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的美国，香港流感和时兴发型大行其道。有着121年历史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同拥有114年历史的纽约中央铁路实现合并，运输服务质量却不及合并前的一半。头等邮递服务的资费由每盎司5美分涨到6美分。海伦·凯勒、埃德娜·费伯、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相继去世。米娅·法罗和法兰克·辛纳屈离婚。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遭到暗杀。
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宣告破产；而这家饭店自富兰克林·皮尔斯开始，先后接待过至少7位总统。中国成功爆炸了第7颗原子弹。法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希特勒的遗骸出现在苏联境内。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架b–52飞机在格陵兰岛图勒附近坠毁，其残骸中含有的钚–235污染了方圆若干英里的冰原，这是第13起此类事故。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遭遇饥荒。
当然，有些事情还算顺利。巴巴拉·史翠珊在《滑稽女郎》中表演出色。朱莉·尼克松嫁给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电视审查员剪掉了斯马瑟斯兄弟节目中皮特·西格唱反战歌曲的片段，但半年后又改变主意，允许他演唱这类歌曲。这一年对于人体器官移植来说意义重大，尽管只有25％的患者活过了半年。《华盛顿每日新闻》报道称，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能够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小蒂姆悄悄地走入了舞台的聚光灯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支持躲避征兵令的人。《大家笑》为读者献上了几个生动的涂鸦艺术：“小孤儿安妮——打个电话给‘眼库’（眼库意为储存角膜供移植使用的仓库）”“这是你们的贫民窟——保持干净”“森林火灾可防止熊出没”以及“乔治·华莱士——你的罪证准备好了”等。出版商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的《夫妇们》，查尔斯·波蒂斯的《大地惊雷》以及彼得·德夫里斯的《猫的睡衣和女巫的牛奶》。同年，艾伦·德鲁里的《保存与保护》也面世了。《时代周刊》问道：“德鲁里何时才能封笔呢？”
据官方透露，国防部当年的预算为720亿美元，从这个创纪录的、让人忧心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一年美国的境况不容乐观。（当年罗斯福政府被公众指责将国家带入“救济院”时，全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也不过88亿美元。）新泽西州众议员查尔斯·s·乔尔森被告知，枪支控制法案不再那么强硬，他不得不接受新制定的数字时，他回应：“这会让数十万美国人因此丧生。”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公共道路管理局宣布，全美登记的汽车总数已达9990万辆，78.6%的家庭有至少一辆车，1/4的家庭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的车，美国交通大拥堵因此变得越发严重。未满21岁的男子大都留鬓角、穿喇叭裤。年轻人想表达对某事物的肯定时，他们会称赞它“强悍”“够味儿”或者“超脱”，如果你不赞成他们的看法，那你要么太古板，要么有病。
那年，“舞影”赢得了肯塔基德比赛马会的名头，却在赛后被指控注射兴奋剂而被剥夺了比赛资格；随后，让所有人不解的是，它又被赛事组委会官方宣布为冠军，而奖金则颁给了亚军。
在西弗吉尼亚州，联合煤炭公司的第9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名矿工。美国“天蝎”号潜艇失事，99人遇难。这本应是当年美国海军的头号灾难，却由于美国另一艘轮船在朝鲜附近海域的离奇经历，而不那么受世人瞩目。
美国“普韦布洛”号轮船被五角大楼坚称是“海洋科学考察船”，实际上它是一艘电子侦察船。船上安装了天线和错综复杂的雷达系统，这使它能在缓慢通过日本海时，捕捉朝鲜境内的陆上电子装置发出的各种电子信号以搜集其国内情报。只要它一直保持在离岸12海里的朝鲜领海范围以外，其航行便是完全合法的。朝鲜对这艘船也是知晓其内情的。1968年，在它首次执行任务的头两个星期，朝鲜试图用巡逻船以及低空飞行的米格式战斗机分散其注意力。1月23日，当一队朝鲜巡逻船驶来并开始包围它时，“普韦布洛”号的船员并不觉得惊奇。接着，其中一艘巡逻船发出信号：“立即抛锚，否则我方会开火！”这样的警告倒是第一次。“普韦布洛”号的船长劳埃德；m·布克回答说：“我们是在国际海域。”朝方要求：“马上随我船靠岸检查！”布克并未理睬，直到另一艘巡逻船开始倒退着逼近。因为看见巡逻船的船舷护板缠了防撞击的绳索垫子和橡胶轮胎，布克立即用无线电联系驻日美军基地并报告：“这些人要动真格了。”趁巡逻船上的人还未上船，他下令船员尽可能销毁这艘侦察船上的一切机密设备，撕碎密码数据，用长柄大锤、斧头以及手榴弹等砸毁侦测装置。
