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究文明礼仪的高档建筑的男洗手间里，通常在小便池上方会悬挂标示：离开洗手间前请检查衣着。教养好的男孩不需要任何提醒；他们从小被教导永远不要在公开场合系裤子的纽扣。因此，当看到1966年的电影《谍追谍》中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从洗手间出来，在合演的男明星戴维·尼文在场的情况下，伸手到裤裆处平静地拉上裤子拉链，观众们感到震惊。正是这些时刻让人想起两性间的脆弱平衡已被改变，而且很有可能永远地改变了。女性正在进入一些过去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电话接线员、矿业工程师、下水道工人、卡车司机、秘密情报特工。她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也染上了男人的坏毛病：醉酒、青少年犯罪、袭击和斗殴。妇女解放组织领袖泰–格雷丝·阿特金森把婚姻称作“奴役”“合法强奸”和“无偿劳动”，她反对“由依赖感建立起来”的两性之爱。妇女解放运动并不局限于美国，1970年，贝尔纳黛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推选为爱尔兰年度人物，挪威那1162名在出海时怀孕的女水手，要求政府补贴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但60年代末期，妇女大规模上街游行却仍是在美国发生：芝加哥3000人，印第安纳波利斯2000人，波士顿2000人，在曼哈顿，5万人沿着第五大道游行，她们昂首挺胸，在摆脱胸罩束缚后，胸部的抖动明显可见。
参与这次运动的女性不穿胸罩是时尚界诸多变化中的一种。当米娅·法罗把头发剪得极短后，女孩们全都涌向理发店换发型，以使她们看起来像男孩。她们把陆海军商店围得水泄不通，购买水手粗呢上装、海军军士衬衫和喇叭裤。平底笨重的方头鞋在她们中流行起来，许多女生把男人剃须后用的乳液当作香水用，《福布斯》杂志因此抱怨说男女开始变得气味相同。1966年，伦敦东区的模特崔姬的体重只有91磅，女人们纷纷节食效仿，身材凹凸有致竟被认为是反女性的。她们想看起来强势，于是闪亮的尼龙材质衣物开始流行，坚硬的金属织物也大行其道。长裤套装出现了——并不是那种可爱的裤装，而是男性化的、经过特殊剪裁的裤子。拉链和纽扣不在裤子两侧，而是跑到了裤子前面，像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穿的那样。而且据说有些女孩子的裤子前后都可以拉开，以便她们可以站着小便。巴巴拉·塔奇曼抗议说，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像洛丽塔或者驯狮人了。妇女解放组织领袖称塔奇曼为“汤姆大婶”。
在妇女解放运动高潮期，出现了许多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现象；凯特·米利特说她有时和女人上床，琼·贝兹称自己有过一段同性恋情。该运动中的女性非常反感被当作“性玩物”；女人们讨厌男人向她们吹口哨，或是拍摄专为挑逗男性的广告。在运动中大多数女性仍旧喜欢男人，尽管如此，异性恋解放组织领袖格洛利亚·斯泰纳姆说：“男人们认为一旦女人得到解放，男人就不再会有性生活了。但他们并未认识到，如果女人获得解放，意味着性生活的增多和品质的改善。”贝蒂·弗里登表示“美国女人的性渴望越发强烈”，戴维·里斯曼指出“数以百万计的女人”成为“自觉的性消费者”和“同男人一起探索性领域的开拓者”。老一辈的美国人认为性开放的女人“放荡”“淫贱”，他们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1967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参加孙女的毕业典礼，发表了对迷你裙的看法：“女孩们的脚踝几乎总是干净好看的，但膝盖就不总是那样了。”当然，女人们非常清楚，令男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在膝盖以上。
毋庸置疑，越来越多的女孩四处寻找机会，她们成双结对地在街上游荡，或在周末跑到大学校园里。单身汉去芝加哥拉什街的约会酒吧——“监狱”“库房”以及“76酒精”——喝酒，很快就会有女人上来搭讪和陪喝，女人摆出种种新姿势和男人调情。纽约大学的女生中，有1/3坦承曾和完全陌生的人有过一夜情。根据60年代的调查数据，全美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孩人数翻了不止一倍，5年间，该数字又增加到了65%。在欧洲，调查员发现，会自愿描述性经验的女孩是男孩的两倍之多；在美国则刚好相反。坦承曾抚摸过男性生殖器的女大学生人数激增。高中女生试图营造一种放荡不羁的氛围。《17岁》杂志调查发现，为实现这一目的，40年代后期，该杂志10个订阅客户中就有9人使用睫毛膏，而过去的订阅客户中只有1/5的人使用。鲁迪·根赖希说，20年前，女孩喜欢甜美天真的打扮；现在“她们虽未满17岁，却练就出一种放纵和刻意淫荡的神情”。端庄娴静的女孩完全消失。低俗语言不再使她们感到震惊；她们自己也会使用。如果她们想要发生性关系，她们会直言相告。在电影《所有相爱的情侣》中，疲倦的妻子等着发生性关系，用焦急的声音说道，“我们什么时候上床？”
而现在，这个女人正在荧幕上和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发生性关系。电影一旦受到限制，就可以着手探索性行为的所有视觉可能。杰克·瓦伦蒂离开白宫后成为美国动画影业协会的主席，在他的带领下，1968年好莱坞开始采用电影分级制度。g类电影可以供所有家庭成员一起观看，另外还有m类（建议成年人观看）、r类（要求16岁或以上人群在父母或监护人的陪伴下观看）和x类（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观看）。
20世纪60年代后期，每个电影季的限制级电影都比以往走得更远。即便是报纸上的电影宣传广告，也成为少儿不宜的东西。《我很好奇（黄色）》播出时激起了轩然大波，片中有裸露和性交场面，而新的电影很快就废弃了这种做法。电影《调皮姑娘》的宣传片说，本片“使《我很好奇（黄色）》黯然失色”，的确是这样。接着福克斯电影公司展现了女同性恋人热吻和女人面对全身镜自慰的镜头。《魔鬼圣婴》中有动物和女人交媾的镜头。《两对鸳鸯一张床》是一部关于交换妻子的喜剧电影。《放大》中展示女孩阴毛的画面一闪而过；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做法。但现在，巧妙的特写镜头展示男性生殖器以奇特的角度和女人性交的场景——有时是从下面开始，女演员抚摸男演员让其达到高潮。当时最惊人的色情电影《深喉》因片中有大量舔阴和口交场面成为当时的大热影片。电影结尾处，女主角为男人口交，一直到阴茎根部，这项奇特的技艺被《纽约客》杂志比作民间的吞剑术。摄影机就在离演员几英尺的地方，当男人达到性高潮时，女孩也是如此。电影使用彩色技术，使女孩全身闪着红晕。
