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期间，纳粹德国和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制定法律，将犹太妇女定义为：异教徒的性贱民。与此同时，因犹太妇女的软弱，特别是集中营的犹太妇女，更容易受胁迫而与非犹太人保持情妇关系。1
1924年，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出版。在书中，他公开宣扬他所憧憬的金发闪闪、身材高大、优等的雅利安“种族”，称雅利安的男人会成为优秀基因的杰出典范，其姐妹会非常适合应付传统女性关注的问题：厨房、教堂和孩子们。希特勒对妇女解放一点儿也不同情，他宣称妇女解放“只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发明”。2
阿道夫·斯奇克格鲁伯·希特勒——“优等民族”的一个身材短小的黑发元首，指责所有的非雅利安种族都是劣等的，具有严重的玷污性，但最坏的当数犹太人。像成千上万其他德国人一样，希特勒读过亚瑟·丁特尔(arthurdinter)的《冒犯血统之罪》(thesinagainsttheblood)并受其影响。这里的“罪”指的是种族玷污——丁特尔宣称一滴犹太人的精液将会永远玷污雅利安种族的女人，甚至造成这样的后果：其子女即使后来与一名雅利安人伴侣发生性关系并怀孕，也显示出明显的犹太人特性。
在1933年1月担任德国财政部长后，希特勒开始将他的憧憬转化为法律。他最重要的打击目标之一是异族通婚——他认为那是通过跨种族的性交来玷污种族。纳粹法律将异族通婚定义为“种族叛国”，并将之判定为死罪。
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律剥夺了除德国人和“相关血统”人民以外其他所有人的公民资格。《保护德国人血统与荣誉法》(lawfortheprotectionofgermanbloodandhonor)禁止德国公民与犹太人结婚或性交。在20世纪30年代，大约四千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无论结婚与否，都因异族通婚而被判有罪。当“罪犯”被抓住时，他们要么被游街示众，受到严厉的惩罚、羞辱和摧残，要么被送到集中营。挂在一名妇女身上的公告牌上写着：“我是最卑鄙下流的家伙，我和犹太人纠缠不清。”3
希特勒认为这些反犹太人的法律——在1933年至1939年之间通过了400部——只有他在欧洲除掉所有犹太人以后，才会是必要的临时性措施。那些复杂的国家机构旨在消灭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其运作方式涉及不断升级的恐怖活动、贫民窟和最终集中遣送到那些少有囚犯活下来的集中营。达豪集中营位于希特勒喜欢的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市10英里之外，它是在希特勒就职两个月后修建的。在欧洲沦入纳粹统治后，在其他地方也修建了集中营，特别是在波兰。
位于纳粹主义核心中的意识形态上的性别歧视，和对犹太人繁衍后代极端厌恶的想法相结合，致使犹太妇女置身于毁灭的境地。正如奥斯威辛(auschwitz)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phh？ss)在被执行死刑前写的回忆录中所言：“对于妇女而言，一切都要困难一千倍，都更加令人感到压抑和侮辱，因为妇女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更糟。这些妇女被分配的生存空间更小，卫生条件极端恶劣。”4
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地分阶段被解放。1944年7月24日，苏联士兵解放了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6个月后，他们到达了奥斯威辛。5月7日，德国正式投降，结束了纳粹发动的战争和大屠杀。
成千上万的幸存者、纳粹军官、职员或细心的观察者所写的回忆录，数百万受害者堆积如山的遗物和遗骨，德国人一丝不苟的记录保存以及各种战后的司法调查——所有这些为历史学家和其他致力于了解这场大屠杀罪恶的人提供了关键的证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犹太妇女，尤其是其在性方面的特殊困境，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专门研究。
这些研究，事实上是这种方法，引起了针对女性的诠释是否合理的激烈辩论。许多人认为，大屠杀对犹太男人和犹太女人的毁灭性是一样的，采用基于性别的分析框架并以此区分女人和男人在这场大屠杀中经历的磨难，是对死者和幸存者的亵渎。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激昂地声称，只能通过承认男人和女人在这场大屠杀中所受的苦难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的事实，才能真正理解受害人的全部痛苦。他们指出，女人除了承受男人遭受的残忍暴行和羞辱外，还承受了男人不会遭受的苦难，即月经和闭经，妇科试验，怀孕，流产，分娩，杀死自己的新生儿以逃避死刑，以及在与被选中死亡的子女一起去死还是为了其他子女或自己活命而放弃他们之间做出艰难决定。
