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华盛顿等待着自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的指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变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这么说吧，从防空洞转到了烧烤架。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十分容易。摇滚尚未出现，音像店也不是青少年的地盘，顾客仍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主题是爱，而不是欲望。他们慢慢地沉迷在那些柔和甜美的声线中，如马里奥·兰扎、朱莉·伦敦和托尼·贝内特。那时，美国退伍海兵哈里·贝拉方特的年收入已达75万美元。他的唱片《卡利普索》成为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黑胶唱片。那些循规蹈矩之人每月都会购买10万张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门的总监，这就意味着每卖出一张唱片，他都会赚两份钱。当时的音乐让人轻松舒适，让大家都忘了那是一笔大生意。米勒的同事佩里·科莫在星期六晚上的电视节目中说，他不介意为了生活回去剪头发，但电视机前的观众却无人发笑。
17年过去了，好彩牌香烟的歌曲仍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六晚上播放。为某种产品打广告，还没人认为是有害无益的。1952年，排名第一的歌曲是约翰尼·雷的《恸哭》，到1953年被帕西·费斯的《你的心在哪里》所取代。渐渐地，自动唱片机传来其他流行歌曲，如《葡萄牙的四月》、《烟雾弥漫的山顶》，薇拉·琳恩的《再见，亲爱的》、罗丝玛丽·克鲁尼的《请来我家》、特克斯·里特尔的《正午》。《正午》是第一首电影大片的主题曲，出自加里·库珀出演的同名电影。其曲调改编自“迪米特里·迪奥姆金的原创民谣”，由于整首歌朗朗上口，连艾森豪威尔将军都难以忘怀，哼唱了好几个月。在这些生动的艺术中，没有任何令人震惊或紧张的元素，也没有引起混乱。那是孕育的阶段，是喘息的机会，是放松重新调整的时刻。敏感的民主党人察觉到这一点了，史蒂文森说：“我同意现在是喘息的时刻，而自我调节已成为时代的精神。”艾奇逊则建议朋友“遵循自然规律，休养生息”。
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交接的空隙，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一位名叫莫雷·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美丽动人的33岁女性弗吉尼亚·泰伊实施催眠，在心理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在被伯恩斯坦催眠前，弗吉尼亚还只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妇。在他的引导下，弗吉尼亚讲起柔和的爱尔兰语言，跳起吉格舞，确认自己是个爱尔兰妇女，名叫布里代·墨菲。在爱尔兰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还真有这个人。她于1758年出生在科克，也埋葬在那里。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仅以布里代的身份说话，还了解19世纪初科克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民、地理和风俗。连续在《丹佛邮报》上露面后，她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伯恩斯坦关于她的书《探索布里代·墨菲》先后加印了8次。弗吉尼亚以布里代的身份说的话被刻成黑胶唱片，售出3万张，每张5.95美元。
尽管精神病学家震惊不已，但还是认为弗吉尼亚是把潜意识中的记忆片段交织在了一起。果不其然，在芝加哥，一个美国人发现一位本姓为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弗吉尼亚在易受影响的童年时期曾住在她家对面。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在孩子的请求下，她不断讲述自己年轻时在爱尔兰的生活，以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持续走低。碧姬·芭铎在《上帝创造女人》一片中的表现引起轰动，这颇能说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时代周刊》惊讶道：“碧姬躺在那里，有立体银幕那么大，屁股赤裸着朝上，就像审查员的眼珠。”于是，负责删剪电影片段的审核人员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这位法国最著名的演员只能在大城市的电影荧幕上出现，并且也不是总能见到，而普罗维登斯、沃思堡、孟菲斯和费城则彻底禁止播放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获胜的那个月，电影院老板认为他们应该在立体电影上弄出点儿新花样。立体电影的制作者认为这是继有声电影后的又一发展。该类电影采用三维立体技术：观影时，你要戴上硬纸板外框的眼镜，然后就会觉得像坐过山车一样地飞速直下，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飞驰，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一支矛冲出银幕，直指自己的咽喉。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长篇立体电影《非洲历险记》在洛杉矶公映。其在一星期内的票房为9.5万美元，派拉蒙影业公司的一位经理嘲笑这种要戴眼镜看的电影的票房最终会十分惨淡，他说：“如果给观众放他们想看的东西，在他们的脖子上戴马桶都可以！”结果新鲜劲儿一过，立体电影就像维他风sup/sup一样死气沉沉了。
在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期间，还有两件时髦的事：飞碟和数字油画。据说第一次看见飞碟是在1947年，当时华盛顿州的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在亚基马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上空有9个不明飞行物，形似浅盘，以每小时1200英里的速度在天空飞行。到艾克竞选时，困惑的空军每个月要调查50宗不明飞行物的案件，10年内花费在探索飞碟上的钱共计50万美元，而这一谜案却比以往更加神秘。
数字油画就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艺术了。这是一种非艺术之人的小儿科行为，他们可以不必创作任何艺术作品，就以画家自居。这10年来，其带来的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赝品层出不穷，因此数字油画可以被看作文化界的风向标。想出彩色数字油画主意的是底特律的帕尔墨绘画公司。顾客可以购买一幅复杂的静物写生或人物肖像——弥尔顿·伯利的是最受欢迎的。他们同时配好50种油彩或水彩，编上号码，并将对应的号码涂在油画布或画纸上。假如乌贼墨色的编号是14，那么对应14的地方便都涂上这种颜色，以此类推。使用帕尔墨的方法，你花上11.5美元（含税）就能重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将其装裱在“古色古香的金色画框中”，而这个裱框其实是塑料的。
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清晨5点30分，星空下，两个男人出现在曼哈顿莫宁赛德大道60号，他们裹着厚外套，将领子竖起抵御严寒，随后坐上了等在路边的黑色豪华轿车。其中一人是美国特勤局的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当选的美国总统。在那个时间，城市中还没有车辆行驶。轿车飞速穿过空寂无人的街道，直奔东河方向，驶过三区大桥，转向长岛，最后停在与米切尔机场平行的小路上。那里有两架星座式客机正在待命，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那已经是最快的飞机了。其中一架是为将军准备的，寒风凛冽，将军赶紧登上了舷梯。
艾克的下属将搭乘另一架飞机。那个星期六的凌晨，美国特勤局的车辆来回穿梭于整个纽约市区，与当选总统的车辆同时开出。他们采取了特别的方式，以确保不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将乘坐此次飞机的大人物离开家门，在约定的陌生街头汇合；被委派的国防部长、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查尔斯·威尔逊在中央火车站徘徊，假装是一位错过车的乘客，其实他在等他的司机。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替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一份充满虚假约会的日程表。这份日程表将发给报社，表示将军在家公务繁忙。一直守候在莫宁德赛大道60号外的记者将会看见每天都有不少显要的政治家进进出出——哈格蒂可不想露出任何马脚。共产主义分子应该不会试图杀害艾森豪威尔，但如今国际局势这么紧张，谁也不愿意冒险。
