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指出“近年来一个有趣且被广泛讨论的现象”，一种“尤其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对公认的各种社会思想形态表现出的隐约不满”。这些思想形态，加尔布雷思写道，“无论被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推崇，都被认为是某种被建构出来的制度。”
实际上，在当时，黑人、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感到一直被有组织的社会所欺骗的人，都习惯称这个社会及其一切功能为“制度”。这个单词经常被随意使用，以至于变得毫无意义——盗窃商店的行为被称作对制度的打击，电视节目安排不佳也是制度的错。但该词在有些情况下的使用则展现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系统运转的一种深刻直觉。1965年11月9日那个令人难忘的星期二夜晚最能说明这一点，那一晚社会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之一——供电系统竟出现严重故障，这不仅让那些反制度的人觉得自己一语成谶，更使其他人感到惊慌。
那天下午4点44分，美国东部地区正是太阳落山时，电力需求开始朝着每日的顶峰攀升。家里和办公室的照明设备被打开。霓虹灯的标志也亮了。随着工作人员相继下班，商业区的电梯也开始投入其最大承载力的使用中。地铁为从工作地下班回家的人增开列车；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农场主将奶牛套上挤奶器，灯塔也开始闪烁光芒。玩耍归来的孩子跑进家门，打开电视机，而他们的母亲开始准备晚餐。此时正值秋季，气温是46华氏度（约合7.8摄氏度），自动调温器启动了数百万人家的暖气炉。温室供暖系统被激活；为了不让毒蛇和鳄鱼死亡，动物园的爬行馆里进行额外供暖。酒吧里，制冰机开始制作冰块，供人们下班回家前来喝酒时使用。林荫大道和公路两旁的电动加油站，正往行驶在归途的汽车油箱里加足汽油。
所有这一切对爱德华·内利斯而言都是老套路。他是一个精瘦、微秃的62岁老人，为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了41年。在靠近65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128号的联合爱迪生公司的电力控制中心是整个公司电子系统的枢纽，而内利斯此时就坐在控制中心控制员的座位上。该中心位于靠近65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的128号，是这个公司电子控制系统的中心——房间内的天花板很高，异常整洁，略带奥威尔风格，房间里摆放的各种仪表盘和开关沐浴在耀眼的荧光灯的光下，所有这一切都在内利斯的视线当中。他警觉地浏览着仪表上显示的数据，以确保联合爱迪生公司完成为本市供电的任务，而且因为该公司同时作为安大略省、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电力供应网的主要组成部分，还得确保公司正常为那8万平方英里地区以及3000万居民供电。不管怎样，理论上就应如此。大约下午5点16分，内利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因为他看见所有仪表盘上的指针开始剧烈摆动，控制中心也对此进行了激烈讨论。
当时，包括内利斯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尽管联合爱迪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此前曾多次讨论过大规模断电的可能性。他们的预测很准，声称可能会发生所谓的“级联效应”，即由于电网中某个组成部分的电力需求过大、超出预期，它便会吸光电网中其他部分的电力供应。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电网，也就是俗称“东北电力网”内的每一个发电机，都会自动切断电源以防止设备损坏。结果是，8万多平方英里的地区便会即刻陷入黑暗。
西区大道128号机器上摆动的指针就是发生了级联效应的结果。问题出在曼哈顿以北315英里、尼亚加拉瀑布以西4英里的一个叫亚当·贝克爵士二号站的加拿大水力发电设备。那是一个大小还不及家用面包机的继电器装置，其用电量是按照1963年的标准设定的，虽然此后用电量不断稳步增长，仪表的设定量却从未再调整过。当天下午5点，供给多伦多的电正经由亚当·贝克电站的6条线路向北输送。后来仪表数据显示，在5点16分11秒的时候，电力负荷略微增加了一点——正好超出那个设置有误的继电器出现故障的临界点。这样，又一个断路器启动了，6条线路中的一条因此而停止供电。这条线路的负荷立刻转到了其余5条线路上，它们也负担不了。由于负荷过大，5条线路都被各自的继电器切断。这使得几乎同时发生两起灾难。本应送往多伦多，实际却未能通过失效的亚当·贝克电站的约160万千瓦的电力，经过电网的超级电路向南涌入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一路上所经过的发电站都相继失去作用。由此产生一个电力真空。受到影响的地区向曼哈顿要电，然而曼哈顿的供电量根本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紧接着第二个大灾难降临。东北电网的所有保护装置都被激活。这种级联效应，即有些人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自动切断了对各个地区的供电渠道。到下午5点38分，东北电网停止了对所有供电区的供电，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也已和南部各州一样停了电。除了自备发电机的医院和其他机构，从尼亚加拉湖到哈得孙河之间几乎看不见一盏亮着的灯。大面积停电就这样开始了。
纽约市在5点27分断电。内利斯正准备推动8个按钮，以切断这座大都市电力系统和总电网的连接，但为时已晚。这个错误可以原谅，因为自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第一盏实用白炽灯以来，电流就一直以光速传输，这是关于电力消耗的知识中少数仍未改变的一个事实。但后果仍旧让人目瞪口呆。除了斯塔滕岛和布鲁克林的一个街区外，纽约全城停电——一切地方都断电了：照明、电器设备、地铁，所有工作都没法继续下去。在未受停电影响的新泽西蒙特克莱尔，一个妇女正从画框式的窗户向外望，欣赏着曼哈顿万家灯火的美妙夜景,她想叫她十几岁的儿子也来看看。可当她再次回到窗前时，城市早已消失不见。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罗恩·乔治机长驾驶的飞机正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上空准备降落。他朝下看了看跑道，又读了读仪表上的数据，再回头时——只看见冥河般的黑暗。飞机场也随之消失在黑暗中。
全城停电后，人们最开始的反应各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各自内心的隐忧。“中国人来了！”曼哈顿东区的一个妇女这样想。“有外太空人的袭击！”住在东河边上一所公寓20楼的一个小男孩叫道。两名报社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反战运动还真办了件大事。其他人都忙于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顾不上去追究谁应对此事负责。医院里的医生一边在应急发电所需的90秒转换的时间里等待，一边借着手电筒的光继续进行手术。施拉夫特公司正担心他们价值约20万美元的冰激凌如何处理（结果全化了）。洛克菲勒州长正爬着15层的楼梯回到公寓。有80多万人被困在突然停运的地铁中。其中有60人在第60号街道隧道里的阿斯托里亚线的东河下面的一辆从布鲁克林开往曼哈顿的列车上度过了噩梦般的一夜。在他们上方的威廉斯堡大桥上，1700多名乘客滞留在4列火车里，5个小时后他们才被安全带离。
在百货商店里，店员用手电筒照明把顾客带出店门，或者将他们安置在商店内的家具区休息。农场主又重新学起了徒手挤奶的技巧。儿童没有电视可以看，开始学着自己玩耍。动物饲养员用毛毯帮动物们保暖，使哺乳动物能活下去，又用便携式丙烷取暖炉为爬行类动物的活动室加温。然而，那些需要用电动加油泵来补充燃料的机动车司机，以及面对冷灶的家庭主妇，对停电仍旧是束手无策。许多人突然间变得无所事事，于是就给亲戚朋友打打电话。电话还能用，当晚市内的通话次数增加了8倍。一些人正忙着做其他的事。9个月后，所有医院都报告称这段时间的出生率大幅攀升。
多亏有晶体管收音机，人们仍然能够收到无线电广播，不过，这对困惑不解的听众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帮助。评论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加拿大现在陷入了一片黑暗……原因不明……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次停电……约翰逊总统召集了应急计划小组……立刻调查……就怕是有人蓄意破坏。”也有人暗示说是战争和核灾难，直到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战略空军指挥部说“一切顺利”，谣言才不攻自破，一切恢复正常。局部地区仍旧爆发骚乱——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市发生了抢劫，沃尔波尔的马萨诸塞州监狱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酿成了几起惨剧。纽约的一名男子被发现陈尸于饭店的电梯井底部，手里还握着一支熄灭的蜡烛。
