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开始很蹊跷。美国首先攻击的不是死敌德国，而是自己最长久的盟国——法国。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晚，珍珠港事件发生整整7个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岸，800艘船满载进攻部队。藏匿如此众多的士兵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已经发现盟军，他们试图猜测盟军的目的地，认为盟军会在马耳他或埃及登陆。凌晨3点，当部队被投送到法属非洲时，整个欧洲都目瞪口呆，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人的美国军队大举进犯，这让他大为恼怒。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让贝当深感愤怒，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得知今晚我国被阁下部队入侵，我深感震惊和悲哀。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美军总司令心境自然大不相同。在位于华盛顿以北60英里凯托克廷山隐蔽地带的香格里拉，总统和霍普金斯及几个好友共度周末。进攻开始时，美国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上。总统的电话响起，格雷斯·塔利（总统秘书）接听了，打电话的是史汀生。罗斯福用颤抖的手接过电话，听了一阵后说：“谢天谢地。恭喜你。伤亡相对较低——比你的预期低很多。感谢上帝。”他放下电话，转身跟朋友们说：“我军已登陆北非。开始反攻了。”

美军指挥所位于直布罗陀一条潮湿的隧道中，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指挥登陆行动。11月23日，他把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座洁白山城。即使只为提振士气，他的出现也至关重要。美国人开始明白德军并非浪得虚名，虽然德国人被“火炬”行动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仍旧行动迅速且高效。趁美军立足未稳，轴心国部队就占领了突尼斯，并从西西里岛调来军队和武器驻防。美军冒着寒冷的冬雨，在泥地里艰难跋涉时，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趁机猛烈攻击盟军及其坦克和飞机。之后，德军大举反攻，1943年2月把美军赶回凯萨林隘道。

当时，凯萨林隘道口像是盟军的灾难。后来，这里演变成轴心国部队的灾难。巴顿将军接替了那里的军事指挥官，重新夺回隘道，并同蒙哥马利汇合。当时蒙哥马利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阿拉曼一路驱赶到这里。非洲的德军难逃厄运。隆美尔乘飞机逃走，他告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的部队必须从非洲撤离。非洲军团每月至少需要14万吨的补给才能维持生存，而当时地中海已被盟军控制，德军补给量从29000吨降到23000吨，最后仅有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认为隆美尔危言耸听，他们趾高气扬地说，看看凯萨林隘道吧，美国混血杂种碰上雅利安民族就是这个下场。他们还继续运送部队到滩头阵地，这让隆美尔大惊失色。到了5月初，盟军合上包围圈，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军。再加上阵亡人数，德国在法属非洲损失349206人。而美军在这次攻势中，仅伤亡18500人。

战役结束时，巴顿已离开战场，艾森豪威尔派他前去谋划进攻西西里岛。蒙哥马利和巴顿再次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并肩作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哈斯基”，参战部队包括法国一个军。尽管美法两国有过节，夏尔·戴高乐还是坚持在后方工作，他运用政治手段，靠坚定的意志力，控制解放了的法国人，激励他们参军入伍。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说：“如此英勇的战斗组织绝无仅有。”现在，整个盟军部队都令敌人闻风丧胆。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国不仅没有攻克斯大林格勒，还损失了33万人。现在，他们又被赶出非洲，德军不再战无不胜。1943年夏，盟军让敌人不寒而栗，尤其是立场不坚定的轴心国伙伴更为害怕，比如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上的人们。

攻打西西里是一场政治战，目的是让意大利退出战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同时，这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西西里岛山地起伏、荒凉贫瘠，却有25.5万部队驻守，而盟军只用一个多月就征服了这里。在罗马，维克托·以马利国王直截了当地告诉晕头转向的墨索里尼，他不再是政府首脑：“军人再也不想打仗了。目前，你可能是意大利人民最憎恨的人。”墨索里尼随即被逮捕。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展开秘密和谈。结果，巴多格里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当晚，盟军可以在小腿形状的意大利版图胫部的萨勒诺登陆。行动代号是“雪崩”，目标是俘虏惊慌失措的德军，将意大利半岛的轴心国部队全部肃清。

为何盟军认为这样的作战计划可行，不得而知。保守这么大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多嘴的意大利人将整个计划都告诉了盖世太保和纳粹情报机构。9月8日，巴多格里奥如期无条件投降。但那时，德国精锐部队涌进意大利，将曾经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压制在萨勒诺地区。而美军得知意大利投降，本以为这次行动轻而易举，现在的情况让他们既迷惑又愤怒。敌军的炮火和坦克将他们限制在纵深不及5英里的滩头。每天晚上，一个会讲英语的德国人都会通过喇叭喊话。他好像是好莱坞西部片爱好者，用电影里的口吻向美军叫道：“好了，伙计们，出来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英国叛徒“哈哈勋爵”预言：“敦刻尔克一幕将重演。”

