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想，什么是我们生活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浪漫主义精神的激动?身为一个作家，以想象力为生，浪漫主义精神对我们就像生命的源泉。细观新时期文学的几次著名运动：“伤痕文学”的悲欢离合故事和壮烈之情；“知青文学”的失落与迷茫叙述；“寻根文学”的回归和漫游情节；“现代主义文学”的孤独英雄和怀疑英雄形象，哪一次不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激荡?纵观这条路线，我们还会发现，浪漫主义精神其实在一点一点离开我们，随着世界越来越走向安定团结局面。“伤痕文学”的浪漫主义最为确定无疑，人们遭到巨大的变故与打击，善的奇迹与恶的奇迹接踵发生，苦难栽培希望，死亡养育生命，黑夜孕育晨旦。在这一个伤痕世界过去之后，“知青文学”是走出城市去往乡村的远足。它们其实是要去寻找失落的往事。失落的往事充满悲观主义，是一种浪漫主义情结。而“寻根文学”已经不避嫌疑，将“寻找”的旗号打了出来，它不仅走出空间的范围，而且走入时间的隧道，溯源而上。到了“现代主义文学”，那就是追着浪漫主义的遥远背影骂一声娘：有种别回来!由此我想到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给我们一个体验浪漫主义精神的机会，这代价是生命与血泪的。“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一个充满奇遇的社会，它消除了社会一贯的逻辑性组织结构，偶然事故层出不穷，并且具有决定命运的功用。那个社会漫无秩序，随心所欲。我们这些孩子打散与弄乱以往严格的编组，我们乱七八糟地成了一堆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我们在上海这城市的街道上游逛。我们今天这几个一群，明天那几个一伙。毛主席有一句话非常符合我们当时的情况，那就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五湖四海”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它不仅包含地域，还含有思想、阶级的领域意义。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们这城市据说每分钟有四十个战斗队成立，刻字社里图章都来不及刻。这些战斗队以各种名义和原则组合起人群，人群聚散在这时候呈现出最丰富、最戏剧性、最多情多意的面貌。我们这些孩子还没有资格组织战斗队，但我们也没有错过机会。我们乘着混乱的大潮，积极开拓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会。我们乘人不防，脱离原先规定好的位置，打下一个人际社会的新天地。这是我们从我们自小居住的城市街道游离出去的一个短暂时机，是我们人生中一个浪漫插曲。它使我们稍稍有了些奇遇。这有些像是一个意外事故，事故结束，一切走上轨道，再无幻想可言。首先是停课解散我们的学校社会，使同学间的关系停止生长。从学校回到家的最初日子，我们寂寞无边。我们一个个成了社会的孤儿，无依无托。情况的改变不仅因为栽种牵牛花和晚饭花。牵牛花和晚饭花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的粉饰，它只可一时上蒙蔽我们的心情，使我们得到假想的安慰。踢毽子又以伤心伤肺的方式结束，以后想起踢毽子就难过，谁也不愿再提。事情真正的改观是因为一个女孩的出现，她的出现带有侵略性质，强盗性质，或者农民起义性质。说起来话长。
这女孩是在我们隔壁那弄堂，她是一个文明戏女演员的孩子。文明戏是近代文艺的一个产物，据说来自于日本，在我们居住的城市曾经非常流行。在老派人看来，它非驴非马，不三不四。从老故事里还读到，文明戏演员败坏了这个城市的风气。他们男女混杂，礼仪颠倒，将男欢女爱从台上演到台下，幕前演到幕后。而在描写大革命的著名小说中，则给文明戏以战斗的进步位置，男女主角还结下了崇高的革命情谊。戏剧家从艺术的观点出发，认为文明戏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好演员。新中国之后，这些演员编进方言话剧团，演出过令人难忘的剧目。在我极小的时候，我看过他们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戏剧《啼笑因缘》。它以喜剧的形式演出了一出悲剧。我虽然年幼，可也受了感动。它们那种洞察世故，以笑作泪的行为方式，是文明戏演员的思想精髓。他们在混浊的世间跌爬滚打，积累的经验各人都有一大篓子，背负在他们伤痕累累的肩上。后来，方言话剧团改为滑稽剧团，以引人发笑为主。这表明世界观本质的改变，纯粹的喜剧越演越空洞，最终变成插科打诨。滑稽是我们居住的这城市里一个独特发明，它好像是一种润滑剂，润滑着疲劳生锈的神经，使之正常运转。它使人对严肃的事情视而不见，减轻心理负担。它净找些轻松事情吸引注意，好使人盲目快活。从方言话剧到滑稽戏其实是走了一条人生观的下坡路，也是事所必然。我要说的这女孩的母亲就是一名文明戏演员。我看过她的演出，实在是神龙活现。她浑身上下都是戏，却不动声色。她演什么像什么，简直是一种魔术。从她的演技可看出她世故很深，并且很懂幽默。幽默是她的人生观。再说那女孩，她长得很漂亮很丰满，用今天时尚的话来说，很性感。她很小就被风言风语包围。在他们那条弄堂里，一家的事就是大家的事，谁也瞒不过谁去。女孩的出生是第一桩流言。她没有父亲，她母亲最后一个丈夫在她出生前三年去世。她的哥哥姐姐面目都很平庸，和她完全不同。她的哥哥姐姐对她还有一种敌视的心情。他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远远看见他们走进弄堂，女孩便收起活泼，鼠一样地溜回家去。他们是她母亲的代言人和左右手。她那么漂亮可人，却穿的是姐姐的旧衣服。她每天晚上都把这些旧衣服缝儿对缝儿地叠好，压在枕头下面，第二天穿上就像新的一样。她长着一双波光闪闪的丹凤眼，嘴唇的曲线格外鲜明。她的性感是第二桩流言。人们总是背了她叽叽咕咕，眼神秘密。这常常使她母亲恼羞成怒，命她哥哥打她一顿。我看见过她背上的被她哥哥用鸡毛掸抽出的伤痕，青紫斑斑。对这些皮肉之苦她已经很习惯，哭一场，睡一觉便没了事。她天性好热闹，喜欢说话，乐于交际。她的漂亮很容易引起男孩们的萌动。她手脚灵活，反应敏捷，是区少年业余体操队队员。事情就是从体操引起。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弄堂宽敞平坦，曾引来隔壁弄堂的男孩。他们在这里踢小足球，闯祸连连。后来，小足球的风气渐渐衰落。我记得我们城市的群众小足球运动自那时衰落之后，就再没有复兴，原因大约是城市空地面积越来越狭小，高楼占据了空地。此外，像电子游戏机之类的个体游戏的兴起，也瓦解了集体性的游戏。男孩们撤离我们弄堂不久，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那弄堂的一群女孩便来占领阵地。女孩是她们的头，带领她们的体操训练。这时候，学校停课，体操队解散，大家无所事事。每到下午三点钟，女孩便领了她们过到我们弄堂，弯腰，劈叉，跳山羊。她们的欢声笑语传进我们的院子。我们有时在三楼阳台以鄙夷的目光居高临下看她们。那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矫健得像匹小鹿。她花样百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她除了是个体操家，还是个舞蹈家。她穿了家做的布鞋便可立起足尖来上一段芭蕾。这女孩的作派使我们又鄙夷又迷恋。她有一种粗野的下贱味道，却魅力无穷。我们每天又怕看到她又想看到她，心情矛盾。我们开始只是小声地唾骂她，骂她是个疯子，“十三点”，没有爹妈管教。“没有爹妈管教”这一句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她暧昧身世有所了解，而仅仅出于我们弄堂对他们弄堂孩子的笼统看法。这是我们实际上相当贫乏的骂人词汇中自认为分量最重的一句。我们从小不说脏话，脏话是骂人话中的主要部分，我们骂起人来就软弱无力。渐渐地，我们由小声唾骂发展到大声唾骂。这时候，我们总是站在我家院子里，隔一扇铁门，大声地说，声音传出门外。我们假装自己对话而对她们冷嘲热讽。这是一个新方式。起初她们以为我们自己在吵嘴，就静下来饶有兴趣地听，听到后来才发现中了计。还是那女孩第一个反应过来，立即反唇相讥。她的引喻和暗喻多得惊人，也妙得惊人。她口齿伶俐，巧舌如簧，没容我们听完这一句，下一句就来了。我们显然不是她的对手。气得满脸通红，我们便死死咬住一句话，就是滚回你们自己弄堂去。我们的战争从此就开始了。每天下午三点，她们开拔而来，我们就准备口舌相迎。我们心底里其实长久沉睡的恶意和下贱，全都被这女孩唤起了。我们大声漫骂的样子看上去像个小泼妇。我们诅咒她们不得好死，这样的话说出口就叫自己吓一跳，可是转眼间，痛快淋漓的感觉便充满了全身。我们还在她们将要来到之前到弄堂里洒水，倒垃圾。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拦了我们，使我们不能开了门去和她们当面锣鼓地交锋。我们很卑鄙地去打听关于那女孩的隐私。楼上阿太是个收藏隐私的好手。她是我们弄堂的最老住户，家家底细她都知道，隔壁弄堂也知道那么一三五、二四六。女孩的出生之谜就是从三楼阿太那里打听到手。我们好像掌握了秘密武器，心里欢喜。就在下一天当斗争到最酣畅处，我们忽然拉开门栓，挺身走出去。我们傲慢地看着她们，有一刹那的寂静。她们纷纷退到墙根，背了手站一排。我们非常刻毒地说：“你凶什么，你爹呢?”当我们傲然地嘲笑地说出这句话时，我们转瞬间就变成了这城市的悠长弄堂深处的鄙俗的小女人。我们已经陷入这城市黑暗的角落，可自己毫无觉察。这话一出口，她们便不做声了。女孩嚷了一句：他死了!我们笑了。她默了下来，再不说一句话。我们胜利地走到弄堂当中，在方砖划下的格子里，玩着跳房子的游戏。这游戏于我们的年龄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那该是小一批的女孩的玩意儿，可除了这我们在弄堂里再没什么可做。这是我们不如她们的地方。她们在弄堂里的事业可以逐步提高，随年岁增长。我想这也是我们恨她们的原因之一。我们这时候玩得很欢畅，还大声地欢笑。她们全都挨墙站着，背着手。天色暗了，那条弄堂里有尖厉的叫孩子回家的喊声，她们中间生出一小阵骚动，可女孩一动不动。她们劝她：回去吧!她说：不要!这一声“不要”明显带着哭音。别人便不敢再劝她，却一个也不离开，紧紧靠在她身边。这就是她们那弄堂团结对外的特征。暮色降临，这是初冬的昼短夜长的黄昏。弄堂里人迹稀少。她们的身形变得很模糊，只留下一行沉默的影子。然后我们胜利地朝那排影子扫了一眼，转身回家了。第二天下午，她们还是来了，翻跟头倒立，遍地开花。可是无论我们说什么她们都不还嘴。当我们走出门外占地方“造房子”时，她们就退让到远处，依然做她们的事情。这时候，她们的翻跟头打滚，看上去有一种很严肃的表情，她们少了些嬉笑，多了些认真。女孩的神情可称得上是端庄。她像一个真正的教练似的，辅导她们这辅导她们那。有时我们看她们看傻了眼，女孩就会蓦地回首朝我们一笑。她这一笑实在叫人琢磨不透。她笑得和平而灿烂，这对我们是一个打击。我们愤愤然地转过身子，不看她们。这样的对峙时间长了也叫人受不了。有时我们很发愁，心想这样下去怎么是个头。就在这时，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个信使般的人物。
