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讲整篇都在谈外交事务，而约翰逊总统4000字的就职演说则完全忽略了国外发生的事件。并且约翰逊演说语速缓慢，用词讲究，像是有意为之。一位观察家说，总统像是在针对石匠演讲。他的第二次国情咨文内容也是如此，提到越南战争的部分仅有131个词。鉴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味强调经济会显得不合时宜。［“去年我们通过减少国家政府的浪费，节约了近35亿美元。（掌声，今年我打算再接再厉。（掌声更热烈）”］约翰逊表示想成为人们心目中“关注教育和健康的总统”。他立志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两项未竟事业。
约翰逊打算继承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政策中继承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提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教育援助。前两项法案得到了优先通过，而在他的斡旋下议会最终通过了所有法案。资深议员出身的总统和美国医疗协会强大的国会游说团体在对医疗补贴法案的讨论中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早在1945年，杜鲁门总统就曾亲自出席过一次国会的联席议会，他号召建立一个综合医疗保险体系，然而此提议被美国医疗协会狠狠地扼杀了，他因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在经历了5个总统任期和16届国会后，美国医疗协会的医生们提出由私人保险负责代理的医保方案，该方案名为“更优医疗”，是患者自愿参加的。然而这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因为从杜鲁门当政到现在，65岁以上美国人口数至少翻了一番。
为了和约翰逊抗衡，美国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人员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每日花费高达5000美元。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问候和邀请那些议员到访白宫的方式作为回击。他绞尽脑汁想让法案通过。就在约翰逊要求制定医保法案的204天后，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的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该法案，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在一旁笑容满面。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老年病人被纳入医保补贴计划。新泽西州的一位叫作尤金·施奈德的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1分到纽约综合医院治眼睛，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障部承担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县的罗伯特·埃弗里夫人因此成为全美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的病人。美联社的调查显示，该计划使得医院的住院率增加了3%，每星期大约有10万名新病人入院。
约翰逊提交医疗补贴法案5天后，又向国会递交了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构想——“实现全民受教育机会”计划，此计划要求为公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会学校提供联邦资金支持的做法与过去全然不同，这必然会在众议院引起一场激烈辩论。然而约翰逊深知，在美国的4000万学童中，约有600万孩子在拥挤不堪的教会学校念书，若教会将他们置之不管，那么他们势必得依靠公共拨款的支持。另外，排斥他们会得罪国会中的天主教议员，导致他们为报复而投反对票阻止为公立学校提供联邦拨款。因此，约翰逊决定将所有学校都纳入他的教育法案中，他还对外表示，自己拒绝任何修正案，他的提案连一个逗号都不能改。在被称为“静电复印国会”sup/sup（戈德华特最先开始使用这一称呼）的第89届国会，约翰逊呼风唤雨，各种事务都得心应手。教育法案仅用87天就在国会两院获批通过，总统称其为“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署仪式定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举办——约翰逊小时候曾在这里上过学。一同出席仪式的还有约翰逊当年的老师，现在他72岁，已经退休。
接着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应。该法案在8月6日就已准备就绪，只等总统签署生效。到此时，有关“伟大社会”的法案如雪花般涌向国会——仅教育方面就通过了40多个提案，包括24亿美元的大学援助计划，这比之前美国制定的教育法的总数还要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治疗心脏病、中风、癌症，防治水污染、大气污染，建立公路广告牌以及废弃车辆回收场的计划。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以及一个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交通法案则开辟了研究公共交通问题的渠道。移民局也进行了改革。大幅削减消费税的法案（47亿美元）得以通过。农场法案以及公共事业和经济发展法的通过，使联邦政府在改变土地面貌的工作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还是首次。
联邦政府拨款9亿多美元用于帮助美国最古老的乡村贫民窟“阿巴拉契亚”。在和平工作队的首任负责人萨金特·施赖弗的强力领导下，新的“经济机会局”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工作项目包括：为长期失业人员提供专业就业帮助的“企业工作机会计划”；以贫穷家庭的学前儿童为受助对象的“启蒙教育计划”，该计划实行首年就为130万学前儿童带来了拥有光明前途的希望；美国志愿者服务组织，实际上就是国内和平卫队；“邻里青年团”为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兼职工作岗位；“跃进项目”招收大学预科生到大学上课；“社区行动计划”旨在协调社区的卫生、住房和就业计划，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咨询；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抚育孤儿”计划；以及建立旨在安置印第安人、各地移民和季节工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用的7层办公大楼被批评者称作“贫穷宫殿”。共和党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做的事不仅会给国家带来耻辱，更会带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施赖弗甚至承认，经济机会局的项目中最成功的“启蒙教育计划”在密西西比州的实施一团糟，像裙带关系、利益冲突、对政府公车的挪用以及把补助款给不在本州的人这一类的事情阻碍了该计划的顺利进行。
然而，时间还是有利于经济机会局的，正如过去对于罗斯福的“公共事业振兴署”那样。在5年内，对抗贫穷计划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使1300万美国人脱贫。约翰逊任期内的经济繁荣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伟大社会”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美国人似乎对此都表示认同。就在约翰逊就任的第二年年末，民意测验显示，约翰逊受到了全美人民的有力支持，这在30年来的民意测验中尚属首次。
约翰逊力克戈德华特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样的胜利可能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他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的大选中获胜后，由于其最高法院重组计划遭遇失败而威信严重受损。约翰逊在1964年大选后说：“我和国会打交道已有40多年，其间我几进几出，从一个青涩的毛头小子变得成熟起来。我经历过的所有国会中，还没有哪届议员最终不考虑他们所面对的总统的实力的。”他表示，追求为新官上任造势的100天变革不可取，他宁愿等国会议员们做好准备时再将法案送过去。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就像一瓶波旁威士忌酒，一次只喝一杯的话，完全没事。如果一个晚上全喝完，那就有麻烦了。我打算一次只小酌一口，尽兴就好。”