刚到夜晚时，东北电网覆盖区仅有的亮光来自于蜡烛、手电、汽车灯以及一轮明月。之后，电力供应开始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恢复。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在停电后30分钟到2小时之间恢复了供电。康涅狄格州在5点30分断电，虽然恢复供电较慢，但是到了11点30分，除了12个城镇之外该地区已经全部灯火通明。纽约市恢复得最慢。布鲁克林到星期三下午2点才恢复供电，那里成千上万沉睡的居民得知这一消息的方式同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他们睡觉前都没有关掉墙面和灯上的开关，所以当他们的卧室被突然恢复的灯光照亮时，他们便惊醒了。皇后区恢复供电是在凌晨4点20分，曼哈顿和韦斯切斯特是在早上6点58分，布朗克斯则是在早上7点。个别地区仍旧没有恢复供电。韦斯切斯特县富人聚居的佩勒姆庄园直到星期四才恢复供电。事后，一位佩勒姆庄园的女住户说她“点了很多蜡烛”，“维持着炉火”，而且“一直在回想在以前没有电的时候，佩勒姆庄园的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1965年11月15日，电力故障发生6天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电机工程师追查到了电力故障处是在贝克电厂。加拿大人感到颜面扫地，因为他们一直坚称问题不可能出在他们的国境内。美国公共事业部的发言人认为这证明了美国方面没有错。但大多数人并不细究谁对谁错，他们谁都怪罪，不管是加拿大人还是美国人。同时，人们在停电期间的冒险和奇遇在经过转述后变得更加精彩。最后，许多人都忘记断电时的焦急不安，反而开心地回忆起那晚逃离惯常生活的自由。《纽约时报》的一组记者写道：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对机器的反抗情绪。我们都因为重新发现不需要电源插头就能使用的东西而高兴不已，这些东西几乎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去，尤其是那无比奇妙的蜡烛。当得知那些我们真心不喜欢，并且怀疑那些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型计算机大量闲置无用时，而古老的转笔刀却能照旧使用，有那么一刻我们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如同《纽约时报》的记者所承认的那样，这一切不过是幻觉。最后一切还是会“重新被禁锢，乖乖地被带回现代科技的监狱式农场里去”。蜡烛和转笔刀在几个小时的断电时间中的确很美好，但时间再长一点，它们就不会再显得那般奇妙了。他们不能运送上下班的人群，不能为房间供暖，不能为阅读提供照明，也不能为依赖现代科技生活的人提供各种服务和生活必需品。早年没通电的佩勒姆庄园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个残忍的打击。许多人也许根本没法生活下去。有人把《纽约时报》撰稿人所谓的“电插头社会”看作是监狱式农场，对此还有更刻薄的说法，但是真正对计算机极度反感，准备砸毁这些庞然大物的人并不多。不过，还是有少数人想这样做。
由于工业革命而失业的英国手工业工人于1811年发誓与剪毛机和动力织布机势不两立，他们以在他们父辈那个年代的一个糊里糊涂地破坏机器的工人的名字为他们的组织命名，并退居到舍伍德森林深处，提出了一个不容商议的要求：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使用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法案，取缔一切对百姓有害的机器，并撤销对捣毁剪毛机的人实行绞刑的裁定……我们不会再请愿——那没用——必须战斗才行。
签署者：申诉军总司令
内德·卢德执事
此后，凡是满腹牢骚反对使用代工机器的人一直被称为卢德派。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那些批评美国越来越被技术奴役的人，常被指摘为卢德主义的拥护者。在学生骚乱事件中，这样的说法有时讲得通。教授的讲义被撕毁，设备被破坏，剑桥的一台电脑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是抨击通过使用技术来增加利润是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同内德极其无效的行动一样可笑，但是反对技术统治的事例并不完全荒谬。有想法的人们厌倦了许多事：收到被穿孔机打孔的邮件，乘坐有自动按钮的电梯，在收银台前排队，阅读用死亡人数来描述的战争报道，在电话上听录音消息，以及在政治选举中被当作民意测验的百分数。尼古拉·冯·霍夫曼指出，游行的学生抗议的是“用计算机录取、测试以及考核”他们的做法。某航天公司的一位前主管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婚介服务公司，共有6000名客户，这个“人类仓储公司”听起来不免让人有些寒心。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计算机的恐怖经历，有些还非常特别。奥尔巴尼一家医院给一名妇女寄去了一张“包皮手术”账单。1966年波士顿市长约翰·科林斯原本处于可以连任的优势地位，但在初选的前3天，市政府的计算机自动做好准备，计算好并寄出了3万份下水道税费拖欠账单。这位市长因此落选。
埃里希·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潜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主导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也被转化成了整个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到了60年代后期，数百万美国人的钱包里装着多到20个的各种号码，有些证明他们的不同身份，有些是日常事务中必需的，所有这些几乎要把他们变成杂乱无章的微粒——邮政编码、区域代码、血型号码、驾驶证号、汽车牌照号、社会保险号码、入伍编号、赊购账户以及支票户头号，以及读书会员证、人寿保险单、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财产抵押书以及退伍军人证的编号。《商业野兽》一书的作者推荐了一个名为“计算机卡片轮盘赌博”的游戏，即用胶带遮住卡片上的小孔，然后用刀片新开一些小孔，再把代码数字通过电磁辐射显示出来。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看门人收到他两个星期的薪水——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后，除了气体弹性研究员、惯性系统工程师和超导体研究专家以及数字电路设计专家外，每个人都为他高兴。总之，这是属于他们的伟大时代。
美国最早的商用计算机发明者约翰·莫奇利曾预言说：“只有四五家大公司能够有效运用这些机器。”他低估了他的天才发明。1955年美国有1000台计算机。1960年，据政府工程师估计，5年内计算机的使用量可能会达到15000台。5年之后，实际投入使用的计算机有25000台。到1967年，又增加到4万台——仅联邦政府就有大约2000台。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文主义者非常不安。这些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在社会态度上却越来越保守。40年代末，《1984》一书为他们敲响了警钟。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文化贬值的风气在他们之中流行起来，因为随着技术进步浪潮而形成的拜物风潮让他们非常不安。在他们看来，美国正逐渐被有意操纵消费者喜好的人所奴役。在通过新兴计算机得出的数据中，有对操纵大众的行为如何影响消费者负债情况的分析。消费者负债率从1956年到1967年间增加了133个百分点，达到991亿美元。单是购车的负债率就增加了117个百分点，达到312亿美元。这样看来，威尔·罗杰斯一直没错；这个国家正坐着汽车奔向贫民收容所。
汽车方面的情况已经够糟了——一些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已开始意识到底特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普遍富裕逐渐被认为是一个不好的社会状态，而知识分子的担忧远不止于这些。美国上下自动贩卖机的贪婪似乎很难填满。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到今天，国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但在30年代人们抱着特别强烈的信念，说人只要有钱就会理智地进行消费，这种说法已成为破碎的梦。埃德蒙·威尔逊讽刺地写着那些“没有营养的食物，不能灭菌的杀菌剂”，以及“对皮肤有害的化妆品，腐蚀汽车的润滑油”，还有“毒害树木的杀虫剂”。繁荣的60年代，正是这些“名牌”的繁荣发展期。至少在大萧条时期，你不至于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这些东西。电视广告商现在正以庸俗不堪的方式以及令人厌恶的色彩大肆推销这些东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会怎样处理这批垃圾。在1969年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决赛之际，莫比尔石油公司的一份新奇的广告提出了解决方法。顾客只需购买3美元的汽油，就能获得一个足以装下“22磅，4立方英尺sup/sup”垃圾的塑料袋。广告词中提到，“你一定会高兴地把它扔掉。”事实的确如此。
