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文学作品所创造的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真实生活的反映。许多经典小说专门描写人们最熟悉和最普遍存在的社会习俗、婚姻生活和通常与之相伴的情妇秘史。在这些作家创造的世界里，虚构的情人和现实中的情人颇多相像。许多女主角(或者非传统的女主角)是追求美满婚姻的老处女，或者是，婚姻幸福或者不幸的妻子。另外一些女主角则是由于因爱和欲望、偶尔是因胁迫而陷入不正当关系的情妇们。
下面介绍的是西方文学中最有影响和最著名的情妇典型。虽然简·爱和艾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创作者不允许她们为了即使最火热的爱而成为情妇，我也把她们包括在内。
这些女人的故事如此动人心弦，使得几乎所有的故事都被翻译成好些种语言，改编成剧本并被搬上银幕。下面的讨论并非要进行文学批评，而是为成千上万的读者理解和诠释这些小说提出一些建议，尤其是看待其中的情妇。
简·爱1：拒绝成为情妇
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一个矜持的年轻牧师的女儿，写了一部令世界为之注目的小说《简·爱》。这是一部关于另一个矜持的年轻女人的小说，她的爱情故事是曾被人讲过的最有影响力的故事之一。简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主角，却是一个瘦小、相貌平平的孤儿。她接受教育后做了贵族的家庭教师。她的职责是培养贵族的女儿们掌握能够给适婚年轻男性和其母亲留下深刻印象所需要的技能，包括：跳舞、绘画、女红、讲法语和书法。她还是一个有高度原则性、有独立见解和道德纯洁的人。
简被迅速推入到现实世界的不伦之恋当中。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小阿黛尔——乡绅爱德华·罗切斯特的小女儿。罗切斯特35岁，眉头紧蹙，脸色阴沉，性情暴躁。和简在一起，他时而严厉冷漠，拒人千里，时而又爱开玩笑，倾吐心事。
在这样一个亲密的时刻，罗切斯特透露说阿黛尔是他过去的情妇——已故法国芭蕾舞演员席琳·瓦伦的亲生孩子。他告诉简，尽管他长相丑陋，但他相信这位“高卢的窈窕仙女”崇拜他，所以他“把她安顿在宾馆，给她配备了全套的仆人、马车、羊绒、钻石和珠宝首饰等”。一天晚上，罗切斯特吃惊地发现他的情妇和另一个情人——“一个愚蠢和邪恶的青年”在一起。在妒忌心的折磨下，他悄悄站在那儿，偷听他们粗俗和无心的聊天。当听到席琳嘲笑他如此丑陋畸形时，罗切斯特对她的激情立刻就被浇灭了。
他们的恋情当场结束。罗切斯特走进席琳在宾馆的房间，命令她腾出房子。然后，他向她的情人发出决斗的挑战，结果是在她情人“那弱不禁风的可怜胳膊上”，留下了一颗子弹。但是，如何处理年幼的阿黛尔？——他已错误地认定她是他的女儿。“我……把这个可怜的东西带出了烂泥坑，带出了巴黎，”他向简解释道，“把她移栽在这里，是为了让她在英国乡村花园健康的土壤中纯洁地成长。”
罗切斯特的故事概括了他对情妇的看法，简也有同感。情妇就是智力和道德有限的堕落的女人。她们奸诈、唯利是图、易变，通常有外国背景，任何与她厮混的男人都是在冒险。
虽然这位有点“古怪和未经世事”、18岁的家庭女教师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适合听到此类淫秽、隐秘故事的知己，但简还是把这个故事作为送给她的谨慎的礼物接受下来。她对隐藏在他的阁楼上的疯妇人也同样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没过多久，简意识到，她深深地爱上了罗切斯特先生。
罗切斯特先生公开炫耀地追求一个简认为他会娶其为妻的富有且势利的美女。由于他把握着整个局面，所以简不得不对他公布自己的爱情：“你以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吗？”听完这些话，罗切斯特即向她求婚。“我把我的手、我的心奉献给你，请你分享我所有的财产，”他说，“我请求你在我身边度过余生——成为我的另一半，世界上最好的伴侣。”
罗切斯特先生安慰她说，他从来没有打算娶其他任何人。除了对自己缺乏财力的隐隐担忧外，简感到一种奇妙的幸福。“我不会做你的英国席琳·瓦伦，”她宣布，“我应该继续做阿黛尔的家庭女教师。”
到了他们举行婚礼的日子。但是当他们站在主持婚礼的牧师前面的圣坛边时，一位陌生人打断了仪式并宣布说：“罗切斯特有妻子，而且她现在还活着。”
