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是由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拥护的性解放与男女平等思想所引起的。性革命引发了对所有双重标准的挑战，例如：谴责性自由的女人为荡妇，却同时称赞她们的兄弟为猛男；排挤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谴责同性恋是性变态。人权活动分子为妇女、为公民和为同性恋者打抱不平，争取他们的权利。但是，这需要实施新法以取代以前统治社会的各种偏见和不公，并需要尝试灌输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彻底改变每个人的思维或生活方式。无处不在的保守的“右翼派”仍援引《圣经》的权威来猛烈反对女性平等，想要让女性回到在男性“保护”下她们正当的位置。妇女们满足于传统的婚姻，许多妇女是无偿的家庭主妇，她们选择集中精力照顾家庭，拒绝接受新女人的角色。所以，一些年轻女人要么从保守的母亲那里找到认同感，要么反抗那些思想解放的妇女。可能还有一些一直坚持异性恋的妇女，突然受社会上普遍对男人否定的刺激，选择成为女同性恋，作为一种能够替代与男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选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同性恋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已经结婚、主张男女平等的妇女们也面临着许多选择。她们可以成为妻子或伙伴。她们可以采用自己丈夫的姓，或保留自己父亲的姓。她们可以按照严格的男女平等关系，协商婚姻安排，满足自己的需要。随着可靠、方便的节育措施尤其是口服避孕药的出现，她们能够实行节育和计划生育。随着法律慢慢与意识形态接轨，她们可以与男人共有财产，共担债务，如果离婚，她们可与男人共同抚养孩子。婚姻的形式和婚姻的本质都是灵活的：可以靠宗教维系，也可以根据民法，还可以根据约定俗成。而且，因为离婚的法律简便了，再婚则变得更为常见。
一度非常死板的定义，现在变得和它们所描述的关系一样灵活。特别是以前因为与非其丈夫的男人保持长期关系而被称为“情妇”的女人，现在可被视为女朋友、伙伴或伴侣。好像这还不足以让人晕头转向，许多已婚的男人和女人拒绝贬义的“妻子”“丈夫”和“配偶”这些术语，而是称自己为对方的“伴侣”。如今的定义更多取决于自我认知：女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自行决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别人应该叫她们什么。
一些女人，想当然把已消逝的过去，尤其是情妇制度浪漫化，寻求那些准备“包养”她们的志趣相投的男人。其他一些女人，则因偶然的因素而成为情妇，是在她们爱上既不与她们结婚也不抛弃她们的已婚男人之后。1
两个有名的女人成了这种种极不相同的关系的例证：帕梅拉·哈里曼和利莲·露丝。哈里曼给一连串超级富豪做过情妇，顺利走过了20世纪60年代，没有受到那个年代女权主张和修正主义对男女关系的解释的影响。露丝，一个有名的作家，不能完全放弃她的婚姻，同样也不能舍弃她的婚外男人。哈里曼和露丝都是出名的女人，但她们的故事反映了无数普通女人的情况，基于早期的道德习俗，她们的婚外关系不太受20世纪60年代的影响。
另一方面，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颂扬个人自主和性解放甚于谴责婚姻的虚伪性和束缚。她在小说和散文中探索和分析了她与同伴——先是让·保罗·萨特，后来是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热情而时有痛苦的关系。她的这些作品已经对几代妇女在自行决定她们与男人亲密关系的性质时产生了影响。
还有三个现代女性，虽然不为人知，却代表着大批同时代的女性，补全了我的关于现代情妇的讨论。这三个人都曾经是情妇，但她们的看法和经历各不相同。尽管如此，女权主义和新的男女平等的标准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她们每一个人。