星期二晚上8点，两架飞机在汉城外降落，马克·克拉克和詹姆斯·范佛里特两位将军迎接了他们。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也就是将来的三军总司令在韩国待了三天，研究战争形势，在大炮轰鸣的前线探望士兵。12月6日星期六，美国人民首次得知此次行程。哈格蒂发表声明告诉美国人民，下一任总统并“没有灵丹妙药，也没有解决办法”，但向他们保证“能做之事也有很多，并且会尽全力去做”，以此支持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与此同时，艾克前往檀香山，与他的顾问们一起登上美国海军巡洋舰“海伦娜”号。尖刻的民主党人表示，他飞往太平洋地区的唯一原因不过是实践竞选时的诺言。他在那里的72小时中确实没做什么事，但那次旅程的意义远不仅如此。他上前线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队的士气，结冰的战壕提醒他——其他东西都没有这个作用，停战已经迫在眉睫。最终，有了“海伦娜”号的巡航。巡航期间，他接受并思量着麦克阿瑟的意见，接见并选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下一任主席阿瑟·雷德福舰长，并与他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进了了解。这三人都认为美国的对手只懂得使用蛮力。此次巡航至关重要。
将军之前从未见过舰长，雷德福作为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在硫磺岛登上“海伦娜”号。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布雷德利的第二届任期将满，艾森豪威尔推断，其继任者一定与查尔斯·威尔逊一样，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中心在亚洲。雷德福不仅符合这一条件，而且还狂热地守护太平洋战区，他甚至都不愿听到关闭西雅图桑德因特海军基地的建议。他也赞同制订新的战略方案。艾克认为，庞大的军事预算对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倾力打击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威胁，那么美国将陷入困境。他认为，制造大量的核武器是阻止侵略的更为明智的方法。如果苏联知道这场绝望的战争最后会以在克里姆林宫投放原子弹告终，那么世界恢复和平的机会就会增加，或者理论上如此。杜勒斯喜欢这一想法，后来他称之为“大规模报复”。
当然，这个想法十分危险，接下来对它的讨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重大政治议题之一。一些民主党人指责即将担任财政部长的乔治·汉弗莱。汉弗莱强烈主张搞预算平衡，而五角大楼是联邦经费的最大支出者。汉弗莱只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众多拥护者之一，麦克阿瑟也在其中。登上“海伦娜”号时，艾森豪威尔得知他的老首长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说，他已找到“一个清楚又明确的办法解决朝鲜战争”，并且“不会引发世界大战”。他拒绝公开该方案，但表示会呈给当选的总统。“海伦娜”号上的大部分显要人士都不再把麦克阿瑟当回事，但艾克却不这样认为。他致电沃尔多夫，表示期待与他见面，“我也许会从你的想法和经验中得到许多益处”。麦克阿瑟乐意见面，“尤其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军人对此十分热心，但这是我回来后官方首次对我的建议表示出一点儿兴趣”。
12月9日，哈格蒂向媒体发布了此次会面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杜鲁门从岳母的葬礼返回华盛顿时读到了这一消息，随之暴跳如雷。他说，如果麦克阿瑟将军有结束战争的妙招，就应该告诉美国总统，这是他的职责。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表示怀疑。他怒气未消，也向“海伦娜”号“开火”了。他说，艾克前往朝鲜半岛的保证是竞选中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行为。现在，每个人都发怒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简直不值一提——艾克到纽约去沃尔多夫酒店拜访了他，了解到他的想法不过是威胁中国，现任政府和离任政府之间进行平稳交接的希望也破灭了。
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在飞往汉城前，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曾拜访白宫，试图结合两者的外交政策。杜鲁门叫来艾奇逊，让他介绍世界上陷入战争的地区。他详细叙述了越南战场，他说最大的问题是，法国是否还有继续对抗共产主义的意愿。
艾克希望有个好的开始，但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他对领导的概念反映出他信任专家和权威。舍曼·亚当斯是他的参谋长，头衔是“总统助理”。亚当斯之下则是内阁，组建内阁是总统当选人的当务之急。许多总统认为内阁作为审议机构太过冗杂，作用也不大，他们宁愿与白宫的工作人员共事，让部长们去管理那些部门。艾森豪威尔有意把他的内阁当作国家委员会，在其中商议所有重要事务。所以在就职前的几星期，他并未同杜鲁门和艾奇逊协调工作，而是在1月12日和13日，在纽约海军准将酒店，让新任命的部长们预演了两次。
他任命之人反映出他对美国商业界的赞赏。艾克希望他任期内的政府作为商业的政府而为人们所记住，并多次谈及此想法。他认为，商人比军人更有才干，这二者又都比政治家出色。对于他来讲，政治家就是一群无能之辈。位于其价值标尺顶峰的，是工业界的伟大领袖。他组建的内阁中，商业界人士占了大部分，以至于史蒂文森称其是“大交易”，美国运输研究委员会在《新共和》周刊上说这是“8个百万富翁和1个水管工”组成的内阁。这个水管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将担任劳工部长。
汉弗莱担任财政部长，威尔逊是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是布劳内尔，邮政部长是萨默菲尔德，农业部长是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内务部长是道格拉斯·麦凯，商务部长是辛克莱·威克斯，而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将担任4月11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一任部长。这与民主党的内阁相比，变化十分惊人。新成员中有三人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萨默菲尔德、麦凯都是雪佛兰汽车的经销商。（在一次讨论激烈的新内阁会议中，杰里·帕森斯递给埃米特·约翰·休斯一张纸条：“从现在起，我只买普利茅斯牌汽车。”）由于五角大楼7.8%的业务都交给了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不得不卖掉了他的股份。之后，艾克要求其他内阁成员都这样做。
艾森豪威尔任命的部长们与他本人一样，在某些问题上比共和党的政治家更为右倾（塔夫脱向朋友透露，他担心政府中企业家数量太多），他们的言论也更为保守。接下来的几个月，人们就看到了几个突出的例子。新政府中最健谈的就是威尔逊，讲话总是滔滔不绝，因此他的绰号为“发动机查理”（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叫查尔斯·威尔逊）。“发动机查理”有时会说他的话被引述错了，有时他的确是对的。他从未说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处就是对美国有益处。”他只是在参议院委员会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说：“对美国有益处的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处的，反之亦然。”这一说法与之前的说法全然不同，是对新政府不看好的自由记者将其颠倒了。然而，威尔逊也有不当之处。在谈论五角大楼花费过多的问题时，他说：“我可不是来经营杂货铺的。”
艾森豪威尔总是因为听见威尔逊说出不得体的话而生气，为此休斯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描述：他首先“牙齿咬得咯咯响”，接着“紧咬嘴巴”，最后“慢慢地将亮蓝色的双眼痛苦地转向上方”。“发动机查理”的同事们有时也会因出言莽撞而遭受抨击。乔治·汉弗莱谈论海明威1952年出版的小说《老人与海》时说：“有些老人失败了，一事无成，为何还有人对他们感兴趣呢？”威克斯承认，在艾克的领导下，他实际上都不信任政府对贸易的监管方式。本森喜欢谈论农产品价格的“精神层面”。有人提议免费为全美儿童注射沙克疫苗，霍比夫人则公开谴责它为“走后门”而来的“公费医疗”。政府中另一位成员霍华德·派尔作为有权参与内阁机密的总统副助理，竟亲口说出“受苦的权利是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这样的话。
