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人和销售员犯的错误有过之而无不及。过错的责任虽难以界定，但它却随处可见。人们似乎不再关心事情还能否顺利进行。将社会联结在一起的规则不断被破坏，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彻底被抛弃。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现象是由社会的繁荣发展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则将其归咎于人们的过度放纵。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把抗议学生比作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显然国内的动荡情形与越南战争脱不掉干系。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他们父母的支持下躲避征兵令，医生还会谎称他们有健康问题来帮助他们逃避，这些年轻人并不因此感到内疚。躲避征兵的人和逃兵跑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开始新生活，得到了数百万人的同情。由于最先到达瑞典的4人是搭乘“无畏”号飞机来的，他们因此被称为“无畏4勇士”。那里的人都对这个名字的含义很了解。在侨民区的居民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说：“我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美国会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另一派认为在这场灾难发生前，美国能得到救赎。”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令实施以来，还没有如此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根本没有意义，于是开始打破这些规定。大麻就是一个例子。大麻跟其他的毒品不同，它不会让人上瘾；它又不像烟草那样对吸食者有害；也不像酒精一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常常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会吸食大麻。1969年的某个时期，警察会定期对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进行“缉毒”（又一个新词语）。

夏季暴乱中的抢掠者并未被逮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你可以看到他们随意抢夺；警察在一旁看着他们，无动于衷。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这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用货物和设备换取人的性命。”确实，这样看来，是否进行逮捕，取决于这个人的身份、行为以及作案地点。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者拉尔夫·阿伯内西按照金的原定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间的圣地上建立一个“复活城”。他带领1000名穷人占领该区，政府不但没有扣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反而给他们提供移动厕所、电话亭、电源线、淋浴设备，甚至还给分配给他们一个邮政编码：20013。6月下旬，负责露营地安全的警官阿尔文·约翰逊愤怒地辞职不干了，理由是“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强奸、抢劫以及砍人事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而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仍旧是漠不关心。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镇压了1919年的波士顿警察罢工运动，获得了美国人民的认可，最终成为总统。他曾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绝对不会有罢工权利，不管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称公务员罢工是“不可想象且不能容忍的”。从那时起，这个规定便被写入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某些州还写进了诸如康顿–瓦德林法之类的法律。尽管如此，1966年1月1日，迈克·奎尔仍带领交通工会组织发动罢工，此举造成165英里的地铁和530英里的公交线路停止运行，几乎使曼哈顿市区陷入瘫痪。当奎尔收到法院要求他带领罢工队伍复工的命令时，他在电视镜头前当众撕毁了命令。市政府被迫接受调停并向他妥协。

1968年，与公众利益相悖的罢工活动包括孟菲斯清洁工人罢工，而马丁·路德·金在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曾支持过该运动。同年还发生了一次垃圾工人罢工，这使得纽约街道上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积了10万吨，洛克菲勒州长最后不得不妥协，同意拨款，给垃圾工涨425美元的工资，而这个要求早前曾遭到林赛市长的否决。接下来，纽约警察设起围栏包围了市政大厅，叫喊着“警察权力！”他们以编造的各种疾病请假，冷眼旁观司机们违规占用公交车的停车位或其他禁止停车的地方。消防员工会的领导者为了讨价还价，告诉消防员不再执行诸如房屋和消防设施检查等日常任务。1968年秋，纽约5.8万名教师中的大多数先后三次罢课。接着是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虽对头顶上不少盘旋待降的航班感到担心，但仍旧有意放缓引导降落的速度。

公共服务业工作者的反抗高潮出现在60年代末，美国75万邮递员中有超过20万人决定停止送邮件，因为他们的年工资经过21年才从开始时的6176美元涨到8442美元。尽管他们的领导提醒他们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处以1000美元的罚款、一年监禁，还会失去养老金以及被禁止申请政府提供的其他工作。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sup/sup的全国邮递工作者联合会下属曼哈顿–布朗克斯分会的6700名成员仍然投票支持罢工。不久，大纽约地区的其他邮递员也加入其中。这次罢工在之后扩展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以及旧金山等地。

这是美国邮政服务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给公共服务正常运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纽约平均每天往来的邮件和包裹多达2500万件；全美国平均数为2.7亿件。许多公司不得不暂停营业。纽约的银行收不到他们每天平均3亿美元的存款，40万依靠救济金的家庭领不到他们的支票，股票经纪公司不得不使用装甲车押运华尔街的债券。罢工的第6天，国民警卫队接手处理纽约的邮件；第8天，邮递员才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跟进行罢工的其他公务员一样，他们也从这次非法罢工活动中获利。国会投票决定给他们涨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算起，还决定建立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外，还会对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更多关注。