美国海军船只被朝鲜扣押的消息在美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自1807年英国扣押美国“切萨皮克”号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迪安·腊斯克称其为“非常严重的事件”，无异于一次“战争行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要求美国战舰强袭元山港，夺回“普韦布洛”号，解救被扣船员。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多德希望海军能够扣押“任何在公海航行的”悬挂朝鲜国旗的船只。但华盛顿的大多数人采取了腊斯克的建议，保持冷静。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并非绥靖主义者，但他指出：“我们要解决的战争问题已够多了，没必要再自寻烦恼。”国会中的其他一些人表示，发动战争只会使“普韦布洛”号上的船员遭殃。美国两度向苏联求助，想让其充当调停者，但都遭到拒绝。美国前最高法院法官、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试图让联合国安理会过问这次事件，但并未成功。
最后，这次事件由美国和朝鲜代表谈判解决，谈判地点设在板门店的铅皮顶棚屋内。15年前，美朝两国军队正是在这里签订了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朝鲜中央通讯社则播放了他们所谓的“布克的坦白”，说他承认实施了“犯罪行为”和“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他对此“没有任何借口”。朝鲜方面还公布了一封来自“普韦布洛”号司令官和船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朝鲜给他们“提供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但这封信行文非常不自然，几乎全用洋泾浜英文，因此并不可信。在美国，汽车的挡泥板上贴起了写着“铭记‘普韦布洛’”的标语，好像这次事件会被人忘记似的。
就在“普韦布洛”号被扣一星期后，北越军队在3000英里外的越南南部地区发动了越南战争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势。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已经预料到此事的发生，而且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敌军此行的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溪山基地。溪山在很多方面跟奠边府类似，处在满是弹坑的红土山丘间的盆地底部，横跨越南共产党向南越渗透的主要路线。一名美军少校向记者解释说：“这里好像是个瓶塞，如果他们能突破我们的阻击，那么直达海岸的整片农村地区都会被他们占领。”
这个盆地确实是敌人的攻击目标之一，2万北越军队被派往这里加入战斗。该地被北越军围困了76天，直到“飞马行动”的3万名美国士兵驰援才打破包围。然而，溪山并不是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目标，他的计划是攻打南越地区各种规模的人口聚居中心。
1月30日（星期二）晚上，南越城市的人们以一种末日狂欢的心情，庆祝越南农历新年。第二天是猴年的第一天，也是一年中最不吉利的一天，情况比他们预想的更糟糕。如果他们懂得怎样去观察并且找对了地方，就可以发现到处都是不祥征兆。比如，大批年轻力壮的陌生人借助舢板、小轮摩托车和自行车进入城镇。此外，送葬的队伍出奇得多，一切仪式都按照传统习俗进行，敲锣、吹笛子、放鞭炮和抬棺材——后来人们得知，棺材里面并没有尸体，而是另有玄机。午夜后不久，庆祝新年的人们已经沉入梦乡，白天进入城里的那些陌生人（全是越共精英部队成员）集结起来，袭击了南越首都内的重要建筑和其他空间以及另外100个南越地区的城市，具体目标有：警察局、军事基地、政府大楼、广播站和发电站以及外国使馆，其中还包括了在上次恐怖袭击事件后花费了250万美元刚重建完毕的美国大使馆。
共有约6万名越共士兵参加了新年攻势。经过长达25天的进攻，他们控制了包括湄公河三角洲的大部分区域在内的大片农村地区。美军和南越军队一步步地将越共军队赶出大的人口中心。最激烈的战斗是交火双方为争夺古都顺化而展开的，那里70%的房屋成为废墟。在槟椥省，越共军队在遭受空袭和炮击后终于被击退。一位美国官员对此次战斗发表了令人难忘的评论：“为了保全这个城镇竟然必须要摧毁它。”在清点死亡人数时，美军指挥官发现敌人的损失远比美军和南越军队惨重，于是自豪地宣布他们获得了胜利。约翰逊总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军事意义上讲，越共发动的这次攻击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在电视节目中说：“很显然，越共的军事目标……并未达成。”
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乔治·艾肯说：“如果那算是失败，恐怕越共军队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认为美军应当对新年攻势中取得“某种胜利”的“错觉”有所警觉。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说：“如果占领部分美国大使馆和一些大城市都能被称作彻底的失败，我猜想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越共军队要是占领了整个国家，那政府一定会宣称他们彻底溃散。”另一位参议员的问题代表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难道不是一直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吗？”当然，这的确是所有美国人之前所得到的信息。就在两个月前，总司令威斯特摩兰还曾报告说，他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现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之后指出的那样，新年攻势造成的真正恶果是“美国采用的消耗战术”的说服力以及威斯特摩兰——“那个如今是约翰逊最重要政治伙伴的人”的可信度降低。如果威斯特摩兰在战争问题上不再让人信任，那约翰逊也不再可信。他的政府班底已经开始分崩离析。约翰·加德纳辞去了健康、教育与福利部长一职。戈德堡不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麦克纳马拉离开国防部，由克拉克·克里福德接替。