回顾过往，这个即将上任的内阁比那些评论所预测的更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团队，他们敬业奉献、勤劳奋进、头脑清醒、忠诚爱国。几星期以来，部长们每天准时出现在白宫西翼棺材状的长桌旁，在高背黑皮椅上坐得笔直，认真地在面前的白色小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总统讲话时便严肃地点点头。幸而他们并不轻易气馁，因为他们肩上的新责任极其重大。所有人，包括威尔逊在内，都未被要求处理像1953年1月发生在美国政府中的那么大的事件。上次共和党执政时，联邦政府工资单上有63万雇员，如今有256.1万人，增长了3倍多；预算也从38.63亿美元增长到854亿，猛增了21倍不止。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政府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内阁中最年轻和最坚定的共和党人。休斯这样评价副总统尼克松：“干脆果断、讲究实际、注重逻辑，从不提出过大目标，但在建议或改良方法上却迅速敏捷——我一直认为他像一名高效率的辩护律师，带着对法律奇怪的马马虎虎的兴趣。”像其他人一样，尼克松有时会让艾克不知所措。他在电视上讨论艾森豪威尔早期的决定时说：“顺便谈谈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终于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国务卿了，那不是好事吗？”当厄尔·沃伦被任命取代弗雷德·文森的职务时，这位副总统称他为“伟大的共和党首席法官”sup/sup，使得艾克大发雷霆。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拉斐尔·特鲁希略·莫利纳的宴会上说：“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卓越的领袖干杯。”当时他正在高脚玻璃杯旁露出微笑，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
那些在海军准将酒店召开的就职前内阁会议预示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会发生的事。一开始，他们就热忱地投入其中。每次会议前要么默默祈祷，要么由本森念祷告词——他是摩门教十二门徒理事会的理事之一。如果艾森豪威尔忘记了，杜勒斯会清清嗓子，小声提醒，艾克则脱口而出：“哦，天啊，今天早上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达成目标。埃兹拉，请吧……”他们也进行了大量讨论。当时的主要议题是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仪式。尽管民主党抱怨不断，艾克还是决定以霍姆堡毡帽代替传统的大礼帽，以显示他不拘小节，这也是新郊区的人们支持他的原因之一。他向这群人读了他宣誓就职后将发表的演说，当他们鼓掌时，他更是谦虚地说：“我需要你们的掌声，但我更需要你们的蓝铅笔sup/sup。”威尔逊说：“你把旗帜高举起来了，太棒了。”大家发现，“发动机查理”在任何问题上总是最先发表意见。当当选的总统陈述他最看重的信条之一（所有国家，包括共产主义国家都需要进行自由贸易）时，威尔逊插嘴说：“我比较守旧，我不愿向印度出售武器。”这可让反共产主义者窃喜不已，但他也会让他们震惊。在讨论朝鲜战争是否有可能停止时，他问：“能否来个一揽子交易？也许我们可以承认中国，解决远东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一切准备就绪，于1953年1月18日星期日离开那里，与家人一同搭乘宾夕法尼亚铁路第90号商务列车前往华盛顿，他1945年从欧洲回来时也坐的同一列车。首都四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已然开始，每个旅馆都已客满。《纽约时报》报道，理发师推出了“玛米爆炸头”，如果顾客想把头发烫卷，只需花费两美元；如果想戴“假发”，那么价格可高达17.5美元。当选总统无暇理会这些琐事。他晚了一个小时离开曼哈顿，因为他在海军准将酒店修改就职演讲稿。星期一，他和其下属还要在斯塔特勒酒店12层的总统套房继续修改演讲稿，那里离白宫有三个街区。不幸的是，太多顾问参与其中并给出意见，让星期二中午的就职演讲显得单调沉闷、冗长乏味。另外，演讲前的宣誓完全属于他一人，那是当天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它使人们想起新任总统最可贵的品质——休养生息。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进时，一个卖纪念章的小贩清点存货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他有两种新颖的纪念章，一个写着“我爱人人”，另一个写着“我恨人人”。第一种纪念章销售一空，第二种则几乎无人问津。作为旁观者，他说：“今天，大多人都是爱别人的。除了小孩，根本没人买‘我恨人人’的纪念章。”
民主党人可找不到高兴的理由。依然因杜鲁门的出言不逊而怀恨在心，艾克拒绝了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要与其在白宫共进最后一顿早餐的邀请。杜勒斯已两次拜访艾奇逊，而艾奇逊则宁愿他不要来。二者虽然都是冷战的强硬派，但他们的政见有很大分歧。艾奇逊怀疑（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继任者会迫于麦卡锡的压力，解除约翰·卡特·文森特的职务。（文森特是个出色的外交官，曾受到麦卡锡的攻击。）
到1月20日正午，麦卡锡就成了共和党的一个难题。共和党20年来一直在抨击政府（自上一任共和党总统以来，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继续任职），现在他们将接管它了。离任的民主党人则松了一口气。玛格丽特·杜鲁门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前往艾奇逊位于乔治敦的家时，转身开心地对父亲说：“嘿，杜鲁门先生。”杜鲁门愣了一会儿，便开怀大笑。他离开的消息没有提前公布，但在p街艾奇逊家的人行道上，聚集了500名祝愿者；在联合车站，5000人等着欢送“费迪兰·麦哲伦”号最后一次驶向独立城。杜鲁门站在站台上，对他们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姿态，自己即使“活到100岁”也不会忘记这个手势，然后他伸出手，做出他当年竞选时笨拙的姿势，嘲弄地尖声说：“这就是我想做的！”火车司机鸣笛警告后，火车便缓慢向前开去。一个孤独的声音唱起《友谊地久天长》的头几句，接着众人加入，开始了雷鸣般的合唱，杜鲁门从此成为历史。
1953年1月21日星期三，清晨，白宫：
虽然新总统参加了两个就职舞会，接近凌晨两点才休息，但照常7点半起床，独自在卧室吃早餐——习以为常的半个葡萄柚和咖啡。华盛顿人通常起得较晚，但西点军校教会艾克早起是一种美德，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将每星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领导的早餐会议定在早上8点，尽管他们极不情愿。他处理日常事务的时间不会超过8点半。穿上咖啡色西装，打上亮丽的领带，他走到一楼，大步流星地走向白宫西翼的总统办公室，舍曼·亚当斯（也是习惯早起的人）已在等候他。总统红色皮椅后的桌子上，竖着一座绿色大理石的气象钟，是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花400美元购买的。艾克把它设置好，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每天早上都会这样做。
早上8点2分，他要接见的第一个人是布劳内尔。他们商谈了一些程序问题。内阁成员下午5点半将在东厢宣誓，威尔逊无法参加，因为他正在出售价值25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俄勒冈州的共和党人韦恩·莫尔斯将在参议院发言，提议威尔逊应被除名。在整个10年中，莫尔斯将是政府内部的肉中刺，最终他加入了民主党。）布劳内尔回司法部后，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布拉德肖·明特纳夫妇前来面见总统。明特纳是皮尔斯伯里·米尔斯公司的法律顾问，而这是一次社交拜访。去年春天，在明尼苏达州总统预选时，他为艾森豪威尔组织旨在使其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运动，这次的见面就是对他的奖励。
整个早上都被总统的例行公务塞满。29个身穿红夹克、头戴白帽的骑师蜂拥而至，他们是科罗拉多州帕洛米诺骑警巡逻队，参加了昨天的游行，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接着，总统接见了警察局局长赫伯特·福赛斯带领的丹佛少年警察乐队。收发室传来好消息：昨天的大典中，共收到1500封贺电。两位共和党州长与总统共进炸鸡午餐。下午，艾克为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做准备时，才发现他没有办公桌的钥匙。