帕梅拉·迪格比·丘吉尔·海沃德·哈里曼2：以情妇为专业
当帕梅拉·迪格比·丘吉尔·海沃德·哈里曼(pameladigbychurchillhaywardharriman)于1997年去世时，《泰晤士报》将她列为“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交际花之一”，《每日邮报》称她是“研究富人天花板的世界级专家”，接着又说，“当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时，他们会发现到处都是帕梅拉·哈里曼唇膏的痕迹”。3
帕梅拉的唇膏印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些人的嘴唇上，他们是她的三个丈夫：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churchill)(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儿子)、百老汇和好莱坞制片人利兰·海沃德(lelandhayward)(《音乐之声》《南太平洋》和《吉普赛人》)以及前纽约州州长和外交家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harriman)。还有一些想和她结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情人名单：意大利实业家詹尼·阿涅利、法国银行家埃利·罗斯柴尔德和最使帕梅拉伤心的爱德华·r.默罗。
帕梅拉·迪格比的父亲，是迪格比家族的第11个男爵，是英格兰多塞特郡的明特恩·马格纳(minternemagna)庄园的主人。这是座拥有50个房间、1500英亩的祖传豪宅，由22个住家仆人打理。但是帕梅拉贪图的是巨额财富而不是优雅舒适，因此她开始寻找能够提供万贯家财的丈夫。
尽管帕梅拉有一种丰腴之美和如火的红发，但是并没有吸引到符合资格的追求者。“英国人不喜欢她，”她的一位初进社交场合的年轻富家女子同伴回忆道。4在帕姆(帕梅拉的昵称)的余生中，她可能更喜欢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那些能够对她的青春活力和性开放做出回应的年龄较大的男人，他们能够给她提供足够的远远超过她父母的钱财。
这时，帕姆遇到了温斯顿·丘吉尔风流倜傥却嗜酒如命的独生子伦道夫·丘吉尔，他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就向她求婚。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伦道夫准备去服兵役。他认为自己可能战死沙场，所以迫切需要一个女人来传宗接代。帕姆，既健康又富于魅力，似乎是个好苗子。尽管至少有另外八个女人拒绝了他，但帕姆接受了这个无关爱情的提议。他们宣布订婚后没几天，她就和伦道夫结婚了。
帕姆很快就怀孕了，小婴儿温斯顿的诞生使她永远扎根在了丘吉尔家族。而伦道夫，在他的新娘生孩子时还与另一个女人上床。现在对她来说，他已变得可有可无了。
对帕姆来说，小温斯顿也是如此。帕姆把儿子委托给朋友家的一个保姆就算了事。然后，没有了儿子或丈夫的妨碍——丈夫已经去参战了——帕姆就沉溺在两种生活之中：一种是在资深政治家丘吉尔的羽翼之下，有影响力和有声望的公开生活；一种是拥有很多情人、令人兴奋的私人生活。
她的一个情人是已婚富豪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他正在伦敦出差。当他站在这个温斯顿·丘吉尔儿媳的旁边时，帕姆被这个瘦削、有气质的美国人深深打动。埃夫里尔开始给她提供一套很好的公寓和收入。即便知道他的新情妇和其他男人有性关系，他似乎也并不介意。
之后埃夫里尔从伦敦调往莫斯科。爱德华·r.默罗，这位在伦敦向其他的美国同胞报道最新战事的电台广播员，接续埃夫里尔成了帕姆的主要情人。帕姆非常喜欢爱德华·默罗，她不在乎他的不富裕，反而看重他作为一流记者的身份。
尽管爱德华有妻子珍妮特，但帕姆仍认为他是很好的结婚对象，所以再婚是她的首选。1942年秋天，她设法与伦道夫·丘吉尔分居，但继续保持她是前公公局内人的身份。将爱德华从珍妮特身边夺走，使自己成为爱德华的新妻子，对帕姆来说，能有什么困难吗？
