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起谋杀的受害者是一个新罕布什尔州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他在杂货店惨遭枪杀。凶手是一位兼职副警长，他声称开枪是出于自卫。尽管在被害人身上并没有找到武器，目击者也称那个学生没有使用武器，最后由12名亚拉巴马州的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仍宣判该副警长无罪。三名涉案嫌疑人在里布教士被害一案发生几小时后就被逮捕了，而陪审团只用了95分钟进行审讯，随后便将他们无罪释放。三起案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柳佐夫人被害案，当时在凶手驾驶的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他指认了他的同伙，包括他们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第一次审讯中，家中祖孙三代皆是三k党徒的小马特·墨菲为他们自己辩护，而他的总结陈词充斥着种族主义：“当白人和黑人纠缠不清的时候，那些白人就成了白人表皮之下的黑鬼……上帝不愿意我们与黑鬼们搅在一起，我也不在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据墨菲所言，那位探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时的誓言：“如一条奸诈的响尾蛇一般……自己标榜自己是白人，其实还不如披着白皮的黑鬼。”陪审团将此案搁置（以10票对2票的结果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但这是墨菲最后的发言，在等待第二次审理期间，他遇车祸身亡。有偏见的法官本欲宣判此案的被告无罪，但此时联邦政府插手了这起案件，宣判这些三k党徒侵犯了柳佐夫人的人权。这条令人费解的法令曾使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的三k党徒锒铛入狱，也将在佐治亚州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凶手绳之以法。在这起案件中它又大显神威，在由12名南方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审理下，这名法官判处被告最高刑期10年的有期徒刑。
塞尔马事件推动了选举法案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要求国会通过此法时如是说，国人将此功劳全部归于金博士。事实证明他达到了个人声望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人们对非暴力运动的疑虑，亚拉巴马的谋杀事件证实了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怀疑。这些怀疑论者认定金已不再能给予他们帮助，于是离开了塞尔马。然而广大黑人并不这样认为，随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黑人表示会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的人支持更激进的拉普·布朗，三者中最为激进的罗恩·卡伦加的支持率仅为1%，而有40%的黑人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分子却也觉察出这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想要和平的，但是美国正迈入一个新阶段，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对暴力的推崇。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及凶手被灭口，看来似乎都是预兆。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再次出现变动。1965年同一时期，在越南出现了追而歼之的方针，正是新萌生的那种情绪的体现，塞尔马的一系列谋杀事件是其另一表现。在之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100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已爆发，更多的表征必将接踵而至。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这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烂的黑人区初露端倪。这个黑人区位于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口的南面，房子低矮，墙面灰泥剥落，让人想到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那里的垃圾似乎从未被清理过。到处都是破烂——碎玻璃、生锈的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以及空酒瓶等。当地随处可见被称作“那家伙”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就可以叫住一名黑人公民，提出“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的要求，那里黑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李·米尼库斯要求检查一位名叫马凯特·弗赖伊的黑人青年的身份证。正当他打算以酒驾的罪名拘留这名青年时，一群人一拥而上，围着米尼库斯和弗赖伊闹事。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紧张情绪却在平静的表面下逐渐积累。此时洛杉矶已经历了连续4天的高温酷暑，人们都在户外乘凉，于是很快就聚集起来围观这起事件。最终，弗赖伊在阿瓦隆大道连接皇家公路的拐角处被捕，这里是洛杉矶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白人驾驶的豪车川流不息。最不幸的是，这里的居民98%都是黑人，人口分布密度为每英亩27.3人（整个洛杉矶则是7.4人），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有大批黑人移民来到这里，每个月平均有2000人进入军工产业。洛杉矶如今共有城市居民273.1万人，其中42万是黑人。
在黑人居住的贫民区共有205名警察，其中仅有5名是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为寻找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工作岗位而涌入这里。这些务工者的后代常常禁不住毒品和酒精的诱惑，而他们一旦失足，“那个人”就会把他们带走。在这个当地人称作瓦兹的地方，真正有罪的并不是当地居民，而是那些诱人犯罪的陷阱。
在那个星期三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巡警米尼库斯逮捕了黑人青年弗赖伊，这一举动立刻使他惹祸上身。警车闪烁的红灯引来了很多人围观，弗赖伊的母亲也在其中。她先是训斥自己的儿子，接着开始教训起这位警官。她的情绪很激动，围观群众也对这位巡警指指点点，米尼库斯一时紧张，就开启无线电对讲机请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试图强行将弗赖伊押上警车，并转过身无视弗赖伊的母亲，于是弗赖伊的母亲愤怒地向他的背部扑去，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增援的巡警赶到后，弗赖伊的母亲才被拉开，围观群众不满情绪加剧，但因为忌惮巡警手中的手枪而不敢有所动作。米尼库斯与他的同伴随即离去，但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了武力，人们在叙述这件事时难免会夸大和歪曲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本身也不断地被夸大，最后衍生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巡警用警棍猛击一位孕妇的腹部，另一个则是一名巡警把一名妇女猛地推倒在警车上并试图掐死她。随着事态不断升级，愤怒的围观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到晚上10点时，围观者已经彻底变成了暴徒，他们攻击无辜的过往民众，掀翻警车，砸碎商店橱窗。暴乱在传统套路下不断升级，到晚上11点时，警察封锁了附近的8个街区。两个小时后，2000名暴乱者冲破防线，在瓦兹街区横行霸道，殴打外来者，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并洗劫商店。
直到凌晨3点，暴乱才有所消停——暴乱者们也需要休息，警察在贫民区巡逻，一切看起来似乎恢复了秩序。早上，被砸店家向保险公司索求赔偿，工人们也开始清理暴乱后的残局。这些人对暴乱一无所知，认为它已经结束了。但在弗赖伊被捕24小时后，也就是星期四晚上7点45分，他们的幻想破灭了。起初这次暴乱只是上次的翻版：年轻人们袭击来往车辆，向警察投掷砖头，砸破商店橱窗，直到凌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昨天的这个时候，暴乱者们已经偃旗息鼓，贫民区恢复了平静，而此时另一帮年纪稍大且更加凶暴的暴乱者持武器涌上街头，迪克·格雷戈里带着扩音器在瓦兹区来回走动，呼吁恢复秩序，结果腿上挨了一枪。贫民区人们的暴力行径已接近叛乱的程度，但当局的高层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瓦兹区，一队警察在完成对漆黑街道上的民众的疏散工作后就宣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局势。
