狗小猫抱团打滚的情形大概差不多。我们还接吻。后来当我真正接过吻之后才明白，那根本不是接吻，也证明了他在信中写的那段伤心情史全是一派胡言，不知从哪本小说上抄下来的。但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和男孩最为亲密的形式，它惹动了我的温情和好奇心。那阵子，我们天天跑到公园里，拥抱接吻，然后立下山盟海誓。那最初的拥抱确实使人有晕眩之感，幸福注满我们全身。我们鄙夷所有的人生，将其视作平庸无色，都不如我们来得精彩。假如那解方程的朋友不是在这时来找我，而是在别的任何时候，事情也许还好商量，会是另一番面目。可他偏偏在我们这两个人自以为热恋的时节来找我。我们见面各持一段距离坐着，解方程的功课已无须做了，我们只能说些不咸不淡的废话。这会儿，务虚的倒变成我们这一对。我和他在一起心不在焉，时时盼望他快走。我想他已经窥伺了这些。他先是不说，有一天却无端的极其恼怒。他变得像一头困兽，在夜晚的我们这城市的街道上飞快走路。我心里害怕，紧紧地跟随他，跟随他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其实满可以掉头回家，可我却不回。我跟着他在街上走到这一头，又走到那一头。他从头至尾只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想揍你。”我本能地离他远了一些，我心里又一次升起厌恶的心情。而我后来曾经想，如果这时他真的动手揍我一顿，事情会是怎么样呢?当他说出这话时，我就小心地与他保持了距离，时刻准备着拔腿就逃。而他终于没有动手揍我。第二天他又一次来到我面前，他已经平静下来。他的脸上有一种奇妙的神采，后来我知道，这神采的名字叫“骄傲”。他平静的脸色对我是一种允诺似的，然后我就无忧无虑欢天喜地去公园长凳上，拥抱接吻。说起拥抱我想起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和一个小女伴亲密无间的情景。在下乡劳动的日子里，我们总是相拥而睡。我们相互搂着，说着悄悄话，然后进入梦乡。人类为什么会有肌肤相亲的要求?相拥相抱竟会有这样的快感，它使我们格外地感到安心，这是一种大难临头时人们相濡以沫的原始动作。我们两个小女孩唧唧哝哝地一夜拥抱而眠，这是一种什么本能呢?难道说我们生来便感到孤独和无望，必须以肌肤之亲来缓解吗?难道这就是拥抱对我们这些年轻孩子的吸引所在?然而，拥抱这一件事最终也没有挽救我和那通信伙伴的关系。当拥抱的热情过去，拥抱这事不再那么激动我们，日益使我们感到平常，我们便又一次地感觉到我们之间关系的虚无飘渺。纵然我们之间除了通信又增添了拥抱的活动，可也无济于事。相反，拥抱这一件事更加剧了通信造成的假相，它无法阻止真相来临。在我与那解方程伙伴分手之后，我们的关系便急剧地走上下坡路，然后我们苟延残喘多年，终于在一个夏日分手。分手那一日我们一无伤感，之后又有几回相处，没有爱情作梗，我们反而处之坦然。这时，我和那解方程朋友的事情还没有完，人生将安排我们再一次见面，是在多年以后。在此之后，还有一段路程，那就是欲念这泥淖。
像我们这些禁欲的观念根深蒂固的孩子，几乎都要经历炼狱一般的黑暗过程，才可抵达自然之子的彼岸。我们并不懂得，欲念是人与人达成关系的最深处的一个锁链。这可说是个关键锁链，它将人们在身心深处结合了起来。这是我们交往至深必定要遇到的一个困境。说它是困境，是因为它实在不好解释。它同时是黑暗与光明两种。它可以将人变成畜生，也可将人变成欢乐神。我们走出我们深居简出的禁欲的房屋，我们几乎无一遗漏地遭受了泥淖没顶的危险。我们中间有的人沉没了，有的人则最终走了出来。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们中间正流行一个游戏，那就是在一个两线相交的符号之下各人写一句成语。我们有的写“危险信号”，有的写“经纬分明”，有的写“十字路口”，有的写“此路不通”，还有的写“相对而言”。等我们全部写毕，才揭晓这符号代表的是“性”。我们对“性”的观念看来千差万别，总起来说都小心翼翼、层层防范，这反映出我们是刚刚走出禁欲的一代。欲念的活跃最初总是残酷地撕裂我们的自尊心。它来临得往往不是时候。它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身心都很娇弱的时候来临。它带有暴虐和廉耻的特点。它好像上天有意安排的严峻考验，它像暴风雨一样，摧残着一棵幼小的树，来不及等这树长大、根深叶茂。也好像是有意安排的，欲念的来临似乎总是超越社会的允诺，这使它带有离经叛道、与社会对抗的色彩。有谁的欲念倘若能与社会法则保持同步，他便是一个幸福的和平的人。然而大多数人不是这样。所以欲念撕裂了我们的自尊心之后又来冲击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它是那样暗无天日。它摆弄我们就像风吹小草。它还使我们的纯洁观念受到威胁。它使我们对自己信心扫地、希望全无。我们一千遍地对自己说：“我们不再是纯洁的孩子了!”这其实是一种剥去伪装的最彻底最残暴的接触方式，它将人赤裸裸地面面相觑，什么装饰都没有了。我说，欲念的联络决不都是深刻的联结，但我断定，最深刻的联结必须要通过欲念来抵达。这种概率很不高，这大约有些类似生命形成的机会。包含生命机会的精子有百亿千亿，但生命形成的机会却只是百亿分之一，千亿分之一。多少生命的机会在浩浩宇宙间浪费和消失了，而有一个生命却诞生了。我想这就是人类中深刻关系的产生过程。这深刻关系的产生含有分娩一样的绞痛过程，有时竟是生死攸关的。欲念在此成为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别的任何愿望也取代不了的。它像黑色的雷霆一样击碎了那些粉红色的风花雪月，撕开了温情脉脉的呓语的面纱。