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够想象得到，那些到上帝的仆人那里去碰运气的女人，会发现自己被圣杰罗姆(saintjerome)污蔑为“单个男人的娼妓”？这个人就是4世纪后期那个激烈斗争以压服自己性欲的新出道的修道士杰罗姆。许多神职人员都轻易屈服于折磨杰罗姆的那些诱惑，而且因为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在没有女人的情况下生活，所以他们要么结婚，要么接纳情妇。
在基督教最早期的日子里，牧师、修道士和平信徒一样，也爱女人，并且和她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到了4世纪，神职人员单身的教义开始生根。神学、禁欲主义以及实际和财产的考虑支配了教会中救世军的运动，这个运动强行推出了神职人员的单身制度。攻击是多方面和持续性的。神学家援引关于夏娃女儿们诱惑人的不道德天性的那些教义、与她们性交的邪恶，以及基督教禁欲者们的决绝，而他们被剥夺的东西里当然也包括性。同时，这些教会官员还指责性活跃的神职人员缺乏他们需要用以帮助别人的道德优势。他们补充说，性关系使得牧师们分心，而他们应该排他地专注于圣职和灵性。
与神学相去甚远、关于神职人员单身生活最引人入胜的争论焦点是教堂不断增长的财富。无论结婚与否，有家庭责任的牧师都会消耗本来可以在教堂奉献箱里积累起来的资财——和单身汉不同的是，他们会花钱来供养他们的妻子、情妇以及孩子，他们会把财产遗赠给这些人而不是教会。
公元305年，在西班牙举行了教会的埃尔韦拉宗教会议(synodofelvira)，会议对所有的已婚主教、神父和执事都强制推行单身制。这个宗教会议认为，单身制会提高牧师们的道德标准，也会证实他们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会议还颁布法令，规定那些继续拥有性生活的人会受到免职的处罚。公元325年，更有影响力的尼西亚理事会(councilofnicaea)取缔了神职人员的婚姻制度，禁止主教、神父、执事和所有其他的神职人员和女人同居一室，“除非这个女人是他的母亲、姊妹、阿姨或者其他可以免除怀疑的这类人”2。这项声明还有效地定义和谴责了神职人员纳妾的制度，做了妾的人随后在整个罗马的天主—基督教界都会受到鄙视和迫害。
从公元370年起，教皇宣言加紧了这种束缚，不仅禁止结婚，而且还禁止性关系。神职人员单身制的理想变得广为传播，虽然实践还不是这样；大多数已婚的神父还是继续和他们的妻子保持性关系，尽管有一连串的法令告诫单身的神职人员，让他们在被授予圣职之后不要结婚。有抱负的神父也承认：单身是事业上一项很好的举措。
尽管有这项禁令，但是还是有一些神职人员结了婚，并且在那些不清楚他们的状况或者愿意忽略他们的状况的神父陪伴之下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其他一些神职人员，无论单身还是已婚，也找情妇。公元535年选出的亚加比多教皇一世(popeagapitusi)就是这样一个神父戈迪亚纳斯(gordianus)的私生子。约翰教皇八世(popejohnviii，965—972)被一个被他戴了绿帽子的丈夫谋杀。那个有着讽刺意味名字的英诺森教皇八世(popeinnocentviii，innocent是“清白”之意，1484—1492)承认他自己有一群“王八羔子”。从9世纪中叶到11世纪，教皇的情妇们，即西奥多拉·提奥菲勒(theodoratheophylact)、她的女儿玛洛齐亚(marozia)以及她们的后代都非常有影响力，以至于她们那个时代的教皇政治被称作“淫妇政治”。
当然，教皇的情妇受到娇惯和保护，但那些地位较低的教区教士的女性伴侣却没有这样的待遇。10世纪德国严厉的主教如果怀疑女人和神父有性行为，就会命令将她们的头发剪短并在头上烫上烙印，以此来羞辱她们。西班牙的主教则会把神父的情妇逐出教会，而且在她们死后不许举行仪式，也不许立墓碑。
到了11世纪，教规法律开始将神父的妻子定义为“妾”，并且将她们的孩子宣布为私生。1018年，帕维亚宗教会议(synodofpavia)把神职人员的孩子变成奴隶，并把他们作为教堂的财产。1089年，阿马尔菲宗教会议(synodofamalfi)将这种奴役状况延伸到神职人员的妻子和妾身上，那些伴侣是副执事或者更高职位神职人员的人，可以由封建领主抓去做奴隶。
许多神父都反对这些法令。一些人辩护说，他们被迫在他们的妻子和职业之间做出选择。其他人做出了正确的预测，结局果真如他们所料，那就是，废除公开的婚姻，会导致私密的风流韵事和大规模的纳妾现象。俗界的统治者和教区的居民也干预反对同居者——神父纳妾的官方说法——其结果就是社会上出现的焦虑和混乱。11世纪后期，德国的王子们用没收结婚主教财产的方法来处罚他们，成群结队盛怒的教区居民以最不足信的借口对那些不得人心的神父进行追扰。在对立的一面，同居者们也袭击格雷戈里教皇七世(popegregoryvii)派来的那些代表，教皇是致力废除基督教中婚姻的改革者。格雷戈里的那些改革导致了对神父情妇的残酷迫害，以至于一些女人寻短见身亡。
这场战斗遍及整个欧洲。1215年，律师出身的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iii)召开了第四届拉特兰理事会(thefourthlaterancouncil)，宣布所有的神职人员在法律上都是单身，即使那些在被授任圣职之前结婚的人也是如此。颇觉讽刺的是，这意味着，天主教主持下的婚姻没有授圣职礼神圣。这也向一些神学家表明，纳妾制度将成为神职一种不可避免的辅助。寻求精神和行动指导的妇女被独居的神父勾引或者勾引独居的神父的事件频繁发生，使得人们聚众要求神父在家里应该有常住的妾。这里的基本道理是，神父们深受孤寂和性欲的折磨，以至于掠夺教区的妇女；接下来的道理就是，情妇的日常出现会削减这样的性攻击。