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本身就不令人满意。它使得那些本应（即便只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在户外运动的千百万人成为整天喝着啤酒、挺着胀气的肚子、看着年轻的运动员在华丽的运动场上欢乐地蹦跳奔跑的观众。运动场中最华丽的要属休斯敦耗资3200万美元建造的装有空调的透明圆顶体育馆。该体育馆设有46000个软座和3万个停车位。钢架圆顶的设计，使比赛能在雨天正常举行。这个超级体育馆的设计者一心想让场馆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照常使用，反而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阳光可能会晃眼。当那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他们惊恐地发现，在圆顶场馆耀眼的阳光照射下，棒球外场手没法接飞球。起初棒球比赛只能在阴天举行，即便是这样，外场手仍需戴上击球头盔。后来圆顶天窗被涂成了灰色——意味着不论天气好坏，比赛都得使用灯光。
对于那些对新繁荣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透明圆顶体育馆是代表庸俗和过度消费的神殿。它设有53个私人包厢，5年为一个租期，每个赛季租金从15000~34000美元不等。在下面的球场看球看烦了的人，还可以去私人俱乐部。里面设有酒吧和电视，室内装修全是以“塔西提岛的假日”或“法国式游猎”为主题。根据馆内员工不同的工作性质，共设计了50多种制服（地勤人员穿航天服）；每个工作人员都被送到学校接受了3周培训，学习如何正确展示该体育馆的形象。场馆内最壮观的景象出现在一次由本馆棒球队的主场比赛中。球迷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有些围观的投手更是久久无法平静，当时，电子记分板疯狂地计算着分数。火箭升空，炸弹爆炸，角上挂着美国国旗和得克萨斯州旗的电牛横冲直撞，电动牛仔对着它们射出电子子弹，管弦乐队同时激情四射地演奏着《得克萨斯之眼》。
那年的一条广告标语说，“如果有疑虑，那就买验证后的商品”。但是怀疑派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对所有大规模生产的商品都敬而远之。在他们看来，市场是罪恶之源。他们年轻时所学的经济学课程也失去了意义。埃里克·戈德曼写道，“大众最根本的问题已经有所改变，不再是有关温饱住宿的问题，而是怎样在令人不安的奇怪富裕环境中生活的问题。”戈德曼描述了“一种绝大部分人不再接受的一种分配不均的现象”。显然，这部分人的声音异常响亮。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他们反对分配不均现象的论战文集。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大众文化必然导致军队–监狱国家的产生。
有些颇具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观点并不总是符合逻辑。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没有认识到低级趣味盛行是“使更多民众得以分享我们文明成果的结果”。卡罗琳·伯德指出，“一贯敏锐的人，有时却认识不到正是60年代的充分就业造成了他们现在所体会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和纪律各方面的退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上的各种进步挑剔苛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那就得忍受其余部分。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创造的奇迹，而否认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有权厌恶这种妥协。但他的抨击应当指向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将喷气式飞机、核工厂和像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交由无固定价格和不能把握市场需求的公司去掌控。他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停止生产这些东西。”加尔布雷思仍然是高品质生活的坚定倡导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同行的却是，在全面否定数字社会之前，他们应该反思的正是这种社会曾带来许多现代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快乐，例如，“电话如果没有自动接通装置，依照目前的通话量来看，大概需要动用美国所有的女性劳动力资源才能处理妥当。”
上面这话是在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想到在4年的时间里，他关于所有接线员都应是女性的论断会引起争论。昨天还不言自明的道理到今天却成了邪说。这也许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最突出的影响。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无法阻挡的。6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出现不和谐状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职业技能很快就会过时，导致年轻人做职业规划非常困难，有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1967年，对化学工业所做的统计中，其半数营业额都来自于对那些1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产品的售卖。其中一种产品是避孕药，它对美国女性未来的巨大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时，白人女性的平均寿命正在接近80岁（白人男性是75岁）。科学技术正不断改变着未来的形态。1968年，赫尔曼·卡恩和他所在的哈得逊研究所发表了一份1000页的研究报告，描述了在2000年美国的未来生活。他们预计，到那时美国的人均年收入会达到7500美元。研究所表示，一个星期工作4天、每天7小时的工作制将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人们每年还有13个星期的假期。那时，人们会把享乐而非成就当成人生目标。人存在的理由，甚至存在本身都将以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发生改变。
要展望未来，不一定非要理解技术革命对美国的既有影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次回望就足以让人震撼。在30年代初期，那些现在已头发花白、开始谢顶的属于摇摆世代的中年人才刚十几岁，而当时美国还没有被技术影响的最大群体是农业人口——人数超过3000万。在那个年代，农民甚至缺乏涵养水土的基本知识，这也就是后来造成毁灭性沙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通电，农民阅读时只能使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寻常农妇每年需从井或泉中汲取28吨水。她的黄油搅拌器是手动的。她在白铁皮盆子中洗衣服，用木桶和盐腌制咸肉。她丈夫的劳作更为艰辛。早上他给奶牛挤完奶后，要花两个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动身去做计划白天要做的事。马和骡子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当时美国共有2000多万头，他去镇上走的是土路。后来，他的生活会得到不了解农场生活的现代人的同情。曾经有人就农场的一日三餐写过一些荒谬至极的废话，实际上就像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里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烹饪方式都是用油煎——甚至可以说是低温油炸。传统的美国农民形象就是细脖子、平胸，再加上因为消化不良所引起的肠胃胀气而导致的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生活在这个农场里，那他的世界将会完全不同。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保持了水土，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将使产量提高。150亿美元的农业机械投入终止了汗水和劳苦对农耕者的统治，过去用于种植动物饲料的6500万英亩土地现已用作农业生产。杂交玉米的出现，使得在不扩大种植面积的情况下，美国玉米产量提高了20%。在30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下，南部农民被迫放弃种植棉花，学习种植其他农作物——因此收入比原先多了2倍。新一代的农场主现在生活在繁荣的新农村，每天开车沿着碎石小路去市场。农场主的妻子则在挂满各种锃亮用具的厨房里忙碌，腌肉木桶被宽敞的冷藏库取代，家里的食物也更美味。下午，她还有时间亲自去镇里一趟。她可以定时去美发，和城市里的女人一样穿合成纤维做成的衣服，而不是像她妈妈一样穿方格花布裙子和棉布长袜。