但事实上帕姆很难走出困境：一方面，珍妮特因绝望而卧病不起。另一方面，爱德华请求珍妮特离婚，但爱德华的老板威廉·佩里却强烈建议爱德华不要为了那个他称为“本世纪最寡廉鲜耻的妓女”离开珍妮特。5不久，爱德华和珍妮特和解了，后来，在十几年的无子女婚姻后，珍妮特怀上了一个孩子。
帕姆仍幻想有机会赢得爱德华。在凯西·默罗出生后一个月，帕姆起诉与伦道夫离婚，并飞到纽约恳求爱德华，或者可能想用她的魅力征服他。但是，形势对她非常不利。“凯西赢了，”默罗这样给帕姆发电报要求最终结束他们的关系。6他对一个朋友透露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爱帕姆一样爱过其他人，但老天却不是这么设计的。”7
也许是为了减轻痛苦，帕姆与埃夫里尔鸳梦重温。1946年埃夫里尔被任命为商务部长时中断了他们的关系，但他只是在1950年停止为帕姆付房租，并继续为她支付不菲的年薪大约30年，直到他娶了帕姆。帕姆享受情妇的特别待遇，但却不尽一点义务。
虽然帕姆被甩了，但她并不灰心，她逃到了热烈欢迎她的巴黎。在那里，丘吉尔的名字富有魔力，帕姆流利但并不完美的法语令人倾倒。富有和有名的情人很快就出现了，他们急于体验帕姆的魅力并确实为此感到自豪。
作为一名情妇，帕姆是最高级别的事件策划师。她记得某一位男人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喝什么品牌的酒。她能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引出最新的八卦，并像小小的珍宝一样把它们展示出来。她知道任何重要人物，并在他们中间穿针引线。
尽管帕姆是一个专业情妇，但她并不热衷于性行为本身。她了解性关系在吸引和绑定一个男人时所起的作用，所以她视性行为为一种重要策略，但绝不是最为重要的。
她还能让情人和自己都享受到快乐。“她只是无意识地冒用情人的身份，仿佛正对他们进行温和的攻击，”她的朋友利奥诺拉·霍恩布洛解释说。在帕姆成为菲亚特继承人詹尼·阿涅利的主要情人期间，帕姆学会了有意大利口音的意大利语，在英语中搜索意大利语单词，并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当帕姆和把她看作欧洲艺伎的法国大亨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一起时，她喜欢接电话时说“ici帕姆”(ici，法语“这里”)。但如传记作者莎利·比德尔·史密斯观察的那样，“通过成为包养她的男人的完美扩展，帕姆的工作做得特别棒：任何拥有财富或地位的男人不会娶她，因为他们知道她当情妇当得太好了。”8
百老汇和好莱坞制片人利兰·海沃德是第一个向帕姆投降并娶她的情人。1960年，帕姆·迪格比·丘吉尔最终实现了其终极目标：与有钱有地位的人结婚，让丈夫供养她过奢华的生活。当海沃德让他的妻子离婚以便能与帕姆结婚时，她轻蔑地说：“无论你做什么事，都要为你的安全着想，为你的尊严着想，不要娶她。您根本不必娶她。没有人会与帕姆·丘吉尔结婚。”9
在利兰1970年去世后，帕姆又遇到了埃夫里尔·哈里曼，他现在是一个因妻子死亡而身心交瘁的79岁的鳏夫。帕姆没有浪费时间。她安慰他，给予这位老人他仍渴望的性。六个月后，帕姆和埃夫里尔结婚。保守的帕姆改头换面，变成了民主党的筹款人，并使自己成了其出身名门的新任外交官丈夫不可或缺的人物。
尽管帕姆有着奇怪和从某种角度来说可疑的过去，但她的金钱、私人友谊、政治头脑和致力于为民主党筹集资金的意愿，征服了她的反对者。帕姆成了一个重要的女主人，人们都渴望得到她的邀请。
埃夫里尔死于1986年，帕姆为他操办的葬礼花费了171082美元。他给她留下了巨额财产，包括股票、房地产、艺术品和珠宝。帕姆把这些钱一部分花在了整容手术上。她的脸部轮廓得到修饰，巧妙地突出了她的漂亮，之后，大腹便便、皮肤下垂的61岁老人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美人。
1993年3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授予这个不知疲倦的民主党人美国驻法国大使的头衔。帕姆大使干劲十足地履行了她的职责。
