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布里克认为最好的悼词：塔夫脱被认为是一位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但这对艾森豪威尔却是不祥的预兆。未来几个月，这位白发苍苍的俄亥俄州人将提出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别国签订条约的范围，以及总统协商行政协议的权力。该修正案将使政府陷入困境。越南战争爆发后，人们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但当时艾克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他写信给诺兰：

如果参议院……采纳布里克修正案，将会使我们国外的朋友和敌人认为，美国打算从世界事务的领袖位置退下来。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反应十分重要。这会损害我们对和平的希望和计划，以及正在讨论的重要国际事务成功的机会。

诺兰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与艾克的观点少有一致。在之后的5年里，他让总统与国会领袖的每星期例会变成一种折磨。艾克会大发雷霆，筋疲力尽，有时几乎语无伦次。讽刺的是，诺兰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应对此负责。塔夫脱逝世后，按惯例，总统作为多数党的领袖应挑选新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但艾森豪威尔认为他的政府与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政府大不相同，这一观点害了他。他坚决认为，行政部门只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中的一个，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则是对开国元勋的藐视。他称自己为“守宪总统”时，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他对国会的尊敬，在塔夫脱过世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没有插手。葬礼当天，他直截了当地向内阁表示：“我着重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政府绝对不会对于挑选新的多数党领袖发表个人意见。我们不会干预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决意插手他的事。激进派与过去5届政府的政策进行了长期斗争，已成为熟练的政治“游击队员”，擅长渗透到行政部门，让公务员的日子过不下去。国会调查便是他们的首要武器。艾克本以为，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便暂时停止。他告诉内阁，他认为美国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在聚光灯下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的政府应该有一段整理事务的时期。只有它失败了，国会才能插手。

布劳内尔苦涩地说，第83届国会已然插手干预。仅国务院就分别进行了10次调查，国务院职员忙得连读邮件的时间都没有。艾克回应说，政府必须同国会合作，也许他们只是在调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调查了每一个人，包括许多不在政府工作以及从未涉足政坛之人。麦卡锡调查《美国之音》，詹纳的美国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寻找中学里的共产党，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哈罗德·维尔德的带领下，准备搜查教堂。在一次广播节目中，维尔德说该委员会已经清除了表演界的颠覆性分子。现在，他们正准备调查基督教教会。他说，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清除个别教会分子，包括那些致力于政治活动多过本职的教会分子”。

艾克一生都对他的信念毫不动摇：“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领导国会。”然而有时，即使是这位“守宪总统”也会对国会发怒。在之后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联邦政府通过国会调查教会中的共产主义，你是否支持这一做法？”他给出否定回答，教堂是最不该调查不忠诚的地方，质疑他们的爱国精神，没有任何好处。也许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才应该接受调查——对于一位不插手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句话已经很重了。

但共和党在执掌国会，而且那是一批特殊的共和党人。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实让人无法应对。乔·麦卡锡的终审日即将到来，参议院的议员们开始联合反对他。不久，每位参议员被要求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右翼的共和党人将暴露自己，成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参议院每个共和党元老人物——诺兰、德克森、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支持这个蛊惑人心的政客。

麦卡锡的发言人乔治·索科尔斯基指责，共和党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变得太现代化，与新政没什么两样”。而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早上，麦考密克将军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除在共和党之外了。但是，大部分时政评论员都站在总统一边。塔夫脱逝世7个月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被《华盛顿邮报》收购，那是一份别具一格的报纸，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无法将政府目标和个人憎恶区分开来”。《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大权在握，是否称职自然是人们想要问的问题”。罗斯科·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到这是新的“华盛顿混乱”：

共和党政府内被掉以轻心的分裂、长期不和、相互辱骂，尖酸刻薄的消极争论弄得到处乌烟瘴气，这样的后果是什么？从中又会得到什么政治收获？这种新的“混乱”产生的效果就是展示了共和党政府是个争论不休、毫无建树、立法无能的政府。

有时，首都记者在报纸上提出质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范例。参议院的掌舵手威廉·诺兰不断提醒总统，目前迫切需要海军对中国海岸实行全面封锁，并否决保罗·尼采的任职（尼采是威尔逊挑选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外事），因为诺兰认为尼采作为国务院一员，曾是“艾奇逊灾难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成功地在一项拨款法案上附加了一条：如果联合国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那么美国将立即终止提供任何费用给联合国。国会5次通过这个附加条款的草案，总统5次拿起笔，又5次放下笔，说他不能既接受该草案，同时又主政外交。布里奇斯的决议打破了僵局，他声称“国会的看法”是中国应该永远被阻隔在联合国之外。两院全体通过该议案，副总统尼克松记录参议院的一致表决时，十分赞许。当汉弗莱起草一份议案将加入共产党判为重罪时，这场闹剧到达了高潮。这个议案必须修改，因为它会破坏《麦卡伦法案》。《麦卡伦法案》要求共产党员登记，而登记就意味着自认有罪，因此可使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罪责，但是共产党的身份无论如何都不受法律保护。司法部长布劳内尔被吓坏了。该议案至少有6点是违宪的，而且还将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的法律抵消了。无论如何，20世纪50年代初，国会中没人打算向选民解释没有投反对票的原因。汉弗莱这项荒谬的议案在参议院以79∶0通过，在众议院以265∶2通过。

除了接下去与麦卡锡的较量，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糟糕的一年。杜勒斯在麦克劳德的煽动下，以近乎莫须有的罪名解雇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国务院护照办现由弗朗西斯·奈特领导，他像麦克劳德一样，也是麦卡锡任命的。他正在调查爱德华·默罗是否忠于国家。默罗在激进派中不得人心始于1953年10月20日他在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节目《现在看吧》中，讲述了密歇根大学一位名为米洛·拉杜洛维奇的大四学生的窘境。拉杜洛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8年后，突然被列为危险分子。他被指控违反空军条例第36~52条，与“共产党或同情共产党者”来往密切。他被剥夺中尉军衔，并被部队开除。这使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法找到工作。这个案子曾由一个三名上校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空军部队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指控内容，还拒绝透露指控中尉的原告，并将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整个听证会期间都没有开封。默罗查了里面的内容，与拉杜洛维奇来往密切之人是他的父亲和妹妹。他们的可疑活动便是读一份塞尔维亚语的报纸，该报纸在南斯拉夫发行。5年前，南斯拉夫就与莫斯科断交了。但空军部队不愿冒这个险，不愿意要其亲属阅读外语刊物的官员，而这种语言曾是一度崇拜已故的斯大林的人使用的。