1968年发生的反常事件中还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人选问题。厄尔·沃伦尽管活力依旧，但由于年事已高他还是决定退休；3月19日那天他年满77岁。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告诉约翰逊总统他的决定。这是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时刻。从未有一个法庭在决定其所处时代的前进方向上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在沃伦的领导下，最高法庭开始为破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定有关学校祷告的事务、共产党员的权利、色情产业、被告的逮捕与认罪以及立法机构席位重新分配的“一人一票”的法规铺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以上最高法院的开庭。林登·约翰逊作为总统，总想事事亲力亲为，现在他要亲自任命一位新的最高法官。他提名大法官艾华·福塔斯担任最高法官，由得克萨斯州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位。

这两个人都是总统的老朋友。福塔斯跟总统的关系非常亲密，三年前就是总统安排他进入了最高法院。约翰逊就是约翰逊，非要将这两项新的任命复杂化。他要等到参议院确认了他对福塔斯的任命，才会同意沃伦的退休申请。然后，一旦福塔斯安稳就职，索恩伯里就可以接手他的职位。但是共和党人固执地认为他们可以在11月入主白宫。他们称福塔斯和索恩伯里为“跛脚鸭”，攻击福塔斯是总统的“亲信”。

密歇根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成为17个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的领袖。刚开始，他们似乎干不成大事。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称这种所谓“任人唯亲”以及“跛脚鸭”的攻击“肤浅无聊”。他说：“没有人会去找一个反对自己的人到最高法院任职。”他还补充说，林肯、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都任命过自己的朋友。德克森谴责格里芬说：“现在该是我们对所用语言更谨慎些的时候了。”即便是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在最高法官这个职位任命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做——福塔斯看似并无担忧。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福塔斯的提名得到国会认可前，总统可以让沃伦留任，是有许多先例的；许多较低级别的联邦法官被任命时，他们的前任仍在职。

现在的问题出在福塔斯自己身上。他遭到严厉盘问，度过了可怕的4天。根据宪法，以他现在的证人立场，他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将是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赤裸裸地违反。然而，反对党的参议员们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朗读福塔斯所参与的自由派决定上。接着他们就他担任大法官期间的行为表现方面进行质证。这也是三权分立的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很痛心。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员，他理应远离行政部门，但他并未这样做。他承认自己参与了白宫召开的关于越南战争以及贫民窟暴乱的会议，还坦承自己曾因为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发表“越南战争对经济造成影响”的言论，打电话训斥了他一番。福塔斯抗议说，法官给总统提建议的先例比比皆是；但问题是，一旦跟约翰逊总统扯上关系，人们总会觉得进行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只需一根稻草的重量便可以压垮骆驼背，委员会得知，福塔斯曾因给一系列暑期班授课而获得1.5万美元，而这些钱来自于那些有可能在最高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涉案的商人。

司法委员会以17∶6的票数通过了任命，但共和党人和南部参议员企图阻挠国会做出决定。要想结束这种阻挠，需要获得参议院2/3的票数支持，这时，德克森拆了福塔斯的台子。他说，他不会支持停止阻挠的行动，他甚至不确定他会投票支持任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杀害一名芝加哥警察的罪犯施以死刑的判决，因此得罪了德克森。最终讨论的投票结果是45票支持，43票反对，远不及所需的2/3的票数。福塔斯请求约翰逊撤回提名。总统“深感遗憾”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表示他绝不再提名。随后，5月的《生活》杂志披露，福塔斯还接受了路易斯·沃尔夫森家族基金提供的2万美元的酬金，而路易斯曾因被控股票操纵罪而被告上法庭。尽管他已经归还了这笔钱，华盛顿方面仍感到非常震惊，看到其他事件可能即将被揭露，于是他辞职了。随着福塔斯和戈德堡的离开，一位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显然未来的最高法院将不再会那么开明了。

美国人有自己的方式来粉饰和崇拜他们的英雄上，他们会把英雄捧上天，然后一脚踹开。1968年秋，美国迎来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她想要的既不是往日的崇拜，也不是现在的诽谤，而仅仅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已。她是一个美貌与性感兼具的女人。对于美国历史上这个糟糕透顶的周末来说，正需要一个拥有这些天赋及表演才能的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作为第一夫人的确更伟大，但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杰奎琳·肯尼迪使这个国家的悲伤变得庄严典雅。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女人能超越她。但后来，她需要安宁，但只要她还是寡妇，这个愿望似乎就无法实现。在华盛顿，游客乘坐的观光车停在她家门前；她搬到纽约后，计程车司机都认识她，一见她就按喇叭。

为了避嫌，她只跟婚姻美满的公众人物外出。小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伦纳德·伯恩斯坦常常伴她左右。在肯尼迪任职期间，以戴维·奥姆斯比–戈尔之名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的哈莱克勋爵，现在是个鳏夫。新闻界表示，他有可能成为杰基的新任丈夫。电影杂志则说是另一位年迈的希腊船王，影迷们则权当是笑谈。