达拉斯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说：“若在科顿圆形竞技场中看到色情杂技表演，我并不会觉得太吃惊。”在曼哈顿42号街第7大道和第8大道间的街区，巡逻的一位警察说：“如果一位小老太太想买《纽约时报》，她要爬过三排《screw》色情杂志才能买到。”《screw》《suck》《desire》《gayandcoq》——所有这些低俗杂志都争相展示模特更多裸露和下流的姿势，以期在发行量上把对手比下去。在迈阿密，经验丰富的模特邦尼·达尼亚说，她刚当模特时，摄影师会给她看打排球或者游泳者的裸体照。“而现在，你必须得有交换妻子、性虐待以及女孩和女孩进行性交的场面。拍照于是搬到了室内进行。”
在舞台上，一名叫作吉姆·莫里森的表演者描述了他最近的新奇性体验；他在舞台帘幕拉开前讲述了5分钟。情色舞台剧《加尔各答风情画》被赞为“优雅的情色作品”；其故事的主题多样化，包括交换妻子和强暴等。《切·格瓦拉传》中有长达100多分钟的虚假性交场景。喜欢真实场面的人可以去纽约矿山电影院，或者去旧金山的脱衣舞俱乐部，那里也有类似的表演，这些地方都有一种被谑称为“爱恋之事”的活动。其中的一些色情表演场景连最有克制力的观众也不免产生生理反应。一个记者讲述说，自己在舞台后面看见合唱团的女生们赤裸着身体，朝自己膝盖后面注射海洛因，而她们还是婴孩的私生子就在一旁。
性在一些奇怪的场合也成为热议的话题。教皇保罗花了5年的时间在避孕问题上寻找答案，最终在1969年7月29日发布了一篇7500字，题为《论人类生活》的通谕，通谕中反对避孕。成百万的美国天主教信徒勃然大怒。旧金山大学（基督教会学校）城市生活学院的调查表明，70%的美国人支持节育。绝大多数年轻牧师也持同一看法（尽管90%的老一辈牧师持反对意见）。在华盛顿，一些反叛牧师发起静坐示威，另有142名牧师向他们辖区内的大主教帕特里克·奥博伊尔递交了表达抗议的信函。当大主教在圣马修教堂开始布道宣扬顺从神意时，200名教众起身离开座位向外走去。布法罗7名牧师因散播分裂言论而被神学院开除。反抗仍在继续。第二年，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教区的前任辅理主教娶了一名纽约的离异妇女。很快，关于牧师结婚的事——尤其是牧师同逾规越矩的修女结婚的故事，就失去了新奇性。
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拿着秒表和其他测量工具，通过在实验室的观察获取大量性知识。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威廉·马斯特斯博士和弗吉尼娅·约翰逊博士，最终两人结为夫妻。他们在圣路易斯繁殖生物学研究基金会资助下的研究发现非常宝贵，挑剔的评论人士为他们所做的男女性交过程的测量和拍摄感到震撼；后来他们不得不转向木炭过滤器和活动翻盖盒。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使用的设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塑料电动阳具，它自带微型照相机和冷光照明，可以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变化。这根人造阳具的大小还可以调整，使用它的女人可以控制它的深入长度和推动速度。该发明无可避免成为某些小说的灵感来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罗伯特·凯尔的《窥视下的维纳斯》（1968）。故事最后，失望的女主人公回到了性实验室，企图毁掉塑料阳具却因电击身亡。
所有这一切对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束缚。以前的那几代人受社会保守观念束缚不能过早地进行性活动，他们害怕道德失范、染上性病或是导致怀孕——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个灾难。现在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会对婚前性行为非常宽容。性病的传染极少发生。（这个时代的后期，由于新出现的滥交现象，性病重新成为一种美国流行病。）“如果感觉很棒，我会做的，”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的一幅招贴画上这样写道。性交让他们感觉很好，因此他们经常做，她们借助药物、避孕套以及子宫环和子宫帽等避孕用具来预防怀孕。
60年代后期，人工流产变得更容易，女孩们因此感到更安全。更加先进的节育措施并不是滥交增加的原因。早在这些技术发展之前，滥交就已出现。40~60年代，非婚生婴儿翻了一番，其中40%的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少女。赫金杰报告发现，在一些环境复杂的社区，女孩被认为应当在她16岁生日那天和她的固定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如果她不这样做，就会被人瞧不起。在奥克兰的一所高中，女孩怀孕很常见，她们甚至可以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富人居住区的一家医院报道称：未婚母亲的人数在6年间增加了271%，《纽约时报》援引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对怀孕的看法，说“曾经只有大学才会面临的问题，现在却发生在高中甚至初中。”她说，纽约一所中学一年内有240人怀孕。1961~1962年，避孕药大量被使用；到1967年，中学女生的非婚生育率持续下滑。但从未有人表示人们不再喜欢性爱。
美国文化深受性爱的侵染，这无疑是美国人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大量增加的根源。性爱场面随处可见——在廉价杂志架上、电视荧屏上，在广告、杂志、流行歌曲、戏剧、音乐剧以及日常对话中。贝蒂·弗里登引用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内容说，20世纪60年代，大众传媒中提到与性相关的内容增加了至少250%。《纽约时报书评》指出，描写动物和人类之间“情”事的书很受读者欢迎。美国邮局收到的反对色情刊物的抗议信在6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1965年更是增至13万封。