简的世界被摧毁了。那个隐藏在罗切斯特先生阁楼上的女人是他的合法妻子——“疯狂、邪恶、残暴”的伯莎·梅森是三代疯女人加上外国佬(克里奥尔人？)结出的恶种。简险些使罗切斯特先生成为重婚者。更恶劣的是，“那个男人差点让我成为他的情妇：我必须对他冷若冰霜，”她发誓说。
罗切斯特先生绝望地乞求简和他一起去法国南方，在那里像夫妻一样生活。“决不必担心我会引诱你上当——让你成为我的情妇，”他恳求道。为了使她信服，罗切斯特描述席琳·瓦伦之后他的两个情妇：意大利人嘉辛塔“肆无忌惮，性格暴烈”，德国人克莱拉“反应迟钝，没有头脑，很不敏感”。“这是一种苟且偷生的生活。雇一个情妇之坏仅次于买一个奴隶：两者就本性和地位而言都是低下的……现在我讨厌回忆同席琳、嘉辛塔和克莱拉在一起的日子。”
为了避免成为罗切斯特的英国情妇的诱惑，简逃到了农村。她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身无分文，又冷又饿。在几乎饿死之际，她得到了两个虔诚的姊妹和她们有狂热信仰的哥哥圣约翰·里弗斯的友好照顾，在她恢复健康后，他们给她提供了一份朴素但体面的生活，就是教乡下的孩子们。有时，简渴望她所拒绝的生活：“住在法国，做罗切斯特的情妇，花大半的时间陶醉在他的爱中……一个在马赛做黄粱美梦的奴隶。”
简·爱简单的生活因圣约翰的求婚而变得复杂，圣约翰希望她能陪伴他去印度做传教士。简不爱他，知道他只是把她视为一个伙伴。在她为此而纠结时，她听说一个她不知道名字的叔叔去世，并给她留下了一份财产。经济上的突然独立，催促简急忙穿过乡村去找罗切斯特先生，现在她可以成为他的朋友，而不必成为他的情妇。
罗切斯特先生此时已是劫后余生。他的精神失常的妻子已经烧毁了他们的房子，自己也在大火中丧命。罗切斯特先生虽然幸免于难，但严重烧伤，双目失明。他仍然深深爱着简，就像简没有离开一样——现在，简回来了。“简，你会嫁给我吗？”他轻轻地问。“是的，先生，”她回答说，她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知足。
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意想不到的几件事情把她锻炼得更为坚强——将她从情妇的耻辱中解救出来。夏洛蒂·勃朗特告诉我们：只有在婚姻中，简才会陶醉在她和罗切斯特先生磁石般的相互吸引中。
海丝特·白兰2：深爱冲破清规
自从1850年成为美国文学的人物画廊，清教徒的背叛者海丝特·白兰就象征着性反抗和通奸。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将以罪恶和救赎为主题的小说《红字》的背景放在17世纪清教徒政教合一的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在那里，通奸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
《红字》的开场是海丝特走出殖民地监狱，她因犯通奸罪被关了进去。海丝特是一个英国移民，她的丈夫还没有来美国和她生活在一起。海丝特的怀孕和她刚出生的女儿证明她有婚外情。更糟糕的是，她坚决拒绝说出情人的名字。
海丝特在这本书中被描述得非常美丽。她个子高挑，曲线动人，头发又黑又密，“非常有光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典雅大方，是一个似乎不屈服于困境的端庄女人。在心怀不满的乡亲们的注视下，海丝特抱着她的女儿小珠儿走上了绞刑台，但是她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被判站三个小时，这成了她一生的耻辱。
除了在绞刑架下公开示众，法官还下令：在海丝特的余生中，她必须在胸口佩戴“a”字(通奸adultery的首字母大写)，作为她犯罪的一个不变的象征。但海丝特使他们泄气：她现在戴着一个令人震惊的猩红色的“a”字，绣得非常华丽，似乎是要把她与其他人区分开，而非象征着她的耻辱。
女性看客们既愤怒又充满报复心。“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最丑和最残忍的女舍监们狂怒地说。阿瑟·丁梅斯代尔牧师恳求海丝特“说出犯罪同伙和难友的名字!”“我永远不会说的!”海丝特喊道，“但愿我能在忍受我的痛苦的同时，也忍受住他的痛苦!”“一个女人的心胸是多么坚强和宽阔啊!”丁梅斯代尔牧师敬畏地惊呼道。
示众之后，海丝特被送回监狱。小珠儿生病时，监狱方面叫来了一个医生。他就是罗杰·齐灵渥斯，这个驼背男人就是她不爱的丈夫，海丝特早先在人群中已认出了他。他最终跟着她来到了新大陆。
齐灵渥斯责备了海丝特，但声明在她的悲剧中自己也有份，她现在的情况不算什么。他宣称：“从我们新婚燕尔，一起走出那古老教堂的门坊的那一刻起，我就应该看到：在我们道路的尽头燃着红字的熊熊烈火!”