上午10点，发生了首起白天暴力事件，两名白人售货员遭到袭击，这时当局官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到11点，一名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本来在希腊度假，看到动乱越加恶化的报告，急忙飞回国内。他的副州长批准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要求调派国民警卫队的请求。第一批警卫队员于星期五下午抵达瓦兹。当他们还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那个居民区的局势已有新的发展，他们所听到的都已过时。在一个有150个街区的区域内，5000多名暴徒横行霸道，用自制燃烧弹点燃房屋，袭击听到警报赶来救火的消防员。晚上9点40分，瓦兹出现第一起死亡事件，一名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紧接着又有三人丧生。国民警卫队持装有刺刀的步枪进入该区，随处可见的大火照亮了道路，他们看见抢夺者从黑人区的商店抢走枪支、日用品、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这些商店外面都有用粗体写的诸如“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开的店”“兄弟开的店”等字迹，尽管如此，其中有些商店还是未能逃过劫难。有一伙人还试图放火焚烧橡树公园社区医院，那里挤满了在暴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名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暴徒现在正在烧毁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疯子有时会自残一样。”
星期六，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专挑士兵和警察作为射杀目标。消防员配备了防弹背心。警卫队人数从1万增加到1.4万。星期六对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不间断的枪击一直持续到8月18日星期三的凌晨，在一间黑色穆斯林教堂与暴徒们交火后，警察抓捕了35名黑人。至此，暴乱终于结束。在长达6天的暴力冲突中，共有34人死亡，898人受伤，4000多人被捕。损失预计达到4500万美元。瓦兹骚乱造成的破坏使其成为自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种族暴动，但事实上它独具特色。尽管在这两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数相当，但底特律事件的损失还不到100万美元。美国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骚乱。和瓦兹暴乱同期，芝加哥西岸发生了暴动。8月12日，一辆赶往西加菲尔德公园救火的消防车撞死了一名黑人妇女。黑人同警察以及200名警卫展开了两夜的激战，他们大肆抢劫，用酒瓶攻击白人。暴乱造成超过100名黑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并非大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区），18名黑人在一家夜店外面被捕，于是黑人们群情激奋地指责那7名警察的残忍行径。黑人用自制燃烧弹炸毁了许多白人开的商店，因此导致大规模的抓捕，国民警卫队再次被调过来稳定局势。斯普林菲尔德的4000名黑人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最终到达市政厅。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方争取民权的斗争”会比南方“更持久、更血腥、更艰苦”。
每次暴乱发生后都会有一个专家团对其进行调查，这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挑选知名人士组成调查组，让他们在约翰·麦科恩的领导下对瓦兹暴乱进行调查，随后发表了题为《城市的暴乱：开始还是结束？》的报告。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瓦兹事件不过是个开始，而寻找解决方案可以有多种方式。麦科恩报告着重强调了法律秩序的必要性。黑人激进分子抗议称，瓦兹事件的本质是对压迫黑人的法律的反抗。贝亚德·拉斯廷称它是“黑人首次不再逆来顺受转而进行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报道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白修德称当“超出了报道范围，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因素”。他还问道：“能否对电子媒体的报道加以控制，使其符合让国家安定的最高利益？”马丁·路德·金在巡视瓦兹的废墟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欢迎。他渐渐习惯了这一切。黑人运动的火炬已经传到了新一代黑人领袖手中，它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炬了。
1965年夏季的种族骚乱狂热而短暂。直到8月的第二周爆发瓦兹骚乱之前，美国仍有希望不爆发重大骚乱事件。第二年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但这次是在3月，一群黑人学生朝一名白人教师的汽车扔石块，袭击其他白人，后来开始抢夺财物。洛杉矶警察在前一年学到了很多经验，一夜间便成功镇压了新的威胁，只有两人死亡。但就算洛杉矶以微小的代价躲过这次暴乱，美国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全都免于灾祸。几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居住区都发生了反社会的暴力事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于4月开始骚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临战状态。克利夫兰也于6月末爆发了类似的骚乱，两周后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也加入其中。接着是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斯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代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斯，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比奇、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西塞罗和密歇根州的兰辛、马斯基根、本顿港和杰克逊。等到夏末，共有7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大约3000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造成的损失超过500万美元。截至1966年年底，美国当年一共遭受了43起种族骚乱的破坏。
在西塞罗，黑人组织了一次要求住房不受歧视的游行，进而和反对游行队伍中充满敌意的白人发生了冲突。白人三番五次地试着冲破警察阻拦去伤害黑人。有12人受伤，6名警察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西塞罗事件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表明警察并未挑起动乱，而是经常去维系脆弱的和平状态。黑人经常攻击他们，是由于警察代表着政府权威，往往是黑人们能见到的唯一的白人群体。在工人阶级集中的社区里，白人与黑人的愤怒往往不相上下，甚至会更强烈。两边都能感受到种族间剑拔弩张的氛围。在1966年，这种冲突终于爆发。
最初，要求住房平等的游行由马丁·路德·金领导，活动在西塞罗的马凯特公园进行。他被一块石头击中，跪倒在地，只好宣布取消游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不服，发起了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想保持压力”。卢卡斯是新好战分子中的一员，1966年也是这些人得势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替更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军人物，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接替约翰·刘易斯成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然而运动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般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个民权运动领袖们未加重视的事件，而该事件却透露出其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