到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驻军人数已经升至54.9万人，死亡人数达22951人。截至6月23日星期日，越南战争持续时间已经超过美国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久的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两个女婿也都在越南战场上，若是在其他历史时期，这可能会博得民众的同情。然而人们对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痛苦感受已消解了那一点儿同情心。逃避征兵令的人和陆军逃兵的人数已经多到在加拿大和瑞典建立起了侨民区。接着，夏季到来，在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使得抗议者的反战气势更加猛烈。其一是，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申请再增派20.6万人；其二是，他的司令部宣布，“广治省的溪山基地已经被撤销。”而在之前的战斗中美军为了守卫这个要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而今一切的壮烈牺牲都付诸东流，此时的威斯特摩兰压根儿不需要这些。
4月10日，白宫宣布更换美国驻越军队总司令。自6月30日起，新任总司令是威斯特摩兰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克莱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时代周刊》杂志称他是“一个强硬、坦诚直率的新英格兰人……即便是秋海棠，他也能激发它的斗志。”）目前，美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组织军队有序撤退的人，因为形势越来越清晰地表明，自越南撤兵是迟早的事。撤兵行动曾经有望尽快实现。到5月，河内方面提议在巴黎展开和平谈判。谈判定于5月10日在古老的美琪酒店进行，美方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将和北越代表春水出席和谈，后者原是胡志明政府的外交部长，三年前刚退休。
和谈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经过为期6周的艰难外交协调后，双方代表团总算是进入了谈判会议室，可是接着他们又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争吵不休。与此同时，敌人不断发动进攻，5月因此而成为战争开始以来最血腥的一个月，当月就有2000名美军士兵丧生。约翰逊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联合大会上表示，除非越共表现出对美态度上的某种“克制”，否则美国就不会休战。哈里曼向他建议说，那似乎不太可能。克拉克·克利福德巡视越南后，报告说，越南共产党正在“重新调整、重新组织、重新装备”军队，以准备发动下一轮闪电战。艾布拉姆斯将军对威斯特摩兰的新一轮攻势计划进行了详细地研究，该计划代号为“完胜行动”。
尼克·卡岑巴赫声称北部湾决议为美国参与越南战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该粗暴言论曾引起了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的不满；到了1967年10月，迪安·腊斯克评论国家安全形势时说，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于“10亿中国人”，该言论使得麦卡锡怒不可遏。麦卡锡随后表示：“当此之时，我想我应该叫停这场战争。”在正为寻找总统候选人奔走的反战运动领袖阿拉德·洛温斯坦的敦促下，麦卡锡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初选。根据民意测验预测，他最多会得到20%的民主党选票，不过有两个因素可以增加他初选获胜的可能性：北越的新年攻势以及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志愿者的支持，这些人剔净胡须、梳洗打扮一新，就是“为尤金而保持干净清洁”。sup/sup
在3月12日初选当天，麦卡锡出人意料地拿下了42%的选票，而约翰逊获得48%的选票。若把共和党临时倒戈的选票算进去，麦卡锡的票数是28791票，十分接近约翰逊的29201票，他几乎能打败总统了。突然间，林登·约翰逊不再是无法战胜。此次投票带来的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是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并未参加初选，在不久之前的1月20日他还表示，“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情况下，我都不会站到林登·约翰逊的对立面上。”他事后解释，自己犹豫是因为他的参选将会使整个党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分裂。这时候，他宣称正对自己重新进行评估，随后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束的那个星期六，他宣布说：“今天我宣布参与竞选美国总统”，他的支持者因此欢欣鼓舞，这却激怒了麦卡锡的拥护者。