此外，正如大卫·莱德勒(davidlederer)和奥图·菲尔德波尔(ottofeldbauer)在《妾：女人、神父和特伦特会议》(theconcubine:women，priestsandthecounciloftrent)中所指出的那样：“长期的关系增加内部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性，通过半正式化的亲属关系将神职人员和他们的社区捆绑在一起，而且作为负责任的父亲和丈夫，大概也会使教区教士在履行职责的时候更加可靠。俗界的小官员也把这种做法看成是使神职人员更好地和地方精英融为一体的机会。”3还有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是，作为教会一个重要因素的俗众，他们从神职人员单身制度中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却很多。
从16世纪初叶到17世纪中叶，新教改革再次将注意力聚焦在独身问题上，改革者们严厉谴责独身制。马丁·路德亲自呼吁接受人类肉体事务方面的弱点。他后来迎娶从前的修女凯特莉娜·冯·博拉(katerinavonbora)的行为就具有深刻的含义，胜过千言万语。许多改革者嘲弄指责教会的做法，那就是将纳妾定位为非法，以便罗马可以从犯罪的神父那里收取大量的罚金。一个德国主教只处罚他主管教区那些私生孩子的神父，但是另一个主教为了省去辨别实际犯罪人的麻烦，干脆对他管辖的所有神父实施征税。当婴儿们生下来的时候，他们经常被作为侄儿侄女送给神父，这样神父就可以养育他们。
神父的“管家”
传承至今、神父们通常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她的情妇假扮成他的管家。在合适的家庭中收容信教的处女和寡妇——什么样的家庭会比神父的家庭更合适呢？——为这些女人提供了庇护所和生计。但这也挑起了流言蜚语，因为亲近的关系总会使许多人的心变得相互喜欢起来。在后来的岁月中，神父的情妇被称作“佛卡丽娅(focaria)”，这是一个从原意为家庭主妇、厨娘或士兵的妾妇演变而来的词语，而“佛卡丽娅”的性格也变成了一个文学主题。
一个真正的“佛卡丽娅”的生活可能相当危险。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教会继续毫不懈怠地迫害这些女人。为了搜出犯罪的人，教会的官员们降临到教区，然后会像侦探那样讯问当地的神父和教区居民。他们两人一组进行讯问，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关于神父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他有情妇吗？他认为自己是已婚的吗？他有孩子没有？他在婚礼上和其他女人一起跳舞吗？他们经常一起到公共浴场吗？有一些不谙世故的教区居民，认为他们的神父实在、可靠，这部分是因为神父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于是他们就乐意将真情和盘托出。但是他们的回答所导致的后果与他们想要的后果却截然相反。
这样的“探访”在开始时是零星发生，但是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就变成了神职人员生活的固定特征。要评价从这些人那里收集的信息的准确性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发现内容大相径庭的报告却表明，一方面单身现象正在变得更加普遍，另一方面神父和他们的会众越来越擅长于掩盖真相，因为他们不想让巡查的教会官员了解真相。例如，1516年的探访显示，在德国的东南部，只有15%的神父纳妾，但是1560年另一次探访记录却得出了相当不同的结论。1560年的探访涉及418个神职人员，其中165个拒绝合作，76个声称他们从来没有和他们的佣人发生过性关系。然而，有154个神父承认他们长期和女人保持着性关系，128个承认他们生养了一至九个孩子。
改革运动的各种主张，尤其是向神职人员强制单身制度所提出的挑战，对于仍然保持着罗马天主教徒身份的牧师们来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开和女人保持性关系的神父的人数有了显著增加；神父们冒着激怒教会的风险，她们的情妇也被公众指责为妾。
但是反改革的势力也努力压制这些反抗行动。例如，在16世纪的巴伐利亚，公爵艾伯特五世(albertv)和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虔诚者威廉(williamthepious)，就向神职人员的纳妾和婚姻制度发起了一场圣战。威廉授权他的官员追捕犯罪的人。教会也赋予他进行长期探访的权利，以搜查教区的房屋，逮捕神父和他们的妾。
1583年和1584年，因为威廉的鼓动，巴伐利亚的各个教区都要接受探访。当威廉的特工们证实了他们的怀疑的时候，他们那种阴森森的满足之情可想而知。有一个贵族妇女告发了一个神父和他的情妇厨娘。他们的关系有些像一种婚姻的承诺，厨娘就像在一桩得到批准的婚姻中一样提供了嫁妆，而且他们也互换了戒指。他们公开生活在一起，认为自己同床共眠十分平常，就像他们在正式的公务中接待人一样。厨娘的朋友们也证实，她曾经告诉过他们她怀孕了，虽然从档案来看并不清楚她是否生下了孩子。有人贬低她那身为神父的爱人的男子气概，她就站出来维护他；她坚持认为他是“一个需要有女人的血气方刚的男人，而且对于任何女人来说，他也不缺乏男人所应该具有的一切”。爱她的这个神父更加厉害。他宣称，当局如果要强迫他的情妇离开他，他就要“像村子里的公牛一样同当地的其他女人来往”4。
其他男女关系的详情也出自神父和他们教区居民的证词，但是很少有让情妇来回答问题；她们已经被审慎地转移了。然而谨慎的牧师们觉得他们和结了婚的人一样好，也骄傲地承认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看不到还有什么理由要掩盖这些事实。他们甚至还透露他们和他们的情妇共同拥有财产，一些年纪较大的神父还描述了他们为照顾他们曾经睡过和爱过的女人所做的财产安排。
