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前所未有地对她和萨特情谊持久性的信心产生了动摇。萨特去纽约和多洛雷斯同居，然后把全部的《现代》杂志献给多洛雷斯，这本杂志由他、西蒙娜和其他存在主义同伴共同创刊。难道西蒙娜失去了这个她曾承诺忠诚一生的男人吗？

1947年，西蒙娜也到了纽约，为了使萨特高兴，她和多洛雷斯见了一面。两个对手彬彬有礼，但是西蒙娜告诉萨特，多洛雷斯大量饮酒令人不安。不久，在芝加哥，西蒙娜遇到了纳尔逊·阿尔格伦(nelsonalgren)，他刚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美国人现实生活的小说。阿尔格伦生活极为贫困，酗酒严重，但他是让性经验非常丰富却从未有过性高潮的西蒙娜第一次享受性高潮的男人。他们在见面的那天发生了性关系，并陷入深深的相爱之中。

纳尔逊·阿尔格伦与西蒙娜·波伏娃的恋情证实了她认为自己的爱情永远不快乐的看法。尽管当西蒙娜来到美国时他们就同居，并一起旅行，但西蒙娜既不可能如纳尔逊·阿尔格伦所愿与他结婚，也不会和他一起定居在芝加哥生下他的孩子。西蒙娜也不可能按纳尔逊的要求放弃萨特。她反而劝纳尔逊找情人或与其他人结婚，尽管她也向纳尔逊保证他(和萨特一样)是她最重要的爱，是她的一切。但是对纳尔逊来说，就像对多洛雷斯一样，孰重孰轻的爱的理论一文不值——西蒙娜必须做出选择。

西蒙娜选择了萨特。五年来，西蒙娜和纳尔逊交换了成百上千封信件，她的信中充满了对他的爱。她习惯称他为“我亲爱的丈夫”，称自己是“永远的妻子”。尽管西蒙娜深爱阿尔格伦，但她不会考虑离开萨特。“如果我的生命中放弃萨特，我将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一个奸诈、自私的女人……萨特需要我……没有人比我爱你更深更真……但萨特需要我。”31最后西蒙娜和纳尔逊·阿尔格伦的关系破裂，而纳尔逊·阿尔格伦和他的前妻复婚。

西蒙娜对她和萨特以及纳尔逊·阿尔格伦之间关系的困惑激发了她决定探究女人生活状态的真谛，这样她也能够了解自己的状况。结果就是《第二性》(1949)的问世，这是一部通过她们的生物学、她们的历史、有关神话和生活现实对妇女进行考察的经典作品。她的最后一章《走向解放，独立的女人》做出结论说：“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32

《第二性》教导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并影响和激励她们。当然也激怒了一些人。英国学者拉德福德(c.b.radford)批评波伏娃的哲学推导自个人的看法，并认为《第二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记录，太受自传体影响的歪曲，以至于作家自己个人问题的重要性在她的女性问题讨论中显得过于夸大”33。但是，迪尔德丽·贝尔(deirdrebair)的说法则有不同，“波伏娃把对自己的研究扩大到了对历史上不同文化和境况下所有妇女的研究之中”。34

西蒙娜在她1954年出版的小说《名士风流》(themandarins)以及1963年出版的回忆录《重压之下》(theforceofcircumstance)中还重温了她和纳尔逊·阿尔格伦的爱情故事。在《重压之下》中，西蒙娜并不认可性的忠诚，认为它“经常说教，很少付诸实践……通常是那些将之作为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强加给自己的人才会经历的：他们通过心理升华或喝酒或性忠诚来安慰自己”。许多夫妻之间有着像她和萨特之间的协议，她补充说，虽然具有被新欢取代旧爱的危险，然而“作为两个自由人的互相取代，受害者和加害者是可以直面对方的”35。

阿尔格伦激烈抨击她的小说，嘲笑她有关“重要和偶然发生的爱”的概念：“任何有偶发之爱经历的人肯定是脑子最近进水了。爱怎么能偶然发生呢？靠什么发生？这个女人好像在说维持人的基本关系——男女之间的性爱这种能力是残缺的，而自由是通过各种偏差保持一定的忠诚度……这意味着她只是靠偶然性生活。”36