1968年10月17日，他们无法笑出来了，因为杰基的母亲当天宣布：“我的女儿约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也就是那个年迈的船王。奥纳西斯的父亲是一名士麦那烟草商人，他累积了价值大约为5亿美元的财产。此外，他旗下资产还包括100艘轮船、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几家公司以及一艘325英尺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还有一座希腊小岛——斯科皮奥斯岛。相信这个报道的那些人不认为新娘的母亲失去了理智，或者这个婚讯是个荒谬的笑话，他们讨论能给这对夫妇送什么。纽约证券交易所、泰姬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轮船以及戴比尔斯钻石矿都是人们建议的选项。

“杰基，你怎能如此？”这是当时《斯德哥尔摩快报》的头条标题。奥纳西斯比她还矮了两英寸，都可以当她的父亲了——他比她要么大23岁要么大29岁，这得取决于你相信哪天是他的出生日期。奥纳西斯离过婚，这就意味着杰奎琳没有可能得到教会的祝福。最糟糕的是，新郎完全没有社会良知，而社会良知却是肯尼迪信条的核心部分。奥纳西斯曾说，他认为完美的安身之所应是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他的确在许多国家欠下了数目惊人的税款，在美国也不例外。一名先前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官员评论说：“她为了丑恶阔佬sup/sup宁愿抛弃自己的白马王子。”鲍勃·霍普说：“尼克松有一个希腊的竞选搭档，现在人人都想效仿他。”人们普遍认为要是鲍比·肯尼迪还活着，她一定不会这样做。

婚礼于10月20日在斯科皮奥斯岛上的一个叫作小贞女的小天主教堂里举行。郁金香是用船王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从荷兰空运来的。新娘当天穿着一件瓦伦蒂诺定制蕾丝婚纱。她的两个孩子担任花童。新郎的孩子则作为证婚人。希腊东正教的婚礼仪式一共进行了45分钟，之后这对夫妇从圣餐杯里领取了圣餐，并戴上了象征繁衍和圣洁的柠檬花编织成的花环。亲吻《新约全书》后，他们围绕圣坛跳起了仪式性的舞蹈。之后在白色游艇上举办了招待会。希腊海军以及奥纳西斯自己的巡逻船严加防范，防止记者靠近岸边。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枚巨大的镶着一圈钻石的红宝石戒指，还有配套的耳环——价值120万美元。

这才只是开始。根据资深记者弗雷德·斯帕克斯的报道，这对夫妇婚后的第一年就花掉了约2000万美元，之后他们的开支仍旧保持着每周38.4万美元的水平。光是奥纳西斯送给新娘的珠宝就价值500万美元。由于他每年的收入大约是5500万美元，这些花费根本不算什么。躲避新闻媒体的跟踪，可不是件易事。在她的身份还是肯尼迪夫人时，她同意在婚礼前夕召开一次媒体见面会。会上她说：“我们希望婚礼是非公开的，在斯科皮奥斯岛上的柏树林掩映下的小教堂里举行，只邀请双方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子女参加。大家都应该理解，即使是某些十分出名的人，在出生、结婚以及死亡这些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心里的感受也与普通人无异。”

尽管如此，记者还是想方设法追踪他们。他们是新闻人物，被追踪报道是难免的。摄影师们的跟踪更厉害。一名意大利记者用远摄镜头拍到了她全裸享受日光浴的照片。但让她遭受最大打击的并不是来自于世俗的报道，而是来自于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刊。报道将她称为“公共罪人”，称要禁止她参加教堂礼拜。在波士顿，枢机主教库欣抗议说“只有上帝知道”谁有罪，谁没罪，他恳求世人“友爱、相互尊重和敬爱”。然而，梵蒂冈的教会法学家却固执己见。他们裁决说，在上帝看来，美国首任天主教总统的妻子同奥纳西斯的结合是对神的亵渎。

理查德·尼克松参加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于2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开始，当时他以本杰明·查普曼的名字入住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没过多久，用假名就行不通了，因为他的照片重新出现在了各大报纸的头版，更因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得了79%的选票，从而成为共和党的头号总统竞选人。此后他的竞选一帆风顺。乔治·罗姆尼说自己过去“被洗脑了”，才会支持越南战争，因此一开始就被打败。纳尔逊·洛克菲勒退出了竞选，而在约翰逊宣布不再参选后他又回归了，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唯一后果是使他失去了早期支持他的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

在尼克松挑选阿格纽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前，阿格纽在马里兰州以外的地方并不为人知。他自己也坦承说，他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大会上被宣布后几小时，一名记者在亚特兰大市区拦住路人问：“我会对你们说出两个词语。你告诉我它们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斯皮罗·阿格纽。”一个亚特兰大人回答说：“它指的是一种疾病。”第二个人说：“它是某种蛋的名字。”第三个人的回答稍微沾了点边，他说，“他是一个希腊人，拥有一家造船公司。”