最终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10月23日，在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休会时，有89个行政法案获批通过，只有2个法案被否决：哥伦比亚特区的自治法案以及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第14（b）款，此条款规定允许各州禁止签订要求工人在指定期限内加入工会的合同。如此看来，国会完全不了解总统想修正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迫切想法。他完全可以就此罢手。但他不以为意，仍带着对这个结果的不满，不断尝试引导新闻走向，以扭转外界对他的看法。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次在霍利布什举办的约翰逊总统与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的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州立大学校长的塔形石砌住宅。之所以选择葛拉斯堡罗，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从华盛顿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当时所在地）的路途中间。双方领导人都不愿意去拜会对方，选择葛拉斯堡罗州立大学无疑是个折中方案。两位领导人既没有确定的会议日程，更没有需要讨论的具体事项。约翰逊后来回忆道：“这有助于我们在一起谈谈理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去了霍利布什。相互讲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之精神。”会谈中除了“这次交换意见更加暴露出美苏两国间越发明显的巨大差异外”，能供讨论的其他话题真的很少。尽管如此，约翰逊总统的威望仍旧只增不减。仅凭两个拥有核力量的大国的元首坐在一起对话这个事实，人们似乎就能安心。
然而还是有人感到不安，他们以奚落的，甚至是轻蔑的态度看待约翰逊。在许多大城市的创造性团体和大学教职工中，反对约翰逊的人不在少数。英国记者亨利·费尔利1965年访美时写道：“我发现，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觉得怪异和憎恶。”费尔利指出这些指责全是针对“人身方面的”，反映了一种“对这个人的苛求和蔑视……”“有人告诉我说，约翰逊是一个笨蛋……其他人或许说得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但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德怀特·麦克唐纳是这些批评者中最刻薄的一位。他笔下的林登·约翰逊“毫无品味，粗鲁无礼”，他还自创了一个词语“中庸崇拜”来讽刺约翰逊总统的平庸品味。麦克唐纳和那些与他类似的批评者们嘲笑约翰逊夫人，因为她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荒野大镖客》。他们鄙视约翰逊的理由多种多样：约翰逊喜欢听“新克里斯蒂演唱团”的歌曲，常要求摄影师“照自己的左侧脸”，不喜欢彼得·赫德为他画的肖像，有一个从“lucy”改名为“luci”的女儿，把严肃艺术家的作品称作“艺术化的”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更多美国人当中，而这些人原本只隐约对约翰逊的“欺骗行为”有些讨厌。另外还有数百万美国人因为深敬约翰·肯尼迪，至今仍怀恋着他而怀疑约翰逊，毫无道理地将约翰逊视为篡位者。此外，面对大城市黑人贫民窟里日益升级的暴力事件以及大学校园内逐渐恶化的骚乱，大批美国民众觉得困惑不解，又因感到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最终也站到了约翰逊的对立面。约翰逊总统坚持要揽下一切，这必然会使自己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因此他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
1965年约翰逊在国会立法审议中获得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成功后，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了胆囊结石切除手术。在恢复期间，他思索着那些诋毁他的报纸和嘲笑他的人攻击他的理由。“那里的那些人，”恼怒之中他脱口说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带给他们的是繁荣的时代，我提出的惠民法案数量无人能及，而他们呢，只是一味攻击和嘲笑!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做到这样吗？有人能做得比我更好吗？他们到底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使约翰逊失去国会的一致支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表示约翰逊是那种有点弄错了时代的总统，在美国实行罗斯福式的新政政策——社会福利法案，而美国的问题症结并非在此。麦卡锡的这个说法只给出了谜语的一半答案。这个观点还需推敲，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富裕而非贫穷。麦卡锡称约翰逊完全误解了美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他总是对他们谈起他主持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流水账一般无聊，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感兴趣。”
约翰逊非常愤怒，“他们难道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总统吗？”有时他还会说：“他们难道不知道美国正在打仗吗？”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就是这个谜语的另一半答案。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美国暂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直到1964年11月1日美军在西贡市以北20英里的边和市的空军基地遭到越共的迫击炮袭击之后，美军才有所动作。这次袭击造成5名军事顾问死亡，76人受伤。圣诞节前夜，游击队再次发动袭击，引爆了在西贡市布林克斯酒店安放的一枚炸弹。2名美国士兵在爆炸中丧生，共58人受伤，林登·约翰逊的爱国热情因此被激发。他在白宫里面踱着步子说，绝对不会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儿的小伙子们。他们这是蓄意挑衅，他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下了“侵略罪”。（“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有人都再清楚不过。”）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会是个错误。（“如果都是些事后的决议，能有什么用。”）约翰逊不想以一个领导越南战争失利的总统形象被载入史册。美国完全有能力教训那些个子矮小、衣衫褴褛的共产党人。东京湾决议赋予了约翰逊使用武力的权力，如果越共不撤退，他必定会那样做。
困难在于选择哪种解决方式。这个新对手不按常理出牌，常规军事手段对其的打击作用不大。面对敌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即便是有着强大建制的美国军队也无能为力。肯尼迪总统已派遣过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这些人全是对付游击战的专家，然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强壮魁梧的精英们并不热情。曾经有一个时期，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有100多位将领，却没有一人参加过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进行的反暴动军事训练。而他们之中，没有人比驻越南援军司令部的新任指挥官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像一名传统军人。
联合参谋部的长官们想对北越进行大轰炸。他们告诉总统，这样才会让敌人屈服，而后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显然，轰炸战略对约翰逊政府具有强大吸引力。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两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都在“二战”后参加过美国的战略轰炸调查。该调查发现盟军的轰炸不仅没能打乱德国的战争生产计划，反而鼓舞了德国人的士气，而且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果空军都不能给德国以沉重打击，那么面对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越南，其成功机会则会更加渺茫。