1997年2月，帕梅拉·哈里曼在她经常游泳的巴黎丽兹酒店的游泳池癫痫发作，死于严重的脑出血。正如她的讣告指出，帕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情妇：在和她的两个情人结婚的过程中，她获得了许多别的情妇未能获得的成功。在帕姆寻找经济保障的过程中，她设计了自己的策略——为了得到詹尼·阿涅利，让自己意大利化；为了得到埃利·罗斯柴尔德，让自己法国化；为了得到利兰·海沃德，让自己美国化；为了得到埃夫里尔·哈里曼，让自己成为民主党人。
其他策略可从奥维德的《爱的艺术》有关情妇的指南中获取，该书专门谈论情妇问题，诸如要专注那个你意中的男人，一丝不苟地梳洗自己，以更漂亮的衣服展示自己，以兼作金融资产和提供稳定生活保障的珠宝装饰自己，还有帕姆的专长——视配偶为一次性用品而弃之不顾。
性革命并未影响到帕梅拉·哈里曼——在性自由时代她已和任何一个时尚女孩一样无拘无束。但是，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和对女性屈从于男性权威的攻击，对她并没有产生影响；她像变色龙那样适应着她当前的情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大使一职是一种新的对待女人的公开态度的副产品，而帕姆是人们通过长期奋斗把理论变成现实的受益者，并因此获得显赫的身份和高阶位的工作。
利莲·露丝10：40多年妻子般的情妇
1945年，当主管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shawn)为《纽约客》杂志雇用20多岁的利莲·露丝(lillianross)以替代一名去二次世界大战战场服役的男性时，他担心这个女孩可能会认为事实报道比较困难。幸运的是，利莲很棒，她的“来自小镇的谈话”的报道很快确立了她一名不错作家的身份。
尽管利莲有职业抱负，但她不属于超前的女权主义者。她认可她父亲的观点：女人需要一个好心男性的保护。她认为她会遇到这个人并与之结婚。多年来，利莲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她和肖恩先生(她称为比尔)是怎样慢慢接近对方的。这时，比尔已开始把爱情诗放在她的桌子上。一天晚上，当他们工作到很晚时，他对她表白，这使她大吃一惊。
这时是1950年，比尔·肖恩是个家有孩子的已婚男人。他不打算离开已经结婚22年的妻子塞西尔。与此同时，他在利莲接受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长期任务前一直追求她。在利莲在加州的一年半期间，比尔经常给她打电话，但令人宽慰的是，他从未提起爱情。
就在比尔·肖恩被任命为《纽约客》的新总编、以取代已死的哈罗德·露丝之前，利莲于1951年返回纽约。比尔重新开始了他的求爱。一天上午，他们双双离开办公室，去广场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一直待到晚上，就像多年的情人一样轻松和亲密地做爱。
最初，比尔出名的离群索居使得保守他们的秘密比较容易，但是他心中充满了对欺骗塞西尔的愧疚，从很早起就决定告诉她实情。塞西尔深受伤害。尽管如此，她选择保留她的婚姻，不管它变得多么虚伪以及对比尔来说多么难以承受。
尽管比尔为塞西尔的痛苦而内疚，但他认为不能失去利莲。她也是饱受折磨——“我不甘心做‘情妇’，”利莲写道，“我觉得我不是情妇。比尔告诉我，我是他的‘妻子’，我感觉我就是妻子。”11但是，每当比尔离开她的公寓，回到几个街区以外塞西尔和他儿子们——华莱士和艾伦的家时，她就知道她不是“妻子”。
1953年，利莲再次出逃，这次是去巴黎。比尔打电话给她，说他不能忍受见不到她的“这种拖延的痛苦”，但对他们的爱会克服任何障碍表示自信。12利莲返回了纽约，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做了他40多年的情妇。
“我们的生活，”她和比尔这么说，“不是婚外恋，”而且肯定不是“情妇情夫”，这一点对利莲很重要。对利莲来说，情妇就是老掉牙的电影中的女人，睫毛膏涂染得很重，穿着睡衣，坐在一旁生闷气和涂指甲。13在离比尔另一个家仅几个街区远的公寓，利莲和比尔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比尔装饰着这个家，购物，和利莲做爱，然后离开抽空陪他的家人，返回，再离开。在比尔单独的卧室中，睡前最后一件事是给利莲打电话。早上，他接她上班，然后一起吃早饭。他们又一起吃午饭、晚饭。在《纽约客》的办公室，他们是同事。