6月5日，詹姆斯·梅雷迪思宣布他将从孟菲斯出发，步行225英里到达密西西比州位于杰克逊的州议会。他的动机是想证明美国黑人无惧艰难的精神。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都认为这个办法不切实际，就是空想。一位运动领袖称它是自己“所听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梅雷迪思并没有因此退缩。就像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一书中说的那样，他被一种“神圣的职责感”驱使，他相信命运正在他的故乡等待着他，他的直觉是对的。一个中年失业的密西西比白人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代表了他的命运。就在徒步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点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护送下正沿着密西西比州赫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行进，诺维尔突然从路旁的草丛中窜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大喊道，“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詹姆斯·梅雷迪思！”他朝着梅雷迪思连开三枪。孟菲斯一家医院的医生称，梅雷迪思全身被射满小号铅弹。
梅雷迪思身上并没有致命伤。诺维尔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使人们转变了轻视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观点。枪击事件立即发展成一场运动，民权运动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想加入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去追寻梅雷迪思的脚步，麦基西克、卡迈克尔以及马丁·路德·金纷纷从梅雷迪思倒下的地方向南步行前进。金博士筹款2000美元用来支持“梅雷迪思自由行运动”，还要求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为下一次塞尔马运动去动员各方力量。
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塞尔马运动是在黑人统一领导下提倡非暴力反抗的产物。现在，金的批评者，尤其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纷纷站了出来。梅雷迪思遇袭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集会人群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回他们本应得到的一切。”金为这种煽动言辞深感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支持。而这些年轻激进分子的言辞变得更加有挑衅性。在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费城举办的“自由之夏”运动中，有三名参与者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个密西西比白人在黑夜里遭到枪击受伤，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该事件并不感到遗憾，而是欣慰地看到黑人已告别软弱，表示“他们的行动会是以牙还牙”。卡迈克尔说话时完全是黑豹党的腔调。在亚祖城，年轻的黑人们欢唱：“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而就在那天夜里，在亚祖城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23岁的威利·里克斯（因其福音派风格而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让老一代黑人领袖颤抖的充满仇恨的演讲。他讲到要让白人付出血的代价，并且反复用“黑人权力”这几个爆炸性字眼来描述他的目标。
在45英里外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被关押7个小时后被释放。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困境是他的激进态度造成的结果。白人自由主义者对此感到很失望，他们的贡献远不及过去在塞尔马事件上那样慷慨。食物和住所都是问题，卡迈克尔被捕就是因为他在一所黑人学校操场上搭建帐篷。正当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对在格林伍德聚集的人群讲演时，他听说了有关里克斯演讲的消息。他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从黑人牧师那儿成功借鉴来的重复和问答的技巧，提醒他的听众：他那次就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上被警察逮捕。“所有人都可以占有我们的社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现在我们要夺回来，夺回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才不会担心这些东西是不是归白人所有——也许是黑人的。不要觉得羞愧。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群叫喊道：“对！”他又回到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黑人权力！我们要黑人权力！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从现在开始，他们问你们想要什么时，你们就知道答案了。你们想要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想要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想要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罗伊·威尔金斯对此并无疑问，“‘黑人权力’指的是反对白人的权力……它必然有独自战斗的意思，必然是隔离主义。而这与我们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倡议全不相符。”威尔金斯把该术语称作“仇恨之父和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在后来目睹了民权团体在该事件上逐渐产生的分歧后，他改换了言辞，将该术语解释为“对种族自豪感的号召，号召黑人不再因为黑人身份而自惭形秽，号召改变黑人软弱卑微的现状，争取获得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在号召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联合黑人力量，否则我们将会陷入糟糕的境地。”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查尔斯·埃弗斯，即已殉职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走黑人至上的道路，那必然会失败”；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煽动战争的行为是“对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表示，“任何一个为民权斗争的黑人都不会支持黑人权力，因为这与民权和族群融合相悖。”
《纽约时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密西西比州部分民权领袖的不和导致了这次运动的公众支持率下降。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认为黑人权力的主张正在损害黑人争取的权利。正在纽约疗养的詹姆斯·梅雷迪思同意这个看法。他说：“这里似乎存在不少作秀行为。”等到身体彻底恢复后，梅雷迪思又重新加入游行队伍，受到了金和其他人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他还是持怀疑态度。他说：“我觉得情况有些不对。”他还表示，“一些人在制造闹剧，我讨厌这种做法。”
新老两代领袖的公开决裂已无法避免。6月23日，在靠近梅雷迪思游行终点的地方——坎顿，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警察不准游行人群在另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帐篷。2500名黑人拒绝解散，坚持不肯让步。卡迈克尔说：“逃跑的时期已经过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人群时，他们四下散开。当金不赞成他们一定要搭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层决定不再考虑金的看法。其中一人说：“从现在起我们将自己独立完成要做的事。”接着，这些领袖提议，禁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参与在杰克逊市举行的大型集会，理由是该协进会对游行的支持并不积极。对于这一决议，金和在游行过程中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表示反对。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及代表年轻黑人的其他两个团体以多数票通过了该决议。查尔斯·埃弗斯说：“没关系。他们都不在时，我仍会守在这里。”他嘲讽地说，游行对黑人选民登记完全没有帮助。当游行队伍伴着乐队演奏的《当圣徒们开始进军时》抵达位于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大厦广场时，其他民权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们发现，多年前曾跟随金一起游行的那些白人已经不在队伍中了。
