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曼达还是一个奴隶。而且佐治亚州的《黑人法典》禁止获得自由的奴隶留在这个州。这样，伊丽莎白·迪克森和她的儿子能够将他们可爱的阿曼达留在身边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解除她的奴隶身份。
同时，在朱莉亚为迪克森一家人扫地、补衣服以及在餐桌边服侍他们的时候，她天天都能看到女儿。她不得不向自己的孩子磕头，看着她完全变成一个几乎是白种人、举止优雅、有美好修养但却只属于父亲的姑娘。朱莉亚的后代保留了他们口传家史中朱莉亚对往事的回忆，根据他们的说法，朱莉亚从没有饶恕大卫对自己的强奸，并且采取“用铁腕”18控制他的方法来对他实施报复。
朱莉亚的“铁腕”(虽然不是源自她根本的怨恨)可能更像是一种痴心妄想而不那么现实。各种出处的证据都表明，朱莉亚和大卫产生了一种相互的爱慕，这也确保了朱莉亚在迪克森家里成为具有支配能力的角色之一。虽然她和阿曼达被相互避开，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大卫都像对待他从未有过的妻子那样对待她。他当着别的奴隶的面亲吻她或者把她从马上抱下来，并且把这些举动都看得很平常。他也经常和朱莉亚一起坐在壁炉边或者坐在他的卧室里，讨论家务、农事以及一些能够使他出名的计划。
随着伊丽莎白身体不断衰弱，仍然年轻的朱莉亚和另一个奴隶露西(lucy)承担起了她许多的责任，包括掌管锁着白糖、威士忌、肉、衣物和药品的各个贮藏室的钥匙，以及监管非常重要的厨房等。大卫也将各种与租户、商人的经济交易委托给了朱莉亚。这样，接下来出现的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的图画，她在建立和运行迪克森帝国的过程中提供自己的合作，她尊敬阿曼达的父亲也就是那个在他的生活和世界中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有权威地位的男人，而且也感受到了一些爱慕。
在她意外地开始了性生活和做了母亲之后，朱莉亚与大卫不断增长的亲密情感大概也包括一种性关系。但她绝不是一个忠诚的身为奴仆的情妇。她公开和迪克森家的另一个奴隶乔·布罗肯(joebrooken)厮混，并于1853年生下了布罗肯的女儿朱莉安娜(juliana)。13个月之后，她又和迪克森家的一个白种熟人尤班克斯“医生”(“doc”eubanks)睡觉。大卫一定是接受了这些私通，因为他既没有因为他们责骂她，也没有因为他们惩罚她，反而在家中赋予了她更多的权力。
在朱莉亚变得成熟，工作干得又努力又好，并且和大卫、乔以及“医生”私通的时候，大卫则因为他的一些农业革新而变得又富有又知名。到1860年，他个人就拥有150个奴隶。一些农业杂志出版了他关于密集施肥以保持土地、庄稼循环、浅层种植和多样种植的激进理论，他声称可以通过这些战略达到自给自足。他相信，应该教给奴隶们更有效率的各种劳动方式，而这些劳动方式同时又可以增加奴隶们的自尊和他们的生产量。“我在5分钟之内学会了一种方法，这样每天都可以比他昨天多采摘100磅棉花，从这一点出发，他还能够继续改进。”大卫这样写道。19
据南北战争之后一些奴隶“工人”的证词所说，大卫并不总是践行他所宣扬的东西。朱莉亚的孙媳妇尤拉·扬布拉德(eulayoungblood)回忆说，大卫通过奴隶监工来执行纪律，这些监工有将奴隶绑在柱子上鞭打的自由。“当我想到那些时光，我就用微笑来阻止哭泣。”尤拉这样说。20
然而，至于阿曼达，大卫却非常乐意与他那非白人的女儿一起分享自己的生活，并以此挑战整个社会。当客人们问大卫他们是否非得和她一起用餐时，大卫就会咆哮起来：“天哪，当然，如果你要在这里吃的话!”21
大卫至少对一个熟人承认了这个明显的事实——阿曼达是他的女儿。另一位访客阿尔弗雷德博士(riend)在后来的一起诉讼案中做证说，由于阿曼达长得酷似大卫，于是大卫就在阿曼达的出身问题上向朱莉亚施加压力。朱莉亚不愿意把阿曼达让给大卫，就告诉他说阿曼达是自己的女儿。“我告诉她我认为阿曼达的确是她的女儿，但我问她要得到这个女儿她是否得到什么协助，”阿尔弗雷德回忆说。朱莉亚犹豫了，最后承认“她是马萨·大卫的孩子”22。
在某些方面，奴隶制简化了朱莉亚和大卫关系的状态：无论朱莉亚的个性多么强劲有力(实际上无论怎样，大卫的个性更为强劲有力)，无论大卫对于朱莉亚的爱慕有多么强烈，无论朱莉亚对于大卫的感情有多么含糊和抵触，大卫都是老板，都是主人，也就是绝对的权威。虽然阿曼达从朱莉亚那里被带走的时候朱莉亚很痛苦，但是朱莉亚对于大卫和伊丽莎白如何养育她的孩子则十分赞同。
我们了解到的关于朱莉亚生活的少量信息仍然令人困惑又充满矛盾，但却也可能是对朱莉亚本人生活的精确反映。比如，虽然她被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描述为一个黑奴，但是她却告诉她的孙辈，说她是葡萄牙人(她这样说肯定指的是她父亲，她也把他描述为“西班牙人”)，自己一点黑人血统都没有。
南北战争前夕，南方脱离北方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奴隶中焦虑的抱怨之声也越来越大。这个时期朱莉亚是如何感受的，我们找不到任何记载。一方面，她一定怨恨自己受奴役的地位；另一方面，她也明白，自己的安全和女儿的富足又依赖于大卫·迪克森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正是建立在黑奴的脊梁之上。所以她一定在这种矛盾的撕扯中备受煎熬。