城市里的劳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无产阶级正逐渐消失。诺伯特·威纳在《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1948）一书中说道，“拿再低工资的工人也比不过蒸汽挖掘机和电铲。”早在20世纪上半叶，自动化就使普通劳工人数从1100万锐减至600万。在接下来的13年里，美国的劳动力增加了600万——达到7060万人，但是，劳工人数持续减少。蓝领高级技术工人成为人数不断缩减的少数。在艾森豪威尔的年代里，虽然汽车产业的生产工人减少了172000人，但汽车的年产量却增加了50万辆。曾经强大无比的工会势力衰微，因为机器不会罢工。工会领袖变得保守，对进步迟疑不前，有时甚至和自己的宿敌——企业主——结成同盟。同时，市场对男性壮劳力的需求减少，为女性进入职业市场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并且随着工作目标的改变，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工人不再只从事商品生产，而是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服务、娱乐以及休闲行业。在这个“大众消费的新社会”，乔治·莫里写道，“人面对材料并用它制造出新东西的旧公式，已变成人面对人并劝说他采取行动的新公式。”
有一个男性占主导位置的空间没发生变化，那就是经理的套间办公室。哈得逊研究所并不寄希望于企业行政人员到2000年时工作量会减少，假期增多。他们不可能闲下来，太多事情要靠他们处理。这同罗斯福年代的情况正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在他的一本广受好评的书《管理革命》中，就已预言了管理者在企业中的突出作用；但大萧条时期的民间故事普遍蔑视老板，所以关于大萧条的小说和剧本通常将老板刻画成流氓和愚蠢的人。（电影观众可能还记得饰演这类角色最成功的类型演员，他就是爱德华·阿诺德。）直到60年代，这些老板都还是高高在上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和过去的海盗式企业家完全不同。《财富》杂志说，“巨头已经不再有了”。《时代周刊》将这些新企业家描述为“职业经理人，即接受过工程师式训练的技术专家，他们掌控着庞大的产业机构。普通老板，即股东，只能行使理论上的控制权”。通常这些人并不通过个人或者依靠命令来进行管理，而是将事情交由委员会处理。这些委员会负责收集信息和专业知识，而且它们的名字各不相同，有管理小组、特别工作队、突击小组，以及按时髦的平等主义精神叫作“工作组”的委员会。在《新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那些分享权力的人称为“专家阶层”。
专家阶层的人虽然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积极性高，但讽刺的是，他们过于关注公共关系，却在上面栽了跟头。问题出在制度上，因而难以解决。美国企业对于自身的真实情况总是自欺欺人。很多人一旦当上经理，就立刻宣称自己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理论，就像获得了高管人员专用盥洗室的钥匙或者成为共和党一员一样。高管人员坚称利润动机是有效的，尽管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都证明了该说法的虚假；他们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尽管自己薪金的很大一部分都要用来缴税。每次听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他们就会习惯性地发出嘘声反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背弃了全力批判凯恩斯的巴里·戈德华特。他们鼓励股东把企业想成是自己所有，然而，企业投资人的影响从来都不大，到了60年代更是日渐减弱。参加过股东年度大会的人，都能迅速辨明个人股东做出的决策，这都依靠专家阶层选择并提供给他们的资料。
其实这一假象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通常认为这种双面性并无害处，因此没有必要提及。虽然有欺骗，但在这种与真实脱节的现象中，大多数时候还是会讲究政治伦理的。然而，专家阶层的欺骗性比表面情况看起来更严重。随着约翰逊政权走到末期，而越南战争又得不到妥善解决，美国商人震惊地发现，示威人群开始把矛头对准他们，指责他们生产凝固汽油弹之类的产品是犯下了重罪。他们对此无法理解，难道这些愤怒的人群不知道企业和政府天生就是死对头，不可能成为同谋吗？他们坚信这一点，而且以为所有人都很清楚。但是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真实情况是，60年代初让艾森豪威尔担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到60年代后期一直在不断发展，以至美国形成了（没有其他名称来形容）计划经济。
1967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的直言不讳使美国读者大跌眼镜，他声称：“自战争结束以后，联邦政府一直同美国企业合作开发先进技术。”他还说，“几乎美国所有的大企业都受到联邦的大量补助。”这些说法看似毫无可信度。罗斯福的继任者仍盘踞在华盛顿，斥责经济保守派和货币兑换商；而美国制造商协会中的董事长们谴责华盛顿方面的家长作风；美国商会发言人继续解释说，政府从来不参加任何生产活动，本质上它是寄生性的，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为盈利而不惜承担资金风险的企业家。
为歌颂自由企业，报纸刊登整版的大篇幅广告——但孩子要摆摊做买卖必须要有父母的资助，这一点报纸却没有说明。报纸上的此番言论不适用于那些早在20世纪60年代时资产就占到美国工业生产量2/3的500家大企业。兰德公司的所有预算都由美国空军承包，它哪里还有风险可言？有五角大楼提供的资金做后盾，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又哪里用得着发愁投资50亿美元改进它所生产的第三代电脑的集成电路呢？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立足于电子装置的微型化工作，而美国宇航局也很清楚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器就不可能到达月球，这又算得上什么风险呢？随着技术的不断复杂化以及新发明投产时间被拉长，被委托进行技术突破的企业要求与政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建立同一目标，一起制定预算并做出决议。如果新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谁也无法阻挡经理们通过清空库存来获利，他们经常这样做。集成电路就是一个例子，它能代替一连串相互连接的电子元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航天火箭无法从发射台升空。有了它，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战斗机的研制才能进行。波音超音速运输机、欧洲的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式客机原型样机也离不开它。欧洲政府之间素来鲜有合作，但当需要制造微型电路时，他们便团结起来与仅有的三家美国制造商协商，这三家制造商分别是：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此时，他们才发现这些装置造价昂贵。
那种认为美国纳税人在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受到欺骗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有义务发展航天事业；电子计算机已成为国家战略机器必不可少的部分；交通方式的改进符合大众利益的要求；国家威望的提升也从中获益。塞尔旺–施赖伯就曾对美国人的聪慧羡慕不已，称赞说：“他们近期的发明大都有联邦基金库的支持，政府用资金资助了人们所能实现的最赚钱的产业。”单是宇宙空间研究的衍生产品就使我们了解了真空作业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财富。在联邦保证支付大笔资金的前提下，五角大楼、国家宇航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再等一代人的时间。从摄影技术的发明到照相机的生产，其间经历了112年（从1727年到1839年）。电话发明的间隔是56年，收音机则为35年。华盛顿通过支付技术研发费用和保证最终产品的市场份额，将原子弹最终制造成功的间隔缩短至6年，晶体管缩短至5年，集成电路缩短至3年。也有案例是不符合这个过程的，但那是对进步的阻碍。许多美国人都觉得这些很有说服力，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