在勤勉记录下有关爱慕、性交、生育、家庭生活等所有这些事情的详情之后，参加1584年探访的官员们得出来的结论是，在一些教区，纳妾的比例高达70%。虽然这个估计似乎很高，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现实中的实际比例更高：这些探访的精确性基本上都有缺陷。首先，世俗的人们总体上容忍甚至赞同神父和女人联姻，所以他们不一定是很合作的见证人。更重要的是，神父们经常会得到一个身份不明的政府官员的事先警告，这是这个政府官员挣钱的一种绝妙方法。他的警告和当地官员们心甘情愿的串通，给了神父们足够的时间，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情妇转移到安全的房屋里或者送出巴伐利亚。
当威廉得知他的使命是如何遭到破坏的时候，他发誓对任何再次泄露秘密信息的人处以高额的罚款。他不能够做到的是，在世俗的法律之下将神父们作为同居者来审判。那还是一个教会法律管辖的省份。然而，情妇们自己却没有这样的保护，所以威廉宣布对她们进行开放的攻击。
一个对被教会当局宣判为私通者的神父的典型惩罚是，支付一笔罚金，三天只吃喝面包和白水，并且进行一次悔罪，通常是去参拜圣地。他的情妇——用法律的术语来讲就是他的同谋——也要支付罚金，还要接受当众羞辱的仪式，而且经常还要接受“社会死亡审判”，也就是说，她将被迫流亡。
威廉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i)在威廉退位进入修道院时得以继位，他比他的祖父和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一种宗教警察管制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此压抑，以至于纳妾成为地下活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绝迹。但是神父的性生活并没有绝迹，马克西米利安报复似的进攻未曾预料的结果就是丑闻大爆发，就是那些没有情妇而失意的神父们冒险和教区的已婚妇女或者家中的未婚女佣偷偷摸摸地发展风流韵事。因这些隐蔽、危险的私通而怀上的孩子，并不被看成是因爱的联合而产生的值得珍爱的后代，而是被看成性犯罪不可争辩的证据。有时候，绝望的父母，也就是一个作为神父的父亲和一个作为妾的母亲，抛弃甚至杀害自己的孩子。神父们也频繁地抛弃他们怀孕的爱人，让她们独自忍受非婚母亲身份带来的耻辱和赤贫。
许多神父干脆将自己的私生活隐蔽起来。在教会法庭巨大的压力之下，一个年老的神父承认他和他眼下生着病、已经60岁的情妇曾经生养过10个孩子。另一个牧师显然不仅限于性关系，他承认他还爱着他以前的妾。一些神父不能够在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他们经常移民到实行新教的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在享有一个亲爱的伴侣的好处的情况下为上帝服务。
被人暗中监视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破坏了其他的关系，而且这经常是不可补救的。情妇们尤其脆弱。民事当局因为不能直接触及犯错的神职人员而备感沮丧，于是就转而折磨他们的女性伴侣。这些不受保护的妇女要接受审问，还会受到一向存在的“司法酷刑”的威胁，更不用说一般的控诉、谴责和惩罚。
到了改革运动时期，酷刑已经是刑事案件中法定程序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用知名法理学家奥尔皮安(ulpian)的话来说，“折磨和让身体遭受苦难，目的就是要探出真相”5。酷刑并不被看成一种施虐狂的暴力行为，而是被看成一种为辅助司法管理而精心设计的程序。酷刑既不应该杀害受刑者也不应该造成受刑者肢体不全(尽管这种情况频繁发生)。一位医疗专家必须在场，还有一位公证员必须得记录下所问出的一切。酷刑之下得到的供词一天之后必须要重复一遍，尽管撤回供词的被告会再次遭受酷刑。即使认罪也不一定能结束折磨；认罪后的酷刑也属常规，因为这可以促使罪犯提供他们同伙的名字。
妇女和儿童通常免于最痛苦和致人伤残的酷刑。但是他们的手却会被紧紧地捆起来，这会阻断血液循环，然后解开，然后又捆起来。他们在长达40小时的时段中被阻止睡觉。有时候他们的鞋底被涂上可燃烧的液体，然后点着。妇女偶尔也被伸展开绑在刑架上，然后像男人那样被烧灼或肢解手足。最初时，仅仅因为爱一个神父而有罪的女人，只会公正地受到施以酷刑的恫吓。但是由于探访带来的紧张和压力，也由于后来对于非独身的神父以及与他们相爱的伴侣的镇压，各种关系都恶化起来。
不愿意遵守他们的贞洁誓言的神父们，越来越多地通过那些他们能够带到床上而又不会造成什么后果的女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已婚的教区女居民显然是他们的候选人。她们首先是可以接近的，因为她们要么有理由，要么可以找到理由和神父待在一起，也几乎不可能以承认自己通奸的方式来激怒她们的丈夫，当然也不用解释她们是如何怀孕的。
有一个神父的勾引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他把教堂变成了爱巢。他安装了一道秘密的小门，夜里让他那些已婚的情人从这里溜进来。然后，他们就在神坛下男欢女爱。一个被称作亚当·萨奇鲁特神父(fatheradamsachreuter)的德国神父，另有一套不同的伎俩。在和想要成为他情人的那个女人的丈夫赌博的时候，他会不断给他灌酒，直到他醉得像死了一般。然后，萨奇鲁特非常友善地帮助他的这位教区居民回家，在看到他安全躺到床上之后，他就和这个人的妻子性交。
吉奥格·谢勒神父(fathergeorgscherer)是另一个极其恶劣的违法分子；他纳妾的罪行始于1622年，持续到1650年。谢勒至少和四个女佣睡过觉，当他占有一个新人时总会把旧人送到另一座城市去。谢勒神父的每一个情妇都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在不良境遇中夭折。这些情妇被控犯有通奸罪，监禁在慕尼黑恶名昭彰的猎鹰塔中。在这里，司法允许的酷刑被用于对犯人的审讯。这些女人在接受审讯之前被警告说，如果她们拒绝合作，就会被施以酷刑，而且刑具也展现在她们面前。如此情势之下，这些女人全都土崩瓦解，从实招供。有三个女人被认为有罪，并且受到了惩罚。她们要么被迫穿上忏悔服、戴上手足枷、在教堂前众目睽睽之下站立一天，以此遭受公众的羞辱，要么被永久流放。而谢勒被关在一所条件好得多的教会监狱里，只支付了一笔微不足道的罚金。