并非约翰逊的所有顾问都认为轰炸可行。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赞成此做法，而且并不只有他们二人这么想。早在1964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就对轰炸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轰炸北越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都不能起到鼓舞南越士气的作用。接替约翰·理查森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负责人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轰炸对战局毫无帮助；威斯特摩兰也这样认为。两人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深知如果要使用飞机，就需要派部队保护机场——决定开始轰炸就意味着美国将会被全面卷入战争。早在1965年，在西贡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就同一问题做了两份报告。报告的大意是说，随意的轰炸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很有可能还会引发反渗透的情况，造成北越军队沿着“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入。
这本该让白宫再仔细考量一番。最起码总统应该认真听取谨慎的顾问们给出的意见。但当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升级的人越来越被人们所熟悉，这些鸽派正发生着神秘的变化。美国高层领导人中，鸽派人士越来越少。1964年10月，当乔治·鲍尔提交第一份抗议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给国务院时，他身边有许多支持者。随后，他的伙伴们一个个被调离或者失去了原来的重要职位。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埃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保罗·卡滕伯格、威廉·特鲁哈特全都已离职。鲍尔在白宫孤掌难鸣。曾经在轰炸越南问题上跟鲍尔站在同一边的马克斯韦尔·泰勒仍是领导核心的一员。但现在泰勒改变了看法，想给空军轰炸计划开绿灯放行。泰勒认为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应受到控制，10万人足以应战。
现在白宫主要的特别助理中只剩一位仍未表态。他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自己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越南视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表示同意，于是约翰逊的安全顾问团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飞赴亚洲。亚洲之旅关系重大。邦迪虽机警聪明、阅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他对战争的所有认识均来自于与战争相关的文件、报告或电影。真实战争中的污秽和恶臭是他不曾见过的，每每看到这些，他就觉得恶心反感。最重要也最具决定性的是他无法忍受战场上的血腥场面。
2月5日晚上，邦迪正在西贡接受宴请，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的特种部队第5分队的杰西·派尔正在波来古的美军基地外面的掩体内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的一个山区小镇。凌晨2点时他仍未换岗，他看见矮树丛中有一群黑色影子正朝自己移动。他鸣枪示警；越共游击队用密集的手榴弹回击；附近据点里的美军惊醒过来后也加入战斗。波来古战役激烈持续了15分钟。越共游击队最终摧毁了美军的16架直升机以及4架飞机。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士兵死亡，另有126人受伤。
华盛顿时间2点38分，关于波来古战斗的第一手报告送抵总统。在召开了4个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约翰逊下令美军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轰炸机对越共位于洞海（北纬17度以北40英里）的集结区进行轰炸。他宣称，美军是否升级在越南战争中的参与度“取决于北越的侵略者”。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很显然这是对意志力的一次考验。”然而，波来古战役最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其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产生的影响。作为现场见证者，他去看望了伤员，回来后深受触动。他回国时已经变成一个鹰派。总统对他说道：“他们还真让你相信了，不是吗？一点儿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不赞成，他的立场非常坚决，以至约翰逊将他的这些疑虑视为懦弱的表现，将他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除名。美国进入了决策的关键阶段。麦克纳马拉后来坦承，美国在越南所犯的错误不少——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这之后，美国已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无法脱身，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越共似乎一意孤行地挑衅白宫，使其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波来古战役结束还不到三天，身着黑衣的游击队员又炸了越南归仁海港的作为美军军营的越南匡恩饭店，爆炸造成23人死亡、21人受伤。盛怒之下的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两个军事据点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次对归仁发动袭击。这次约翰逊在48小时内一直按兵不动。但是，一旦他有所举动，势必会推动战争升级。从此以后，美国的空袭报复就不再只是以牙还牙。约翰逊下令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而无论对方是否有挑衅行为。该行动的代号为“滚雷”。行动的原因在一本64页的《来自北方的侵略》的白皮书中有所说明。美国国务院称，该书说明“毫无疑问，北越正在实施侵略南越的周密计划”。为保卫顺化东南方向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计划”的始发地），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从海军陆战队调来两个营。这3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是地面部队中首批加入战斗的。3月8日，在当天阴沉灰暗的天空下，他们在距离岘港3英里的南窝海滩登陆上岸。10个手拿鲜花、面带微笑的越南女孩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到来。
此次登陆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在莫斯科，2000多名示威者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和砖块；两名西方的外国记者在那里遭到殴打。在美国国内，大学师生讨论政府政策的座谈会随处可见；在华盛顿，邦迪同意在100多个大学播放的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展开辩论，这更是掀起了一波高潮。（在最后一分钟时他不得不退出，因为总统急需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外交危机。）政府当局派了一个“真相小组”去各大学宣传，并就鸽派教师的指责做出回应。迪安·腊斯克尖酸地告诉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会惊讶于受过教育的人的轻信态度，以及一些人忽视事实的顽固态度，而这些人却被托付去帮助国家教育年轻人，尤其还是要教会他们怎样思考。”
战争批评者对南越同盟知道得越多，他们持保留意见的态度就越强烈。他们了解到，半数美国军队补给被卖给了西贡黑市。出身越南富裕家庭的青少年花钱就可以免于服兵役。南越军队中逃兵所占比例达到15%。西贡的政治家们似乎在选择坏时机上有些天赋。似乎每到战斗的关键期，无论当时掌权的是哪个政府，最后都会被新政权推翻取代。约翰逊对此非常生气，对其手下说，他不想再见到“类似的政变丑闻”；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同样的结果。1965年2月21日，南越军队司令阮庆中将被驱逐，由医师潘辉括接任。潘辉括的后台是担任军政府秘书长一职的阮文绍少将，此后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潘辉括政权维持了整整111天又被推翻。这是继总统吴庭艳被刺杀后的第9次政变，新任总理是喜欢标新立异的越南空军司令阮高祺，副总理是阮文绍。