夏天则比较难过，因为这时比尔要陪塞西尔在比较凉爽的郊区度假。利莲会发怒并起疑心。比尔会告诉利莲，没有她，他简直无法继续活下去；在遇到她之前，他一直是在过别人的生活。“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反复地这样说起他的婚姻。利莲曾经咨询过一个精神病医生，经过一段时间后，医生建议她不要做精神分析。“请记住，所有体面的人都感到内疚。”他指出。
比尔忍受了一辈子的内疚和抑郁，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总是质疑自己的存在——“我是谁？”他会问，“我是真的在这里吗？”14他的婚姻使他窒息，他的工作使他精神崩溃；他一直同自杀的念头做斗争。但是和利莲在一起，他又是罗曼蒂克和意志坚定的。他们的爱情是“不变的”，他说，“我们必须永远相爱。像现在这样，让它定格在进入永恒圣洁亮光之时刻”。15他对身体和灵魂的忠贞做出神圣的承诺。“我们的爱情有它自己的规律，”他经常这样说。16
利莲深信他对她的爱和忠诚，这一信念支撑着她。她接受了其情人的双重生活，接受了塞西尔对比尔日程安排的控制，接受了塞西尔避免对华莱士和艾伦提起利莲的决定。利莲还自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比尔：因为他不喜欢吸烟、喝酒和超速，所以她放弃了香烟和马提尼，并且只有当她独自驾驶时才超速。
在经过家人和朋友起初对他们的关系反应消极、谈论他们婚外恋不道德后，利莲和比尔得到了社会认可，并不再试图隐瞒自己的爱情。他们一起吃饭，购物，听音乐会，看电影，在纽约街头手拉手散步，开着他们绿色的“胜利”跑车一起度假。
《纽约客》——他们共同的爱——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尽管无休止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令比尔难以忍受，但他对杂志的奉献有目共睹，而且他非常喜欢工作时“友好、温和、自由、轻松随意和民主的气氛”。17利莲——比尔事业上的灵魂伴侣——认为，他们的爱情“增强了我们工作中共同的快乐”18。
到20世纪60年代，利莲非常想要孩子，尽管未婚怀孕会面临严重后果，但她和比尔都认真考虑了这一问题。一场必要的子宫切除术结束了这个梦想，他们决定领养一名婴儿。埃里克于1966年出生在挪威，利莲独自一人去把他带到了美国。比尔在机场等着，边挥手边流泪。“我们三个人进了出租车，回家，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利莲高兴地说。19
利莲不是一位单身母亲——比尔一心一意地给埃里克当爸爸，作家j.d.塞林格是埃里克的教父。尽管比尔和利莲都是犹太人，但他们让埃里克在基督教堂接受洗礼，和在挪威一样。他们把他们的儿子带到一切地方，包括到《纽约客》的办公室。利莲还告诉埃里克她和比尔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尽管貌似一切正常，但比尔的家庭责任使他经常离开利莲和埃里克。有时，当他赶到利莲的公寓时，她能看出他“从家中带来的规劝、指责和内疚”20让他绝望。
感恩节和圣诞节属于塞西尔，但平安夜属于利莲，每当他们在新年除夕分开时，比尔会在午夜给她打电话。比尔现已成人的儿子艾伦和他的妻子牙买加·琴凯德，邀请利莲到他们家，并让她进入他们的家庭生活。
1987年，当比尔80岁时，在《纽约客》被卖给新的主人后被迫退休。利莲对比尔受到的待遇极为反感，因此当比尔请求她和他一起离开时，她愉快地同意了(她在他1993年去世后又回到那里)。
在共同退休期间，利莲和比尔一起写作，利莲设法帮助他发现自己的独特的声音。但是比尔认为他创作的一切都不是他想写的东西，因而弃笔不写。有一段时间，比尔还为出版社编辑图书。
1992年复活节那天，比尔患上了病毒感染，只能待在塞西尔家他的卧室中。尽管他每天早上给利莲打电话，但利莲开始发现自己不是比尔合法妻子的损失。当比尔跌倒受伤，好几天不能给利莲打电话时，利莲几近发疯，最后她联系了华莱士，让他告诉她他父亲的情况。利莲不能和比尔一起庆祝他85岁的生日；这个生日比尔在家同塞西尔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度过。12月9日，利莲打他的私人号码，第一次是塞西尔接的电话。“他走了，”她告诉利莲，“他是在我的怀抱中去世的。”21《纽约时报》刊登了比尔的讣告，一大串名单中有塞西尔和他们的孩子，利莲·露丝，40多年来他的妻子般的情人，没有包括在内。