大卫却感受不到这样的利益冲突。在南北战争期间，他通过“几乎是牺牲式的”捐助棉花、咸猪肉、粮食和大量金钱的方式来支援南部邦联的支持者们。结果，迪克森家族的财富日渐减少。1863年，北方的威廉·t.谢尔曼(williamt.sherman)将军到来并占领了汉考克郡。虽然他放过了大卫的房产，据说是因为年老的伊丽莎白·迪克森在场，但是他的部队却用马车拉走了数百包棉花和储存的粮食，还带走了55匹骡子以及一些农业机械。虽然朱莉亚在士兵们可能偷到迪克森家的白银之前就把它们埋了起来，但是大卫的种植园还是遭到了严重的毁坏。
1865年8月20日，南北战争结束。迪克森家的奴隶，包括朱莉亚，就再也不是奴隶了，但是朱莉亚还是选择同迪克森一家人待在一起。她想要和阿曼达在一起的愿望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阿曼达永远也不会离开她亲爱的父亲。一定还有这样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她感觉到，她作为奴隶的生活是不错的，现在还可能会变得更好，而且她也不可能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一份工作，可以使她像做大卫的管家那样负起责任、那样有威望(以其自身的方式)和有那样多的报酬(也是以其自身的方式)。到1864年8月6日伊丽莎白·迪克森去世时，朱莉亚真正变成了遭到劫掠的迪克森种植园的女主人。
还在29岁的年龄，朱莉亚就要当外祖母了，因为大卫的白人侄子查尔斯·h.尤班克斯(ubanks)，也就是阿曼达的堂兄，让阿曼达怀孕了。由于佐治亚州的法律严厉反对不同种族间的通婚，因此阿曼达和查尔斯不能结婚，但是他们却一起搬进了大卫在附近帮助他们购置的一个种植园。两人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朱利安，这肯定是根据他外祖母朱莉亚的名字取的。
虽然大卫几近破产但他仍然足智多谋富有决断，所以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发迹。他向美国政府申请对他进行赦免，这是收回他财产的一项必要的手续，并且宣称——因为他不得不宣称——“奴隶制一去不复返了”23。在家里，他却公开惋惜奴隶制的死亡，因为他像所有从前的奴隶主一样，面临着可怕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是由于黑种男人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黑种女人变成了自家的家庭主妇、黑种孩子获得了童年的权利。尽管遇到这些挫折，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兴旺起来，他靠的是造犁和生产“迪克森复合肥料”，这种肥料的销售利润十分可观。
朱莉亚的生活又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在阿曼达生下她的第二个儿子查尔斯(charles)之后不久，她突然回到家里说：“爸爸，我要和你住在一起。”大卫同意了，并且为她、朱莉亚和孩子们盖了一所大房子，离自己更为普通的住处仅有300码之遥。他通过一种销售行为确保她们是这所房产的主人，其中八分之七的份额归阿曼达，其余八分之一的份额归朱莉亚。从阿曼达的婴儿期以来，朱莉亚第一次被允许同她的大女儿住在一起，而她的小女儿朱莉安及其一家的住所也在附近。
大卫还隐藏着另一件将要令人大吃一惊的事情，这件事也一定打击了朱莉亚。在62岁的时候，大卫突然结婚。他的新娘克拉拉·哈里斯(claraharris)仅比阿曼达大3岁。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幸福，因为这位既有修养又很富有的南方大美女发现自己居住在种植园两个简单住所之中较次的一个里面，而那个更好的住所里面却居住着他新丈夫的黑人情妇、女儿和两个孙子，她的新丈夫爱这些人也爱到了发狂的地步。克拉拉的兄弟亨利·哈里斯(henryharris)后来证实大卫对克拉拉一直非常慷慨。他给她提供了一辆漂亮的马车和两匹黑色的骏马以及丰厚的零用钱。他还雇佣了一名建筑师来设计一座价值3000美元的宅邸，但是，根据亨利·哈里斯的说法，克拉拉在对大卫位于乡下的种植园的活力进行了评估之后，对在那里建筑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
哈里斯还说，克拉拉从来没有幸福过，但并不是因为大卫对她不好。克拉拉和她的新丈夫只是不能和谐地相处，而且对一个习惯了活跃社交生活的城市姑娘来说，她也显得很可怜。此外，她的身体也不好。亨利没有补充到的内容是，大卫对于朱莉亚、阿曼达、朱利安和查尔斯不加掩饰的爱对于克拉拉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而且也使得克拉拉成了人们的笑柄。
朱莉亚也一定非常痛苦。就算她不妒忌，她也一定会为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以及未来的安全担心，而且她对这个被惯坏的、要求苛刻的闯入者也一定充满了警惕。然而几年以后，在法院调查大卫有异议的遗嘱的听证会上，朱莉亚郑重发誓说，到大卫结婚的时候，他就不再和自己发生性关系了。朱莉亚说，“我想，在他结婚或者想到结婚之前，我们就分开了。”25