第二场大规模初选在威斯康星州举行，当地的选情对约翰逊很不利。他的组织正趋于瓦解，即便是一贯忠心的民主党政治家也无法阻止他们的子女转而支持麦卡锡。肯尼迪虽未参加那里的初选，但新闻每天都会报道，他的力量正不断壮大。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思·奥唐奈以及阿瑟·施莱辛格加入了他的团队，劳伦斯·奥布赖恩辞去邮政部长的职务，替他管理竞选团队。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逊总统于3月31日发表电视讲演。他已下令减少对越南的轰炸，还谈到了美国内部存在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罪恶后果”。他说美国民众需要团结一心。接着，他还说：
“我得出结论：我不应该让总统竞选与党内的分裂牵扯在一起，这次竞选过程中的党内分裂加深无疑是令人忧心的……我认为自己不应为个人的党派原因而浪费一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因此，我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党的候选人提名而去竞选下一任总统。”
一旦那些由于约翰逊的退出产生的影响消失殆尽，民主党的总统竞选将更清楚地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竞争将在麦卡锡、肯尼迪以及即将对外宣布要参选的副总统汉弗莱中展开。这三个人中，只有麦卡锡参加了威斯康星州的票选，他已经和约翰逊较量过。而约翰逊的退出太晚，无法将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划去。麦卡锡占据了民主党初选中57.6%的选票，而尼克松面对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两位强大对手的竞争，仍获得共和党初选中81.3%的选票。
汉弗莱于4月27日宣布参选。除了在俄勒冈州麦卡锡以微弱优势胜出以外，其他所有州全部是肯尼迪获胜。肯尼迪最强硬的主张在于反对越南战争以及救济扶助穷人和弱势群体。黑人运动的领袖成为他的天然盟友。对于马丁·路德·金来说尤其如此，金认为越南问题是阻挡黑人进步的最大和最严重的障碍。黑人在军队中的人数超过规定比例，原本应该花在改善黑人在贫民窟里生存状况的钱被用在了战争上。金说：“没有人能够否认，战争本身对民权运动命运走向的影响是极深远的。”
1968年4月，金在孟菲斯，支持由1300名垃圾工人发起的为期两个月的罢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报纸嘲笑他住在一个豪华的假日酒店，房间价格是29美元一晚，于是他搬到黑人开的每晚13美元的洛林汽车旅馆。4月4日晚饭前，他靠着二楼306房间外面的铁围栏，对下面的工人讲话。在街对面的一个极不起眼的房间里，一个狙击手正蜷伏着用30.06口径的雷明顿气步枪的瞄准镜盯着他。他开了一枪，子弹穿过金的脖子，深嵌进他的下巴，伤到了他的脊柱。金从围栏边上跌了下去，坠落在旅馆的墙壁边，僵硬的手伸向他的头部。
马丁·路德·金是继甘地以后最伟大的非暴力运动领袖，他的意外死亡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纵火、抢劫以及其他犯罪活动。168个城市遭到破坏，华盛顿是其中被破坏最严重的城市。那里发生了711起纵火事件，数量之多，令人咂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号召黑人“拿起枪来”，许多人都照做了。光是在首都就有10人死亡，死者中有一个白人是被人从车上拉下来后用刀捅死的。约翰逊总统下令联邦所有的建筑物降半旗致哀，这是黑人从未享受过的礼遇，但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白宫周围街区的建筑也被付之一炬。美国上下有2600多起纵火事件，2600人被捕，21270人受伤。5500名警察被征调来维持秩序——这个数字是溪山保卫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的10倍。
伴随着黑人灵歌和教堂钟声，两头骡子拉着的老式农用推车载着马丁·路德·金的灵柩，走向墓地。据估计，有1.2亿美国人在电视机前观看了送葬的全过程。送葬队伍有5万~10万人，当时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都在其中，例如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及休伯特·汉弗莱。佐治亚州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却没有参加葬礼，尽管葬礼就在他所管辖的州举行。马多克斯拒绝关闭学校，抗议为金降半旗。但是他不愿缅怀的这个人再也不会被这些顽固的偏见所伤。产自佐治亚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金的墓志铭，上面的文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5年前，在“向华盛顿进军”的运动中，他曾引用这首诗来作为演讲的结束语：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那个狙击手用约翰·威拉德的名字，租了用于实施谋杀那个房间。威拉德是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化名，而后者本身也是个化名。现场的目击者看见他开着一辆挂有亚拉巴马州牌照的白色野马汽车扬长而去，车上还贴有墨西哥的旅游标签。这辆车后来被发现丢弃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联邦调查局发现，凶手用高尔特的名字花了2000美元买下这辆车。他现在成了全世界警察通缉的逃犯，于是他逃到了多伦多。在那里他更换了新名字——拉蒙·乔治·斯尼德，并弄到了一本加拿大护照，其中需要经过的唯一程序就是发誓声明那就是他的名字。他用345美元买了一张去欧洲的旅游机票，先在葡萄牙待了两天，再飞去伦敦。然后他就消失了，毫无疑问，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他还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在孟菲斯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他的指纹。