拉杜洛维奇的新闻播出5周后，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出现在《现在看吧》节目并宣布，他再三考虑后，决定恢复中尉拉杜洛维奇的职位，因为他绝对不会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来说，是一次耻辱的经历，但绝不是最后一次。1955年夏，他被指控与持有空军部队合约的企业有不正当交易，便在重重疑云下辞职了。而在1953年，政府还极力维护塔尔博特，转而指责默罗。媒体的可信度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默罗之类的人有很多，拉杜洛维奇之辈也不只一个。

在美国海军航道测量局工作了23年的公务员亚伯拉罕·查萨诺夫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向深得上级器重，却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通知他，他已被称为危险分子。两个月后，海军一个委员会裁定证据不足，一致认为他应该官复原职，但数月过后，没有一点儿动静。此时，查萨诺夫已倾家荡产，靠向妻子的亲戚借贷维生。1954年4月7日，尽管证据不足，海军部长助理詹姆斯·史密斯仍下令解除查萨诺夫的职务。《华盛顿每日新闻》的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告知大众这一消息，并公布了具体细节。刘易斯关于此案的故事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而为查萨诺夫辩护，更进一步加深了共和党保守派和媒体之间的隔阂。

记者们认为政府右翼有时不清楚“左”翼的所作所为，或者即使知晓，也毫不在乎。他们以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的爱国主义的不得体的争论为例。拉德金斯基的例子十分荒唐，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显而易见。他是一位斗志昂扬的反共人士，也是土地改革的专家。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他在日本的土改运动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实际上，斯科特·麦克劳德极力推荐拉德金斯基的政见。尽管如此，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想让他进入农业部。本森认为他是危险分子而解雇了他，史塔生为他澄清事实后，本森又在总统同意下聘用了他，并派他到亚洲，与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智斗勇。

艾克最爱说追查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虫子”。其中的困难与其他问题一样，都要回到竞选总统时期。共和党曾表示民主党追查间谍的力度不够，然而要制订一个比杜鲁门1947年建立的内部安全项目更为严格的计划，十分不易。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尝试了一下，发布10450号行政命令。在此命令下，只要有一丝叛国嫌疑，雇员就会被立即开除。还有其他很多偏离一般准则的行为——酗酒、吸毒、参与不正常的性活动、曾犯重罪、精神不正常、参与裸体组织、有不卫生的习惯和说谎等一切“与国家安全不一致”的行为，都可以成为开除的理由。

这个规定确实缩减了不少政府人员。10月23日，白宫宣布在执行10450号行政命令的4个月里，1456名联邦工作人员离职，其中只有5人是艾森豪威尔执政后雇用的。为进一步证明在对抗世界共产主义中取得的进步，白宫发表声明，依据《史密斯法》，指控41名美国共产党领袖获罪，2名共产党判间谍罪，1名判叛国罪，并将84名外籍颠覆分子驱逐出境。而司法部长那已经为数不少的颠覆组织的名单上又新增了62人。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又宣布了新的战果。他说，从政府解雇的“危险分子”已达2200人。随后，尼克松宣布，“上千名共产党、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危险分子’已被政府扫地出门”，并报告6926人从政府雇员名单上除名。

共和党人高兴不已，毕竟这些都是事实。政府中到处都是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艾克找出并开除了他们。但民主党却完全不同意共和党的说法，他们检查文职人员记录，发现在第一份清单上，只有863人被解雇。其他人要么辞职，要么退休，而且他们本来就打算离开政府的。尼克松报告的数字中，只有1743人因被指控不忠而被解雇——41.2%的人曾被艾森豪威尔政府雇用。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的忠诚调查计划就是个“数字游戏”，总统私下也这样认为。杜勒斯向内阁诉苦，他认为整晚阅读呈递给他的文件简直是浪费时间，只是因为有人报告某工人家庭中的某人（甚至是他的邻居）是和平主义者，是世界联邦主义者，或支持氟化饮用水。

哈里·凯恩对10450号行政命令进行了最无情的抨击。凯恩曾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竞选失败，通过国会山老朋友的帮忙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任职。由于里面有詹纳、麦卡锡和德克森，他自己也主张极端保守主义，所以没人期望他会成为拥护民权自由的人。然而，他却是这样的人。在一次情绪高昂的演讲中，他严厉抨击白宫“向不正义的一方偏离太远了”。总统大骂凯恩忘恩负义，亚当斯则提醒他还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不应辱没自己的团队。

然而，这个团队还未学会相互合作。麦卡锡一直在给共同安全署找碴儿。内政部长麦凯赶走了才能出众的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专搞宣传活动的人。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与国家标准局钩心斗角，这是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踏入的禁地。圣母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是一位极右分子，被任命为总统的政府间关系委员会主席。他赞成布里克修正案，使白宫陷入混乱。sup/sup

布里克修正案在保守党人中间受到追捧。一些最热心的支持者都不了解其中的内容，他们之所以签字并捐钱支持它，也只是因为在某些会议室和俱乐部都是这样做的，这就和在1936年支持自由联盟是一件时髦事的情形一样。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正确的，不然为何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美国医师协会、宪政委员会、《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都赞同这一修正案呢？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是“海外军人的妻子与母亲的自愿组织”，她们向国会呈递了一份50多万人签署的请愿书，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同样，反对方也一定是错的。不然为何它们会包括妇女选民联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和比较法部、纽约市律师协会、美国支持联合国协会以及埃莉诺·罗斯福呢？

首都的记者们称布里克的出击是“自1788年以来，关于外交关系的宪法的最大一次论战”。可能就是这样。如果不是麦卡锡和美国政府之间更为尖锐的斗争使之黯然失色，那么此次出击将是10年来极端保守派最大的一场运动。1953年1月7日，该修正案被参议院提出时，共有64名联合提案人——已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2/3参议院人数。杜勒斯疾呼该修正案“会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但没有人理会。尼克松请求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要使自己的总统难堪，如此活动6个月后，他不得不告诉内阁：“毫无疑问，许多民众都支持该修正案。”

20世纪50年代初期，极端保守派热衷于提出宪法修正案。赫布洛克称之为“拼字游戏”。在第83届国会中，至少有107项这样的提议被提交给委员会。其中一项解释叛国罪不仅是倡议颠覆国家，“无论是依靠武力和暴力”，只要“削弱”其力量，就是叛国罪。其他提案还包括：禁止美国士兵踏上别国领土，除非国会已向该国宣战；禁止将纳税人的钱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新加入的州只能有一名参议员；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各州管理其居民“健康、道德、教育、婚姻以及良好次序”的权利；申明“美国虔诚地遵守基督耶稣的权威和教义以及尊敬其他国家的救世主，并通过他们得到万能的上帝的赐福”。