这场婚姻是短命的，因为克拉拉在她结婚3周年纪念日之前就害肺炎死了。从结婚到丧妻这段时间大卫经受了很多考验。朱莉亚转向了循道会教派的切里希尔教堂，并把自己奉献给了教堂的联合学校。1874年，她劝说从不去教堂的大卫把自己的3英亩土地卖给教堂——总价为5美元。大卫加上了一些条件，那就是，如果土地不能用于教堂和它的学校，或者如果道路失修，那么土地就得归还给他。这几乎算不上是什么重大的慈善姿态，不过完全是朱莉亚要求这么做的。
在其他方面，朱莉亚的生活一如既往。她仍然是大卫信赖的管家。她还是骑着马到附近的城镇去购买所需的物资，销售种植园产出的商品。她的商业活动频繁地将她带到大卫一个朋友的家里，但是她总是拒绝那家人请她留下来吃饭的邀请。她更喜欢在厨房里和仆人们一起吃饭。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朱莉亚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安静、不冒犯别人的女人”，她只为大卫的朋友服务，从不抢风头。26
1885年，大卫辞世。阿曼达紧抱着他已经没有生命的身体呜咽着说：“现在我是孤儿了，现在我是孤儿了。”接下来上演的便是有关他有争议的遗嘱的活生生的噩梦，因为迪克森死时很富有，并且他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了阿曼达。他的79个愤愤不平的亲属对这个遗嘱提出了挑战，他们争辩说朱莉亚对他施加了过多的影响，是她强迫大卫把阿曼达作为遗嘱的主要受益人。大卫死后9个月，朱莉亚被置于她对手轻蔑的律师们充满敌意的质问之中。过去的一些事情，无论真实的还是编造的，都在法庭上播散。有一些可能具有真实性——比如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大卫在一次争吵中打了她，她对大卫也进行了还击；大卫待她就像妻子或情人那样，而不像奴隶；他们公开地相互亲吻，等等。其他一些——比如说朱莉亚威胁要离开大卫，大卫听到这话之后癫狂地哭泣等——则可能是捏造的。
对于阿曼达的律师们来说，困难在于要证明：虽然阿曼达是朱莉亚和大卫的孩子，但是在大卫写他的遗嘱的时候，朱莉亚并不是大卫的情妇。敌方阵营要争辩的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朱莉亚那时是大卫的情妇，而这个地位使她能够向他施加压力。朱莉亚的道德和可信度受到了攻击。“(朱莉亚是)一个黑人的孩子，是吗？”一位反方律师询问道。“一个深肤色的男人的孩子。”朱莉亚回应道。“他是黑人吗？”这位律师坚持问道。“我想他们是叫他黑人的。”朱莉亚回答道。这些律师还给她施加压力，让她说出三个孩子的不同父亲：“你只是把你的爱护局限于他们三人？”“我不知道什么事局限我；我不是一个坏女人。”朱莉亚坚定地回答道。27
遗嘱得到了鲜明的支持，阿曼达也因此成了佐治亚州最富有的有色人种女人。尽管她还处在悲伤之中，但她毕竟是她父亲的女儿，而且她也立刻掌管了自己的生活。她在奥古斯塔买了一幢有七间卧室的房子，然后搬了进去。由于“她对她母亲有着天然的爱，并且秉持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她把种植园八分之七的房产给了朱莉亚。作为给朱莉亚的又一个献礼，阿曼达的儿子朱利安和他的妻子给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洗礼时取名叫朱莉亚·弗朗西斯二世(juliafrancesii)。两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大卫·迪克森二世(daviddicksonii)出生。
但是朱莉亚的家庭中还是蕴藏着更多的动荡。结婚后阿曼达也没有丝毫放弃控制自己继承的遗产。相反，她只送给她丈夫内森·图默(nathantoomer)一个自由的有色人种男人和丰厚的礼物。但是她虚弱的身体、紧张的性情以及一桩家庭丑闻(她的第二个儿子查尔斯虽然是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但却迷上了他新继父14岁的女儿，并且试图绑架她)使她衰弱下去，最终，阿曼达死于1893年，年仅44岁。
她死时没留下遗言。新的法律争端接踵而至。1899年，朱莉亚和她的朋友玛丽娅·纳恩(mariahnunn)去了阿曼达在奥古斯塔的房舍，把那里的东西都收拾起来，并且运送到佐治亚州的斯巴达，朱莉亚的孙子朱利安在那里给朱莉亚买了一所坐落在山核桃树林中的豪华房子。朱莉亚赢得了反对她的官司，并且获准保有阿曼达的家具。她告诉她的后人说，她还让人把大卫·迪克森的遗体移到了斯巴达的一个墓地，并且还给他立了一块纪念碑。
朱莉亚·弗朗西斯·刘易斯·迪克森与大卫·迪克森的生活是从被强奸开始的，而她那些通奸的事情，尤其是与大卫的奴隶乔·布罗肯的通奸，可能是她反抗的形式。但也许仅仅是因为她对此人产生了爱情。不管是哪种情况，她对于自己维持和大卫关系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信心。
然而朱莉亚的境况太复杂了，以至于要做任何决定都不是简单的事。大卫宠爱阿曼达胜过任何其他人，尤其是他那些挑剔的亲戚，这一定使朱莉亚感到庆幸。同时，大卫如何对待其他奴隶，比如奖赏那些配合的人而对另一些人则大棒相向，对此朱莉亚也是耳濡目染。朱莉亚本人就是那些愿意配合的人当中的一个。