这当然并不代表自由主义者不再参与黑人争取公平权利的运动。已经开始实施的争取黑人进步计划也并未因此受到阻碍。同月，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县长达6个月的抵制白人企业的运动宣告结束，达成了包括费耶特的商店开始雇用黑人店员，关闭在加油站设立的有色人种专用厕所，接纳黑人担任警察和副警长在内的多项决议。朱利安·邦德在12个月内3次当选佐治亚州议员，最终他接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任命。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警长默默地摘下那枚写着“决不”的徽章，因为他的职位取决于民众的选票。这样做仍是枉然。当黑人选民根据他曾反对的选举法登记投票时，他注定会失败。
曾经，少数黑人的成就使所有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都为这少数人感到骄傲。现在却不同了，卡迈克尔引用一名黑人妇女在那年9月讲过的一句话说道：“拉尔夫·本奇吃的那些食物，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胃口。”电梯操作员和收入为一天3美元的棉花采摘工人也想要他们应得的那份。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但激进分子实现这一想法的方式并不可行。黑人在美国人口中仅占11%。发动黑人革命的想法——1966年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是不理智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号召黑人抵制种族融合的主张实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对贫困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感到震惊，他于9月表示，“街头游行和示威活动的气数已尽，该结束了。”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要“从街头转向谈判桌”。10月，他联合威尔金斯、扬、拉斯廷以及另外3名民权运动的资深人士，签署了一个抵制暴力、骚乱、煽动行为的声明，声明结尾处讲道：“我们不仅欢迎，而且要求美国白人的全面合作。”马丁·路德·金虽表示在原则上支持，但拒绝签字，因为他不想让人误解他承认黑人权力的代言人“肯定地不可挽回地犯了错”。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折中的路线，将黑人权力重新定义为：“黑人凝聚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们选举代表，或逼迫他们的代表为他们的需求代言……对他们说：‘你看，伙伴，除非你为我们提供这些学校、医院、操场和工作，否则我们不会投票给你。’”这种路线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告诉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平权利，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他还号召黑人“通过必要的手段为自由战斗”。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搅乱这个城市，我们一定要把它搅得天翻地覆。”他嘲笑约翰逊总统是“莽汉”“小丑”和“骗子”。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黑豹党的主张，认为其“权力交予人民”的口号意味着让黑人独享权力。接着，就像罗伯斯庇尔接替了丹东的职务一样，一个更暴力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代替了卡迈克尔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当辛辛那提市区多地被自制燃烧瓶点燃，列火一直燃烧了5天5夜时，布朗告诉记者，“除非那些野蛮的白鬼子警察滚出去”，否则不会有和平局面。接着他宣布：“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战。”
1966年选举中出现的反作用投票是对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回应。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等敏感政治家立场的转变则是另一反应。德克森曾对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立法表示支持，称其为“一个时机成熟的想法”，但由于1966年法案中的第四条（“住房平等”条款），他斥责该法案是“一袋隐患”，因此该法案未能通过。令人惊奇的是，对新激进分子展开极力批判的，竟然是一家英国期刊——伦敦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称：“这些所谓的领袖中许多都具有可怕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报道嘲笑那些“开明知识分子”，称他们“带有侮辱性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的反白人情绪正如1943年法国人仇恨德国的情感”。报道还表示“抢劫和侮辱白人女性的事件”被这些积极分子解释为“等同于黑人革命的一种高尚行为”。报道还预测：“美国人民对泛滥的暴力事件的暂时和非同寻常地忍耐必将导致白人激烈的反抗行为。”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者越来越肆无忌惮。黑豹党在一些富裕的城市自由主义者中，日益被冠上汤姆·沃尔夫口中的“激进弄潮儿”之名。过去臭名昭著的罪犯只出现在警局的卷宗里，现在却被认为是对人类困境持新颖看法的观察者，进而被认真讨论。他们全部出身于贫民窟，其中一些人的发迹还可以直接追溯到最近的骚乱事件。罗恩·卡伦加来自瓦兹地区的底层，尽管他否认他所属的黑人民族组织参与暴乱，但该组织已有4个成员被控犯下这一罪名。卡伦加的威望得益于瓦兹动乱。该次动乱的全部损失，渐趋明了，但仍不可计算。其中一些重大损失有可能会隐藏多年。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55sa型8发22毫米口径的艾弗–约翰逊短枪管左轮手枪。1965年8月末暴乱初期，一个担心自己人身安全的洛杉矶人用31.95美元买了这把手枪用以防身。之后他把枪交给他的女儿，她又把枪给了帕萨迪纳的一个邻居，邻居把枪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名叫穆尼尔·“乔”·西尔汉的员工。最后，乔把枪交给自己的弟弟西尔汉——比沙拉·“索尔”·西尔汉，也就是在瓦兹事件后的第三年，西尔汉用这把枪在洛杉矶刺杀了罗伯特·肯尼迪。
在越南的历法中，12年为一个循环，蛇年（1965年）之后是马年（1966年），接下来是羊年（1967年）。马被认为代表好运，在吉祥的寓意上仅次于龙年，但就在1966年马年的头10个星期里，美国驻越军队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兵力——就在那10周的时间里，2559人倒在了越共的枪炮下；实际上，这还只是个开始。那一年有4800名美国士兵在军事行动中丧生。第二年5月，美军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随着战争继续，伤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羊年每星期平均伤亡率比马年高出33%。1967年的死亡人数，超过之前任何一年。同时期平民的死亡人数为53000人，这使美国深陷舆论的漩涡之中。
死亡人数并没有阻止美国国防部提出更强势、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断给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求他向总统建议轰炸北越境内的汽油和润滑油供给设施（被称为“石油袭击”计划）。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上将格兰特·夏普预测说，此举会“迫使敌人同意谈判或者就此止戈”。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预言称，石油打击将不能阻止北越军队和补给的渗透，麦克纳马拉还是于1966年3月同意了该提议。中央情报局的预言应验了。虽然北越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沿着1000英里长的胡志明小道渗入的北越军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至3500人，接着又增至4000人。截至那一年年末，武元甲平均每月输送8800名北越士兵进入南越。不久，其全年兵员替换数达到了10万人。
国防部调研团向麦克纳马拉报告说，面对轰炸，越共游击队向南渗入的军队“并未减少”，而且“石油袭击”对河内在北纬17度以南地区的作战能力“并无明显的直接影响”。国防部长亲自飞到越南查看情况，那是他的第8次实地考察。回国后，他告诉总统：“和平形势，若有所变化，那就是变得更不可能实现。”他还说，空中轰炸“既没有效阻止敌军的渗透，也没能瓦解河内方面的士气”。他建议对轰炸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反对任何有关撤销石油打击计划的主张。在递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们辩解说，军事形势“在过去一年出现了实质性改善”，还将轰炸计划描述成“王牌策略”。威斯特摩兰将军飞回美国参加议会联席会议时报告说：“在越南的4年里，我从未像此时一样深受鼓舞……我们已迈入即将看到终点的重要时刻。”