在对司法部53000名通缉罪犯的指纹进行了长达15天的比对鉴定之后，调查人员确认他是詹姆斯·厄尔·雷。他曾多次因伪造罪、汽车盗窃和持枪抢劫被判刑。1967年4月，雷从密苏里州州立监狱越狱。而后，加拿大骑警接替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追捕他，全欧洲的海关工作人员也被知会要注意拉蒙·乔治·斯尼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逮捕。他戴着手铐，穿着防弹背心，双腿套在盔甲裤里，被引渡回美国；因为没有人想让奥斯瓦德事件重演。他被关在一辆6.5吨重的卡车里转移到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密不透风，连窗户都被钢板封住。他认罪以后被判99年监禁。而他作案的资金来源仍旧不得而知。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大约两个月后，也就是凶手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残忍的暴力事件，断送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头号种子的生命。罗伯特·肯尼迪在其兄于达拉斯遇害后说：“一个暗杀者从未改变过历史的进程。”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兄长的死改变了历史，他的死亦然。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中他以42%对27%的票选结果击败尤金·麦卡锡，在内布拉斯加州又以51%对31%的绝对优势取胜。1968年6月4日，星期二，在汉弗莱的家乡南达科他州他战胜了休伯特·汉弗莱，接着又在最大的初选区加利福尼亚州击败了麦卡锡。
那天，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海滩上，肯尼迪带着妻子以及10个孩子中的6个享受了一个美好早晨，他的妻子艾塞尔正怀着他们的第11个孩子。之后他回到洛杉矶的大使馆酒店，在512套房里查看大选报道。午夜，他乘坐电梯前往位于酒店使馆房间的选举总部，在那里与兴高采烈的志愿者们进行了一次简短会谈。会谈最后他讲道：“非常感谢你们，下一站是芝加哥，我们一定会在那儿获胜。”他的朋友和贴身随从模仿他的口吻说：“接下来就去‘工厂’。”那是一个有名的迪斯科舞厅的名字，他们打算在获胜后同他去那儿庆祝一番。但在那之前他还得去新闻办公室交代几句话。因为从主席台到使馆房间入口处的走道挤满了人，所以有个参加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门离开。肯尼迪的贴身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非常不赞成这个主意。但参议员说“没关系”，于是他们走到了一个闷热且散发恶臭的回廊里。肯尼迪停下脚步和一名17岁的勤杂工杰西·佩雷斯握手，随后又就关于汉弗莱的一个问题回答说：“一切都得回到那次斗争——”
然而他永远也说不完了。帕萨迪纳的一名记者看见围观人群中伸出一只手臂和一把枪。杀手将右手肘架在吧台上，朝着离他仅4英尺的肯尼迪开枪。肯尼迪的朋友，奥运冠军雷弗·约翰逊还没来得及打掉凶手手中的枪，他便一口气把艾弗–约翰逊牌短管左轮枪中的8发子弹全部打光了。6个人受伤倒在大厅地板上，其中5人伤得较轻。第6个人，也就是肯尼迪，受伤，生命垂危。他中了两发子弹，一颗伤害不大，另一颗穿过他的颅骨进入大脑。艾塞尔跪倒在他旁边。博比sup/sup喊叫着要喝水，他接着问道：“大家都没事吧？”那个勤杂工男孩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博比捧着念珠，艾塞尔祈祷着，300多磅重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瑞尔死死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衣杀手。
人群中有人吼叫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杀手喊叫说：“我要解释！让我说句话！”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质问他说：“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凶手回答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国家。”这听起来是个荒谬可笑的理由。随后，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以他精神状态异常的角度来看，他的确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爱国的。对于洛杉矶的其他人来说，这是加利福尼亚州总统初选的一天；然而，对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来说这一天是以色列–阿拉伯六日之战的一周年纪念日。他的名字叫西尔汉·比沙拉·西尔汉，是个土生土长的约旦人，他仇视以色列，而肯尼迪则同情支持这个国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那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阿拉伯人唯一的作案动机。