朱莉亚对待自己肤色和出身的态度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尽管据说她告诉她的孙辈说自己没有黑人血统，但是她不可能真的相信她自己没有黑人血统——不然的话，她为什么会成为奴隶呢？但是长期处于奴隶制之中，甚至长期接触认真、没完没了讨论“黑鬼”的大卫和他的白人客人，一定影响了朱莉亚的认识。也许她对她发红的肤色和她不卷曲的头发产生了一种骄傲，也许她希望同那种受奴役的不体面保持距离，仿佛自己的不体面是由具有深肤色特点的拉丁血统所造成的一个错误似的。也许大卫出人意料地与克拉拉·哈里斯结婚激怒并吓坏了朱莉亚。她从不向她的孙辈提起大卫短暂的婚姻，从中她的悲痛也可见一斑。就像她的黑人血统一样，大卫对她短暂的背叛根本就不存在。
处于迪克森世界核心位置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矛盾，在朱莉亚一生大多数的时光中，都一定在折磨着她。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她一定试图弄懂她是怎样驾驭自己从这个世界中走过来的：通过故作勇敢、聪颖、勤劳、奉行宗教以及——在老年的时候——对不快记忆的过滤来规避风险和保持自尊。
哈丽特·乔布斯28：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
与菲巴、朱莉亚·钦、萨莉·海明斯不同的是，哈丽特·乔布斯(harrietjacobs)在她自己所写的《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incidentsinthelifeofaslavegirl)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虽然废奴主义者莉迪亚·玛丽娅·蔡尔德(lydiamariachild)对她的手稿进行了编辑和润色，但是，以琳达·布伦特(lindabrent)的化名出版的哈丽特自述，却让哈丽特将自己作为奴隶和一个白种男人私通的经历呈现于世。
哈丽特的书是一个女奴的自述，而自述是一种有很多人研究却饱受争议的文学样式。她的这些自述算不算自述，从定义上看，让人有些怀疑，因为作为讲述者的这个奴隶或前奴隶想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渴望获得大量具有同情心的废奴主义的读者，所以她必须考虑这些读者的背景和期望，包括他们想了解“具体的、种族主义化的社会习俗”的欲望。同样，讲述者还得和编辑抗争，因为编辑会根据意识形态和个人偏好对她提供的材料进行加工、更正、修改和删节。
这位身为女奴的讲述者也有她自己的一些感悟，尤其是当她与一名白人男子有不正当的性关系，并且因为因这种关系带来的耻辱而深受折磨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为了对自己的行为以及也许是泄露秘密的混血孩子的出现进行辩护，这位身为奴隶情妇的讲述者完全有理由否认她与白人男子关系中的任何配合和享受。她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承认那位勾引她的男人对她有任何吸引力，以及她自己对这位男人有什么爱慕。
这位奴隶的那些自述需要仔细阅读。它们提供了其他渠道很少能够提供的东西：女奴对于她的生活和她的世界的看法，充满个性和感觉、时间和地点、前因和后果的细节。哈丽特的讲述尤其经受住了时间以及专家细究的考验。
哈丽特·安·乔布斯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后来长成了一个漂亮女人，这是她后来一直悲叹的事情。“如果上帝赐予她美貌，这将被证明是对她最大的诅咒，”她在书中这样写道，“美貌，对白人女子来说是吸引赞美，而在于女奴来说，则是加速沉沦。”
哈丽特大约于1813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伊登顿，父亲叫伊莱贾(elijah)，是一个身为奴隶的木匠，母亲叫迪莱拉(delilah)，属于客栈老板约翰(john)和玛格丽特·霍尼布洛(margarethorniblow)夫妇。在母亲1819年去世之后，6岁的哈丽特在成长中更深地依附于玛格丽特·霍尼布洛。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还教给哈丽特识字读书的基本技能。正好在哈丽特12岁的生日到来之前，玛格丽特不幸去世。在执行玛格丽特的遗嘱时，哈丽特发现，她不仅没有像曾经得到过的许诺那样被解除奴隶身份，而且还被立契转让给玛格丽特3岁的表妹玛丽·玛蒂尔达·诺康(marymathildanorcom)。
哈丽特的小世界破碎了，而她的新世界很快被证明是险恶和令人恐惧的。玛丽·玛蒂尔达的父亲詹姆士·诺康大夫(dr.jamesnorcom)是一个无情的虐待狂，他迫害厨子，而且还惯常性地鞭打他的奴隶。在他的屋顶之下住下的第一周，哈丽特就听到“几百下鞭打连续不断地落在一个人身上”。受害人是一个农场工人，他(恰当地)指责自己的妻子生下了诺康大夫浅肤色的孩子。为了报复他的指责，诺康就鞭打他，然后将他和他的妻子卖掉，并不顾及后者苦苦的哀求。哈丽特注意到，这位新手妈妈“忘记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一个女奴告诉别人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那就是一种犯罪”。
