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衰落的不是国家的幸福生活，就是其道德、自豪和自尊。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某些国家的漫画家将“山姆大叔”描绘成魔鬼，不怀好意。从日积月累的新闻标题可以看出，确有其事。在公众生活甚至私人生活中，不少身居要职的美国人都被发现是窃贼或者更糟，这个数量令人惊讶。他们身在联邦政府，其罪行似乎更让人忍无可忍。这些恶棍被叫作“以权谋私者”和“五厘掮客”sup/sup，他们应该对“华盛顿的混乱”负责。民主党执政20年后，希望再执政4年，但他们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这正是共和党人想做的。一切可疑的话语都被推向了白宫大门，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推断出：无论如何，政府对国家的腐败都要负全责。然而，还没有一位共和党人指出哈里·杜鲁门曾收受贿赂。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骗子也是第一个电视明星，虽然他的名字从未在政府的工资名单上出现过。不过，他曾为民主党发起的战争出资，从而成为纽约政坛的一员，这足以吸引雄心勃勃调查全国犯罪事件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的注意力。

弗兰克·科斯特洛，又名弗朗西斯科·卡斯塔廖拉或弗兰克·塞维里奥，是当时的著名人物，他是犯罪集团的头目。很久以前，他因打架和抢劫被捕，但仅此一次。从那以后，他便命令手下携带枪支。他从三流的小喽啰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做过烟酒走私贩、老虎机操纵员、赌场老板，最后成为纽约政客的朋友和赞助人。那时，他深居简出。他投资房地产和油井，让记者相信不论他有什么过去，如今已是正当商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曾是卢奇尼·卢西亚诺的得力助手。卢西亚诺被驱逐出境后，科斯特洛得到了他的势力，成为最大的不法分子。他与黑社会的关系网遍布美国。坦慕尼派的卡迈恩·德萨皮奥全靠科斯特洛提携，因此有人说，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也是他一手提拔的。

如果埃斯蒂斯·基福弗举行的全美参议院听证会是在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中期进行，就不会引起太大关注。因为40年代的电视台还不多，而50年代中期的白天则已被电视节目占满了。但就是在1950年5月，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由于缺少更好的电视节目，偏远城市的电视台台长便将听证会作为公共服务向大众放送。1951年3月12日，当调查人员在纽约弗利广场法院准备安营扎寨时，电视台的摄影师也在做同样的准备。此时，情况有些不同。在纽约，拥有电视机的人特别多，已经形成广泛的观众网。在这个通信业的大本营，将信号传到其他地方的中转传输站也已经建成。

科斯特洛的律师想尽量不在电视上露面。他要求摄像机不能对着他的客户，并解释说：“科斯特洛不愿意成为别人观看的对象。”参议员也赞同该提议，而其中一位摄像师巧妙地建议说，他们可以只拍科斯特洛先生的双手。这一建议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紧张的对话，紧握的双手。手指不安地敲打着桌面，拿着纸张和水杯的手势，紧张时双手不断地把纸撕成碎片。是的，科斯特洛承认，他家里的“小保险柜”中存放着“少量现金”，不过他记不清具体数目。参议员查尔斯·托比威胁要搜查他的住所时，这个帮派头领突然想起家里有5万美元。当被问到如何得到的这笔钱时，他含糊其辞，称是自己的朋友慷慨相赠。他有一个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朋友（这个朋友管理罗斯福赛马场），连续4年每年付给他1.5万美元，请他帮忙不要让纽约赛马委员会因该处的赌马活动而吊销其马场执照。委员会法律顾问鲁道夫·哈利询问科斯特洛，供词是否属实。科斯特洛双手握拳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其中一定有些误会，他不过是“四处吹嘘”，他的朋友则是一个“好人”，他可不能对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双手开始冒汗。他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了，他愤怒地问：“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努力工作的商人的吗？”他感到嗓子疼，聚光灯则令他厌烦不安。他想回家。基福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必须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头拒绝了。然后：

基福弗：你拒绝进一步的做证？

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考虑我的健康问题。我在做证时，希望如实回答问题，但我的大脑不运转了。

基福弗：你的大脑似乎运转得很好呢。

科斯特洛：我对所有的参议员都怀着敬意……我对他们十分尊敬，但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我要离席了。

他果然离席了。结果却因藐视法庭罪在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18个月。3000万电视观众眼睁睁地看见他离席。根据电视台的统计数据，在纽约，接近70%的电视台播放了基福弗的听证会，观众数量是之前秋季棒球职业联赛的两倍。

基福弗委员会在弗利广场待了8天后，回到华盛顿。现在，委员会主席是总统候选人了。3000万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城市中的一些事已经腐败不堪。埃德·默里说：“电视节目让人着迷，观众的数量又如此之多——也许是因为电视中的小人儿都是真实人物。”扬罗必凯广告公司在纽约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谴责罪行并问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之一，是教会孩子区分对与错。假设他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但是当基福弗委员会正在开庭时，报纸提出证据指控了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校园。接连几个冬天，纽约市立大学篮球队都是美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据调查，参加比赛的5人中有3人收受贿赂（每人1500美元），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比赛中故意输掉比赛。他们受到指控不久，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拉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选手也在类似的口供上签了字。

篮球比赛的贿赂者名叫萨尔瓦托雷·索来佐，被判入狱8年，其他人的刑期则短一些。索来佐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羊”。那年秋季的篮球比赛令人激动万分，运动员接受贿赂的丑闻很快就被遗忘了。不幸的是，8月又出现了另一宗丑闻：西点军校宣布，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被开除。

在篮球比赛和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颇具典型性。美国正在经历一次周期性的道德败坏——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在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年代，人们对罪恶的容忍程度比他们承认的更深。要了解事情真相，就需要明白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社会的表达总是躲躲闪闪的，报纸批评腐化堕落时，到处都用委婉的语言来修饰。较为典型的例子：妓女被叫作“应召女郎”或“派对女郎”，有时也称“玩乐女郎”。与一个男人睡觉，便说她们“开了派对”。（“跟这个约翰开完派对后，你去做什么？”“我去洗澡。”）日复一日让这个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富有魅力。

20世纪50年代的妓女在皮大衣和珠宝的装饰下，卖淫的方法可不再像20世纪30年代的“野女孩”那样沿着铁路拉客，10美分一次，也不像“二战”时60美分一次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们不会等在街边或公交终点站，她们躺在舒服的房间，通过电话预约，就像医生那样。许多人是选美比赛冠军或大学毕业生，一些人曾主修经济学，她们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称自己为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她们提供的服务对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公司为外地买主提供女郎服务成了理所当然之事，而迅速发展的公共关系部门则当起了皮条客。会计部门也想方设法让这笔支出逃过税收。只有慎重的女孩才会被聘来做这份工作，一个刻薄的“老鸨”在她们的名单上标上“vip”（贵宾），就意味着其报酬高达500美元一次。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做是有意义的。非职业妓女在接待重要客人和行政副总时是有一定危险的。从路灯下或大型鸡尾酒会上带回的女郎来历不明。她可能有病，可能是竞争对手的间谍，也可能是故意敲诈丈夫的妻子安排的。一个月后，她会出现在客人的办公室甚至家里，决定将偶然邂逅变成长相厮守。将一切放在交易的基础上，就会避免那些麻烦。交易完成，一切就结束了。名声越大的人，越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扮演大明星牧场小工的小角色可以去找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本人则需要职业妓女。那些不同领域中经常出差的重要人士，包括家喻户晓的政治家都如此。但选民并不知道这些事，这可不是说他们对身居要职者抱有什么幻想，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认为公众人物在忙于损公肥私，中饱私囊。