气息奄奄的肯尼迪最先被送往中央医院，后又被转送到更大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心脏按摩，他暂时活了下来，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手术，但一切都是枉然。1点44分，经过短暂的挣扎后他还是死去了。林登·约翰逊斥责美国国内枪支的“疯狂流通”。他随后派总统专机把肯尼迪的尸体带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又一次携同灵柩乘坐波音707客机飞回美国东部。联合国降半旗以表哀悼，如此对一位从未担任过国家元首的人表示敬意，实在是前所未有。飞机到达纽约时，已经有上万美国民众聚集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外排队为他送行。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上了蜡烛，朋友们轮流为他守夜。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念着悼词。
仪式由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主持。安迪·威廉斯献上歌曲《共和国战歌》；唱诗班吟唱了《上帝赞歌》。随后送葬车队开往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列由两个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火车正等候在那里。火车的目的地是华盛顿，但是由于铁轨两边挤满了送行的人，这趟旅程竟耗时8个小时，到达华盛顿时已经是晚上。在只有街灯的照明下，列车经过黑暗的市政府大楼，穿过波托马克河到达阿灵顿。鲍勃的墓地在那里静默，那是木兰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几英尺外就是他哥哥的墓碑。简短的仪式后，国旗被折成了三角形交给艾塞尔。乐队开始演奏：
亚美利加！亚美利加！
上帝眷顾着你！
为了你的善与美，
让全世界的兄弟姐妹都爱你！
1968年，从1月1日到6月15日，全美爆发了221次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游行遍及101所大学，有将近39000名学生参与其中。建筑物被炸毁，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遭到粗暴对待，墙上写满脏话，学生还用这些污言秽语辱骂警察，其中不乏来自七姐妹女子学院中的出身上流社会、教养良好的女孩的“杰作”。在那几个月内，受到学生暴力侵扰的高等院校有：费城的天普大学、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欧柏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美国）三一学院、塔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迈阿密大学等——当然少不了哥伦比亚大学。
直到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的第三周，哥伦比亚大学晨边高地校区发生了新事件，校委会推翻了上一年的决议，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租用费。该事件已经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乱的影响更为严重。这是自4年前伯克利骚乱以来最大的校园冲突事件，从某方面来说它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出现。此前，该组织对于公众来说不过是又一个大学生政治组织。8年之后，该组织拥有5500名会员，在200多所大学设有分部，它是学生厌恶集权的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组织开始确立武装斗争的道路。它的领导人视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死敌，这三者全部由这一组织自己定义。他们认为，美国的大学已经被这三者所腐化，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尤为严重。
在欢乐的日子里，晨边高地校区的学生中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军歌曲：
纽约的主人是谁？
纽约的主人是谁？
嗨，我们拥有纽约！
嗨，我们拥有纽约！
谁？
哥–伦–比–亚–大–学！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提醒学生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确是曼哈顿这块价值2.3亿美元的地产的所有者，其中还包括洛克菲勒中心所占的土地；而这些地块大多被附近日益衰落的哈莱姆公寓楼群所占据，哥伦比亚大学因此成为贫民窟的大房东。6年前大学又向市政府租借了晨边高地公园附近的30英亩地中的2.1英亩，无意中为之后要爆发的骚乱提供了温床。哥伦比亚大学打算斥资1160万美元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体育馆。居住在附近的酒瓶遍地的哈莱姆贫民窟里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楼层。由于当时这片街区到处是妓女和吸毒者，是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设想，但凡有一点公民自尊感的居民都应该会支持这个项目。但他们错了。
抗议的租户称该计划为“鸠占鹊巢”，是“对公园的亵渎”。就在这时，大学的管理层又犯下一个大错。从已公开的一份体育馆建筑设计图来看，朝着大学那一面的入口奢华讲究，而供哈莱姆居民出入的门则又小又普通。社区团体的领袖斥其为“一座按人分等级的设施”，哈莱姆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愤怒地控诉，“社区居民的权利遭到了掠夺”，150名示威者喊道：“体育馆必须停止修建！”他们向体育馆的工地进军，还拆除了部分围栏。参加抗议的白人包括哥伦比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马克·拉德，还有许多他竭力鼓动来的支援者。