当哈丽特长到15岁的时候，诺康便毫无迟缓地追求她，在她的耳边悄悄地说一些“下流话”，并且欺侮她。他提醒她说，既然他拥有她，那么他对她的身体就是有权利的。尽管年轻，也没有经验，但哈丽特还是抵抗住了他想要占有她贞操的战役。他的粗俗使她颇为震惊，做妾的前景也使她感到恐怖。她还足够机敏地发现，一旦诺康厌倦了他的“受害者们”，尤其是当她们生下孩子之后，他就把她们卖得远远的，以避免妻子的嫉妒和邻居们嘲讽的猜测。然而哈丽特发现，要击退也是难上加难。虽然他还没有强行和她发生性行为，但是他却无休无止地逼迫她。
同时，她还得同大夫年轻得多的第二任妻子相处，这位妻子也不能够扑灭她丈夫对于她的这位奴隶的激情。诺康夫人成了哈丽特的报应，她们的关系恶化成为一种典型的折磨，一方是一个遭到背叛的白人妻子，另一方则是一个倒霉的奴隶，而后者偏偏分享了前者的家室，无意间成了她遭背叛的催化剂。
哈丽特带着几乎无法控制的愤怒，把诺康夫人描述成一个衰弱的怀疑病患者，喜欢懒洋洋地躺在舒适的椅子上，看着女奴们挨鞭子，直到鲜血从她们被撕裂的皮肉中流淌下来。如果饭上得晚了，她就往那些锅里吐口水，以使厨子和她的孩子们不能刮干净锅里剩下的东西来吃。她把家里的厨子和她正在吃奶的婴儿分开。她还强迫哈丽特光着脚在雪地里长途跋涉。
哈丽特写道，没有什么比生活在家庭内部的战争中更为悲惨的事了。她宣称：“我宁愿在一个棉花种植园里操劳完我的一生，直到坟墓开启，让我在里面安息，也不愿意和一个肆无忌惮的主人以及一个嫉妒的女主人生活在一起。”
诺康大夫继续追求哈丽特。他强迫她站在他的身边，为他拂走苍蝇，而他则慢慢地、小口地抿着茶，详细地向她说明，如果她继续违抗他的话，他就会让她远离各种快乐。他还威胁说，只要向诺康夫人透露一个字，她就会被处死。但是诺康夫人已经起了疑心。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大夫禁止她……打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奴。
诺康大夫加速了他的诱奸战役。他把他4岁的女儿带到他的卧室去睡觉，并坚持要求哈丽特陪伴她。这挑起了他和诺康夫人之间激烈的争吵。诺康夫人后来拿着一本《圣经》来到哈丽特跟前，指导她亲吻“这部圣书并向上帝发誓”要讲真话。哈丽特用斩钉截铁的声音否认做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诺康夫人让她坐在一个凳子上，直直地凝视着她的眼睛说：“你已经接受了上帝的圣言来检验你的清白无辜。如果你欺骗了我的话，要当心!……那么现在告诉我你和你主人之间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在冲动之下，哈丽特一股脑儿把所有事情都吐露给了诺康夫人。诺康夫人的脸红一阵又白一阵，十分痛苦地抱怨丈夫亵渎了她的婚约和尊严，以至于哈丽特也受到了感动。她回忆说：“假使她说一句仁慈的话，就会使我跪倒在她的脚下。”
诺康夫人答应保护哈丽特，并且也努力试图结束诺康大夫盘算中的与哈丽特同居的安排。但是由于诺康夫人“不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女人，对自己的激情又没有多少控制力”，所以她被怀疑和仇恨所吞噬。她开始习惯于夜间溜进哈丽特的房间里并盯着她看。有时她装作是诺康大夫，在哈丽特的耳边说悄悄话，看她作何反应。不久，哈丽特对自己的生命开始感到恐惧。
在这段梦魇一般的时间里，哈丽特始终保持着沉默。她没有向她的外祖母莫莉·霍尼布洛(mollyhorniblow)——一个城镇自由居民——吐露真情。她的外祖母有几次都试图把她买下来。(但是诺康大夫总是拒绝。他说，哈丽特是他女儿玛丽·玛蒂尔达的奴隶，所以他没有合法的权利将她卖掉。)当诺康大夫得以单独和哈丽特在一起的时候，他责备地说：“我没有把你带到房子里去，让你陪伴我自己的孩子吗？我把你当过黑鬼来对待吗？我从不允许你遭到惩罚，甚至让你不必取悦你的女主人。这就是我得到的报答，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姑娘!”然而如果哈丽特哭了，他就会抚慰地说：“可怜的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可怜的傻姑娘!你不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我会珍惜你的。我会让你成为一位贵妇。走，去想想我答应给你的所有好处吧。”