这对前情人之间的间接对话一点也没有回答情人关系的性质。阿尔格伦表示他相信婚姻是基于爱，靠承诺和抚养孩子来培育。他还认为配偶应该住在一起，并嘲笑西蒙娜和萨特非常与众不同的结合。阿尔格伦补充说，西蒙娜把“一段20年随意的死亡的感情夸大成经典的爱情”37。

但是西蒙娜仍持守她坚持了几十年的协议。很难下结论说，西蒙娜通过它获得了她鼓舞很多其他女性的独立和自主。作为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她坚持把自己降为萨特之后永久的第二位，她与他合谋管理他手下的女人，她乐于向他的情人(包括萨特)和媒体撒谎，这些都证明她所谓的与婚姻平行的生活完全不像她所描写的是基于平等的和谐结合。

20世纪60年代，萨特50多岁，但已头脑不清且每况愈下，此时他遇到了阿莱特·埃尔坎(arletteelkaim)，一名18岁的阿尔及利亚犹太学生，并使她成了他的情人。西蒙娜回忆道，阿莱特非常有吸引力，“她非常年轻，非常漂亮，非常聪明，而且还……比他矮”38。多年来，尽管面临年龄更大的情妇的竞争，但阿莱特赢得了萨特的心。他收养了她(部分是出于移民原因)，并使她成为他的遗稿保管人——这是波伏娃用毕生的服务所挣来的角色，当然还包括在他生病时帮他端屎倒尿。

1974年以来，近乎失明的萨特不能读也不能写，为了提起他的兴趣，西蒙娜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采访，然后写成讲述式自传，并以《告别萨特》(adieux:afarewelltosartre)为名出版于1981年。她又一次违反了他们俩互相公开的协议，对他隐瞒了他的癌症的严重性，她并为自己的欺骗行为辩解，理由是告诉他“只会使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更加黯淡而没有任何好处”。当74岁的萨特于1980年去世时，有55000人陪着他的灵车走到了墓地。西蒙娜被安定药搞得心神分散，精神麻木，以致不能在他的墓旁站立，只好坐在椅子中。后来，她再一次昏倒，并因肺炎而住进医院。

“我的死不会使我们团聚，”她最后写道，“这是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够这么长时间和谐地生活，这本身已经非常好了。”39这是对公众的又一个欺骗，因为私下里，她与阿莱特——过客变成了主人——就萨特的文学遗著争得不可开交。

西蒙娜·波伏娃再未写过另一本书，她于1986年去世，距离萨特离世差不多已有六年时间。她和他的共同生活，她的牺牲，甚至是她所做出的妥协，继续引起一些妇女的关注。他们想在她的生活和作品里，寻找对她们自己的本性以及应该如何与男人和平相处这些问题的答案。

今天，生活中各阶层的妇女仍旧面临这些问题。她们当中有三个人在私人访谈中透露，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生活，她们是怎样在自己的私生活和可供选择的空间里挣扎着过来的。为了避免被人认出，她们的姓名和所谈细节均被修改。不过毫无疑问，她们所暴露的个人经历是确实可信的。

保拉：我只想做情妇

这些女性中的代表是美国人保拉·伯明翰(paulabirmingham)。性革命的思潮塑造了保拉，也肯定了她以之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女权主义信仰。两次离婚，她护卫着自己的独立，自己养活自己，并抚养她的三个女儿。她是自由编辑和社区大学兼职英语教师，工作充满挑战且令人满意。但是在1976年，在保拉38岁生日时，她盘点了一下自己的生活，并被吓了一跳：两次失败的婚姻、三个孩子、少得可怜的银行存款。她低估了自己打动人心的智慧、博学和机智，认为自己在更苗条和更年轻的女人世界中显得又胖又老。

保拉离婚四年来，她没有约会过一次。朋友们建议她参加塞拉俱乐部的郊游，徒步登山，这样她就能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坐车，一起徒步旅行，然后交换电话号码。“但是你怎么选择他们呢？他们的智力和政治观点如何？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否结婚？”保拉表示反对。

她的朋友嘲笑她：“谁在乎呢？都是涉性事宜。就那点事。”