参议院对其中6个提案进行了讨论，每一个都获得了多数票。其中4个提案获得了通过修正案必需的2/3的票数，可以提交众议院讨论。如果在那里仍有2/3的人投票通过，就会交给各州立法机关讨论。这是参议院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时盛行的诡辩可以用德克森的话表述：“如果州立法院否决，那么伊利诺伊州新上任的参议员不会有意见；如果州立法院同意，我也会同意。”诺兰也是同一腔调。他说，布里克修正案的反对者害怕的是什么？难道他们不相信人们的判断？答案当然就是开国元勋从未想过国会会成为气窗，让修改宪法的提案通过；州立法院倾向于有特殊利益的代表，容易向特殊人物妥协，所以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但这样回答的人寥寥无几。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表示：“不同意修改宪法，是我们最宝贵的保护措施，也是最稳定的堡垒。”然而，其他议员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布里克修正案针对的不过是雅尔塔会议，这个阴魂仍不肯离去。如今，每个消息灵通的市民都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亚发生了什么事，但“秘密协议”的幻象仍萦绕在华盛顿，威廉·詹纳之类的妖人让其保持着勃勃生机。他悄声说，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势力正由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操控着，其中包括欧文·拉蒂摩尔、亨利·华莱士、阿尔杰·希斯（已收监）、哈里·霍普金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两人均在20世纪40年代过世）。马尼恩不是唯一受“布里克热”影响的政府官员。1954年1月29日，关于修正案的讨论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在内阁会议上，查理·威尔逊说，他对支持修正案的人感同身受，条约不应剥夺人们的权利，像雅尔塔和波茨坦那样的会议就应该被列为非法的。总统再次耐心地解释，布里克修正案不能妨碍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约定，因为这都是政治上的协议，既非条约也非行政协议。

回到办公室，艾克大怒：“我受够了，简直要大喊大叫了！这些该死的事毫无意义，只会损害美国的威信。我们常说法国人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则坐在这里为布里克修正案争吵不休。”在海军准将酒店进行就职前内阁预演时，他就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那时，这个主意对他来讲充满了吸引力。听到罗斯福和斯大林（不知为何，丘吉尔的角色总是被忽视的）瓜分世界的事情后，他极度愤怒，然后便上钩了。他认为（布里克是这样说他的）人们反对该修正案，会转过来对联合国不利。修正案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有一位无能的总统或昏昏欲睡的参议院要夺取人民和各州的宪法权利时，美国会因该修正案而有了保证。

杜勒斯详细研究了修正案，他越深入考虑，越是惊慌失措。布里克真正反对的似乎是一切条约和行政协议。他的其中一项修正措施就是将权力从白宫转移到国会山。杜勒斯认为，这样就会引起其他政府怀疑他们与美国签订的条约是否有效；因为这届国会签订了，另一届国会又会废除。sup/sup艾森豪威尔开始改变对该修正案的看法。他完全站到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阵营中，是在讨论无关此事的所谓的“部队地位”的协议时，根据该协定，如果美国士兵在未执勤时触犯了外国政府的法律，所在国政府有权按照该国法律对美国士兵进行处置。（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美国士兵在日本向一群妇女射出一枚空的迫击炮弹，结果杀死了其中一个人。）极端保守派则坚决认为，美国军队对美国所有在海外的部队有绝对控制权。恰好，艾森豪威尔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了解“部队地位”的协定，因为他担任北约总司令时曾起草、商讨并监督管理其中一部分协定。他试着向诺兰解释其理论与实际，但这位多数党领袖火冒三丈。他用力拍打桌子，大声吼道：“一个在和平时期应征的士兵，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派往国外并履行职责——上帝啊，我不认为他应该被交给国外审判！他还穿着我们美国的制服。我不愿我的儿子受到那样的待遇！”

布里克也是这样的态度。在一次攻击两位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情绪激动的演讲中，他暴露了自己真正的动机。虽然他们反对他的修正案，但这并不是他攻击他们的原因，他们为北约“部队地位”协定做证才是原因所在。这是战略失误，当时总统正在听演讲。艾克找到最好的宪法专家，对修正案进行研究。他们报告说，根据该修正案，美国便无法加入北约，这令他垂头丧气。修正案具体指出，除非宪法将某些问题交由国会处理，否则参议院无权对其进行立法。因此，根据布里克修正案，这样的协定要成为法律，就必须得到各个州的同意。艾森豪威尔说，这会让各州立法院拒绝承认美国签订的协定sup/sup。艾克说，因此总统和国务卿必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代表48个州政府”。

1954年2月26日，在一系列令人吃惊的议会手段后，布里克修正案终于到了最后表决这一步。在“部队地位”的斗争中，布里克败下阵来。为挽回颜面，艾克提出一个程序上的缓和措施，即对协定投票表决时，只记录投票数，而不是口头唱票。布里克拒绝该提议。2月25日，该修正案支持率不到2/3，50位参议员同意、42位反对。

就在这次斗争绝望的关头，发生了一个悲剧性事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起草了一份修正案，内容与布里克修正案相似。这份修正案值得严肃对待。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者并非都不负责任，其中一个负责任的人便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弗兰克·霍尔曼。该协会中，“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法律部”也支持布里克，一些研究宪法的学者也站在他这边。这并不表示它是一项有利的修正案，虽然在吵吵嚷嚷的讨论声中，确实有一些建议值得仔细聆听。自从罗斯福执政以来，总统的权力已经大得惊人了。艾森豪威尔历来谨慎，他是不会滥用权力的。但从接下来的事件看，后来的白宫主人可不是那么小心翼翼。而且，乔治提出的修正案可不仅仅是经过修饰、更亮眼的布里克修正案。其语言是精心雕琢的，语气比布里克修正案更为温和，而且删减了布里克修正案中一些臭名昭著的从属条款，即禁止国会对超越其权力范围的问题采取行动。艾克反对的就是这一条，即反对某些条约必须各州都支持。去掉这一条，政府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原因就没有了。乔治的提案在很多方面具有先见之明，但因为其会限制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自由，还是遭到了白宫的反对。sup/sup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些记得乔治修正案的参议员们再次想起了它。而在反对总统于越南战争中的行动的愤怒声中，有人想起了诺兰的意见，但他早已在竞选中失败并隐退，在加利福尼亚州过着普通的生活。sup/sup诺兰当时赞同乔治的修正案，因为他无法忽视“行政部门干预司法权力带来的危机”。如果那天是塔夫脱处于诺兰的位置，他一定会使这场辩论显得更庄重，但是所有理智的希望都在情绪的迷雾中失去了方向。一个参议员要么是艾森豪威尔的人，要么是他的敌人，情况就是这样。就这样，布里克把乔治一同拖下了水。即便如此，政府也只是勉强胜利。对于乔治修正案，有60票赞成、31票反对——由于需要2/3的赞同票，因此其实只有1票的优势。如果第31位参议员当时生病或是去厕所，而众议院和州立法院投票又通过的话，那么美国随后20年的外交历史将大不相同。举一个例子，那个臭名昭著的让美国有权在大范围内干预越南内政的“东京湾决议”，便会因违宪而被否决。