她是我们弄堂的，却是那女孩的同学。她在家排行第五，大家都称她小五。小五的父母也是南下干部，说着道地的山东话，多年来乡音不改。他们家也充溢着葱蒜的气味。他们家还很奇怪的灶火冷清，每到吃饭，保姆就拿着一捆菜票，去合作食堂打饭。这情景看起来很新奇。小五这孩子说一半上海话，一半山东话。她从小在上海的弄堂长大，特别喜欢串门，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她什么样的人都要搭着一点，对人还有点讨好。我想这也是像我们这种“同志”的孩子，在我们这区域里的一种心态。小五这样长舌，其实是为了免除寂寞。这种寂寞根深蒂固，强烈地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小五后来成为有名的搬弄是非者，在我们中间挑起许多事端，终于成为孤家寡人一个，也是一场悲剧。这时，她却是一个信使。当我们和女孩各据弄堂一端，她有时站在她们那边看看，偶尔也去试试腰腿；有时则站在我们这里，和我们跳一会儿“房子”。我现在想起来了，女孩的出生之谜是小五透露给我们而不是三楼阿太。小五在知道底细方面，不比阿太少，可谓后来者居上。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的日子里，她活动得又频繁又积极，收集的资料不得了。她到女孩那边说什么我不知道，可她时常对我们叽叽咕咕。她告诉我们女孩说我们些什么，惹得我们火冒三丈。等事端起来，她则靠在一边，做出事不关己的表情。有一个时期，我们其实被这小五控制着。我们完全失去主意，听凭小五摆布。小五这边站站，那边站站，无形中为我们与女孩架起一座桥梁。至今我不知道小五是不是受了女孩的驱使。她有一次跑到我们跟前，说了许多女孩对我们的赞美之词和友好的心意，这确实使我们大受感动。接着，小五又一次接一次地替女孩向我们求和。最后，我们终于提笔写了一封友谊的书信。写信是我的特长，我终日苦于无信可写。书信上的言辞我掌握得比嘴皮子上的好。我词汇丰富，引经据典，语句流畅。我洋洋洒洒写了有几大张，自己先把自己激动起来。写好之后，就让小五送去。小五下一次出现，是携女孩同来，免去了繁文缛节。那时我父母每天上班，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家里成了我的天下。那女孩由小五带着径直走到我家。她站在我家里，羞涩而灿烂地笑着。这次见面是历史性的，它将我和女孩的生活全都来了个转折。在我们和解的最初日子里，她天天来我家，每天下午弄堂里的操练不解自散。她离开她的伙伴，终日和我在一起。她和我们说着她们弄堂的家长里短。她的叙述能力很强，说起来引人入胜。那些故事是我闻所未闻，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她从来不说她自己家的事，那次给我看背上的伤痕是惟一的一次。她从小跟着母亲在那方言话剧团长大，曾在多出戏中客串过儿童角色。后来我发现她的名字非常像滑稽戏演员的艺名。后来，我还一直想，这城市的暗淡的帷幕是女孩第一个为我揭开的。她使我看见那鳞次栉比的屋顶底下卑贱的生涯，这是我们光明的“同志”家所看不见的景象。我们光明的“同志”家已经将黑暗的历史一刀斩断。我们“同志”家的历史是从父辈革命这一日算起，革命前的彷徨都不算在内。女孩向我揭示的生活却与黑暗的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生活奇光异彩，以一种邪恶的下贱的魅力吸引我的好奇心。与女孩和解的最初日子是听故事的好日子。她有时还带来一包瓜子，我们一边嗑瓜子一边听故事。她讲故事嗑瓜子两不误，嘴唇的动作又灵巧又生动，叫人看了着迷。嗑瓜子也是他们弄堂人际关系的一个特征，使闲聊增添了声色。有一阵子我真的被她迷住了，我不知不觉地学她行动、声调、遣词造句。她那种活泼泼的眼神和表情，是我以前没有看见过的。我们这里的孩子总是要端庄，文雅，少言少语。“同志们”的孩子更要朴素、大方，说普通话。她从小在剧团的后台长大，我想不出她的生命是诞生于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一个女演员的身世多半很曲折，也很辛酸。自从我们和解后，我再不在她面前提到“父亲”两个字，我的世故已足够使我了解到这是一个丑陋的隐私。我们的世故是在女孩培养之下成长，我们渐渐地消除了我们无知却清纯的表情。我们的脸上，有了一些沧桑。这全是女孩的功劳，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嗑瓜子听故事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些故事也吸引了我家保姆。这时节我家还有一定的秩序，就全靠了保姆她。她在我家其实是一个管家的角色，是母亲派来监视我的。她对我严声厉色，寸步不离。女孩走进我家，她奇怪地保持着沉默，一旦做完家务，就在一边听她说话。我家保姆从十六岁走出扬州来到上海帮佣，至今已经五十岁，这城市的道理她读得很深。我敢说女孩的故事，她比我们更喜爱听，也听得懂。有几次我发现她听得入神，忘了手中的针线。还有几次，我看见她用刀子一样的眼光剜着女孩。我想，我家保姆第一眼就看透了女孩的下贱样子，她心里其实是不满女孩到我家和我做朋友。她心里想：幸亏是新社会了，如是旧社会，这样的女孩会有什么样的去处呢?想到此，她会在心里冷笑一下。她所以没有立即作出反应，我想是因为保姆她在内心深处为这女孩吸引，她料定女孩会带来猥亵的故事，这故事引动了我家保姆的心。过后想起来，我家保姆对我们的办法有些像瓮中捉鳖。她先不做声，等女孩故事讲得差不多了，她也听得差不多了，再开始发难。
事发那日我还睡在被窝里，母亲就将我推起。我一个梦正做到中间，睁开眼睛看见母亲怒容满面，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母亲说以后不许隔壁弄堂的女孩进门，如要进门，她决不对我手软。母亲怒声斥责我无聊至极，满身俗气，终日说着委琐的闲话，将一个女孩的天真纯洁都丧失殆尽。听了母亲的话，我十分痛心。痛心的不是母亲的责骂，而是母亲指出的事实。我想我不再是个无瑕的孩子，有了污点，这使我痛哭起来。我一直痛哭到母亲上班走了，这才收住眼泪，却不肯起床，终于起床了又不肯吃饭。我决计不和我家保姆说一句话，我冷着脸看也不看她。我听见她在后门口拒绝女孩进来的声音，我居然心平如镜，听而不闻。我躲在房间里有好几天，谁都不理。我就像在虐待自己，闭门静坐。我闷得发慌，心里却得到了安慰。我极恨我家保姆，我与保姆她的仇就是此时结下的。我也恨我母亲，因为她残酷地揭露了事实。我甚至还恨女孩，我想她使我堕落，使我变得下贱。我恨完了所有的人，然后平静下来，孤独的感觉涌上了心。这时候，冬天在女孩的隐晦故事里过去了，春天午后的阳光明媚如画。我将自己关在房里，听着鸟的啁啾，眼泪一点一点盈满眼眶。这种春天午后的寂寞是揪心的。我好像是这世界的局外人，这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我不出门，还为了怕见到女孩，我见了她可怎么说?可是有一天我们还是不期而遇。她喜出望外地迎上来，很亲热，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天春风和煦，太阳照在她脸上，她的脸色暗淡，蒙着一层灰尘似的，眼睛也很混沌。我发现这女孩的脸庞时常被一种晦暗气色笼罩，显出与她年龄不符的憔悴，这使她看上去像一个成年女人。一旦这晦暗退去，如雨过天晴，她的美丽便又光彩照人。她对我就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了又说。这几日又发生许多新闻，她等不及地要告诉我。我抵挡不住她如倾如泄的讲述，可心里已经淡漠。我怕被这些话题玷污了似的，左躲右闪，可这些闲话还是进入了我的听觉。它们听起来是那样稀奇古怪，与我单纯的生活大相径庭。听她讲述毕竟不是乏味的事。最后她竟邀请我到她家里去。我本来应该拒绝，可是却没有拒绝，跟了她弯进她们的弄堂。她们弄堂这一日少有的清静，几个老太靠了砖墙在春阳下打盹。她家住一间向北的大屋，北窗前正是一堵高墙，将房间遮得很暗。房间很干净，两张床和两个老式的柜橱，宽条地板被碱水拖得发白。我不知道她们一家怎样在这间屋里住着，也想不出她母亲如何在这屋里活动。这房间有一股暗淡的神情，使人意气消沉。我明白女孩脸上的晦暗之气，其实是来自这房间。这房间还有一股委琐的气息，床单下露出文明戏女演员的一双绣花拖鞋。我脑子里出现了她在这屋里挨打的情景，她母亲坐在一边，哥哥动手，姐姐动口。听小五说，她此外还有数不尽的哥哥姐姐，散落在这城市的各个角落。女孩忽然说起话来，声音在空阔的大屋里激起些微回声。她说，她们家曾经也有过一个保姆，待她很好，很冷的冬天，就让她坐在被窝里，将洗脸水和饭菜端到她的面前。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说起保姆的事情，是委婉表达对我家保姆的不满，还是回忆起自己的一段美好时光。那保姆将洗脸水端到她床前的情景，带有一股隔宿的酸腐气味。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她家。她送我到门口，看我一直走出她们的弄堂。走了很远我回过头去，见她还站在门口的阳光下。我觉得，上海弄堂深处的帷幕这时在我眼前落下，遮断了我和女孩的视线。过了许多年后，我和女孩再遇到，便像路人一般，招呼都不再打了。刚刚离开她时，我有一种轻松之感，我好像逃离阴暗的陷阱，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可是这并不能消释我和我家保姆的仇隙，也不能使我从心底与母亲和解。寂寞又生出我心。