麦克纳马拉并没有因此受到鼓舞。迄今为止，他已见过太多转瞬即逝的乐观估计。在西贡，他与同在那里的一位下属度过了一段愁云惨雾的时期，这名下属告诉他，官方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是骗人的，路的尽头看不到希望的曙光。说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回到华盛顿不是为了报告胜利，而是为请求增兵。1966年年终时，他手下共有37.5万士兵。1967年4月又增加到48万人，比朝鲜战争顶峰时期还要多。他想要在1968年6月前将军队人数增至68万，或者人数至少达到56.5万。他告诉约翰逊，只要有足够多的军队，他就能在两年之内结束战争；如果军队人数较少，则三年才能结束战争。总统不悦地指出，南越境内的共产党军队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他问威斯特摩兰：“当我们扩充部队时，难道敌人不会扩充吗？这样的话，战争什么时候才到头？”威斯特摩兰回答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速度过快，他的军队补给将会是个麻烦的问题。无论如何，美国步兵会在敌方新兵源补充进来之前迅速杀光北越军。约翰逊又问道，如果武元甲求助中国志愿军，会发生什么情况。威斯特摩兰将军回答说：“那的确是个问题。”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中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二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起来更像是白人和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用多彩的名字来给这些战斗命名，它们让人联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以及国内日益产生分歧的人民心中越发强烈的痛苦。其中有阿特尔伯勒行动、海军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德浪河谷战役之后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康天的3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一个位于西贡河与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铁路之间，由废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雨林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铁三角，被越共占据长达20年。在1967年1月的雪松瀑布行动中，3万名步兵对铁三角地区发动袭击，这是美国参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但一个月后的章克申城行动的规模更大。45000名美国士兵向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地区逼近，企图彻底摧毁越共军事基地。他们的确做到了，但之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夺回，因为越南共和国军队即便充当防守部队也无法坚守住阵地。
与此同时，国会已明确了对约翰逊战争策略的反对态度。但照后来的标准看，这种反对的态度并不明显。16个反对政府战争行为的参议院议员警告河内方面，他们对政府的反抗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军队任何单方面的撤兵行为”。然而，国会变得越来越固守自己的想法。受总统的委派，5名参议员在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带领下，去越南进行了为期35天的考察。他们做出的报告让约翰逊总统很是失望，因为他们发现美国一年来的军事行动并未改变战争的局势，美国正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尽头的”战争中：“战争长短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以增兵应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政府已经“偏离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导致现在“我们正在杀害无辜的人民……因为越南共产党就在距我们1.2万英里的地方，他们现在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算是最高层的领导提出的反对意见。参议员中的鸽派议员也许反对约翰逊在中南半岛的政策，但他们却投票支持拨款使战争得以继续，而且他们的言辞温和有礼。他们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也谈吐得体。威斯特摩兰在纽约讲话时说，他“看到国内最近的一些不爱国行为，感到很失望”，并指控一些邪恶之人向敌人提供物资和心理援助。富布赖特只回应说，威斯特摩兰此次访问是政府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为战争升级铺平道路”。这话确实没错。马丁·路德·金做出更尖锐的回应，称美国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事件承办商”，还将美国在越南使用新式武器杀害平民的试验比作纳粹“在欧洲集中营进行的新药和新酷刑”的试验。在约翰逊夫人举办的白宫午餐会上，埃尔莎·基特用几乎同样的言辞抨击了越南战争。斯波克医生同样告诉和平主义者们，“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民谣歌唱家皮特·西格也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一首名叫《深陷泥潭》的歌曲中将总统的越南战争政策贬得一文不值，歌中这样唱道：“那个老糊涂还在高喊‘坚持下去’。”这首歌随后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禁止播放。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是布鲁克林的一位内科医生，他拒绝训练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的医护人员，因为根据纽伦堡审判所制定的法规，他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就会被判为战争的从犯。利维医生于1967年6月被指控其在庭审材料上将越南战争形容为“残暴的恶行”而被捕入狱，被判刑3年。
各高等院校依旧是抗议活动的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陶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的制造商）和为武装部队招募成员的工作者遭到了粗暴对待，有时还会被赶出大学校园。1967年圣瓦伦丁节，有人揭露说，代表了300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每年从中情局获取20万美元的津贴，仅是这点就足以让全国学生联合会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组织了55000多名示威者到五角大楼的阶梯前示威，他们掀起了反对征兵令的许多新奇的、有时甚至是令人震惊的抗议活动，包括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门上贴了8张征兵卡，试图阻挡从征兵站运送新兵前往军事基地的大巴车，与奥克兰警察发生了长达5天的对抗。为了使反战运动吸引人们的关注，学生们占领了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长达3天。
这并不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行动。大学生正处于最容易被征入伍的年龄阶段，1965年的平均每月征兵人数为5000人，1966年的人数几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9倍，学生中可以缓期服役的情况越来越少。抵触征兵令的情绪在海报、徽章以及汽车保险杠贴纸上随处可见。1967年最流行的歌曲阿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的主题便是躲避征兵令。事实上，每个本科生的宿舍都有一大摞小册子，上面写着怎样在征兵局体检中成功被拒的窍门。（“到场时装出吸毒后极其兴奋的样子，如果想表现出毒瘾发作的逼真情况，请提前几个星期用普通大头针扎手臂。”）作为还击，赫尔希将军向美国4088个征兵局下达命令，要他们把抗议的大学生重新归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赫尔希没有权利这样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用征兵令惩罚异己无异于“暴力行径”，但赫尔希并没有放弃。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为逃避征兵而移民加拿大，造成多达1万的美国年轻人流亡在外，他们在多伦多和平行动学生联盟等团体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生活。
随着美国变得越发两极化，鹰派也变得更激进。俄勒冈州的莫尔斯（“美国正将人类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场战争将不会带来胜利。”）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称新战争协调法案为“预示战争无止境升级的空头支票”）各自发表了反战演讲。为了应对这些接连而来的反战演讲，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拉起国旗抨击那些“鼓励共产党延长战争”的人。朗说：“当我看到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上飘扬时，我满怀自豪……我祈祷着这里永远不会升起投降的白旗。”埃弗里特·德克森预测称，如果越南沦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海岸线”就会“完全暴露”。曼哈顿的鹰派人士发起了感恩节行动，在巴特里公园举办为期两天的守夜活动。同时，支持战争的人被要求开着车灯行驶——突然间，每一条高速路上都生动展现出人民之中的分裂是如此之深。