“做好准备！”一张童子军招募宣传海报上这样写道，海报上一位身着童子军制服的大肚子的怀孕女孩灿烂地笑着。童子军要求赔偿其声誉损失，法庭拒绝受理该案。一个家庭教育规划的广告说：“采取避孕措施，无惧太亲近。”曼哈顿最大的饭店——纽约希尔顿酒店推出小时房出租服务。垂头丧气的人们（夫妻）在《星期六评论》报纸或地铁特供报纸上的私人栏目搜寻广告，寻找新的伴侣。人人都知道夫妻交换会的几个主要聚会地点；男人们把房间钥匙扔到桌上，妻子们随机拿起一把，然后各自跟所拿到的钥匙的主人上床。
尼古拉斯·冯·霍夫曼说，洛杉矶对外销售公司发明了一种游戏，提供“使两三对夫妇裸露、喝醉、失去理智并性欲大发的一种安全、组织有序的方式”。玩这种大冒险游戏时，需要点一根蜡烛（游戏包中附有）。玩家绕着一个类似大富翁游戏中人们所使用的那种木板移动，抽取“汤姆猫”和“小野猫”的牌。抽到这些牌的人要么“喝一杯”，要么“脱掉一件衣物”，或者接受其他的惩罚。游戏玩到最后，女孩通常最先脱光衣服并且喝醉。随后的游戏便是决定谁跟谁醉醺醺地去卧室。
青少年争辩说，如果中年人可以换妻，那么他们先试试有什么不行？一些社区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也非常清楚问题背后的诱惑，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制定社区规范来防止发生大范围的滥交现象。一段时期内，公共海滩上妇女穿的比基尼被要求覆盖到臀部以下两英寸。不久，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被拍到穿三点式比基尼，这一规定因此被打破。无论是穿衣服还是裸体，只要有防晒乳，年轻人就可以在公共场合抚摸对方95%的身体。他们就这样挑起了彼此的欲望，一旁的收音机里还传出意味深长的歌词：
“如果有人喜欢你，毫无意义，除非她喜欢你到永远”
或者
“我愿意引导你去探索一切，得到你对我爱的回报。”
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女学生说：“没有人会说‘不’。”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发生性关系，而大学本科女生中仍有1/3是处女，这让人感到惊奇。在某些事例中，实际上，父母对子女性经验的缺乏感到忧虑。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婚前仍旧是处女。但是在这代人中，任何事情都有反常的一面。一个缺乏正常性欲的少女可能会落入青少年的一个新圈套中，奋力挣扎却不得脱身。她可能是——在许多社区极有可能是，一个毒瘾深重的瘾君子。
20世纪中叶，化学疗法在初期的发展是良性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类药物。接着有了盘尼西林（1943）、链霉素（1945）、可的松（1946）、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索尔克氏疫苗（1955）、脊髓灰质炎疫苗（1960）以及镇静剂，这些药连同眠尔通和利眠宁一起把精神疾病平均的治愈时间缩短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第一次面世就被人们被称作“灵药”。由于这些新药物的使用，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有些病甚至被根治。1959年，医院开出了超过579吨的镇静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这种药物的需求量。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夏季的那几个月里，小儿麻痹症吓坏了患儿的父母；1952年发现了57000个病例。现在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显露药物革命阴暗面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62年，8000名欧洲妇女服用一种叫“沙利度胺”的新型镇静剂后，生下四肢残缺的婴儿。多亏食品药物监管局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博士，沙利度胺并未获得在美国广泛使用的许可。尽管如此，一些在调查目的名头下被误导服用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还是生出了畸形婴儿。如果药物可以导致这个问题，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美国人药柜里面的药品数量空前增加。医生现在每年开出价值约为20亿美元的处方药，其中包括新研发的巴比妥酸盐、安非他命、催眠药和抗抑郁药。除此之外，黑市规模巨大，日趋兴盛。每年安非他命，或者说是兴奋剂的生产量为80亿粒，其中一半都用于非法销售。外行常称此类兴奋药物和巴比妥酸盐为“软”毒品，把海洛因，吗啡和可卡因称为“硬”毒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药物学家认为老式毒品含有镇静剂相对确定，而新型毒品因其不确定性而更具危险性。一些毒品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为大众熟悉并且有了流行的别名，像是“蓝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大黄蜂”（戊巴比妥钠）和“兴奋丸”（加安非他命的巴比妥酸盐）。
新合成药物中最常被人们讨论的是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非法的强力致幻药物。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于1938年最先发明了这种药物，但在当时该药并未获得人们的认可，在实验室里一躺就是5年，它的药性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1943年4月，人们最终发现了它的价值。霍夫曼通过手指皮肤吸收了一些迷幻药，他开始产生幻觉。他的科学探索兴趣受到激发，于是特意服用了250毫克——相当于一粒盐大小的量。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药物带来的效果：“我闭上眼睛，看见很多颜色，世界不断地扭曲变形，各种奇幻的景象目不暇接……声音转化成了视觉感受，每一个声调和声音都会触发一幅与之相匹配的彩色图画，形态和颜色如同万花筒般变化多端。”简而言之，霍夫曼经历了一段奇幻之旅。