《时代周刊》评论说，阿格纽的资历“并不让人信服”。但他还是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克松想要一个顺从听话的竞选伙伴，充当类似他当年为艾森豪威尔效力的那种角色。很难评估阿格纽对总统选举局势的影响，因为他的竞选对手并不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缅因州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而是第三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阿格纽谴责“虚伪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了解我们口中的辛苦工作和爱国主义。华莱士则攻击“削尖脑袋的”新闻记者、“卑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冒牌知识分子”。华莱士说，如果警察“能两年一直管理这个国家，他们早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与此同时，阿格纽在底特律发表讲话说：“如果你到一个黑人居住区看过，那么你就已看清了所有。”阿格纽将一名第二代的日裔美国记者称作“肥胖的日本佬”，称波兰裔美国人为“波兰佬”。他的言行非常粗鲁，以至于有一个抗议者在他面前举条幅抗议，上面写着：“要求斯皮罗立即道歉。省得我们之后麻烦。”其他抗议者用来欢迎华莱士的标语则是：“如果你喜欢希特勒，你就会爱上华莱士，华莱士就是罗斯玛丽的婴儿”。sup/sup

在总统竞选初期的几周里，落选者之所以如此引人注意，原因之一是先期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气氛非常沉闷。美联社评论说：“理查德·尼克松像是在迈阿密海滩进行冗长无趣的仪式一样取得了胜利。”白修德写道：“深重的厌倦情绪像垫子一样压抑着整个大会。”合唱团唱着歌曲，乐队演奏着音乐。约翰·韦恩朗读了鼓舞人心的“为什么我以身为一名美国人而自豪”。支持尼克松的其他名人也都处于倦怠状态：如阿特·林克莱特、康妮·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劳伦斯·韦尔克。政治家的枯燥演讲似乎没完没了。唯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大会外围。有消息称，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因为其黑人身份而被禁止参加招待酒会。迈阿密的黑人因此暴发了骚乱，电视台的主播们报道，70名警察全副武装进入了骚乱区域，之后有消息称有4名黑人死亡。尼克松在一个黄色便笺本上草草写出了一篇演讲稿，这次讲话不久就会闻名全国。在讲话中，他号召人们找回美国过去的“受梦想所激励的上进精神”。

美联社报道称，共和党的安全预防措施在“大会参加者的记忆中是最为严密的”。第二次肯尼迪遇刺事件吓坏了特工处，因为当时约翰逊安排该处负责所有重要候选人的安全。在大会举办的城市，特工乘坐直升机在市区上空盘旋。其他特工端着狙击枪和望远镜在楼顶密切监视着往来的人群。一支30人的防暴小队整装以待。全部1333名代表每次进入会场时，都要上交所携背包和钱包以供检查。有些民主党人抱怨做得有些过了。两周之后，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将在芝加哥召开。

芝加哥即将发生的暴力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那里具备了形成暴力事件的充足条件。戴维·德林格领导下的负责协调80个和平团体的庞大组织——终结越南战争委员会，对芝加哥警察大肆嘲讽。嬉皮士、雅皮士、和平哨兵、麦卡锡工作人员、幻想破灭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自己预测说总数将达到10万人，他们会在大会的举办地点国际圆形剧场外面示威。市长理查德·戴利对他们实施了严厉打击。他把芝加哥变成了一个武装阵地。剧场外的检修孔被沥青堵上。大厅周围布满了7英尺高的铁丝网围栏，围栏顶部还有棘铁丝。全市的1.15万名警察被分成两班，每12小时轮换一次。55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也严阵以待，白宫下令从得克萨斯的胡德堡空运来的7500名陆军也在等待命令。最终发现之前的估计太夸张，只有大约一两万的示威者前来与警察对抗。

大会上（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此），汉弗莱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麦卡锡和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远远落后于他。唯一真正的争论在于如何在政党层面上处理和平问题。两者中代表政府主张、倾向鹰派的政策，以15673/4票获得胜利，而倾向鸽派的另一纲领则得到10411/4票。这些数字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越南战争的严重分歧。4年前，林登·约翰逊在一片掌声中被提名，最后以压倒性优势取胜。芝加哥大会原本定在他60岁寿辰那个星期召开，那个星期二正好是他的生日。现在他甚至不能去参加会议。特工处说这样做太冒险。