它最初起点是叫人受伤。我们惶惶不已，我们以为我们将事情弄糟了，便想逃脱这关系，而去开拓新的纯洁的关系。我们这些人几乎无一遗漏地都带有洁癖。欲念这东西使我们感到肮脏，自惭形秽的心情揪住我们不放。当我们中间比较坚强的那部分人终于挣扎而起，欲念在他们身心都留下印记。他们已不再是原先的无忧的快活的孩子。他们表情沉重，好像有了心事。他们的傲气也减少很多，他们有些像经受了洗礼一样。他们看世界的眼光起了变化，原先的世界只是一些风景，如今却含了一些爱意或者恨意。他们心里有了痛感。这时候，他们惟愿藏进最疼爱的怀里去休憩，安抚他们的欲念。刻骨铭心的孤独之感是在这时候才真正地涌上他们的心，他们特别地渴望与人联结，并且，这时他们也懂得了与人联成深刻关系的方式和过程。他们懂得了人与人的深刻关系是怎样的，同舟共济是怎样的。这一段路程是漫长的路程，一天等于一百年。当我孤孤单单再一次来到他跟前时，他已有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失望来到我心上的速度相当缓慢，它像烟一样，缓缓而起，弥漫而来。我们三人——我，他和他的妻子欢欢喜喜在一起过了两日，然后我就走了。那是他最后一次送我去车站。车站这一情景突然出现在眼前，使我想起在此之前众多的车站和码头的情景。这时我才发现，我们从开始便已经注定了分离的命运。失望在这时才触动我心。当它触及我时，我才发现我早已被它包围了。我发现我们从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我们相交至诚，却非至深，我们在关键的地方错开了道路。这确实令人伤心，可却谈不上后悔。我们始终认认真真，从来没有轻薄对待过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做的我们都做了，包括我最后一次冒昧地撞上门去。我们已不通信息多年，其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竟然还能只身闯去，足见我的勇敢和果断。总之，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不行就是不行。
当我和来时一样只身坐上火车，往回去的时候，我想，在这世上与人联成生死不渝的关系是多么困难。这要靠机遇，还要靠时间。时间是个宝贵的东西，它提供给我们积累的可能。我忽然感到时间无多。这是我从幻想走向现实的一个信号，我刹那间屏弃了对所有奇遇的向往，那种发生于一瞬间的浪漫传奇如同水一样从我心上流走。我重新地渴望着一种深刻的关系，这关系需要有时间的培育。时间像泥土一样一层一层栽培这关系之树，给树添上年轮。我不再相信这世上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我只相信勤勤恳恳的栽培。我从一个极端的浪漫主义者一下子变成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我心中再不敢存有浪漫的念头。孤独简直要了我的命，一个人在世界上走来走去的滋味真不好受，无根无系。这时候，我的朋友也不少，但都是泛泛之交。泛泛之交解救不了我的孤独。孤独有一种拉人沉没的力量，有时我觉得我将从这茫茫人海沉坠，淹没，直至消失。我必须要有一点羁绊，要有一个攀附之物。我将其寄托于爱情之上。这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爱情之下的孤独内容，我只是一门心思地找寻爱情。这时候的爱情由于我极端现实主义精神变得极其繁琐，我几乎变成了一个事务主义者。我的眼睛注意着我最近的周围，我从最平淡中提炼意义，最无谓的事情也可触动我最深处的知觉。这时候的我，有些像一个绝望的溺水者，在捞一根救命稻草。我无形中夸大了爱情的作用，以为爱情是一帖治疗孤独的良药。那时候，我还并不知道，爱情其实只是把我们孤独的单位扩大，一个人一组变成两个人一组。寻找爱情其实是我们世人的一种绝望的行动，也是我们惟一的出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深，越融合，越合二为一，我们的孤独也就越彻底和完整。因此，这也是我们的绝路。可那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急匆匆的，等不及地要将自己与另一个人缚在一起，好拯救我的下沉的命运。我以最悉心又最琐细的方式，可谓一点一滴地培育爱情。这一段爱情的琐细平常与我历来的浪漫精神相反。我们从鸡毛蒜皮做起。帮学帮教自行车是我们主要活动之一。
自行车是我们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几乎人人会骑。不会骑自行车是一大缺陷，不方便是没法说。骑自行车还是一种平衡和灵巧的技术，掌握它绝非易事。我们一个推一个骑，走过了很长的路程。我们只注意骑车，而忽略了上车和下车，所以我最终还是不能骑车。这略微给我们的爱情史增添了一点浪漫色彩。他的先天的现实精神和我的后天的现实精神共同拒绝虚幻的精神活动，我们苦思苦想才想出骑自行车这一桩事情。有一阵子我们没事就去骑自行车，将他的车链子骑断一根又一根。后来，围绕着骑自行车，我们还发展了课前和课后的谈心活动。然而，事情还是进展不大。我后来常想，假如没有打倒“四人帮”这一件事，我们也许早就结束了关系，各奔东西。我们所以能在打倒“四人帮”之前的一个不算短的时期内保持了关系，只是出于双方的谨慎态度。他这个青年出生于一个沉默寡言的家庭。沉默像个坚硬的蚌壳，他藏身其间。我无意地以滔滔不绝的饶舌啄开了这蚌壳。我所以饶舌完全由于陋习作祟。我尽管严厉强调少说多做的原则，可多年来形成的语言的惯性一时难以消除。其实，语言在某些场合，对某些人，作用重大。它是交流的最初方式，进一步的交流会在语言之后。