在有关情妇们的书籍中，必须从其特定的角度讲述纳粹时代的犹太妇女被迫发生性关系的经历。事实是，尽管制定了《保护德国人血统和荣誉法》，尽管她们的身体状况令人震惊，但犹太妇女仍然是纳粹性剥削的目标。5将她们置于危险境地的女性魅力有时可能还会帮助她们，具体而言，一些妇女会利用极少数男人给予的机会，把性行为作为活命的手段。
临死前的集中营生活
纳粹集中营的“入营程序”旨在恐吓和羞辱囚犯，使之处于绝望状态。一旦受害人跌跌撞撞地从运畜车上下来，纳粹军官们就开始进行分类，把男人从妇女和儿童中分开，数百万人就是在这时被挑选出来立即送往毒气室处死。
犹太妇女尤其处于危险之中。她们的生育能力让人厌恶，因为它代表着令人讨厌的种族的延续。在德国的任何地方，犹太妇女即使显示出一点怀孕的迹象也会被判处死罪。6研究还表明：一旦到达灭绝集中营，妇女被杀死的人数要比男人多得多。
经挑选能活得时间长一点的女人主要是那些年轻、强健和健康的。幸存者回忆说，她们难以相信自己被完全脱光、暴露于其他人和卫兵面前并且感受到极大的羞辱。随后便是剃毛，党卫队的男女士兵声称为防止虱子而剃掉她们的体毛，包括阴毛和腋毛。纳粹把这种公开剃毛行为作为摧毁犹太妇女的精神武器，他们这么做时挑逗她们、嘲笑她们。一名妇女回忆道：“就好像有人剥了我们的皮，我们的人格荡然无存，我们不再是叫海尔加或奥尔加或玛丽亚的什么人了。”7
这些女人也感到她们不再是女人，因为在集中营的生活使她们的月经几乎停止。少数还有月经的妇女被迫在公共场合行走，血顺着她们的腿滴下来，因为缺乏卫生护垫，她们唯一能用的护巾就是自己的衣服。纳粹还要因她们的不干净而惩罚她们。
纳粹医生违反所有的医疗规则，用x射线灼伤少女的卵巢给她们消毒。随后，你就会听到年轻女人在地上打滚时的尖叫声，她们的疼痛难以忍受。最后，这些医生会用手术切除掉少女们被灼伤的卵巢。瓦拉吉斯拉·迪林医生以仅用两小时便匆忙做完10例这样的手术而出名。
在妇女们的营房，强奸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党卫队的男士兵向有时回宿舍的女人挤眉弄眼，他们把最漂亮的女人从床上猛拉起来，把她们带走并强奸。当这些妇女返回她们的宿舍时，她们被奸污的事情已是人人皆知。
许多党卫队的男士兵因害怕与犹太女人发生性行为的严重后果，宁愿放弃这种乐趣，也不愿拿他们的工作和安全甚至可能是生命冒险。而有的人强奸犹太妇女后干脆杀了她们：死的证人是不会说话的。
还有更公然违反《保护德国人血统和荣誉法》的行为，许多集中营——例如拉文斯布吕克和奥斯威辛的党卫军，建立了妓院供自己享乐，有时也针对所喜爱的非犹太囚犯。[奥斯威辛幸存者和作家卡·茨特尼克(katzetnik)将这些妓院永远记录在名为《女集中营》(houseofdolls)的小说中，这本小说根据他14岁的妹妹达妮埃拉·普雷斯尼克(daniellapreleshnik)在纳粹劳工营被强迫卖淫的日记写成。]妓院女子因其外表，特别是拥有坚实的乳房而被选中，这一点在营养不良造成许多女人憔悴不堪时是相当不寻常的。(饥饿的女人，乳房首先下垂，然后胸部收缩得和男人的胸部一样平。)党卫军的医生们监督这些挑选过程。其中一名是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fmengele)医生，其情妇是党卫军军官厄玛·格里泽(irmagriese)——一名还强奸女囚犯的双性恋者。
妇女们(其中一些是犹太妇女)一旦被迫进入妓院，就会被“试镜”或被轮奸，然后她们才开始工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妓院每天晚上营业，在晚上营业的两个小时里，每个女人被迫向大约8个人卖身。尽管她们服用了避孕药，但仍会发生意外怀孕。女人们对堕胎还是自己被杀死并没有掌控权。党卫军往往认为后一种解决方案更为简单。
为了满足他们的性欲，避免因不可饶恕的异族通婚罪而受处罚，许多党卫军男女士兵互为情人，和同事一起偷偷摸摸地欺骗配偶。但是那些囚犯，那些源源不断从欧洲各地运到这里的绝望的女人，因为太过软弱，又太易得到而被完全忽视。对于被囚禁的女人来说，如果能够天天避开死亡，那么性欲有无都无关紧要。但是许多人很快学会如何以自己的性欲为手段来争取微小的回报，包括可以延长她们自己或是爱人的生命。
如果一个女人风韵依旧，特别是还能奇迹般地保持女性的丰满，那么她最初有可能避免进入毒气室。她也可能会吸引某个党卫军卫兵或者是某个拥有更多特权的非犹太囚犯的注意，他们会悄悄地给她一片香肠或一块奶酪，更好一点是一双鞋，以及那些会真正影响她们生死的东西。一些妇女为了一点面包和黄油将自己拱手相送，但正如前囚犯雷纳塔·拉克尔所说：“正是她们的求生意志，常常也是因为想着要拯救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才使她们走上了这条路。”8在这个充满恐怖的超现实世界中，现实世界有关性的条条框框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但大多数人仍然固守社会习俗，因此，即便是死亡集中营的道德规范也很严厉地谴责与敌人上床的行为。