“停止战争！”顶层座位上的年轻人高喊道。（次日出现了荒谬的转变，市政府的雇员霸占了所有座位，挥舞着写有“我们爱戴利”的条幅。）然而，这星期发生的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大厅内的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事的反应。与会代表通过电视观看市区发生的一切，参议员阿贝·鲁比科夫从主席台望向下面15英尺外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谴责他们“在芝加哥街头使用盖世太保战术”。戴利和他的助手站起身来，边挥动着拳头，边用下流粗俗的话辱骂他——看电视的人能从他们的口形看出他们在骂什么——鲁比科夫冷静地回答道：“接受真相是如此困难。”

事情的全部真相通常复杂难解。如果警察能有老密西校园里的法警那般的勇气和严守纪律的决心，他们的行为就不会遭到议论。与此同时，必须公正地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是被公开的挑衅行为激怒了。之后，他们展示了从被逮捕人员手中缴获的一百多件武器：有折叠刀、插着钉子的高尔夫球、嵌有图钉的棍子、顶部装有剃须刀片的球棒、混凝土砖块以及石块等。

8月3日，大会召开前的那个星期四，青年国际党（雅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了一头名叫“比加瑟少年”的体重有125磅的猪，宣布要推选这头猪当总统；因此引起了一连串后续的事件，这件事就在主要候选人所住酒店的窗户下发生。嬉皮士和雅皮士戴着念珠、穿着凉鞋、胡子拉碴，在人群中十分显眼，他们在芝加哥占地1185英亩的林肯公园的北面建立营地。他们周末会弹吉他、朗读诗歌并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点的宵禁时间，有12人被捕。没有一人反抗。星期日，仍有2000人聚集在那儿。下午5点，他们请求警察允许他们把卡车开进公园，作为乐队的表演舞台。警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接着，警察逮捕了雅皮士领袖杰里·鲁宾。愤怒的人群喊道：“死心吧，我们绝不会走！”他们一边学猪叫，一边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解释，说最后这句话说明不了什么；它只是一种源于德国的在国际上流行的学生口号。警察没有理会他。在宵禁期间，他们会拿着警棍冲进公园里。星期一晚上，他们又这样做了，只是这次行动更暴力。遭到驱赶的示威者沿北面的公路逃走了。

星期二那天，70名牧师和教士竖起了一个10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定会战胜》和《共和国战歌》。那天晚上，300名警察用催泪弹驱赶他们。被袭击的青年人用石头和瓶子反击，喊道：“开枪呀，猪猡！”以及“打我呀，猪猡！”事件高潮发生在星期三。示威领袖宣布，示威人群会从格兰特公园的露天舞台游行到圆形剧场，以此展示他们在反战上的团结。德林格告诉8000名听众说：“如果你不能控制暴力行为，那么请离开。”许多人因此离开了。尽管是“非暴力”的，一名芝加哥官员仍说：“今天不允许有游行活动。”

游行果然没有举行。取而代之的是后来被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骚乱”的事件。警察用扩音器喊道:“这是最后一次警告。现在马上离开。”示威人群听从了警告，从康拉德·希尔顿酒店退到了格兰特公园对面密歇根大道的一个狭长区域内。撤退时，他们发出猪叫的声音，学德国法西斯喊“欢呼胜利”，并用各种粗鲁言辞来嘲笑警察。在密歇根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汇处，两队警察正等待着他们。在卡车和那三个总统候选人所在的总部希尔顿酒店的屋檐上有电视屏幕发出亮光，现场被照得一片光亮。人群挤在一块，前后推搡着，挑衅警察，说他们不敢还手，这时，警察呈两列攻击队形向人群发动攻击，他们挥舞着手中的警棍，把单个示威者拖到早已等在一旁的警车上。人群中有数百个女孩在尖叫。这种极其混乱的疯狂状态持续了18分钟。而真正发生的不过是一场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间的斗争。一名记者说:“街上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正在伤害他们。”诚然，警察也是有他们父母的。

整个一星期里，除了几次大规模的冲突外，巡逻人员和示威者之间以及非示威人群之间的小摩擦也不断发生。仅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报社工作人员受伤。在不同的时间，围观人群、神职人员，还有至少一名跛足者都挨了警察的棍子。《花花公子》杂志的发行人休·海夫纳遭到毒打，英国劳工党成员安妮·克尔太太在希尔顿酒店外遭到棒打，并被关进了监狱。酒店大堂里的客人们也遭到了暴打并被逮捕。酒店空调机组的管道吸入催泪毒气，然后将冷气送入2525a套房，在那里休伯特·汉弗莱正通过电视观看自己获得提名的场景。星期五，警察说他们被楼上窗户扔出的沙丁鱼、鲱鱼、啤酒罐、烟灰缸、鸡尾酒杯和冰块等物品砸中。他们猜想（虽不能完全确定）这些投掷物来自15楼角落的1505a房间和1506a房间，那里是麦卡锡竞选的总部。在没有法院文书也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警察们闯入酒店，坐电梯上去，把房间里的人暴打一顿。