西贡的每个动荡征兆都推动了美国鸽派阵营的壮大，他们正迅速成长为继共和党之后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对手。前陆军部长塞勒斯·万斯认为，国内对越南战争的疑惑正“使美国面临分裂的威胁”，参议员中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镇压共产党起义的事情上，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如果人民自己都不支持当权政府，我们也束手无策……西贡政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其原因并非武器装备匮乏，而是缺乏一切内部凝聚力。”
然而这不是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约翰逊向国会提出追加7亿美元拨款以支持战争升级的需求，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比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一个24小时里以88∶3的票数通过。在大众传媒那里，反对美国加入越南战争的观点总是被贴上污名的标签。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忧伤地对参议院说，战争可能会持续“4年、5年甚至10年”，美国联合通讯社的一名记者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越南战争最终打了8年。）就连最中立公正的媒体——美联社也在当年的年度新闻盘点中称，反对战争等同于向美国的敌人提供经济和心理援助。参议员富布赖特4月份召开越南战争听证会，为诸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上将等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们提供了发言平台，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对其进行转播报道，而哥伦比亚电视台则对其彻底封杀。
对于身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战争变得更加激烈了。3月30日，一名越南司机将一辆黑色雪铁龙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后乘坐同伴的摩托车飞奔离去。汽车中装着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大使馆大楼的侧面被炸开一个大洞，17名使馆工作人员因此丧生。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个北越雷达站。这是自波来古战役以来双方第15次发动穿越南北越分界线的袭击。越共军队以制造更多的爆炸还击美军。一天晚上，一辆满载硝酸甘油的自行车被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很受外国人欢迎的水上美景餐馆旁。爆炸总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继续增加驻越军队人数。年初时美国驻越士兵人数还只有2.5万左右，到了当年春末则已达到年初的三倍。
6月9日，白宫宣布授权威斯特摩兰，“在没有其他有效办法可供选择，以及在他认为总体军事形势急需的情况下”，总司令有权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4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东帅市（距西贡北部60英里的一个地区首府）的形势符合美军进行干预的前提条件。经过晚上的一次交火后，美军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伞兵连同1600名越南士兵和澳大利亚士兵对越共游击队展开了追击。威斯特摩兰称该行动为“搜寻歼灭”任务，即找出并全歼潜伏的游击队员，该行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种策略，此后该名称也就被用来描述这种战略。然而寻找越共游击队经常是一个耗时耗力、令人沮丧的过程。在东帅市的混战便是越南战争中的代表性战役之一；等战争的硝烟散去后，我们仍不能判断哪一方在战斗中更占上风。美军173空降旅的指挥官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损失了19名队员。正处于春季防守阶段第二个月的越共游击队更是伤亡惨重，伤亡名单不断增长。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才承认这次战斗输给了敌人。然而真实情况在当时却无人知晓。就在同月，威斯特摩兰向华盛顿申请增调44个营以及适时使用这些兵力的授权，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保证这样做会帮助美军扭转溃败的局势。
正是在这一时期，林登·约翰逊狡诈遮掩的作风开始动摇人民对他的信任。5月23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该报驻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中使用了“信任鸿沟”一词。接着，《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撰写了一篇分析华盛顿的人们普遍觉得有时总统没有认真看待事实的文章，他写道：“该问题可以称为信任鸿沟。”人们回想起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为吸引选票而夸口许下的和平承诺，并将这和他现在的好战立场作了对比。马德指出：“华盛顿政府发布的公告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和讥讽。”媒体记者更是持怀疑态度。参议员戈德华特曾因为提出某项政策而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公开指责，而现在总统实行的就是该项政策，因此新闻界对白宫伸出的橄榄枝更加怀疑。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中宣布，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和谈”，以实现和平谈判。讲话内容通过美国新闻署向世界各地传播，其中许多细节听起来新颖且激动人心。他提议包括北越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加入一个临时的马歇尔计划。他说：“对于美国，一旦该计划开始实行，我会请国会批准投入10亿美元，以推动该项计划的实施。”美国农业生产的余粮将被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会“迅速组建一个由优秀的、爱国知名人士组成的特别小组”来引导美国完成所有这些使命。结束越南战争无疑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等到和平到来才开始这项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还会让人觉得亚洲听上去就像美国中部的得克萨斯州。
戴维·怀斯那篇满是疑虑的文章写于这次讲话后，当时有关总统和平主张的许多漏洞也已暴露。毕竟，他对于休战谈判的提议有一个前提条件——得排除越共的参与，而这必然会引起河内方面的抵制。此后，再没有听到关于美国10亿美元投资或美国余粮供应亚洲的消息，要找美国知名人士组成特别小组也从未选派。一个月之内，原本看似是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创新方式却变成了一种公关手腕。总统不仅没能贯彻实施该决议中的任何部分，而且他展示出的真正亚洲政策是通过不断升级战争来使其转变成一场美国主导的战争。
“滚雷计划”的头6周行动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轰炸并没有使敌人屈服，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甚至没有像约翰逊政府所预想的那样使其清醒。越共还是一如既往地藐视美国国旗。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4月的第3周，约翰逊飞到火奴鲁鲁与阮高祺和阮文绍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会谈。随后麦克纳马拉宣布，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美元增至3.3亿美元。另有4万名美国士兵（他们自称“怨气军团”）被派遣到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多久能赢得战争，总统回答说6个月。他说，空袭下的河内撑不过6个月，越共必定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求和。