这一点从提及这一特殊经历的大部分大屠杀回忆录中能够得到验证。最近一些从女性立场对大屠杀的诠释从更敏感、更现实的角度将其描写为床笫政治——通常是一个女犯人的唯一的武器。
性勒索并不仅限于纳粹和党卫军。在灭绝营之外，在贫民区和工作营，犹太男人们也要求女人以性服务作为交换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筹码。在游击队位于森林的藏身之所，俄罗斯人和犹太男子都这么做过。
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s”回忆说，女人要依靠其智慧及与男人的关系生存。“s”在所谓的样板集中营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和灭绝营奥斯威辛都被关押过，而且活了下来。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男人管理主要的办公室和十分重要的厨房，他们利用这些职位获取想要的东西，包括性。“s”解释说：“那是女人活下来的办法，要通过男人……在那个特殊环境下，这是你能活下来的唯一方法。”
另外一名特莱西恩施塔特幸存者回忆道：“当时的情况和外部世界一样，只是有价值的商品不是金子、钻石或钱，而是食物。”9有些男人有更大的生杀予夺权，可以阻止把30个亲戚和朋友运到东部的死亡营。其他集中营的日记也披露：以性回报为条件，一些犹太立法议会中职位高的男人保护年轻漂亮的女人。
在强制劳动营中，女人们发现与一个足智多谋的“表哥”结婚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许多女人抵制未婚性行为，宁愿禁欲也不愿忍受未婚性行为的耻辱，一些上层阶级的妇女看不起下层阶级讲意第绪语的人，即使是那些有救生技能的人。但是女人们往往屈从于她们所处的令人绝望的环境，她们接受了“表哥”，与之在临时的简易的百叶窗后过夜。一些流行小曲嘲弄这些约会：“为了一碗汤，为了一片面包，女孩们会伸展开她们的身体，只有你知我知，即使没有必要，她们也要这么做呀。”10与“表哥”约会最可怕的结果是怀孕，挺着大肚子的女人被迫自动地选择死亡。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了补充自己微薄的口粮，即使机会极少，那些与火葬场的工人在工作上有联系的女人有时也会交换“爱情”，那些在臭烘烘的厕所附近进行的荒唐的性交，有时也只是为了一罐食物、一双鞋子或者一把梳子。一位犹太裔匈牙利女医生基塞拉·皮尔，迫切需要一根绳子来系过大的鞋子(鞋对预防疥疮和随后的感染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会很容易被选中送到毒气室)。厕所里有一名波兰工人有一条绳子，但他只愿意拿它来交换她的身体，而不是配给她的面包。“他的手满是工作时沾上的肮脏粪便，毫不客气地坚持要我的身体。”一分钟后，皮尔医生跑了，她被所发生的事吓坏了。“我的价值观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根绳子的价格飙升得太高了。”11处于正常生活中的女人会对这样的提议高贵威严地表示鄙视，但是现在却在犹豫、考虑、权衡此提议的重要性之后做出决定——虽然经常会说不，但有时也会同意。
另一个叫露丝的女人，于1942年冬天从维也纳被送到冰雪覆盖的索比堡集中营。我们只知道露丝是一个十六七岁的肤色浅黑的黑眼睛少女，她惊人的美貌一下子吸引了党卫军领袖保罗·格鲁斯(paulgroth)，一个因野蛮对待犹太囚犯而臭名昭著的人。格鲁斯有三种怪异的行为：强迫犹太人大口喝伏特加酒直至喝醉，而他却在一旁放声大笑，向喝醉呕吐的人嘴里撒尿；强迫犹太人爬上屋顶，并下令谁要是摔下来就会被鞭打，然后被送到三号集中营枪决；还有就是让犹太人抓老鼠，然后放到其他犹太人的裤子里，如果后者无法立正，他就鞭打他们。
格鲁斯盯上了露丝，使所有了解他的人非常惊讶的是，他深深地爱上了她。他指派她做他的仆人，把她当情妇。一位索比堡集中营的幸存者作证说：“他们的恋爱变得郑重起来，露丝影响了格鲁斯的行为。”12这个令人恐惧的党卫军军官不再鞭打犹太人。但并不是只有犹太人注意到了格鲁斯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党卫军同事和上级都对他发生的重大变化感到震惊。于1942年8月成为指挥官的党卫军中尉弗朗兹·赖希雷特纳(franzreichleitner)，单方面采取了行动。当格鲁斯请三天假离开索比堡时，两名党卫军将露丝带到三号集中营枪杀了。格鲁斯返回时才听说她死了。之后，他的职务被恢复。他继续温和地对待犹太人，一如他在短暂的非法恋情期间的所为。不久，指挥官把他调到了贝尔赛克集中营。