海丝特插嘴说：“我一向对你很坦率。我没有感受到爱情，我也不想装假。”
齐灵渥斯表示同意，但解释他是如何渴望点燃她爱情的火花。她承认她背叛了他，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齐灵渥斯说：“是我先委屈了你，我把你含苞的青春同我这朽木错误地、不自然地嫁接在一起，从而断送了你……在你和我中间，天平保持了相当的平衡。”
尽管她丈夫表示谅解，但海丝特拒绝了他的说出其隐蔽情人的请求，齐灵渥斯发誓要搜寻他的下落，大概是想揭穿这个奸夫的真面目并起诉他。与此同时，齐灵渥斯要海丝特发誓不说出他本人的身份。
七年后，海丝特被从监狱释放，对其不被世间容许的爱情仍全无悔改之意。她甚至梦想“与情人结婚”。后来，海丝特成了殖民地最受欢迎的女裁缝。她还向穷人捐赠食品和衣物，安慰受苦和贫困的妇女。
像大多数堕落的妇女一样，海丝特最大的软肋是她的孩子。正如身为清教徒的公民们所辩论的那样，像她这样的罪人能被允许抚养她的小珠儿吗？海丝特发狂地向丁梅斯代尔牧师呼吁，牧师代表她向殖民地当局求情。小珠儿仍然与她母亲住在一起。
与此同时，齐灵渥斯确定有病且独身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是海丝特的情人。“这个人，尽管他看来极其高尚神圣，但从他父亲或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强烈的兽性，”他沉思自语道，“让我们沿着这一矿脉再向前掘进一点吧。”因为海丝特无力阻止他，齐灵渥斯假装关心丁梅斯代尔的健康，并搬去和他同住，成为他的主治医生。
一天，海丝特在森林中碰到了丁梅斯代尔。他告诉她，他对自己的罪孽感到绝望，他还表明她的红字不啻是一种慰藉，不像他心里的秘密让人羞愧。海丝特回答说，他的羞愧也不完全是个秘密，因为有个人知道他们曾经是恋人，而且现在就和丁梅斯代尔住在一起。丁梅斯代尔被吓坏了。“那个老家伙的复仇心比我的罪过更见不得人，”他愤愤地说，“他阴险地凌辱了一颗神圣不可侵犯的心灵。你和我，海丝特，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海丝特附和道，“我们的所作所为本身是一种神圣的奉献。我们是这样感觉的，我们对彼此也是这样说的!”说完这一番清晰表明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性关系的话后，海丝特说服丁梅斯代尔和她一起逃到欧洲，摆脱罗杰·齐灵渥斯对他恶毒的戏弄和报复。“未来还是充满尝试和成功的机会。还有幸福等待你去享有!还有好事要你去做!”在为未来的共同生活做准备时，海丝特扯掉了她的红字。
但是齐灵渥斯发现并挫败了他妻子的计谋，她生病的同谋经过这一最新的打击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在小说的大结局中，丁梅斯代尔登上了声名狼藉的绞刑台，海丝特和他们的女儿小珠儿陪着他。通过这最后和迟来的向清教徒法院的自首，丁梅斯代尔挫败了齐灵渥斯对他的威胁。“即使寻遍全世界，”懊丧的齐灵渥斯抱怨道，“除去这座刑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解脱。”
在清教徒们的目光中，丁梅斯代尔亲吻了他的女儿，和海丝特说再见。“我们难道不能再相会了吗？”她低声说，“我们难道不能在一起度过我们永恒的生命吗？确确实实，我们已经用这一切悲苦彼此救赎了!”