克拉拉·斯特劳斯(clarastrauss)是谢勒被定罪的情妇中的第五位，也是他一个儿子的母亲。谢勒做证说，克拉拉在这桩风流韵事中采取了主动，在他喝醉的时候勾引了他，还强要了他30弗罗林，以支付她提供的服务，所以她就是一个婊子。事实上，他也一直是这样叫她的。她大笑不已，并对他的男子气概进行了轻蔑的抨击。谢勒宣称，他们的媾和纯属一桩唯利是图的交易，仅仅就是一起嫖娼事件而已。天哪!他的儿子那天晚上偏偏就怀上了。像谢勒的其他女人一样，克拉拉遭到了惩罚。
4年之后，谢勒又被控告使克拉拉怀孕。尽管有证据表明，他曾敦促另一个神父为这个婴儿施行洗礼，但是谢勒却否认了这一指控，结果法庭并没有惩罚就把他释放了。又过了4年，谢勒再次出现在教会法庭上，这次是因为和另一个佣人发生性关系而做有罪的答辩并祈求宽恕。法庭又一次宽容了他。谢勒没有被驱逐出他的教区，只是受到了一次严厉的警告，三天之内只能吃面包、喝白水，还支付了一笔罚金。
20年之后，正在步入老年的谢勒又面临着新的指控，这些指控和他的厨娘玛丽娅(maria)有关，玛丽娅同时是他的情妇和他的儿媳妇。他和克拉拉所生的儿子娶了玛丽娅，这有可能掩盖这位父亲和玛丽娅之间的关系。主持婚礼的神父做证说，如果他不举行这个仪式，谢勒就威胁要杀死他。其他的证词表明，谢勒曾经帮助玛丽娅堕胎，而且可能不止一次。死亡威胁和实施堕胎都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结果谢勒被判在一家修道院内终身监禁。玛丽娅则被处死，大概是在火刑柱上烧死，她无法逃脱这样的惩罚，除非她是一个更加幸运的囚犯，能够设法安排一种更快捷、更容易比如绞刑之类的死法。和面对教会法官的谢勒不同的是，玛丽娅碰上的是没有那么慈悲的世俗的陪审员，这些陪审员把堕胎等同于杀死婴儿，所以宣判了她的死刑。
到了16世纪末期，独身主义取代纳妾制度，成为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准则。改革运动、1562年至1563年特伦特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几十年的压制和培训神父方法的改变等等，都使得独身主义变得根深蒂固。神职人员的独身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教区居民对于当地神父的期望，所以从前关于独身主义的矛盾心理在中世纪已经适时地消失了。现在，教区居民都期望他们的神父是独身的，这个理想也正好和神父在神学院里所学的东西完全吻合。他被期待要穿使自己区别于平信徒的独特的服装，要避免过分放纵于赌博、暴饮和嫖娼这些世俗恶习。当然，现实中的情况相当不同。虽然大多数神父在生活中不敢公开和谁保持性关系，但还是有许多人未能保守永久保持独身的誓言。荒谬的是，神职人员独身的故事就是神职人员纳妾的故事：在婚姻被禁止的地方，即使最忠诚的结合也是非法的。
介于中间的那些世纪没有多大的变化。神职人员的独身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不能够完全实现，而且正如学术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所有神父中大概有一半——始终如此——都并非独身。但是教会和它的会众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关切点完全不同。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点。
教会对于纠缠神父这种行为的公开辩解，来自于传统神学对于独身的承诺，也来自教会的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独身可以让神父免除那些让人分心的事情以及责任，这样他们就能够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自己的职责。第三个没有说出来但也同样强烈的动机是，单身的神父供养起来要廉价得多，和已婚男人不同的是，他们不会使用教会财产来资助他们的家庭，不会负担儿子事业方面的费用，也不会为出嫁的女儿准备嫁妆。神职人员的情妇和他们的孩子被看成是神父忠诚和教会运作费用的死敌。
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学家亨利·利(henrylea)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对于教会法人团体的风险，“使得婚姻关系比纳妾或淫荡行为更加令人反感”6。毕竟，纳妾和淫荡行为产生的责任很少；而另一方面，婚姻与合法的孩子，却可以耗尽教会的财力。一个卷入私密关系中的神父，对教会的威胁要远远小于一个结婚的神父。
结果是，在所有这些困惑和争议之中，神职人员情妇的数量剧增。尽管有禁止神父雇用30岁以下甚至40岁以下女管家的规定，但是身为管家的情妇还是蓬勃地发展起来。这种关系非常私密的性质和这些女人通常低下的社会地位意味着，直到20世纪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这种事情不再守口如瓶的时候，这种情妇的个人情况还是很少留存下来。