他那蚌壳一旦啄开了口，便不会轻易抿缝，这便是他一贯的审慎态度。而我的谨慎来自于经验教训。我深知这世上其实全是旅途中人，相遇全在匆匆之中，与人建立深刻关系难上加难。所以，每一点萌芽我都很珍惜。我晓得这萌芽包含宝贵的时间和心血，时间和心血的储量，每个人都很有限。我已经消耗很多，以致身心交瘁。因此，这谨慎之中还含有疲乏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双方的谨慎态度的来源，这使我们关系的进度保持着沉着和稳定，不急不躁，细水长流。当我们骑自行车骑得已经腻味，却又没有找到下一个活动项目，我们就继续一个教一个学地骑自行车，不使我们之间的交往陷入无所作为的空白状态。在我们的关系需要深一步掘进却又缺乏动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耐心地驻守在原有位置上，既不失望倒退，也不急躁冒进，“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没犯。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最容易气馁的阶段，迎来了“四人帮”打倒的好时候。回首当年，我发现我在很短的时间里惊人地成熟起来，不知是喜还是忧。一个任性浮躁的人这样悉心地与人联络，以图建立深刻关系真叫人怦然心动。在那平淡如水的日子里，我们与人们交往找不到一点杠杆作用，尤其当浪漫的激情退去，有什么可助我与人去深刻交往?陷入琐细事务是我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的爱情其实是建立于一堆琐细事务之上。学骑自行车是一个象征。我们一个骑一个跟地跑着一圈又一圈的圆场，心里其实都充满了等待。幸好后来发生了打倒“四人帮”这件事，才使我们茫然的等待有了着落。否则，我们终于会有一天，被这琐细的事务断送了关系。我们以极大的自制力克服着对这琐细事物的厌烦。这时我们所表现出的自制力完全超越了我们的年龄。他是生性老成，我则是不敢再轻举妄动。我们出发点不同，最终却完全合拍。所以能坚持到后来的事件发生，这与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很有关系。说起来，打倒“四人帮”真是件好事情。它使得本来已到了头的我们，面前又洞开一个天地。我们的人生重新充满了可能性，又一次来到命运的关头。这时候，我们就有了要去做的事情，这事情很重要，关系到我们的命运。有了这样的大事，学骑自行车便一下子被我们丢到了脑后，它显得那样无聊也无趣。这重要的、事关前途的大事，在我们主要体现于两个问题：一是考大学，一是回上海。我想，我当时做的于我们关系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为他报考大学。这事情的重要性在于我直接插手于他的命运，使他的命运同我的情感联系在了一起。那时，他正在遥远的长沙出差，夜里日里忙着抄谱，要将大型歌剧《骄杨》搬回我团上演。他抄谱用去有上百支铅笔，他就像个抄谱机器似的。可是在一个星期天里，忽然间，他再也抄不下去了，好像他二十五年的烦闷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于是他便独自来到著名的橘子洲头。我猜想，这时候他感到了孤独，他望着苍茫的江水，觉得自己孤孤单单，二十五年积蓄的语言一起来敲击他的心。我是在整整十三年以后才来到橘子洲头的。江水确实使人怅然，使人深感孤独。尤其在天水相连的那一线上，人几乎不知身在何处。后来他从长沙回来，第二天就进了考场。白天考试，晚上我们见面。在考试和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们心头焦虑，脸上轻松愉快，甚至又骑了一二次自行车。我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想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考上大学之后即将来到的离别。“离别”其实是一个命运性的题目，它使人们无可回避的直面彼此间的关系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它还制约了人们回答问题的期限，刻不容缓。这段日子，我们之间充斥了一股人生的无奈之感。我们知道这世界是由不得我们性情的，我们双方的情感都很节制，有后顾之忧，我们甚至有种悲怆的情绪。然而，正是这情绪彻底地涤荡了那些琐细的事务，将那些琐细的情感一扫而空。这一个阶段以他考试落榜为结束，完成了一个人生的失败。“失败”是个好机会，它使我们体会到人生的严酷无情，使我们产生相互抚慰的需要。“失败”还再一次地克服了我们关系。一上来就带有的事务主义倾向，以一些大的事物占据了我们交往的空间。紧接着，下一个阶段开始了，那就是我的回上海，别离又一次来临。后来回想，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继自行车活动之后，离别是一次主要的内容。最初“离别”是在思想阶段，它成为我们讨论的中心和题目，我们的许多心情和行动都生发于这个内容之上。尔后，“离别”终成现实，这于我们的关系过程是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建设阶段。