那个年轻姑娘露丝是怎么看待拷打和杀害犹太人并强迫自己和其上床的格鲁斯呢？她是为纯真已逝而哀痛，还是非常了解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却不顾及？她是响应他突然迸发的爱情，还是用她的柔情来换取他的不伤害她的同胞的许诺呢？那些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了解她的人说到了“爱情”，连党卫军指挥官也认同这一看法，至少对格鲁斯来说是有爱情的。他和这个犹太少女产生了感情。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露丝尽最大力量利用他对她自发的强烈的爱来驯服他的兽性，减轻犹太人的痛苦。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玛雅是一个囚犯头目，即由党卫军任命的维持营房秩序的囚犯。玛雅对她的犹太同胞毫无怜悯之心，任何挡她路的人都要挨揍。她的地位使她获得了一个自己的小房间，其他囚犯相信，尽管他们不能证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党卫军去她那儿过夜。
战争结束了。玛雅幸运地活了下来，前奥斯威辛集中营囚犯露西尔·e(lucillee)也活了下来。在1950年或1951年，露西尔在纽约市的奥特曼百货商店购物，正在为买红色手套还是黑色手套而左右为难。她注意到一个妇女站在她旁边，个子高挑，短黑发，外形靓丽、时尚，面带微笑，也在试手套。露西尔转向那个女人时，她们的眼神相遇了。“玛雅”，她叫道。玛雅看着她：“噢，你怎么知道我？”“奥斯威辛。”露西尔回答道。玛雅的脸一下子就白了，并开始为自己辩解，急忙说：“我没有那么坏，我是被迫那么做的，我没有杀害任何人。”
“你的丈夫呢？”注意到玛雅手上的婚戒，露西尔问。肯定不是党卫军吗？但没错，玛雅的丈夫确实是党卫军。战争后他跟着她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当她移民到纽约时，他也跟着她来到了这里。最后她决定不妨嫁给他。她告诉露西尔：“他毕竟是个相当正经的人。”
露西尔问道：“你们有孩子吗？”“没有，”玛雅回答说，“没有孩子。”露西尔说：“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有孩子。”然后转身走了。13
玛雅是那种优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和舒适的情妇。可能她与党卫军结婚是为了验证他们的恋情，为了向自己证明，他不像其他党卫军一样，而是一个多么正派的人；同时，她也许会避免与犹太人结婚，因为这些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发现露西尔和许多其他犹太人知道的事实：他优雅高贵的妻子可与大多数其他奥斯威辛的幸存者大不一样。
另一个奥斯威辛恋爱事件发生在党卫军医生罗森塔尔(rosenthal)和犹太囚犯护士格塔·库伊海姆(gertakuernheim)之间。期间，格塔怀孕了，罗森塔尔医生为她做了堕胎手术，大概是为了拯救格塔的生命。格塔的工作是让那些重病患者安乐死。一个有关格塔与其情人专业合作的令人胆寒的故事，爆出了大量奥斯威辛和罗森塔尔也可能是格塔的秘密。他们治疗两个同名病人，一个得了斑疹伤寒，另一个患轻度脓肿。患斑疹伤寒的病人死了，死亡通知将被送到他家里。但是，通知却被错误地送到非常健康的轻度脓肿的病人家，当两名办事员意识到他们所犯的错误时，他们鼓起勇气通知罗森塔尔医生，以便他能够联系那个悲伤的家庭以安慰他们。听了事情的经过后，罗森塔尔医生给格塔下了命令，格塔很快返回并宣称说：“错误已经处理了，那个病人也死了。”14迅速的谋杀把错误变成了事实。
在某一时间，有人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了罗森塔尔医生和格塔护士之事，并不是因为他们谋杀病人，也不是因为她最近堕胎，而是因为罗森塔尔犯了异族通婚、种族玷污罪。最后，罗森塔尔医生自杀，格塔的命运无人知道，但几乎可以肯定是被处死了。
这也许是像玛雅一样的爱情事件，也许是格塔无法摆脱对她充满欲望的党卫军医生。她串通其中把两个病人搞混之事并不能证明什么——如果罗森塔尔医生给她下令她还能怎么做呢？鉴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推行的积极的安乐死计划中她所起的作用，她可能对她大量的所作所为早已麻木了。无论如何，她的同胞被杀无数，尸体被装入运畜拖车运走，所以无痛注射致死可能看起来是没有害处的，甚至是仁慈的。不管她的感受和动机如何，格塔和罗森塔尔的恋情很可能过早地结束了她的生命。
犹太医生基塞拉·皮尔(gisellaperl)——那个拿自己的身体换取一根救命鞋带的女人，讲述了凯蒂的故事。凯蒂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也是与她过从甚密的一个德国人的情妇，因为她曾告诉皮尔医生，这个德国人救过她的命。凯蒂“非常富有同情心”，15当她发现党卫军女兵抓到一个四处寻找土豆皮的15岁女孩，并将她打得遍体鳞伤时，她决定营救这个女孩。她偷了尽可能偷到的东西去帮助她要保护的对象，但是她的资源极其有限，而她的情人则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他是一名德国非犹太人囚犯，他佩戴的绿色三角形表明他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一个小偷，或许甚至是一个杀人犯。他体格强壮，在集中营受人尊敬，总是携带着一个象征地位的手杖。他和在焚尸炉工作的工人关系也很好，工人们可怕的工作使他们有机会获取食物，这些食物是直接从城市贫民区来到这里的死囚在进毒气室前不得不交出的。