亚当斯解决了钥匙的问题，之前总统亲自负责的绝大部分文件也交给他处理。亚当斯、珀森和哈格蒂是与总统最为接近的三名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时间面见总统外，政府中其他人必须通过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才能见到总统。大多数情况下，他那潦草的“ok，sa”与总统签名一样有效。他每天平均要接听250个电话。亚当斯还使事情井井有条。白宫工作人员被警告不得散播流言蜚语，不得在走廊吸烟，不得将脚放在桌上，也不能在“举止”上有“古怪的习惯”。
当助手们忙于工作时，艾克则在思考更重要的事，并保持身体健康。时年62岁的他是美国第34任总统：头顶光秃、英俊潇洒、精力充沛、面色红润、肩膀宽阔，身高177厘米、体重80公斤，只比40年前在军校时重了1.8公斤。他昂首挺胸，咬紧牙关，紧闭双唇。生气时，他会用右拳打左手掌，用手掌紧紧握住拳头；休息时，他表情严肃。要是他不愿见人，便可以很冷漠。然而，他最吸引人的特征却是迷人的微笑。
胡佛用重力球锻炼身体，罗斯福游泳，杜鲁门散步，艾克则打高尔夫。美国高尔夫球联合会在白宫玫瑰花园外为他修建了一个高尔夫草坪，设了一个球洞。天气好时，他就在总统府南草坪挥舞球杆；阴雨天，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练习。不久，他又把过道对面的闲置卧室改造成画室。新任第一夫人在战后的圣诞节送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批颜料，从此绘画便成为他的爱好，十分认真。现在，他正给他的顾问们画肖像呢。民主党批评家正描述亚当斯是怎样尽力一次处理6件事时，接到艾森豪威尔打来的电话问：“你的眼睛是蓝色的吗？”他们提醒美国人，自柯立芝以来，再没有那么轻松的总统。民主党人讥讽艾森豪威尔的日程表，说那不过是列了一些他不会采取的措施。专栏作者trb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民众爱艾克。他做得越少，他们越爱他。也许，这就是诀窍。他不会破坏现状。”sup/sup
如同大部分政界人士，艾森豪威尔也不爱戴眼镜。他的秘书安·惠特曼在一个特殊的机器上以特大号字体誊写他的演讲稿。他不会随身携带老花镜，而是在白宫随处放上一打，每当思考问题时，他都会拿起一副，咬起眼镜腿儿来。平装本西部小说仍是他最爱的轻松读物。卢克·肖特是他最欣赏的作者，虽然他也读了布鲁斯·卡顿内战三部曲的前两部《林肯先生的军队》、《光荣之路》，不久则读完第三部《沉寂的阿波麦托克斯》。按照他的指示，办公室的书架上摆了杰斐逊和林肯的作品集。他一有空就翻阅。《林肯选集》第二卷（1848~1858年）中，有一段话是描述他自己如何对待总统工作的。艾克很喜欢引用这段话：
政府真正的目标是为人民做他们需要做但作为个人又不能做或做得不好的事。如果是个人就能做得很好的事，政府就不该干预。
从下个星期三的上午10点半起，艾森豪威尔将在隔壁行政大楼的印第安人条约室定期接见白宫记者。在这些接见会上，他常常表现出对重大事件毫不知情。虽然这常常使其助手窘迫不堪，他却坦诚表示这是真的，他坦言：“你们在告诉我一些我从未从我的政府听说过的事。”他信口开河，不管语法、句法规则，乱说一通，常常使助手们不知所措。聪明的记者们记下了艾森豪威尔版的“葛底斯堡演说”：
我没有核对过数字，我想大概是87年前，一群独立自主的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建立政府，我相信东部地区也包括在内。他们的理念则是建立在类似国家独立的秩序与纲领上，即每个人都和另一个人一样……
他唯一读的报纸是共和党《先驱论坛报》，这是事实，但要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极其愚蠢（当亚当斯担心发布会上的一些敏感话题时，艾克就会淘气地笑着说：“我会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或者把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也不是事实。他唯一经常看的节目是《弗雷德·韦林演出》，每星期日晚9点至9点半播出。他偶尔也会到白宫的地下影院看电影，但是很少。他认为最愉快的事就是邀请十个八个好友，在白宫屋顶的日光浴室会餐，他则亲自动手在活动的烧烤架上烤牛排。受邀来参加这个晚餐的人会收到写有“ddesup/sup”的便条，通常只写他们的名而不写姓：
5月28日星期二晚上，你是否方便来参加一个非正式的男性晚宴。我希望一小群人聚聚，如果你能来，我会非常开心……因为这是非正式场合，我提议我们7点15分在白宫见面，早一点儿共享晚餐，晚上则可以畅谈……我大概会穿用餐服，你穿便装即可。
诚挚感谢，
真诚的，
desup/sup
谁会受到邀请呢？不会是政界人士。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由于其职责所在，他见他们已经见得够多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一旦他为某个部或局找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负责人，他便觉得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然后就将他和他的单位抛诸脑后了。如果当晚艾克想打桥牌打发那个晚上，便会邀请他最喜欢的牌友——北约的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可口可乐公司总经理威廉·鲁滨逊或投资银行家克利福德·罗伯茨。如果是聊天，他邀请的人会多一点儿，但也是同一个朋友圈内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调查“总统的玩伴”，发现只有一个人与政界有点儿关系，那就是科罗拉多州前任州长。其他人则包括两个农场主、两名石油大亨、两个酒商、两个高尔夫球友、两个房地产经纪人和三位银行行长。工商界人士占大多数——来自酒店、汽水、出版、保险、家用电器和轮胎业的总经理们，除去他们，就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了，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和伯纳德·巴鲁克。
他们都会谈论什么呢？假如是第一次会面，他们一定会花些时间来欣赏各盟国政府为总统精心挑选的以示谢意的礼物，这是必不可少的。艾克在总统府的白色椭圆形书房中放满了陈列纪念品的展示柜，并称它为自己的“纪念品陈列室”sup/sup。他们谈笑风生，一小时内可以从石头花园谈到现代建筑，还谈到帕特和迈克的笑话、法国料理、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土耳其浴室、汽车款式、种菜、犹太人的幽默以及扑克牌的玩法。他是个健谈的人，喜欢讨论具体问题，而非泛泛之谈。如果探讨麦卡锡藐视宪法权利，他会心不在焉。但如果谈到某个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具体情况，他就会一直听下去，只要你说话不是太尖刻。他不欢迎恶毒卑鄙之人，艾克一向慷慨大方，他希望朋友们也如此。只有绅士才有资格进入这些房间，其余的只能同舍曼·亚当斯打交道。
罗伯特·a·塔夫脱的政治手段从未如此娴熟，他的精力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用之不尽。他在国会山四处活动：组织第83届国会、智胜对手、奖励盟友、决定谁应该担任何职——总之，除了刷国会的房顶外，能做的都做了，而之后的某天，他连这个也要管了。塔夫脱让自己成为多数派的领袖，并将所有重要的委员会主席职位交给极端保守的朋友担任，如尤金·米利金、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威廉·兰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洛兰。那些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之前就支持艾克的参议员，例如堪萨斯州的卡尔森、纽约州的艾夫斯、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发现自己被委任的职位不受待见也无足轻重。塔夫脱瓜分参议院这块大蛋糕时，有一件事失算了。他以为自己让麦卡锡进入政府工作委员会是谋略过人，以为这样他就能把时间都花在监督总务署的数字上了。塔夫脱表示：“我们已把麦卡锡安顿在他再也不会搞破坏的地方了。”
然而，任命刚刚下达，麦卡锡就开始找麻烦了。他在提交给参议院批准的政府人员任命单上就找到了借口。第一眼看上去，这份名单完美无瑕，但麦卡锡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出罪状。詹姆斯·科南特是艾克任命的驻德高级专员。麦卡锡宣称科南特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他的观点“与美国人民的普遍信条大相径庭”。艾森豪威尔想让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担任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二战”中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之后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美国驻苏联大使。麦卡锡反对道，史密斯曾在控告麦卡锡诽谤罪的审前听证会上做证，并且不顾麦卡锡和帕特·麦卡伦的控诉，为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辩护过。但参议院可不会因为这些证据不足的理由公然反抗那位深得民心的总统。科南特和史密斯的任命都被批准了。既然麦卡锡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白宫也开始有所警觉，知道他可不是好对付的。