哈里·沃恩少将是个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密苏里人，长相稍微有点儿像赫尔曼·戈林，是个打扑克的高手。但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却并不出众，也不是特别精明。作为杜鲁门的军事副官，他应该知道自己会受到关注，但仍然是所有军官中最邋遢的一个。在重要场合，他经常忘记穿衬衣或打领结，并且一直在做幕后交易——并非违法，只是打“擦边球”。例如，1945年杜鲁门总统就职后，他发表第一次讲话，对亚历山大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的妇女辅助会讲述德国被占领后惊人的黑市价格，并且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将价值55美元的手表以5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苏联官员。

在白宫，沃恩因乐于交往、和蔼可亲而大受欢迎。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社交精力，时刻准备参加鸡尾酒会或宴会。结交新朋友那天，他总会在早上发一封邮件或打个电话，使政府工作有序地运转。如果是在其他行业，他做的这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他现在的事业则很危险。

一个品质卑劣的军需团的前任上校詹姆士·亨特给沃恩惹了大麻烦。虽然亨特周围也有不少类似的人，但他较为典型，是当时以友谋私的代表人物。在杜鲁门执政时期此类交易的利润是5%：利用权钱交易，“从中牵线”可获得5%的好处费。在亨特的请求下，沃恩对监管部门、五角大楼的采购部、国务院护照办公室和农业部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位商人带着白宫的介绍信，为香水制造商购买必要的精油。联邦贸易条例为亨特的顾客让行，剩余物资处理程序给另一位顾客方便，公共住房修建计划则为第三位顾客通融。在和平时期的经济恢复阶段，稀缺的钢架铺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赛马场上，稀缺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成为捐献竞选经费者和获益者的中间人。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人赠送的私人礼物，后来搞得人尽皆知——这个礼物就是价值520美元的冷藏柜。

总统在密苏里州有三位密友，分别是唐纳德·道森、墨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复兴金融公司由胡佛创建，以支持面临倒闭的公司。20世纪40年代初期，它曾为国防企业提供资金，减轻战后经济调整的疼痛。后来，该公司在这方面的用处已经不大了，但金融方面的生意却逐渐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威廉·富布赖特带领下的参议院下属委员会前往查看时，无意中发现此处竟是藏污纳垢之处。政府拨款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投机生意，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建立赌场的附属酒店。有一些记录不见了，但另外一些则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丽斯福尔德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基金申请56.5万美元的贷款，三次被拒之后，他们付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博伊尔8000美元的“手续费”，这次贷款就成功了；总统的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没有担保物的政客向复兴金融公司贷款；扬是该公司的贷款核查员。10年里，他不断靠收取他经手贷款的“手续费”敛财。在为一间公司弄到15万美元的贷款后，该公司为表感激，向扬夫人赠送礼物——一件价值9450美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招来了大祸。要找出一件美国家庭主妇最想要的却从未奢望会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件貂皮大衣。现在就有一位女士得到了一件，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在这件事上火上浇油（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主席也曾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从复兴金融公司弄到一笔贷款，而他本人则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到处都是流言蜚语，人们甚至认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台冷藏柜，放在地下室，而他们的妻子都穿着貂皮大衣。参议员布莱尔·穆迪的夫人将发票贴在新买的皮大衣上，显示她的大衣是染成貂皮色的麝鼠皮大衣，包括税款在内一共381.25美元。貂养殖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说明，不是每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士都嫁给了骗子。事实上，她们有许多人都是“有鉴赏力又受人尊敬的人士”。

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像驴一样蠢”，但富布赖特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参议院会议室的聚光灯和扩音设备下，富布赖特向新闻记者展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右手边的道森实际上领导着一个阴谋团伙，通过损害公众利益以达到敛财的目的。最具价值的证据是复兴金融公司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日记。里面仔细记录了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大量电话，让那些名声不好、信誉不佳的投机商人找到接近道德败坏的政客的门道。自蒂波特山油田丑闻之后，华盛顿再也没发生过此类事件，但杜鲁门仍然视而不见。扬被大陪审团传唤做证，白宫却没有任何回应。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被批准“因健康原因”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继续在总统内阁任职，在人事问题上仍然拥有最后决定权。这简直太可恶了。

然而，可恶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按当时的组织情况看，美国税务总局经常出现犯罪行为。该局有64个分局，每个分局有一个分局局长，他们和副局长以及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是政府任命的。由于在上次大选中，一些民主党人在保护公民投票中表现出色，所以这些职务就交由上次立功的民主党人担任。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州人，他感觉早晚会出现丑闻，便尽量弄清关于贿赂的流言蜚语。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由于芬尼根与杜鲁门有很深的渊源，便赖着不走。

如今，一切都变了。由于国会委员会发现了一些间接证据，芬尼根便被大陪审团指控，之后被迫辞职，再后来，他被指控在个人所得税申报单中瞒报了10.3万美元。接着，斯奈德命令旧金山分局局长詹姆斯·史密斯和他的8个下属停职，紧接着便控诉他们欺骗政府。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莱尼辞职后，被指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玛赛尔被发现逃税3.2万美元，他和他的死党莫迪凯·米勒因拒绝向委员会解释额外收入的来源被开除。而美国税务总局局长、前白宫助理乔治·舍恩曼也以身体不佳为由递交辞呈。总之，9名民主党人即将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是安排杜鲁门总统行程的秘书。

在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下，杜鲁门不得不做出回应。他解雇了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并向国会提交整顿复兴金融公司和美国税务总局的计划。sup/sup此后，该局改称美国国税局（即美国国内收入署），全部职员归属文职系统。但这也不足以安抚批评政府的民众。离下一届总统大选已经不到一年，“华盛顿的混乱”成了最具生命力的竞选主题。他们必须抢在共和党之前完成一些事，因此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调查联邦政府的贪污腐败问题。

共和党高声质疑民主党内是否能找到刚正不阿之人来领导该委员会。对于杜鲁门来讲，那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曾检举阿尔杰·希斯，现任联邦地方法庭的法官。接受任命后，墨菲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且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个不小的打击。接着，杜鲁门任命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斯担任肃清工作的领导。评论家说，这比什么都不做还糟糕，因为麦格拉斯的部门也卷入丑闻中，而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正是他将那些如今受到指控的人带进了政府。共和党大叫那样做不过是想掩盖真相，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随声附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亦如此，他们通过投票，要亲自调查麦格拉斯和司法部。