丁梅斯代尔死了，齐灵渥斯很快也随他而去。海丝特成了殖民地的智慧女人。她向那些人许诺说，在未来的人间天堂，男人和女人会陶醉在基于“共同的幸福”而建立的关系中。
海丝特活到很老才去世。人们把她和丁梅斯代尔合葬在一起，共立了一个墓碑，尽管她的尸体与他的稍稍拉开了距离，“仿佛两位长眠者的骨骼无权相混”。即便是身后，他们也为生活严格的规条所制约。
“作为一种伟大的道德教育，这部小说超出了所有反对罪的布道的影响……《红字》的意义就在于此，”《波士顿晚报》在1850年3月热情地评论道。3但是，霍桑同时代的人从他这部劝诫性畅销书中学到了什么呢？在他们那个时代，当浪漫的爱情日益作为婚姻的动机而受到重视时，霍桑把海丝特写得特别美丽，而与她匹配的丈夫却是丑陋畸形、令人厌恶，他让她待在充满敌意的他乡，放任不管。即便如此，当她和年轻的牧师抵挡不住激情的诱惑时，她受到的惩罚也必然是终身的。
但读者肯定从海丝特的故事中获得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肯定钦佩海丝特如何为了一个她爱也爱她至死的男人的益处而忍受无尽的苦难。读者可能私下认为，浪漫的爱和性是永恒的，其牢固性和长久性是女人用来确认它的依据。找个情人、成为情妇都是有罪的、错误的。与此同时，真爱有其自身的规则，即使社会将其他更严厉的规则横加其上，也不能改变其原有的轨道。阅读《红字》的每一页，读者都会被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燃烧的激情所打动，当然也包括联结他们的肉体和情色之爱。
令人惊奇的是，霍桑允许海丝特抚养她的私生女，尽管从剧情发展和真实性来说，作者促使她向权威人士恳求，但这些权威人士却认为她是位不称职的母亲，并且不让她带走小珠儿。丁梅斯代尔的及时干预挽救了局面，海丝特永远不会再有失去女儿的危险了。
所以《红字》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矛盾的教训：一方面，私通，无论促使其发生的环境多么值得怜悯，都是错误的，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另一方面，私通可能比法律甚至婚姻还光荣伟大；善恶很少像通常被描绘的那样势不两立，而很可能是彼此支持互相存在。难怪妇女们都溜到海丝特的小屋听取对她们外遇的建议——有谁比她更能理解和指导她们呢？
海丝特·白兰是性欲的化身，但是一点也不堕落。她把自己交给其他男人而不是其丈夫，因为她把爱看得比责任更重。尽管受到了社会的谴责和严厉的惩罚，但她从不后悔她的决定。正如19世纪的评论家安东尼·特洛勒普(anthonytrollope)指出的那样，“尽管有着深深的罪恶，但她的爱没有一丁点下流。”4海丝特的通奸是深爱的结果，她的高贵、坚韧与思想封闭的清教徒社会的报复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她的情妇角色在道德上是模棱两可的。最终她失去了她的情人，但没有失去他的爱，并赢得了如此广泛的尊重，以至于成为其他不幸女人的守护天使。
爱玛·包法利5：现实和幻想的毁灭之路
几年以后，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于1857年出版，该书以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诺曼底为背景，女主角爱玛·包法利也加入到海丝特·白兰之列，成为另一个出轨的既是妻子又是情妇的文学典型。和海丝特一样，爱玛非常性感，以至于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将她列为可能是“所有小说人物中最富于肉感的女人”6。在一次写作会议后，福楼拜给他的情妇路易丝·科莱特(louisecolet)写信，说他“如此神魂颠倒，大声咆哮，对我的小包法利的经历堪称感同身受……(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发生过太多次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一样(请原谅我的这一表述)——这种感觉就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倦怠”7。
在小说中，13岁的爱玛·包法利——一个富裕的农场主的女儿，进入了显著塑造其人生观的修道院。爱玛喜欢修道院的神秘、戏剧和各种标志。她酷爱彩色玻璃的辉煌和具有类似情色意味的隐喻，比如把基督比喻为新郎，深爱祭祀时所用的香和祭坛上的花朵。她还深受修道院一位老洗衣女工的影响，这个女洗衣工是一位因法国大革命而破产的前贵族，她给学生们唱18世纪的爱情歌曲，与他们闲聊她在宫廷中的生活，并借给他们关于爱情和艳遇、情妇及其情人的禁书。“破碎的心，誓言，抽泣，眼泪和亲吻，月光下的小船，灌木丛中的夜莺，”爱玛尤其被故事中英勇的贵族所感动，“所有的贵族都像狮子一样勇敢，像羔羊一样温柔，非常非常善良，衣服总是很漂亮，而且在任何场合都不吝惜眼泪。”爱玛同样非常尊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他的情妇拉瓦莉埃(louisedelavallière)以及埃洛伊丝(héloise)——12世纪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abélard)的情妇。