新泽西州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的汉弗莱·奥斯蒙德医生为lsd起了一个新名字。他将其称为“迷幻剂”，意思是“精神扩张”。60年代开始时，外界并不知道这种无色、无气味、无味道的药。后来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开始在他们的同事、一些作家、艺术家、教士和志愿囚犯身上做实验。利里和阿尔珀特于1963年被哈佛大学开除，但到那时，lsd已经小有名气。经历一次幻游或欲望被唤起，成为大学校园里的身份标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此深感不安，于是警告大学校长说，服用这种药物是一项“有害的和危险的行为”。桑道兹制药厂停止生产这种药物。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通过了相关法令，禁止生产任何形式的此类药物。但是禁令完全没用；服用该药的人仍然持续增加。
到1966年，lsd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毒品。即使是如隐士般与世隔绝的人也知道什么叫幻觉、神游和意识混乱。牧师和神父特意开会讨论如何将lsd用于宗教活动。迪斯科舞厅，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些场所放映的影片中的幻灯片和五光十色的闪烁灯光都很像服用lsd后产生的效果。虽然有些是编造的，但那些恐怖故事也可以用来吓唬那些意图体验幻游感觉的年轻人。据说有一个年轻人服用了过量的lsd后以燕式跳水的姿势突然跳到以时速70英里行驶的卡车前面。据说服食lsd的青少年会躺在地上，眼睛直视太阳，最后导致双目失明。这种说法最后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美联社证实，有一个年轻人到警局自首，说自己连续三天吸食lsd，并问警察；“我杀了我妻子吗？我强奸了谁吗？”随后他由于涉嫌谋杀了他的岳母而被起诉。
服用者描述自己吃药后感到沮丧，甚至想杀人，讲述自己又怎么变成了乌鸦或耶稣或是只有6英寸高的小人。深受此药困扰的父母们描述发生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事情：“我的儿子吸毒时，说他去了圣路易斯，因为那里是宇宙的中心。他遇到了希特勒和林肯。”又说：“我的儿子在圣诞节回来了。他看起来糟透了。他赤脚在雪中骑妹妹的自行车。邻居把小孩都叫到屋里去了。周围的人都很怕他。”
但是lsd的服用者——他们称之为酸剂，将幻游描述成一次喜悦欢脱的旅行。《纽约时代杂志》的一位供稿人写道：“当你坐在公共道路边的石头上，扔一粒药片进嘴里，你就可以听见脑中响起的各种美妙音乐，且能一直持续几小时，谁还需要爵士乐或者啤酒呢？一瓶盖的酸剂只要5美元，这样你就可以听见宇宙交响乐，里面有上帝的独自吟唱以及圣灵的鼓声。”
披头士乐队唱的那首《黄色潜水艇》，其实是幻游的委婉说法，还有另外一首带有lsd含义的歌曲叫作《草莓田》。小学生们回家时跟着《雅克兄弟》的曲调唱着歌，令他们的妈妈惊讶不已。歌词是：
大麻，大麻；
lsd，lsd；
大学生制造它，
高中生吸食它；
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有时，整个一代人都似乎在消费毒品。实际上，由自发服用药物和毒品引发的嬉皮士运动或反文化运动，最初的规模并不像后来看起来的那样声势浩大。它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延续。6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搬到旧金山梣树岭。当时，一个名为“杰斐逊飞机”的乐团正在一个叫作“矩阵”的隐秘夜店表演迷幻摇滚乐。他们一伙人和“感恩而死”组合在拉翁达受到肯·凯西和他那帮“快活的恶作剧者”的热情款待。凯西的豪宅位于旧金山以南50英里外的森林里，这里是凯西和他的“恶作剧者”接待客人的地方，他请来宾们饮用掺有lsd的苦艾酒。也是在这里，凯西创作出了《有人飞过杜鹃窝》（1962）和《偶尔有个好想法》（1964）等歌曲。
“恶作剧者”一边听着嘈杂激烈的迷幻摇滚乐，一边用灯光和颜色做试验，穿各种奇特的衣服，最后这演变成了一种为美国各个社区甚至许多外国地区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当时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流行。“飞机”和“死者”乐队的表演很少有人来看。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喜欢查理·帕克爵士乐队。这些新兴音乐家用海报展示lsd幻游的视觉效果。然而，很少有人欣赏这些海报。刚开始，他们将这些精神扩张艺术的早期代表作品免费分发，随后又以每张1美元的价钱出售。《壁垒》杂志的编辑说这些印刷品“大多无法识别”，但等到1967年，这些原版海报中的一部分在旧金山最好的艺术画廊拍出了2000美元的价格。
就在那时，《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已经称这些新一代的放浪之人为“嬉皮士”，随后这个运动席卷美国，继而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嬉皮士群居地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兴起，嬉皮士在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甚至在老挝，都建立了营地。到这时，许多嬉皮运动的领袖先后离开，因为他们对那些在接受报社记者和电视评论员采访时作秀表演的人十分反感。采访该运动的著名记者亨特·汤普森说：“1965年是做嬉皮士最好的一年，但那时并没有太多可以写的素材，因为并未发生许多公共事件，私下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又是非法的。而对嬉皮士真正有意义的一年是1966年，尽管当年还缺乏宣传，但等到1967年，美国铺天盖地而来的都是对嬉皮士运动的报道。”