这场闹剧终于发展到高潮了。绝望的总统任命无党派的纽约共和党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迅速接任这一职务，并出现在《与媒体见面》栏目中，吐露对司法部未经证实的怀疑，并拒绝麦格拉斯提供的办公场所，而是在华盛顿市区的办公大楼工作。他请求国会赋予其出具传票的权力，但遭到拒绝。最后，他自己收到了传票——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做证。该委员会想知道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将剩余油轮非法出售给外国政府一事中扮演什么角色。莫里斯邮寄了一份很长的调查报告给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内阁成员，指出他们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这一举动触怒了政府里的每一个人。麦格拉斯收到调查报告后，怒气冲天。他错误地认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于是寄给他一封5个字的电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电传打字机得知了此事，大发雷霆，之后便将麦格拉斯解雇了。

1952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前的最后几个月，杜鲁门的地位似乎越来越不稳定。那年他处理钢铁工人罢工，只是效仿6年前使约翰·刘易斯就范的方法，结果变得滑稽不堪。3月20日，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的裁定（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而钢铁价格保持不变。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财产管理。他认为他在非常时期有权力这样做，最高法院也会认同他的做法。但事实是，最高法院并不认同。6月2日，最高法院认定此次接管不合法。不管怎样，美国钢铁工会的工人还是罢工了，他们要求必须将工资上涨16美分，60万工人才会继续工作。总统不得不同意每吨钢材上涨5.2美元——这是他一直在避免发生的事。

在白宫表现不佳的同时，共和党方面也越来越不负责，这种情况令人震惊。共和党在野时间太长了，他们对5次总统选举时没有选择共和党的选民失去了信心，少数派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败坏民主党的名声。它有权也有责任揭露藏在杜鲁门背后的蝇营狗苟，而不断揭露政府的腐败问题则是为国服务，这也是民主体系应该发挥的作用。但共和党异乎寻常地抨击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又是另一回事。他们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样的骗子根本毫无关联，作为美国对外的发言人，他们代表整个国家。他们全心全意为国家荣誉奋斗，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人们认同的。

艾奇逊出身贵族，对对手冷漠甚至傲慢。马歇尔将军则截然不同，他像艾森豪威尔一样是战斗英雄，不属于任意一方。他担任总统特使出访中国，正如艾森豪威尔指挥欧洲战场，是超乎党派之争的。在内阁中，他避开所有的政治风向。他唯一一次陷入争论，是在麦克阿瑟撤职后引起的骚乱中。他巧言善辩，为有限战争的概念不断辩护。毫无疑问，这激怒了国会中麦克阿瑟的崇拜者，但他同样也赢得了奥马·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热情拥护。此外，麦克阿瑟没有复职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敌对情绪已经十分明显。1950年9月，20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反对马歇尔担任国防部长。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杜威·肖特说马歇尔是“杜鲁门的狗腿子”；乔·马丁称他是“姑息养奸之人”，必须对中国现状负责sup/sup。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放过那位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将军呢？

答案就是：马歇尔是一个超越战争的民族象征，在无情地争夺权力时，任何一个无可挑剔之人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现在不和他们一伙儿，早晚有一天会反对他们。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他们要打压他，全面败坏他的名声，使他将来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被人相信。最后一步交由麦卡锡完成。1951年6月14日下午3点左右，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了他最长、最著名的演说，控告马歇尔“声名狼藉，且藏有巨大的阴谋，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所有罪行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

开明的共和党人则努力成立一个明智而尽责的杜鲁门政府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布，她不愿看见自己的政党通过“恐惧、无知、偏执和污蔑”的诽谤手段获胜。埃米特·约翰·休斯避免“华盛顿的混乱”这一说法，而使用“无聊、自负和肆意浪费”的字眼。休斯认为挑战民主党的爱国主义十分危险，但在1952年初期，类似的建议遭到党内保守派的拒绝。整整一年，共和党内的善辩分子坚持称反对派是“民主的党”，讽刺民主党徒有其名。

共和党右翼的演说将民主党划分为5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缺乏足够能力入侵中国并占领中国的软弱之人。意见相左的政客通常会容忍另一方，但像此类的唇枪舌剑只会加剧两党的对立。

共和党的路线受到欢迎。大部分美国人不再支持杜鲁门总统，无论他做多少次总统竞选演讲也无法挽回人民的青睐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杜鲁门在第一届任期中其民意支持率最低的时候是1946年，仅有32%的选民支持他。整个1950年，这一数字在37%~46%。而从那之后（在他执政的最后两年），支持率从未超过32%。有一段时间这个数字还跌到了23%，那就意味着4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人支持他。他从未表现出作为领导人的魅力和吸引力，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靠决心克服自己的无能。他就是那样看待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告诉记者：“我已经竭尽所能将我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有许多人——我认为有100万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但既然我身在其位，就要做好该做的事。我经常引用亚利桑那州汤姆斯通镇墓地的一句墓志铭：‘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鞠躬尽瘁’。”

而对于一个有如此信念的民主党人，共和党执政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但除了杜鲁门，谁还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埃斯蒂斯·基福弗的呼声高涨。他已报名参加党内所有预选，还拥有大批追随者。杜鲁门却无动于衷。作为操纵政党活动并以此为豪的政客，总统用不着改革家们抹黑民主党人士。其他大部分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阿尔本·巴克利时年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遭到自由派的极度厌恶；哈里曼从未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认为自己找到了最佳继任者。他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建议文森辞去大法官的职位，成为总统候选人。文森支支吾吾，指出最高法院不应该是通向白宫的踏脚石，但最后同意先与妻子商量一下。文森的妻子更不赞成这件事，杜鲁门只好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写道：“大法官坚决拒绝。”随后，总统将注意力转向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选举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赢得了一次显著的胜利，以超过第二名572067票这一历史性的优势遥遥领先。杜鲁门本人在伊利诺伊州的优势也只有33612票。毫无疑问，他将会丢掉这个州。他对自己的一个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来华盛顿的时候别忘了通知他。

同月，一位共和党州长、新罕布什尔州的舍曼·亚当斯成为该州支持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的委员会的主席。但他马上就遇到了问题。在新罕布什尔州提名总统候选人时，他必须依照法律提供证据，证明其候选人是共和党人。亚当斯向艾森豪威尔在堪萨斯州县城寄去询问信。下面是该县书记官摩尔的回复：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未在本县投票选举，自1928年预选法开始生效，他就没有投过票。我从1927年1月14日起担任本县书记官，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在“二战”结束前没有住在本县，至少他没有投过票，否则我一定会知道，因为从1927年春预选法通过到其1928年生效，党员名册一直在我这里。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是一名共和党人，他一直在为共和党候选人投票，直到去世。然而，这一切与他的儿子无关，因为许多人选择支持的政党都与其父不同，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许多人相信欠债，想看看到底能花多少钱，这就形成了习惯，会让国家陷入破产境地。