几年后，爱玛离开了修道院，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查尔斯·包法利，他是一名医生，不幸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寡妇。查尔斯被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人迷住了，爱玛深褐色的眼睛大胆地抓住了他的眼神。她拥有乌黑发亮的头发和日后也会迷倒其他男人的身材。他迅速地爱上了爱玛。他的坏脾气、嫉妒的妻子死了，爱玛和她的父亲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求婚。
从一开始，婚姻就使爱玛失望。她期望遇上她所读过的书上那种浪漫的爱情，尽管查尔斯深深地爱她，但是离她梦想的男人仍差得很远。这包括性生活方面，尽管新婚之夜查尔斯充满了快乐，但甚至失去童贞她都无动于衷。
乡村的日常生活使查尔斯陶醉，却使爱玛感到厌烦和沮丧。她寻思着要是他们能旅行到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那地方因为有柠檬树和瀑布——或者雪山，或者是忧郁的荒野而变得多姿多彩——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燃烧起如火的爱情。她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会迸发炽热的爱。爱玛尝试在月光下背诵爱情诗，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爱玛的不满日益增长。她买了巴黎的地图做起白日梦来。她渴望旅行，渴望重返修道院，渴望在巴黎生也在巴黎死。爱玛如此渴望陪伴，以至于“壁炉中的木柴和钟表上的钟摆”似乎都可能是知己。她向她的意大利灰狗吐露心事。
最后，为了应付爱玛的交替郁闷和歇斯底里，查尔斯将家搬到另一个城镇。爱玛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儿贝尔特。在爱玛将贝尔特送去和奶妈同住时，她开始与一个年轻牧师赖昂眉来眼去。
赖昂为了完成学业搬走了。不久，爱玛吸引了罗道耳弗·布朗热爱慕的眼神。这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和经验丰富的放荡男人。他认为，爱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急切盼望爱情，就像厨房餐桌上渴望喝水的鲤鱼”。罗道耳弗肯定自己能诱使她上床，使她做他的情妇。但是，“我以后怎么摆脱她呢？”他自言自语道。
勾引爱玛与罗道耳弗想象的一样容易。他对她道义上的反对置之不理，而是严肃地宣称修道院是个枯燥乏味的地方，以此来漠视她道德上的反对，并用永恒道德的美丽来做对比——他把这种道德称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激情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稍后，“她放弃了反抗，哭泣着挡住自己的脸，带着止不住的颤栗将自己交给了他。”
随后，爱玛高兴地反复说道：“我有情人了!我有情人了!”最终她成了情妇，这是她自修道院岁月以来一直阅读的引人兴趣的人物之一。如此长时期压抑的爱，快乐而又炽热地喷涌而出。她没有懊悔、没有焦虑、没有痛苦地充分享受着，并细细品尝。
然而爱玛无法维持她最初的疯狂幸福。她喜欢顺便拜访罗道耳弗，直到有一天罗道耳弗警告她她在冒着声誉受损的风险。爱玛不为所动。她使他们的恋情变得更猛烈，而且如此多情地说话，以至于罗道耳弗开始感到厌倦。
她的浪漫幻想的失去使她伤心。在她生命的每个阶段，“在她作为处女、妻子和情妇时”，她的梦想都被击粉碎。她尝试使查尔斯变成一个著名的(富裕和受人尊敬的)医生来尽力恢复他们的婚姻。她鼓励他做雄心勃勃的、棘手的手术——矫正马蹄内翻足。他非常拙劣的手术激怒了爱玛，促使她再次狂热地重回罗道耳弗的怀抱。
事实上，她越爱罗道耳弗，就越厌恶查尔斯。在爱玛看来，罗道耳弗的身体有力但不粗野，他能做出冷静的判断，他热情似火。由于深爱着他，爱玛让自己时常保持着优雅性感，“一个情妇在等着一名王子”。
爱玛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经营自己可笑婚姻之外的浪漫关系，一种拜占庭式的混乱关系。这不仅要付出情感代价，还要付出道德代价。她还与一个奸诈商人做交易，这个人为她提供所有的物质需求——给她提供华丽的服装和配饰，给她的情人提供(不需要的)礼物和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她开始负债。为了满足自己对奢华生活和舒适的要求，她还有意挥霍查尔斯继承的遗产，丝毫也没有感到良心不安。爱玛获得了这些她想象中幸福的标志，却并未感受到幸福。