但是，要说企业还保有独立决策权——它还能反对华盛顿的决定，已没有可能。政府每年对企业研发的投入高达150亿美元，来自企业自身和私人机构的投资只有60亿美元，因此政府难免要占据支配地位。1929年，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市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8%的投资。到60年代，该数字增至20%~25%之间，远远超过印度。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在以下领域的研究中都占有一定比重：占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华盛顿掌握着这些大企业的生存机会使其像人质一样。但其实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也没有人如此粗暴，也从未有人谈到过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大企业还是被迫交出了很大一部分自治权。
在一段时间里，这一情况可能只和极少数美国人有关，这样引起的关注就更少了。美国社会所有阶层都享受着约翰逊时代的繁荣生活。除非是在重大危机时期，否则美国极少会遇到抗议者涌上街头、批评政府的麻烦。大多数人和现行体制都有着利害关系，历史上那些激进运动在美国寻求声势壮大的过程中总是会遭受挫败。然而，约翰逊的时代里却迎来了一个重大变革。自“二战”以来，美国学生人数大幅增加。珍珠港事件时期，美国适龄大学生中大约有15%上了大学。到1965年秋，适龄者中有40%在念大学——即有超过500万年龄在18~21岁的大学生。4年的时间里，该数字将会增至670万。现在，美国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超过50万个。政府每年在正规教育上的投入多达300亿美元。事实上，上学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学生变成美国最大的单一利益集团。
美国人口中的其他人都以此为荣——教育几乎已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成为包治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然而，大学生变得越加对社会不满并且情绪焦躁。他们的未来笼罩着太多的越南战争阴云，越南战争变得日益可怕和让人沮丧。大学生们对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表示不满，此举得到全美15万终身教授中上万人的支持，他们不受外界纪律的约束，只有死亡和私人丑闻才会使他们离开教授职位。最后，许多学生认识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热情来自于教育的市场价值，他们因此感到困扰。就像联邦资助计划通过资助发明微电路来提高美国的技术水平，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也有助于学校给美国培养未来的技术专家、管理人员以及消费者。大学生们发现读大学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树立了一种恰当合宜的怀疑态度，而现在他们却被要求扼杀这种怀疑态度，进而成为企业和政治官僚制度中的齿轮。数百万的父母并未觉察出这有什么不对；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开始产生另一种想法。他们互相转告说：“这样的扼杀是在玩弄我们，是在残害我们。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将要推翻它。”
技术向来是美国的国家优势所在，但它也是奇迹和忧虑产生的根源。1985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预测说，在50年内，“机器将会承担所有的工作——自动化装置会发号施令。”这使人们可以有空“去相爱、学习和玩乐”。但当60年代大学校园摇摆在暴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不这么乐观。他感觉到一种“我们的教育制度过度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在某些方面，60年代的学生大暴动现在看来比当时的意义更重大。如同1848年席卷西欧的革命浪潮，这些暴动也许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他们冲破了长久以来前代人不敢逾越的国家禁令和文化壁垒。海洋无法阻挡他们，铁窗监牢不能吓退他们；当哥伦比亚大学发生暴动，伯克利也开始骚动时，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开始有学生运动如火山爆发一样发生。当时美国人只关心国内的骚动，但当时至少有两个外国首都——布拉格和华沙，其造成的破坏远比美国的任何一次暴动都要严重。
发生这一连锁反应的部分原因，毫无疑问，在于现代通信手段的便捷和系统性。“世界社区”这一概念正逐渐变成现实。每块大陆在一定程度上都知道其他大陆发生了什么。被赋予新含义的“制度”一词，被翻译成每个工业国家的语言。正如暴动表现出的那样，学生激进分子并没怎么使用这个词语。而这种感觉却是全球性的，无论是在亚洲和东欧，还是在老瓦巴什大学的榆树下，人们的反感都一样强烈。
然而，美国在这一风潮中扮演的角色很特殊。动乱的发源地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和拥有最明显青年亚文化的国家。外国的大学生对美国大学校园内发生的事情非常留意（“哥伦比亚大学正发生什么事？”1968年巴黎大学的示威者问美国驻外记者），而美国大学生大多对国外学生的狂热毫不关心。此外，在美国可能会找出导致年轻人躁动不安的狂热氛围。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美国总是对青年持一种与众不同的、近乎卢梭式的看法，因而他们自然会用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无论问题是个人的还是有普遍代表性的。
但是现在青年本身已成为一个问题，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一个人们忧虑的来源是新的政治战斗环境。一个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断言校园将成为“毛泽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松散联盟”的藏身之所。斯皮罗·阿格纽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在圣路易斯，他把示威的大学生称作“不满现状者、激进分子、煽动者、温和的和不温和的叛逆主义者”，并说，“我愿用这批该死的畜生交换我在越南看到的一个排的美国人。”在另一个场合，他称大学是“那些特权过多、缺乏管教和责任心的孩子的马戏帐篷和精神病院。因为他们的父母富裕、耽于享乐又对孩子纵容”。
父母们否认他们自己过度享乐和纵容子女，不赞成示威游行的父母则认为游行抗议是少数人的行为。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显示，有72%的学生没有参与任何示威活动；《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只有12.5%的大学生持“革命的”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招募了7%的大学生入会。但是格劳乔·马克斯的讲话代表了千百万老一辈美国人的观点，他说：“将你在报上读到的学生称为少数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占少数，因为他们有可能全是你的家人；并且你得等到汽车回家后才能确认你的女儿未曾怀孕或染上麻风病。”
无论数据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都具有欺骗性。极端主义者总是能吸引少数人。1861年，美国北方只有少数人是废奴主义者；1776年，真正渴望领地独立的殖民主义者也只占少数。社会群体情绪的最好风向标，是它得到的同情，而不是参加人数的多少；但若如此，学生暴动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81%的大学生对高等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民意测验报告显示，超过50%的大学生对美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持保留意见。