性革命对利莲·露丝的影响很小。尽管她有远大的职业抱负，但她的思想却来自传统价值观和其评价情侣关系的标准。到20世纪60年代，她已经和比尔·肖恩建立了未婚情人关系，她为自己的道德做出辩解，理由是比尔婚姻不幸，比尔坚称塞西尔只是他名义上的妻子，没有利莲比尔就活不下去。利莲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可与妻子媲美的妻子，没有必要用新自由主义来改变或维护她的生活。
西蒙娜·德·波伏娃22：并未真正履行的协议
作为年轻女人，帕梅拉·哈里曼和利莲·露丝两人确实都非常想结婚。但是，在早期，为现代女权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的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即认为婚姻制度是虚伪和极其单调乏味的而拒绝结婚。让-保罗·萨特——她的哲学家、小说家和散文家同伴也是这样，他们两人建立了非常令人费解的情人关系，以至于在他们身后近20多年，他们的传记作者仍继续对之进行分析和诠释。
1929年，哲学专业学生萨特和波伏娃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通过期末考试而毕业，在他们余下的共同生活中，她自愿排在他之后的第二名。“从我15岁起，萨特就完全是我所渴望的理想伴侣，”她写道，“看到他，我的浑身燃起炽热的渴望。”23
毕业使西蒙娜谋得了她所渴望的教师一职、薪水和独立。她和萨特还同意订立两年可更新的“自由协定”：他们会用两年时间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关系”，并彼此保持忠诚。然后，他们会分开两三年，但保证知道彼此是对方“最重要的”爱，尽管他们可以自由体验“偶然发生的”爱。在许诺彼此永远忠诚并预计他们的关系不同于婚姻，决不会变成责任或习惯的情况下，他们缓冲了彼此不忠可能造成的痛苦。
按照波伏娃-萨特的模式，婚姻是一种和资产阶级体面有关、靠虚伪维持的过时制度。他们使“自由协议”与“公开协议”相关联——彼此既不会撒谎也不会隐瞒任何事情。西蒙娜欣然接受了这份协定，视之为一份萨特决不会让她深受自欺欺人之害的保证。但是，萨特在遵守其协定方面始终不讲诚信。他曾经承认他向他所有的女人撒谎，“尤其是对海狸”，他这样叫西蒙娜。24
尽管萨特有许多公然的私情，但他总也得不到性的激情。因为他个子矮小，身材短粗，眼睛外斜视，相貌平平，他从来不相信女人会真的喜欢他的身体。另一方面，西蒙娜是一个非常喜爱感官享受的人，总是受身体欲望的驱使。一位朋友回忆说，“她非常漂亮……一双迷人的眼睛，一个漂亮的小鼻子”25。男人们热切地回应着她自然的美丽和智慧。西蒙娜经历的恋爱事件给她留下了“激情燃烧的阵痛”，这些“暴虐”和“火热”的欲望“以雷霆万钧之力”击中了她。西蒙娜和许多男人以及一些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她无法控制她的身体渴望，这使她备受折磨。更糟的是，她不敢向萨特吐露，结果因违反其公开誓言而使问题更趋严重。“我的身体变成了我们之间的绊脚石而非情谊纽带，”她写道，“我对此非常愤恨。”26
很早的时候，西蒙娜就患上了通常因饮酒促发的抑郁症。她会静静地坐着喝酒，然后爆发出阵阵的哭泣。为了应付她的情感抑郁(萨特将之比作精神分裂症)，也为了保证他们能一起获得教学岗位，萨特提出求婚。但西蒙娜拒绝了。她下决心要克服对萨特的依赖，并独自前往马赛教学。尽管如此，这对恋人同意改变原始协议，将分离一直推迟到他们30岁。
在五百多英里外的勒阿弗尔，萨特继续鼓励西蒙娜不要放弃她的理想和她对哲学真理的追求。他写情书——“亲爱的，你不知道我每时每刻都非常想你……我满脑子都是你决不会离开我、我跟你还有很多话没说的想法。”27西蒙娜通过两周一次的马拉松远足战胜抑郁症，刺激智力。一年后，在她被调到鲁昂后，可以一周三天和萨特待在一起，她开始写小说。她还批评萨特的写作计划，萨特总是接受她的建议。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萨特因服用麦司卡林而陷入抑郁和一种狂热的病态。后来，他受到幻觉症的困扰，幻想一个一个巨大的龙虾在他身后爬着追他。萨特的不幸缘于他未能实现他梦想的伟大成功。这时，西蒙娜断定萨特缺乏哲学家的才能。她说服他集中精力搞文学创作，这最终带来了他所渴望的成功。