示威人群要求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小幽谷中过夜，如果戴利市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些流血事件或许可以避免。这样一来警察可以守在公园边上，等着示威人群厌烦后离开。然而事实却是，市长实行宵禁措施，冲突因而不可避免，而且使其在最坏的情况下发生。青少年聚集在密歇根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上，喊着：“全世界都在看！”并不是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冲突，但美国大多数的人都注视着——估计有8900万人正在观看，其中就有在比斯坎湾的兴高采烈的理查德·尼克松。

在芝加哥，白修德于星期三晚上8点5分在笔记本里写道：“民主党完蛋了。”事情看起来的确如此，当汉弗莱的竞选最初就呈现出让人讨厌的摇摆不定时，他的支持者们陷入绝望。他面临的主要阻碍在于民主党人离他而去，他们内心完全倒向了麦卡锡，成为给他的竞选戴空白胸章的无用人；此外他不仅没有资金支持，而且缺乏有效的组织，而同时又无法摆脱林登·约翰逊的圈套。约翰逊也不施以援手。他对汉弗莱持斥责态度，似乎认为他是卑劣的。当被问及对汉弗莱的评价时，约翰逊草草地回答说：“他太爱喊叫了！”

在这年初秋的几星期里，的确有些事需要他呼喊。尽管准备不够充分，汉弗莱还是一路旅行，途经新泽西、特拉华、密歇根、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科罗拉多以及加利福尼亚共8个州，一天经常要做多达9次的演讲，这展示了他的充沛精力，同时他的属下缺乏判断也显而易见。汉弗莱的副手们在前期并没有替他做好准备工作，听众不多且情绪不高。在费城，陪同汉弗莱的一个当地男孩乔伊·毕晓普都比他受欢迎。基本上每一站都会有人出来诘问。在波士顿，反战人群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台。汉弗莱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汉弗莱“去芝加哥时带着一只巨大的信天翁”，也就是林登·约翰逊；“结束那里的活动后带着两个”指的是约翰逊和戴利。

他几乎耗尽了他的所有财富。他的言辞时有出彩之处，这时却尽是些陈词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就像苹果派一样代表美国特色。”约翰逊似乎在蓄意打压他；9月，汉弗莱说美国军队的撤兵会在当年年末开始，而总统表示“没有人能预测”撤军什么时候开始。在不算华莱士选票的情况下，8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数据显示，尼克松以16分领跑总统大选，哈里斯调查则显示尼克松以40∶31领先。即便是汉弗莱自己也感到沮丧。他说：“我过去曾经追寻过难以实现的梦想，或许现在的我仍然是这样。”

尼克松的竞选过程则完全是另外的情形。他有充足的资金，自己也信心满满。他的时间表常常和网络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保持一致，甚至还给他们留有足够的时间去冲洗照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而共和党参议员阻挠通过一项没有华莱士参加的公共电视辩论的决议。他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那些依法纳税，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人，他们定期去教堂，教导孩子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以穿上军装成为“世界自由之墙的守护者”为荣。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营销》一书中对尼克松竞选团队使用的宣传手段有所描述。一个作家写道，对尼克松而言，政治就是“推销给大众的……产品，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这取决于折扣和市场状况”。尼克松的助手小弗兰克·莎士比亚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表现得非常兴奋。麦金尼斯引用他的话说：“真是一个突破！捷克这件事太棒了！简直把温和派逼入了绝境！”

尼克松说他有一个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但他现在还不能透露，因为这样做会打乱正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的节奏。他允诺指派一个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还指责最高法院依据法律细节而释放被告的行为，认为这样做是“放肆地犯法”。他过去支持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签订，但由于苏联对捷克的所作所为，他现在持反对意见。他说，为实现商业的繁荣发展，他会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并实施其他的激励措施，以帮助创造工作机会和减少依靠领救济金度日的人口。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所做的努力，而是因为人们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

10月，汉弗莱开始扭转颓势。

他把芝加哥抛到了身后，也许他忘记了，他的听众也忘了。他不理睬他的嘲笑者，称他们是“该死的愚人”，把小丑演员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指责他逃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以及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政府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尼克松被称作“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助手柯蒂斯·李梅将军是“双筒炮”。汉弗莱发明了一种挨个列举民主党人在总统竞选中的获胜者名字的办法——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接下来当掌声开始增多时，就顺势把林登·约翰逊的名字插进来。与此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抨击阿格纽。马斯基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他随后又尖酸地补上一句，“我认为他正尽全力帮我们找回幽默感。”