凯蒂已经快要和她的情人分手了，但她的新职责使她改变了主意。按皮尔医生的话说：“她决定继续向这个男人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取食物，然后拿回来给这个小姑娘。”一天，皮尔医生看见凯蒂坐在开往德国工厂的运畜拖车中，紧紧地抓着小姑娘的手。皮尔医生很乐观。“我知道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凯蒂会救那个小姑娘的命。”16凯蒂的事例很简单，她了解她和德国人关系的性质，并向皮尔医生吐露秘密，这种关系带给她的就是救命的食物。有利的是她的情人不是党卫军，他的权威主要来自其出色的体格。奥斯威辛集中营把这个罪犯转变成了一个权势人物，他能够给予他的犹太情妇无人能给予的东西：让另一名犯人活着的食物。
在《重回奥斯威辛》(returntoauschwitz)中，幸存者凯蒂·哈特提及她知道的唯一的性关系涉及一个无名的匈牙利犹太人和一个负责商店的奥地利党卫军温施。不管怎样，这个女人始终保持着如花的美貌，温施非常爱她。哈特和其他犹太囚犯促进了他们的关系，当这对恋人在成堆的生活用品后面做爱时，他们为其站岗放哨。回报就是温施——“维也纳炸牛排”(他们给他起的绰号)——对他们“非常好”。战争结束后，温施的奥斯威辛情妇在法兰克福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她为他所做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证词使法庭裁决他的谋杀罪不成立。
这个女人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吸引力表明了情感的源泉。即使在战争结束后，在人们反思与分析之时，在大屠杀向世人显示所有的恐怖事件并为国际法庭所承认之时，这个女人对温施的回忆(可能甚至是她的爱)驱使她去救他，在她看来，他曾经救过她。她不仅不会为所发生的事而责怪她的党卫军情人，而且还为他辩护，甘愿冒着遭到其他幸存者谴责或至少是反对的风险。
伊洛诺尔·霍迪斯：无力的抗争
对少数人来说，奥斯威辛是一个乐园，这些人中就包括40岁的鲁道夫·霍斯(rudolphh？ss)。从1940年5月4日至1943年12月，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他和他的妻子海德薇(hedwig)及家人住在一个被囚犯包围的开满鲜花的绿洲中，他让这里的囚犯挨饿，虐待他们，用毒气杀死他们然后烧毁。霍斯的家由专门挑选的囚犯打扫，用从死囚那里没收的珠宝装饰，即使在德国消费品实行严格配给时也有上好的葡萄酒和食品供应。“我想在这里住到老死。”海德薇·霍斯17宣称。
霍斯严格审查他下属的党卫军军官的所作所为。他公开抨击一个女党卫军军官“如此堕落，与一些男囚犯亲近”，并指责他最残酷的下属之一——帕里茨斯(rapportführerpalitsch)与被囚禁在比克瑙的一名妇女有染。然而，他自己也与一名意大利囚犯搞外遇。这名女囚犯叫伊洛诺尔·霍迪斯(eleonorehodys)，在他家当佣人，有大量但是错误的报道说她是犹太人。
在伊洛诺尔开始在他家工作几个月后(在此期间说不定霍斯已经强迫她与他发生了性关系)，他就将她先转到囚犯隔离区，然后转到臭名昭著的第11号楼。海德薇和这次调离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有的话，她显然没能阻止她丈夫去见伊洛诺尔——他会在夜间巡视她的牢房。虽然第11号楼戒备森严，但至少有几个警卫知道他们鬼鬼祟祟的约会。即使地位再高，霍斯也无法隐瞒这一点。
不久，伊洛诺尔怀孕了。在这么严格看管的牢房里，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呢？除非霍斯是这个胎儿的爸爸。虽然霍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但他肯定也很害怕。其他党卫军都因与异族通婚而被处决；即使伊洛诺尔不是犹太人，他至少会蒙受耻辱、被降职，被从奥斯威辛这个乐园调离，更不用说泄露这一秘密会引发婚姻不和。所以，伊洛诺尔必须得走。霍斯把她关在一个小地堡里，这是第11号楼的四个站立式牢房之一，半个平方那么大，里面黑乎乎的，又不通风，在冬季还非常寒冷。通常，这些小地堡用于审讯囚犯前削弱他们的意志。霍斯把她关在那里是为了杜绝消息的传播。为了使她永远闭口，他下令不给她食物——不久，她就饿倒了。霍斯现在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