哈维·斯瓦多斯谈到60年代初的大专院校时说，人们“害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心理似乎已经完全消失”。许多人甚至很欢迎此类称号。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通常来自中产阶级自由派家庭，他们的父母在麦卡锡时代饱受摧残——在某些方面受了最沉重的打击。这些孩子决心不再忍受威胁和压迫。他们加入了诸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怀着满腔诚挚，却不懂政治。在60年代结束之前，新“左”派的战略方针将会激怒其几乎所有的潜在同盟者，其中就有他们的父母——这一点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手段可谓高明。他们的游行往往是做给电视新闻摄像师看的，他们深谙在媒体上营造戏剧效果之道。1964年学生们为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大会会场就是例证；1967年10月他们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证。他们似乎经常以引起全美国轰动效果为目的来制造骇人事件。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取消不许共产党员和伯奇协会会员加入该组织的禁令。新“左”派大肆鼓吹他们神圣的三巨头：马克思、毛泽东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们热烈拥护马尔库塞的“有差别宽容”理论，也就是打压对他们不利或对他们有威胁的观点。他们反对后备军官训练营，反对征兵和凝固汽油弹的运动是合情合理的，在毕业典礼上高调离开也是正当抗议，但马尔库塞本人反对他们提倡炸毁公共建筑的做法。几乎所有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学生领导人都醉心于暴力，在谈及沙伦·塔特谋杀案时，该组织的成员伯纳丁·多恩说道：“你听好了，首先要杀掉那些猪猡，然后让他们与那些恶心的尸体同屋吃饭，吃饭时用叉子戳进那些死者的肚子里！那太疯狂了！”
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是认为社会本质上充满阴谋。他们认为社会被制度掌控，而这一既成体制又由企业家、军事领袖以及企业巨头组成的一个权力精英群体操控。他们秘密谈论着发动革命，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以国家实力的增强为开端——而这正好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一切运动类似，他们的革命也有许多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紧张”“不可协商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语汇。但这些用语的含义通常模糊不清。例如，“不可协商的要求”本身是可以协商达成的，朝警察扔石头和瓶子被认为是非暴力的。
1964年，年轻激进分子的特立独行在伯克利就已初露端倪，其表现为对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蔑视。第二年春季，这个大学的校园又开始骚动时，科尔校长说：“学校和伯克利校园再也禁不起这样的对抗了。”实际上，接着就发生了长达4年之久的暴乱。伯克利不过是众多动荡校园中的一个。1965年，伯克利事件先是引发了堪萨斯大学的强烈反响，114名学生因为在校长办公室静坐示威，抗议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被捕。之后，在几天的时间里，东西海岸的大专院校全都蓄势待发。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很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想续约却被拒绝而进行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5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一个由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学生们冲进一个上了锁的书库，将里面收藏的禁书拿出来放在公共书架上供众人阅读。布鲁克林大学的学生们将他们的校长从演讲台上哄了下来，而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大学——纽约圣约翰大学里，学生们要求废止出版物审查制度。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们进行游行示威，反对抬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的三名系主任辞职抗议在课堂上朗读色情诗歌，新泽西州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组织了纠察队，目的是为“表达广大学生的不满”。在1966~1967年，骚乱时有发生，较大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爱荷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并再度发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然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在给1968年这个极度动荡的年份积蓄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日的象牙塔已变成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激进的大学生虽然满腔热忱，但实际成就却很少。学生原本就是过客；一旦老生毕业就会有新的学生到来，没法保证新来的学生会采取相同的路线——正如这次运动中新学生实际上做的那样。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问题很多，在60年代末期更是分裂成两派：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面临其他困难。他们抗议的基本前提之一非常荒谬。“荒谬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如果你要发泄对越南、种族主义、贫穷或者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不满，只需把大学这座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信心满满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却出乎意料，里根以大约100万票的优势获胜。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新增了50个席位。“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意外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影响力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抛弃国会中的‘右派分子、战争贩子’，但结果却是‘自由派’民主党人遭受打击。”此外，分析家得出结论，在加利福尼亚州，新“左”派反对里根，实际上却造成他选票的增加。面对这样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反叛学生的处理过度宽大为理由，迫使科尔辞职，而任命强硬派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对搞政治的学生持敌对态度的地区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将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3800多万美元，并提高了学费标准。在其他州，议会大多也都提出旨在压制学生中异见分子的法案，其中有8项得到通过。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再也无法忍受。”卢·哈里斯报道称，有62%的学生家长认为，在大学维持纪律比激发求知欲更为重要。《生活》杂志评论说，“简单说来，不同辈的人对于最根本问题的看法不同，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他们也会在其他问题上产生分歧。游行是美国60年代青年亚文化最显眼的表现之一，但青年亚文化不仅局限于此。整个10年间，社会评论员谈论的大多是交通、性和毒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人积极参与这些“革命”，而这些“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选举结果正如亨特·汤普森所说的“以自身的条件挑战现有体制根本毫无作用，要承认这一点似乎有些残酷”。不同辈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已经形成。