我至今还记得初回这城市的孤寂之感。这城市街道上的人流是最叫人心生孤寂的。从我离开到回来这城市，其间有整整八年的岁月，中间经历了“搬家”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打倒“四人帮”。我熟悉的人和事均已远去，面目全非。上班与回家的道路是一条陌生的道路，它遮满美丽的绿荫。可是它显得面目生疏，每日晨昏从上面走过，要与它建立默契显得时间不够。它是要留作日后的怀念的。我与这城市旧日的关系已经疏淡，新的关系有待建设。我必须要有一点陪伴和支持，才可度过这最难熬的最初时期。我是从已有的关系中去寻找陪伴和支持，我找的就是他。那阵子，我有些拖住他不放。我要他来上海，每天送我上班，又接我下班。这条林荫道因为有了他的陪伴，稍稍有了一点亲切的感情，留下一些纪念。这些纪念是供我多年之后享用的。我也趁节假日回那内地小城。我住在他家平房里。吃水要到巷口担，而我住得其乐无穷，我度过假期再回到上海，便可抵挡一段孤寂。坦白说，这时我们并没有决定开拓我们的关系，这关系很难办，双方都举棋不定。我一方面少不了他，他像一根绳索一样系着我，使我不致从茫茫人海中坠落与淹没，他使我有了一个可攀附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也并不放弃建设新的关系，积极性还挺高。应当说，这积极性有他的功劳，是在他的支持下我才可悉心培养积极性。说起来，我们俩有点像那则伊索寓言《农人与蛇》。他是农人，我是蛇。后来，这条上班与回家的路无须他陪伴，我也熟了。我晨晨昏昏走来走去，心情很愉快。自行车在街沿下，我在街沿上。我有一种重新发现的心情，我想这城市的景色其实很美，它的建设带有文艺复兴的风格，它还带有大工业的宏伟气派。这时候我内心充满了屏弃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愿望。我在这城市里建设了许多新的关系。这时我在一个杂志社里做编辑。这是我做一名作家的序幕阶段。编辑的工作就是联系的工作，我们成天给人写信和人谈话。写信和谈话是与人联络，建立关系的基本的技术性手段，我每天认识的人数也数不清。这工作在某一点上使我喜欢，它使我处在人群之中，和这个和那个结成关系，我以为它可解除我的孤独。我热衷于写信和谈话。写信是我最拿手的，谈话也很不差。而且，我作为一个编辑，我还有与人写信和谈话的特权，我可以任意选择写信与谈话的对象和题目，并且有信必答，谈话的人也不等自来。我以为我是掌握了与人建立联系的主动权，这想法迷惑了我的心。我上班不久就给一个叫作李华岚的作者写了约稿信，名曰约稿，其实是为满足我多年来的一个私心。他的散文写得很清丽，尤其在那一个才情枯萎的时代，便显得格外突出。我内心很想认识他，却没有任何途径，这时候，我便写了一封长信。此时我已不再有等信的心情，我每天都有看不完的信，桌上堆了一大摞。可是，李华岚的信没来，却收到李华岚的女朋友的信。信写得简单，却断人肝肠。她说李华岚在我信到的前一日去世，死于肺癌骨转移。这女人一定善解人意，在她这样心如刀割的时分，竟也了解了我对李华岚的心意。她给我寄来李华岚的书，还有照片。照片上他是个清秀的男人，围一条方格围巾，具有“五四”青年的风貌。我对着这人的照片沉默良久，这种结果是我始料未及。我因此想到一个机缘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与其达成联系的人，必须同时间存在于世。我们在同一时期存在于世上，须有多少机缘作条件。这就是禅家所说修百年才可同舟的意思吧!如今我和李华岚处于生死两界，再也不得联络。这件事应当说是有益地打击了我的骄矜之气，使我能够保持对人际关系的慎重诚挚态度，这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与那自行车朋友的关系。
我们杂志社的大楼，形状像一艘轮船，有着舷窗那样的圆窗。我将这也当作一个象征。我们接触的人很多，来自四面八方，可我们都是旅途中人，我们匆匆相识，又匆匆分手，许多人是擦肩而过。我们与人的关系大多是一次性的，写和编的工作一完成就握手告别。许多信塞满了我一层又一层的抽屉，可它们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写信和谈话日益成为事务性的工作。我对各色各样的人已司空见惯，反应麻木。这些人过客般地从我面前走过。我有时也会与其中的一个直谈到太阳落山，月亮升起。可是他究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新关系都显得时间不足，与我的老关系相比，就格外显得浮浅轻薄。发展新关系虽然是我热心所在，可是每每使我失望。我找不到发展关系的动力和手段。写信和谈话一旦成为职业性的，平时就懒得去碰它。这时候的相交已比不上少年时代，那时各人都是一张白纸，现在我们的身心已涂满历史的墨迹，交流的障碍日增夜长。我们还都不如少年们那样活力充沛，我们多少有了些惰性，我们还患得患失，怕吃亏的思想很严重。一场海阔天空的聊天之后，我们总是又累又落寞。谈话变成一种润滑剂之类的东西，使我们不留痕迹地互相滑了过去，我们谁也抓不住谁。在一段新印象引起的激动之后，我陷入了更深的茫然。我又须拉住我的自行车伙伴，他是我的一段历史，使我在这人流汹涌的城市里来历清楚，有根有源。他还最大可能地保持了我的完整性，使流动飘移的人生不致将我切割得片片断断。这就是深刻关系对我们飘泊人生的一种解救，这也是我们寻求创造深刻关系的心理根源。我与他的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存下来，几经波折而抵达彼岸。可这时候，事情远远还没完。我们的关系其实还只走到中途。我们经历了学骑自行车，第一次考学，还有离别，然后就来到第二次考学的命运当口。这一回的考学不仅有关他的前途，还有关我们关系的前途。我们要以上大学这一途径来解决我们的分离。这次考试他是带病参加，心情紧张和旅途劳累，以致我们偷尝禁果，使他高烧直达四十度。我们去药房买了退烧片，大胆地吞服了超过医嘱的剂量，以致高烧猛退，大汗淋漓。这一景象带有一种拼死一搏，背水一战的味道。考场门口人头济济，谁也不认识谁，我们手挽着手等待开门的一刻。