乔治·鲍尔为此大伤脑筋。他知道，根据已有情报得出的结论与总统所言完全相反。约翰·麦科恩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轰炸既没有使河内瘫痪，也没有吓倒它。相反，空袭增强了河内强硬分子的力量。据侦察，第一个团的北越军队已进入南越境内，他们的第二个团正在边界集结待命。麦科恩上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美国军队的增加只会导致更多北越军队的渗入；甚至在那些增派的士兵被运达前，运送他们的运输机在西贡所起的作用就会被抵消。国防部答复说，空军准备将原先设计用来携带核武器的8引擎的b–52战斗机投入使用，没有人能抵挡b–52、幽灵以及f–111战斗机的威力。
对于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空袭已不再是唯一的大事件，甚至连主要事件都算不上。美国军队在越南的作用有了微妙的转变。如今，美国军队的目标已经不只限于保护飞机场。步兵将对越共游击队进行威吓，让他们知道山姆大叔不是在闹着玩。国内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这也就是为什么詹姆斯·赖斯顿后来评论说，总统秘密下令升级战争。戴维·哈伯斯塔姆多年后写道，在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慢慢地越过了卢比孔河sup/sup，却不敢承认”，而他们的新闻官们的任务则变成了“蒙骗大众，而非据实以告”。
7月，华盛顿决定再次大幅增加美军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麦克纳马拉结束他的第6次越南实地考察回到美国，上报说战事恶化，建议政府增加对军队和经费的支持。7月17日的那个周末，约翰逊把将军和顾问们召集到戴维营，想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他看来谈话已经失去了本来意义；因为对他而言，这不过是走走过场，实际上是使其他人同意他早已做出的决定——将美国驻越军队人数提高到5万。参谋长联席会议勉强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原本想要更多，因为他们最害怕参与局部战争。在戴维营，一些人并未随波逐流。克拉克·克利福德颇有预见地评论共产党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追赶上来。”麦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告诉总统他认为战争会使国家分裂，所以他反对增派军队。其他人则认同总统的判断，认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共同安全、抑制作用以及慕尼黑事件sup/sup的教训仍然远比他们的疑虑重要。
确定自己的决定得到支持后，约翰逊开始变得遮遮掩掩。他不想再和人们讨论这个决定。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一个23.5万人的预备役。总统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直接发布行政命令将征召人数翻了一倍，从每月1.7万人增至3.5万人。这样做比一次性征召更不会引人注意。他还决定不向国会申请更多的拨款，新花费可以隐藏在国防部的庞大预算中。他说他并不想让任何人感到恐慌，他甚至一度考虑只向外界透露在越南增兵的部分而非全部消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向他问起关于增加驻越军队的传闻，约翰逊十分肯定地告诉他那是不实报道，他只是在补充军队的缺额而已，驻越美军会大肆追捕越共成员的报道也与事实不符。7月28日，约翰逊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将全部数字和盘托出，并将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新出台的强制性任务公之于众，因此得罪了凯克，同时也加深了与外界的信任鸿沟。总统在午间的一个电视节目中对大约2800万美国人说：“把守大门并非我们的选择，但又没有别人做这件事。”
不信任是约翰逊在那个夏季埋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约翰逊召集来商讨意见的人中最终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为他把数字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说服大众相信他必须增加现有军队的数量；他们期望的最终数字是100万。威斯特摩兰看着河内军队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不断增援，便向白宫报告了此事。在他的计划下最终能有64万~64.8万的军队供他指挥，而且他信心满满地认为白宫会对他有求必应。他的参谋还筹谋了一个应急计划，打算使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的兵力达到75万，该数字被认为合情合理。但是国防部长的猜想让人匪夷所思。多年后，仍只有少数了解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这意味着要明白麦克纳马拉是个极具条理性思维、有条理清晰的大脑来适应杂乱无章事件的人。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断定，越南战争将会在1967年6月30日（也是当年财政年度的末尾）前结束。对他来说那将会是个完美时机，因为他的预算可以实现平衡。尽管威斯特摩兰告诉他那根本不可能，他还是坚持这一看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麦克纳马拉和国防部比白宫更现实。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总统提高税收。他们的理由跟经济学原理毫无联系。他们想要美国进入全民备战的状态，为应对民众的漠然，他们从教科书中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税。实际上，当局的经济学家都由衷地支持这一做法。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头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除非采取增税的办法，否则政府就无法完成以下三件事——进行战争、继续实施“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规避通货膨胀。
然而，此时约翰逊正处于提交大量社会立法案给国会的阶段。他担心，如果战争的实际花费被外界知道，立法程序会骤然中断。约翰逊对身边的人说：“我对经济学了解不多，但我却很了解国会。”他们之中有人后来认为应该把这个剖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就可以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践——这是一个黄金时期。我们有称职负责的国会，我又是个合格的总统，能够让国会通过法案。但如果我谈到战争的开销问题，‘伟大社会’计划就无法通过，增税法案也无法通过。老威尔伯·米尔斯会坐在那儿，友好地对我表示感谢，退还我‘伟大社会’的法案，然后他告诉我，他们会很高兴花掉战争所需的一切经费。”
在这一点上，约翰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欺骗自己，以为如果能以廉价换取胜利，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那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河内与越共游击队也有可能会垮台。这样看来，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是高估了形势。这个愿望进一步转换成了决策的思想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仍然坚持将税率提高3%~4%时，总统以一个不同寻常的字谜作为回复。他把主要的参议员和企业主管请到白宫，征求他们对增税案的看法。他们反过来询问了战争的花费。约翰逊告诉了他们虚假的数字。因此他们否决了增税提议。于是约翰逊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不可能了，他无法在国会通过这项提议。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将其称作他在华盛顿采写新闻15年来，总统做出的最不负责任的行为。
约翰逊于1966年初决定放弃增税，这对当年的正常财政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当年的联邦财政赤字达98亿美元。未来还将面临更严重的赤字，因为到那时越南战争每月的花费将高达20亿~30亿美元。白宫的预算是每月8亿美元，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的预算太低，于是他在电话上被阿贝·福塔斯怒斥一通，称他的估计有错且总统对此很不高兴。事实上，拉扎勒斯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那一年越南战争的花费为270亿美元，赤字高达230亿美元。约翰逊的蒙骗使美国开始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关于越南战争的方方面面，最难以理解的也许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规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就发现“无论是对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那些官员从未有过明确规定。回想起来虽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战争策略方面，从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数据或者对其进行过清晰的阐述”。唯一确定的是1965年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向越南，而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将突破20万。