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任何政治见解，也没有宗教信仰和明显的指导方针，甚至很少公开发表自己对大事的见解。这已经是4年之中第二次有人提出让他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了，但是推举人也不知道如果他当选会如何行事。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曾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果所有美国人想要的是安全，那么他们可以去监狱。”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威望争取民意支持罗斯福–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他的成就，包括北约驻欧洲司令这一职务，都是在他代表民主党政府时取得的。其同胞们大可放心的是，他是一个坚强、正直、宽宏大量的人，他备受欧洲政治家的尊重，并且展示出的许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人士乐意在其领导人身上看到的。例如，喜欢用方言讲笑话，着装随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艾森豪威尔式夹克。

结果他居然是共和党人，虽然这个问题在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52年1月6日，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从法国归来，告诉记者说，将军将接受共和党的提名，并且不会否认洛奇的声明，但艾森豪威尔却否认了这一切。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承认自己的党派关系，只是说那位参议员对于“他的政治信仰和共和党投票记录的大体情况做出了准确的描述”。他避而不谈参加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做这些事的人令他极为不满。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共同的信念”，但是他们追求的信念并未受到他们所崇拜的人的认同。他补充道：“无论如何，我绝不会为了竞选总统而放弃现在的职位，也不会参加那些尊敬我的人举办的任何竞选前的活动。”

显然，这扇门关上了。然而下一刻，他又开了一条门缝儿。如果他别无选择，当然只能接受“超越当前职位”的工作。这对于亚当斯和洛奇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们便开始为他准备竞选活动。许多人都相信艾森豪威尔将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很快就会忘记自己要留在巴黎的誓言），哈里·杜鲁门便是其中之一。

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举行的城市联盟年会上发表演说。次日下午4点，他抵达华盛顿，参加采矿业视察会议，发现大都会俱乐部已没有空房间了。有人在罗杰·史密斯酒店为他预定了一个房间。办理登记手续时，他收到一封布莱尔国宾馆的信：总统希望当晚与他见面。晚上11点15分，史蒂文森回到酒店房间，感觉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经历了不可思议的事，你可否到酒店一聚？”他的朋友到达酒店时，他只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国宾馆回来，总统希望我从艾森豪威尔的手中拯救世界。”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州长：

……我不会再竞选总统，我认为他是总统的最佳人选……我告诉他我对总统一职的认识，它是如何成为世界历史中最有权力、最伟大的职位的。我让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会被提名……但他拒绝了。他显然受到了惊吓。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经宣布再次竞选州长，并表示“不把伊利诺伊州人民赋予的最高职务看作安慰奖”。他要对两个年幼的儿子负责，他们实际上已经被爱抛头露面的母亲所抛弃，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公众生活只会扭曲他们。另外，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当总统的准备。再担任一届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伊州首府）的州长后，他可能会做好准备，但一定不是现在。当然，史蒂文森不会表示对于民主党候选人，那一年有多么难熬，但他一定想到了这一点。不像杜鲁门，史蒂文森知道政府近来被丑闻伤得有多深。

讽刺的是，艾森豪威尔在接下来的夏天观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觉得要是自己早知道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会是一个像史蒂文森那样的人，他就会留在巴黎了。像美国和全世界的其他人一样，艾森豪威尔为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魅力所感染。以外表看，这位州长并不吸引人：矮小、秃头、笑容满面，但他可是政治天才。人们立刻感受到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他才思敏捷、智慧超群，博得了两党的钦佩。20世纪的政治家中，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赢得自由知识分子如此忠实的拥护。他讲起话来，能够激起美国人对于过去和将来的热情奔放的情感。史蒂文森向往林肯的理想，当他带着听众进入那个理想时，全场鸦雀无声。那一年，在其政党中的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神。如同12年前的温德尔·威尔基，他让同胞们停下来想想他所代表的是什么，8年后，他曾举得那么高、那么久的明灯，又将为下一位更加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照亮前行的道路。

杜鲁门可不接受他的退缩。1月22日，就在他与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进早餐后不久，总统在布莱尔国宾馆接见史蒂文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这位惊慌失措的州长发现他被一大群记者包围了，各个报纸专栏作家的文章中都有他的名字，他还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上面写道：“无论谣言背后的真相如何，有一点是足够明朗的——在民主党人的寒冷季节，艾德莱·史蒂文森充满着政治热情，而杜鲁门则需要一丝温暖”。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会接受提名时，史蒂文森做着思想斗争。他询问身边亲近的人，一个身体健康并且早已投身政治事业的人，该如何拒绝美国政界最伟大的荣誉和责任呢？他尽量否定地回答记者：“现代的大会不会强求一个再三表达不愿参加竞选的人接受提名。”事实上，这样的事已经有72年没发生过了。在1月，史蒂文森还认为这种事的重演是不可想象的。

6个星期后，他还是不太确定。3月4日，史蒂文森和总统再次见面。据杜鲁门的回忆录记载，此次会面是应史蒂文森的要求，而史蒂文森的回忆录中却说是总统要求见面的。为了避免总统选举迅速发展，史蒂文森借用其助理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之名，飞往华盛顿。在路易维尔添加燃料时，他的老朋友、《路易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人巴里·宾厄姆告诉他：“让民众根据你的公共服务记录来做判断。”史蒂文森大笑道：“好吧，那你肯定帮不了我的忙！”在布莱尔国宾馆，他再次向杜鲁门重申，竞选伊利诺伊的州长就是他全部的雄心壮志所在了。但总统也帮不了他。杜鲁门后来写道：“我感觉史蒂文森身上有种领导的气质，我放心将这个重任交给他……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把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当作自己的职责。”

1952年3月29日，5300名民主党人聚集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参加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宴，史蒂文森也在其中。艾奇逊一家也出席了该晚宴。在去晚宴的路上，艾丽丝·艾奇逊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总统会在晚宴后的讲话中公开自己的政治计划。国务卿迅速回答道，不可能。如果他将再次竞选，现在宣布时机尚早；而如果他决定不参加竞选，也不会当众宣布，否则许多人一定会失望。结果是，艾丽丝·艾奇逊恰好是杜鲁门家族以外，第一个知晓总统打算的人。她那时坐在总统旁边，总统上台演讲之前，给她看了讲稿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亲手写道，自己将决定不再竞选总统。他说：“你、贝丝和我，是这里唯一知道这个决定的人。”艾丽丝感到很失落，想让丈夫过来劝阻总统，但总统摇了摇头。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晚宴后，他宣布不再竞选，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的党还没准备好找另一位新的领导人，而且候选人的资质似乎也不理想。”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史蒂文森做客《与媒体见面》栏目，演播厅内有一大群观众。其中最多的问题集中于他在希斯一案中的做证内容。关键证词十分简短：

问：你认识其他认识阿尔杰·希斯的人吗？

答：认识。

问：从其他人的言谈中，能看出希斯在正直、忠诚和诚实方面的名声是怎样的吗？

答：能。

问：具体说明他在正直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好。

问：具体说明他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好。

问：具体说明他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好。

在政府代表律师的询问下，他的证词如下：

问：1935~1938年，你是否曾到被告阿尔杰·希斯家里做客？

答：没有，我从未到他家里做过客。

问：1937~1938年，被告希斯从国务院带走机密文件，并将文件给没有资格的人看或交给他们。在1948年以前，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答：没有。