那时我们是不大不小的年纪，刚度过希望灿烂的阶段，来到充满绝望的年代。我们不知道希望这东西不多也不少，机会虽不可失，可绝非失不再来。我们当时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这是我们关系过程中最郑重的一刻，这是我们关系过程中最后一个事件了。这事件的尾声是“落榜”。从此，那发榜的街道我们都避免走过，这是叫人心痛的街道。心痛是使我们关系深入骨髓的最大动力，它使我们产生相濡以沫的心情。相濡以沫是最绝望的爱抚的情景，它将人的关系一下子推入至深之处。这便是我们的关系从平庸的琐细事务走向命运的悲剧境界的过程。我想，仅从这段关系本身来看，应当说是成功的关系。它是机缘、时间，以及我们各自的人生准备的结果。它证明了深刻关系不仅在于谁同谁相遇，更是在于两个人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彼此什么样的人生阶段相遇，错一步也不成。与他完成这段关系，使我有一种长久飘泊终于回到了家的心情。我归宿感极强，我有很大的安全感，我还有一种成就感。这可说是我遭受一连串的失败之后第一次成功。我从我的令人伤怀的失败上走过来，那些关系的残骸在我身心留下了纪念，而我没有一分钟怀疑过是否要再去做下一次争取。有一点是让我安慰的，那就是我没有浪费我的经历，我的每一次经历于我都是一个推动，最后的成功关系可说是一个积累的果实。这时候，我为有这深刻关系无比欣喜。我想，爱情真是个好东西，它可将人互相契入得那么透彻，从而建立起深刻的关系。它推动结合的力量和手段，是无可比拟的。它还富有可操作性，也是无可比拟的。我想，命运和欲念是其中的两大法宝。
动荡的年代过去之后，这城市又走上轨道，按部就班，人生不会再有奇迹发生。社会分工切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各就各位，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抽象。我们白天在车间或办公室或学校见面，傍晚各自回家。我们便只能寄希望于爱情。爱情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加强关系的机会。这几乎是惟一的机会，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这城市的街道人头济济，却互不相干。校园里的爱情，车间里的爱情，办公室里的爱情供不应求，于是各大城市开展了信息交流，那就是近年来蓬勃开展的征婚运动。人们在征婚启事上各报家门，就像戏曲中好汉出场的开场白一样。征婚运动是这世界上最仁慈的一个善举，它帮助我们开拓联络渠道，增添了际遇的广度。这城市街道还游荡着马路求爱者。他们是具有行动能力的人，他们不甘心像刊登征婚那样守株待兔。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一辆自行车，在夜晚寂静的时刻，出没于路灯之下。我想，那灯光幽暗的咖啡座里常见的表情疏远的男女景象，就是他们奋勇出击的成果。他们动作亲昵、喋喋不休，可也掩饰不了他们毫不了解、两不相干的落寞神情。他们其实谁也不信谁，唧唧哝哝的，没一句是真话。因此在这是个城市还是疑云四布，假话连篇。这种临时伴侣带有麻醉剂的效果，它暂时缓解了他们的孤独，而使他们放弃去寻找建设深刻关系。所以他们造成了这城市里一种轻薄的空气，那就是追求短期效应，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处于频繁转换之中。人们变得非常浮躁，在经常变换中逐渐麻木了反应，他们没有耐心和牺牲精神付出思想与时间的代价。在他们盲目地四下出击的行动底下，其实是一种强烈要求与人达成联系的愿望。这愿望折磨着他们，使他们日夜不得安宁。深刻关系就好像是一枚钉子，将我们钉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人世。爱情在这时实在是一种方法，但这方法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方法，它从一开始便埋下了危机重重。它的危险在于它还是一种具有极端排斥性和关闭性的东西，它把两个飘泊者变成了一个飘泊者，把两处飘流变成一处飘流。当两人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的时候，彼此都以为对方是岸，而距离消失，飘流的命运就来临了。我们有时很烦闷，却不知道原因何在，我们就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拿来作无穷的夸张。某一个月的收支不平衡啊，某一方在烧煮洗涤中的失误啊，或是床笫之间一点小小的不协调啊，等等。我们为了这些小事吵个不休。这些事情其实吵不出个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我们便将此命名为感情危机。治疗感情危机的药方如今很多，由各城市的妇女杂志介绍。有的建议共同回顾美好的热恋季节，有的提出夫妻生活的几个小谋略，还有的意见说可人为制造分别，采取先抑后扬的做法。我觉得小别几日的说法其实大有意思，小别几日是一种暂时地模拟性地解除关系。它要我们重新体会没有深刻关系维系时的孤独状态，它还使我们之间恢复距离，彼此造成“岸”的视觉。它其实含有再来一遍还是这样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实验的意义，这方法本身就表明承认深刻关系是个困境。