拉德是埃德加·胡佛眼中的那种新“左”派主义者。胡佛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称为“一个受共产党支持，又反过来认同共产党的目标和策略的激进青年团体”。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讽刺地说道：“共产党人没法接管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他们根本找不到它。”事实上，该组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会员非常少。他们的言行常常蛮横得离谱，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他们行事非常“高调”。拉德在其中表现得异常活跃。气球在晨边高地上空升起的那天，他刚结束去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访问的三周行程回到美国。就好像为了确认胡佛先前的设想，他称赞古巴是一个“极具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64岁的格雷森·柯克，这是一位冷漠且能力不足的管理者。之后，由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牵头的委员会得出结论称，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层在柯克的领导下“态度专断，引发不信任”。早在4月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就收集了1500个请愿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由12个大学组成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研究组织，柯克对此毫无回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指控防务分析研究所的项目“旨在压迫越南人民”，以及在美国“建立抗暴设备，以便对黑人实施大规模种族灭绝措施”。
那个星期二，推倒体育馆施工现场的围栏后，拉德带着一伙人登上了爬满常青藤的汉密尔顿楼进行示威，那里是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在那里受到一位有调停意愿的代理教务长的接待，他表示尽管自己“在此类情况下毫无满足任何要求的打算”，但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的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现在对和解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后，趁机把代理教务长以及其他两名工作人员扣押了26小时。哥伦比亚大学之围拉开序幕。
第一天晚上，一些白人学生发现了另外的情况：黑人力量。他们中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他们来说还不够有战斗力。有说法称，黑人学生带着枪支准备和警察展开枪战。他们的白人兄弟认为建体育馆的事并没有那么严重。部分人感到情绪上很受伤。其中一人问道：“他们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现在，美国已面临很多群体隔离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尽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六点，也就是4月24日星期三，拉德发布通知说汉密尔顿楼不需要任何白人。所有一切都被交给黑人处理，他和他的手下控制了洛氏图书馆，并在那里张贴告示说：“已解放区域。自由进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内。他们闯进校长办公室，将室内洗劫一空，信件和文件被拍照，其他东西则被乱扔一气。这些人还吸他的雪茄，喝他的雪利酒。这一切才只是个开始。他们在采访中表示，他们相信扰乱大学秩序的行为是对的。他们引用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建立的一些原则，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大学管理层和纳粹一样罪恶。
当时，该组织有700人聚集在那里。星期四，100人占领了社会科学院的费耶韦瑟楼。另有100人占领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5幢大楼被侵占。他们在这幢大楼的阳台上挂了一个条幅：“拉德楼，第5解放区。”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并油印了要发表的声明。其中的要求包括赦免他们全体人员，柯克不答应，表示如果不采取惩戒行动，这些破坏行动会“摧毁大学校园的整个结构”。此时另一部分学生似乎一度能将这群动乱分子驱逐。（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个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就是最适宜生存的群体。”）柯克不想再让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于是对他们进行了管控。他还让步了：体育馆的全部工程暂停。示威者在大楼里喊：这还不够！他们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脱离防务分析研究所，还提出了刚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负责做杂事的人送来食物、毛毯和整罐凡士林。他们需要凡士林，因为他们听说它可以抵抗警察释放的梅斯毒气。他们以为警察会释放梅斯毒气。