但是伊洛诺尔，这个聪明而又充满仇恨的姑娘，用她可供支配的微不足道的资源与命运抗争，她告发了霍斯。不知她用什么方式与政治部首领、党卫军军官马克西米利安·色格拉布(maximiliangrabner)取得了联系，他是霍斯的敌人，当时正在接受党卫军的调查。她知道他们之间的敌意：在霍斯家作佣人时她偶尔听到了谈话；霍斯也可能向她提过此事。但伊洛诺尔孤注一掷的举动并没有救她的命，在对霍斯进行审判时，色格拉布只是利用伊洛诺尔泄露的秘密来败坏霍斯的名声。
伊洛诺尔的死亡即使是在死亡笼罩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也是骇人听闻的，它早已不是秘密，而是谣言满天飞。时至今日，她仍活在马克西米利安·色格拉布有关党卫军审判的回忆录和文字记录中。当奥斯威辛集中营还在运作时，谣言说伊洛诺尔曾企图杀死霍斯。当他在他家首次强暴她时，她捍卫自己的名誉了吗？当她告诉他(或当他注意到)她怀孕时，她会不会仅从他的反应中就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中呢？不管真相如何，那些囚犯对有关谣言津津乐道，反复传播。伊洛诺尔·霍迪斯可能不是犹太人，但是犹太囚犯们却声称她是，因为他们从她的勇气中得到安慰。对他们来说，她体现了身陷纳粹集中营的犹太妇女的困境。
在《辛德勒的诺亚方舟》(schindle’sark)——后来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一书中，作家托马斯·肯尼利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肯尼利描述了奥斯威辛的鲁道夫·霍斯——“集中营系统的明星”，如何被普遍认为让一个名叫埃莉诺·霍迪斯(他的情妇)的犹太妇女怀孕的。当然党卫军相信这一点，肯尼利写道，他们甚至审讯过这个可怜的女人。尽管党卫军没有发现具体和不可辩驳的证据以证明霍斯找了一个犹太情妇，但谣言仍在流传。
埃莉诺·霍迪斯的故事是有性但核心却没有爱的故事。在死亡集中营这个道德和人性的荒原，被囚禁的男女之间的恋爱的生发与蓬勃只能让他们更加清楚：每一个时刻，他们都更近地走向那必然到来的死亡。爱情和温柔的拥抱使他们绝望的心稍稍得以安慰，这一点比性更重要，即使他们只能用身体来表达爱情。大多数囚犯向这种关系表示敬意，对这种无畏的爱情致以最大的尊重。
“游击队”森林集中营
在纳粹集中营外的森林中，逃离恐怖的犹太难民与非犹太人、反纳粹游击队员在这里碰面，游击队员和其情妇之间的关系充满蔑视，通常还要靠强迫来完成性关系。在这个秘密的临时营地里，大多数女人而非男人是犹太人。正如在贫民区的犹太人的境遇与在奴隶劳工营或灭绝营的犹太人的境遇不同，那些逃到森林中的犹太男人和犹太女人的生活有本质上的不同。
1941年，德国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红军陷入又冷又饿的境地。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士兵为了逃避随后的围捕而躲在白俄罗斯的森林中。后来，他们的一些同志逃出了战俘营，重新加入森林的队伍中。这些人称自己是游击队员——反抗纳粹的自由战士——但实际上大多数人组成了称为“三个一组”的暗杀队，俄语的意思是“游击队”。游击队员包括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有时还有犹太人，缺乏纪律、领导和武器，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生存下来，而不是对德国人采取破坏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设法通过控制走失的德军士兵来武装自己——这些德国士兵或步行或坐卡车，冒险独自进入了游击队充满危险的领地。
除了个别例外，这些“游击队员”经常拒绝有时甚至杀害试图加入他们的犹太贫民区的逃跑者。游击队只欢迎带枪的年轻男人。当犹太妇女带着孩子前来时，游击队抢光她们所有的东西，有时还强奸她们，然后把她们赶走或杀害。但是，也有少数漂亮的犹太女人被允许加入进来，做俄罗斯高级指挥官的情妇。女医生、护士和厨师也受到欢迎，即使她们不漂亮、年老或不愿意与他们发生性关系。一般的规则是，除了那些具有必备技能的人，游击队的妇女都是被称为“临时妻子”的情妇，她们用性交换某种特权，包括更多的食物和优惠待遇。但是游击队吸收的妇女人数太少，妇女在游击队的人数只占2%至5%，而且犹太妇女比非犹太妇女更容易受到伤害。
但是，这座令人生畏的白俄罗斯森林中，还有一支犹太人游击队，由三个兄弟图维亚(tuvia)、阿撒耳(asael)和祖斯·比尔斯基(zusbielski)统率。这些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犹太农民是在森林中穿行的专家。在图维亚的带领下，四处游荡的比尔斯基游击队愿意吸收任何加入的犹太人，包括老人、无助的女人、知识分子和在森林中派不上用场的专业人员。结果，他们的游击队就比其他游击队规模大很多，其中大部分成员的生存依赖于更年轻、更健康和更有经验的男人。