为了核实对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离开西贡，途中看到了三种颜色的信号弹烟云，该信号表示南越军正在战斗，然而附近并没有敌人。南越军队解释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署拍一部彩色电影，“以展示这里的真实情况”。有关这件事真相的争论在各地炸开了锅，连美国本土也在讨论此事。林登·约翰逊有时的讲话像是在回应胡志明向他个人发出的挑战，两人像电影《正午》sup/sup中二人对峙的场景那样站立着。西贡的真实情况似乎更接近于不间断的恐怖袭击，暴力事件层出不穷。12月4日凌晨，另一辆满载250磅炸药的卡车爆炸，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军人入住的大都市酒店外面，造成8人死亡，137人受伤。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天的“尸体清点”信息，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情况的一个残酷无情的用语。在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加区分地进行炮轰和空袭，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是否会困扰到他，他回答：“会，但那样会减少敌人的数量，不是吗？”
1965年美国国内的反越南战争游行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件怪事。很少有人愿意支持美国立刻从中南半岛无条件撤军。即便在1967年，大学教师这个最坚定拥护和平的群体，仍旧在撤兵问题上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已展露出巨大的发展势头。10月15~16日那个周末，约1.4万名群众参加了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另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被警察拦在了市区边界内，还有2000人参与了伯克利游行。在这次名为“和平示威周末”的活动中，美国其他州也举行了各种示威活动，其中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试图以“战争犯”的罪名逮捕杜亚士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抗议者在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征兵局办公室前进行躺卧示威。
第五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政府停止将美国年轻人送往越南，因为这场战争无论是对美国军人还是对越南人民都无益。我们从纳粹德国的例子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容忍任何政府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哪怕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
这要求很合理，但其他地方示威者的言辞，如同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在华盛顿的2万人最先发声，他们喊道：“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孩子？”“五二运动”（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成员包围了白宫，手中挥舞着越共的红旗，大肆宣传旨在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的“献血”活动。在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由“越南日协会”接替，后者曾两次试图通过抢占运输车和在轨道上静坐的方式阻止军用列车通过。
1965年10月15日，22岁的救助站志愿者戴维·米勒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我原本打算演讲，现在想让行动替自己发言。”他用火柴烧掉了征兵卡，此举让游行示威有了新方式。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将对这种损害联邦尊严的行为处以1万美元或者5年监禁的惩罚，但这种烧毁征兵卡的行为却带来了短期的效仿热潮。自杀式的抗议成为一种终极的抗议形式，一名教友会教徒在五角大楼外、一名天主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大楼外自焚抗议。
反对示威的美国纳粹党则手持汽油桶，举着“免费为对和平谄媚的人提供汽油”的标语。跟过去一样，他们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大多数反对示威活动的口号在语调上都比较温和。纽约的一个小女孩拿着一块写有“我希望我有一张征兵卡”的标语牌。那些郑重其事的游行则是由“美国青年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以及“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中体现出的最有好战情绪的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极具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对是错”“我们难道要让他们将美国引入绝路吗？”以及“古老荣光已不再”等。鲍勃·霍普告诉其中一位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赢得胜利，我们就会面临终生战斗以及失去上百万孩子的巨大危险。”这的确是一个过分夸张的陈述，但是这与指责总统谋杀孩子的行为完全不是同一类。
战争支持者对反战者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对国家不忠诚。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这样说道：“我们不会像那些叛徒一样，举着蜡烛在黑暗里鬼鬼祟祟地前进，我们会在正午的阳光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加入我们，跟着我们齐步走。”一些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的新闻报道，大都暗指共产党参与其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与霍普一样，正试图摆脱其无党派倾向的名声，暗示这些游行示威的背后推手是克里姆林宫。政府的一份报告称：“反越南战争运动的控制权，已从一度成功控制住局面的温和分子手中转移至共产党和极端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公开对越共表示同情，对美国仇视。”
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尽管个别反战斗士的语言和行为都颇具煽动性，但每一次游行似乎都比前一次更受人尊崇。甚至连中产阶级保守派的家庭主妇以及现役军人也加入了示威活动。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各界名人都站到跟鲍勃·霍普完全对立的一面。11月27日，在万里无云的华盛顿举行的“停止轰炸”示威游行的队伍中，除了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外，还有许多之前从不问政事的名人，例如医生本杰明·斯波克、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以及作家迈克尔·哈灵顿等。
当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战报称，美国一些知名战斗部队在越南战场一败涂地。其中有9月在安溪惨败的美军第101空降旅，10月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突击队，11月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德浪河谷遭遇战发生在华盛顿“停止轰炸”游行的前一周，具有特别的意义；像去年春季越共发动的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该次战役也是越南战争重要转折点之一。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战役后追击敌军残部，在德浪河谷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这里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7英里，地处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军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第66团是北越军队中的精英部队，此次美军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美军第一骑兵师是其军队历史上的一种新型部队，是一支具有最优火力配备的直升机空降师。对善于发明创造的美国人设计的战争武器，越共军非常了解。他们采取和步兵近身作战的战术，如果可能的话，直接肉搏，但必须是在34码的距离以内，这样美国的武器和空中战术支持就无法发挥作用。