不过，话说回来，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不错。我们在事实上建立深刻关系之后，又接着动手去做形式的建设。首先我们以婚姻的制度来约束和固定我们的深刻关系。要将这一关系物化的一刻叫人兴奋。我们使这一关系有了可见可触摸的形式，那就是一份大红的喜气洋洋的结婚证书。为取得这证书我们还费了些周折。第一次去忘了带户口簿；第二次去又忘了单位证明；第三次去什么都带了，可是民政局的结婚证书用完了，让我们过一日再去。那是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结婚证书消耗得特别快。后来我们终于领到了这红卡，共有两张，他一张，我一张。一张我的名字在前，他的名字在后；另一张他的名字在前，我的名字在后。我知道这是一种交相拧结的表文，把我们这两个人像两条绳子一样打了个结。就这样，我们的关系有了法律的形式。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调动。如前所说，我已回到了上海这城市，他仍在那内地小城。调动这事延续了足足五年的时间。这五年里，我们将一条铁路线走得烂熟，你来我往。旅途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们购置了一系列的旅途用品，保温瓶，饭盒，背囊，还有供旅途消遣的书籍，阿略莎·克里斯蒂是我们旅行的好伙伴。旅行起先使我们高兴，千里相会增添了柔情蜜意和幸福之感。形式上的距离还使我们产生向心力，稳定了我们的深刻关系。我们甚至有些故意地拖延调动，享受着离别。其实，这种在深刻关系下有意保持的距离，带有造作的意味。假象掩饰不住真相，要发生的终要发生。烦闷是一点一点地侵袭我们，蚕食着我们的快乐心情。小不愉快时有发生，有时在嘴上，有时在信上。我们将这归结于动荡不安的旅途，那时我们还搞不清这烦闷的来源，只是加紧了调动。我们想，如调不到一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是玩完了。我们跑调动的热情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达到高潮。我们昨天还很超然的态度突然变得紧张、激动。我们有些急不可待，将调动过程中每一次困难都夸张成失败，于是我们很快就被打击得灰心丧气。我们只得以发火吵架的方式宣泄我们的沮丧心情。这一阵的情景真是很惨，我们办事不顺，就窝里斗。自己吵架发火有一种无助的味道，吵着吵着我们彼此都生出怜悯之心。可是我们由于太过熟稔，我们已经羞于表达温柔的抚慰。爱情这东西已被我们使用得差不多了，它所含有的最温存最善解最宽谅的能力，已被我们使用得差不多。而其实我们所以自己和自己吵，就是因为我们是世上最最亲密，关系深刻的两个人。这时候，我们相互间的抚慰便表现作一种互相伤害。我们吵啊吵的，然后去办我们的调动。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我们外出活动时就打一柄大伞。走在雨蒙蒙的街道上，这使我们有一种同舟共济的面目。我们的调动活动贯穿了整整一个雨季，云开日出的时候，好消息不期而至。
建设我们的家，也占用了我们的时间。家这个巢穴，使深刻关系具体化和细节化。它不免磨蚀了我们深刻关系中的诗意性质的情感，它使我们在一些细枝末节动怒，着恼，变得啰啰嗦嗦。可是这些细微小事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它反使我们回避了真正的危险。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琐细的兴味也往往容易得到鼓舞，很小一点成果就可使我们高兴。我们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地筑着我们的窝，我们对此寄予许多希望。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去买瓷砖的情景。我们走过一个杂品商店，见门口贴有布告，说来了一批处理瓷砖。这瓷砖在搬运过程中受了震动，所以低价出售。出售的规则有一条，就是不许开箱，点到哪箱是哪箱。布告前的人越围越多，可却没有人敢去试一试。我们决定碰一碰运气。我们心里忽然沉重起来，虽说只是几块瓷砖，可我们却觉得它还包含有命运这一回子事。他坚持要叫我去选择，考学的失败使他自认晦气不说，还变得非常宿命。我是闭了眼睛指定一箱瓷砖的，开箱时心情激动。我们蹲在马路边就开始检查，总共只碎了三块。这确实叫人振奋，他不由也有些手痒。于是我便一个劲儿地怂恿他，说这是一个时来运转的好机会。我觉得我的这箱瓷砖，对于人们有着鼓舞作用，接着就有人来买瓷砖，打开箱后总是好的多，破的少。这使他下了决心，上前指了一箱。那箱里只碎了一块，创了这一次买瓷砖的好纪录。可把他高兴坏了。我们一人抱了一箱瓷砖往家走，几乎累断了腰。这可我们喜气洋洋，这是个好兆头。买瓷砖增添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又振精神。第一次有了我们共同的家，确实是高兴多，忧愁少。这是我们关系中最甜蜜的日子，买东西是我们主要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活动。每月发工资后第一个星期日，是我们的活动日。我们事先做好种种消费的计划，然后走上街头，一一实施。我们买的东西，大到沙发，小到纽扣，美丽精彩到壁毯，日常平凡到去污粉。买东西的快感在于有商有量，有争有议，利益与共，休戚相关。在这城市的街道上，我们除了去买东西，还能做什么?我们除了买来有用的东西，还买来许多无用的东西，消耗东西的速度赶不上我们购买的要求。这是城市里人的通病。我们的橱柜越来越满，橱门一开，东西就滚滚而下，这其实是我们不断物化我们的关系的表现，是我们深刻关系的形式建设的惯性表现。形式建设使我们尝到了甜头，这甜头就是它将我们的深刻关系变成可见可闻、简单平常、人力可掌握的存在。所以我们拖延着这工作。我们盲目地、热情地、冲动地去买东西，使这深刻关系增添了重重累赘。