四年过去了，爱玛的不安日益加深。最后她恳求罗道耳弗和她一起私奔到另一个国家。“你是我的一切，”她大声叫嚷，“而我会是你的，我会是你的家人，你的国家。我会照顾你，我爱你。”因为震惊于她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渴求和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罗道耳弗假装同意她的计划，但私下却做出秘密的安排要离开她。“但她无疑是一个漂亮的情妇!”他提醒自己说。为了追回一点对她的印象，他在保存前情妇信物的盒子里翻找了一通，却发现自己几乎无法想起这些信物的由来。然后他坐下来给爱玛写告别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他写道，“不过迟早有一天，不用说，这种热情(人间的事注定是这样的)要冷却的!”在经过长时间思考后，他签下了“你的朋友”的落款。
对于罗道耳弗的背叛，爱玛的痛苦可想而知，而且她必须默默忍受。她在宗教寻找慰藉，梦想成为一个圣人。她还致力于慈善活动。在查尔斯期望可能会提起她兴致的《吕西·德·拉麦穆尔》(一出意大利歌剧，根据司各特小说《拉麦穆尔的新娘》改编)的演出中，包法利夫妇碰见了赖昂，赖昂已经完成了学业，现在一家事务所工作。
爱玛感到又有了奔头。赖昂毫无保留地爱着她。爱玛像以前一样完全投入到这场恋情中。她迫使查尔斯让她每周去上钢琴课，以此来掩盖她与赖昂在他们称为“永远的家”的宾馆房间的约会。他很喜欢她——难道她不是一位高雅脱俗的“‘已婚’女士吗？简言之，难道她不符合一个情妇应有的一切标准吗？”
爱玛有时担心赖昂会与她断绝关系而与其他人结婚。尽管她很幸福，但她仍梦想着逃到巴黎。因为从未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所以她从那个商人那里买了很多东西，并要求和赖昂共度更多的时间。尽管赖昂的老板抱怨，她仍打电话把赖昂从办公室叫走。赖昂深受诱惑而无法拒绝。事实上，“他正变成她的情夫，远远超乎她自己的欲望。她的甜言蜜语和她深情的吻让他神魂颠倒。她堕落得这样深，这样会掩饰，几乎让人难以理解：她是在哪儿学到这一点的呢？”
但是爱玛和罗道耳弗一样，是难以在爱中长相厮守的人。由于害怕爱的缺失，她更猛烈地投入到这种关系中。她显示出性的贪婪，一边脱光自己的衣服，一边赤身裸体颤抖着紧贴赖昂的身体。她的热情、专注和占有欲使他感到惊恐。他的老板提醒他离她远点。总之，他们的爱开始衰竭。即使是爱玛现在也感觉到，通奸和婚姻一样乏味。
与此同时，那个商人给她打电话索要高昂的货款。带着狂乱和愤怒，爱玛尝试到处借钱来缓急。她甚至敦促赖昂贪污公款来救她，但被他拒绝了。当一个富有的公证员试图用钱换她的性服务时，她气愤地予以拒绝。“我很可怜，但我不卖身!”她哭了。
她最后恳求多年未见的罗道耳弗，他也拒绝了她。她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她知道她和查尔斯完蛋了。她吞下了砒霜，然后宁愿忍受痛苦的死亡，也不愿说出毒药的名字让查尔斯找来解药。当她快死时，她看见在丈夫眼中有一种“她永远搞不懂的爱”。爱玛要来镜子，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痛哭流涕。
爱玛看到的是一个被糟践的形象：美貌被糟践在不值得去爱的情人身上；妇道被糟践在迟钝的丈夫身上；母爱被糟践在注定会与她一样受到命运折磨的女儿身上；一颗浪漫的心却无法满足；澎湃的情感却没有出口；猛烈的激情与她注定要生活其中的闭塞落后的外省地方格格不入。
爱玛被描述为一个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意识到自己社会角色的人。她愤愤不平地意识到，她的性别注定了她的生活只能局限于家庭和丈夫，但是她错误地假设婚姻是她所读的书中描述的浪漫爱情的发源地，而且会永远让她着迷。当从这种幻想中醒悟过来时，爱玛寻求其他途径——也用其他男人来满足自己。
但是谁来关注道德？难道爱玛的谎言、欺骗和令人费解的计划，以及她惊喜地叫喊“我有一个情人”，这些不道德的情感表达标志着她是一个不顾社会原则和宗教理想的荡妇吗？难道她可怕的旷日持久的自杀不是对一个性罪人的惩罚吗？这肯定是福楼拜的真实想法，即使他把爱玛的毁灭描写成由于财务崩溃。爱玛最珍视的就是爱情，四年做罗道耳弗的情妇，后来做赖昂的情妇。在这种局面下，宠爱她的(如果乏味的话)丈夫、无可指责的女儿、她的婚姻、她的母性，都算不了什么。福楼拜(他在这部小说漫长的创作期间与自己的情妇路易丝·科莱特分手)让爱玛死去，而非让她孤独地活着，就救赎出了自己免于人们这样的指控：宽恕爱玛的不道德行为，暗示一个不贞的情妇有权茁壮成长。
这并非假设。当《包法利夫人》最初于1856年在《巴黎评论》上连载时，福楼拜和杂志因冒犯公共道德而被正式起诉。福楼拜辩称说，他的小说通过让罪人自食恶果来坚持道德标准，爱玛之死就是证据。最终，他在法庭上取得了胜利。
但是，正如福楼拜预料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读者从爱玛故事中所获得的，远大于爱玛不幸的结局。他们记住了爱玛对宗教、对情人的强烈激情，和对她丈夫的鄙视和厌恶。他们同情爱玛试图去爱笨手笨脚、心地善良的查尔斯，同情她在严苛的社会期望束缚下遭遇的不幸。