例外的情况是那些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料：也就是那些官方探访的报告，这些报告详细记录了关于神职人员的情妇以及她们的情人的个人及家庭的情况。莱德勒(lederer)和菲尔德保尔(feldbauer)在这个领域中的开创性工作，朝着弥补这方面缺陷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同时，像历史上许多的女人一样，这些情妇的故事也一定有许多想象和推测的成分，想象和推测的基础是对我们了解的她们所面临的情况的假设：对监禁及其后果的恐惧；对她们被谩骂的地位的怨恨；从她们那身为神父的情人那里得到的要保护她们和供养他们孩子的诺言，等等。我们也知道，这些女人当中的许多，因为被那些握着打开神圣秘诀之门甚至是拯救之门的钥匙的男人选中，而感受到了爱、渴望和骄傲。
这种风流韵事当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独身主义被确立为神职人员的生活方式之前，妇女们把神父看成是她们中意的单身汉和有职业的男人，而他们的职业与教师和医生的职业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几百年来，随着独身主义理想的传播，神父们作为一个更高秩序中无与伦比的人发展出了一种神秘性。这种重要的改变，一直到中世纪也没有影响大多数神父和情人的关系。在思想解放的20世纪后半期，当具有改革意识的天主教徒开始对神职人员独身主义进行持续不断的攻击时，一些思想自由且具有冒险精神的妇女，再次将男性宗教人士看成她们为了色情欲望和浪漫爱情而可以进攻的对象。
教皇的情妇
西奥多拉和玛洛齐亚·提奥菲勒7：野心勃勃的母女组合
西奥多拉(theodora)和玛洛齐亚·提奥菲勒(maroziatheophylact)是以教皇为情人的一个母女组合。这类女人在政治上如此有权有势，以至于她们和数以百万计不知名的“家庭主妇”并不一样：当代文献对她们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但大多都带有恶意。890年，西奥多拉和她的丈夫提奥菲勒从图斯库隆富有魅力的伊特鲁里亚老城搬到了15英里之外的罗马。提奥菲勒是一个有胆量、有能力的男人，他成了一名元老会成员、一位法官以及一位公爵，负责管理教皇的财务和罗马的民兵。西奥多拉也被任命为元老会的成员。
但是西奥多拉的志向并不仅限于在一个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国度中处于教皇光焰的外围。她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她能够操纵的家庭王朝，以便她自己可以统治罗马。显然，提奥菲勒和她怀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提奥菲勒夫妇一起操纵了在历史上被称作瑟吉厄斯三世(sergiusiii)的那个人，在瑟吉厄斯三世的党派在流亡中的时候，他们支持他并使他获得了教皇的职位。
瑟吉厄斯和提奥菲勒夫妇之间的交易，还包括夫妇俩把他们15岁的女儿玛洛齐亚献给瑟吉厄斯，作为他的嫔妃。玛洛齐亚已经发育成熟，正出落成一个具有传奇美貌的女人，她和瑟吉厄斯有了一段激情热辣的性关系。不久，她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在将她年轻性感的女儿引到瑟吉厄斯的床上之后，西奥多拉巩固了她的地位，而且很快就控制了教皇的宫廷。911年，当瑟吉厄斯执政仅仅7年就去世之后，西奥多拉聪明地避免了通常血腥的继位之争，具体做法就是安排她自己指定的人阿纳斯塔修斯三世(anastasiusiii)就职。913年阿纳斯塔修斯去世时，她又立即着手让兰多(lando)接任，兰多活到了914年。
碰巧的是，西奥多拉发狂般爱上了一个更加年轻的人，也就是拉文纳的约翰主教(bishopjohn)。兰多的死鼓舞着她将约翰推到教皇的宝座之上。她这样做就能够使他永远搬到罗马，这不仅可以满足她色情方面的需要，而且还可以继续使她在教皇的宝座之后充当幕后指挥。因为强迫她的情人成为约翰教皇十世这桩“弥天大罪”，言论经常被人引用的历史学家柳德普兰特(liudprant)谴责西奥多拉为一个“人尽可夫的淫妇”8。
因为和约翰在一起，西奥多拉在教皇的权力结构中真的变得如鱼得水。和他之前的那些傀儡相比，约翰在这个位子上要待得更久，也更加勤勉。他和西奥多拉那齐心协力的丈夫提奥菲勒配合得也很和谐，他们共同致力在教皇的权力之下创造意大利统治者的联合。
在约翰任职不久，西奥多拉将注意力转向了她那已经变成寡妇的女儿。玛洛齐亚现在还算得上是一件相当好销的商品，于是西奥多拉把她嫁给了卡梅里诺的侯爵阿尔伯里克(alberic)。由于曾经和瑟吉厄斯教皇在一起，所以玛洛齐亚可以说成了她父母提供服务收到的报酬。阿尔伯里克是一个发了大财的德国士兵，他那伙有经验的老兵对于新近统一的意大利联盟曾经至关重要。作为他们的女婿，阿尔伯里克加入了西奥多拉和提奥菲勒在阿文廷山上的家庭宫殿，而且为他们继续提供必要的军事保护。
924年之前的某个时候，西奥多拉和她的丈夫都死了；但是怎么死的，死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死的，我们都不确定。根据他们的社会准则，他们创建了非凡的生活，尤其是西奥多拉。提奥菲勒王朝兴盛的时候，西奥多拉的丈夫以及她的情人兼同党约翰教皇十世，一起辅助她统治国家。作为一位情妇和一位妻子，西奥多拉成功地做到了很少有女人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将两个男人团结在她的身边同时又支配着他们，而且做得那样地公开，以至于对她的同胞们所表现出来的惊恐也无动于衷。她的男人都很聪明、能干和勇敢。他们分享着她的梦想，而且对她尊敬有加；事实上，他们在个人方面和职业上都值得她信赖，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尊重她。
但是玛洛齐亚和约翰教皇之间并非事事顺畅。父母死后，玛洛齐亚成为了强大的提奥菲勒王朝的头目。和父母不同的是，她对和他们的盟友约翰教皇一起分享权力并不感兴趣。相反，她让自己与他争斗，相互成为了尖锐的对手。924年，阿尔伯里克帮助抵御了一起撒拉逊人的进攻，玛洛齐亚却将功劳据为己有。同时，她似乎也并不喜欢作为丈夫的阿尔伯里克，瞒着他找了一连串的情人。但是这些男人只满足了她色情的欲望，而没有满足她个人的野心。为了实现这些野心，她拿她和瑟吉厄斯教皇所生的私生子约翰来碰运气。