德浪河谷战斗的意义注定是伟大的。7月戴维营会议召开时，南越境内只发现两个北越团。到现在，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已确认有6个北越团在南越出现，也许另外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军队潜伏在南越境内。南越其他部队正在进军南越的途中，胡志明的总司令武元甲将军继续将部队拆成排和连迅速沿小道渗入，行军之迅速令美军无法及时调兵围堵。
双方都争相向河谷派兵支援，尽管美军第一骑兵师派去的一个营遭到伏击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仍声称获得了胜利。统计数字似乎也支持他们的说法，敌人如同“二战”中的日本士兵那样采取波浪战术，用英语喊道：“杀死美国兵！”他们损失了1200人，而美军仅死了200人。但是其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平民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越共已准备好接受这些不确定的损失。（一名越共士兵在日记中写道：“为国捐躯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尽管美国在德浪河谷战斗中的伤亡比敌军要少得多，但这还是创下了威斯特摩兰部队的新纪录；它使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升至1335人死亡，6131人受伤。美国驻越援军司令部相信，威斯特摩兰已掌握取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筹备着更多类似德浪河谷的战役，武元甲完全认同范恩的看法。这位北越将领相信——后来的事件也证明如此，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如此巨大的伤亡，更不会允许美国继续承担这永无尽头的义务。武元甲把战争的这一新阶段看成是他的人力和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上的对决，充当比赛裁判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
12月，麦克纳马拉请求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他现在是鹰派中最强硬的成员之一，但是总统叫停了b–52战机的轰炸计划，并向世界上重要国家的首都派遣外交人员，散布消息称美国有意进行和平谈判。两名意大利专家抵达河内打探胡志明的态度。刚开始，谈判似乎有可能，但正当越共有和解意向的消息传到腊斯克那里时，河内方面却断然谴责这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谣传”。美国人大惊失色。在德浪河谷战役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战败处境。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想起了一个老笑话的结尾部分：“总有哪个浑蛋没有得到消息。”
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申请颁布1965年选举权法时，在其演讲结尾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因为新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奋斗而付出的血泪显得尤为神圣。他认为他们的事业“也必须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只是黑人，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克服在传统法律体系中因偏执和不公正所造成的缺陷，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自由派的漂亮空话，但在那时这似乎是颇为值得怀疑的预言。5月17日正好是美国最高法院处理布朗诉教育局sup/sup一案11周年的日子，而种族主义问题却比之前更加严重。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历史学专家范恩·伍德沃德也说：“比起他们的上一代，如今的黑人孩子在学校与白人孩子的交流更少了。”从1964年中期到1965年中期，三k党的成员也增加到有史以来的最多人数，即使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该组织的人数也不及这一时期。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位黑人因失血过多而死，原因是开救护车的白人司机拒绝送他去医院。一位亚拉巴马商人在谈及民权运动时，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信口开河：“当这件事结束后再找黑鬼们算账，在这儿他们不会有好日子。”消除种族歧视在北方城市也不容乐观，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部的马凯特公园发表演讲时说：“无论在密西西比还是在亚拉巴马，我从未见过这般恨意，但在芝加哥，我真的见识到了。”千百万白人的仇视态度似乎都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中佩戴的一个小小徽章上得以体现，那个徽章上就两个字：“决不。”这两个字意味着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平等对待黑人。
黑人不断遭受不平等对待，使他们情绪上继续发生转变。他们分裂成各种小团体，互相敌对仇视。1965年2月21日，马尔科姆·艾克斯在他即将掌握黑人运动领袖权时，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杀害，这反映出黑人激进分子内部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情绪的一个象征是越来越多的团体号召黑人“回归故土”——“回到非洲故乡”。50个黑人社区纷纷建立起防卫执事团以对抗三k党的袭击。还有一部分人听从里·约·琼斯的布道，他宣称“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是邪恶的”；或者相信詹姆斯·福曼的话，他发表了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会和犹太教堂（讽刺的是，这些拥有许多白人成员的团体，却也是民权运动最狂热的支持者。）支付黑人5亿美元作为“补偿费”。
提倡种族隔离的团体中最有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党徒。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份报告论证充分，认为解决黑人社区内部问题的现实方式在于首先根除奴隶制的遗留问题：黑人依靠福利生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的数量惊人（4个黑人中就有一个是私生子）。莫伊尼汉报告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1966年正值黑人满腔怒火的一年，一些事件严重损害了黑人的自尊，以至于他们无法面对这些事实。他们的领导人于是将该报告贴上了为种族主义造势的标签，并斥责报告的作者是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能够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平现象而言，“国会只是刚刚能胜任。”此类立法的关键在于当年的选举法案。马丁·路德·金于1月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美国南方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未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当地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白人选民中进行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带着首批黑人入住塞尔马艾伯特旅社，这里过去只为白人提供住宿，因此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金遭到一个白人种族分子的拳打脚踢。殴打他的那个人被处以100美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提醒人们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下了。其中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塞尔马的黑人大多对选举权不感兴趣。只有某种反响强烈的事件才能唤起他们的重视。这类事件（也是颇为典型的事件）最终发生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农夫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希望利用这件事、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以及华莱士州长卖弄权力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复兴。