在寂寞的日子里，我又去母亲她姨母的大房子。这时，少年宫早已停止开放，大门关得紧紧，房子里寂无人声。我本想来聊解孤独之感，不料却更感孤独。我站在大房子对面的马路上，看着那红瓦屋顶，汽车在我和大房子之间川流不息。我想这城市充满一股隔绝的空气，人们摩肩接踵，却都素不相识，旁若无人。我想成语“形同路人”这“路人”两字一定是从这城市街道的情景而来。它其中特定的互不相识之意定是从这城市街道上产生。我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市声好像和我隔着墙。我发现街上忽然多出许多声形相异的人，原来是大串连的一幕已经开始。“串连”使我们城市萧条多日后又热闹起来。“大串连”这名字起得好，我以为它不仅是这一运动形式的特称，它还象征着这一时期内社会的流动景象。这流动给寂寞无聊的我们带来新鲜的事物，使我们的经验世界丰富多彩。等我日后成了一名作家，我会发现我的故事多半来自于那段杂七杂八的社会经历。这段经历之后，我们的人际关系便重新进入同类项合并，或者说社会分工的状态。这说明世界走上正常运转的轨道，可是多姿多彩的奇遇再也不会有了。这是我生命中故事最多的季节，寂寞只是在一个故事和另一个故事的中间才会来临。当然，这乘隙而入的寂寞也是相当折磨人的。下一幕的故事可说比上一幕更具戏剧性，进行的时间也更长，波折最多。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们这幢房子隔壁，是独门独户深居简出的一家。他们的屋顶上，竖立着我们弄堂里惟一的一杆电视机天线。他们的窗户总是拉着厚厚的窗幔，透不出一线光。他家也有小孩出来读书，一个女孩比我高一级，另一个女孩比我低一级。有时见她们放学回来，走到铁门前，不知怎么门就开了一条缝，她们便相继从缝里挤了进去。然后门关上，又悄无声息。他家的院子挨着我家的院子，他家的夹竹桃的枝叶盖满我家的墙头。他家还有一棵枇杷树，结着青青的果实，有时也会落到我家院子的车前草上，“咚”的一下。“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开进他们家，搬动家具和敲砸东西的声音响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家保姆，一个浦东女人，就提着包裹走了。从此，红卫兵接二连三地开进他们家，他家院子大敞了门，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当时，我也挤在人群里面，我看见他家客厅里古老堂皇的红木桌椅和明清瓷瓶。院子里堆满了衣料、毛线、银餐具，还有锡纸做的元宝。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锡箔，我至今不明白，他家为什么要囤积阴冥中的财富，但这给我源远流长、财富无边的感觉。红卫兵还有一次长时间地进驻他家，一驻就是七天。七天中，有一次我走过他们后窗，见一个美丽女人一边淘米一边同红卫兵说话。她的态度温和平静，令我吃惊。我想这家已是大祸临头，这女人怎能如此镇定。她的美丽也令我吃惊，她身着朴素的蓝衣，却玉润肌肤，婷婷而立。他家被抄在弄堂里搞得纷纷扬扬，一夜间他家的来历就传遍了。我这才知道，美丽女人是那姐妹俩的母亲，这家的媳妇。这家主人是上海这城市重要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们的资本充实了我们开国之际被内战消耗殆尽的积累。这里是他的正房妻室，此外还有二房和三房。他长期以来和二房生活，这里难得来。这就是这家门前车马稀的缘故。这三房妻室情况各有不同，正房是媒妁之合；二房与他情深意长，可惜没有生育。而生育是三房的特长，几乎年年结果，孩子有一大帮。日后，就是这一帮孩子和我发生了紧密的甚至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这三房生养的孩子中间的老大，由男人做主，过继给了二房，以解膝下凄凉，这就造成家庭关系的错综复杂，为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等抄家高潮过去，已到了这年的旧历年底。忽有一日，两部卡车开来，将二房与三房两户人家一起迁移此处。从此，这家便喧腾起来，脚步杂沓，门开门关也频繁了。我想，最初他们还是度过了一段相濡以沫的和平日子。那时候，风声还紧，不时会有人找麻烦，里弄里也不给他们太平。等到他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从这场重大变故中醒过神来，一场内乱便开了头。现在，我懂了，将他们三房妻室赶在一处，是极为残忍恶毒的事情，出这个主意的人是个心地阴暗，兴味委琐的人。假如我没有加入其间，还不会明白这些，可我后来身不由己没头没脑卷了进去，个中的可鄙可怜啃啮着我的心，损害了我单纯光明的性情。
我和他家孩子认识是在春节前买年糕的队伍里。年糕给这一个萧条的春节带来了节日气氛。这个城市已经打了个稀巴烂，是年糕唤起了过年的心思。粮店里供应年糕的消息传进我们弄堂，所有人家的孩子都走了出来，一手拿篮子，一手拿板凳，奔向对面小马路上的粮店。各条弄堂里的孩子就像潮水一样涌出来，这大约是学校停课后孩子们的最大一次集合。粮店前转眼间就排起长龙般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当我们接近这队伍时，就好像足球比赛进入禁区，尖声叫着，加快速度，要抢前一步。我们刚在队尾站下，后面便飞速地排起一长列。我们气喘吁吁将篮子板凳排开，以充人头。年糕是凭人头供应，一人两斤。我们一边排着人头，一边不知不觉搭起话来，我们商量怎样以有限的人数去争取到更多的人头额。关键在于发号之前叫来人领号。发号的消息传来，队伍里起了一阵骚动。这家的一个男孩奔回去叫人，他一叫就叫来弟兄姐妹一大帮。而我徒有板凳和篮子，怎么也变不出人头。他们很慷慨地让出一个人头给我，然后就挤在了一堆。因为突然间多出许多人，队伍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我们前胸贴后背，气都透不过来。而我们非常友爱，互相照应。号头终于发到了手，这才松了一口气，而叫来的孩子也不愿回家。这时太阳已照到墙根，冻麻的手脚有了知觉，我们坐在板凳上聊天，等待开秤。经过领号头这一场激战，我们一下子熟稔起来，我们彼此都很少有这样男孩女孩一大堆的情景，这时都欢喜异常。我们甚至希望粮店永远不要开秤，队伍永远排不到头。后来这种排队活动，我们还举行过几次，主要是买黄鱼。黄鱼是我们城市里一种大众水产，它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价格便宜。在“文化大革命”开头的日子里，它忽然变得无比宝贵。我想原因有两点：一是富贵之家急促地贫困，他们不得不去抢食无产阶级餐桌上平凡的黄鱼；二是生态的问题，到了今天，黄鱼在我们城市已变成昂贵的菜肴，位居海鲜的榜首。至今不知道，菜场来了黄鱼的消息是从哪里传出，前一天我们就奔走相告，约定出发时间。出发总是在黎明时分，后来这时间越提越早，一是因为黄鱼供应日益紧张；二是因为买黄鱼的热情日益高涨。黑天行动具有冒险意味，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要冒险只能夜半起来买黄鱼。我们中间起来最早的那个，就趴在后窗下压低声音声声唤，等人到齐，便浩浩荡荡地出发。弄堂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并且寒风凛冽。由于困倦和怕冷，我们打着寒战，牙齿格格响。我们中间买黄鱼最拿手的要称这家正房的孙女儿，那姐妹俩中的姐姐。她和她母亲一样美丽，明眸皓齿，头发乌黑。可她却出人意外的泼辣，在开秤之时的激烈拼搏中很有战斗力。说实在的，我们全靠了她，才能够不被挤出队伍，最终买到宝贵的黄鱼。她的那个与她同年的叔叔，也就是三房中排行第三的男孩则是很有智谋的一个。他可以判断出说是在这里卖黄鱼其实在那里卖黄鱼的虚实之诈。但拥挤中他却显得很无能，原因是他太爱惜自己的外表。他的衣服总是一尘不染，我曾看见他在煤气上烧烙铁给自己熨衣服。这家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使我又佩服又不解，那就是大难当头，他们都能应付自如，从容不迫。在他们脸上看不见一点愁惨，他们眼神清朗，笑口常开。他们还很警觉，一旦有抄家的坏消息传来，便立即行动起来，将墨水瓶统统倒空，因为红卫兵一律有将墨水洒在床单上的嗜好。他们还分头将自己心爱的东西坚壁清野。有一回，那老三向我请求，为他藏匿他的集邮册。他得到消息说，将有一批北京红卫兵来到上海，进行毁灭性抄家。我估计这种消息来自于他父亲工商界中的同仁，在那明里不能往来，只能暗通信息的情况下，以讹传讹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老三的集邮册使我很为难，我无法拒绝他，可深觉这行为有冒天下之大不韪。阶级的观念在我脑子里，斗争的观念也在我脑子里。其实他并不是他们孩子中和我最亲密的，可别人不开口偏偏他开口。说明他看准我是友情为重，原则性不强，像我们家这一级的“同志”在运动中还算安全。以后他还向我提出过许多请求。老实说，请求我做事的人不多，有人请求我，我便视作友谊的表示。由于这后来我卷进了我不该卷进的事情，后悔也来不及。开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度着快乐时光。和这家孩子来往，我家保姆不会有意见，就不会去向我母亲告状。保姆她只有贫富贵贱的观念，阶级斗争这根弦松得很。她曾经带了羡慕的口吻说，他家的墩布比我们家的洗脸毛巾还白，明显流露出对我们这种“同志”家庭的轻蔑。这样，我就和这家孩子来往很热络。我想，这家也允许孩子与我来往，一是乱世当中管束不力；二是我们家的情况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他们这种人家总有这么一种心情，好像上海这城市是他们转让给我们，心中不服，表面上却毕恭毕敬。他们这两房搬来之后，这幢房子就有些乱糟糟。三房妻子显然是个软弱无能的女人，她金玉其表，败絮其里。孩子们都有些欺负她，把她的话当耳边风。最刺痛她心的，是她亲生的儿子，过继到了二房名下，即刻就转移立场。事情就发生在这里。
这一个孩子和他弟弟们长得都不同，他小小年纪面目就有些苍老，神情沉郁。他看上去有些呆头呆脑的，总是被他的弟弟捉弄。他平时闷不做声，可假如要求他来段评书，他便精神大振，神态全异。他说起书来好像换了一个人，声音抑扬顿挫，眉飞色舞。我想他大约跟他父亲经常出入书场，心中一定很羡慕那恣情汪洋的说书人的缘故。有时晚上，我们孩子在他家黑暗的灶间里听他说书。不许开灯是他家规矩。这是一种战时的防空措施，现在用于对付红卫兵的突然袭击。我们坐在黑暗的窗户糊了纸的灶间里，彼此看不见脸，只听他激越的声音在起伏。他说的是《红岩》，或者是《翠岗红旗》。忽然间，我的衣袖被扯了一下，有人挽住我的手，悄无声息地走出灶间。这时我看见，后门外亮堂堂的月光底下，大家全在捂着嘴又笑又跳，屋内是他独自一人说个不休。当时我只以为这是孩子间的玩笑，不曾想到在此幕后是一场妻室之争。我和着大家又笑又跳，觉得这玩笑成功得不得了。我们的笑声终于被他发觉，他住了口，不出一声，悄悄离开灶间上楼去了。我想他一定生气了，可下次见他，却像没事人一样，因此我就以为他很呆。可是他们却嘱我不可掉以轻心，他的呆实际是一种伪装，也是一种武器。曾有一次，学校里红卫兵批斗他，要他带他们去家里造反，他带了红卫兵从大自鸣钟绕到八仙桥，足足兜了半天，也没将他们带到家中。你看，他简直就像机智的二小放牛郎。果然，不出几日，三房家中的水壶中就倒出一根生锈的铁钉。他们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他们多半是在暗中较量，以三房与二房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开始我以为那老大不对，他怎可欺负自己生身母亲一家。后来，我又感觉到三房的弟兄们对这哥哥心怀妒忌，这也使我纳闷。那时候，我完全不能了解其中争宠的实质，我只是充满无名的义愤。情感与行为上都站在三房孩子一边，因为他们都是我的伙伴。卷进这样的纠纷实在不应该，这可使人不再纯洁，不再高尚。在这城市里厚厚的窗幔之后，有多少卑鄙的故事由天真的孩子演出着。我要有一点点世故就可避免参与这种丑剧，而我这种“同志”家的孩子，对这城市的一切都不了解，我懵里懵懂，好像一个无头苍蝇。我对这城市的事故完全缺乏常识和判断力，或者说，是这城市销毁了我的常识和判断力。这种说法的疑虑之处在于，究竟什么才是我的常识和判断力?他们的战争多从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进行，时间久了，他们彼此都养成了小心翼翼的习惯。