林登·约翰逊常常是嘴上说一套，实际相信的却正好相反。1966年6月约翰逊戴着那顶白帽子说：“每个美国人，无论年长年幼，都不可否认自己享有反对的权利。任何少数群体都享有发言的权利。意见和抗议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力的呼吸——即使呼吸起来并不那么顺畅。”而他内心的想法却是，那些不赞成他战争行动的人都不是美国人，他有责任拿起手边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战斗。总统的公开宣传收到了成效，他多次在关岛、火奴鲁鲁、马尼拉、墨尔本与他的亚洲盟友会谈，为了将反战事件赶出新闻头版，他特意把出国旅行和反战活动安排在同一时间。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非只有美国大学生能够发动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他的激进反对者们向他的汽车扔出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他的车身被染成了代表越共的红绿两种颜色。
1966年5月17日，约翰逊对于战争反对者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在芝加哥举办的一个民主党募捐晚宴上，他训斥那些“会背叛其领袖、国家和己方斗士”的人，称他们是“胆小鬼”。到那个夏季末，他一直在逃避使用“伟大社会”这个短语。他喜欢跟政治保守派打交道，对“自由派疯子”则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完全是些“麻烦鬼，会把政治家逼成右派”。在白宫的隐秘场所，他坦言，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对国家不忠诚，他还指责俄国人一直“在后面搞鬼”。他向下属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一直在向他报告事件的“真实情况”。他表示，参议院的鸽派和苏联代理人有过接触，他们一起用午餐，还参加了俄罗斯大使馆举办的聚会，甚至鼓励他们助手的孩子去和苏联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外交官约会。他断言：“俄罗斯人借参议员之口表达自己的想法。通常他们的讲话内容我事先就已得知。”1966年6月，一名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是个天资聪颖的17岁女孩，她的父母是战争的反对者。随后学校老师收到命令，这名女孩的获奖资格要被剥夺。埃里克·戈德曼对此表示抗议，于是命令被撤回；但是，戈德曼被告知，以后的总统奖学金候选人及其家庭背景都必须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纷纷效仿约翰逊的做法，用不忠诚之名来攻击反战人士。1966年，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中的队员放火烧农舍的画面，五角大楼指责电视播报员对国家不忠。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演讲中提及反对轰炸河内时，指出美国每周在北越投放的炸弹吨数已经超过了“二战”时德国投放的炸弹总数，他自己对战争支持的立场也因此被怀疑。1967年11月他决定辞职，而约翰逊的亲信顾问中还有马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也离开了华盛顿。比尔·莫耶斯的离开对总统打击最大，但莫耶斯的离开正是由于总统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让他很难发挥新闻秘书的作用。赖斯顿写道，莫耶斯被信任鸿沟所伤害，莫耶斯本人则说，这个鸿沟太深了，“以至于我们连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都不相信。”总统为莫耶斯的离开感到痛心，但指责莫耶斯讨好肯尼迪家族，并利用白宫，以牺牲政府利益来牟取私利。约翰逊看到简报后暴跳如雷，但他并不愚蠢，他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约翰逊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而这位新闻秘书则在新闻界获得了好评。
约翰逊对自己公众形象的估计是对的。直到1967年，他的形象还是很糟糕。特工处透露，自达拉斯事件后，因扬言要刺杀总统而被捕的人增加了5倍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林登·约翰逊应该为约翰·肯尼迪遇害负责。据《时尚先生》杂志预计，到1967年5月，民间流传的达拉斯悲剧始末有60个版本。那年年初，新奥尔良州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告诉记者：“我和我的属下几个星期前就查明了这桩谋杀案的真相。”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加里森实际上来自疯人院，而并非法院中人。当年5月，哈里斯一个民意测验站的数据表示，对沃伦报告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从44%上升至66%。许多人相信加里森掌握了一定证据，另外一些人开始怀疑与约翰逊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他入主白宫的方式。
约翰逊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到1968年3月，盖洛普数据显示：仅有36%的美国人认同他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行动。正如5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采取了自我孤立的应对办法。3年前他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高兴地朝人群中走去，这使特工们非常担心。如今只有可靠的听众才能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会见企业领袖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只有在这些场合，他才能相信听众对他是尊敬的。白宫变得戒备森严。要通过白宫的各道大门变得更加困难，必须出示你的身份证明，公文包也要被严格检查。总统的顾问们催促他走出去亲近民众。即便人群并不友善，国人也会对他的勇气表示同情和赞许。任何方式都比像现在这样自我隔离更好。特工处认为国内充斥着一种仇恨情绪，他们不赞成这样做，认为总统贸然在未经审查的人群中露面十分危险，这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意他的下属和内阁成员的举动，警惕着可能的变节行为。那些有意留任白宫、想要晋升或谋求仕途发展的人，都感觉要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和对他的忠贞不渝，才能实现这些理想。休伯特·汉弗莱因此变成了一个鹰派极端分子。拉里·奥布赖恩为表示对越南战争的支持，抬出死人来为征兵造势。他在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讲话时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他将“毫无疑问”地支持约翰逊越南战争政策的每一点，时任司法部长尼克·卡岑巴赫在1967年8月17日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作证：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曾授权总统“运用一切必要手段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承诺足以保证总统在包括印尼在内的地区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轰炸靠近中国国境线的军事目标。当时对话如下：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是否认为宣战是过时之举？”
卡岑巴赫：“在当前的状况下，我认为宣战之举在国际范围内已是明日黄花。”
卡岑巴赫说，参议院准许美国参与地区防御条约，例如这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这就够了。他暗示，在未征询国会的情况下，总统也可以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做他想做的事。在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起身，愤然离席向外面走去，口中还咕哝道：“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告诉所有人。”这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1967年是黑人暴力运动的第三年，也是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这年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了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一职，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你们会为我的回归而感到高兴，”他说，并把其继任者拉普·布朗称作“一个坏人”。布朗的高升，代表了激进分子的胜利，这些人执意要抵制融合统一，拒绝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加入。7月26日，他说：“如果你给我一把枪，我很有可能当即射杀约翰逊夫人。”他还告诉底特律的黑人：“白鬼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这个周末，白人被禁止参加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召开的黑人权力全国大会。代表团选择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非暴力抵抗已成为过去”的口号作为大会的主题。大会赞成的举措包括，号召组建一个“黑人民兵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讨论将美国变成由黑人和白人分立统治的两个国家的可行性”以及承认“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进行反抗”。种族融合已绝无可能，将近1000名黑人代表宣布：种族的绝对隔绝是新目标。