保拉在沉思，她留恋一种很强烈的性关系所带来的亲密和刺激。“这种安排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成为某些聪明人的智力伙伴和性伴侣，换句话说，我想做情妇，”她回忆说，“但是在此之前，我想我需要一夜情，我的朋友指导我，无论何时，当有男人对我感兴趣时，我怎样识别出这样的信号，而在此前我肯定是一直都没有领会。”

理查德·亚历山大是保拉这一新认识的受益人。理查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在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集会上，他是主要发言人。在有人介绍他们认识后，理查德赞美了保拉的围巾。“这使我想起了我妈妈最喜欢的那条围巾，”他说。保拉紧张起来：她的朋友们说过，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感兴趣的迹象是把你和他的母亲相连。这难道是理查德说出那句话的动因？

还没到周末，理查德就坐在保拉简陋的客厅里，狂饮了一瓶威士忌，并热烈地和保拉交谈。后来，他提议到一家高级餐馆吃饭，在保拉坚持aa制时，他并没有反对。“我要追你了，”理查德后来宣布说，然后他把车开到了一个朋友在附近的空置公寓。保拉很紧张，但决定实现让自己获得解放的一夜情。她脱光了衣服，但保留了短衬裙，并将它拉过她的乳房。但是当他们彼此拥抱、陷入疯狂的性爱时，保拉忘记了紧张和自己的赤身裸体。后来，在她家里的床上，她沾沾自喜：她刚刚和一个近乎陌生、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的已婚男人疯狂做爱。她终于将自己从种种压抑中解放出来，这些压抑总使她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和一种生活与她形同陌路的感觉。

但是，理查德又打来了电话。不久，保拉就被理查德深深迷住，理查德也是神魂颠倒。他们开始定期见面，但只是在工作日，因为理查德从不错过周末与家人在一起的机会。性在他们关系中看起来是完美的。“当然在那些日子，”保拉回忆道，“在艾滋病和今天所有可怕的警告发生之前，我们从未在意性会传播疾病，因为我的输卵管已经结扎，连怀孕也不是一个问题，在性的方面无须担心，而且我们非常小心，不用担心会被识破。”

但在感情方面就并不那么轻松。保拉和理查德都挣扎在因欺骗理查德的妻子辛迪而带来的内疚感中。保拉知道他们夫妻打得天昏地暗，早些年，理查德曾离开她找了另外一个女人，只是在辛迪假装怀孕后才回到家里。保拉相信他决不会分居或离婚，但是除了她的女权主义意识让她认为自己在背叛另一个女人外，这场安排对她倒很合适。保拉焦虑的心变得平和，浑身洋溢着性自信。突然，另外的男人也注意到了她，或者可能是她刚开始学会怎样解读男人们的信号。保拉开始约会另外两个男人，他们都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两个人都已结婚，而且都与至少另外一个女人上床。

一天，在保拉的公寓里，理查德注意到两个花瓶里插着花。他什么也没说，但后来给保拉送来了一个罕见的礼物——一个漂亮的花瓶。“不像那些花，这个会存到永远，”他说。不久，他告诉她他爱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声明。“我的孩子们排在第一，并且一直排第一，”他告诉她，“但你是，并且一直是我一生的至爱。”

保拉不再和其他男人来往，她陶醉在做理查德情妇的新生活中，与这个聪明和意趣相投的男人分享亲密关系和性关系。但她坚持他们的关系必须保持严格的平等。“我讨厌‘包养’女人的说法，”保拉烦得皱起了小鼻子，解释说，“我讨厌这种‘包养’妇女的习俗，就像我讨厌传统婚姻一样。在包养习俗中，女人受男人的压制，处于从属地位，被迫向男人要钱，用甜言蜜语哄骗男人，把性作为工具，等等。”理查德的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而且还继承了大量的信托基金，但他们的每一个账单都一分为二，即使这对保拉来说造成了经济困难。

“但我们是平等的，我是理查德的情妇，另一个相同的说法是，他是我的情人。当然，平等就需要我花自己的钱，但这并不损伤我的自尊。他的钱比我多，这不是他的过错。历史、社会和‘系统’需要为此负责，但不是理查德。”

一年后，理查德对保拉爱得更深，他把星期天也加到了他们例行的约会之中。每个星期天，理查德都会按时参加教堂礼拜，之后会把辛迪和孩子们送到家，然后去“办公室工作”。他会径直把车开到保拉家，和保拉一起吃午饭，直到晚饭前才回去——雷打不动，理查德是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