这种醉心形式建设有时还体现在搬家这件事上。我们这城市里确有这样一批热衷于搬家的人。他们乐此不疲，经过关系错综的调房，然后进行工程浩大的装修。装修房子，是我们这城市的特产，现已推广全国。装修的技术在这城市一日三变。有时候，装修工作正到中途，新的方法出现了，有志向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推翻重来。所以，在我们的街道上，走过肮脏的陋巷，走上摇摇欲坠的楼梯，却出人意料地洞开一个辉煌的世界。尤其是在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水泥盒子一样的新工房里，水泥白灰的楼梯和过道总是荒凉而暗淡，每一扇门里却都是一个宫殿。这情景令人伤感。这些热衷搬家的人，是具有现实行动能力的人，他们的好处在于遇到问题不去作思想上的深究，而在现象上找毛病。他们其实都是内心动荡不安的人，他们很容易对固定的关系烦闷，因为他们往往是精力格外充沛的人。但他们好在善于行动，当烦闷的情绪袭来，马上就着手进行解决。他们将这烦闷归结于最现实的事情上，比如房子。他们还是无意识的形式主义者，天然相信形式对于内容的作用。他们以不断变换形式来克服内心的烦闷，也颇有成效。搬家还有一种共同流浪的外形，我们坐在装满我们生活家什的车斗里，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做一个小小的旅行。风从我们耳边吹过，飘扬起我们的头发，两边的楼房向后退去。我们窥见沿街窗户里的生活，人们在房间里有限地活动着，而我们却在旅行。这一瞬间于鼓舞我们的风帆有着极大相似处。这短暂的飘流会又一次使我们向往蒂结深刻关系，并以一时的浪漫来调节我们固定于关系之中的受束缚的情感。当我们到达我们装饰一新的新家，我们会精神振奋。我们之间的深刻关系在表面上有了一种掘进与发展的面目，这又可供我们度过一段安全的时光。我们很幸运的将眼光注视在形而下的现实，形而上的东西我们一概不闻不问。我们以艰巨的、不间断的行动来消除深刻关系带给我们的孤独之感，以繁杂的事务占据了心理的空间。和我们相比，这城市里还有一种更积极却也更愚笨的行动主义者，他们看问题应当说要比搬家的朋友们来得深入一层，更接近于实质，那就是离婚主义者。他们几乎已经要抵达问题的本质了，他们发现问题不是出在“家”啊，“房子”啊这些外部形式上，而是在于两个人的关系之中。他们差点儿就要成对头了，可是事情的具体性质遮住了他们的眼睛，这关系中具体的双方情形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事情的真相。这真相在于这种深刻关系的本身。这种深刻关系应用于一切人都会发生问题，这问题就是这种深刻关系的危险实质。那就是这种深刻关系的紧密度和排斥性所给我们造成的孤独感，这孤独感以烦闷的现象出现于我们的日常心情之中。离婚主义者误以为这仅只是发生于他们特定的双方身上。于是，这城市的民事法庭便繁忙不已，日理万机。他们调解、说服，甚至拿出了法律的武器。这些离婚主义者还往往是一些温情主义者，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这种深刻关系的爱情层面上。这是比搬家主义者更深的一个层面，但其表面的性质是一样的。爱情只是深刻关系的最佳形式，或许是惟一的形式，因为只有爱情才有力量在我们身心深处蒂结深刻关系，但它决非深刻关系的本身。离婚主义者的下场往往与搬家主义者不同，他们最后几乎无一幸免地要堕入悲剧。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挽救其实落了个一场空。他们所注意的那一层，正巧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眼光向下一些，他们就会采取更为具体的行动而有所结果，他们的眼光再向上一些，他们则干脆放弃行动，以不变应万变。而他们却不上不下的，正好倒霉。我们几乎无一可以抵御我们在蒂结深刻关系之后的烦闷之感，采取不采取行动或者采取怎样的行动则是另一件事情。搬家和离婚于制造我们这城市的沸腾之感有所贡献，它们使这城市的生活有一种流动的外形。可在这热闹之下，却是无法克服的孤独。我们在这世上，所能蒂结的深刻关系，只有这一桩了，而这一桩关系最终依然使我们孤独。这使一部分人逃避这种深刻关系，他们宁可要关系的广泛性，而舍弃深刻性。这是我们城市日益强大的独身主义倾向的根源。但做个独身主义者不是那么容易，这需要有非凡的承受孤独的能力。他们要承认孤独是人人难免的宿命，才可抵达这个境界。而理论上的认识与事实上的抵达又是两回事。这就是我只把独身主义作为一种“倾向”，而不说“独身主义者”的原因。
话再说回来，当我们把这家建设完毕，又享用完毕，上街买东西又维持了我们一大段路程，无可抑制的烦闷便涌上心头。我们都是那种中等聪敏的人，搬家骗不了我们的感觉，离婚的假相甚至也为我们揭穿。但深刻关系的潜伏危机却还不致为我们谙透，我们常常处在自相折磨的境况中。我们经常吵架，吵架的起因千种万种，不可开交时我们就拿出一个撒手锏：打起包裹回娘家，也就是出走这一武器。这是娜拉教给我们的法宝，现已为我们男女双方所继承。我们都怕对方不回家，自己却想不回家或者晚回家。我们内心都有一个自私的不近情理的却暖意荡漾的愿望，那就是我们在外游荡，直至深夜才回家转，家里有一个人亮着灯等我们。这情景果然动人，情深意又长。可是我们双方谁也不愿扮演那个等待的角色，那个等待的角色即便等待了也不甘心，必定会怒气冲天，吵闹不休，将那等与被等的意境全都破坏掉。