布里克修正案被否决的那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庆祝了自己66岁生日。他是政界元老，看起来也像。关于他的一切都与众不同：狮子般的头，轮廓分明的脸；“大都会”、“风笛摇滚”、“市区”和“世纪”等俱乐部的会员；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教会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联邦理事会主席；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位获得者。

杜勒斯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成为基督教长老会的一员。他认为他的宗教信仰是伟大的力量，但实际上却是他的累赘。他认为反共产主义是长老会教义的延伸（用乔治·凯南的观点来看，正如苏联领导人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福音一样），因此，他的外交政策与苏联领导人一样，都是僵硬和教条主义的。艾森豪威尔相信妥协和调解，但他挑选的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却极度不信任这一点。杜勒斯巧妙地破坏了史塔生裁军的计划，理由是美国的北约同盟国会将此看作美国决心减弱的表现。对他来说，灵活比软弱更糟糕，那简直是不道德的。谁不同意他强硬的主张，就会被烙上耻辱的罪名。1953年，杜勒斯第一次出访时，以总统名义赠给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一支镍制自动手枪。这是提醒所有中立国的政治家们，以武力反抗共产党，才会赢得美国的友谊。对于中立国的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来讲，世界并非如此简单。尼赫鲁试着在两大竞争集团之间找寻自己的位置。他认为，反共产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同等重要。杜勒斯认为中立主义最恶劣，便理直气壮地将武器运往巴基斯坦，从而失去了与印度的友谊。

尽管杜勒斯花言巧语，20世纪50年代唯一被推翻亲苏政府的只是美国后院的一个小国家——危地马拉。但这场胜利也值得怀疑，因为它为日后拉丁美洲的溃败播下了种子。然而，杜勒斯那宗教式的热情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他深思熟虑地煽动东欧国家的人民——他承诺会把当地的苏联暴政“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十分满意地报告，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侯爵3天前同他会面，表示他们对东欧的“真正自由”十分关切。他说：“据我所知，这是伦敦和巴黎第一次愿意支持这项原则。”

关于此次会议，休斯在他的会议笔记中气愤地写道：“他真的相信几句话就能让人人都享受自由吗？”但是杜勒斯相信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的听众都相信了。杜勒斯未能解释，美国决意帮助他们也仅限于“一切和平的方式”（艾森豪威尔总是不会忘记小心地提起这个限制），这将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民主德国突然爆发罢工、纵火、暴乱。苏军坦克镇压3万名东柏林人发起的暴动后，艾克向媒体强调，美国不打算在东欧进行实际干预。但11月底，杜勒斯煽动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的骚乱。他说，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兼并行为和“确定它们的被奴役地位”。

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令那些喜欢低调处理外交事务的人缓了口气。实际上，他到处活动，像卖保险一样向盟友提供对抗侵略的策略，将美国军事力量作为钢筋，把非共产主义国家联合起来。除北约外，又加入重组后的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中东签订《巴格达条约》——后来成为中央条约组织，美国虽未加入，但大力支持该组织。包围共产主义国家的条约，每年都会增加新的内容，直到美国要对8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并保护42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杜勒斯不仅展示出自己是个精明且善于算计的外交官，而且是一个赌徒，用本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当作自己承诺的支票，比过往任何一位国务卿能想象的还要奢侈浪费。”

尽管杜勒斯一生中并没有被要求兑现以上的承诺，但如果真有人要求了，那么负责兑现之人恐怕会十分担忧。一些惊恐的证人冲到国会委员会的房间中进行抗议：美国在扩大军事责任的同时，也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名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不太尊重。在一次预算中，他将空军预算削减了50亿美元，由此遭到范登堡将军的疏远。当中国台湾遭遇一次周期性紧张局势时，他又命令将军队人数从320万减少到285万。只有一位五星上将总统才敢这样做。他拒绝了一切在核武器时代不实际的战略。有一次，白宫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裁军，他说：“如果你能冷静地理智思考问题，那么将用于陆战部队的经费用于建设新的公路益处还更多些。这样在敌人来袭时，大城市的居民可以更快撤离。”

总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内阁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汉弗莱也支持他。他们的目标是减税，而他们认为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正确方法。舍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以及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计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削减陆军人数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是总司令，他承担全部责任。为消除进一步的疑虑，他指示五角大楼假设美国将来会卷入核武器战争。国会山的民主党人抱怨美国现有的安全只是一种假象，人们被骗了，而总统的动机则具有政治性。的确，有一部分动机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虚伪的承诺，即“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sup/sup战略上的单一武器论也受到寻求简单方案以解决问题之人的青睐。显然，美国不打算发动征服战。因此，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该只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只是确保这一点。

当然，他们的信条理论并不奏效。国务卿与总统各行其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大方，军事政策却相当吝啬，但很少有政治家发现这个差异，真让人惊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的遏制方式，那时美国总统小心翼翼地避免卷进国外事务，但美国现在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美国式和平”已取代“英国式和平”，英国曾派遣炮艇的地方，如今美国派去了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需要大规模的威慑力量来保持和平，而那种“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的说法好像国际政治是美国7月4日国庆日的老式庆祝仪式，只是空谈而已。

年轻的亨利·基辛格看出了这一问题。1954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哈佛大学政治系的教员，并出版《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以严谨的逻辑分析了美国在世界中的姿态。他总结到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降低了，最后只剩下原子弹这个武器，每当外交不能达成一致走到诉诸武力的边缘时，国家的生存便成为赌注。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之处。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美国主张大规模报复具有“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其非常荒唐。他指出，报复是对某些人主动性的回应。罗维尔对这个矛盾看得也非常清楚。1954年4月8日，他在《华盛顿来信》一文中预测，“如果中南半岛发生最糟糕的事，原子弹在那里会像石弓那样毫无用处，到时地面部队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以前的实力，而且远不只于此”。

华盛顿与印度正好有12个小时的时差（一处是子夜，另一处是正午）1954年2月10日早上10点30分，艾森豪威尔总统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在河内法兰西大厦的法国军队总司令部正被黑夜笼罩。记者问他，地球另一边的军事情形是否仍然严峻。他说：“我比任何人都反对美国在那个地区卷入热战。因此，我批准的每次行动都是反复斟酌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卷入战争。”