盐湖城是大选重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说，他会叫停对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实现和平而可以接受的风险”，于是局势开始转变。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称，汉弗莱已经分走了尼克松一半的优势。人们对芝加哥事件的逐渐忘记是部分原因。此外还因为那一代人习惯把票投给民主党。那年6月，盖洛普调查发现，盐湖城46%的居民认为自己是民主党，27%的人称他们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则是共和党。（1940年的统计数据分别是42%、20%和38%；1950年则为45%、22%和33%。）一直寄希望于罗伯特·肯尼迪或麦卡锡的自由主义人士，突然意识到实际上只能在汉弗莱和尼克松之间做出选择，后者正是他们过去20年来最讨厌的人。一直闷闷不乐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就在大选前5天，宣布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的差距开始显现。汉弗莱处在最佳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的讲话则开始听起来像托马斯·杜威那样令人难以置信。

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的支持率为42%，汉弗莱为40%，华莱士是14%，剩下4%的人尚未决定。从9月开始，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的支持率增加了12%，而尼克松的只增加了1%。就在那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汉弗莱以43%的支持率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另有4%未定。

星期二晚上的确是个万众期待的时刻。尼克松请求选民“赋予其管理的权利”。然而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选票的猛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选举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可以获胜——事实也的确如此，民主党人感到懊悔，认为他们不该为了和林登·约翰逊的生日凑日子而推迟召开大会。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烁着分数，竞选的领先位置几度变化。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竞选领军人物似乎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较量”。午夜后不久，汉弗莱就以3.3万票领先。到凌晨，计票情况显示尽管汉弗莱不能在选举团投票中取胜，但他可能会赢得普选的胜利，这样他显然就能在选举团中阻挠尼克松获得大多数选票，将选举送入民主党席位占优势的众议院抉择阶段。

最终的选举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票，华莱士45票。普选结果是尼克松31770222票（占43.4%），汉弗莱31267744票（占42.7%），华莱士9897141票（占13.5%）。两名领先者之间的差距不到0.7个百分点。此外，民主党仍旧控制着国会。尼克松将会是120年来首位在反对党掌控国会两院的情况下组建政府的总统。

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见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他在大选获胜时讲话说，那件事“让他最为震动”。他真的这样认为吗？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没有人能够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告诉30个南方黑人领袖说：“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听我们发表的言论！”之后，在水门事件中，詹姆斯·赖斯顿这样描述尼克松,“他在理论上拥护美国宪法中的每一条崇高原则，在实践中却又全然不顾。”从他当选后到就职前，他的威望很高。大多数美国人都想相信他，想要说服自己相信尼克松知道怎样带领美国从60年代的困境中脱身往高处走。他答应从越南撤兵。1961年以来，在越南战争中战死的美国人达24291人。当人们得知战争中的死亡很快就会停止，都长舒了一口气。美国需要休养生息，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暂时放一放。

从他在曼哈顿皮埃尔酒店39楼房间的窗户看出去，这位新晋总统的目光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郁郁葱葱的树林，看到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从走出经济大萧条的低谷以来，美国还从未像现在这般支离破碎。一些人汽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要么热爱，要么离开”，另一些人的则写着“要么改变，要么失去”，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无法填补的巨大鸿沟。要找到共识，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其中的第一要务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上，即便是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评论家都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偏向了右派。他看到黑豹党人犯下的累累罪行，不觉心惊胆战。他在电视上看见巴尔的摩一名未婚生下7个小孩的女孩愤怒地将自己的困境归罪于社会，不禁摇头叹息。他看见黑人妇女赶在日落前回家，说道：“除了少数情况外，我难以相信法律与秩序能起到什么规范作用。这个问题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那些站在分水岭左边的觉醒的年轻理想家来说，似乎世间再没有什么是神圣的：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忠贞，甚至简单的诚实。1968年，保险核查员发现，社会中欠债最多的群体是申请大学贷款的年轻大学生。一名大学校长写信给欠下大学助学贷款的毕业生，最后收到的却是该学生在山洞中的裸体照片。中产阶级青少年的父辈们曾经遵守的童子军誓言到了他们这里完全失去了效力：他们立志做到不可信任、不忠诚、不助人、不善意、不礼貌、不友好、不服从、不节约、懦弱、卑鄙和傲慢无礼。

许多著名学府的校园常常变成了让人讨厌、甚至非常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公会大学是一所小型的常青藤名校，现在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从校园经过是不安全的，那里的行凶抢劫曾十分猖獗。各大学面临一个新的纪律问题：怎样处理那些依靠向已成为瘾君子的同校学生兜售毒品来完成自己大学学业的本科生。犯罪行为在某些地方已司空见惯。新英格兰某个颇有名望的医生在晚宴招待会上，为了找乐子而告诉客人，他和他的妻子小时候就爱去商店偷窃，现在仍然如此；实际上，餐桌中央的装饰品也是他们三天前偷来的。某学校的一位副主任详细地向一名刚征召入伍的坦克兵讲解毁坏一辆坦克的最好的办法。1967年7月号的《纽约书评》在其头版上发布了很大一张流程图，展示了如何制造燃烧弹：用一块浸满汽油的布条做塞子，一截晾衣绳子做引线，燃料则是用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制成。