比如穿鞋时先要将鞋子扣过来倒一倒，看里面会不会放了一枚图钉；他们喝水吃饭都先要用鼻子嗅一嗅，看有没有倒进肥皂粉之类的东西。他们这种恶作剧彼此都干了不下一百件，他们吃了亏也不动气，只是心里有数。他们这样搞来搞去竟还能保持表面的和气，灶间里的书场照开不误。于是在我眼里，这斗争始终缺乏严肃性，我越发以为是一场孩子间的淘气。这种淘气使我兴高采烈，它给我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乐趣。恶作剧对于我，久已心向往之。我设想过将扫帚架在门上，父亲进来正好落在他头上；我还想过在父亲的拖鞋里放一条蚯蚓，好叫他一下子跳起来。我恶作剧的对象总是父亲，母亲对于我太过严肃，是教育的化身。可我无论怎么想，却没有干过一回。而这些孩子是敢想又敢干，这把我乐得不行。因为有了这些作铺垫，我才会听从他家老三的吩咐，将满满一勺盐兴高采烈地倒进二房家正在沸腾的饭锅。我以为这只是以往做过的无数恶作剧中的一件。无数件恶作剧全都心里有数表面没事地过去了，依然一片太平景象。我做梦也没料到这一次却过不去了，他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三方大战。我其实应该想到，二房家的饭就是老先生他吃的饭，老先生发了火，二房岂不依势大吵，多少旧事全集于这一次发作起来。三房自然不依，积极迎战。而大房本来无事，却见不得二房仗势欺人，多年来的辛酸涌上心头。这一场大战惊动了弄堂许多人聚在他家窗下屏息静听。她们互骂的声音传出窗外，听起来粗鄙可怕，不堪入耳。小孩子全都鸦雀无声。女人们哭骂的那些话句句都刺我的心，她们互骂对方是下贱的婊子。这话真是要了我的命，我想我干了人世间最下流的一件事。事过之后，再看见那老三，我羞愧无语，他倒没事人一样，和我说这说那。我和他家孩子的来往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不乏快乐忘情的时光，凌晨三点起身去买黄鱼依然是我们热衷的活动。那事情虽然伤了我心，却还不至于使我决绝到与他们不来往，因为我的寂寞比什么事情都可怕。后来使我们中止往来的，依然是大人们的意志。我们不知是怎么，也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打架的游戏。我们分成男孩女孩两队，然后一拥而上，互相扭作一团。这种打架往往持续很久，而且胜负难分，我们打得筋疲力尽，心满意足。我们彼此对这游戏都有种喜欢，心照不宣。我们凑在一起，虽然嘴里不说，心里却在想着这件事，一经有人提议，便都兴奋起来。对于这游戏我想可以有几种解释：一是精力旺盛，无处发泄；二是青春期来临，对于男女接触的渴望；三是闲得无聊，异想天开。也许其中第二条原因比其他两条都更主要，可是这种男孩女孩扭作一团的情景，在我脑子里，却总有一股绝望的意味。我们好像被潮水推到沙滩上的鱼，徒然地在孤独与死亡中间挣扎。我们其实身心都苦闷得很，用这种扭作一团打个不休的游戏来缓解我们的寂寞。这游戏一旦被大人发现，他们便看出其中的危险，他们一同起来制止我们。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了解大人们的恼怒，却已经足够地感到了羞愧。从此，我们见了面就有些难为情，不愿驻步，匆匆擦肩而过。再后来插队落户运动开始，我们各分东西，天各一方，只有在春节时才可见到一面两面。那时我们便格外矜持，渐渐地成了路人。成为路人，好像是我们与人交往的惟一下场。我们这城市的街道上摩肩接踵却素不相识的行人，是我们永恒性的关系。我总是在寻找并且企图建设一种命运性的关系，以使我在人群中位置牢固，处境明确，以免遗失自己，陷入渺茫。熙来攘往的街道上，人们最容易迷路，道理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奇遇的机会，仅只是生活中的偶然。它喧腾一阵过去，骚扰了我们平静的心情，结果还是留下我们孤家寡人一个。
“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的第三次奇遇，发生在红卫兵运动高潮已经过去，青年运动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已经过去，革命深化、革命队伍重新分化的时候。这一批青年是我们这城市的高干子弟，“文化大革命”可说是由他们打开的局面。革命时他们身穿父辈们的黄军衣，一夜间成为这个崇高时髦的城市的服装新潮流。他们承着父辈的事业成为这城市里最富有革命积极性的一批青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他们是这个城市运动的领袖，他们的普通话成为这城市具有革命特权象征的声音。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的父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律是被打倒的走资派，他们从他们亲手创立的血统论的堡垒中退下阵来，他们对这一形势充满疑虑、愤懑，却信心不灭。当他们与我们遭遇时，他们的脸上带着革命低潮时期那种茫然、激愤和坚毅的表情。他们还穿着那身黄军服，穿得很随便，腰带不扎，风纪扣不扣，也不戴军帽，但这样似乎更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味道。我早说过，在我们城市里，“同志”们的孩子基本呈现散兵游勇的状态，在总体上属中流水平。而“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复兴的机会，是他们将革命的消息第一个带来学校，播下火种。他们从各个学校各个区域集合到一起，一下子在上海市民中树起他们至高的形象。那一时期，大家都穿黄军装，并且都说普通话。我们“同志”在这城市的解放者与主人的地位，又一次显示出来。
现在让我想想，我们与他们之间，奇遇是怎样发生的。我记得那一年的秋天百无聊赖，树叶落尽了，城市的天空看上去很萧条。使奇遇发生的又是小五这个人，所以我说她是一个信使般的人物。那年秋天，她在弄堂里学自行车，已经学得很好，运转自如，在弄堂里骑过来骑过去。车圈钢条发出吱吱声，在秋日的明彻之中，听来使人愉快。她看见我就叫我也试试，我说我不会，她一定要我试。我一骑上去便掉了下来，毫无办法。她就叫来两个男孩扶我。那两个男孩都穿了黄军服和大裤腿的裤子，车子是他们的，他们是小五的哥哥的朋友。我一生中学过几次自行车，有一次几乎摔断了腿，可我到底还是没有学会骑车。这城市的自行车流像条大河，我只能站在岸边。我想我明知没有骑车的天才，却一次又一次地去学自行车，是因为学骑车被我视作交友的好方法。学与教有一种命运般的联系，双方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那时候，小五叫她哥哥的朋友扶我，我又窘又高兴，我的身子在坐垫上扭成麻花似的，歪歪斜斜地向前走。骑车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中午到了，他们要回家，说明天再来教我。他们一人上了自行车，另一人跳上车前梁，就这么走了。他们潇洒的动作和违反交通规则的做法使我很欣赏。第二天早上，他们中间拥有自行车的那个来敲我的门，说要继续教我骑车。我很意外，又很害羞，当然也很高兴。后来我知道，他们这些孩子与人交往的方式就是这样单刀直入。后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我们和他们结成了伙。我跟了他出去，心里很怕遇见小五，觉得这样跨越小五自行其是，总是不妥。可小五看见我却高兴万分，抢着也要骑车。我们三人有那么几天在一起骑车玩耍，相处得很不错。可小五天生是个见异思迁的人，她过了几天就又搭上新朋友，去玩别的去了。这时，那人带来他的另一个朋友，另一个朋友再带来又一个朋友。他们都住徐汇区，说一口清脆流行的普通话，用词多是书面语还有北方可上得书面的俚语，显示出主流语言的高尚，使上海话变得鄙俗了。大讲普通话，我是从那时开始的。这时我对我们家使用的语言感到满意了。我还有一种不堪回首过去的心情，严厉地否定自己的过去，热情地向往回到“同志”的队伍里来。这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我违反了以往的一贯原则，我高兴我们家是这城市的外来户。我将这城市的正宗居民统统叫做“小市民”。我庆幸我们家在这城市里一无瓜葛，孑然一身。这批青年以一种新型的形象出现于我面前，他们将“同志”这个字眼变成具体的高尚的形象。他们来找我玩，我感到很骄傲，我还注意到楼上阿太的胆怯而忌恨的眼光。她对我家保姆说，我家保姆对我母亲说，这一些青年是一些危险人物。我就大吵大闹，将她们一律说成是俗不可耐的小市民。我极力屏除身上的市民气，将一些口头语剔除出去。我不敢穿中式的棉袄罩衫，硬将男式制服套在外面。我日里夜里想要一件旧军衣，可我们家的旧军衣早就处理完毕。这下，我就惋惜我们家的“同志”性不够彻底。其实我的心是一颗势利的心，我趋炎附势，我看到这城市换了主人，便也改了我的初衷。说来说去，我总是在追随这城市的潮流，这更说明我的无根无基，随风而去的本质。那时节，我和邻家的男孩女孩都断了来往。我还很有心地防止造成与他们邂逅的机会，我暗暗提防他们与我分享和这些青年的关系，这将使我的优越感遭到损失。而这些人见面熟的习惯，告诉我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有一次，他们看见楼上的女孩，就问我她是谁。我说是个“小市民”的孩子，并且加了一堆诽谤。他们对我说的话题主要是回忆他们光辉灿烂的造反经历：抄家和斗争。折磨资本家是他们热心的事情，那些话听起来叫人毛骨悚然，而我钦佩和羡慕得了不得。他们还传播上层人物的秘事，耸人听闻。又有些时候，他们就模仿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的列宁、高尔基、捷尔仁斯基、还有那杀手，学得惟妙惟肖。《平原游击队》中日本人松井的“杀他一个回马枪”，也是他们热心模仿的节目。他们的交际非常广泛，父母的老战友是一条线，同学中的干部子弟是一条线，运动中的战友又是一条线，此外战友的战友，朋友的朋友这些线就没有穷尽，可以穿起一个世界。那时节我们家里的人川流不息，这个走了，那个来。他们一个个都带有打家劫舍的味道，进入我家总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好像进他们自己的家。他们也带来过几个女孩，也都军衣军裤。她们头发正中分着路子，牛皮筋扎着扫把辫。她们的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举止作派有一股飒爽的英姿。她们谈论起国家大事好像谈论自己家的事，分析形势头头是道。在她们面前，我感到很自卑，我觉得我从头到脚都透露出小市民的俗气。在男孩子面前我要放松得多，我乖乖地做个听众，我们大家都满意。他们说的那些我一点也插不进嘴去。他们说的这个人那个人，我都不认识。有时候我感到无论怎么努力，终还是游离在他们的社会之外，就有点悲伤，还有点惆怅。他们的姓名也与众不同，带有一股大雅若俗的味道，显示了他们父辈粗通文墨却江山在胸的将帅之气。他们有的“大”字当头，有的又“小”字当头。他们有的还用地名或战役的名称命名，反映出父辈们南征北战的经历。在这些名字的照耀下，他们显得颇有来历，名堂不小。我的名字在他们面前则显得体系不清。我名字的第一个字“安”，是母亲和父亲翻阅苏联小说《日日夜夜》而来。