下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你说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管战争走势如何，你都决定不卷入或者不那么深地卷入中南半岛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并不能预测未来。然而，他接着说：“如果美国在那些地区深陷全面战争，尤其是动用大部队作战，我无法想出对美国来讲，有比这更大的悲剧了。”

与后来的情形相比，美国军队当时在中南半岛战争中的人数并不算多。这得追溯到上一届政府，那时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南半岛上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仍是法国的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它们的地位有所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了。这不过是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姿态，目的是反对苏联对胡志明越盟军的支持。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个国家，艾奇逊强调说：“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和民主的进程走向自治和独立，是美国的基本政策。”他希望一些亚洲国家随后也能承认这三个国家，但它们踌躇不前，因为厌恶了越南保大亲王，这位法国支持的傀儡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也不愿执政。艾奇逊不顾其他国家对保大的蔑视，仍固执地将美国的声望押在中南半岛。后来，他懊恼地回忆起国务院的一位同事约翰·奥利曾警告他，美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倾向于取代而非补充法国的责任。”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卷入直接干预的泥沼中，“事情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预这件事，就不要再回头看了。”

到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了法国1/3的经费，运载武器到中南半岛，并派出200名空军部队的技术工程师。艾克继续支援，但已经不够了，越南危机加深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越南危机已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是典型的战争，比夏伊洛战役或阿尔贡战役更能改变世界进程并影响美国发展。7年来，法国军队被胡志明杰出的军事将领武元甲将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些在圣西尔军校训练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极为陌生，遭到阻拦，因此发誓要引越盟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空投1.5万伞兵到河内以西约200英里处的战略要点。此处覆盖着可连接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通信线路，该地位于泰国境内，地名“奠边府”由三个泰语单词组成：“奠”为大，“边”为边境，“府”为行政中心，即边境上的大型行政中心。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了。

在地理位置方面，东南亚的这一区域是最险峻的：悬崖峭壁、丛林幽深、峡谷险要、河流汹涌。但是，各处地面有一些相对平坦的洼地，较大的洼地还可整修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其形状如长长的橡树叶，小溪是树叶的支脉，中央的河流则是树叶的主脉，其长11英里，宽3英里。奠边府周围森林密布、山谷深邃。法国伞兵部队在此修建了一个机场，以及一系列的“豪猪”——保护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马基雅维利时代起，军事战略家便主张指挥官占领高地。他们认为如果一方占领了高地，就可用炮火摧毁另一方。然而，法国军队没能占领俯瞰奠边府的高地。在对抗游击战的同时守住这些山峰实为不易，因此河内的总指挥部认为没必要守住高地。在法兰西大厦，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得到的任何武器都更先进。而且，越南群山密布，越盟也无法将大炮拉进来。

法兰西大厦的判断错了。自11月以来，9万名越南农民把105毫米野战炮穿过荒山野岭运到了奠边府。到了1月，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有利位置，俯瞰着灰黄的平原大地。2月10日，在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正在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关于中南半岛的问题时，越盟第57团在长途跋涉并休整一番后，从洒满月光的山坡上俯视那个保护法国12个营的睡熟士兵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告诉别人，那晚机场周围摇曳的火炬，令他想起他们村中屋舍前一堆堆柴火中发出的火光，那代表对逝者的追思。

3月13日，武元甲在黎明前的炮火声中拉开了围攻奠边府的序幕。法军放出烟雾隐藏机场未能奏效，飞行员们称这个低洼的盆地为“夜壶”。三天前，星期三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观察所得。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警告，美国向越南派空军部队技术工程师，很可能会使美国卷入这场战争。艾克说，不会那样的，除非国会行使宣战的权利，否则美国不会干预中南半岛的战事。

历史学家可能会好奇，为何要讨论美国卷入战争的问题。联合国未对中南半岛有过任何承诺，不久之前的美国与此地也毫无瓜葛。唯一真正对该地区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总统，他希望看到该地区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一年前，艾森豪威尔还不愿扩大一场反共产主义的亚洲战争。他表示，即使仅仅在奠边府实施空袭也要冒极大风险，这可能会使美国空军与中国空军陷入对抗。无论如何，进行决定性一击的机会很小。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力量远不及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大部分政府领袖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全球反对世界共产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后，中南半岛成为唯一有这种冲突的地区。主张干预的人表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获胜，那么所有战线都会遭遇危机。这同样是知识界的意见，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杂志上写道：

苏联或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会使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势力失去平衡。同样，如果欧亚大陆关键地区的男女无论出于希望还是失望而转向支持共产主义，也会失去平衡……如果我们成为集权主义海洋中一个民主的小岛……那么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一致的看法是，只要美国部队还在朝鲜，那么向法国提供财物、枪支和策略就已足够了。依此推论，现在需要的东西更多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支援，自由世界的安全就将受到威胁。

前一年9月，即1954年中下旬，艾森豪威尔批准向法国军队提供一笔更大的经费（3.85亿美元）。当时，杜勒斯将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目标确定为成功完成纳瓦尔计划，该计划以当地法国指挥官的名字命名。杜勒斯解释说，这样就会在“1955年战争结束前，击败共产党有组织的进攻”，只剩下扫荡战，这个可由越南军队在1956年完成大部分。纳瓦尔计划失败了，但是直到1954年1月4日，总统与国会领袖们讨论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还未考虑将美国军队派往中南半岛。艾克打算请求国会支持，继续给法国军事援助。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问，这是否意味着派美国士兵去越南。大吃一惊的总统回答：“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可以写上‘物质援助’。”他确实这样做了。

到3月第三个周末，中南半岛的局势已然恶化。杜勒斯依然对法国充满信心。3月23日，他还预计法国军队将获胜，但五角大楼可不确定输赢。奠边府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武元甲的炮兵占据盆地周围，实际上机场已无法使用。用c–54型飞机向12个营的被困人员空投物资，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如果在距地面6000~8000英尺处空投物资，那么半数都会掉在越南军那边；如果在4000英尺进行空投，越南的高射炮又会击落大部分飞机。敌军从四面八方逼近法国军队的要塞，在许多地方安放了自动武器。巴黎通过外交途径向华盛顿发来请求，请求美国实施空袭以缓解受困部队的压力。3月22日，法国军队参谋长保尔·伊利将军飞往华盛顿请求援助。

李奇微强烈反对，他说，一旦同意投入美国空军，派遣步兵也只是时间问题。他对当地地形略知一二：稻田、丛林、糟糕透顶的公路网以及极差的通信设备，甚至连海港也很糟糕。美国的干预只会成为“悲剧性的冒险活动”。他以书面形式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在其回忆录《军人》中写道：“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军事经验的人来说，其中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但同样拥有战争经验的雷德福则认为美国派出轰炸机是个不错的主意。人们纷纷猜测国务卿的立场。3月29日星期一，他在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就谁都不会再怀疑了。他的话语和腔调都是关于冷战的：