他们宣布于3月7日进行抗议示威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会从塞尔马出发，沿着杰斐逊–戴维斯高速路的80号公路中段向南步行54英里，到达州府蒙哥马利。华莱士立即以游行对当地商业活动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为由下令禁止，并派出100名州警卫支援克拉克警长，克拉克为表示他对传统的尊崇，还组织了一个骑兵警卫团。3月7日——这一天或许将成为亚拉巴马州历史和民间传说中的“黑色星期日”，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黑人运动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到达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佩特斯桥。在那里，他们遭遇了克拉克的骑兵队和戴着防毒面罩的警卫团。示威者不理睬在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于是警卫挥舞着警棍和湿皮鞭冲向人群。催泪瓦斯从警卫团那边喷射出来，形成一团团黄色烟雾。黑人在呛人的烟雾中踉跄，艰难爬回教堂。他们的旁边跟着电视摄像人员，他们拍摄的画面可以让塞尔马游行一夜之间成为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在亚特兰大布道时，突然丢下手头所有事务直飞塞尔马，宣布他将领导星期二的第二次游行示威，并呼吁黑人和白人牧师都来参加。300多位白人神父、牧师和教士响应了他，在北部各大城市都进行了同情游行示威。黑人参与者在司法部和白宫外静坐抗议，对此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篇声明谴责亚拉巴马州官员“对一些黑人公民施加的暴行”，同时他还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罗伊·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组织了一场形式上的游行，就是在桥上来回走了一会儿。尽管有诸多不满，克拉克警长和金还是勉强同意了，但金的不满情有可原。为此，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激进的黑人青年们指责他是“对汤姆大叔摇尾乞怜”。在金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起了民权歌曲来嘲讽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回头。”
塞尔马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三起谋杀案，其中第一起事件让金不得不改变策略。这三起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对民权运动抱有同情心的白人。波士顿唯一的一位神教派教士詹姆士·里布在离开一家黑人饭店后被一帮乡野暴徒围殴致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曼和他的500个追随者威胁金采取更大胆的措施，不然他们就会引发暴乱。另有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前集结，因为他们听说金有好消息告诉他们。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法兰克·约翰逊允许他们在从赛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范围内进行游行示威，虽然这样的游行在他的裁决下“已到宪法允许的最大限度”，但示威者的暴行显然已经超出了“宪法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
华莱士州长在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发生的游行好比共产党的“街巷战争”，正是它使得“古巴国家分裂、越南总统吴庭艳垮台——把世界文明和现有体制撕成血淋淋的碎片”。他还表示，州政府无法给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说已发电报给白宫，要求联邦政府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这正是林登·约翰逊一直以来希望达成的目标。总统收到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人群的书面请求，他派遣了1863名联邦国民警卫、250名执法官与联邦调查局特工、2个正规军宪兵营以及爆破专家，提前对游行路线上的街道和桥梁进行搜查，并安排直升机进行空中巡逻。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游行人群准备了过夜的大帐篷、一辆容载量为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移动厕所、救护车、垃圾车以及供事先建立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的做法似乎有点过了。
游行本身即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能借此巧妙地为电视台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走在队伍前列的有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着连体工作服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位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拄着拐杖的只有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居民对修女做出下流的手势，在游行者们唱圣歌时起哄，而且还对着那个只有一条腿的人打拍子，喊着：“左，左，左。”全然不顾他们“高等”公民的美好形象。）尽管亚拉巴马当局对此感到愤怒，并一致谴责“有证据表明在游行者聚集地通奸事件频发”，但一路上大家和平有序，对于有如此多人参与的活动来说，这实属一项伟大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出发时，游行队伍只有3200人，而4天后到达蒙哥马利时已增至25000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对人群发表讲话，一个世纪前这里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讲话结尾时4次高呼“光荣与上帝同在!”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从80号公路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脸色阴郁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随着汽车洪流的逐渐平静，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次谋杀了。
受害者名为薇奥拉·格雷格·柳佐，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家庭主妇，也是有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为这次活动做点什么。”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志愿运送亚拉巴马的游行者回家。最后一趟，她载着唯一的乘客——一名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一起唱着“我们定会胜利”。经过一个寂静的路段时，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他们与之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38口径手枪朝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刻倒在一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路旁的沟渠中。年轻的理发师吓坏了，随后搭便车到塞尔马报了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