“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最狂妄的人举着的条幅和徽章上这样写道，这是个残酷的事实；很多30岁以上的美国人都想要再找回年轻，想分享青年们追逐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跳着玩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嘲笑《毕业生》这部电影，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引领了长发风潮，青少年们效仿，不久，中年人也加入其中。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男人女人都戴假发。嬉皮士通常引领着成年人中的流行。“我留意这些少年的装束打扮”，鲁迪·根莱西说，“对这种风格进行定型，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新的流行样式。”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迪斯科非常着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自作聪明的年轻人告诉他们到“文森特·梵·高–高”或“很久以前，以前”去。妇女们则去找整容外科医生做眼皮手术（350美元）、隆鼻手术（500美元）、皱纹去除手术（600美元）、面部磨皮手术（500美元）、皮肤祛疤手术（275美元）、隆胸手术（165美元）、腹部紧致手术（500美元）和大腿紧致手术（650美元）。《生活》杂志在有关60年代的专刊上说，“年轻就是好，正如人们曾经都想有钱一样，现在人人都想变年轻或显得年轻。流行服饰、电影、书籍、音乐，甚至政治，都以青年的口味为主导。”
60年代初，美国总人口中有一半在30岁以下。不久，半数在27岁以下，接着是25岁以下，其中17岁及其以下的人占40%，而18岁以下的人口增速是其他部分人口增速的4倍。即便如此，许多人对青年人所谓的“以迪士尼乐园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仍持严肃态度。青年辩解者提醒他们苏格拉底曾说过：“我们的年轻人喜欢纵情享乐。他们特立独行，藐视权威，不尊重长者。现在的孩子很霸道。”此话的言外之意在于，既然古希腊人很久以前就被青年问题所困扰，当今的担忧者不过是大惊小怪。格雷斯·赫金杰和弗雷德·赫金杰反驳说，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自我约束转变成自我放纵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看起来正进入年青一代统治时期。在赫金杰夫妇笔下，青春“俨然已成为一种被崇拜的现象，人们之前从未如此享受青春，并试图延长青春，就连商业活动也对此百般迎合”。尤其是在新发展的城市郊区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受到及时行乐思想的影响。虽然阿格纽、葛培理、阿尔·卡普歪曲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颇具争议。这种纵容的说法会产生，部分是由于“自我表现”和“以孩子为中心”的想法作祟。在学校，这种思潮一般会导致一种“选择”制，这种制度对小学生而言还太早了，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老师对学生而言也不该是一种高人一等的存在，而应是与他们平等的朋友。小学老师授课所用的单词十分有限，有时就是在反复使用那二十几个词。（一位老师出了车祸，车撞在树上，她用了这几个词来概括这起事故，它们后来成为经典名言：“瞧瞧瞧，哇哇哇，糟糟糟。”）
儿童被告知自己和父母一切平等，认为家庭里的所有决定都应当经投票表决通过。这叫作“民主式生活”，实际上却常常意味着混乱生活。戴维·里斯曼在《代达罗斯》季刊上谈到这些事情对一个陌生人的影响时说：“正如穷苦农民与山羊、鸡和其他牲畜共住一室一样，这里的客人可能会遭到儿童的骚扰。这些儿童被当作宠物，有客人来时也没有人负责带开他们。”
《代达罗斯》季刊的另一位哈佛大学撰稿人亨利·穆瑞指出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他说，大多数青少年集团都是“因反权威、反父权的共同诉求而凝聚在一起”。强硬的人才能在家里受到尊崇。社会视其正在筹划反对父亲的阴谋。最大的不敬便是来自于电视。电视中父亲的角色都是些可怜虫。《给爸爸腾个地儿》中说话毫无分量的爸爸，仅因为他妻子讲话声音最大，只得让她占了上风。《单身汉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的外甥女和仆人的种种羞辱。还有被讽刺地称作《爸爸最懂》的系列节目中，非传统主角安德森先生在面对他的孩子的种种古怪行为时，他的反应永远是：“我们先不管，看看结果会怎样。”
广告商小心翼翼，生怕惹到年轻人，因为美国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年花费250亿美元。讽刺的是，激进的学生虽如此强烈地反对实用主义，他们这一代却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在美国“作为消费对象的儿童的年龄日趋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从四五岁起就开始有自己的零花钱”。而这些零用钱“是打算花掉的，而前些年的零用钱是用来提倡节俭的”。
要讨好十几岁青少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作“当下的一代”“新兴人类”“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到处去、举止随便的一代”。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他们是约翰逊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美国青少年和其他人一样变得更富有，而且更引人注目。国民财富日益增长，加上对青年的纵容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习惯，使青少年手中的现金空前增多。”要使他们收支相抵并不总是很容易。1964年，哈佛大学完全算不上贫穷的1939届毕业的学生表示，他们中有78%的人觉得给子女钱花成了他们为人父母的主要问题。只有6%的人认为向子女灌输道德观念也很困难。这些孩子并不那么遵守道德规范。一个男孩只要花12.5美元就可以给女孩买一只代表“关系稳定”的指环，指环看来跟结婚戒指一样——当然汽车旅馆的老板也无法辨别真假。如果隔天他们有负罪感，他们可以到一些专门为年轻人开设的教堂去忏悔。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曼纽尔医院甚至专门开设青少年住院部。弗兰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在医院度过欢乐时光”的文章，描写了这类住院部的真实情况。病人们享受着“无限量供应的点心，爵士乐即兴演奏会和轮椅竞速赛”。古板的营养学家远远地站着，听任那些年轻人“每天的午饭和晚饭都吃热狗和汉堡”。
在青少年文学中，在威廉·门宁格写的一本名为“如何成为杰出青年”的书中，有一章叫“如何与父母相处”，里面详细介绍了应对父母发号施令的技巧：“最好方法之一是维持家庭和睦，保证合作顺利进行。定期就重大事务召开家庭会议是不错的方法。”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给青少年提供建议的期刊。《芝加哥每日新闻》开设了一个青少年漫谈专栏《优秀的青少年》；《妇女家庭杂志》上设有《青年写照》专版。供青少年阅读的廉价期刊包括《不为人知的青少年爱情故事》《青少年时代》《好莱坞的青少年》《16岁杂志》《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军》《现代青少年》《青少年电影》等。他们阅读的杂志则有《天真姑娘》《向姑娘们召唤》和《17岁》，《17岁》在1961年迎来创刊第17年，在为此刊登的一篇令人惊愕的社论《这是我们的生日》中作者写道，“《17岁》已经17岁了……大家不都是吗？”
《我曾是一个少年弗兰肯斯坦》是青少年电影市场中比较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杂志的主编查尔斯·劳弗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处于青少年掌控之中。”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有音乐意识的一代，他们对音乐的品位有时无可挑剔。摇摆世代很难摆脱披头士乐队、琼·贝兹、鲍勃·迪伦和44岁的b·b·金的影响。当后来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发现金时，他已被他自己同时代的人遗忘了21年。不幸的是，在这些年轻人所崇拜的其他偶像中，包括以色情下流著称的普雷斯利，他们的审美趣味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假发和金宝浓汤罐头式的音乐如出一辙，充斥着虚假与低俗。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形至少还独树一帜。而大多数摇滚歌星并不像他那样。歌星们的相似程度十分惊人，几乎一模一样——身材矮小，眼看着要发胖，这些人靠严格节食、鼻子整容手术、隐形眼镜、华丽发型来包装自己以娱乐大众。他们其实并不会唱歌，大多数人的声音甚至在剧院后排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混响室里被放大，进行删减拼接，抹掉走音，然后制成录音带。他们在现场表演时，通常会做出唱歌的口型，同时用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边扭屁股，边用手指打节奏，脸上总有抹不掉的忧愁，一些好歌因此被他们糟蹋，例如《我曾经默默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以及《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