苏联小说是我母亲那时的主要读物，“安”字多得不得了，“安德洛维奇”“安东诺夫”“安德烈”，随手一点就是个“安”字。“安”字后面那个“忆”字却不知他们是怎样想出来，充斥一股“新月派”的风雅气味。我的名字体现了我父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同志的混杂的思想意识，使我在这批朋友面前自叹不如。他们身上有一股令人震惊的草莽气，挥洒纵情，好像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骑的自行车都来路不明，今天这一部，明天那一部。那时候，我们这城市里偷自行车的风气很盛，锁不锁的统统不管用。他们遗失了一部自行车，就再去偷一部。理论有两种，一种是他们决不向这个世界妥协，另一种是天下大同，无产阶级是一家。他们偷车的技术很高明，态度很从容，他们大衣里有个钩子，将上锁的后轮轻轻一提，推上就走。这时节，他们的父亲母亲大都失去了自由，受着监禁和审查。谈到这些，他们神情陡然暗淡，悲从中来。他们由此谈到党内残酷的路线斗争。这话题又机密又深奥，我们关起门窗，合起窗帘，压低了声音。这一阵子，我自己父母也正吃紧，顾不上我。我家保姆没我母亲撑腰，她的话我只当耳边风。保姆她心里痛恨这帮青年，骂他们“强盗坯”。他们也不买账，骂保姆她“老巫婆”。他们双方不相上下，针锋相对。保姆她正很寂寞，她的许多同乡因为东家落难，纷纷回了老家，她一个人成了没头苍蝇，无门可串。尤其到了下午，她无所事事，就晒着太阳打瞌睡。因此和他们斗法渐渐成了她热衷的事情。最后使我和这帮人分手的根源也是保姆她。我家保姆在我的人际社会中总是起破坏作用，成为一种外力干扰的代表。说起来也是奇怪的事情，此话暂不多说。总之，这批青年是我经验中完全新鲜的一批，他们拓新了我对“同志”这类社会成分的认识。过去我只认识到“同志”在这城市的外来户的位置，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占领者位置。他们的“同志”的后代的形象，在这一年的“八一八”日子里，达到了悲剧性的高峰境界。
“八一八”这日子在今天意义已经平淡，而在那年头，提起“八一八”，青年们就会热血沸腾。“文化大革命”的开初第一年，这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许多孩子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为自己重新起名字。从此，每逢八月十八日，孩子们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然而，紧接着，一切激烈的甄别真伪肃反清源的斗争开始了。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八一八”便有了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意义，就是说“八一八”是谁的节日，谁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经常怀想前一个“八一八”纪念日的情景，他们全身军装，腰系武装带，由几百部摩托车开道，驰向人民广场。可是现在工宣队进驻学校，重新组建红卫兵。红卫兵已成为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八一八”这一日，各学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大游行，欢歌欢舞地步行走向人民广场，这情景带有一股平民节日的气氛。摩托车开道，全副武装的游行则有了一种贵族革命气派。我后来才想起，这一年临近“八一八”的时候，他们不来我们家了。甚至连保姆她都有点惦记他们，问我，“强盗坯”到哪里去了。我嘴上不说心里也很纳闷。他们不来的日子，我很寂寞。那是盛夏的天气，蝉在树叶里叫个不休，每天我都睡长长的午觉，睡得神志恍惚，不知身在何处。“八一八”这一日学校通知我们去游行，我是红花队的，手持红花。游行总使我们高兴，我们走在队伍里，步伐整齐。那年头的游行有些类似今天的舞会、晚宴、卡拉ok，是快乐的社交。那天的游行空前盛大，那是大联合的第一个夏天，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我已经记不起是在哪一条街道，我也记不起第一部自行车是怎样出现。我记得游行队伍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口号声零落了。那一支身着军装的自行车队从天而降，行驶在我们队伍旁边。他们的自行车队是沉默着前进，与我们的喧腾形成一个对比。他们没有戴红卫兵袖章，他们神情庄严，怀有一种哀绝的气氛。我是在他们被冲散被殴打时才认出他们的，他们悲壮的表情使他们完全变了样子。游行队伍乱了，人们先是围上去，然后发生争吵，继而就动起手来。他们的自行车转眼间被砸扁，有血滴在了街道上。我们跑上人行道，在人家的屋檐下瑟瑟发抖。他们挨打没有一声叫唤，他们也不逃跑。我记得许多人加入殴打他们的行动，忌恨心理这时大爆发。围住他们的人成了一座山，自行车左一架，右一架，好像尸横遍地。我们几个小女生冰凉的手互相拉着，慢慢地离开游行队伍回家去。这悲壮一幕，我无法从眼前挥去，为他们难过，又为他们骄傲。越走近家，我骄傲的心情越滋长，我的心渐渐平静，打战也止住了。接下来的事情是无尽的等待，我天天等他们上门，而他们踪影不见。我等过这个夏天，又等过秋天，他们不上门，我很难过。这一年冬天来得很早，树叶掉了，我心里很荒凉。一个太阳高照却气温陡降的日子里，我在弄堂口被人叫住，却见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戴着大口罩，穿一件工厂发的蓝大衣，竖起衣领。他示意我跟他走，然后就穿过马路。我心怦怦跳着，激动难耐。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僻静的马路，正午的阳光给梧桐的枯枝镀上一层银，看上去炫人眼目。走到一个公园冷清的小门旁边，他才停住脚步。待我走拢去，他对我说：如今形势险恶，有消息传来，这城市马上要开始一场大搜捕，他和他的战友都已经作好逃亡的准备。他说他们决定分散出逃，最要紧的事情是钱。我立即说我有钱，但不在身边，现在就回去取。他说等在这里不安全，四处是便衣，还是换一个时间，也换一个地点。他约我第二天到某地方去等他，如到几点钟还不见他的踪影，就赶紧绕路回家去。他还嘱我届时要戴一个口罩，这提醒使我兴奋，似乎我也参与了他们的危险行动，有一种共命运的感觉。共命运的感觉使我生出庄严的激情，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它将我们卷入了命运的漩涡。在正常的日子里，我们的生命走在平静安全的轨道，而革命的动乱解散了秩序，我们的生命出了轨道，互相碰撞，交织在了一起。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命运的经验，命运使我与一些人牢固联结起来，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关系。我怀了感激的心情走回家去。我拿出我夹在书本里的宝贵的压岁钱，那都是一些崭新的角票，我是将它们当作精美的纪念品。压岁钱是小市民的产物，是我们家仅存的传统风俗之一。触摸它们时我心里难免有点恋恋不舍，我想我总也不舍得用如今终于到了用它们的时候。次日下午，我在一个离家遥远，名字陌生的电影院前嘈杂的马路上，将这钱交给了他。他将平整崭新的纸币拦腰一折，塞进大衣内侧的口袋。然后他伤感又激昂地说了一番话。他说到我们的结识和即将到来的分离，说到我们战斗的友谊，又说到革命的曲折艰辛，低潮来临时我们不应当丧失信念，他还说到如果今后不能见面，希望我永远不要忘记他们这些战友。有一颗眼泪从他眼睛里落了下来，我不由也掉下了眼泪。他关于革命的论说我一点听不明白，可是关于我们之间关系的话，句句记在心里。我卑微地想：他们终于接纳我啦!我想，以前我们的聊天、说笑、学骑自行车，全都算不上什么，今天的分别，却将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命运的缘故吗?和他分手后，我一边哭一边往家走，眼泪把口罩淌湿了。我由于激动而迷了路，我坐错两部车，最后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我只得走回家去。我直走到华灯初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城市的温情的面貌。它的街道、路灯、车辆、楼房的暗影，全向我伸来温暖的触角。我几乎能感觉它们柔情脉脉的抚摸。我眼泪干了，泪痕揪着我的脸，我感到暖洋洋的倦意。这城市的灯光还是令人喜悦。它使人浮想联翩，许多回忆涌上心头，增加了与这城市的亲近。从此，我要好好地等他们，我含了新的眼泪在心里想。等他们的日子多么伤心又多么快活，等待将我与他们联结起来，每一天都有意义。我和其他孩子都断绝了来往，有时见他们在热烈地说话，我就匆匆走过，表情严肃，好像要去办了不起的大事。这日子里，我把母亲的姨母的大房子忘在脑后，三娘娘也忘在脑后，这一些我都不要了，等待他们的念头充满了我身心。我日里梦里都想象着他们回来的云开日出的日子。而当他们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一声高一声低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心里涌上的，竟是一股强烈的扫兴。我没想到他们回来得这样快，一个冬天还没完，就已经结束了他们的逃亡。我还没想到他们出现得这样堂而皇之，没事人一般。他们神清气朗，衣着整洁。他们又换了自行车，铃儿响叮当。他们走入我家，坐了一堂，又开始了海阔天空的聊天。我想，失望就在这时候潜入我心，当后来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失望就好像种子一样开花结果。我隐隐觉得，我与他们之间那命运的纽带松了扣，这种松扣的感觉叫人痛心，我想都不愿去多想。于是我也随着他们有说有笑，重又快活起来。