哈丽特的确思想过，她的那些结论也是令人清醒的：“南方的女人通常会嫁给一个知道自己是许多小奴隶的父亲的男人(诺康大夫本人就生养了11个这样的小奴隶)……她们把这样的孩子看成是财产，就像是可以在种植园里出售的猪崽一样；她们会尽快把孩子们交到奴隶贩子的手中，并让他们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以此阻止这些孩子了解事情的真相。”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例外情形，那就是白种女人强迫她们的丈夫让那些“与他们有‘父子关系’的”奴隶获得自由。然而，诺康夫人却并不是这样的妇女当中的一个。如果哈丽特成为诺康的情妇的话，那么她的婴孩们从她那里被卖走，然后她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哈丽特对于诺康毫不妥协的抵抗，并不意味着她对于其他男人来说也具有免疫力。她爱上了一个交往时间很长的朋友，那是一个生下来就是自由人的木匠，他向她求婚，还想要买下她。但是哈丽特知道，诺康夫妇既不会同意将她卖掉，也不会允许她嫁人，除非是嫁给另一个奴隶。当另一个奴隶请求他们允许她嫁给一个自由的有色人种男人时，诺康夫人回答道：“我的小姐，如果我再听到你提起这件事情，我就会让人剥了你的皮并且把你腌起来。你以为我会让你同时照料我的孩子和那个黑鬼的孩子吗？”然而，哈丽特还是顶着巨大的惶恐不安，请求诺康大夫允许她嫁人。“你爱这个黑鬼吗？”他突然问道。哈丽特回答：“是的，先生。”这挑起了诺康大夫对她的恶言猛攻，而且诺康大夫还第一次打了她，并骂她是“我生命的瘟疫”。
在这之后的一周里，诺康大夫像鹰一样静静地监视着哈丽特。然后他告诉她说他要和妻子分开，并带着一些奴隶搬到路易斯安那去——她可以是这些奴隶当中的一员。在这项计划破灭之后，他撞见哈丽特在街上和她的男朋友谈话，于是对她进行了打骂。绝望之中，哈丽特敦促她心爱的人搬到一个自由的州去，然后她和她的兄弟会到那里投奔他。
但是逃跑证明是不可能的。哈丽特被看得很紧，她没有钱，她的外祖母也强烈反对这个主意。最后，哈丽特放弃了和她的木匠男友团聚的梦想，并且出发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在诺康家的这些年，哈丽特直接面对的是性的挑逗和生活的原生状态，所以她不再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她后来写道：“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但是我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才做的。”她所做的事情就是，她成了一个白人的情妇，她相信这个人能够通过购买把她从诺康家救出来。
哈丽特的情人叫塞缪尔·特德维尔·索耶(samueltredwellsawyer)，是一位未婚的年轻律师，也认识她和她的外祖母。索耶越来越被哈丽特所吸引，而且经常给她送字条。哈丽特这样提醒她的读者：“我是一个可怜的女奴，只有15岁。”不久，“一种更加温柔的感觉在我心中滋生”，虽然爱慕是与“报复、利益的考量……受到奉承的虚荣以及对善行真诚的感激”交织在一起。此外，“要成为一个不是自己主人的未婚男人的兴趣对象，这对于一个奴隶的自尊和感情来讲是适宜的——如果她的悲惨境遇曾经给她留下过一点自尊的感觉的话。展现自己的本性，似乎没有顺从别人的强制那样丢人”。
于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原因，哈丽特开始和索耶发生性关系，尽管她从没有提到这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的。他们的情事并不全是充满快乐。她担心她的“不道德行为”会伤害她外祖母莫莉的心，并且希望老太太不会发现这件事。接着，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很快导致了一场新的危机。
除了诺康大夫本人(当然还有塞缪尔·索耶)，其他任何人都以为诺康大夫是孩子的父亲。但是哈丽特知道，诺康会惩罚她，因为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而诺康夫人也会惩罚她，因为她确信诺康就是孩子的父亲。哈丽特希望能在她外祖母的家里得到庇护或至少是同情。然而，莫莉却从她的手指上扯下了哈丽特死去的母亲的结婚戒指，说她是她家的耻辱，并嚷道：“滚出去!永远也不要再到我家里来了!”哈丽特又害怕又羞愧，逃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并吐露了自己整个可怜的经历。这位我们不知姓名的朋友到莫莉那里去调解，把哈丽特在诺康家所忍受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在没有真正饶恕哈丽特的情况下，莫莉把她带回了家。但是她要弄明白，为什么哈丽特的共犯索耶，在可以另找一个女奴来当情妇的情况下，非要毁了她“唯一的小母羊”。索耶向莫莉保证，他会照顾哈丽特和他们的孩子。他告诉她说，他甚至会努力将他们买下。
诺康大夫来拜访哈丽特，他允许哈丽特留在她外祖母的家里，仅仅是因为诺康夫人禁止她待在她家。他最关注的事，是要弄清楚哈丽特的情人是谁——是那个他禁止她与之结婚的木匠吗？哈丽特愤怒地回嘴道：“我是对上帝和我自己犯的罪，但是并没有对你犯罪。”
“我诅咒你!”诺康大夫咕哝着，“我可以把你的骨头磨成粉。你把自己丢给了一个毫无价值的流氓……我命令你告诉我这个孩子的父亲是白人还是黑人。”
哈丽特由于受到惊吓和变得有些糊涂，所以犹豫起来。“你爱他吗？”诺康固执地继续追问。“谢天谢地我没有瞧不起他。”她回嘴道。这句话沉重地打击了诺康大夫。他威胁说要杀了她，然后又向她承诺，只要她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联系，他就会供养她和她的婴儿。哈丽特拒绝了，诺康大夫警告说：“很好，那你就自己承担一意孤行的后果吧。永远不要求我帮助你。你是我的奴隶，而且将永远是我的奴隶。我永远都不会把你卖给你可以依靠的人。”