问：1948年之前，你听过被告人希斯是共产党人的报道吗？

答：没有。

然而，在麦卡锡主义肆虐两年之后，像这样温和的人也中了政治毒药的毒。加利福尼亚州新晋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说，史蒂文森“作为希斯的品德见证人，为他辩护”。sup/sup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弗里特·德克森也说了同样的话。（史蒂文森问：“德克森说什么了？他会说谎吗？”）《芝加哥论坛报》社评认为史蒂文森应避免做证，因为那样便意味着他“愿意与阿尔杰·希斯站在同一阵线”。

史蒂文森在《与媒体见面》栏目中说：“我是律师，我认为在法庭上诚实、自愿地做证是所有公民尤其是律师的义务——这也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如果一个处于政治环境中的人，因为太害怕而不敢说出他知道或听到的有关被告的事，唯恐被告最后被判刑，我想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司法的不幸。这是极端的怯懦。”

回答其他问题时，他再次说明：“我一定会竞选州长，并且也只想竞选州长。我不愿担任其他职责，我没有其他野心。”劳伦斯·斯皮瓦克问道：“州长阁下，演播厅里有这么多的观众，向你暗示出国内人民对这件事的看法吗？”史蒂文森微笑道：“那实在太抬举我了，但我认为夸奖不会伤害任何人——如果那个人听了不会飘飘然的话。”

他避免说到的是，卡内基董事会曾投票选举希斯为该基金会的主席，并且在其案件审理过程中也不同意他辞职，而该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便是艾森豪威尔。

3月11日，艾森豪威尔以44497票对塔夫脱的35820票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8天后，史塔生以128605票赢得明尼苏达州初选，而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以106946票紧随其后。此时从巴黎传来消息，说这两次竞选结果让将军“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简言之，他要整装回国了。

基福弗赢得了民主党代表的支持，使总统在一个接一个州失掉颜面。而除了艾森豪威尔首次竞选的热情，共和党每个初选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塔夫脱在内布拉斯加州战胜将军，在威斯康星州打败沃伦，在伊利诺伊州以70万票的优势大胜史塔生，补名选票使艾森豪威尔排名第三。4月15日，将军从塔夫脱手上赢得新泽西州，并在宾夕法尼亚州获得胜利，而州长杜威的支持保证他得到了大部分纽约州代表的选票。将军在堪萨斯州得到20名代表的支持，而在肯塔基州，只有一人支持他，其余19人都支持塔夫脱。印第安纳州全部支持塔夫脱。6月3日，在最后的两次预选中，沃伦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的支持，塔夫脱则在南达科他州打败了艾克。塔夫脱的助手预计可在全美范围内获得588票的大会投票——而获得提名则需604票。

4月初，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在政治道路上的意外发展”妨碍了他的军事职责，他要求解除职务。白宫立刻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李奇微将军接替他在巴黎的职务。6月2日，艾克在家乡堪萨斯州艾比利尼正式开始竞选活动，两万人在当地球场上顶着倾盆大雨聆听他演讲。他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抗衡”。他希望参议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呼吁减少赋税，改进《塔夫脱–哈特莱法》，在朝鲜“实施全面停战”，撤销多余的联邦机构，继续参加北约，“根除颠覆性的元素”。他反对通过调控对抗通货膨胀，反对“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并且认为保障公民权利应该由各个州负责。

从艾克提出的建议来看，塔夫脱并没有什么要争论的。但6月19日，在《回答阿比利亚》的演说中，他指责将军误解《塔夫脱–哈特莱法》，缺少农业政策，没能指出“该对中国现状负责的人”，拒绝谴责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处理方式。这简直是强词夺理，任何看了报纸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深意。有人指出，唯一能轻易区别两位候选人不同之处的，便是对待麦克阿瑟将军的态度。塔夫脱承诺，会在政府中给麦克阿瑟一个职位，而艾森豪威尔则表示他全听麦克阿瑟的差遣。

7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屠宰场附近的国际圆形剧场举行。出席的人包括贝蒂·弗内斯，她曾是一位女演员，现年36岁，曾在电视中说过这样的广告词：“如果你买的冰箱是威斯汀豪斯牌，那么你大可放心。”贝蒂还没完成开关冰箱门的动作，就已经使7000万观众激动万分了，其中包括一位共和党人，他想把贝蒂的名字加入候选人名单。

三大广播公司运输重达30吨的设备，并派遣1000多名员工到达国际圆形剧场，但控制大会的塔夫脱派并没有给新媒体特权。除了同意在讲台上安放提词器外，广播公司的其他要求都遭到了拒绝。那星期的晚些时候，在剧场的人得知自己会在电视上出现，便反复请求“给代表投票”，以使家乡的每个人都能在电视上看见自己。而观众对此非常恼怒。开始时并非如此，当代表塞西尔·德米尔对记者说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时，他指的是会议的进程，而不是电视转播——他是一个电影巨头，曾发誓要搞垮电视。

由于此次会议是由保守派策划的，事情便带有明显的右翼色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了主题演讲。对于一匹“黑马”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但令其支持者失望的是，他把这次机会搞砸了。艾克虽然身着便服，但依然魅力不减，而麦克阿瑟则只是戴着假发的退休的行政人员。无论何时提到上帝（他经常提到上帝），他的声音总是不自然地上扬，令人不舒服，而且他还养成了一种特别的讲话方式，声音忽高忽低，以示强调。在麦克阿瑟的演讲接近尾声时，代表们相互讨论，以至于都听不到将军的声音了。这次，麦克阿瑟确实被冷落了。演讲结束后，他回到纽约的沃尔多夫酒店，等待大会的决议。三天来，“巴丹”号一直停在拉瓜迪亚机场的停机坪，航空发动机已经预热，油箱也被加满，只要大会选择了他，“巴丹”号便立刻载他回去。星期五，飞机开回了停机库。

乔·麦卡锡的演讲最受欢迎。塔夫脱计划委员会摸透了听众的脾气。当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哈拉南宣布，他将向代表们介绍一位“威斯康星州的战士”、一个致力于“揭露政府中的卖国贼”而遭到非议的人时，乐队奏响了《海军陆战队赞歌》，会场中有一半的人都加入了疯狂的呐喊中。广告牌上显示着他的受害者：“希斯、艾奇逊、拉蒂摩尔。”乔发出恶魔般的笑声。在对麦克阿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进行称赞之后，他以充满戏剧性的口吻开始演讲：“今夜，我们身处战争之中。”他严肃地宣布战争数据——亲共产党派的民主党员在克里姆林宫交给那些人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被他们推进痛苦之中的数百万的灵魂，至今还在“红色迪安国务院”中赖着不走的背信弃义的“虚伪的卖国贼”。他说他有证据证明这一切。大量的图表被拿上讲台，但这些数据毫无价值，那些标准也难以理解，但这都不要紧——乔对其逐一解释，挥动着手里的教鞭，就像挥动着赶牛的鞭子。