从这里我们其实透露出有两重忧心忡忡的心理：一重是我们深恐这深刻关系的解体，家里没人会使我们有一种被遗弃的悲哀感觉；另一重则是我们又深恐这深刻关系的束缚，这束缚妨碍了我们哪怕是假想当中的自由。于是，在我们某一方晚回家的夜里，我们总是吵啊吵的。后来我们就采取一不做二不休的办法，我们同时不回家。我们分头在街上流浪，暗暗计算对方到家的时间，然后再回家。走近空荡无人的家心里实在恓惶，电灯一开，真是满目荒凉。这不由使我们采取了妥协的态度，那就是两人都回家。两人日夜厮守的日子也很不妙，烦心的寂寞充满了四周，我们好像一同被世人抛弃了。在我们这一个一个的小家里，所有的争吵都流露出无助的表情。他们无法指望别人去调解，调解也调解不出个所以然。这种缓缓的、温柔的、如歌的、绵绵不断的吵嘴贯穿了我们的日日夜夜，我们的眼泪流成了河。有时候我们那样绝望，好像万劫不复。这些细水长流的争吵蚕食着我们的心和希望。而当我们万念俱灰，或许我们又会获得新生的契机。这天夜里，我们被长久的争吵弄得疲惫不堪，倦意顿生，我们灰心地沉入梦乡，要以睡眠来掩饰一切。睡眠真是个好东西，它使我们忘记现象，遁入无忧的快乐境界。睡眠的又一功能是制造梦，这是比遗忘更进一步的安慰，它使人怀疑现实的真实性，从而有了逃遁之路，“庄周梦蝶”便是一个好例子。这天晚上却好像是无梦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特别黑的印象，黑云笼罩了我们这个城市。当事情来临的一刻，我觉得我是有所准备的。我想，是该有事情来临了，如没有事情来临，我们将怎么办啊!地震的印象在我就是玻璃的格格声，所有的玻璃门窗全在这一瞬间尖锐地摇响起来，这是一种破碎的声音。天就在这一刻里亮了。我睁开眼睛，就被玻璃窗射进的光刺亮了眼睛，这是一种破碎的光芒。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将我从我的被子里拖进他的被子，我们无处可逃，要死就死在一起!玻璃的格格声充满了双耳，这世界碎啦!我们已经听见碎片四溅的声音。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柔情蜜意地相拥过，我们心中汹涌而起的欢爱之情没法说。我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在想永不分离这句话。据地质学家说，我们这城市的地基是沙土性质，一般不会发生地震。可是墨西哥大地震敲响了警钟，墨西哥城的地质据称与我们这城市很相近。果然，不久我们这城市便有了地震的纪录。这给人末日的感觉，这世界再没有一个安全地带啦!这城市的楼房密密匝匝，我推想房屋倒塌的情景就像多米诺骨牌，我们没有逃身之处。我们相拥而坐，心里一片宁静。玻璃的脆响渐渐消失，屋外人声噪起。“地震啦!”人们惶恐万状地喊道，所有的灯都亮了。这城市在凌晨时分万家灯火是有史以来头一遭。我们没有出门，我们相拥而坐直至天明，这是生死不渝的时刻，所有的芥蒂烟消云散。地震使我们的大陆变成了一块飘移的岛屿，世界是鲸鱼背的观念大约就是来自地震的经验。照此说来，再没有岸不岸这一回事，诸物都在飘流。地震之夜是具有象征性的一夜，我们情意绵绵永无绝期。然而，平常的日子是有毒的日子，它又来侵蚀我们的希望。“地震”这毁灭力量的征兆显现毕竟人生难得，现代科学又将这征兆显现解释成客观规律。于是，征兆显现便成了宇宙奇观，成了天文的节目，这就是科学化险为夷的特性之一。安全的日子里，烦闷又袭上心头。那一天，我们又为一桩小事争吵，这桩小事在我们的争吵中扩大着范围。我们吵到头来，发现一切都无法解决。我们想，我们之间的关系算是个什么劳什子呢?它绑住我们，使我们双方都无自由可言。可我们却都牢牢地抓住对方，不肯松手，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去救另一个溺水的人，结果双双下沉。这一回是我第一次出走，门外下着使人愁惨的细雨，我绝望满心却还没有忘记换一双雨鞋，再拿一把雨伞。我走过黑洞洞的饭菜飘香的楼道，走在泥泞的弄堂里。我家周围永远是工地，造了这幢，造那幢，如蚁穴和蜂窝那样密密匝匝，渐渐把我家的楼房包围。水泥和黄沙搅拌起的泥浆污染了我的雨鞋。我走出弄堂上了大街，雨水将街道洗得镜子一般光亮，车灯照耀。我静静地漫无目标地走着。街上行人都在匆匆走路，但表情茫然。匆匆走路是我们这城市街道上固有的情景，表情茫然也是。这是晚饭刚过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前边有一个电影院，票房前的人密密层层。电影是个好东西，它可带我们去作精神的飘流。走过影院，天更黑了一层，路灯也显得明亮了一层，灯下开始出现行迹可疑的人。我心里渐渐平静了，眼睛里还不断涌出新的眼泪。我沿了街道向前走，走过一条又一条。我不能放慢我的脚步。这城市街道上都是这样的匆匆的脚步，管你有方向还是没方向。这时候，我听见耳边有人说话，那人说：“朋友，看电影去吧?”我不理睬他，只顾走自己的路，静静地流着泪。那人不再说话，他跟随我走了一段，然后悄悄地离开了我。我想，他在这样的忧伤的夜晚，要找的一定是个快乐的家伙，像我这样眼泪长流只能叫他扫兴。我又走过几条马路，看见了前方岔道口的红灯，在蒙蒙水汽中朦胧的闪烁。我知道那是铁路，将有一列火车通过。我看见路障后边人头攒动，雨打在伞上噼啪作响，盖住了一夜的市声。然后我看见白烟滚滚，火车无声地驶过。火车使我想起了旅途，我想起在那摇摇晃晃的车厢，独倚一隅，读着阿略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情景，恍如隔世。最后，我收起了眼泪，转过身子，走上了回头路。就这样，一径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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