婴儿约瑟夫(joseph)是个早产儿，而且生下来就病病歪歪的，一连几周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哈丽特恢复得也很艰难。诺康大夫经常来访，并且提醒她说，约瑟夫也是他的奴隶。
诺康在性方面的妒忌之火燃烧得一如既往地凶猛。他不让哈丽特接近他已经成人的儿子和种植园的监工。他指责哈丽特放荡成性。他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还剪掉了她那有光泽的长发。他继续凌辱她并使她出丑。有一次，复仇心切的他把她的兄弟监禁了起来。同时，哈丽特隐秘的情人萨缪尔·索耶只要有可能就溜过来，抱抱约瑟夫，也安慰哈丽特。但是索耶还不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字，因为孩子还是诺康大夫女儿的财产。
4年过去了。哈丽特回到了诺康家，同时也一直继续她暗中的风流韵事。在她满19岁之前，她的女儿露易丝·玛蒂尔达(louisemathilda)出生了。哈丽特声称，她对索耶的感情从来没有演进为她和第一个心上人所分享的那种巨大的激情，虽然她也感受到了对他的爱慕和感激。她写道：“有一个不控制你的情人，你就获得了某种类似自由的东西，但是因为体贴和爱慕而有的控制不在此列。”
哈丽特的第二个孩子证明，她和那个不知名的白人对手还有性关系，诺康大夫怒不可遏。哈丽特写道：“奴隶制对于男人是可怕的；对于女人就更可怕——在所有人共有的负担之上，她们还得加上她们独有的过失、苦难和屈辱。”她不得不等诺康大夫出城的时候偷偷地将约瑟夫和露易丝·玛蒂尔达带出去接受洗礼，因为诺康大夫禁止他们接受洗礼。
1835年，诺康将哈丽特送到了他的种植园，以此来惩罚她拒绝做自己的小老婆。他还宣布了要将约瑟夫喂得强壮以便卖掉的计划。哈丽特则正在精心设计一个逃跑的计划。她计划独自出逃；这样索耶就可以买下孩子并让他们获得自由。她的外祖母苦苦地反对。“没有人会尊敬一个将自己的孩子弃之不顾的母亲，”她警告说，“如果你离开他们，你便没有了片刻的快乐时光。”
哈丽特全然不顾她外祖母的劝告。她的一个叫萨利(sally)的奴隶朋友同意她的计划，并且告诉她说：“当他们发现你跑了，就不会纠缠孩子了。”在萨利的帮助之下，哈丽特采取了行动。她先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然后又藏在外祖母的家里，藏身的地方就是储藏室上方的一个槽隙。她蜷曲在里面，很不舒服，但却很安全，很难被发现。诺康大夫相信她去了北方，甚至还往北方去追，想把她找回来。哈丽特的骗局设计得非常精妙，包括写了很多信，并安排这些信从各个自由州寄给诺康大夫。
同时，在一个奴隶贩子的帮助之下，索耶耍花招让诺康卖掉了两个孩子，然后奴隶贩子马上又把孩子卖给索耶。为了让买卖的场景显得真实，两个孩子被装上了奴隶贩子的囚车，和其他被卖掉的奴隶关在一起，那些奴隶从他们的妻子、丈夫和孩子那里被强行拉走的时候还在哭号不已。当约瑟夫和露易丝安全出城之后，为哈丽特一家人(但不是为任何其他一家人)安排的假戏就结束了，索耶让人把孩子们偷偷送回到哈丽特外祖母家。近乎受着监禁的哈丽特从楼上的槽隙中经常瞥见她的孩子们，自己却从不敢现身。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哈丽特在莫莉的阁楼上竟待了长达7年之久，索耶也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并且于1837年作为一名民主党人被选进了国会。哈丽特的“失踪”结束了他们的关系，一同结束的，显然还有他要使约瑟夫和露易丝获得自由的承诺。自从哈丽特逃走之后，孩子们就同莫莉生活在一起，但是严格说来，他们还是索耶的财产。就在出发去华盛顿之前，索耶到莫莉的家里来看他的孩子们。哈丽特冒着失去自身安全的风险现身——并没有暴露她的藏身之处——只是出现在他的面前，并且恳求他让孩子们获得解放。“我自己什么都不要，”她说，“我要求的一切，就是在你走之前，你要让我的孩子们获得自由，或者你授权某个朋友来做这件事。”索耶欣然答应了她的恳求，并且补充说，他还会试图把她也赎出来。
然而，直到他娶了一个白种女人，他也没有实现这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1840年，在他结婚之后，他派人把露易丝接走，并且安排她在纽约同她的堂兄妹们住在一起。1842年，哈丽特终于离开了她的藏身之处，逃到了北方，并且在那里与女儿取得了联系。1843年，她又安排约瑟夫与自己团聚。自那以后，她靠做针线活儿来养活自己和她的两个孩子。在接下来的10年中，虽然他们身处自由的土地，但还是作为逃亡者在生活，因为诺康夫妇，包括她法律上的主人玛丽·玛蒂尔达，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哈丽特的追捕。1852年，一个名叫科妮莉亚·威利斯(corneliawillis)的废奴主义者说服诺康夫妇将她卖掉。威利斯付给他们300美元，然后解放了哈丽特。终于获得了自由之后，哈丽特开始构思她的故事，这个故事最终于1861年以“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的书名得以出版。