这才是正题，而随后的表演只是配合乔的水平。除了威斯汀豪斯的广告和候选人们漂亮的妻子与女儿外（最令人难忘的是沃伦的妻子和她的妹妹）整个场面都令人不快。年轻的参议员尼克松大声疾呼：“美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外交代表们的抱怨、哭泣和卑躬屈膝。他们只谈美国的弱点和担忧，而不谈美国的优势和勇气。”竞选纲领也如出一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严厉指责民主党在国外记录的方方面面，从1939年罗斯福没能保卫波罗的海各个共和国一直到朝鲜战争。一位记者提醒他，在波罗的海沦陷时，他本人就作为“美国第一”派，催促罗斯福远离“愚蠢、无止境的斗争”，以保持国家的主权。在刚过去的5月19日，杜勒斯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杜鲁门决定帮助韩国是“勇敢、正确的，是以国家利益为主的”。他现在怎么能这么说呢？杜勒斯回答说，如果他仅代表个人观点，当然不能这样说。然而，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只是提出共和党的例子来反对民主党。他同意这是一个不错的观点。

讲台上的话语杀气腾腾，提名候选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塔夫脱的表兄、竞选管理人戴维·英戈尔斯的呼吁书让这场竞争更为激烈。那个星期，代表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些话：

杜威下台！

汤姆·杜威是现今美国最冷血、最无情、最自私的政客。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承诺一文不值。他是共和党最大的威胁。他曾两次把我们带向失败，现在他躲在另一个人背后，又在玩同样的把戏。

但杜威能怎么做呢？塔夫脱似乎在第一次木槌敲响之前，就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7月6日星期日，共和党代表们仍在途中时，塔夫脱已经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芝加哥希尔顿酒店，出席新闻发布会。他手中拿着一大堆整齐的电报——共530份，这些电报都是那些决定支持他到最后的齐心协力的代表们交给他的。到星期一早上，塔夫脱已得到607份那样的保证——比所需要的还多3份。临时主席和常任主席都向他做出保证，他赢得了政纲草拟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大部分人的支持。他的助手甚至已经挑选好了演奏的音乐和演唱的歌手。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脚步。

艾森豪威尔派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质疑那些代表的资格上。自内战以来，共和党的信仰在南方各州就只得到一些小组织里忠诚党员的支持。他们有两个任务：第一，共和党总统在白宫执政时，干好邮政局长的工作；第二，在4年一次的大选中投票。作为老共和党人，如今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塔夫脱。

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质疑他们出席大会的权利。第一轮竞选在得克萨斯州上演，那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只有5名投票者参加共和党1950年的沃思堡会议，因此，得克萨斯州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亨利·兹韦费尔决定，1952年5月3日的会议在自己家中举行。令他沮丧的是，他的花园被100个戴着艾克徽章的陌生人践踏坏了。兹韦费尔以民主党人没有权利在共和党内选择共和党提名人为由，将他们赶走了。三周后，在矿泉井市召开的州代表大会上，老共和党人投票选举参加芝加哥大会的代表：支持塔夫脱的30个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的4个人，支持麦克阿瑟的4个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在另一个会议厅开会，选出33名支持艾克的代表及5名支持塔夫脱的代表。这样，得克萨斯州就有两个代表团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了。

选择两个代表团代表的官员当然是塔夫脱派。但是，艾森豪威尔派的发言人公开指责他们所谓的“得克萨斯州的偷盗行为”，并要求塔夫脱亲自谴责这样的行为。塔夫脱气愤地回答，他一生中从未偷盗过任何东西。他说，共和党在南方的代表团是按照实行了84年的制度选举的，只有那些心怀不轨之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他是对的，那些事情是伪造的。来自南方的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团并不比塔夫脱派的代表们更具代表性，而塔夫脱派中至少有终身共和党人。不幸的是，塔夫脱并不是这个懂得感恩的国家的偶像。在五星上将的光环下，艾克的竞选班底扩大了范围，他们正在争取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团。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的领导也哄进了斗争中。

艾森豪威尔一直反对前往芝加哥，他认为这样会遭到非议。因此，他会与妻子的家人在丹佛度过这一星期。7月1日，他和玛米在拉斐特大街750号道兹夫妇那8间屋子的青砖房里，庆祝结婚36周年纪念日。他因担任军队司令，婚后四处漂泊，只有这里才勉强算得上是个家。在一次夜晚的会面中，他的支持者劝说他必须前往芝加哥。第二天早上，他告诉记者，他准备“向全美发出明确的呼吁，竞选必须公开公正”。他会“为党派廉洁战斗，直到它能领导国家”。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的战斗是“一场明白的是非问题”。他反对“暗箱操作”、“独断专行”和“阴谋诡计”。全国委员会决定暂时给南方支持塔夫脱的代表团席位，让他十分震惊。他想要的是“公平竞选”。

公平竞选，已成为其拥护者的战斗口号。洛奇表示，南方来的塔夫脱派是“正直的党的污点”，应予以驱逐。这样的呼声很高，甚至有人指责塔夫脱完全就是个小偷，这对保守派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20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政治的撒哈拉荒漠中，尝尽了辛酸，但他们在国际圆形剧场的愤怒甚至超越了他们对民主党的憎恨。大会想提名塔夫脱。除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外，其成员都认为如果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他们就会欢欣鼓舞地选择他，并为他日夜进行竞选活动。就连纽约州的代表团都对他寄予厚望，只有杜威的党鞭还保持中立。电报被握在参议员手中的代表们一个个偷偷摸摸地投奔了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底，尽管连他们自己都厌恶这种行为。星期三晚上，大会的情绪达到了本星期的最高峰。当佐治亚州代表团的辩论达到高潮时，头发乱糟糟的德克森代表塔夫脱上台，指着纽约州的州旗大声说：“行动前再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遵照你们的意愿，而你们却把我们带向失败。”他指着杜威大喊道：“不要再把我们带上失败的道路了。”

他们大声呼喊以示支持，然后去拿艾克的小徽章。这是民意测验的结果。他们爱塔夫脱，但更爱胜利。他们相信将军而非参议员，会带领他们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白宫所在地）。大部分人都在寻找一种光荣的方式进入艾森豪威尔的阵营，而塔夫脱派在不经意间给了他们一种方式。通过禁止拍照和禁止记者进入资格审查听证会，他们给人留下一种要强制他们一派的人通过的印象。“公平竞选”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举措。艾森豪威尔派的一个领导人、华盛顿州州长阿瑟·兰利在大会提议，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团不应有席位，直到所有代表中的大部分同意其资格为止。这一提议让问题更为突出。对此，参议员的谋士又走错了一步。塔夫脱的阵营中的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克拉伦斯·布朗对兰利的决议提供了一份修正案，若其决议通过，支持艾克的人便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控制选举进程的权利仍掌握在塔夫脱派手中。布朗似乎承认了这场竞选实际上并不公平。他的修正案好像一笔交易——这也正是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底的说法。接下来公布的名单决定了整个大会的结果。布朗的修正案没能通过，票数为658∶548。艾森豪威尔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共和党的领导权。接下来则是提名。在星期五正午前的几分钟，共和党马拉松的第5天，第一次投票结束，结果是：艾森豪威尔595票，塔夫脱500票，沃伦81票，史塔生20票，麦克阿瑟10票。参议员爱德华·赛伊挥舞着明尼苏达州的旗帜，高声呼喊：“明尼苏达州改投艾森豪威尔！”参议员布里克支持塔夫脱，诺兰支持沃伦，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艾克当选。