在如今的局面下，共产主义苏联与其盟友共产主义中国使用一切手段，将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这会带给整个自由社会极大的威胁。美国认为不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可能性，而应联合行动反击。这可能会面临严重危险，但如果我们今天不下决心，几年后我们面临的危险与如今相比会大得多。

星期六，杜勒斯在国务院与两党的国会领袖商议，向他们解释对法国集体防御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要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派出远征军。他自信满满，认为一定能吓退中国共产党，让他们放弃胡志明。他说，如果这个行动失败了，就要把越盟消灭。任何妥协都不可能达成，即使理论上的妥协也不行。一位观察家对国务卿讲话的印象是：国务卿“极度怀疑，如果在中南半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上，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雷德福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议事。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干预是否合情合理，如果合理，那么理由是什么。在巴黎，皮杜尔不断催促狄龙大使。法国竟要求使用原子弹，可见它们绝望程度之深。两艘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与第七舰队一起在东京湾巡航，但华盛顿没人真正考虑过使用核武器sup/sup。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禁止任何空袭。在一定情况下，他愿意考虑杜勒斯的“联合行动”，由盟国共同出力。法国必须同意将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必须让越南、柬埔寨、老挝完全独立。法国和中南半岛三国必须请求盟国（美国和英国）参战。最后，有权宣战的国会将做出决定性的一步，而并非由总统决定。杜勒斯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尽力去做，在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电讯往来中，他试探后者的态度（他的态度比艾克更为保守），然后启程，试着将伦敦和巴黎的盟军集结起来。

三天后，总统便在语言中增加了一个隐喻的表达。尽管不愿美国插手干预越南，他仍然坚信冷战信条。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未发表之前，他就已阅读过草稿，也赞同他的观点。他在每星期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威望濒临绝境，而深陷危机的不仅仅是威望。共产党在那里夺取胜利，就会扩大红色帝国的版图，夺去美国重要的原料。这意味着自由世界将失去整个东南亚，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军事防线也会受到威胁，即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地。艾克说：“你放置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块，最后一块也只会跟着很快倒下，这是必然的。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它会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

杜勒斯从欧洲回来后，感觉迅速干预的机会已经来了。白厅和法国政府似乎已准备接受联合行动的建议。如果在危机中陷入重重包围的法兰西大厦有任何接受援助的机会，那就是现在了。丘吉尔并未强烈反对该建议。而法国为了获得援助，几乎可以牺牲除凯旋门外的任何东西（事实上，喧闹的示威队伍正在凯旋门抗议扩大战争）。艾森豪威尔虽然似乎不为所动，但他一定会改变主意的，即使他坚持，国会也会行动。

就在这出好戏唱到此时，尼克松走到了舞台中心。当时他的动机尚不明朗，他也从未就此澄清过。那时，他似乎是华盛顿中最凶猛的“鹰”派人物，但首都大部分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位副总统只是在为政府放出试探性的气球而已。4月16日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就是释放气球的场合。他的讲话本来是非正式的，但其内容实在骇人听闻，就无法再隐瞒了。他被问道，如果法国撤军，放弃越南，那美国会怎么做？美国士兵会取代他们的位置吗？尼克松回答，他们会的。自由世界的境况十分危险，如果进一步撤出亚洲，结果不堪设想。他祈祷法国能全力以赴，赢得胜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避免共产主义势力进一步在亚洲扩大——尤其是避免在中南半岛扩大势力，我们就必须铤而走险，派美国士兵参战。我认为行政部门必须采取不受欢迎的政治立场，即正视这个行动并采取行动，我个人支持这样的决定。”

他的话即刻引起了各界反响。一些政府官员已做好准备进行新的战争，但报纸没准备好，编辑们纷纷致电艾克，要求总统否认副总统的意见。国会也没准备好，谴责尼克松是极不负责的沙文主义者。在国外，关于美国军队部署的种种传闻引发了各种紧张不安的反应，从而打乱了盟军派遣远征军的计划。当月随后将在日内瓦召开关于亚洲问题的19国会议，伦敦决定看看会上能取得什么成果。星期一，杜勒斯从奥古斯塔（艾森豪威尔正在此处打高尔夫）返回华盛顿，告诉记者，美国“不太可能”干预越南战争了。

4月下旬，法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支援。当时杜勒斯和雷德福正在巴黎处理北约事务，皮杜尔请求国务卿，希望美国进行空袭，否则奠边府就会失守。杜勒斯说他会考虑考虑的，但这只是友善的说法而已。艾森豪威尔再次向他表明，只有国会同意，美国才会派兵到中南半岛。而且，杜勒斯也看到了巴黎报纸上的报道，对于受困的法国部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到目前为止，奠边府的局势已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编辑们不断在头版刊载有关越南的只言片语。人们终于知道，法国此次行动的代号是“秃鹫”。头版的地图上描绘着被包围据点中的要塞位置——这些小山被命名为安妮–玛丽、加布里埃尔·多米尼克、伊莎贝尔、休格特、弗朗索瓦丝、克劳丁、比阿特里斯，以及两座姊妹山——伊利安1号和伊利安4号，绰号“洛洛布里达姐妹”。法国高级军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已从上校升为陆军准将，既然他是英雄，就该获得将军的荣誉。一名法国护士热纳维埃芙·加拉尔–泰罗比拒绝登上最后一班飞往河内的飞机，被称作“奠边府的天使”。关于卡斯特里的故事有许多版本。据说，他发现他的部队已在劫难逃，便让士兵向自己开炮。

许多关于围困的报道都不属实。卡斯特里没有向炮兵部队下令朝自己开火，因为他的炮兵部队已全军覆没。美国报纸上描写的“孤军奋战”的故事，与受困军营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联系。战地记者不该受到责备，因为法军总部的消息也不灵通。在4月18日星期日的复活节，法兰西大厦披着绶带的军官在河内大教堂吟唱赞美诗时，就已经不再了解“秃鹫”行动的情况了。派去侦察营地情况的侦察机飞到营地上空，要么被武元甲的高射炮击落，要么被赶走。整个跑道都在越南机枪的控制之下。c–54型飞机搭载着卡斯特里的准将勋章、庆祝晋升的白兰地、几盒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和荣誉军团勋章以及其他物资，该飞机试图空投这些东西，但都失败了。据点里的无后坐力炮如今已落入越南人手中，他们正朝着奔向降落伞的法国士兵瞄准射击。第二天一早，越南广播电台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缴获了一切空投物资，包括白兰地。