这以后又是一段往来频繁的日子。他们上午来，下午来。他们话题变得有些琐碎，革命的事情不再放在嘴边。他们也热心谈论人家的私事，与小市民的区别在于他们所谈对象是伟人和名人，而非街坊邻里。他们流露出“革命”失败后的颓唐情绪。他们长久不来而后再出现我家，无形中与保姆她消除了芥蒂，和平相处。他们甚至对保姆她怀有兴趣，因为她谈论家长里短是一把好手，还因为她在这城市几十年领略声色无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有一天，当保姆她说起她曾受雇过的一位显赫人家的生活，我雀跃地鼓动她拿出那家女儿的照片给他们欣赏。老实说，那天下午很无聊，大家谈兴不浓。我家保姆形形色色照片一大堆，全是她帮佣过的东家，那家女儿在其中显得出类拔萃。他们漫不经心地拾起那照片看了看，便抛回桌面上。我家保姆一说起来就没个完，从他家的日常起居说到节日菜肴，清规戒律到驻颜养生术。我想他们一定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他们甚至还记下那家女儿的名字及她家住址。他们这一切都进行得不动声色。那天保姆她串门到这昔日的东家那里，竟看见他们正坐在人家的沙发上，说东道西，保姆她吃惊得话也说不出来。等他们一走，这家女儿就哭了起来。说这些人已是第三次上门。她弄不清他们的来历，也不敢多问，只得应酬他们。她已经被这些穿黄军服说普通话的“红卫兵”吓破了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路红卫兵就冲进他们家，今天这批，明天那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家保姆将她安抚一番，再回家来告诉了我。保姆的信使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她们打开形形色色的关系的渠道，将消息带来带去。假如没有她们，这城市的人际关系就要简略得多，故事也要少得多。我听到我家保姆传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我忘记了当初他们也正是这样地认识了我，成了我家的座上客。我也忘记了小五的豁达的表现，我一时气不打一处来。紧接着，一股巨大的失望攫住了我的心，我没有想到，他们原来是这样广泛地开展交际。我想，我与他们的关系其实只是他们广泛社交中的一个。被我视作那样神圣的命运关系，于他们仅仅是社交一种。我还明白，他们与我交往，并非因为我是他们“同志”社会中的一员，我究竟是不是现在也变得可疑。后来我平静下来，多次想到小五，我极力去理解他们的交际方式，做到像小五一样。事后我与他们也有过几次交心式的谈话，我们越谈越远，还总谈不到点子上去。那时候我的认识不可能像成熟以后那样清晰，我说不清我究竟想要什么，只是绞心的难过，难过。我始终做不到像小五这样，原因是我在与他们的关系中寄予太多的希望，将人际关系看成是有意义的关系。而他们则觉得和人能认识白不认识。他们自以为他们有这种特权，只要他们想认识，都可以认识。这是这个城市的真正的占领者的观念，“小市民”的含义其实就是“降民”的含义。这种观念由于他们处在这傲慢的、富贵贫贱的城市里的心理压力而更加强烈和极端。这种观念后来还会在一部分人身上演化为另一种形态，那就是他们真正领会了这城市中的精髓，成为这城市里最前列的人物。他们像退潮一样退出我们家，就像他们来时那样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家霎时间冷清下来，我重新又是一个人。我应当承认，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所适从。我心里恍恍惚惚的，而且我负气似的和谁也不搭理，一个人独往独来。有一次，我无意中走到母亲她姨母的大房子，我心里忽然掠过了一线什么。我在那房子面前站住了脚，我看见它的模样已经破败，一个问题突兀地涌上心头，那就是：我是谁家的孩子啊!我不由地一阵鼻酸，我觉得自己很可怜，孤零零一人在世上，甚至还受了欺凌。这种自悯自怜的情绪在我心中膨胀起来，使我眼泪汪汪。眼泪洗涤了我多日来郁结于心中的不快，使我轻松起来，我居然有些享受我的孤独。我用手抚摸着墙上自己的影子，走回家去。
“文化大革命”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奇遇，可这些奇遇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这使我对单纯人际关系产生怀疑，没有社会职责来加以固定。人与人的关系能否长久与稳固，这真是一个问题。学校不上课是我们没有职责的日子，我们像一盘滚珠，由于时局动荡，左碰右撞。我们有时能撞击出很响亮的声音，可是转瞬即逝。这些奇遇确定很像小说，具有故事的特性，给后来当了作家的我提供不少情节。它们由于我做一名作家的命运而以文字的形式保持下来，而在我实际的人生中，它们早已解散。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奇遇还没完，有一桩大奇遇还在等待着我们，这是命运关系的奇遇。这是一种沉重的社会关系，它可消除我们对人际关系美好的一厢情愿温情脉脉的幻想，它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关系如同桎梏的这一面。当我们处于这种关系之中，就好像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走向这桩大奇遇，我还需再走一段孤独的路程。那时我是一个不读书的中学生，我游游荡荡，没有人想到我们，等他们想到我们还需再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无所用心，什么预感也没有，外面的事情与我们都不相干，学校里的事情也与我们不相干。我们这样乱世成长起来的孩子，看热闹已经看够了。后来，上山下乡临到我头上，我就像迷茫中看见了出路，积极地迎上前去。我母亲带了我，坐在高贵的锦江饭店门前台阶，等待安徽来带学生的干部接见，那就是我命运关系的开始。那时候，锦江饭店梧桐蔽日的林荫道上，挤满了前来求见的学生和家长。我至今也难知道，带队的干部住在这里的消息是怎样传了出来，使大家蜂拥而去。而干部们往往不在房里呆着，他们被上海的街道吸引，他们在街上呆的时间比在房间里多，他们在中午和晚上才很兴奋又很疲倦地回到饭店。等待着的人们便一拥而上，七嘴八舌，自我介绍。我敢说他们连一句话也没听懂，上海人说普通话像鸟叫，叽叽喳喳的。那天我和母亲坐在锦江饭店的台阶上。台阶上坐满了人，好像集会一样。我们默不做声，共同在想过去的时光，这样秋高气爽的上午，通常是供人去做一些轻松美好的事情，比如郊游，比如散步。像这样坐在大饭店的势利的台阶上，等待安徽来的干部，令人心情惆怅。我虽然懵里懵懂，可也隐隐感觉到我们等待的这些人，将与我产生命运攸关的联系。但是我们并不像别人那样紧张焦虑，我们的表情看上去要洒脱一些，那是因为我们手里有一封信。这封信在那时候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它使我与那些前途莫测的人们区别开来。我们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我们有一封信的优越，对别人的询问爱理不理。关于这信要从母亲老战友说起。
老战友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关系，它有着生死与共的内容。这是一种新型的、再创造的亲缘关系。所以，每逢节日，别人走亲戚家，我们却走“同志”家。老战友的关系还是一种跨地区跨领域的关系，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同志遍天下”。正是这种关系，像一座桥一样，将我从上海这城市引渡到了安徽。安徽是这老战友的家乡，他家老太太终日踩着一双摇摇摆摆的解放脚，穿着大襟黑棉袄，裤口扎着黑皮条，在我们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的八层公寓里走来走去。她见人第一句话是：吃过了吗?送客的话是：吃过了再走!每逢年节，她就要炸又薄又脆的“麻叶子”。这是我们这城市见不到的食品，是我喜欢去她家的最重要原因。其实，就在那时候，她已经向我传达了安徽的气息。老战友把我托付给他老家的副县长。我和母亲去见安徽来的干部，手中拿的就是那副县长的一封信。我们殷殷期待着干部们从街上回来，从早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直等到夕阳西下。后来的几天就像打仗一样，我们家的人分头出动。由于去那个县插队的学校均在另一个区，我须转学到那个区再统一迁移户口。上海这城市办事情就是这样，它将人统筹规划处理，人的位置规定在各类表格上。我拿着这些表格跑来跑去，敲上各种图章。其时，离出发只剩二十四个小时了。
火车上的事情也值得说一说，它使我又一次领略了上海这城市的特异的风光。同行的都是杨浦区的孩子，杨浦区是上海城市的边缘地区。他们大都说苏北话，女孩子也粗话不离口。开车时，他们和站台上的亲人哭成一团糟，跺脚跺得震天响，昏厥过去的也不在少数。分别的场面被他们搞得惊天动地，山呼海啸。但当火车离开站台，走出市区，最终蜿蜒在田野，他们立即安静下来。他们脸上泪痕未干，就又说又笑，谈天说地。他们还为很小一点事发生争吵，车厢里立即是另一番火热景象。他们制造喧腾是一把好手，总是吵吵闹闹。他们转眼间将上海这城市丢在脑后，车上供应的盒饭吃得又专注又香甜。他们也毫不提安徽这个地方，对前途一派放心的样子。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具随遇而安精神的人。火车停站，他们下车洗脸洗手，欣赏风光。茶炉开了，他们就不停地去打开水。打开水的队伍排得很长，一会儿工夫就没水了。他们将旅途生活过得轰轰烈烈。他们还很灵敏地嗅出我的外来户的气味，警觉地与我保持距离，打来开水也不分给我。十几个小时，我和他们不说一句话，我心事重重。离开上海时我滴泪不流，火车越开我心里越难过。这心情与那喧闹的气氛很不投合，我孤独得直想哭。这个区域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我觉得他们和我认识的上海人大不一样。我这才知道上海这城市的多种面貌。从他们的言谈中，我发现他们将上海中心区域说成“上海”，他们说：“昨天我去上海买东西了。”言下之意，他们所在的边缘地区算不上是上海。他们自觉、谦卑、也很礼貌地和上海保持距离。这距离也正是他们自尊的表现。他们在上海的边缘结成村庄似的群落，这群落使他们能够坚守与上海这城市的距离。这是我与他们交上朋友之后所了解的。与他们交朋友也易也不易。易的是他们天性喜欢热闹，害怕孤单；不易的是他们同时具有天生的排斥力，他们抱成一团，像堡垒一样。这可说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第四次奇遇，但我和他们最终没有构成可组织为小说的故事。因我们遭遇的性质只是旅伴，没有构成情节的充裕时间和必要条件。我后来交过一个朋友，是在偶然的知识青年代表会上同吃同睡，同进同出。这交往没有向纵深发展，我们之间最深刻的事件，是我们都喜欢一个男孩。我们三人谁都没有想到婚姻的问题，所以这段三角关系也没有发展成关系，但这是促成她与我疏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她结婚请我去喝喜酒，那时我们都已离开安徽，回到上海。新郎是她家邻居，青梅竹马。喜酒开席的时候，新郎东张西望说：上海的到了没有?“上海的”指的就是我。我看见在座的都向我投来敬而远之的目光。新娘却红了脸，使劲瞪新郎一眼。这场喜酒，新郎对我热情，新娘对我冷淡，大家对我不冷不热。这都是后话，当时我在火车上，只盼着快点结束这难堪的旅途，我心情变得烦躁不安，我不知道我将要去什么地方。