任命查尔斯·波伦为驻莫斯科大使时，他们认真较量了一次。波伦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讲非常重要，他是国务院中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由于该身份，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译员，但共和党右翼极其憎恨与那次会议有关的任何人。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波伦坚决拒绝谴责雅尔塔会议。他甚至在批评该次会议的参议员面前维护它，称雅尔塔会议在当时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双方进入敌对状态。这是权力的归属问题，总会有人赢，有人输。
极端保守派就波伦的任命问题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布里奇斯告知参议院，驻莫斯科大使应该由“一位称职的共和党人”担任。曾担任国务院保卫处处长的斯科特·麦克劳德是麦卡锡的人。3月20日，麦卡伦指控他“没有在得到的联邦调查局情报的基础上通过对波伦的审查”，这一针对麦克劳德的结论立刻就被杜勒斯“推翻了”。但国务卿随即否认该事。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卡锡骂杜勒斯是骗子，要求他发誓做证。麦卡锡声称知道波伦的档案内容，说他是危险分子“还是太轻了”。此时麦克劳德心急如焚，他夹在两个大人物中间，只能寻求白宫的帮助。他告诉亚当斯和珀森，这一切只是个荒唐的误会。他只是让杜勒斯注意联邦调查局里波伦档案中“贬损他的材料”。麦克劳德请求辞职，但亚当斯告诉他，如果他那样做了，只会让现在不愉快的局面更加糟糕。
杜勒斯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对波伦的忠诚“毫不怀疑”，但对于极端保守派的参议员来讲，即使是保守派的国务卿都值得怀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塔夫脱和亚拉巴马州的斯帕克曼（他曾是史帝文森的竞选伙伴）组成两人委员会，一同研究联邦调查局里波伦的档案。3月25日，塔夫脱向参议院汇报了调查结果：
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质疑波伦先生的忠诚问题，他从未与共产主义者有过联系，也没有对其表示过支持甚至容忍……我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对波伦先生的不良行为做出指控。
然而，麦卡锡仍然对波伦穷追猛打。艾森豪威尔告诉白宫记者，这位外交官的任命仍将交由参议院批准。总统表示，该任命会给美国带来最大利益，问题就是这样。尽职尽责的共和党人没有选择余地。塔夫脱本人对波伦的评价不高，但作为多数派的领袖，他不能反抗艾克，尤其是所有证据都支持与其相反的一方。于是他在参议院竭尽全力，以74∶13的票数通过任命。
乍一看，麦卡锡似乎挫败了，但事实恰好相反。该问题分裂了塔夫脱的势力，他不愿再发生类似之事，便告诉艾克，他支持此事的代价就是“不能再出现波伦（这样的人）了”。总统的助手们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与此同时，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又在计划新的活动。整个华盛顿似乎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准备公然反抗约瑟夫·麦卡锡。
新政府要组成对抗麦卡锡的战线，但由于竞选时不明智的承诺，此时政府的实力有所削弱。芝加哥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和党纲领是一个大杂烩，反映了过去20年来破碎的希望、失败中的迷思以及对共和党主要捐赠者的承诺。其中一个承诺是，艾森豪威尔会将富饶的沿海大陆架交由各州管理。尽管韦恩·莫尔斯阻挠议事，总统还是兑现了全部诺言，但他的威望有所折损。他以改革家的身份进入政界，但争论潮间地油田的归属可不是改革的问题。2月6日，在乔治·汉弗莱的催促下，他兑现了另一个竞选承诺，下令立即取消对工资的控制，以及对大部分生活消费品的限制，包括肉类、家具、服装、餐馆中的食物以及零售商店中的大部分物件。然后，汉弗莱又要求紧缩联邦信贷，削减国防经费支出。这次，艾克又答应了，让拥护他的消费者深感失望，并且也为1953年后期和1954年上半年的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
共和党的谬见在外事方面是最多的，中国台湾是其中一个主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派遣船舰和飞机前往朝鲜半岛时宣布：
共产党势力占领台湾，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也是对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的直接威胁。因此，我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攻击。而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要求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停止一切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海空攻击。第七舰队负责监督落实此事。
艾奇逊称之为“中立”台湾的观点，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却不赞同。他们认为，中立蒋介石的措施既不明智，也对美国不忠。他们不顾事实，相信蒋介石能轻易打败毛泽东的军队，继续让他留在台湾则是他们阴谋诡计的一部分。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军队的信任，麦卡锡、洛兰和布里奇斯出席国民党“大使馆”的正式晚宴，与他们一同大喊其口号：“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大喊，使馆里的国民党“大使”则热烈鼓掌。
他们郑重宣布要“让蒋介石出笼”。艾森豪威尔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但它出现在纲领中。在这个命令下，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报给第七舰队：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收件人：珍珠港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司令部
命令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时的基地，这一部分要求现已取消。
但蒋介石如何再次占领大陆呢？没有船只，他甚至都到不了中国大陆吧！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沉浸在幻想中。起草国情咨文时，他写道，杜鲁门的命令是要“美国海军为防御共产主义中国助力”。而且，谈论重新挑起中国内战具有挑衅性。报社泄露了消息，安东尼·伊登警告总统这会“招致极为不好的政治反响，又得不到军事补偿”。艾克心烦意乱，决定前往国会山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请允许我澄清一下，我方下达该命令并没有侵略意图。”十分清楚的状况是，被放出笼的蒋介石已经没有牙，不再凶猛了。没有第七舰队的阻挠，中国共产党做了几次试探性的攻势，发现国民党没有实力控制台湾海峡，甚至装出个样子都不行。几个月后，蒋介石越来越怀念美国的舰队。艾森豪威尔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一周年之际，《纽约时报》报道了该事件的结果：11个沿海岛屿回归共产党了，但这不是最后一个关于台湾的消息。由于美国国内可能出现的政治分歧，或仅是为了避开民主党的嘲笑，第七舰队又被调回了台湾海峡，并被称为“把蒋介石收回笼”。
芝加哥大会的纲领还进一步声明：“拒绝履行一切包含秘密协议的承诺，比如雅尔塔会议之类暗中帮助共产党的承诺。”像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杜勒斯在制定这个政治纲领时，认为关于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事情并不符合事实。他们相信共产党和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民主党建立了共产主义帝国。他们下定决心要改正这一错误。作为国务卿首次发言时，杜勒斯建议东欧可以“指望我们”，并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下这一段：“随后，我会让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政府不会承认过去任何包含允许奴役人民的秘密协议。”此处指的就是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这一点很清楚。当艾森豪威尔宣读时，共和党人手舞足蹈地庆祝开来。看来秘密协议确实存在，接着，他们便一个传一个，他们自始至终都知道。当时，杜勒斯确信在国务院某个昏暗的地下室会找到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文件并不在那里，也不在任何地方，它们根本就不存在。真相大白后，总统和国务卿开始纠正他们的看法。但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首脑们已经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用他们的话讲，他们会否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议。艾森豪威尔发现，如果该决议通过，美国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尴尬。