1967年“爱之夏”运动中，有人靠贩卖dmt（二甲基色胺，合成迷幻药的一种）、墨斯卡灵、梅太德林、lsd以及更受欢迎的（也更安全的）大麻发了财，这些毒品被卖给那些感到幻灭的中上层阶级人们的子女，那些人离开让自己深感窒息的呆板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因而涌向嬉皮士的群居地去。火锅、嘘声、玛丽简、草叶、玛丽·沃纳——各种大麻的别名人们耳熟能详，在墨西哥以每千克（2.2磅）35美元的价格出售。走私到美国境内后，1千克从150美元涨到200美元。再分装成34盎司sup/sup一袋来包装，算下来每盎司价格达25美元，折合1千克850美元。合成大麻——大麻香烟，以每支1美元的价格在街上出售。海洛因毒品更赚钱。马赛的地下药剂师用1千克的吗啡制成海洛因就可以获利700美元。曼哈顿的毒贩用1万美元购进1千克的海洛因，然后分装在塑料袋里在街头出售，每袋中只含5%的海洛因，掺着白糖或奎宁粉。用这样的贩卖方式，最初的2.2磅原料可以赚到2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迅速扩张。据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仅一年内美国就有68000人吸毒上瘾。
的确有几十个城市建立了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同10年前的“垮掉的一代”的情况类似，旧金山是这次运动的中心。核心地下报纸《谶语》就在旧金山当地出版，也是在那儿，第一拨“挖掘者”——因17世纪为穷人在未开垦土地上种植粮食的英国兄弟会而得名——为了给贫困的嬉皮士提供食物而破产变成乞丐。食物分发工作在一个叫作“乞讨公园”的地方进行；这种做法也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与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是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定义。如果把吸食大麻的人包括进去，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预计，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只有几十万人抽大麻，而到60年代末却增至800万人，且其中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为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给出的数据是2000万。《花花公子》杂志的调查报告显示，47%的美国大学生承认吸过大麻，尽管只有13%的人说自己经常吸。家庭收入高的孩子最常吸大麻。仅有2%的大学生承认直接把梅太德林或“来得快”（液态安非他命）注入血管，而只有1%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据说，嬉皮士最伟大的一年可能开始于1967年3月26日复活节礼拜日，当天有1万名青年男女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向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扔飞盘、手拉手组成“友爱之圈”，在彼此的脸上画画，齐声喊道：“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的一种荒谬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让人产生幻觉的功效。同一个星期日，在美国的另一边，有15000名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积极响应利里博士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关注现场，听从当前发生的一切，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条艰苦的道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数以万计的父母亲来说简直是噩梦。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父母来说，大萧条时期的童年记忆仍历历在目，他们不知道美国已非常富裕，有能力解决流浪汉的生活问题，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竟想成为流浪汉。联合报社报道称：“这些孩子看起来像流浪汉，行为举止也跟流浪汉无异，但他们并非普通的流浪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中产阶级家庭环境中长大，读过高中，通常实现了美国梦——大学毕业。”而现在，他们的父母提供的照片挂在警察局的公告板上，旁边是哀求人们提供信息的寻人启事。照片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因为照片拍摄时这些孩子还没有不规矩的表现，因此并不能提供与他们现在的新生活有关的线索。
警察尽其所能帮助父母寻找孩子。救世军在东村开设了一间叫作“回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的嬉皮士少年被规劝回家去。教会办的“美洲越橘”收容所会帮助流浪到梣树岭的逃亡少年安顿下来，然后同他们的父母取得联系。一个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士设立了一家免费诊所。几乎在一瞬间，他便迎来了大量的孕妇、性病患者和因不洁注射器感染上肝炎的患者。基本上梣树岭所有的嬉皮士都患有感冒或流感。有些嬉皮士想在金门公园过夜，却并没有意识到公园内隐藏的自动喷洒系统会在每天黎明时分开始工作。
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当然是毒品。嬉皮士完全不知道他们购买的毒品的成分；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拿到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有些甚至纯粹是尿液。在那个夏季，很多人都在试用stp，这种新合成物来源于“地狱天使”牌摩托车使用的一种燃料添加剂。5000~10000粒stp胶囊被分发出去。这种胶囊深受嬉皮士少年的喜爱，他们称之为“精神扩张的鱼子酱”。医生发现该药极具危害性，如果将其和lsd的解药氯普马嗪一起服用，stp就会变成致命毒药。被其他嬉皮士称为“来得快”或“冰毒鬼”的人也在使用梅太德林；当他们嗑药变得高度兴奋时，他们几乎可以做任何事。同时，布法罗的迈蒙·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会引发染色体破损，造成自发性流产或者产生畸形婴儿。