正如西奥多拉设想了一个政治王朝一样，玛洛齐亚也盘算着一个世袭的教皇统治，儿子约翰就是它的第一任教皇。但是这需要摆脱在职的教皇，也就是从前她母亲的情人。玛洛齐亚抛弃了阿尔伯里克，然后嫁给了约翰教皇军事盟友的兄弟，用这样的方法她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热情的罗马人的激励之下，她和她新丈夫的军队精心策划了一起围困通往梵蒂冈的门户的军事行动。最后，约翰教皇屈服，然后被打入地牢，后来就死在了那里，不是被饿死就是被绞死的。
西奥多拉，也就是爱过他的情妇，要是看到这样的情况定会感到惊骇和悲伤，但是玛洛齐亚却毫无悔意。相反，她在圣彼得(saintpeter)的宝座上设置了两个辅祭，直到她的儿子长到20岁。然后她安排她的儿子以约翰教皇十一世(popejohnxi)的身份就职，并且继续在世俗和宗教两个方面管理罗马。
因为儿子教皇的位置已经安置妥当，玛洛齐亚就再也不需要她的新丈夫，于是就派人将他谋杀了。然后，为了军事战略的原因，她向被她谋杀的丈夫的兄弟求婚，这是一个已婚男人，因为他宅邸妓院般的氛围而臭名昭著。他迅速地接受了她的提议，并且做出“安排”，使自己变成了鳏夫。教皇，也就是玛洛齐亚那放荡而又温顺的儿子，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在婚宴上，阿尔伯里克(alberic)，也就是玛洛齐亚合法的儿子，一个精明、机智的少年，公开谴责他那奸诈无情的母亲及其配偶。“罗马的陛下沉沦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他现在服从于娼妇们的命令。罗马城会因为一个女人的淫乱而招致毁灭，还能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糟糕呢？”他咆哮道。9
罗马注意到了阿尔伯里克的警告，大群暴动的公民袭击城堡。玛洛齐亚的新郎顺着一根绳子从墙上爬下逃走了。玛洛齐亚却没有这样幸运。反叛的人民抓住了她。虽然阿尔伯里克回避将她杀死，却也不敢将她放走，这个人太危险了。他转而将她监禁在城堡的深处，并且一直让她待在那里，直到几个月后死去。阿尔伯里克没有为她的死感到后悔，也没有为她举哀。
玛洛齐亚的命运是可怕的：她被自己的孩子监禁在阴湿的黑暗之中，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微风不再得见，看守她的人也无法被收买，她不可能引诱、威逼或者劝说他们将她放走。当她在那里枯萎的时候，她一定大肆诅咒阿尔伯里克的头脑——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因为在地面之上，这个深得人心的年轻人从他不胜任的哥哥那里收回了世俗的权力，仅仅把仪式上的教皇职责留给他去承担。
在临死的病床上，阿尔伯里克恳求他的贵族们选举他的儿子奥克塔文(octavian)出任教皇。贵族们遵循了他的遗训，这样就确保了玛洛齐亚非凡的遗产：玛洛齐亚是这样一个女人，作为一位教皇的情妇，她却孕育出了一队教皇，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形，她要是活着的话可能会大为欣赏。
玛洛齐亚的生活并不容易。她的父母仅仅是把她作为一笔可交易的财产来宝贵，并且将她管束起来直至成为别人的情妇。在瑟吉厄斯死后，他们又把阿尔伯里克强加给了她。当父母的死亡最终将她从他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玛洛齐亚却蔑视社会习俗，并且出卖自己，一如自己曾经被人出卖一样。
但是玛洛齐亚比她那雄心勃勃的母亲要走得远得多。她杀人，而且对谁都没有保持过忠诚，包括她的丈夫们和后来成为她的天罚的小儿子。无论是作为教皇的情妇还是作为教皇的母亲，玛洛齐亚除了自己贪赃枉法的现实世界之外，似乎缺乏精神信念、虔诚和对任何事物的信仰。
瓦诺扎·德·阿里格纳诺和朱莉亚·法尔内塞10：非凡教皇的柔顺“作品”
500年之后，权力巨大的博基亚(borgia)家族亚历山大教皇六世(alexandervi)使得他的两个情妇闻名天下。罗德里戈·伦佐阿利(rodrigolenzuoli)于1431年出生在强大的博基亚家族。与他的兄弟路易斯(luis)和曾经做过西班牙法律教授的舅父阿朗索(alonzo)也即卡里克斯特斯教皇三世(popecalixtusiii)一样，罗德里戈也加入了教会。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聪明、有学问，也是一个勤勉而圆熟的管理者，在谈吐、举止和为人方面都很雅致。他高大、健壮，据说只消一下就能砍掉一颗牛头。他还是一位优雅、杰出的骑手。他极其帅气，能把女人吸引到他的身边，“就像一块磁铁吸引铁渣一样”。
但是罗德里戈也有不那么动人的一面，尤其是对于一个神职人员而言(尽管他还不是一个神父——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尚未被授予圣职的人也可以在教会里任职，而罗德里戈是1468年才被授予圣职的)。他那无法治愈的沉迷女色的毛病给他带来了几个孩子，这些孩子他都承认，并且慷慨地供养着，他支取金钱的来源是：他在教会、几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修道院和大教堂里的巨大收入，他作为副大臣(1457年)的薪水，以及他继承的遗产。罗德里戈生活奢侈，就像一个王子。但是他的餐桌却是一个例外，上面提供的东西非常节俭，以至于他的朋友们都逃避和他一起用餐，尽管毫无疑问，他的力气和耐力主要来源于他那简单而有节制的饮食。然而罗德里戈并不是一位王子，而是一个神职人员，他同时代的人都批评他的行为不像是个神职人员，而且很不得体。