艾森豪威尔在布莱克斯通酒店的房间里与他的4个兄弟一起观看电视，紧张地玩弄着两个护身符——一枚救世军硬币和一件童子军纪念品。明尼苏达州改票后，赫伯特·布劳内尔冲上前拥抱他。将军眼含泪水，激动得无法言语，找玛米单独待了一会儿。接着，他拨通电话，要求与塔夫脱通话。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人们都以为他是政治门外汉，但他却想到了这一点。他问参议员是否能向他表达敬意。一路上，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到达塔夫脱下榻的希尔顿酒店。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摄影师请求他们露出笑容，他们答应了，虽然塔夫脱显然苦恼不已。为了党的利益，他会挺过去的，而他做出的牺牲也是极大的。他眼神黯淡，充满痛苦，但还是保持微笑。他带着沙哑的嗓音说：“我要恭喜艾森豪威尔将军。我会尽量帮助他在竞选中获胜，并在他执政期间与其精诚合作。”

当布劳内尔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候选人任命竞选伙伴是惯例时，艾森豪威尔表示非常惊讶。这是候选人作为共和党领导人的第一次决定，而他习惯性地采取了军队任职的程序，这符合他的个性。他想找一位“有特殊才能、能刺探出任何颠覆性活动的人”，但他一直未做决定，直到布劳内尔“获得党内领导人的集体智慧”。

邀请保守派参加会议为时尚早，因此与会的都是艾克派的人。他们在希尔顿酒店的房间中聚会，不久就烟雾缭绕。据保罗·霍夫曼回忆，他们第一个讨论到的人是塔夫脱，但他被否决了。他们想找一个年轻人，最好是西部的人。直到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接一个地被讨论又被否决后，杜威才开口道：“我提名尼克松，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尼克松符合所有的条件。他39岁，在保守派中颇受欢迎，是个坚定的竞选者，并且从未被指控为危险分子。简短讨论之后，每个人都同意该提议。布劳内尔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并让接线员去找尼克松。那位参议员将车借给《旧金山纪事报》的厄尔·贝伦斯后，就同默里·乔蒂纳一起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去哪里。尼克松是那些最晚知道自己被选进会议的人中的一个。当他打电话给惠蒂尔的嫂子时，她已经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年轻的参议员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是最佳选择，艾森豪威尔缺少的一切，他都具备。艾森豪威尔喜爱交际，在折中解决问题方面具有天赋，在任何社交场合都能左右逢源。尼克松是个完美主义者，天性害羞、沉默寡言、性格内向，连鸡尾酒会都受不了。尼克松缺乏幽默感但真挚热情，不合群，以穿衣最快为豪——穿上正式服装只要8分钟，便装只需两分半钟。在他衣内的口袋里，通常放着一张清单，记录着日程安排。艾克则让别人带着清单，要不然他们是做什么的呢？艾克与人过分亲近，尼克松则较为沉默。在经济和政治道德方面，将军是个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而参议员则是相对论者、机会主义者和宿命论者。艾森豪威尔的优势在于吸引无党派人士的投票，而盖洛普追踪投票给尼克松者的记录，大部分是共和党的老一辈成员。

当然，尼克松拥有的还不止这些。20年后，在尼克松的一切经过细致分析后，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引起了同胞们的好奇。也许在贫困的约巴林达度过童年是他的巨大动力。一份华盛顿的报纸曾把他描述为“镇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正是这种动力让他在仅仅5年之后，就在芝加哥获得如此声望。尼克松注重细节的眼光造成了希斯的致命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自己零星细节构成的行为模式。他那种销售经理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所谓的原则问题的漠不关心，狼吞虎咽地吃下松软干酪和番茄酱的样子，对精神病医生的深恶痛绝，总是需要穿防护衣——尼克松这数百个特点，每个都微不足道，却塑造出尼克松魅力无穷的形象。然而，当他进入共和党的竞选名单时，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政客，只在某种程度上为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起到增加或减少的作用。看起来，共和党大有理由相信他会添姿加彩。尼克松促使希斯获罪，这一点令人肃然起敬。正如民主党人所说，将他视作没有胡须的麦卡锡，并靠打败他的对手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获得参议员的席位，还不仅如此。没错，道格拉斯夫人受到了伤害，但是最深的伤害却来自她的民主党同胞。一个保守的民主党人首先称她为共产党的候选人，使她在首场胜利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并且在共和党选出其被提名人之前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尼克松是胡佛之后竞选国家职位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该州的共和党十分愿意用实际证据来显示他们对尼克松的信任。有人询问该怎样做时，乔蒂纳和伯纳德·布伦南回答，最好的证明就是钞票。一个精力充沛的竞选者需要大量的资金。募捐的设备已经准备好了。两年前，尼克松和他的成员就已经建立了一条募捐渠道。他的朋友和仰慕者为他保管着1.8万美元的应急费用，现在这笔钱被送到了募捐处。

在共和党离开，民主党还未到来的那个星期，芝加哥异常平静，如同飓风眼。酒店靠开大会赢利，市内的酒店主人还在大会间隙安排了几次小会。在艾克曾经走过，不久后艾德莱即将到达的通道上，暂时挤满了安全驾驶指导员、保险推销员和普瑞纳销售团队。奇怪的是，人们关于塔夫脱的记忆比那位打败他的将军的记忆还要清晰。在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到其父亲位于魁北克默里湾的避暑胜地度假的几天后，人们的脑海里还憧憬着他会继父亲之后，为了进入白宫最后一搏的情景。

1952年的仲夏时节，被打败的塔夫脱派保守分子是否仍然会忠于共和党尚不确定。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称，艾森豪威尔是华尔街、欧洲、哈里·杜鲁门、汤姆·杜威的候选人。《芝加哥太阳报》的记者问麦考密克，共和党在11月大选中的胜算有多大，他回答说：“几乎为零”。《芝加哥论坛报》一位尖锐的社评家将纽约州州长描述为“现今共和党内最不受欢迎之人”；威斯康星州拉辛县的一位读者写道，虽然他自1916年开始为共和党投票，但是“我不会投给艾森豪威尔和杜威。呸，可恶的艾森豪威尔，可恶的杜威”。显然，共和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显而易见，许多问题还得视被称为“第二次贝蒂·弗内斯秀”的结果而定。自4月16日史蒂文森州长放弃竞选以来，民主党的希望就飘忽不定了。在去沃尔多夫筹款宴会的途中（他觉得自己出现在那里可能会引起误解），他再次坚定地表达了竞选伊利诺伊州州长的决定：“这个夏天，我不会再接受其他任何职位的提名。”事情似乎就这样定了。《纽约时报》评论说：“看起来，史蒂文森有效地关上了提名的大门。”