那个夏季，旅游车会被安排从梣树岭经过，以便游客能看一眼那里的奇怪景象。（有时会有一名嬉皮士握着一面镜子同汽车赛跑。）在那里和东村，还有一些兼职嬉皮士少年或“变形人”——他们是来体验嬉皮士生活的老实人，周末是嬉皮士，星期一早上又穿回保守服装、打扮一新回去工作。新“左”派人士对嬉皮士少年的看法同样莫衷一是。最初，当利里接替马里奥·萨维奥成为青少年的崇拜偶像时，新“左”派作家称赞嬉皮士的率真和自发性。里根在总统大选中大获全胜后，形势有所变化。许多希望破灭的激进分子变得萎靡不振，放弃了希望，一段时间里他们靠吸毒来混日子。他们认为嬉皮士权力没有政治效用。受到刺激的新“左”派分子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活力”，说他们“精神上软弱”，他们对于爱情的看法“如此宽泛和笼统，以至于没有任何意义”，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嬉皮士对此回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打算这样去做，你们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嬉皮士少年面临的最直接威胁并非来自于父母、警察、游客或者新“左”派。他们搬去的居住地的低社会阶层民族群体才是最直接的威胁。梣树岭是工人阶级居住的社区；纽约东村的居民是意大利人、黑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以及乌克兰人，所有这些人都在尝试进入中产阶级的下层。游荡的青少年轻视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当地居民则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获得这种地位，但苦于无法实现，他们因此感到愤愤不平。美联社引用一位刚失业的20岁的搬运工的话说：“这些人想要退出。但想想那些努力进入的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一个长笛手抗议说：“我们嬉皮士是爱众人的，我们显然不是顽固的人。”令他们惊奇的是，少数民族群认为这片地区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一个黑人抱怨说嬉皮士少年占领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个公园一直以来是他和他的族群所有，他们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至少公园是他们的。而现在，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坚持要同他们分享这个地方，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暴力一直是少数民族群居住区的一大威胁，毫无防备的嬉皮士成为暴力袭击的对象。在那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少数民族裔的少年们袭击了一名29岁的嬉皮士女孩，剥光了她的衣服。在中央公园，一群黑人袭击了一名15岁的女孩和她17岁的情人（典型的例子，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而言，他只是“那个诗人”）；女孩遭到强奸，男孩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毒品贩子被杀害，右前臂被人砍了下来。没过几天，另一个毒贩也被杀死，尸体被塞进一个睡袋里，挂在悬崖峭壁上。
显然，那个夏季发生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骗子和小偷也在跟踪这些年轻的嬉皮士。在《家庭》杂志中，桑德斯把嬉皮士比作“被受伤豺狼围困在山谷中的肥美兔子”。他写道：“几乎只有住在这里，才能理解1967年春夏席卷旧金山梣树岭地区的这股狂热。要寻找爱情和嬉皮士就去旧金山的说法在美国散播开来。”但是在梣树岭，等待着他们的却不止这些。“梣树岭地区招来了留着长发的邪恶罪犯。骑车的人想用粗暴而残酷的手段夺取lsd市场。满脸粉刺的梅太德林瘾君子出售着劣等的麻醉药。有撒旦崇拜者和撒旦–强奸犯双重身份的嗜杀成性的人纷乱涌入人们的临时住所。开始出现有人在公园里遭到抢劫的情况。种族冲突也不断发生。在这之中，有一个留胡子的小个子精神病患者经常去阿弗朗舞厅看“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而且喜欢在舞台正中蜷缩成婴儿的模样。这个疯子有着隐秘的野心，他劝诱女孩与狗媾和，还会把漂亮女演员的眼睛挖出来后粘在墙上。不久，他的名字，查尔斯·曼森，传遍了梣树岭。
就像垮掉主义一样，嬉皮士运动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继续下去——放荡不羁的风气给美国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是在那年当这次运动开始被人知道时，它也就注定会结束，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最终的落幕。1967年10月8日星期六晚上，嬉皮士运动终于宣告落幕。一代人以前，1932年6月8日那天，一个有着极具诗意名字的纽约女孩斯塔尔·费思富尔死去，这象征着那个即将结束的年代的诡谲和堕落；约翰·奥哈拉的《巴特菲尔德8号》就是以该事件为蓝本写成。现在，同样有一名上流社会的女孩在曼哈顿被残忍杀害，因此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蕾·菲茨帕特里克，是一名18岁的金发女郎。她父亲非常有钱，是做调料和茶叶进口生意的。她登记的住宅是她父母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别墅，但在10月9日星期日，她的尸体被发现赤裸地躺在纽约下东区169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公寓的锅炉房里。
那里并不是一个好地方。旁边有一个苍蝇成群的废品回收站和一个昏暗的酒肉铺。锅炉房里散发出狗屎和垃圾腐烂的臭味。一盏没灯罩的日光灯照着剥落了油漆、斑驳的墙面，爬满蟑螂的白色墙砖以及一张肮脏的床垫。琳达跟着一个叫作“帅气的”詹姆斯·哈钦森的文身流浪者来到这个散发恶臭的幽会地。侦探和警察拼凑出整个故事经过：琳达脱光衣服趴在床垫上，就在这时，琳达和哈钦森发现还有其他人在。这间屋子经常被当作毒品交易的接头地点，当时4名吸过“来得快”正处于幻游状态的人也在这间屋子里，他们执意要和哈钦森分享他的女朋友。女孩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哈钦森想去保护她，他的脸被人用砖头砸扁了。琳达被强奸4次后，脸也被打烂了。两具尸体仍保持着脸朝上的姿态，她的蕾丝内裤被发现丢在一旁的角落里。