爱玛不断寻求激情体验，对任何与心之爱无关的事情都没有耐心，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为此辩护说：“这个女人确实伟大，而且尤其值得怜悯。所有知识女性都应感谢福楼拜将妇女提升到如此高的水平——远离了纯粹的动物而非常接近理想的人——感谢福楼拜让爱玛分享了完美生命当中的现实与幻想。”8按照波德莱尔的理解，我们就不难理解爱玛为什么会很容易牺牲道德价值而成为罗道耳弗的情妇，并为相信这种关系会给她带来好处而高兴。
大多数读者并不完全像波德莱尔那样为爱玛·包法利开脱罪名。他们既把爱玛看作无情贪婪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隐喻，又认为她的形象是对一个女人的真实描绘：这个女人颠覆了她所处的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两个她深爱的男人的情妇，但并未与之结婚，通过这种方式，她给自己从未得到满足的生活注入了最强烈的激情。
安娜·卡列尼娜9：挑战的代价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发表于1877年的小说的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文学史上最迷人和最悲惨的女性人物之一。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将场景设置在19世纪70年代的圣彼得堡，主要人物都是俄罗斯贵族。托尔斯泰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为开场白，把读者带入斯蒂瓦痛苦和不安定的家庭生活。斯蒂瓦的妻子多丽，刚刚发现丈夫和孩子们的法语家庭女教师有染。斯蒂瓦的妹妹安娜赶快去调解，并成功补救了哥哥陷入困境的婚姻。安娜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宁恭谨顺从的妻子，卡列宁则是一位有权势的官员。
不久，可爱的安娜遇到了阿列克谢·基里尔里奇·沃伦斯基伯爵，一名未婚军官。突然，她变成了以挑剔的眼光看待她的丈夫——比如看他的耳朵是招风耳——因为她做着爱上潇洒勇敢的沃伦斯基的白日梦。
而沃伦斯基的信条是，“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已婚女人，并以生命作赌注来引诱她通奸，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他和安娜都不可避免地屈从于彼此燃烧的欲望。婚外恋在19世纪俄罗斯的贵族中并不少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但是安娜和沃伦斯基不满足于这种愉快安全的性插曲。相反，他们渴望的是狂恋、承诺、持久和社会认可。
尽管如此，安娜还是拒绝寻求可以使婚外情合法化的离婚，因为离婚后，法律会把对她儿子的单独监护权自动给她丈夫。与此同时，她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多疑的丈夫质疑她时，她会用刺耳和极不明智的坦诚回答说她有情人。她补充说：“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讨厌你。”
卡列宁认为安娜最终会后悔，所以表现得令人钦佩。他决定，他们的婚姻将继续下去，如果不是在实质上那就在形式上，他认为，时间会抚平所有的伤口。但是，由于安娜极度害怕失去沃伦斯基，因此她拒绝合作。她提醒自己，“卡列宁毁了我的生活有八年之久，毁了我生命中的一切。他一次也没有考虑过我是一个必须有爱有活力的女人……我尝试过用我所有的力量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当我不能爱我的丈夫时，我努力去爱沃伦斯基，爱我的儿子了吗？……上帝创造了我，所以我必须去爱，去生活。”沃伦斯基也和安娜一样深陷爱河，他同意安娜的话，尤其是当安娜刚刚告诉他，她怀上了他的孩子。
在遭受一系列并发症后，安娜抛弃了她的丈夫和儿子，沃伦斯基也放弃了他的军团和事业。他们一同前往欧洲各地旅游，直到他们的女儿出生。他们返回俄罗斯也使人冷静下来。朋友和亲戚们热烈欢迎沃伦斯基，却故意排斥安娜。安娜受到的打击极大。她的第一反应是诉诸强烈的应对手段，她出现在社交场合就好像她的地位没有改变。
沃伦斯基既难过又恐惧。“在剧场露脸并不仅仅承认你是一个堕落女人，”他这样想，但没敢告诉她，“而是向社会挑战，也就是说，把你自己跟社会永远割断了。”这次外出游玩是灾难性的。不久，她，沃伦斯基和他们的小女儿搬到了沃伦斯基的乡村别墅，准备在那里长期居住。
有一段时间安娜是快乐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她向她的小姑多丽倾诉道(多丽是少数仍和她保持联系的人)，“我经历过痛苦、恐惧，现在都过去了，特别是自从我们到这儿以来，我一直都非常幸福!”