他们是对的，警察果真来了。第一批警察到达晨边高地时，30名哥伦比亚大学新聘教职工挡住了到洛氏图书馆的通道。事情陷入了僵局。接着大学董事投票“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行为果断实施惩戒”。于是，他做出了他后来称作此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清楼——1000名警察排成楔形进攻战队。汉密尔顿楼成为第一个进攻目标。黑人学生很顺从。黑人律师到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整个撤出过程。黑人学生安静离开后，整个大楼恢复了整洁。
白人学生占领的大楼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那里，只要学生表现出任何反抗苗头，警察就用警棍驱赶，拳打脚踢地把他们赶下混凝土楼梯。警察向围观的人保证——围观的人有几千人，只要他们好好待在警察封锁线外，他们就会安然无恙。但后来当警察了解到，围观者支持学生这一方时，他们也遭到了毒打。最后，有698人被捕。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停学一年。考克斯被派去调查这次暴乱。经过21天对79名证人的调查取证，考克斯和他的同事发布了一份222页长的报告，该报告对大学管理层和警察皆严词抨击。报告虽未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说话，但指出学生们的暴力行为“和警察的残忍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后者才是造成如此令人痛心的暴力事件的原因。调查委员会发现，柯克及其同事在考虑事情的优先等级时，“习惯把学生列在最后”，并得出如下结论：对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事件的抗议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事情背后的实质动因是学生对越南战争和国内种族主义强烈的不满情绪。
《纽约时报》的调查表明，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校园暴乱中，激进的白人学生通常来自郊区的富裕家庭，父母在政治上都属自由派，且这些学生大多学的是人文学科而非自然科学，他们是班上的资优生，绝大多数还是犹太人。例如，21岁的特德·戈尔德。他和拉德同是哥伦比亚大学暴乱中的领导者，也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名主席。戈尔德告诉记者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为带来一个充满革命性的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建设一个革命的美国。”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段，一个从未违反过停车标志警示的人在红灯前没有停车。他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发现，但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他认为那是一个愚蠢的法规；只有机器人才会遵守。他闯过了另一个关卡；一个月之后，他便能心安理得地做这件事；再过一个月，每当他接近交叉路口，即便是红灯亮了，他也会径直冲过去。尽管他对这种联系不太在意，但他还是会感到愤怒，因为当他去最常光顾的加油站时，若非主动要求，服务员不再像从前那样替他检查机油，也不再为他清洗挡风玻璃。他换了家加油站，那里仍是如此。大约就在同一时间，他的新车的一扇车门发出刺耳的响声；他把门拆下来，发现竟是底特律流水线上某个不知名的工人留了个可口可乐罐在里面。
这些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但还有其他的事。某天早晨，你发现你的牛奶箱里出现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没有牛奶了；牛奶公司已经停止配送，你得去商店里购买。邮递系统简直让人无言以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邮递服务的骇人经历。女服务员错把别人点的餐端给你。出租车司机找不到你的目的地。你的晚报没有送来。药剂师搞错了你要的处方。新买的清洗烘干两用机是伪劣商品。送货员并行停车，还不愿意把车挪开。到约翰逊任期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笑话。人们展示的标志牌上写着：提前计划。
建筑产业一塌糊涂；一项工程能延期6个月完工就算幸运了。班机不按时起飞，甚至晚点，你必须等着，飞机在空中盘旋着，终于着陆了，你却发现自己的行李已被送到了另一个机场。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以至于经常旅行的人都购买特别设计的并能够塞到座位下的行李箱。公共汽车和火车的时间表都不可信。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两次被人要求支付自己本已付清的账单，一切似乎都不再有条不紊。从水管设施到电视再到f–111飞机，全都变得一团糟。一位纽约妇女没打越洋电话却欠下了长途电话费。她拿起电话要投诉，却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拉小提琴；原来是和某家唱片公司的电话线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用自己的信用卡，却因为雷克斯·里德这个人被记录已死而被逮捕。《时代周刊》报道了一个男人向自动售货机开枪，直到子弹射光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