如果选择在其他州开大会，他也许会一直把门关上，但作为州长，他不得不欢迎代表们的到来。那些知道他擅长演讲的人相信，只要他开口，代表们就会为他所倾倒，而他的仰慕者则在希尔顿酒店15层成立了史蒂文森竞选总统委员会总部。与其他前哨基地不同，这个总部没有与他本人联系过，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州长仍然在尽一切努力关上大门。应他的要求，朋友们勉强答应不会提名他。7月20日星期日，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他请求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秘密开会，不要参加提名他的活动。门外的记者躺在地上，把耳朵贴在门底下的缝隙处，听到州长对于总统职位的看法：“无论从性情、精神还是身体上，我都不认为自己会适合这个职位。因此，我请求你们尊重我的意愿，不要提名我，万一我被提名了，也不要为我投票。”

历史上竞选成功的人从未说过那样的话，但第二天有两件事开始和他做对。第一件事是，阿尔本·巴克利邀请16名工会主席吃早餐，以获得支持。史蒂文森不同意竞选，副总统也有权要求总统和工会主席支持他。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巴克利会成为民主党的选择，但他们并没有选择他，因此他就被排除在竞选之外了。第二件事是，州长的致辞不出所料地鼓动人心。他说：“朋友们，今天在伊利诺伊州和中西部广阔的土地上，我们从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得很远……我们的想法和愿望不会受到阻碍，我们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思想或精神上的枷锁，不需要僵硬的思维模式，也不需要人云亦云。我们只需要信仰和信念，那就是自由公正的竞选取得胜利。”

他回顾了20年前罗斯福在芝加哥首次被提名总统的岁月，并动情地讲述了昔日引以为豪的成就。他调皮地眨眨眼，继续说道：“但我们的共和党朋友们却说那些都是极其惨烈的失败。几乎整整一星期，他们的大言不惭席卷了这片土地，只为了找到一个想法，而他们找到的唯一想法是，20年来的进步不过是由施政不当、贪污腐败、管理不善、挥霍浪费以及糟糕透顶导致的。他们紧紧抓住那个想法不放，在会议厅大肆散播，在整整一星期里甚嚣尘上。”确实：“在听到我们对于施政不当的没完没了的骂声后，我惊奇的是第二天早上的邮件仍准时送达……但我们民主党人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害者。他们先在内部相互厮杀，然后再来伤害我们。他们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两件事，这真是十分方便。也许这就是大屠杀发生在屠宰场附近的原因吧。”

此时，艾森豪威尔在科罗拉多州的一间钓鱼小屋观看电视，忧心忡忡。同时，民主党代表士气大振。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第二天一早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一天之内，所有迷惑杂乱的目光都集中在矮小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的身上。他是大会唯一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选择。只有总统的行动才能改变现状，但人们普遍认为即使现在行动，也为时已晚。”

星期四下午晚些时候，印第安纳州州长亨利·施里克走上讲台，说道：“92年前，国家从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上召唤了最伟大的伊利诺伊州公民——亚伯拉罕·林肯。当时的林肯也并非自愿，但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他说不。现在我把不允许拒绝的人带到你们面前，他就是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

15分钟前，施里克走上台时，史蒂文森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打电话到白宫，询问如果提名史蒂文森，总统会不会感到尴尬。杜鲁门说：“我从1月起就在做你说的事，为什么会感到尴尬呢？”

进行投票时，史蒂文森坐在位于北阿斯特街1416号麦考密克·布莱尔父亲家二楼的卧室里，在一本黄色的、划有格线的小本子上写下总统提名的演讲稿。基福弗在头两轮的投票中胜出，在第三轮后，史蒂文森还差两票半才能获得多数票。接着，犹他州将其12票改投史蒂文森。7月26日星期六早晨，这位不愿意参选的州长成为民主党1952年的总统候选人。

史蒂文森刚当上候选人就遭遇了不祥之兆。风琴一遍遍地低声演奏着竞选歌曲《不要让他们夺走它》，赤裸裸地呼吁大众的贪念。接着，杜鲁门又将他介绍给代表们认识。4年前，总统在竞选中反败为胜。然而从那之后，他的政治威望却开始下降。当他大喊“你们提名了胜利者，我会尽我所能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他获胜”时，史蒂文森的笑容显得苍白无力起来。对于7000万电视观众来说，这一场景让他们想起了杜鲁门最不吸引人的一面——他喜欢搞彭德格斯特式的政治。这个新人似乎也是彭德格斯特的门徒，而不久之后，他又给自己获胜的机会一记重拳。他通常说话十分得体，而此时却说：“我曾向仁慈的教父祈祷，教父啊，请把这个杯子拿走。但我不能因为害怕、自私或虚伪的谦让而不去担当这份令人敬畏的职责。因此，如果杯子不被拿走，我只好喝了它。”

对于虔诚的基督徒，重复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亵渎神明。艾克关掉电视，对钓鱼的伙伴说：“伙计们，听完他说的话，我认为他才是最大的骗子。”

他错过了一次卓越的演讲。史蒂文森说，大会的记忆逐渐褪去时，留下的是：“在国内饱受不和、争吵和物质主义可怕的憔悴的幽灵的折磨，在国外遭到冷酷无情、不可理喻、敌对势力夹击的历史时刻，应该看到残酷的现实赋予的责任感。20世纪严峻的考验——基督教最血腥、最混乱的时代，远不止如此。牺牲、忍耐、理解以及无法取代的目标也许是我们多年后才能遇到的命运。让我们面对它，让我们对美国人民讲讲道理。让我们告诉他们真相，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我们正处在做出重大决定的前夕，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正如你在遭受攻击时奋起反抗，但是只有持久、耐心、代价高昂的战斗，才能保证战胜人类最大的敌人——战争、贫穷、暴政，以及对人类尊严的侵犯，那是每个人最可悲的后果……”

史蒂文森说：“我们输了竞选，总好过误导人民，总好过对人民管理不当。”

史蒂文森与其副总统候选人，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约翰·斯帕克曼上台亮相后，便启程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在那里他决定断绝与杜鲁门的联系，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将竞选总部设在那里，既不是华盛顿，也不是纽约。杜鲁门派的国家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的职位，将由一位芝加哥的律师同时也是史蒂文森的朋友斯蒂芬·米切尔取代。

在表明其政治独立性时，他走得有点儿远了。正如他告诉俄勒冈州的记者，如果他当选，清理“华盛顿的混乱”将是他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冷冷地写道：“史蒂文森是如何既希望能说服美国人投票给民主党使其继续执政，同时又否认与民主党权威有联系的，我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