结果是，白宫和国会山的共和党领导产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决裂。2月16日，艾克在与共和党领袖的每星期会谈上，提出了一份由他和杜勒斯起草的模棱两可的草案。该文件实际上毫无意义：美国向东欧人的境况表示遗憾，并对他们保证会利用“一切和平方式”帮助他们。塔夫脱愤怒了，这压根儿不是他所想的。艾克指出，更强烈的措辞除了会引起其他问题，还会冒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他们会将此视为对罗斯福的侮辱，但塔夫脱就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在2月23日那次总统与国会领袖的例会上，艾克与这位多数派领导再次相互攻击。除了彻底否决罗斯福与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塔夫脱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决议。
这时，一股外来力量闯入了共和党内部。他就是得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中新任少数派的领袖。约翰逊告诉白宫，民主党与共和党一样不满意东欧局面，并且愿意与共和党一起对此表示遗憾。然而，对于他们或是他们的总统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罪责。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瑟斯顿·莫顿表示赞同，于是没有任何效力的政府决议送到了国会。尖刻的激进主义者搬出了所有关于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的陈词滥调。塔夫脱与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一起增加了一项修正案，声称该决议“不构成国会对美苏间任何协议之合法性或非合法性的判定”。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将这个修正案视作对罗斯福政策的批评。他们反对该修正案，问题陷入僵局。
就这样，20世纪50年代的中心政治问题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5个星期就出现了：民主党参议员支持艾克的外交政策，但共和党内的顽固派却坚决反对。总统下决心忘记过去，但激进派却抓住雅尔塔会议的罪责不放，这让总统感到为难。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慢慢相信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的疑虑已经一一验证了。他们认为艾克是杜威和洛奇等人的傀儡，而他们是否爱国，值得极度怀疑。他们不太确定杜勒斯站在哪一边（有时对于艾森豪威尔也不太确定），并对国务院援助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洛伊木马”的任何尝试心存警惕。
1953年，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支持通过政府决议，不少于58次。然而，关于“被奴役的人民”的决议并未通过。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华盛顿，直到1955年，杜勒斯授权公布雅尔塔会议的所有资料，而懊恼的参议院激进派发现其中并没有用于竞选的子弹。两年前，该问题就已经到危急关头了。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与国会领袖会面时，政府起草的这份决议又一次被提上议程。但在他们会面前，命运之神插手了，此事也就搁置了——斯大林不会再向任何人下达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突发疾病，生命垂危。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夫人正在进餐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公布消息：“列宁思想的优秀继承人，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去了正式吊唁。第二天早上，他尖酸地对内阁说：“自1946年起，我就知道那些所谓的专家喋喋不休地讨论斯大林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又应该做什么。现在他死了，你们可以翻翻政府文件去找找有没有什么计划，那只会白费力气。我们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确定他的死会带来什么改变。”
办公室只剩下他和休斯时，他沿着椭圆形办公室踱来踱去。休斯那时的笔记，让我们了解了艾克当时的想法。他说：
听着，对苏维埃政权这样不痛不痒的谴责，我已感到厌倦——我想人人都已厌倦了。我认为，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面前进行另一次谴责，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极其愚蠢。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给世界人民提供什么？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来增加和平的机会……
这就是我想说的。
咆哮着飞过你头顶的喷气式飞机每架值75万美元。一个年薪1万美元的人，很难挣到那么多钱。世界怎能长期承担这种东西呢？我们正在进行的军备竞赛会带我们走向何处呢？最糟糕的结果是通往原子弹战争，最好的情况也是掠夺地球上的国家和人民辛苦得来的成果。
但“现在还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他说，“那就是裁减军备”。如果那样做，可使人人“有吃有穿，有房可住，有病可医，有学可上”，如何实现这条道路呢？
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吧。不要口是心非，不要复杂的政治言词，不要狡猾的宣传手段。让我们挑明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双方撤回在各地的军队……在另一个地方，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自由选举……我们可以自由且不受审查地向苏联人民播放节目，而他们的领导人也可以这样向我们讲话……并将我们希望其他国家经济运行良好的一切努力都具体化。
我们该向苏联政府说些什么？我会站起来说：我不会控诉他们的罪行，历史不言而喻，我关心未来。双方政府现在都有了新的领导人，以前的过节一笔勾销。现在，让我们开始对话，让我们谈论一些地球上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事。这就是我们的提议。如果你方——苏联——有什么改善现状的建议，我方愿意听到回应。
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我方确实无法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我也不会发表演说。
舍曼·亚当斯认为艾克在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进行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演讲是其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客》上称之为“巨大的胜利”，说其“坚定地建立起他作为美国领导人的地位，并再次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纽约时报》称其“意义非凡，感人至深”，甚至一向持反对意见的《纽约邮报》也赞同“这是美国最好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时过境迁，休斯主要记得的，是为发表这篇演讲所做出的努力。杜勒斯在每一个草案上都反对艾克的提议。休斯曾问杜勒斯，他是否认为朝鲜停战符合美国的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我不认为我们会从朝鲜停战中获得很多利益，直到我们给中国人致命一击，在所有亚洲国家面前展示我们的优越性。”休斯将此话转达给艾森豪威尔，他大怒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经验丰富的顾问们真的表示他们不能认真对待和平谈判，那我们就没法同坐一条板凳了。”后来他又说：“有时，福斯特就是太担心会被指责像杜鲁门和艾奇逊。”这在所有方面都是一次艰难的演说，即使发表都十分痛苦。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难忍，几乎无法抬头，到最后简直要垮掉了。