她的快乐很快就会减少。她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也不能把对女儿的爱真正实现，因为根据俄罗斯法律，她的女儿姓卡列宁，在她仍未离婚的丈夫的控制之下。沃伦斯基很担心，因为只要他们没有结婚，他们生的每一个孩子在法律上都是卡列宁的。他敦促安娜协商离婚，她勉强同意。
与此同时，她广泛阅读，就像是他的情妇一样，她也成了沃伦斯基智力上的伴侣。但是在她孤立和孤独之时，她要求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她。她变得越苛求，他就越冷淡。因为害怕将来会失去他，安娜就寻找各种托词，歇斯底里地发作并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有一次，她经历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时刻：她正在毁掉自己。“我的爱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然而他的爱却越来越减退，这是我们渐渐疏远的原因。”她若有所思地说。
“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无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人。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很长时间他不爱我了。爱情一旦结束，仇恨就开始了。”
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站在火车站，安娜决定跳进疾驰而来的车轮以“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但在最后一刻，就是她的膝盖碰到铁轨的那一刻，有一种快乐的希望抓住了她，她试图站起来。但为时已晚。几秒钟后，“巨大而无情的”金属巨人压碎了她的生命。沃伦斯基怨气重重的母亲认为，“这是这个女人最合适的结局。即使是死亡，她选择的方式也平淡无奇，了无新意。”
安娜·卡列尼娜重视爱和欲望甚于婚姻和母性，她不只是抛弃了她的丈夫和儿子，她还对抗其社会同龄人，向俄罗斯社会挑战，蔑视构成俄罗斯贵族社会基础的标准。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因为爱，她认为爱会给她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安娜象征着19世纪欧洲的妇女特权阶层，她们的智力被低估，创造力被扼杀，结果只剩下包办婚姻生活的单调和浅薄，她们既要服从这一包办婚姻，同时又容易受其伤害。托尔斯泰的小说最初名为《两次婚姻》，实际上，卡列宁的婚姻才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
也许是为了强调安娜处境的绝望，托尔斯泰甚至不给安娜她希望遇到的那种情人，而是沃伦斯基，未婚、英俊、富有、受人尊敬，在许多方面值得赞扬，忠诚、有担当，直到快接近尾声，还像安娜爱他一样深深爱着安娜。
然而即使是沃伦斯基也不能保护安娜免受任何伤害。在社会和她认识的几乎所有人眼中，她的情妇身份使她颜面尽失又无能为力，最后只能成为一个被社会遗弃的自怨自怜者。但是，在托尔斯泰谴责的这个堕落女人再次倒下(此处原文也有“堕落”的意思)之前，面对疾驰而来的火车，他给予了她片刻冲天的幸福感，就是在她成为沃伦斯基情妇时所渴望的那种幸福。
米尔德里德·罗杰斯10：不被同情的角色
英国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出版于1915年，该书以19世纪末的伦敦为背景，介绍了另一种特别不同类型的情妇——来自劳动阶层的女人被努力奋斗的医科学生所接受。菲利普·凯里是个孤儿，长着一双畸形的脚，热情浪漫，非常聪明，他继承了一笔不多的遗产。米尔德里德·罗杰斯是菲利普和其他医学生经常光顾的茶室的女服务员，她又高又瘦，脸色有点苍白，但她小巧、精致的五官和蓝色的双眸使她有一种永恒的美。
有一段时间，菲利普和米尔德里德在彼此的眼中都无关紧要，他视她是“无礼的荡妇”而不予理会。然而米尔德里德的傲慢和敌意激起了菲利普的兴趣，明知此事并不可为，他仍开始追求她。“你是个学生，对不对？”米尔德里德曾全无好奇地问道。然后就不管他，自顾自地沉浸在一本廉价的浪漫小说中。
尽管菲利普费尽心机，但米尔德里德仍然不理睬他，而是与其他客户调情。她不客气地接受了菲利普共进晚餐的邀请，只有香槟才能使她打开话匣子。菲利普意识到他们令人绝望的不相配。尽管如此，他仍爱上了她。
对米尔德里德的痴迷并没有带来菲利普所期望的欣喜若狂，而是带来“心灵的饥渴，痛苦的思念，是切肤之痛……当米尔德里德离开他时他很难受，而当她再来找他却陷入绝望”。
这也难怪：米尔德里德尖锐地提到他的畸形足，并让他知道她更喜欢其他男人。在她的出身上她向他撒谎，并声称她的父亲有优越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一点使她很难与“茶室的其他女孩打成一片”。
有一次，因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男人邀请她出去，她取消了与菲利普的约会。这时，菲利普承认他全心全意地爱她，并威胁说如果她那天晚上不和他一起出去，她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你似乎认为那对我来说是件可怕的事情，”米尔德里德反击说，“我好想告诉你，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菲利普对学业敷衍了事，结果期终考试没有通过。与此同时，米尔德里德后悔拒绝了他，因为想和她一起出去的那个人只是想引诱她。他们又恢复了关系，菲利普真挚地讨好她。他以好酒好菜款待她，给她送他买不起的礼物。他无视每一个说他正在走向灾难的本能警告，公开宣告他对她的渴慕。当米尔德里德允许菲利普吻她的时候，他知道她既不在乎也不喜欢。最令人不平的是，她仍然与其他男人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