我去的村庄叫做大刘庄。我称呼它为“我们的村庄”，是情感需要。我向往我拥有一个村庄，哪怕只是暂时。村庄给我一种根源的感觉，村庄还使我有一种家园的感觉。在我们那城市街道上的家，只是家，而不是家园。它只是亲人们一个聚集处和居留处，而不是家园。大刘庄是上千人的大庄，行政上独立成一个大队，叫做“大刘大队”。“大刘大队”给人官样文章的感觉，还给人没有历史的感觉。关于这称呼，也引出意味深长的故事，后面再说。大刘庄上，“刘”是大姓，也是正宗。有年纪的刘姓人，受到尊重。但这庄上现在有了一个新生的大姓，它人数不多，渊源不长，多年来，它在这村庄，只是一个外来的姓氏。他们的房子，被挤在高台的尾部，零零落落。这就是张姓。张姓的兴起，我想是由于张主任的功绩。从人们的传说中，我得来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张姓历来有出去闯天下的传统。他们有一些人在北京，有一些人在上海。可是他们几乎全都一去不复返。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回来过，那是一个军医，回来为曾祖母送终。就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曾祖母神奇地好转。有经验的老人说她活不过几日，可军医他依然等不及地走了。他这样逃跑似的离开这村庄，还有那些永不回来的人们，使我想到他们在这村庄里曾经留下不堪回首的遭际。一个小姓在根深蒂固的大姓之下遭受的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而张主任却是一个例外。张主任究竟是公社哪一方面的主任，至今我不知道。这地方的“主任”特别多，“主任”是个听来叫人高兴的称呼。老人们有时会想起张主任幼年的模样，他流着肮脏的鼻涕，在新年里推牌九的桌边神情专注地看着。在“合作化”的年代，他被工作队送去县里学习，然后入党，再到地区学校学习，最后就成了今天的张主任。他是张姓外出的人们中惟一回家乡的一个。他为他家乡做的好事数也数不清。张主任他从来不说“大刘庄”，他只说“大刘大队”。人家说：“我们庄”，他就说：“我们大队”。他非常强调“大队”和“庄”的区别，这是大有深意的。当他看见我写的歌词中有一句“消息传到大刘庄”，他坚持要改成“消息传到大刘大队”。这不合辙又不押韵，我怎么向他解释也没用。他阴沉着脸说：自然村全改成行政区了，有什么大刘庄不大刘庄的!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流露出嘲笑的目光，我心里说：这是艺术，你懂不懂!歌词确是我走上艺术道路的开始，这一点和我母亲一模一样。我轻蔑的表情，张主任他尽收眼底。这虽然不是造成我后来与他决裂的原因，可这使他对我不喜欢，促进他更坚定地抛弃了我。关于张姓这大姓，有两件事情令人深思，尤其使今天的我感叹。我想它不仅本身很有意义，而且可以帮助我解释关于“定位”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原先只在我的精神活动中，形态抽象模糊。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庄上还有一个张姓，但这张不是那张，他们卑微的过去，一直延续至今。我猜想那是逃荒来的一姓。水患是这省份最大的灾害，几乎年年难逃。逃荒的人们今天这边来，明天那边来。走千里路，吃百家饭，度过饥荒，再回家去。人们对逃荒抱有亲善的态度，但他们决不能容忍无家可归。无家可归就像是野生的草，无家可归是历史不清白的下贱的人。姓张这一家，住在我们村庄低洼的台子下面。在水灾频繁的我们庄，台子上的房基地，是代代相传，它几乎含有象征的意义。房基地的位置代表其宗嗣方面的地位。根基浅显的外来户，几乎全挤身于台子下面。张宗汉他读过初中，看过一些书，农活样样来得，口齿很伶俐，还会吹笛子。收工之后的傍晚，他吹一杆笛子，走在村道。他一边吹曲子，一边就慢慢走上张主任家的台子，和他家孩子说笑斗嘴。他将自己这个“张”，硬续上张主任的“张”，他的“宗”字，正合上他家孩子的班辈。因此，他就叫张主任“叔”，叫他家里的“婶”，可他家孩子从不叫他“哥”。他的笛声在炊烟缭绕的黄昏，听起来很哀伤。他揍老婆在我们庄上可算一绝。他欺负他们队里蚌埠下放的反革命也算一绝。做活歇息时，他总是坐在反革命他身边，一支接一支地要烟卷吸。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关于谢家，这也是一户杂姓。张姓家的老太太终于去世。就在那军医离开之后的第三天，老人家咽气，女辈们坐了一地拍天打地，哭个不休。我看见哭灵的女人中间，竟坐着谢家的女人，她的哭声又脆又响，哭一声顶三声。她是以“哭灵”这一行动，将自己一家，嵌进了张主任家的宗嗣之中。一个外来户努力加入正宗族系的场景，可说是可歌可泣。他们趋炎附势，奴颜婢膝，却胸怀信念。他们必须加入大刘庄的社会体系，从中挤出自己一个低微的位置。有了这位置，他们才有了他们需要遵从的人，也有了他们所要敌视的人，他们才可了解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危险又来自哪个方向。他们的处境其实和我多么像啊!区别在于他们明确他们所要归属的地方，而我则在茫茫空间里徒劳地抓挠着。
是那副县长将我放在张主任家的。我称副县长为“叔叔”，这是我们这些老战友的孩子通常用的称呼。我们的“叔叔”特别多，我们一说“叔叔”，别人就可明白那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住在张主任家，管张主任家里的叫“婶婶”，和他家大女儿形同姐妹。我在庄子里走来走去，很受尊敬。我进城就住叔叔家，县委大院里进进出出视为常事。我有时走在去往县委的路上，看见有上海知识青年，在冷风中瑟缩着吃油条作午饭。他们的乡音令我鼻酸，我有一刹那会觉得非常孤独，多日来的寂寞涌上我心。我和张主任的男女孩子睡一个大屋，我觉得呼吸都不自由。我终日在人群中，没有独处的机会，好让精神去做漫游。我脸上挂着笑容，心里却想哭。如果我能克服苦闷，坚持住在张主任家，也许一切都将十分顺利。张主任有时从公社回家，喝了几盅酒，心情舒畅，他会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招工还是上学。讨论这问题我心情激动，我结结巴巴陈述一番。张主任就说：那还不是我的一句话!他的话虽然简短，可是很肯定，对我鼓舞很大。后来我确实领教到了张主任“一句话”的效应，令我永世难忘。那时候，我要是安安分分，不作异想，张主任一定会实践允诺。可是度日如年的心情使得这允诺遥远得几乎不可能实现。我确实目光短浅，光顾眼前。我一天比一天苦闷，应付张主任一家，变成一桩苦役。我被大刘庄包围，我就像在扮演一个不胜任的角色，连幕间休息也没有。我本来振作精神，一股子劲向前冲。这股子劲渐渐松弛下来。我日益沉默，倦怠，懒得说话。心里渐渐生出一个念头，那就是搬出张主任家。搬出张主任家，简直是忘恩负义，不知好歹。张主任家除了对我好，没有一点做错的事。搬出张主任家还是自找苦吃，我什么都不会，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不会和面。因此，这一举动在张主任心中留下怀疑的阴影便是很自然的了。我如此坚决地搬出张主任家，全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独立。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城市害了我，它使我习惯和人保持距离，尽管孤寂咬啃着我的心。我行动不愿意受人左右，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管我常常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搬出张主任家实在是一个任性的举动，我天天缠着队长要房子，不分场合。我根本没注意我要房子时张主任一家流露出的尴尬表情。我吵得很凶，还抬出关于安置知识青年的文件条例。我搬出张主任家伤了他们的心，也伤了他们的尊严。可是应当说，这时候他们还没有抛弃我，他们将我安置在死去的老太太的一间偏屋。搬走的那天确实有点不像话，我叫了一班姊妹来帮忙。她们以前从未踏入过张主任家，这时在我的率领下一拥而进，抱着我的东西，鱼贯而出，那样子有点像农民起义。搬出张主任家的最初日子，我还与他们保持一种走亲戚式的关系。那时我烧饭的技术还没有，我有时一天两顿在他家吃，吃了不算还带回来。随了我烧饭技术的成熟，我开始少去他家，这暴露出我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功利一面。我渐渐又和邻庄的上海知青有了联络。有时我和他们一起进城，早上去，晚上回，为了表示与他们亲近，我不去叔叔家。我过门不入使叔叔家的人心生芥蒂，这是我做的第二件蠢事。我有意无意地，极力从这本地的社会关系中挣脱出来，要回到我原先的单纯人际关系之中。我这样一意孤行可真是误了大事，我是糊涂油蒙了心。我插队去安徽，开头开得很好，后来都叫我自己弄糟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它彻底地转变了我和张主任的关系，使我迅速地倒了霉。我倒了霉后很久还蒙在鼓里，我甚至看不见人们惋惜与同情还有幸灾乐祸的眼光。有人却在这事情中得到机会，使命运变了个样。同样一件事，有人得，有人失，这就是识不识时务的结果了。
事情是，张主任犯错误了。张主任是个容易犯错误的人，这也说明他是个性情中人。在他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犯过一次生活错误，他与县剧团的女演员有了感情瓜葛。他想离婚没有离成，闹得不亦乐乎。我说的犯错误是他的第二次，接下去还有第三，第四次。他犯的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直至锒铛入狱。开公审大会那一日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听别人说，他身为阶下囚，却依然眼睛明亮，嘴角带着微笑。第二次错误是经济方面。有一阵子他非常消沉。他傍晚趁人们收工，才骑了自行车回到他的家。他插上门喝酒，一盅又一盅。等候处分的日子，比死还难熬，张主任天天回家。他家里的天天打酒割肉，倒像是过年。最聪敏的人是在这时候上张主任家去的。这时候，张主任情柔似水，心里话一句接一句，最亲密的誓约是在这当口立下的，生死不渝。这时节上张主任家去的有我们庄一个蚌埠知青。他就此成为和张主任关系中取代我的“后起之秀”。他是投亲插队到大刘庄。他劳动表现不怎么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还常常不在队上，一会儿回蚌埠，一会儿到各村各庄去串同学。我想他其实早就觑着张主任家的门槛了，只不过没有机会，而张主任犯错误使得他家门槛放低了。应当承认，张主任犯错误使我产生轻松的解脱的心情，这使我彻底地卸下张主任家的这门关系。在这之前，我毕竟还需有所应付，我每次从上海回来都带东西给他家，寒暄是少不了的。这种关系在我是一种厌倦的责任，而张主任为我说“一句话”的时候则迟迟不来。我不是不懂得而是没有耐心放长线，钓大鱼。因此，张主任犯错误给我一个解除关系的机会。张主任等待处分的日子里，我一次没去。我这样实际上是无情无义，我也就随它去了。可是，事情就像那句俗话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我知道，张主任因为我不上门而说道：我一句话，够她跑断腿。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现在平心静气地想想，其实我和张主任家双方都还是有感情的。我在他家的半年毕竟没有白住。我们朝夕相处，错处都在我，对这种关系感到负担。这种关系的负担在于它是决定命运的，它是一种有责任的关系，这责任限制了你的自由。一旦等这关系中的责任重担消失，我反会主动迎上前去。在我倒了霉还不知倒霉的原因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我去了张主任家。