几年后，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争吵之后，理查德向辛迪提出离婚。辛迪同意，于是理查德和他的儿子搬出来住进了一个公寓。

对保拉来说，这种新的安排近乎完美。并不是她造成了理查德和辛迪婚姻的破裂，尽管她是催化剂。她能更经常地看到理查德了，但并不是那么频繁。在她的孩子们离开家之前，她拿出大部分空闲时间照顾他们。

多年后，在所有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离开家之后，理查德重新评估了他的生活。他发现独居生活临时性太强，也太过寂寞。保拉是他一生的所爱，他决定要与她结婚。但他的决定使保拉非常吃惊。

保拉是一个不想结婚的情妇。独居使她体验到了她一直不想放弃的独立，因而她拒绝了理查德的求婚。他一再坚持，他们开始吵架，有两次因为这个问题而分手。最后，因为不愿失去她所爱的人，保拉同意按照两人目前关系安排中的平等主义结婚。

“我更愿意做个情妇，”保拉耸耸肩说，“我喜欢靠自己生活。就整体来看，婚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既不是一个被‘包养’的妻子，也不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所以我的自尊和我对理查德的尊重并未受到影响。我们继续在各个层面做到了很好地相互适应。我们在文化和政治上仍然意趣相投，就和我们一直以来在床上一样。即使现在，几十年后，这种魔力依然存在。”然而，保拉伤感地补充说：“我喜欢做情妇，我给予也得到我想要的所有感情和性，但并不需要为此负责，也没有被困在同居中的那种平淡乏味的感觉。如果理查德是一个不那么传统的男人，我会仍然是他的情妇。”

雷切尔：女权主义者情妇

雷切尔·戈德曼(rachelgoldman)处在性革命的时代，她吸收了其中关于性别平等的理想。雷切尔在大学时培养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她现在被认为是一个“绿色”专家，而且是生态教科书的作者。但是，在个人生活中，是纳粹浩劫而不是性革命塑造了她的希望和梦想。

雷切尔出生在蒙特利尔，她的母亲是一个有犹太背景的波兰人，与一个俄国移民的包办婚姻使她逃离了纳粹占领下的波兰。1941年，这位怀孕的母亲接到了来自波兰的可怕消息，那里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朋友邻居，也就是她的整个社区的人都被屠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把她的第一个孩子雷切尔带到了一个令人失落和悲伤的世界，也是一个寻找幸存亲戚压倒别的一切的世界。

雷切尔也沉浸在她母亲无尽的悲伤中。她也渴望找到亲戚，她在长期的孤独中长大，梦想着找到失去的亲人。“从我有意识的第一天起，大屠杀就影响着我。它驱使我去寻找流散在外的犹太人群体，去纽约，特别是以色列，寻找亲人的名字。即使是找到甚至隔了几代的表亲，或者甚至只是找到了母亲村庄的人，我都会欣喜异常。”

雷切尔视婚姻和子女——她自己和她兄弟的子女——为重建被毁坏的家庭的一种途径。但是，她与一个小儿科医师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她的嫂子有意回避她，把她看成一个受教育过度的女权主义者，其生活方式会威胁到她们传统的家庭主妇生活。

离婚后，雷切尔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与一个不能容忍她孩子的男人谈了一场不愉快的恋爱。然后，当她47岁变成一个胖乎乎又非常疲惫的女人时，遇到了本，一个比她年龄稍大的以色列环境问题专家。当时，本为全球提供咨询，正好在蒙特利尔出差。他们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当雷切尔与这个给她夹菜的陌生人坐在一起时，几乎控制不住地四肢发抖，并深深地爱上了他。本对此予以回应，第二天他们就上床了。这种体验如此美妙。本有坚强的个性，健壮的体格，他用温柔但酣畅的性展现他的魅力和尽享人生的理念。

“除过漂亮的蓝眼睛，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但是他身上有股超常的活力、精力和一种喜乐的感觉，”雷切尔回忆说，“好像世界是为他创造的。他喜欢美食、美景和美好的性爱。”