理查德·尼克松成功当选总统是对此前所有事情的回应，而且是良性的回应。美国此刻不再需要空想家，而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保守的政府，即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住削减税收的诱惑，尽力平衡预算收支，维持美元货币的稳定，降低通货膨胀风险。要尽快结束与中南半岛地区的敌对状态，制定一切外交政策只以美国国家利益作为评估标准。在国内，联邦政府的影响范围将受到明确限制，国会的特权将被恢复，几代人之间、各种族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乃至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会被加强。

1968年，美国的疲软在黑人区表现得再明显不过，当年这些地区的平静是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的。林登·约翰逊在春季说：“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很煎熬，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会有好几个煎熬的夏天。”尼克松预见到会发生“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国内骚乱的问题上变得轻车熟路，甚至还建立了判定大骚乱的标准。如果是暴力事件，则参加人数须在300人以上，持续时间至少12个小时，还必须有枪击、抢劫、纵火以及大肆破坏公物等行为。（有150人参加，持续时间为3小时的只能叫作“严重滋扰”。）陆军部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7支特种部队来处理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预言说，等到春天这些会派上用场，因为最大规模的暴动即将发生。

这些领袖确实以身作则。他们教授游击战和巷战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加入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推进的种族隔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灵魂》是1968年的一本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述成“美国争取黑人解放运动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作“第四帝国”，马尔克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组织纪念其逝世三周年的活动时，采取了一种绝非他所主张的释放愤怒的行事方式。就连黑人名人都开始走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上获得胜利后，在播放美国星条旗的国歌时，两人都低下了头，用戴着黑手套的手紧握成拳做出反抗的姿势，这多少有损于美国的荣耀。7月克利夫兰发生了爆炸事件，人们的普遍反应是“又来了”。一辆拖车被叫到了事故现场，却遭到了狙击手的袭击。赶到现场的警察成为枪手的活靶子。30分钟内，就有3名警察和4名黑人死亡，8名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被征调，抢劫和纵火造成的损失达150万美元。在其他黑人居住区，警察提高警惕防范着街道上看似无法避免的骚乱。

然而骚乱并没有爆发。发生的骚乱事件数量不及预料中的一半，其他大城市并未经历像过去3年中所发生的动乱。美联社报道称，“就种族斗争而言，这是5年来最平静的一个夏天。”只有19人死亡，依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非常惊人，但和前一年有87人死亡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原因之一在于，最具煽动性的闹事者都已经不在街头了。他们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成为逃犯。拉普·布朗被捕入狱。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消失。休伊·牛顿因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一个黑人领衔的陪审团裁定其有罪。“如果休伊不能回来，就闹到底！”休伊的黑衫党党徒不断叫嚣，威胁说将对所有白人采取恐怖行动，可当休伊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监禁被带走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出现相对平静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意识到他们自己是骚乱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商店遭到洗劫，汽车被毁坏，房屋被烧毁，子女陷入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烧毁自己居住区里的商店的暴乱阶段已经结束。整个运动进入了另一个方向——谋求黑人权力并寻求做人的尊严。”白修德写道，“依照进步的所有传统表现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的路上。这些改变在细小的地方可以显现出。电视荧幕是其中之一。在电视上，种族融合已成为一个现实。如今几乎每一部剧集里面都有黑人演员。《巴顿地方》中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还是女主角之一。

芝加哥的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提出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方式，他逼迫白人企业家雇佣黑人工人，否则他就号召他的教众抵制他们的产品。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为970个黑人提供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则雇用了661名黑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计划”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开的银行开办户头，使银行存款从500万美元增至2200万美元。黑人现在拥有了经济实力。人口普查局后来发现，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的比例从60年代的11%增加到28%。他们终于开始进入中产阶级。

剪影：20世纪60年代晚期

英文原文是：“cleanforgene”，这里使用“gene”代指尤金·麦卡锡。因为麦卡锡的英文全名为：“eugenejosephmccarthy”，用“gene”指代了“eugene”。——编者注

罗伯特·肯尼迪也被称作“博比”，“鲍勃”则是男子教名“罗伯特”的昵称。——编者注

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业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由成立于1886年的美国劳工联盟和成立于1953年的工业组织协会在1955年联合而成。——编者注

原文中为“卡利班”，是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指丑恶而凶残的人。这里借指年老而品行不好的希腊船王。——编者注

《罗斯玛丽的婴儿》是由罗曼·波兰斯基导演1968年出品的美国惊悚电影。片中笃信天主教的主人公最终生下魔鬼的儿子，以致该片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争议。“罗斯玛丽的婴儿”一词一时也成为一种邪恶的象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