当罗德里戈遇见瓦诺扎(vanozza)——也就是一个他正在帮助办理法律事务(他也做律师)并且与之同居的寡妇的女儿——的时候，他的舅父卡里克斯特斯教皇三世已经任命他为一名红衣主教。在这个寡妇死后，罗德里戈把她18岁的女儿瓦诺扎变成了自己的情妇，并且把她那长相平庸的妹妹送进了一家女修道院。但是一开始，这位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就采取了预备措施，他付钱给一个年纪较长的律师多梅尼科·德·阿里格纳诺(domenicod’arignano)，要他迎娶瓦诺扎，同时把律师的姓给她——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姓给她将来和教皇所生的私生子们。在德·阿里格纳诺和瓦诺扎的下一任丈夫乔治·克罗斯(giorgiodicroce)死后，罗德里戈·博基亚又给她找了一些替代品。他需要这些人——在她第一次结婚一年之后，瓦诺扎生下了她和罗德里戈的四个孩子当中的第一个。
瓦诺扎不仅美丽，而且也没有很高的要求；除了款待罗德里戈和在家里养育他们的孩子之外，她别无他求。她从来不会忘记和他保持客套，即使在书信里也是这样，而且也从来不会提及他们的亲密行为。罗德里戈是一个坚持礼节的人，而且渴望追随他那成为教皇的舅父，所以非常赞赏她的慎重。对于一个显然谦逊的女人来说令人吃惊的是，瓦诺扎还经营着重要的副业：通过房地产交易和管理一些客栈以及一份典当经纪业来积累个人的财富。
最后，罗德里戈不得不重新回到罗马。虽然因为今天不为人知的原因他已经不再和瓦诺扎发生性关系，但是罗德里戈却非常想念她的陪伴，以至于将她和孩子们安置在靠近圣彼得大教堂的一所房子里，表面上她和孩子们在这里跟她现在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但是几乎每天晚上，瓦诺扎都悄悄地迎接她心爱的罗德里戈到她家里来，然后他们一起像朋友一样聊天。
但到了1483年，在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罗德里戈结束了他们几十年之久的风流韵事，并且把他们的孩子们送去和他那已经变成寡妇的表妹玛多娜·阿德里亚娜·达·米拉(madonnaadrianadamila)一起生活。他们关系的突然终止，其中唯一可能的真实原因是，瓦诺扎与她那些用来掩人耳目的名义上的丈夫并非始终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柏拉图式的关系。喜爱八卦的现代人强烈认为，瓦诺扎的第五个孩子奥塔维亚诺(ottaviano)是她的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的丈夫卡洛·卡纳尔(carlocanale)的儿子。罗德里戈有时也否认——公开地、愤怒地——他的第四个儿子乔费尔(joffre)是他的。
我们只能猜想瓦诺扎对这些指责做何反应，但是她因为失去孩子尤其是她唯一的女儿卢克丽霞(lucrezia)而感受到的痛苦，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尽头。大概是因为她默认了罗德里戈十分残酷的决定，所以他并没有试图将她从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完全排除。他和她少有的交往是友好的，而且他继续在经济上资助她。他授予她和卡洛使用具有免税功能的博基亚盾徽的权利。他做出安排，让卡洛被任命为托瑞诺纳(torrenona)监狱的典狱长，这是许多人觊觎的一个职位，因为这里有从高级犯人那里获得巨额贿赂的潜力。最重要的是，他允许瓦诺扎看望她的孩子们，虽然他的表妹阿德里亚娜有效地以孩子母亲的身份把她赶走。瓦诺扎忍受着，把精力集中在她经营的那些生意之上。但是她给卢克丽霞的签名——“你幸福和不幸的母亲，瓦诺扎·博基亚”——却造成了萦绕她余生的漫漫忧思。
和瓦诺扎分手之后，罗德里戈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来满足他的欲望。朱莉亚·法尔内塞(giuliafarnese)只有16岁，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人，人们称她为“朱莉亚·拉·贝拉(giulialabella)”。她拥有极长的金发，以及阳光般灿烂、单纯的天性。
虽然朱莉亚比罗德里戈小40岁，但是却显然非常享受罗德里戈对她痴迷的爱。正像他和瓦诺扎所做的一样，罗德里戈商量着把朱莉亚嫁给了阿德里亚娜年轻的儿子奥尔西诺·奥尔西尼(orsinoorsini)，而婚后他就被打发到了罗德里戈家在巴塞内罗的乡村庄园。朱莉亚继续和阿德里亚娜及博基亚家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并且成为了博基亚红衣主教公认的情妇。
朱莉亚尊敬并且喜欢她那教会出身的情人，也为他作为礼物送给她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珠宝和富丽堂皇的服装而备感欣喜。朱莉亚在他们出席的各种聚会上和娱乐活动中光彩照人，保养得很好的罗德里戈也激情四射地跳舞，和他那青春焕发的情妇一样。他良好的身体和以简朴生活为特点的养生之道，也一定使他免除了让许多年长男人饱受困扰的性无能带来的耻辱。
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家庭一个嫁妆平凡的女儿被提升到一个著名红衣主教情妇的地位，朱莉亚对于自己地位的变化感到特别享受，而且她的家庭也非常欣赏她新近获得的任免权，因而给朱莉亚施加压力，让她要求罗德里戈给法尔内塞家族提供一些职位和其他好处。幸运的是，罗德里戈对他们强化家庭财富的欲望表示出了同情，而且高兴地答应了朱莉亚难堪的请求。
罗德里戈和瓦诺扎保持了25年保守而稳定的关系，与此相比，罗德里戈和朱莉亚的风流韵事则相去甚远。尽管有明显的家庭生活——他的情妇和他的女儿卢克丽霞是密友，而且这两个年轻女人都处在阿德里亚娜监视的目光之下——但是罗德里戈还是深受性嫉妒的煎熬。更糟糕的是，主要的怀疑对象是朱莉亚的丈夫奥尔西诺，朱莉亚拒绝抛弃他，而他也被他妻子的魔力迷住了。
同时，罗德里戈有公开的职业生活，而且他还是迫切期待着目前的教皇去世的一个红衣主教。白天，他炫耀似地施行善举，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同时也积极活跃地游说其他红衣主教，以便时候到来之时他们能够投他的票。在业余时间，他则去拜访自己的情妇。