这对新情人开始彼此吐露心声。雷切尔正在寻求一种承诺关系，而本正处于一种无爱无性的婚姻中，已经提出离婚起诉。他们设法每三周见一次面，在蒙特利尔、纽约，以及偶尔在以色列。他们每次的重逢都如同最后一次一样令人激动，鱼水之欢是开始的序曲，本刚一到达就会关上他们宾馆房间的门。随后是晚餐，伴以红酒和一种特殊的感觉。回到宾馆，他们再次做爱，然后睡觉。本在黎明前醒来，再次与她做爱。

一天晚上吃饭时，本告诉雷切尔有不好的消息。雷切尔暗自惊愕地听着。本的妻子拒绝结束他们的婚姻。离婚使她感到羞辱，她不能忍受单独生活，如果本坚持离婚的话，她将拿走他们所有财产的一半，和他以前挣来的一切，包括他的养老金。“就是这些，我的爱人。我无法自由地和你结婚，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本指着桌子上点着的蜡烛、堆满的碟子和拔出瓶塞的酒瓶说，“这是我们今天和今晚所拥有的一切，我梦想了许多天和许多夜晚。雷切尔，这取决于你。我们可以现在结束，我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什么都不是，或者我们可以继续。由你决定。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你和我的妻子是我生命中仅有的女人，绝不会再有其他女人了。”

雷切尔极为震惊。她强烈地爱着本。她表示，最终，他要么和她结婚，要么至少承认她是他的伴侣。她知道他决不会离开以色列，她也一直梦想住在那儿，本致力于犹太人的家园建设也是他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

“由你决定，”本说。雷切尔就在餐馆做出了决定。她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愿意以留给她的唯一途径来爱他——做他的情妇。“我不能忍受的只有你抛弃我，”她说，“无论什么时候你想离开我，我需要你通知我，好让我尽量调整来适应痛苦。”

岁月流逝。雷切尔将其女权主义信仰运用于其情妇角色及其牵扯的财务问题。她坚持自己买机票，尽管迫于无奈，她让本支付她旅行的其他费用。在12年中，他只送过她四件礼物。他还为她选了一种叫“鸦片”(opium)的香水，并从世界各地的免税商店给她买了许多瓶。

在他们恋爱好几年后，雷切尔被诊断患了一种自身免疫性紊乱的疾病，这使她常年疲累疼痛。她被从自己供职的一个非政府环境组织中解职，并且很快就花光了离职金。因为无法偿还抵押贷款，银行查封了她的房子。大约有四年时间，雷切尔无家可归。“我可是一个富有创意的无家可归者。我把我的行李存到这儿存到那儿，我为我的猫找到一个家，我不断扩展‘拜访’我的朋友和我的孩子的范围。”有时，她不得不求助她的兄弟们，从他们那里获得金钱和食物。

这些年，雷切尔接受本的机票，但从未提过她无家可归。“事实是，我不知道本会怎么做，我也不想知道。”因为不愿冒被拒绝和失去本的危险，雷切尔从未向本张口求助。“我想如果我失去本，我会自杀的。”

后来，当雷切尔摆脱如山的债务，试图买下一座小房子时，本打电报给她汇了5000美元，这笔钱超出了她的筹集能力。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本的妻子密切监视着他的账户。

就在雷切尔重新安置好自己的时候，本却因癌症病倒，几乎是在同时，他又患上了心脏病。病愈后他重返工作，但旧病复发，本住进了医院。在丧失行动能力期间，本的妻子搜寻他的各种文件。他的账户、信用卡和电话单告诉她本没有告诉她的事情：本有一个情妇。就在本被送走进行急救手术前，他暴怒的妻子还在逼问他有关雷切尔的事情。

雷切尔来到以色列时，本没有给她多少时间，一个小时在这儿，一个小时在那儿，再没有更多时间。这是他避开他警惕的妻子的唯一办法，他说他的家庭义务太多。

雷切尔伤心欲绝。突然，或者她也察觉到，她的情人把她放在他优先事项清单的最末位。“以前，我常常和你的家庭平等，你给我我需要的时间，”她告诉他，“现在，我得到的时间越来越少，关注越来越少，我就像你的清洁工或会计，只是为你提供服务的人，在我来说，就是提供性服务。”他们神奇的关系一瞬间分崩离析，只剩下回忆的火花。