如今，奠边府法国军队的境况相当惨烈，阵亡人员已达半数。他们有时要忍受热带烈日的烘烤，有时更忍受倾盆大雨煎熬，只能在大堆的粪便和腐烂的尸体下躲藏。炮兵阵地丢失后，他们便无法进行有效反击，因此陷入绝望之中。武元甲的105毫米大炮的火力一直未曾停息。越南军队的战壕蜿蜒曲折，继续向法军逼近，也与敌人的步兵越来越近。有一阵传来希望，说河内会来一支救援军，随后美国空军部队也会赶来支援。士兵相信这个传闻，指挥官也相信，甚至卡斯特里也相信，因为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纳瓦拉是将他派到此地送死的。如今到了4月，他已经获悉河内总部命令他销毁一切武器和物资，不能落入敌人手中。至于他的部下，他被告知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挡住了越盟大军，保卫了法兰西的荣誉，以此来动员他们进行最后决战。

5月7日，受困56天后，奠边府上空的三色旗终于被白旗取代，随后又被越南的金星红旗所取代。法国的荣誉一去不复返了。在日内瓦，关于亚洲问题的多国会议已经开幕。他们仍在讨论美国派遣远征军的问题。默罗在会上通过广播评论道：“美国尚未决定派遣部队到中南半岛，也没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派出部队。第二句话可能比第一句更重要。如果最后的问题是将中南半岛送给共产党还是救出来，那么一定形式的干预在所难免。”

杜勒斯告知与会各国，尽管中南半岛很重要，但因为不让共产党控制东南亚而拯救它，并不是势在必行。这就为达成妥协扫清了道路。越南会暂时以北纬17度为界分为两部分，双方要在1956年7月20日分别进行自由选举后再统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认为，这是下下策中的上策，多米诺骨牌“还不至于全部垮塌”。与此同时，国务卿继续想方设法结成亚洲联盟，因为艾森豪威尔宣布，“自由世界”知道“朝鲜和东南亚的攻击，威胁到整个自由世界，只有联合行动才能消除威胁”。9月，杜勒斯在马尼拉成功完成这一任务，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美国的代表宣誓加入联合防御，抵抗侵略。他们因此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第4条条约规定，一旦其中一国受到攻击，他们便要共同抵抗。条约不仅对外部侵略有规定，对内部颠覆活动也有规定。另有一份独立的议定书，将条约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美国这时的外交似乎很成功。南越和美国代表没有在《日内瓦条约》上签字，但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杜勒斯的官方身份只是会议的观察员。因此，既然双方没有签字，就不会履行保护两年后越南选举的义务。这就埋下了伏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选举不能顺利举行，便会导致战争再次上演。此次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越南暴动被烙上“侵略”的印记，从而成为直接向在马尼拉结成联盟中的每一个成员宣战。约翰·奥利所说的“滚雪球”开始了。

10月，国务卿深思熟虑后告诉内阁：“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别国的尊敬，外交关系也从未如此好过。”

后来，私下谈到越南时，他说：“我们在那里是清白的，没有殖民主义的污点。奠边府的失败，也许会因祸得福。”

美国人小像：玛丽莲·梦露

她是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格拉迪丝·珀尔·贝克的私生女。格拉迪丝曾为米高梅、派拉蒙以及哥伦比亚这些电影公司剪片子，一生频繁地进出精神病院。她的精神疾病同样折磨着父母和弟弟，以至于弟弟最终自杀。1926年，她以当时无声电影明星诺玛·塔尔梅奇的名字给那个不该出生的孩子取名。若干年后，那个小婴儿长大成人。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导演为她改名为玛丽莲·梦露。在她成名前，梦露曾试着打电话给亲生父亲。父亲的秘书说：“他不想见你。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洛杉矶见他的律师。”

她一声不响地挂断电话。如果一个小女孩有理由控诉她的童年生活，她会那样做的。她曾被12个家庭领养过，他们各有各的粗俗行为。在其中一个家中，她的玩具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另有两个家庭是狂热的宗教徒，其中一个家庭教她唱《耶稣爱我》作为惩罚。若她有不纯洁的思想，便会用磨刀用的皮带抽她；当她脱掉衣服与小男孩对比身体的不同之处时，她被叫作荡妇。她喜欢一条小狗，但邻居杀了它。她的外婆看望她时，想要用枕头闷死她。她在孤儿院待了21个月，16岁时嫁给了一个老男人。她不爱他，于是逃离了那种监禁般的悲惨生活。她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开始结结巴巴，患上慢性失眠症。她成为一个绝望的女子，贪婪地想要被人恋慕。

在一张墨菲床sup/sup上，她的第一任丈夫教会她销魂的性爱。她热爱这种感觉，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性爱。但这无法满足她，她渴望受到万人的崇拜。小时候，她会在格劳曼埃及剧院打发星期六下午的时光，看到贝蒂·戴维斯主演的《红衫泪痕》和瑙玛·希拉主演的《绝代艳后》，她梦想自己也能在大银幕中出现。在外界，她想方设法追随克拉拉·鲍、珍妮·盖诺和葛洛丽亚·斯旺森的脚步。耶尔克让她在一部战地妇女的影片中出演角色，她便接到第一次试镜的通知。她走进房间，坐下，点燃香烟。第一个看到样片的男子说：“我打了一个寒噤。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无声电影中没有的特质。她是这个电影时代中，第一个像明星的女子。试镜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性感。”

后来，执导《热情似火》的导演比利·怀尔德称她“具有肉欲的冲击”，并表示具有此冲击力的明星只有克拉拉·鲍、珍·哈露和丽塔·海华丝。观众在马克思兄弟的喜剧电影《快乐爱情》中首次看到梦露。片中，她惴惴不安地走进格劳乔的私家侦探社，娇喘着说：“有几个男人尾随我。”突然，所有人都对她产生了极大兴趣。《夜阑人未静》和《彗星美人》两部影片上映后，她一举成名。伦敦劳埃德保险协会还为她那挑逗性的步态投下重保。

这是她应得的。1950~1961年，她的影片共上映23部，票房收入总计达2亿美元。当时只有法国的碧姬·芭铎才能与她媲美。梦露平均每星期会收到5000封信，其中许多是求爱信。在土耳其，一位疯狂的爱慕者因为她的拒绝而割腕自杀。苏联的《真理报》和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认为她代表着罪恶的社会。纽纳利·约翰逊称她“如同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大峡谷一样浑然天成”。《生活》杂志说她是“胸部丰满的贝纳尔”，她性感的三围（37.5–23–36英寸）为成千上万的男人所熟悉，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妻子的三围。在更多时候，她的巨大吸引力源于她那迷人的嗓音、如火的热情、浅金色的头发、微张的湿润嘴唇、梦幻的蓝色眼眸以及撩人的步履。