布朗大学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内部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那期中，刊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攻击美国犹太人，指责以色列“通过恐吓、暴力和屠杀”欺压阿拉伯人。这造成了该组织内部诸如哈里·戈尔登和西奥多·比凯尔之类的自由主义人士的离开，还点燃了布内·布里茨反诽谤联盟的怒火。但这些激进分子并未因此有所忌惮。很显然，白人同情者已经收到自己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抹掉了会员章程里面的“多种族”一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代言人——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宣称静坐、抵制以及和平示威活动都已成为过去。他说：“民权时期的战略和哲学已经不再能指导我们在争取完全平等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一个新的时代必会到来。”他表示，这个狂乱动荡、酷热漫长的夏季，未来也许会被当作“黑人革命的新开端”而载入史册。
有些白人似乎有些受虐倾向，他们常常以自虐为乐。最形象的例子也许是于1967年的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新政治大会。共有30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这些人代表了抱有不同政治目标的200多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包括呼吁结束越南战争、改善穷人的待遇以及为美国黑人谋求公平权利等。每个代表可代表的选票数量取决于该代表所在组织在当地的活跃成员人数。例如，妇女罢工和平组织拥有1000票，越南卡姆登公民和平组织有31票。黑人团体占5000票。他们还想要更多。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只当别人平台上的垫板，他们必须自己搭建平台。”黑人代表组成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提出了一个有13点要求的最终提案。其中包括：要求所有委员会中黑人代表的比例要达到50%，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帝国战争”以及承认在纽瓦克会议上达成的所有决议有效。他们要求，所有这些必须在星期六当天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被接受。《堡垒》杂志的一位编辑建议对提案中的语言加以修改，之后不得不收回这个建议，因为一名黑人核心组织成员斥责他：“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
一名上了年纪的白人妇女解释说，此举不过是对美国新政治大会这个“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13点决议最后以3∶1的票数通过。代表们还站起来为自己鼓掌祝贺。可是接着他们又吃了一惊。黑人核心小组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黑人核心小组不仅想要分给自己的那5000票，还想把所有代表的28498票收入囊中——以实现对会议的绝对掌控。黑人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要想证明对黑人的信任就必须采纳此方案。一名白人代表事后描述：“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帕尔默酒店的墙壁都开始渗出愧疚的水滴。”会议以2∶1的票数通过了此方案。此后，会议上每个决议的命运都交由一个年轻黑人决定，他坐在黑人核心小组的最前排，手中握着代表28498张选票的一张粉色大卡片。事实上，大会的成果很有限。不少白人曾希望选出总统候选人，由马丁·路德·金和斯波克医生分别竞选总统和副总统。但该计划还未提出便夭折了，黑人核心小组认为金博士是黑人白鬼子，而斯波克医生行事保守，仍然在使用“黑鬼”这个词语。
尽管布朗和麦基西克能言善辩，还是无法改变中产阶级黑人不断增加的事实。后来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世纪60年代，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比例从11%升至28%。这条路对于有能力的黑人来说意味着美好未来。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空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斯坦丝·贝克尔·莫特利，都在1966年担任了重要公职。两家私人机构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担任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航员（12月，他丧生于一次试飞训练）；伊丽莎白·孔茨被推举为美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利夫兰市和加里市都由黑人担任市长；沃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行政长官。温和派的黑人因黑人激进分子的过激行为得以坐收渔利。1967年，詹姆斯·梅雷迪思又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这一举动只引来一些慕名而来的白人要和他合影签名。
而强烈反应在其他地方持续带来猛烈打击。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因为坚决反对解决学校种族不平等的方案，而成为名人，后来还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馆，一位黑人青年在警察问讯的过程中被杀害。枪杀他的那名警官称自己是出于自卫，而一个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他无罪。这表明此类情况并不只限于美国最南部的保守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他在国会中的席位。他的确行为不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有人指出，托马斯·托德则只是遭到了参议院的斥责。詹姆斯·格罗皮神父在密尔沃基开展的开放（种族融合）住房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的获胜者是另一名种族主义者——约翰·贝尔·威廉斯。
然而，这些进步被大城市黑人区里爆发的夏季骚乱所掩盖，骚乱将两年前瓦兹黑人暴动事件推向了高潮。就骚乱的疯狂和破坏程度来看，暴乱区简直像经历了一场战争，的确有人相信这正如每到晚餐时间起居室里的电视上播放的报道，像越南暴力事件的一种映象。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让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上实施暴行，同时又在越南制造可怕的屠杀事件，还把本应用来改善国内种族状况的钱用来支持越南战争。”
那年的4月8日，第一批火炬被点燃。当天晚上，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个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的一个饭馆。接踵而至的是持续两天的骚乱；到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爆发了骚乱。到了5月和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手的来复枪出现得更频繁。包括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威奇托在内的大城市都受到影响。接着到了7月的第一个星期，发生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按照惯例，冲突的起因又是和警察的冲突。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警车受命前往罗克斯伯里（波士顿东南部的一个黑人聚居区）的格罗夫大楼福利办事处集合。一群接受救助金的妇女正在举行抗议福利政策的游行示威。她们想要更多的救助金，还要求得到更礼貌的对待。当时已经过了福利机构的开放时间，这些妇女仍不肯离去。她们手挽手拦在门口，不准工作人员离开。警察破窗而入。一群黑人聚集起来，朝他们扔瓶子和石头。更多戴头盔、持警棍的警察赶来，他们迅速冲进已乱作一团的人群中。人群四处逃散，这个行动却是个错误。黑人暴徒组成小队，他们砸玻璃、抢劫掠夺、放火烧屋、袭击白人，在罗克斯伯里横冲直撞。在黎明前，1000名警察与同样数量的黑人对抗。到星期日晚上，暴乱才渐渐平息，有70人受伤，连接波士顿市区和郊区的主干道蓝山大道上的15个街区变成了一大片垃圾场。