詹尼斯·乔普林因饮用过量威士忌和吸食毒品身亡，她死前不久曾说：“我对于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他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却仍能获得胜利。”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感叹道：“我们现在比耶稣还有名。”他们的听众也许早就对此话感到厌烦。毕竟他们已听惯了那些毫无意义的话——一位作家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记”，这句话对这本摇滚杂志的读者来说是一句警句。普渡大学向2000多名年轻人发起民意调查，问他们认为美国青年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1/3的人回答是粉刺。
警察不会同意这一说法。在过去的10年里，青少年被捕人数猛增了86%。仅在“从加利福尼亚州到缅因州的一些中学”里发生暴力事件一个星期后，《时代周刊》的一个标题便称“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教科书，其中论述了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各类犯罪。在一些过去安宁的社区，现在重罪案件已屡见不鲜。联邦调查局表示，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故意伤害、入室行窃、汽车偷盗等罪行而被捕的人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几乎占到了半数——而在郊区则占到一半以上。从1960年开始，许多郊区开始制定青少年行为准则，但这些条款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全凭自觉遵守；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孩子们看来，社会什么也不是，事实也经常如此。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有着惊人的不同。3/4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作弊再平常不过。他们对此不以为然。”
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在家中装有镶板的娱乐室里聚众吸毒十分常见。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最早发现了这一现象。家长在感到震惊之余，感叹说还好不是在酗酒。接着，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旅游胜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家庭中十三四岁的孩子酗酒再平常不过，还称将来会向醉酒小孩的父母征收每小时2.5美元的看管费，直到父母来认领他们。美国有50%~66%的青少年有定期喝酒的习惯。在纽约的扬克斯，高中各年级学生中有58%的人有喝酒习惯，其中64%的人说他们开着家里的车出去喝酒。玫瑰谷的居民称，在费城的一个郊区，青少年被允许带酒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则担任酒保的工作。这让人不禁想知道克拉伦斯·戴sup/sup的父亲会怎么想。
20世纪60年代里反复被报道的新闻事件，除了黑人社区的骚乱、达拉斯年度庆典、战争暂时停火外，还有纽波特爵士音乐节和劳德代尔堡青少年因饮酒而引发的骚乱。然而，青少年酗酒的普遍程度并不应这般让人惊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展示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富裕、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处于失业人群之外的位置，这些使他们具有休闲阶层的所有属性。
60年代的青少年们在无聊或喝醉时，经常变得极具破坏性。密苏里州汉尼拔的一条简短新闻传递出美国人钟爱的传说已被改变的伤感事实。在汉尼拔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光着脚拿鱼竿的雕像；一块牌子解释说，这是汤姆和哈克“恣意玩耍打闹”的地方。但在60年代末期，任何想在天黑以后模仿他们做法的男孩，都会面临被逮捕的危险。由于青少年破坏行为的泛滥，10点以后，在卡迪夫山——以及汉尼拔的所有地方，都不准青少年闲逛。
这条规定虽然残酷，但却十分有必要；在密苏里州和其他地方，财产被损毁的确是个现实问题。1968年2月的一个星期，30名纽黑文高中的学生因在自助餐厅暴乱中砸毁餐具而被捕，芝加哥郊外的梅伍德地区，500名男孩聚集在一起抗议返校节上的选美女王，因此和警察发生冲突，芝加哥邓巴中学有接近3000名学生离开教室，向汽车扔石头。在一次典型的郊区事件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伙暴徒——一群政府官员的孩子，用棒球棍击碎汽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了7000~8000美元的损失。当他们被捕时，他们说自己那样做是“为了好玩”。另一种流行的暴力事件是闯入聚会。有一段时间，每到周末，韦斯切斯特、费尔菲尔德、罗克兰以及巴克斯郡——纽约周围的一些富人聚居区，都会发生一连串此类事件。七八个青少年“不速之客”会在聚会高潮时闯入，打开大人们的酒柜，砸毁玻璃器皿和家具。
有时，受邀前来的客人更糟糕。他们会相互比赛，看谁能给主人家带来更大破坏。人们仍然记得那个在长岛南安普顿，为了庆祝金发女郎费尔南达·沃纳梅克初次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圈，在她继父母的有30间房间的别墅中举办的一次聚会。当时《时尚》杂志评选出的800多位“漂亮小孩”全部受邀参加这次聚会。在乐队离开后，他们中的127位开始破坏别墅，砸毁窗户，撕碎窗帘，在吊顶灯饰上打秋千，拆掉电话，打碎灯具，带走用具，还把大多数家具都扔到海滩上。他们的恶作剧造成的损失，估计在3000~10000美元之间。
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是最具破坏力的，但是，混乱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独立日当天，在爱荷华州的阿诺德斯公园，500名喝醉的青少年朝警察扔石头、啤酒瓶和混凝土块，其中一人对警察局长叫嚣：“嘿，废物，我们打算接管这里。”骚乱一触即发。芝加哥的一场免费摇滚音乐会——由州长官组织、意在和青少年建立友情，不得不取消。在第一场演出中，听众中有人挥舞着轮胎防滑链和棍棒冲出来，135人因此受伤，其中包括65名警察。
北达科他州大学一直是美国最平静、表现最好的大学之一，直到该校校报《学生》提议在附近的扎普镇举办欢乐周末活动，情况才有了变化。扎普镇镇长诺曼·富克斯很高兴，他写信给附近的各大学，承诺供应“特殊风味的札普汉堡”和大量“健康、纯洁、吃饱喝足、笑得肚子疼、流眼泪的欢乐”。他还弄了一件印有“北达科他州札普镇——欢闹之地”字样的圆领汗衫，并且宣布这次盛会叫作“札普集会”。人们谈论说，扎普会成为北方的劳德代尔堡。镇长完全不了解这一切的隐含意义。他治下的城镇有300人。1969年5月9日星期五晚上，接近1000名学生（90%是男生）从5个州赶到扎普。镇上的3个旅馆全都客满。当温度降至零度以下时，学生被冻僵了，于是他们在街上燃起了篝火，而木柴则是从酒馆里的桌子和座位上拆下来的。接着，他们开始闯入商店和住宅。第一起冲突事件接踵而来。一辆消防车赶到，他们控制了车子并将其拆卸。在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到来前，游客已经造成了总计达1万美元的损失。
南部的劳德代尔堡从未遭遇过完全一样的问题，5月里从未出现过严寒天气的记录。但是佛罗里达州同样受到一群青少年纵火犯的搅扰。在15个月的时间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盖恩斯维尔校区内发生了多起起因不明的纵火事件，数量多得惊人。消防队长认为整个校园都有可能被烧成平地。休姆楼的寄宿学生承认纵火案是他们做的，危机最终得以解决。宿舍楼东西两翼的学生举行比赛，看谁能招来最多的消防车。事故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过去的几代人无法想像的。休姆楼竟是一座女生宿舍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