她比那更加难以捉摸，更加充满红尘的欲望。她受崇拜的欲望如此强烈，甚至在摄像机前做爱。因为这一点，她的性欲激发了观众的性欲，甚至女性观众也如此。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她没有挑逗他人。她已准备好，甚至渴望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她14岁时，朋友们的父亲就已对她动手动脚。一年夏天，一个下班的警察弄坏了屏门想要接近她。她从不假装受到惊吓，甚至也不感到厌恶。

她成了一名剧院经理人的情妇。这位经理人日渐消瘦，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虚弱，必须避免剧烈运动。但梦露的欲望与日俱增，直到他身体垮掉。梦露与他在棕榈泉度假时，他就去世了。她与狄马乔结婚后，有一次丈夫外出，她便穿上软皮平底鞋徘徊在旧金山的街头，寻找性伴侣。她与伊夫·蒙当共同主演了《让我们相爱吧》，影片中她扮演的阿瑟·米勒夫人勾引里面的蒙当，并且米勒知道了此事。

她为自己的淫荡欢喜雀跃。作为一名冉冉升起的明星，她为一份日历拍摄裸照。她并不需要那50美元的酬劳，她只是喜欢这件事。（一个娱乐周刊的女记者问她：“你是说你什么都没穿吗？”梦露说：“我穿了，我有摄影镜头。”）她从摄影师那里得到了透明的底片，上面拍的是她的阴毛。她将底片作为结婚礼物送给狄马乔。她叫狄马乔“猛男”，但他在性方面比较保守。拍摄《七年之痒》时，她在纽约人行道上将腿叉开放在栅栏上，这极大地惹恼了狄马乔。一群影迷看见一阵风吹过她的裙摆，露出臀部，欢呼雀跃起来。对她而言，这是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她一直致力于为《花花公子》拍摄裸体照片。她希望这组照片能同时出现在全世界的女性杂志封面上，这是她的夙愿。她期待青少年禁看的x级影片尽快上映。约翰·赫斯顿将《不合体的衣着》中她裸露胸部的几个镜头删掉后，她极度愤怒，大叫道：“让观众们远离电视。我爱做审查员不会通过的事。我们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是为了忍受这一切，让影片通过审查吗？总有一天，他们会放弃审查制度，遗憾的是，我可能见不到这一刻了。”

她成为像卓别林和嘉宝那样的大明星了，并荣获“英国影后”的殊荣。这种成就感让她飘飘然起来。她的三段婚姻皆以悲剧结尾，流产两次后，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好莱坞一直将她打造为金发的花瓶角色。她曾逃往东部，向斯特拉斯伯格认真学习表演艺术。但是两年后，她重返加利福尼亚州，仍寻求之前的那种角色。

1959年1月上映的《热情似火》是她个人的极大成功，但是在耀眼的光环下，是人们未曾看见的阴暗面。她酗酒，依赖镇静剂。她从不守时，同事们渐渐疏远她。杰克·莱蒙和托尼·柯蒂斯在出演一对快乐的易装癖者时，一整天待在片场，等待她的出现。要想在早上6点半叫醒她，助手得用大量黑咖啡和按摩师。助手将她扶起来时，她鼾声如雷的身体会来回滚动。有时下午4点才能开始拍摄，有时甚至会延迟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又会重复叫她起床的程序。

她记不住自己的台词。在一个场景中，她的一句台词是：“是我，舒格。”但就是这样简单的台词，她都试了47次。她对于给剧组造成的不便之处和花销毫不在乎，这甚至会为一部影片增加100万美元的成本费。有一次，副导演敲她更衣室的门，告诉她其他演员已经准备就绪，梦露回答：“滚蛋”。

最后，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解雇了她。因为在拍摄《濒于崩溃》一片时，7个星期里，她只到场了5天。那是1962年的夏天，36岁的她似乎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她对《生活》杂志的记者说：“结束也许是一种解脱。就好像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跑道上，但是当你到达终点线之时，你会感叹自己做到了！但如果没有到达终点，你就必须从头再来。”

她的最后一桩风流韵事是与一位既是律师也是政界人士的华盛顿人发生的。她担心破坏他的政治生涯，担心会怀上他的孩子。后来，他希望她出席一个晚宴，席间还有一些朋友和两个妓女，梦露因此大发雷霆。回家后，她在唱机上放上辛纳屈的唱片，吞下药柜中所有的戊巴比妥钠片（镇静催眠药），从此香消玉殒。

她的尸体（档案号：81128号）一直放在洛杉矶停尸处，无人认领。后来狄马乔前来认领，为她举行了葬礼。梦露从未想过自己灵柩的样子，但她一定想过自己死后的事情。她曾做出了具体安排。按她的要求，艾伦·斯奈德为她化妆，玛吉·普利彻做衣服，阿格尼丝·弗拉纳根做发型。

维他风：20世纪20年代，利用唱片来使音画同步的电影技术。——编者注

后来他解释说，本想在“共和党”和“首席法官”之间加个逗号，但艾克仍然十分生气。

蓝铅笔：意即他需要大家的指正。——编者注

艾克未采取的措施无关紧要。他没有入侵中国东北，没有派军队进驻中南半岛，没有实施预防性战争，没有用“自由政策”取代遏制政策，也没有停止美国在北约的活动——这些都是其共和党和政府内一些权威人士希望他采取的措施。

dde为艾森豪威尔姓名的缩写。——编者注

de亦为艾森豪威尔姓名的缩写（不含中间名）。——编者注

为了避免混淆，要说明的是，白宫一共有两个椭圆形房间。椭圆形办公室在西翼，而椭圆形书房在总统府的二楼，位于总统家庭的住宿区。

结果是，亚当斯迫使他辞职。

其他赞成加强总统权力的人提出了这一点。但按同样的逻辑，政府也可以否定前任政府签订的条约。

布里克不同意这一解释。

乔治修正案中的关键条款是，如果任何条约或国际协定的条文与宪法有冲突，例如不承认国会有宣布参战的权利，那么该条约或协定无效。另外，国际间的非条约性协定，除非国会立为法令，否则无国内法律的效力。

诺兰于1974年2月自杀。

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现在在美国引申为“物美价廉”，用于日常生活。——编者注

法国方面则有不同的看法。参看儒尔·罗伊的《奠边府战役》，巴黎版，1963年，第270页脚注。

墨菲床：装在墙上的床。平时外观如衣柜，将柜门翻下，就是一张标准的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