哈丽特的余生同她的女儿一起度过，她靠着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同时还为废奴事业不知疲倦地工作。内战之后，她和露易丝回到南方去做救济工作。后来，她们又回到了北方。1897年，哈丽特去世，享年84岁。
哈丽特·乔布斯对自己身为一个女奴的生活的揭示，在已出版的关于奴隶情妇的生活的自传体著作中，大概要算最直言不讳，并且表达清晰。自1861年出版以来，它引起了浩繁而又热烈的争论。在哈丽特的时代，废奴主义者和奴隶制的保卫者们争论的焦点是哈丽特叙述的诚实性和可靠性。在更接近当今的时代，许多历史学家则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这部著作。他们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哈丽特的叙述具有令人震惊的重要性。
当诺康纠缠她，一会儿欺侮她，一会儿哄骗她，一会儿威胁她，一会儿又向她许诺的时候，哈丽特没完没了的紧张焦虑是显而易见的事。同时，她的叙述也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具有如此强烈嫉妒心的男人会容忍他的奴隶同另一个男人通奸？为什么他不干脆对哈丽特实施强奸？为什么他鞭打和出售其他使他不高兴的女奴，却单单选出她来享受这样的优待？
实际上，她讲述的焦点集中在哈丽特坚定抵制的诺康身上，这就把注意力从她选定的情人也就是她两个孩子的父亲的身上移开了。同样道理，她还把很多怨恨集中在诺康夫人身上，这个女人的恶毒，包括一种滔滔不绝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心理虐待的东西。哈丽特意识到，诺康夫人是一个陷入一起可笑婚姻中被背叛的妻子。但是即便几十年之后，她也很少能够唤起对这个从前折磨自己的人的同情。她不仅用最不讨人喜欢的词语来描绘诺康夫人，而且还显然逐字逐句地再现了这个白种女人当年堆在她年轻的头上的那些最有辱人格的话语。另外，诺康夫人残酷和卑鄙的行为这样猖獗和频发，也会使读者纳闷：哈丽特如何管理她那两面派的爱情生活而不被任何人知晓，甚至连一点怀疑都没有？
哈丽特的叙述里充满了她所记得的她和诺康夫妇之间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她既不失礼节，也不卑躬屈膝，表现为这样一个女人，深受最高道德准则以及对诺康夫妇罪恶主张的深恶痛绝两个方面的驱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给我们讲述的这个从未成为她情人的诺康的事情，要比讲述索耶的事情多得多。从头到尾，索耶都只是一个影子人物，而且哈丽特在提及索耶的大多数时候，采用的都是一个承认自己陷入一宗大罪的女人采用的那种愧疚的口吻。
许多女奴在与她们的主人或者其他白人性交的问题上很是矛盾。哈丽特最大的羞耻就是索耶并没有强迫她，尽管同时她也相信，自愿献身不如被迫与人发生性关系那样“让人丢脸”。她从来都不能承认她爱过索耶，即便在事后几十年，她依旧隐瞒了他们之间风流韵事的所有细节。她主要关心的，是她为获得读者的理解而发出的恳求。
就像哈丽特的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并非所有的女奴都屈从于强迫他们上床的野蛮行径。有些则自愿与白种男人建立起关系，其理由显而易见又正当合理：免受奴隶制最残忍的虐待；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工作；各种优待；报复残酷的女主人；物质报酬；孩子可以得到自由并且永远享受比任何奴隶都更好的生活；最后，还有爱情。
然而，爱敌人，使许多奴隶被攻击为不可饶恕。哈丽特就犯了这样的“罪孽”，并因此而使自己受到伤害。这的确是她的情妇生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也解释了她为什么不能够泄露——至少在回顾过去时是这样——她肯定和索耶分享过的色情方面的快乐，也解释了她为什么拒绝承认她对索耶有任何强烈的情感依恋。
接下来便是她为所有那些与白种男人卷入性关系之中的女奴所作的最后抗辩：“奴隶的状况困惑了所有的道德准则，而且实际上也使得践行这些道德准则成为了不可能。”哈丽特把19世纪的基督教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作为自己的原则来对自己进行判断，结果她发现自己是有罪的，于是又基于奴隶制仅从定义上讲就是一种不道德状况的前提来对自己进行免罪。
哈丽特的叙述聚焦于她作为一个奴隶情妇的经历之上，但也表现了白种男人和女奴之间非法关系更为广泛的后果。哈丽特在性方面的易受伤害性也威胁到了诺康夫人，因为诺康夫人作为一个女人，缺乏制止她丈夫追求女奴的权利。哈丽特同萨缪尔·索耶的风流韵事搅扰了她外祖母的正派感。这位老妇人还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她精心培育的与白人群体之间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容忍她成为一个自由的黑人。像所有这类私情一样，哈丽特与一个白人的风流韵事及其产生的孩子们，都对实行奴隶制的各州制约人们生活的社会秩序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