1935年，17岁的奥尔加·科萨基也维茨(olgakosakievicz)和西蒙娜与萨特“住在一起”。作为代孕子女，奥尔加是第一批加入萨特-波伏娃“家庭”的西蒙娜的门徒。她也是少数没有成为萨特情人的人。萨特，在“最低点……我的疯狂行为”中，对困惑、抑郁和反叛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怀有一种狂热的激情。
从哲学方面，西蒙娜视大量的三人性交为一种她和萨特通过一个密友的眼睛来看清彼此的方法。但是尽管奥尔加敬佩萨特，但却发现他生理上令人反感，因此拒绝和他发生性关系。与此同时，奥尔加利用萨特对她的痴迷迫使他完成她的所有愿望。萨特太迷恋奥尔加，以至于有时西蒙娜怀疑“我全部的幸福是否依赖于一个巨大的谎言”28。不久，她一想到未来有奥尔加在他们中间就怕得要死。
第二年，萨特因成功诱奸奥尔加的妹妹旺达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而萨特却急于把他的胜利与西蒙娜分享。萨特的另外一些女人经常用她们和萨特做爱的细节来逗她开心。西蒙娜的传记作者迪尔德丽·贝尔说，西蒙娜“感到羞耻、悲伤，也为自己与他合谋和其他人却几乎从来不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不当行为感到困惑”29。
西蒙娜则在与一系列男人和年轻女人的关系中寻求性的满足，其中一个情人是奥尔加的男朋友雅克-洛朗·博斯特。西蒙娜主动发起了这场恋爱，并向萨特进行了详细描述——就像被爱情所驱使一样，这场恋情一定是被复仇所驱使。西蒙娜还在她1943年的小说《女宾》(shecomestostay)中阐述了她对奥尔加-萨特关系的看法，在小说中，泽维尔是奥尔加，皮埃尔是萨特，弗朗索瓦是西蒙娜本人。弗朗索瓦指责皮埃尔对她的爱变得冷漠，当他否认时，她告诉他他的感情“里面是空的……就像《圣经》中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弗朗索瓦试图与泽维尔建立一种炽热的友谊，她视此为拯救自己唯一的办法。在泽维尔拒绝她的提议后，弗朗索瓦杀死了泽维尔，并把他杀现场伪装成自杀现场。
在现实生活中，接替科萨基也维茨姐妹的是西蒙娜其他的门徒。萨特总是和西蒙娜串通诱奸她们，以致她被指控为他拉皮条。她否认了这些指控。萨特用她的名义来引诱她的学生，她告诉迪尔德丽·贝尔：“要确保他得到他正好想要的东西……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当一对夫妻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们会为对方扮演角色、担负责任……你不会介意为你所爱的人扮演这些角色使事情变得更为容易。”30在随后的几年中，每当有女人拒绝萨特的求爱时，她和萨特对初期的拒绝进行分析，从而为怎样处理这种情况找到秘诀。
1939年夏天，萨特提出更改他们的协议：从此以后，他们将一直在一起，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彼此。最初，西蒙娜很震惊，然后，就幸福地同意了。
六年后，因为深深爱上了一位住在美国的法国女演员，当萨特摧毁了这一幸福。多洛雷斯·瓦内蒂·厄莱雷奇(doloresvanettiehrenreich)，曾经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雷顿(andrébreton)的情妇，现在与她的美国丈夫分居。多洛雷斯活泼娇小，比萨特还矮，与萨特其他所有的女人不同，她不愿意西蒙娜与她分享萨特。多洛雷斯不是偶然之爱，她也认为他们的爱是至关重要的。萨特告诉西蒙娜他爱多洛雷斯，想跟多洛雷斯每年在一起几个月。西蒙娜闷闷不乐地想着这一安排的言外之意，然后直截了当地问他她和多洛雷哪个更重要。萨特的回答模棱两可：多洛雷斯对他非常重要，但是，他是和她，西蒙娜，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