他们关系的结束是痛苦的。“我很伤心，但我要保护自己的尊严，”雷切尔说。“我很孤独，我不想孤独老去。我是一个电视迷。电视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尽管她注意到那里有大量未婚老女人，许多女人因无尽的战争而守寡，雷切尔仍计划退休后住在以色列。失去了本，她好像也失去了找到伴侣的最后机会。

雷切尔坐在那里回想她和本在一起时的生活。劳累使她灰色的眼睛下面出现了黑眼圈，她漂亮的褐色头发也已变成银白色。她的目光既悲伤又甜蜜，有时也勉强挤出几丝笑容。作为本几十年的情妇，雷切尔从中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一方面，她刻薄地评论说，“一个已婚男人的承诺一文不值”，一方面她又有许多回忆，她会用怪怪的声音讲述他们曾经炽热的爱，他们身体联合的奇妙。她永远不会忘记，她“与本一起，也是从本身上学到了如何在一瞬间捕捉到无限”。

麦克拉：爱与性是分开的

麦克拉·科瓦斯基(michaelakovaleski)1972年出生于多伦多，适逢倡导女人和男人拥有相等权利和义务的性革命时期。但是麦克拉觉得男女平等很麻烦，她渴望成为像帕梅拉·哈里曼或者甚至是弗吉妮亚·希尔那样的情妇，用迷人的美貌和性换取奢华和经济保障。“我寻找甜心老爸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总想要更多的钱，更多来得容易的钱。我拥有的吸引性交易的能力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麦克拉对待性的态度就连她那一代人看来也属另类。她认为，爱，应该与性分开。在18岁时，她还是朋友圈中为数不多的处女之一，但她精心安排，把她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她其实并无好感的“电脑怪杰”。她的下一个性伴侣是一个比她年龄大的精神病医生，那个医生在他们一起排队等着到atm上取钱时接近她。在父母的允许下，她开始跟他约会。几乎是马上，那个人就把她带到了床上。回顾往事，麦克拉认为精神病医生“有点剥削”她，但她没有怨恨，因为她很感激他送的礼物，包括少量的钱。

在大学毕业获得法语荣誉学位后，麦克拉又去上了师范学院。之后，她暂时在蒙特利尔的夜总会做女招待，在那里寻求异国情调，诱惑男人买酒水以获得佣金。“我对此很擅长，也很喜欢做这件事。但是我想做更为严肃的模特工作，多伦多有更多的机会。”

回到自己家乡的城市，麦克拉在夜校教书，并为成为职业模特而奋斗。在这段紧张的时期，她开始与贾斯丁约会，此人年龄比她大，他一度成功的网络公司刚刚破产。贾斯丁鼓励她好好教书，麦克拉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一所中学的全职工作。她十分讨厌教学，以至于一说起此事就会哭鼻子。在她教书第二年的第一学期，麦克拉注册成为全职代课老师。有一年多的时间，尽管挣得很少，也没有任何福利，她还是很高兴。为了补充收入，她仔细阅读个人征婚广告的栏目。在选择“萨米”后，他向她索要照片，她送给他一个过去做模特时的影集。

萨米很喜欢那些模特照，并邀请麦克拉到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达连。他手捧鲜花在机场迎接她。尽管他个子矮小，超重，不好看，但他慷慨、体贴。他陪麦克拉购物和消遣，给她买昂贵的衣服。她最喜欢的衣服是一套皮装，“像汗水一样粘贴着我的身体”。麦克拉欣喜若狂：“萨米是一个喜欢为女人购物的人，而我是一个喜欢让别人为她买东西的女人。”后来，麦克拉用一个性游戏调戏他，结果，他们很快就上了床并发生了真正的性关系。毕竟他在她身上花了钱，她认为他值得。

回到多伦多，麦克拉每隔两三天就会收到萨米的来信。他向她抱怨他的妻子艾达，在他嘴里，艾达是一个与黑手党有联系、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并在街头混惯了的意大利女人。麦克拉向他暗示自己也有麻烦，但都是财务问题。萨米马上回答说：“对我来说，每月把钱存入你的银行账户是最简单的事情。”他问：“5000元行吗？”麦克拉回答说3000元。“我不想把他吓跑，我害怕把他榨干。我是说，他从这一单中得到了什么？”