这时我有一种受委屈的心情，我走过他家门前的那口井，从中涌起一股亲近之感，我就走了进去。张主任家里的留我吃了饭，临走还送我一小篮鸡蛋。那天她说话不多，眼神有些忧伤。我想，我伤了他们的心，最后也害了自己。张主任说出“我一句话，够她跑断腿”时，心里也一定不好受。他伤心失意地说出这话后，就开始采取决绝的行动。当我那年春节过后从上海回来，我的房子被收回了，我的行李被褥搁在他家的锅屋。队里说另给了我一间屋。我跑去看那屋子，见地上堆着麦麸，屋顶透着亮，没有门，也没有锅灶。队里说，立即派四类分子收拾，这几天就在要好的姊妹家住吧。我很老实地听了他们的话，去找我要好的姊妹小霞。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其实留有一个机会。张主任还给了我一个回旋的余地，而我竟无一点觉悟。我傻里傻气地住到小霞家去，她妈嘱咐我去到张主任家说一声，就说住这里和小霞早起做活一道走着顺。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而我觉得纯属多余，置之不理。小霞她妈还说明一整个大刘庄都在注视我和张主任家的关系，我的行动极其显眼。这时候，张主任的处分终于下来，一是退赔，二是调动。我们庄买下他家的房子，出价足够他赔款以外再起一座新房。张主任调到另一个较远的公社，更不常回家了。他有时回家来过一夜，庄上人就很激动地说：张主任回来了。再说我那房子，队里每天都说派四类分子收拾，可是每天都不派。那是一个多雨的早春，我困在小霞家里，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门外雨涟涟，心里发愁。这时，我隐隐感觉到我陷入了一个圈套，可我不清楚这圈套是什么，我摸不清脉络。我的冤枉就在于我根本弄不清一切，我不知道在这庄上我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不了解我应当顺应什么。我糊里糊涂地就犯下了错误，糊里糊涂地遭到了惩罚。在那淫雨绵绵的日子里，我心情压抑，这就是我倒霉的开头。当我盼望已久的大学招生开始，倒霉的日子就来临了。
我在争取被推荐上大学的过程中，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只被猫玩于股掌之中的老鼠。我不时被希望鼓舞，紧接着失望就来打击我。我在县、公社、大队的三级行政机构之间来回跑着。我乘坐过各种交通工具：卡车、拖拉机、自行车后架、马拉大车、还有两条腿走动的11路。我在深夜和凌晨都走过路，我一个人走着，将惧怕抛在脑后。我频频地去叔叔家，叔叔对我的心情一定是又不满又可怜。他想我好久不上他们家，早已疏远了关系，这时却来找他，况且又出了个难题。我希望他能够影响公社和大队的意见，把我推荐上来。这时我还不明白，张主任“说一句话，够她跑断腿”已经逐级生效。我缠着叔叔，对老战友这种关系生出无限美好的想象。跑公社的经历则是奇怪的谜。干部们个个和颜悦色，总是一个“等”字。他们说正开着会，稍等片刻就谈。我一个人坐在公社大院的花坛边，一等就是半天。他们还叫我回生产队去等，说表格就要下来。他们又叫我到叔叔家去等，说他们随时可来找我。他们要我等，我就老老实实地去他们指定的地方等。我真是望穿了秋水，也等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在大队里的遭遇也很奇特，队干部始终打着官腔，说要贫下中农讨论研究，还让我反省自己。他们向我指出我回上海回得太多，对贫下中农的感情有些淡薄。但他们很会吊我的胃口，或者让我填表，或者让我写申请书。我整整一天都在写这申请书，写得感情洋溢。他们看了后说这不是申请书，申请书的格式不是这样的，于是我就重写。他们就是这样折磨着我。其实在他们要我写申请书的时候，表格已经发给了那名蚌埠知青。我一点不知道。我一直坚持活动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我从大刘庄步行到公社，又从公社搭一架手扶拖拉机到县城。我见到叔叔就忍不住哭了。这一次我在叔叔家住了多日，我和叔叔一家三口当门吃饭的情景，映入县委大院人们的眼睛。一个奇妙的传说产生了，人们说，看啊，那是副县长的儿媳妇!这传说令我和叔叔一家都很难堪，却改善了我的处境。我想，如不是这一年全省招工冻结，我或许就能立即离开农村了。后来的一年中，我时常去叔叔家，我去其实为了休假。我在他们家，洗头洗澡，吃几顿精米白面。然后就轮到叔叔犯错误了。叔叔是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他的某一项决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但这失败称了反对叔叔一派人的心，他们愤然而起，形成一场小运动。在叔叔犯错误的日子里，我正在积极活动着调到另一个地区的文工团，那是投奔母亲的另一个老战友。我想我已经活动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最后的迁移户口。叔叔失势，“墙倒众人推”是免不了的，“城门着火，殃及池鱼”也是免不了的。我几次跑公社也迁不出户口，说要县里证明。这张证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拿不到，推诿的说法有千种万种。我不会忘记在那个风雪之夜，叔叔沉默许久，忽然站起身，戴上一双棉手套，推了自行车出门去了。他去了很久，回来时带来了那张证明。我想，叔叔是使用了他最后的余力，为我办了最后的一件事。他为我办成的这桩事决定了我终身的命运，我人生中的转机就是从此开始。
叔叔和张主任是与我命运攸关的人，是我有生以来与我最最事关重大紧密相连的人。在种种纠葛里，我们彼此产生的恨与爱的情感，全都扎扎实实，落地有声。想起他们，我总是心情复杂。后来我回到上海这城市，我走在人头济济的街道上，所有的人与我擦肩而过，看也不看一眼，茫然的感觉便涌上了心。我想起在我插队的地方，所有人都是认识的人。我们见面总要招呼一声：“吃过了吗?”吃没吃过的问题是我们生存的根本问题，我们这样招呼可说是开门见山，生存需要将我们紧紧相连。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攀附别人，也被人攀附。这种互相攀附、不攀附便会坠落的关系就是命运的关系。这种攀附使我们疲惫不堪，由于我们知道它举足轻重，就更感到不堪重负。我们渴望有朝一日能将这种关系像脱一件衣服那样脱下来，浑身轻松。我插队时总是羡慕那些自成一体的集体户，他们每一个夜晚都欢乐无比。他们到农民院子里偷鸡摸狗，再到队里的瓜园摸瓜。他们平时根本不与农民们多啰嗦，他们明摆出与他们两不相干的样子。他们对待干部也很傲慢，捉弄干部个个都是好手。我在我那人情缠绕，百拘百束的大刘庄呆不下去了，就到邻村的集体户去过两夜。我们一起讥讽时世，唱一气怀乡的歌曲，再吃一顿。他们那里在我看来就像天空一样，充满自由的空气。搬出张主任家，我就是为了建设一个自成一体的空间，捍卫我的独立性。而当我这里逐渐升起自由的空气，集体户那里却土崩瓦解，他们纷纷投到各位干部的门下，恭恭敬敬称他们为主任。他们都成了主任们的乖孩子，将那淘气全都收起。他们白天出工，晚上到各自的主任家联络感情。他们过年都不回家，而是留在农村，和主任家一起欢度革命化的春节。这时节我已经散漫得不可收拾，破罐子破摔。幸好有“老战友”这样关系为我作后盾，我才不至于彻底毁了自己。我和他们走的正是相对的道路。他们从“自由王国”走出来，走向“必然王国”；我则从“必然王国”走出来，走向“自由王国”。他们是生存问题所迫，我是出于心理的需求。当然，我毕竟有“老战友”作底，可以奢谈自由。这是我母亲这样的“同志”为我提供的特殊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很有研究头，它使我在上海这城市倍感孤独，在全国范围内却鱼水自如。在我插队的日子，我为自由付出的代价相当可观。在那繁复的人际关系中，享有一块自由的天地确实使人快乐无穷。然而当我回到上海这城市，走在人头济济的街道上，自由遍地皆是，人人独立，我却惶惑起来。我发现，自由原来是和孤独连在一起的，它们是一家。
孤独是我从小就体验至深、惧怕至深的心情。小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可缓解我的孤独，闲话也是缓解孤独的良方。“文化大革命”从某一方面来说，有些像一个成年人的大游戏和大闲话，它使我们尝试了各种人际关系形式，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体验。这是我们最最热闹的日子，奇遇和冒险皆有，并且切实可信，动用了我们真实的情感。当它结束，世界又走上正轨，便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人生中似乎缺乏逻辑的联系，显得很突兀。既不是继承我们的关系而来，也没有留给我们可继承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建立的关系，过后几乎彻底从我们生活中消失。我们做了个打散队伍，重新组合的游戏，游戏结束，又各就各位，各上各的轨道，再不相遇。我们即使相遇，也成了路人。我们隔壁那家孩子几乎全去了国外，有的嫁人，有的读书。后来我看见过其中一个写的文章，记叙他们父亲的起家，起家的道路很艰辛，跌爬滚打样样来得。我一字不拉地看完这文章，惊奇我与他隔墙居住多年竟毫不知晓这一个强人。上海屋檐下有多少故人往事，被四堵墙隔绝了。相邻弄堂里的那女孩下落不明，倒是她母亲还活跃在滑稽戏舞台上，面容苍老，演技却更加精湛。滑稽戏是我们这城市经久不衰的剧种之一，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无法说。笑一笑，十年少，这道理普天下皆知。还有那一批青年更是音信全无，小五嫁了个华侨，移居香港，有时回来也不回家，住在这城市最高级的宾馆，波特曼或者希尔顿。插队那地方，我从此再没去过。张主任和叔叔我再没见过。叔叔已在另一个县份上任，张主任还在刑期中。平时我想都不想它，直到一九九一年的特大水灾。我想洪水淹没的村庄人们将在何处栖身?我们庄上的树不多，屋顶大多是茅草顶，庄上人还不会水。我们庄是出了名的黏土地，下雨的日子黏得像茭面，拔不开脚。这样的路对于逃洪水很不利。我希望我们村庄后面的坝子能安然无恙，可让无家可归的人们栖身。我想得再多，我也不会回去走一趟，我也不知道我在回避什么。大约，这就是深刻关系的结果。一句话，我无法对大刘庄处之淡然。这一奇遇位于我“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奇遇之首，所以我说它是个大奇遇。它扩充了我往事的行囊，使之有一点沉重感。所有奇遇的结束当以回城这事为标志。回城是在拨乱反正的一九七八这一年。“拨乱反正”这词想得好，似乎专为描写这一年而创造。“回城”这一个名词也想得好。我结束了我七碰八撞的漫游，重又回到家，当然，景物皆非，又是另一番面目。我回城的时候，母亲在车站没有接到我，这正好供我独自一人走一段夜路。这才像游子归来，这才像漫游一周，空手而归的景象。就这样，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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