比尔斯基游击队尽可能与非犹太人游击队合作以夺取武器，并强迫农民提供食物。后来，他们联合起来炸毁大桥，切断电话线，使列车脱轨。比尔斯基游击队最终建立了定居地，与之配套的还有向俄罗斯游击队供应物资的小工厂和车间。那些没有受过军事或技工培训的人做最底层的工作，如挤牛奶和劈柴等，这些人包括大多数妇女、老人、病人和缺乏实践技能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完全没用的人(malbushim)”。
在等级分化的游击队中，那些没用的男工人如果渴望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更好的食物，则可以通过当一名战士或侦察兵来提升自己，但是那些女人，只能通过找保护人——成为其情妇——来改善地位。游击队的规则要求，上等阶层和以前享有特权的女人需要与下等阶层和以前条件差的男人配对。这样的夫妻只是住在一起，比尔斯基游击队60%的成人都是这样安排的。
在战前社会，这种不平衡的婚姻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也是不大可能的。年轻的贵族苏丽娅·鲁宾(suliarubin)痛恨她这种无用人的生活，与一名她以前会嘲笑其无知和不够成熟的战士“结婚”。但是在游击队中，陪伴在他的身边，苏丽娅不仅活得很好，而且还可以帮助不幸的朋友。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她仍选择留在她的森林爱人身边。事实上，在战争结束时，这些妇女的大多数仍和与其明显不相配的伴侣生活在一起。18通过艰难和重要的选择，他们认可了森林生活，并将曾经丢脸的婚姻关系转化为神圣的婚姻，借此成家立业。
像其他因为有拿食物来换取性的好色男人(通常是纳粹)的保护而得以生存下来的犹太妇女一样，这些游击队中的犹太妇女接受她们的战时关系，通过婚姻为自己辩护，甚至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有时，那些妇女也会渐渐爱上起初胁迫她们的男人。当一个情人是犹太人时，他们之间的感情会不断加强。而当一个情人是纳粹时，那种爱则充满了罪疚和拒绝。
最糟糕也最令人羞愧的时刻是，当女人被胁迫时，其体内涌动着对胁迫者的性渴望。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也难以避免：当女人必须靠做爱(如果没有性欲)来救自己的命时，她们会伪装成乐意的样子。但在这些时刻，这些情妇会首先标榜自己不是妓女，而且以前和今后都不会是。
爱娃·布劳恩：大屠杀制造者的情妇19
如果这个单身汉独裁者没有制造众所周知的最大的人类毁灭的话，阿道夫·希特勒和德国非犹太人爱娃·布劳恩之间暴风雨般激烈的关系将会不值一提。希特勒对女人天性和女人社会角色的强烈主张形成了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想知道他如何对待他的情妇，较好的策略就是看看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内核。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是克拉拉·波尔兹尔和她的表兄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儿子，只是在他的未婚妈妈嫁给了约翰·乔治·希德勒(johanngeorghideler)后他才姓希特勒(hitler)。一些官方登记簿将希德勒(hideler)拼写为希特勒(hitler)，这是阿道夫的父亲接受的另一种拼法。阿道夫是克拉拉和阿洛伊斯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个。他的妹妹保拉，发育迟缓，这是希特勒憎恨并刻意隐瞒的事实。
在1929年末遇见17岁的爱娃·布劳恩(evabraun)时，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家，但此时已转变成仍在为权力奋战的好斗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他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不结婚的，因为(像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所说)他与他的国家“结婚”，他不可能抽出一个丈夫应奉献给妻子和家庭的时间。此外，他不想要孩子。“我发现天才的后代日子并不好过……此外，他们大多是白痴，”20他对他的管家说了这番话，这种观点可能来自他担心他可能生出另一个保拉。21
但是希特勒从来不缺少女人，她们被他的演讲、他的魅力和他能够重振德意志雄风的绝对信心所吸引。她们忽略了他短小的身材、风格全无的着装和爱娃·布劳恩所说的“滑稽的小胡子”，完全拜倒在他的脚下。一些女人(小道传闻曾说)甚至倒在他的车下，这样他会停下来安慰她们。希特勒表现得殷勤热情，他亲吻她们的手，与她们打情骂俏，调情，以理所应得的态度接受她们的崇拜。