在罗克斯伯里骚乱一周后国内是平静而又危机暗藏的，在过去两个夏天里发生的事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使人放松警惕。城市居民正保持高度警惕，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动态。即便是在平静时期，纽瓦克市也会被认为是暗潮涌动的。为获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政府坦率地将它描述成“一个为穷人提供基本训练的营地”。纽瓦克市拥挤肮脏，空气中充斥着当地大量工厂排出的刺鼻臭味。它还是美国性病患者比率最高的城市；其犯罪率、危房比率均为美国第一。在过去的100年里，纽瓦克市相继迎来了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以及犹太人到此定居；到那时为止，纽瓦克市是仅次于华盛顿市的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1960年，纽瓦克市的人口中有62%是白人。现在，52%的人口是黑人，10%是波多黎各人。20.8万名黑人中的大多数居住在破烂的城市中心区。那里的失业率是全国水平的两倍，而当地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该市总体水平的两倍。在华盛顿，对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关注这些问题的工作人员来说，纽瓦克是他们的一块心病。在他们看来，纽瓦克只需一次警察冲突事件便会让整座城市爆发。这个预言在7月12日星期三应验了。
当天下午9点45分，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因违反交通法规而被捕，他被带到中心区的第4警局管辖区。他和两名警官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开始互殴。外界传言称，出租车司机已被活活打死。围观人群聚集在一起，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人群散去后，警官向市区报告称他们不过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孩子”。次日黄昏时分，一群黑人聚集起来，举着标语游行，但他们明显没有仇恨情绪。然后，有人率先扔出了第一个瓶子和第一块砖头。警察拿着警棍将人群驱散。黑人分成三两个人一组，开始洗劫商店。到晚间11点，大规模的抢夺行动拉开序幕，狙击手在楼顶上不断射击，到处都是熊熊火焰。纽瓦克市的1400名警察无法掌控局面。到破晓时，26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300名国防警卫赶到支援，此时太阳照耀着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这座“公开反叛的城市”。纽瓦克市24平方英里的街区，有半数都被暴乱者占领；直到7月17日星期一，城市秩序最终才得到恢复。有77人在暴乱中丧生，损失达1000万美元，这是继瓦兹事件后最严重的一次暴乱。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警察查封了底特律第12街上的一家黑人夜总会，因为该夜总会在法定歇业时间凌晨两点以后仍在营业售酒。底特律因此炸开了锅。人群到处游逛，传播残忍的谣言——这次有人称一个戴手铐的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人群在被警察驱散后，拉帮结伙地在街上游荡，开始洗劫沿街的商店。此次暴动在某些方面显得非同寻常。底特律市不同于纽瓦克市，一直以来它并不是麻烦的潜伏区。现任市长深受黑人的拥戴，推行包括鼓励汽车产业发展在内的各项措施，这推动了大批黑人中产阶级的形成。然而这也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未能成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就是此次骚乱的主要力量，他们憎恨白人和中产阶级黑人。还有一个不同在于，在底特律市黑人和白人共同参与抢劫，他们一起沿街洗劫商店。纵火案的发生频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11天共发生了1600起纵火事件。然而，底特律暴乱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其规模。亨利·福特称它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内部骚乱”。有43人死于骚乱，超过7000人被捕。第12街上的18个街区以及大运河大道上3英里以内的地区被烧成一片灰烬。航拍图显示暴乱后的城市类似1945年柏林被轰炸后的景象。5000人流离失所，许多人却像疯子一样高兴。底特律的一名暴徒说：“这些房子烧起来真好看。”他还说：“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这些房子被火吞没。那些白鬼子除了奋力救火外，什么也做不了。”当然，他所描述的是黑人的房子。
约翰逊总统派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以找出避免发生更多类似事件的对策。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计划举行听证会——后者认为颠覆分子应对暴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区爆发的骚乱并未就此平息。暴徒一共席卷了32个州的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至少有88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1.2万人被捕。其中，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急流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马里兰州的剑桥堪称冲突最激烈的骚乱区。
剑桥的暴动值得特别注意。它成为应验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的少数事件之一，还对美国国家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影响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选举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反冲作用。一名种族主义者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黑人则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罗·阿格纽。但阿格纽对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远超过他在种族问题上的热情。虽然如此，当拉普·布朗这个外来煽动者（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的话），告诉在东岸集会的黑人说：“是引爆剑桥的时候了。”阿格纽还是被激怒了。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称作“早该被烧毁的”无用建筑。他力劝集会人群“自己弄些枪支”，把暴乱称作“革命前的一次带妆彩排”，还说，“在美国，暴力跟樱桃派一样再平常不过。”
于是剑桥发生了暴乱，那所学校被烧毁。阿格纽发出逮捕布朗的命令，指控他煽动暴乱和纵火。这位州长说：“他这种人，盘算着毁掉整个城市后溜走，留下这些穷人承担他的恶行带来的后果，我们绝不能让他再踏进州内。”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被捕。之后，他又被指控在起诉期间携带武器穿越州界。同时，州长阿格纽在处理此次事件上的果断坚决，引起了共和党国内领导层的注意，赢得了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在内的政界人士的赞赏。
剪影：约翰逊时代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当政时期积极推行伟大社会改革，提出与通过了大量法案。由于约翰逊善于获取国会支持，基本上他要什么就通过什么，许多法案都是只字未改。——编者注
卢比孔河为意大利北部的小河，是历史上高卢和罗马共和国的界河，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进军罗马，与罗马执政者庞培决战。“越过卢比孔河”后来用以指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破釜沉舟。——编者注
“二战”中英法两国因为要避免战争爆发而签署了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这是一项绥靖政策。——编者注
1952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孤独的执法官与出狱的犯人之间的对决，意在表现孤独的正义对付邪恶，正义有时在少数人手中的主题。据调查，该片深受历届美国总统的青睐，或许是因为剧中主人公的遭遇多少投射出美国总统们的切身处境。——编者注
这一诉讼于1954年5月17日由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判决种族隔离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因本案的判决，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被终止。——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