1492年7月25日，英诺森八世(innocentviii)，也就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孩子的教皇，终于咽气。17天之后，也就是8月10日到11日的那个夜晚，红衣主教们投票选举了教皇的继承人。在数过选票之后，罗德里戈激动地叫喊起来，“我是教皇了!我是教皇了!”此时，朱莉亚·法尔内塞也就成为了亚历山大教皇六世(popealexandervi)的情妇。
像他的非独身前任一样，亚历山大教皇公开把朱莉亚指认为自己的伴侣——幽默的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基督的新娘”——而且把瓦诺扎指认为他孩子们的母亲。罗德里戈当上教皇之后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将朱莉亚的兄弟任命为一位红衣主教，这使得这个年轻人，也就是后来的保罗教皇三世(popepauliii)，赢得了“衬裙红衣主教”的绰号。一年以后，朱莉亚生下了劳拉(laura)，也是她唯一的孩子，罗德里戈高兴地承认了这个孩子。当13岁的卢克丽霞在梵蒂冈结婚的时候，朱莉亚是婚礼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员。瓦诺扎，也就是新娘的母亲，要获准出席这场婚礼，那是不可能的。
尽管朱莉亚和蔼可亲，对富丽堂皇的舞会和其他娱乐活动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感到欣喜，但是她还是有反抗的能力，她也不愿意忽略她的丈夫。无论什么时候她去拜访自己的丈夫，罗德里戈都遭受着嫉妒的折磨。在当了两年教皇的时候，他给他那“不知恩图报、奸诈不忠的朱莉亚”写了一封措辞尖刻的信。他严厉指责她“灵魂的邪恶”使得她“违背了你不靠近奥尔西诺的庄严誓言……而且再一次向那匹公马屈服”。“马上回到我的身边来，”他命令道，“在被逐出教会和永遭天谴的痛苦之下。”11
为了避免罗德里戈的愤怒，奥尔西诺和他母亲一起把朱莉亚送了回去。运气最糟糕的是，怀有敌意的法国士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指挥官告诉罗德里戈说，如果他想要再见到朱莉亚，就得支付一笔赎金。罗德里戈极为震惊。他付清了钱，在城门口等待着他的情妇。当她骑马进城的时候，因为是年老教皇的女人而备受嘲笑。由刀剑全副武装的那400个法国人护送着她，把这个刚刚被教皇从拘禁之中赎回的可爱金发女郎领回了家。
一个教皇因为他的情妇拜访她的丈夫而用精神惩罚来威胁她，这样的做法荒唐可笑，但却并非史无前例——历朝历代，身为神职人员的情人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那就是用这种令人害怕和虚伪的警告来恐吓他们的情妇。罗德里戈占有朱莉亚的急切需要颠覆了他的判断力和自尊。他对朱莉亚在巴塞内罗乡村庄园私密逗留所进行的狂怒指责可能是正确的。罗马人也当然会嚼舌根，他们说劳拉的生父不是别人，正是朱莉亚的法定丈夫：奥尔西诺·奥尔西尼。
1497年，乔瓦尼(giovanni)，也就是罗德里戈和瓦诺扎所生的儿子，在她母亲家里的一次晚餐聚会之后失踪。第二天，他的尸体在河流中发现，双手被捆绑，喉咙被切开。谋杀者可能是某个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但是并没有最终的确认。瓦诺扎和朱莉亚都竭力安慰罗德里戈，但他的伤痛却无法平息，并且他确信他心爱的儿子的死是上帝对他所犯罪孽的惩罚。他发誓要改过自新。但是等到他的悲伤渐渐远去之后，罗德里戈·博基亚又旧病复发。
1503年，在一次晚餐聚会之后，72岁的教皇患上了“罗马病”，可能是霍乱。12天里，他遭受了极其痛苦的折磨，包括他用头巾掩盖的怪诞的面部变形。8月18日，在接受了最后的仪式之后，他死去了。这时，因为他曾经为自己的家庭敛财和贪权损害了教皇的名誉，罗马人都在辱骂他，很少有人参加他的葬礼。一个目击者描述了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教皇最后的遗容。他的尸体变成黑色，鼻子肿得老大，舌头也是肿胀的，垂在嘴巴外面。当发现棺材太短太窄的时候，木匠们干脆就用一块旧地毯将他的尸体裹了起来，然后将它连敲带打塞进了棺材。
朱莉亚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她回到了巴塞内罗，两年之后，经过包办，她把自己那正值青春年少的女儿劳拉嫁了出去，男方是罗德里戈的仇敌和继位者朱利叶斯教皇二世(popejuliusii)的侄子。在她作为罗马最有权力的男人的情妇期间，朱莉亚了解到了拥有正确的人脉关系的重要性。
瓦诺扎也活得很长、很好。1518年，当她以76岁高龄去世的时候，她是一个受人尊敬、虔诚、献身善举的老太太，她还将一大笔房地产遗赠给了教会。
西奥多拉和玛洛齐亚·提奥菲勒选择了柔顺的男人来改造成傀儡教皇，以便可以建立她们自己的王朝。她们绝不会选择聪颖、精明的罗德里戈·博基亚。罗德里戈·博基亚是这样一个人：他避免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具体做法是在大西洋中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把西边分给西班牙，把东边分给葡萄牙；他冒着激怒同为天主教徒的同僚们的风险，拒绝迫害犹太人；他阐明了这样的激进观念，那就是，美洲的土著人并不是低于人类的人，而是相当有能力决定是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另一方面，瓦诺扎和朱莉亚是这个非凡男人的“作品”，他爱她们两个人，但是也有意识地利用她们作为生殖工具来巩固博基亚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