麦克拉现在是一个羽翼丰满的情妇，一个“被包养”的女人，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贾斯丁。她向萨米隐瞒了贾斯丁的存在。她甚至不再做代课教师。但很快，她昂贵的口味促使她向萨米建议提高额度。从萨米的钱获益的贾斯丁，只能屈服，同意继续和她保持关系。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玩手段，给她增加了刺激和挑战感。

麦克拉下一次遇到萨米是在巴哈马群岛，当时萨米正与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一起度假。他为麦克拉预订了离他不远的五星级豪华度假酒店，这样，每当能够摆脱家庭义务时，他就来拜访她，带她购物，甚至用六个晚上中的三个晚上和她待在一起。“是我让他摆脱工作和妻子，这样的角色我演得还不错。”六天里，麦克拉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泡温泉。“萨米支付了一切费用，你可以说萨米甚至为我的呼吸付费。”

再回到多伦多，麦克拉的互相平行的风流韵事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贾斯丁既嫉妒又沮丧，开始酗酒。另一方面，萨米好像爱上了她。在多伦多黯淡和寒冷的2月，萨米给麦克拉送来了一张佛罗里达的机票，那里是此次旋风式棕榈海滩—拉斯维加斯“商业”之旅的第一站。贾斯丁哭了，但只能屈服，因为这些约会就是他们的面包和奶油。

在佛罗里达，萨米和麦克拉共居一室。她并不欢迎这一新的亲密关系，并发现在他面前，她经常心绪不宁。她也很难给贾斯丁打电话。尽管拥有狂欢式的购物和高级餐厅的聚餐，但麦克拉意识到，但她更喜欢萨米做一个大多数时间缺席的情人。

麦克拉穿着新衣回到了多伦多，她以和贾斯丁宣布订婚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关系问题。3月，麦克拉生日那天，萨米没有如约参加。麦克拉带着困惑，像她以前那样往他家里打电话。他的妻子艾达接电话说萨米在洗澡。麦克拉谢过后没有给他留话。在接下来的六天中，麦克拉试图联系萨米，但是他从不接电话，也不给她打回来。他还停止了她的月度付款。

但是，艾达开始在麦克拉的录音电话上留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可怕地提醒说艾达与黑手党有联系。麦克拉非常担忧，她和萨米的密友之一罗恩联系，看她是否处于危险之中。罗恩解释说，艾达发现了麦克拉是萨米的情妇，并当面质问萨米。两人干了一场恶仗，然后决定继续他们的婚姻关系。巧合的是，罗恩补充说，萨米遇到了业务颓势，陷入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

麦克拉做萨米情妇的日子就此到头。她再次成为一个试图做模特的代课教师。因为不让爱与性相关联，所以她觉得一夫一妻制难以忍受。尽管她爱贾斯丁，贾斯丁却厌烦她的性观点。

“男人们用给你钱花来表达爱情，我想要很多很多钱，”麦克拉说。此外，用性换钱对她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她总是对个人征婚广告动心。不知不觉地成为另一个像萨米一样的男人的情妇，是令她愉快的事情。

麦克拉为自己辩护，说她是性革命叛逆的孩子，一个愿意牺牲她的平等权利和个人与性自主权以换取定期巨款的女人。“我有这一工作的道德标准，”她解释说，“我认为男人应该得到等值的回报。”

现代情妇利用女权主义和传统所促成的现代标准来选择和评估她们的生活方式。各种因素影响着生活方式，包括性和情感的满足、男女平等、经济考虑和她们的婚姻观。今天，大多数情妇都是实用主义者，如果她们没有爱上已婚男人，她们不可能进入这种关系，许多女人更愿意得到妻子而不是情妇的身份。

另一方面，一些对历史上的情妇充满浪漫幻想的现代女人毫不犹豫接受金钱的馈赠。她们把经济支持视为情妇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是做情妇最吸引人的地方，而且常常是促使她们首先成为情妇的因素。在她们的情妇版本中，对她们情人的欲望来说，女权平等主义只能排第二位，而情妇之间的利害得失，以及与自己情人之间的利害得失，才是他们关系中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