3名黑人很快被捕，但大众更关注的是那个女孩，而非这些害死她的人。显然琳达过着两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有家庭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孩子。跟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名圣公会教徒；她最爱的放松方式是在高级的“圆山马厩”红叶道上骑马。她的父亲回忆起就在之前的8月份，他还表示过对嬉皮士的厌恶，而琳达的看法“跟我差不多”。她的母亲回忆说，“琳达从没有疯狂迷恋过男孩。她很害羞。”劳动节周末后，她告诉母亲她不想回奥德菲尔兹——位于马里兰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去上学。她想留在纽约生活和画画。她的母亲后来说：“琳达视艺术为生命。她热切希望自己能在艺术界做出点成绩。”她告诉父母，自己在高雅的格林威治村酒店定了一个房间，她的室友，据她的描述，是一名家庭条件优渥的22岁的叫作宝拉·布什的接待员，于是她的父母同意了她的安排。
“宝拉·布什？”酒店接待员惊讶地说，“琳达，我当然记得，但并没有宝拉·布什这个人。只有一个保罗·布什。”她的家人打听到，她在东村结交了很多男性友人，她用父母从格林威治寄来的钱去给他们和自己买毒品。9月末，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名女孩透露自己担心lsd对孩子会产生不良影响。星期六晚上，也就是在她死亡前的3个小时，她告诉一个朋友说她注射了“来得快”，正享受着幻游的快感。后来最残忍的是，她父母发现女儿在东村的熟人对她的死漠不关心。一个嬉皮士女孩说尽管他们悼念哈钦森，但“这小妞儿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
同一个星期，在旧金山金门公园，嬉皮士们烧掉了一个写着“爱之夏”字样的灰色棺材。棺材里面装着橘子皮、孔雀毛、护身符、旗子、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口味的饼干。仪式被称为“嬉皮之死”。悼念者望着火焰，唱着《天佑美国》和《克利须那神颂歌》，之后他们喊道，“嬉皮士已死！现在自由的人们将会获得成功！”暴力冲突几乎使这次运动中断，商业主义也是如此。游客在梣树岭和东村的工艺品店里挤作一团。想挣点钱的嬉皮士参加了《印第安给予者》的演出，《印第安给予者》是一部大型西部迷幻剧。其中扮演警长的不是别人，正是蒂莫西·利里博士本人。旧金山迷幻剂销售商店老板罗恩·特林哀叹“嬉皮士精神已一去不复返”，随后他的店就关门停业了。“集体形象”组织的元老罗杰·里科也感叹“情况大不如前了，嬉皮士们都去哪儿了？”
美国人小像：卡尔·赫斯三世
非此即彼
正如卡尔·赫斯所认为的那样，每个认真的人面对这样或那样的极端时都应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
他要么是一个民兵，要么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成员；要么是立场坚定，宁死不信仰共产主义的极端保守分子，要么是新左派激进人士；要么是三k党党徒，要么是黑豹党党徒；要么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要么是共和解放军的战士。如果你不同意战略空军司令部轰炸克里姆林宫的男洗手间，那你就必须赞成炸掉泛美航空公司的大楼。这里没有中间地带，只有一个信念和反对这种信念的敌人，拯救世界之法和毁灭世界之法都是唯一的。社会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复杂东西，实际上它极其简单。一个人只需在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之间，即黑与白、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
1954年，他作为极端保守右派中享受优厚待遇的圆滑发言人，在《美国信使》杂志中写道：
如果美国不出现那种人们突然厌倦空话而伸手去取墙上的来复枪自己使用，或者交给需要的受压迫者的情景，那就不是真正的美国。
1970年，他胡子拉碴，衣衫褴褛，作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黑豹党的圣贤，他骄傲地宣布将亲临得克萨斯大学校园：
学生会发言人委员会（就是为他引见阿比·霍夫曼的人）介绍主讲人：卡尔·赫斯，他是激进的怪才、斗士、共产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精神反常者！现任《壁垒》杂志的副主编。
他从未认识到两极实为一个整体。表面上看，他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他并未移动分毫。最后他仍旧站在起始点上——距离政治中心最远的地方。
他于1923年出生在一个菲律宾大庄园中，父亲是一个爱炫耀的百万富翁，母亲以前是华盛顿的一个打工员。对他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的并不是父亲，而是母亲。当意志坚强的特尔玛·赫斯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花花公子时，她毅然离开了他，带着小卡尔回到华盛顿生活。她宁愿靠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养家，也不愿接受赡养费。她订下了一个规矩：她的小宝贝要想有一件玩具，就必须先读完一本书。等他进入幼儿园时，他已经读完了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等到年轻壮实的赫斯到青春期时，他读过的书已经比他的老师都多，这些老师让他觉得非常无趣。在他看来，教育体系是一个有组织的官僚体制。14岁的他已经认定体系就是他的敌人。他在两家高中注册入学，在其中一所学校填写从另一所学校转学的手续，以此与体制斗争。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因为他看起来比他的真实年龄要大，在共同广播网得到了一份工作。当他负责撰写新闻栏目期间，有一天他借用了他老板的车。一名警察给他开了罚单，他的真实年龄因此被发现，于是他被辞退。体系成为最后的胜者。一直以来结果都是如此，但他却永不放弃斗争。