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上百篇此类演说不同，这一篇引起了一波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也厌倦了战争。杜勒斯僵硬的外交政策给亚洲国家的印象是美国新政府毫无灵活性。一份印度报纸称，美国人“用枪支来猎取和平”。现在，他们的总统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一种新的精神迅速在板门店传开。当然，要解开这个结，光有和平的意愿是不够的。谈判者们深深陷入日积月累的恐惧、仇恨与指责中，而这种情绪在中国控诉美国人使用细菌战时达到了高潮。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让强硬派中最强硬的那个不复存在，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随后，杜勒斯认为是尼赫鲁向中国透露了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队战地指挥官配发战术性核武器，从而让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威胁。当时的确威胁说战争会迅速蔓延到中国东北，后来艾森豪威尔向亚当斯提起过此事。杜勒斯曾疾呼美国已三次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危机、1954年中南半岛危机和1954年年末到1955年年初毛泽东威胁要进攻中国台湾引起的紧张局势。但亚当斯对此表示怀疑，他写道：“杜勒斯的政策是否真正经受住了这三次危机的考验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国务卿认为它经受住了。我怀疑，艾森豪威尔并未接近过三次危机中的任何一个，那不过是杜勒斯的自以为是罢了。”
无论怎样，艾克对理性的呼吁在当时众多事件的混响中至少是个清晰的音符，从而引起另一方的注意并把他们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和谈重启后的第一阶段，进展很慢。其主要障碍在于掌握在美国手中的朝鲜13.2万士兵的命运。美国决定给他们权利，选择是否回归祖国。1945年，盟国将从德国解放的苏军战俘交给苏联指挥官。其中许多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还有些人被处决，只因为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杀或者奴役以换取停战。”同样，艾森豪威尔也决定如此。战俘的命运将决定谈判的结果，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和谈在总统关于和平的演讲后第11天重新启动，拖拖拉拉地贯穿整个5月。如今使联合国各成员国团结起来越来越困难。一些欧洲国家“左”翼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对细菌战的指控可能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极端保守派则催促美国不必理会懦弱的同盟，并响应麦克阿瑟全面胜利的号召。艾克否决了。他告诉他们：“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单干，就要在所有地方都单干。”在美国阵营中，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人物是李承晚。这位78岁的韩国总统拒绝考虑任何分裂朝鲜的协议。他拒绝将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准备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援下跨过鸭绿江，即使面对灭亡也在所不惜。后来亚当斯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唇舌，不断努力呼吁李承晚保持理智，并让其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引发世界大战。”他还表示，与李承晚的争端，“较之与共产党的争论，更伤脑筋，令人沮丧”。
这位老人几乎让和平毁于一旦。6月4日，中国与朝鲜都同意：那些在中立的遣返委员会面前宣布不愿回国的俘虏，可以在120天的等待后被释放并退伍。6月8日，双方拟定草案，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好。6月18日凌晨两点的华盛顿，杜勒斯被国务院值班人员的电话惊醒。原来是李承晚下令让卫兵打开战俘营的大门，释放了2.5万名反共产主义的朝鲜人，这是他煞费苦心准备的。韩国的警察向这群难民发放食物，提供避难所和衣物。杜勒斯立刻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这是他在白宫的8年里唯一一次被叫醒。艾克震惊不已。不出所料，那天早上共产党指责联合国与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刻”逮捕战俘，但这根本不可能。6月20日，他们停止了谈判，并发起一次重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气馁。他认为对手会接受新的提议，并告诉艾克，如果另一方如他所想的那样渴望停战，“在给他们适当的保证下，他们就不会理会李承晚的一时冲动，并同意签订协议”。中国通过新德里证实了杜勒斯的想法。剩下的就是保证的事，需要给难以对付的李承晚施加更大的压力。艾克发电报给李承晚，表示他让联合国的命令“陷入无法挽回的局面”。他派管理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与李承晚协商。罗伯逊与李承晚在汉城商讨，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他听着这位愤怒的老人倾倒压抑已久的情绪。李承晚筋疲力尽后，罗伯逊向他解释美国现在进退维谷。两星期后，李承晚让步了。
对于举行签字仪式前两星期公布的停战条款，谁都不满意。37个月的血流成河后，200万人横尸遍野，其中80%是平民，33629人是美国人，从此之后，朝鲜半岛将恢复原状。李承晚得到2350平方英里，而金日成多得到850平方英里，但综合其他情况，双方不分上下。双方维护和平的原则并不存在。联合国甚至没能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以防止金日成再次进攻。这是杜鲁门在任期内就开始谈判的结果，但他的停战条件更为苛刻。保罗·道格拉斯指出，杜鲁门“一旦接受当前协议，华盛顿上下都会严厉指责他的”。
一位摄影师问艾森豪威尔感觉如何，他简单地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尽快回家。”白宫对即将到来的停战不置可否。在华盛顿的官员中，唯有国务卿满意地评价道：“一个国际组织反抗侵略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所有自由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更加安全，因为集体安全的理想已然实现。”
这也是自由派的解释。自由派那时信任罗斯福–杜鲁门关于世界政府的概念，并决意竭尽全力支持其首次维护和平做出的努力。理查德·罗维尔如此阐明他们的信念——朝鲜战争是一次极大的胜利：
在朝鲜，美国证明其诺言与盟约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因为根本就没有盟约。历史会将朝鲜作为证明集体安全的例子，它现在只不过还是个看似有理的理论而已。它会成为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如今真实的情况是，双方以及所有相关方面都已陷入相互制约的局面。”保守派有自己的想法。汉森·鲍德温在《纽约时报》上解释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希望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传播，那么（朝鲜战争）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发生的正确的战争”。他们并未忘记共和党的纲领控诉过：在杜鲁门的领导下，一群“无胜利信念人”在“相互牵制的命令”下发动战争，“并在与敌人谈条件时，陷入僵局，颜面尽失”。如今朝鲜与德国一样，一分为二。他们认为“杜鲁门的战争”即将成为“艾森豪威尔的绥靖政策”。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认为即将到来的停战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议院询问：“这位尊敬的参议员，杜勒斯先生执掌国务院以来……政策可有什么变化吗？”詹纳回答说：“我没发现有何变化。”