希特勒把女人看作跟他一样的战略家。他的理论是：最初，女人为赢得男人的信任而努力;然后，她用轻柔的手指，先是轻轻地拨动男人的心弦，然后用力猛拉，直到最后她牢牢地控制了男人，迫使男人“按她的欲望跳舞”22。
总的来说，希特勒更喜欢体态丰满的金发女郎，喜欢使他开心或让他印象深刻的女演员和其他女人。他还喜欢年轻的女人，他寡居的同父异母妹妹安吉拉·拉包尔(angelaraubal)和她十几岁的女儿安吉拉(angela)或着叫吉莉(geli)在1927年来和他同住后，他爱上了吉莉。他把这个年轻女子当作他公寓里的准囚犯，未经他的许可禁止她出去，即使出去也要有专人陪同。吉莉狂怒咆哮，大哭，哀求和威胁，但希特勒很坚决：何时去、去哪儿和跟谁去，都由他说了算。1931年9月18日，在一阵特别激烈的争执后，21岁的吉莉拿起希特勒的瓦尔特6.35毫米手枪，射向自己的心脏。
希特勒感到震惊和悲痛，同时也对万一媒体发现他和他年轻的侄女发生性关系而可能产生的政治反应感到惊慌。他的纳粹同事同样很担心，他们成功地做成了吉莉自杀的假象，使得媒体报道她的死因时，只是暗示她因为没有成为一个专业歌手而感到沮丧。希特勒很简单地表示了哀悼。他让一个艺术家用她的照片做了个画像，命令他的管家安妮·温特每周在吉莉的房间放置鲜花。
即使在与吉莉保持关系期间，这个总是拈花惹草的男人也与其他女人有染。其中一个就是比吉莉还小的爱娃·布劳恩。他们于1929年末在希特勒朋友的工作室相遇，这位朋友是个演讲教练和官方摄影师——纳粹海因里希·霍夫曼。希特勒进去时爱娃正上梯子放东西，这项家务活不经意间秀出她匀称的双腿。希特勒很高兴地看到她的脸也同样迷人，不时地，在吉莉和他的其他女朋友之间，他安排与爱娃约会。
在他们第一次相互介绍后，爱娃问她的雇主：“谁是阿道夫·希特勒？”说真的，谁是希特勒呢？爱娃的父亲弗里茨·布劳恩把希特勒视为“杂而不精的人，一个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想要改变世界的白痴”而不予理会。23而爱娃的姐姐伊尔丝·布劳恩(ilsebraun)，为犹太喉科医师马克思医生工作并与之相爱，则对希特勒表示鄙视。
希特勒因爱娃对他本人、他的政党和政治一无所知而被她迷住了。他认为女人会对政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看看洛拉·蒙特斯，是她毁了巴伐利亚路德维格一世国王。“我恨‘政治女人’，”希特勒声称，“一个政治家的女友一定不能聪明。”从这个角度来说，爱娃是完美的。她禁止在她面前讨论政治，她甚至从来没有加入纳粹党。
那么爱娃身上的什么特质使她最终从那么多吸引希特勒注意力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呢？她非常漂亮，这一点非常重要。她金发碧眼，用过氧化物使头发发亮，用化妆来突出她的眉清目秀，用亲手制作的衣服使其穿着显得简单优雅。她身材很好，永远都很苗条，即使是不在学校练习滑冰和体操的日子。(在一部有关她和希特勒的家庭电影中，爱娃在修补一个很笨重的车轮。)她活泼而友好，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她相当聪明，但却惊人地无知，热衷阅读《飘》之类的浪漫小说，她是一个生性乐天的少女，她母亲则希望将她女儿的美貌做成一桩好的婚姻。
爱娃在家和她的姐姐伊尔丝(ilse)、葛特尔(gretl)共享卧室。她的父亲弗里茨和她的母亲弗兰齐斯卡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弗里茨对爱娃提前中断修道院学校生活尤其感到失望，因为修女会再也不能容忍她的捣乱。弗里茨尽最大努力想控制爱娃，但爱娃很坚决，也很机灵，最重要的是，她把精力集中在她希望过的生活上。
几乎从他们的第一次“约会”起，爱娃就想要阿道夫·希特勒，但希特勒只是偶尔对她产生兴趣，伊尔丝嘲笑她的妹妹追求一个老男人。吉莉的死使情况有所缓解。最后希特勒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自己的家——接收爱娃。很快他们就开始做爱，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一个红色的长沙发，其背面饰有花边。在不光彩的慕尼黑会议中，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都在这张沙发旁边照过相。
虽然爱娃是希特勒第一个邀请过夜的女人，但她仍是这当中的许多女人之一。她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是威妮弗蕾德·瓦格纳(winifredwagner)，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的儿子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英国寡妇。但是威妮弗蕾德权衡了希特勒的性格，认为他令人可怕的私人兽性远远超过他在公开场合的温和态度后，打消了继续和他保持性关系的念头。有谣言说她对他的性要求非常反感，即她要担当其母亲的角色并鞭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