接着，他在《亚历山大报》编辑部当稿件传送员，他开始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那也许成为他的终生爱好。民主党拒绝接收他。由于顽固保守派主张个人自由，他因此成为一名右翼共和党人。无论他的看法是否为高见，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20岁生日时，已经是《华盛顿每日新闻》报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而后编辑打电话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安排他负责该新闻的报道。赫斯回答说，罗斯福的葬礼不值得他起床，于是他被报社开除。
后来，他成为《宇航周报》的新闻编辑，还写了一本自然科学的儿童读物，后又担任了《渔民杂志》的编辑，1950~1955年又担任《新闻周报》的出版编辑。如果他能够摆脱意识形态上的束缚，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实际上，他却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右翼的理论主张上，其间为保守派周报《寻路者》撰写一个反共专栏，还担任《反攻》和h·l·亨特的《事实论坛》的编辑工作，联合小威廉·巴克利等人创办《全国评论》。与此同时，他还定期向《美国信使》供稿。在该杂志中，他谴责罗伯特·奥本海默和联合国，反驳对美国来复枪协会的批评言论，因为自己是该协会的终身会员。（“如果在拉丁美洲每人有一把手枪的话，他们早就建立了民主制度。”）他宣称，全国警卫是使美国不受联邦政府独裁侵害的最大保障。他主张确立秩序、赞成军队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以及“由对服从权威的尊敬而产生的纪律”。
到1960年，赫斯对顽强的个人主义诗歌般的赞美为他带来了报酬颇丰的美差，他被任命为俄亥俄州冠军造纸和纤维公司的董事长助理。他带着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进了昂贵的郊区住宅，公司还专门为他定制了17套西服。他在冠军公司的工作是说服气势汹汹的工会组织者，在员工中灌输忠于公司的思想。公司时常把他借调给右翼智囊团。他因此得以为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编纂《保守派文献》。1960年，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撰写政府文件。1964年，作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首席顾问，他匆忙地写出了戈德华特接受党内任命时讲话用的稿子。他说，戈德华特提供的“是一个选择，而非一个回应”。
接着，事情突然有了转变。林登·约翰逊不仅赢得了选举，而且他的胜利离不开（正好是赫斯的偶像）某个商业巨头的帮助。赫斯发现在他主笔的右翼出版物中，有一本刊物的背后金主是依靠联邦农业补贴致富的。最糟糕的是，戈德华特的惨败使赫斯成为“老大党”圈子内受人鄙夷的对象。一般说来，尽管你效力的总统竞选失败，但只要你之前工作称职，还是有机会在执政党中其他在职成员的手下工作。在国会山，他每间屋子挨个询问，希望能在共和党下属的某个机构谋得一席职位，但一无所获。没有人想要聘用他做任何工作。等到接下来的一个春天，他破产了，绝望之下，他决定去国会山做一名电梯操作员。但就算是这个工作岗位最后也将他拒之门外。他最后只能在华盛顿机器商店值夜班，做给推土机焊接零件的工作。
那一年正赶上约翰逊政府第一次向越南大规模增兵。赫斯十分震惊，认为这就是体制失控的结果。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总结道：“我的敌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国家，既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国家本身。”在他看来，极端主义分子的反共产主义热潮将他们带入了悲剧性的歧途。他们相信联邦的力量，但这反倒让官僚主义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他的新偶像是“地下气象员”组织成员和黑豹党人，因为他们为人民的权利而呐喊，他认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正逐渐提出政治性问题，为此警察不断地打压他们”。他开始阅读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宣扬反对权威——蔑视法律、抵制征兵、藏匿政治犯，如果政府强行征收房产，一定要坚决拒绝。
他的生活方式逐渐开始改变。他抛弃了妻子，留起胡须。定制的西装留在了衣柜里；他现在戴着一顶卡斯特罗帽，赤脚穿网球鞋，身上套着一件破烂的军装外套和一条褪色的绿色斜纹裤。由于他拒绝缴税，政府不允许他保有任何财产。他住在安那卡斯提亚河边的一艘船上，船是他的一位女朋友所有。他告诉记者说：“我拼接绳索，给甲板上漆，谋划着反政府行动。”然而，他的打算不过是在大学校园内演讲，在黑豹党集会上鼓动群众，以及给《壁垒》和《艰难时世》杂志撰写文章，但这一切都在联邦调查局的密切监视下进行。
他的一些目前在尼克松政府中任职的老朋友，听说他的事情后十分惊讶。在政府大楼的走道角落里，他们散播着各种有关他的谣言。说他在联邦属地上偷猎，说他参加摩托车竞速赛时摔断了腿。有人看见他背着包和一些臭名昭著的罪犯在华盛顿特区闲逛。他曾经鼓吹没收所有公共财产以及企业财产，随身携带一张世界工人党的党员证，曾经在一次反战暴乱中被捕，曾经在一次向迪克斯堡进军的行动中遭到瓦斯弹袭击，曾经在一次激进分子的集会上在竖立着一面高扬的大黑旗的讲台上讲演，还曾经以一篇对意志自由论的颂歌，获得《花花公子》杂志当年最佳非小说类文章奖。
在他的船房“平静”号内，声音温柔、面庞英俊的赫斯继续着他的规划。立在船头的是他最爱的来复枪，代表了他认为一个人享有保护自己不受任何官僚奴役的权利这个永恒不变的信念。他的周围堆积着各种文稿：演讲稿、对自传的批注、宣传小册子以及一些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罪恶的书稿。他哀叹“戈德华特现在的立场同制度一致”，认为这无疑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实。他听说戈德华特议员拒绝谈起他，但他对此表示理解。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就算巴里认为我疯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1立方英尺≈0.028立方米。——编者注
美国著名作家，他在小说《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老派父亲的形象。——编者注
1盎司≈28.350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