在一次广播访谈中，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被问道：“我们即将得到的停战是否是荣耀的呢？”他回答：“我不这么认为。”他预测在这样的条款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在亚洲的平衡”。在朝鲜，马克·克拉克将军说：“此时，这些条款并未让我感到高兴。”而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他在仪式结束后将负责保管联合国的那份协议）则避免就此事发表意见，守口如瓶地回答：“不知道。这个问题将由高层官员回答。”保守派会反击的，他们只是在等待罗伯特·塔夫脱的信号而已。
什么信号都没有。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像7年前的范登堡一样，现在正在经历转变时期。塔夫脱曾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的搅局者，总是妨碍法案通过，如今成为新政府力量的灯塔。1953年4月30日，内阁出现危机。艾森豪威尔召集国会领袖，向他们传达坏消息：与他预料的相反，艾森豪威尔无法平衡第一次财政预算。杜鲁门最先的预算是99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艾克表示他能减少到55亿美元，但不能再削减一分一毫，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委员会主席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凯斯随后表示支持该预算。他们的要点是，将美国静态防御的局面改成动态防御，同时预测任何时间向美国发起的攻击，这需要大量经费，因此不能再减少预算。
塔夫脱大发雷霆。他失去了理智，用拳头大力捶打着书桌，用强硬刺耳的声音大声嘶吼，说这个共和党政府与那些民主党人的政府毫无区别。五角大楼与往常一样贪得无厌。该预算超过国民收入的30%，实在是太多了。除非政府提高税收——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否则赤字令人难以容忍。塔夫脱大喊道：“我们向美国人民承诺的首要大事就是减少财政支出！如果按这样的计划，我们就绝不会在1954年选共和党的国会！你们正在带我们走杜鲁门的老路！我们在竞选时承诺的一切，都被你们抛弃了！”最后，艾森豪威尔深思熟虑地对塔夫脱说：“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有一些必要元素。抓住它们并不难……”随后，他便简要叙述了冷战战略。
这是紧要关头。如果塔夫脱离开会议，向媒体公开指责总统的财政计划，并在国会成立影子内阁反对政府的外交政策，那么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将功亏一篑。无论如何，保守派总是对艾克充满敌意，有权势的多数党领导说一句话就足够了。但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仅仅表达了希望来年政府预算能大幅缩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这个希望是合理的。
暴风雨过去了，塔夫脱从此成为总统最重要的支持者。私下，他笑话朝鲜停战条款，但他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对媒体发言时，比诺兰、詹纳、马隆之辈更为谨慎细致。无可否认，他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他曾说过：“说话讲究策略就是不真诚。”）他承认，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极度令人不快”，因为它创造了“随时会引发战争的条件”，使中国从容处理越南问题。但他不愿制造分歧，也不愿绝望。
此时，记者注意到他的变化。6个月以来，这位多数党领导以出色的表现辅佐共和党的总统。他们写到，自就职典礼以来，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这曾是孤独的斗争，右翼的其他参议员对他的忠诚疑惑不解，而民主党人则一直视他为难以和解的对手。另外，他正承受着新的心理负担，尽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过去几星期，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病得很严重。
塔夫脱感到困惑。一年前，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医生确定地说，他从未向现在这样健康。在第83届国会任职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中的风云人物。然后在4月中旬，他与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感到臀部一阵刺痛，难以忍受。接下来的一星期，他根本无法入睡。服用大剂量的阿司匹林都已无济于事，5月在蒙大拿州的白硫磺泉镇休养也无法让他好转。6月12日，他在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的身体检查，使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医生建议他进行深度x光检查、服用可的松、拄拐杖以减轻对髋骨的压力，并坚持让他放下作为多数党领导人的日常事务。6月10日，他将日常事务的决定权交给了诺兰，但塔夫脱认为这只是暂时任命。在治疗允许的范围内，他会继续处理政务，参加白宫会议。他预计下一次国会会议之前能回到参议院，并且身体比以前更健康。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是最后一个在国会山见到他的人。塔夫脱向他招手，大喊两次：“我1月就会回来！我1月就会回来！”
那个6月，罗伯特·塔夫脱充满英雄般的色彩。他强忍疼痛，蹒跚着同他的妻子玛莎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莎本来就跛脚，几乎全靠塔夫脱扶着，而他却没告诉她病情。像大多数政界令人敬畏的人物一样，他总是在踏进家门时卸下严肃的面具。玛莎认为他是一个忠诚体贴的丈夫，对他们的4个儿子来说，他是“戈普”，是露营旅行最讨人喜欢的伙伴，他喜欢玩扑克，嚼口香糖，可以陪他们玩上几小时，最后给他们讲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故事，他在这些方面知识渊博。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据报道，他情况“良好”。医生预计他年底就可以回去工作，而在此之前也能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投票。他本该在7月23日出院，即将出院时，医生却突然宣布他需要进一步治疗，验血时发现他有白血病。他回华盛顿的日子被无限期延长了。
板门店的谈判进展仍然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塔。7月27日上午10点1分（华盛顿时间7月26日晚上8点1分），他们在一张新漆的桌子上签署了18份停战协议。代表联合国签署协议的是威廉·哈里森将军，既没有系领带，也没佩戴勋章；代表朝鲜签署协议的是南日大将，穿着肥大的军装，挂满勋章。他们没有说话，没有握手。而在李承晚的命令下，韩国无人出席。
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出现在电视上。他说：“带着特殊的悲伤和特殊的感激之情，我们怀念那些受到召唤、在他乡失去生命的勇士。他们再次证明了，只有勇气和牺牲才能让自由在地球上生机勃勃。”他警告说美国“只在一个战场赢得停战，而不是在世界赢得和平”，并说希望可以借此说服睿智的人民协商分歧，而不是以“毫无意义的战争”解决问题。
现在是回顾美国外交政策和加强其作用的时候了，但是那位认同此点、能向美国保守派解释清楚的人，却在星期日晚上备受折磨地躺在纽约医院。星期四晚上10点半，塔夫脱陷入昏迷，13小时后便过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离世成了大灾难。威廉·怀特在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去世震撼了共和党，在共和党的半世历史上，还未有过这样的震撼。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桥梁就此真正消失了。他的去世对于政府……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事实上，这是全美国的悲剧。塔夫脱是美国唯一真正理解国会权力重要性和总统总揽大权危害性的政治家，也是能预见从釜山到美莱村这条长路走下去会有什么结局的人。国会山的政客们悼念他，而他们的悼词则显示出他们对他的了解多么少。俄亥俄州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宣读悼念词。3.5万悼念者经过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此处停放着置于黑色灵柩架上的棺木。这里也曾停放过塔夫脱的父亲和林肯的棺木。海军陆战队乐队演奏着忧伤的铜管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塔夫脱参议员从未犹豫过强制实施法律……这位长眠的领袖为他自己创造了不朽的丰碑。他对政府的付出，以及通过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奉献，将一直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