这是意大利悲剧的开始——无谓的战斗、没必要的折磨，以及无休止的围攻战。在意大利东海岸，英国第一航空师已经夺取塔兰托海军基地，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迅速转头到意大利东海岸前去与其汇合，接着赶赴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以缓解美军的压力。美国空军轰炸了能俯瞰萨勒诺的山丘。滩头阵地挤满了大炮，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向那不勒斯缓慢撤退。

连长们知道意大利战场出了什么问题，而将军们则不清楚。第五集团军在和地形做斗争。他们花了三个星期，1.2万人伤亡，才抵达那不勒斯。亚平宁山脉横亘于意大利中部。这条山脉是意大利河流的源头，因此步兵必须穿过连绵不绝的山谷，其中每一个山头都埋伏着德军。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拥有1400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坐落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元帅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要塞。敌军在寺院周围挖掘战壕，使用迫击炮和“尖叫者”火箭炮（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外号）杀伤美军步兵，美军坦克则遭到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重创。盟军认为寺庙是敌军观察哨，将其炸成废墟。但这无济于事，敌军炮火依然精准无情。

艾森豪威尔此时被召回英格兰，谋划跨海峡进攻法国，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盟军最好的几个将军——巴顿、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这让意大利盟军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在意大利，寒风和大雪在山间肆虐。白天污泥齐腰深，晚上则冻得结结实实。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地好像中了邪，他说：“我肯定和平时期的欧洲从未如此泥泞。我同样肯定，世界其他地方的泥没有欧洲的这么深，也没有这么黏、这么湿。欧洲泥的颜色甚至都跟其他地方不同。”消耗战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死尸用浸满血的麻布袋或是斗篷裹着，用美国陆军通信兵的线捆在一起，柴火似的堆在一旁。饿狗啃食着死人的喉咙，冻疮和战壕足病随处可见，哨兵在岗哨上冻得瑟瑟发抖。那是人们记忆中意大利最难熬的冬天。

“二战”胜利后，军方通知美国新闻媒体，他们应该停止称呼步兵为“美国大兵”，因为“美国大兵”原意是“一切配给由政府发放”，这“有损人格，有辱身份，有失尊重”。在胜利的鼓舞下，编辑和出版商们很快听从了军方建议。当时看来很荒谬，但时过境迁，这成了好事。正如1918年的美国步兵被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被称为“老咕哝”，而“美国大兵”一词，则成为“二战”中士兵的专属词汇。美国大兵就是“摇摆世代”青春的象征。满脸稚气的年轻人穿着宽大的卡其布衣服离开家，23岁回来时，已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黯淡。当第三大道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从头顶经过，他们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的声音，或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悲哀的是，几乎没人记得“二战”中美国大兵的真实处境。电视情景喜剧频繁出现“二战”场景，使得小孩子们觉得战争充满刺激，幽默至极。欧洲战场的任何一个士兵都想有一天能回国生儿育女，孩子们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却没想到孩子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爸爸当年是霍根麾下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的海军战士，那简直棒极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要数后面这句话：“跟巴顿将军一起打仗，肯定特好玩！”人们心目中还有几种对美国大兵的刻板印象，但大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看来，美国军人都是外表光鲜、无私奉献的英雄。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怀疑是否真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自豪地穿着制服，扛着步枪，为了正义而杀戮。

确实有这样的时代，那时的人也确实如此。1943年冬，欧洲战场的士兵已久经沙场。亚历山大大帝或拿破仑都会称赞这样的士兵。这些步兵比他们谦逊（或者说，比传说中的他们谦逊。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持怀疑态度），军官上前线一般不佩戴军衔，因为前线的德国佬最喜欢狙击军官。美国大兵打仗时从不刮胡子，也不理发，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嬉皮士，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须刀、剃须膏、镜子、热水，更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淋了两星期的瓢泼大雨，俯卧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不断经受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诡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的洗礼，人人看上去都像流浪汉。士兵的行为常常很不文明，在众目睽睽之下解手，不时被人指指点点；满嘴脏话，尤其喜欢侮辱没有上前线（后方指挥部）的人。在雨中浸泡时间太长，连作战服都开始残破，身上的味道让人作呕。最要命的是士兵们都累得筋疲力尽。有人用了几年才从疲惫中恢复，有人则再也没有恢复。

当一切战事结束后，将军们已经授衔完毕，互相庆贺——这听起来有点儿冷嘲热讽，不过美国大兵的确是这么说的。要是你不知道美国大兵多么愤世嫉俗，就不能了解他们。当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研究了一下历史数据，发现在“二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大兵每天要负重84.3磅。这是战争史上负担最重的士兵。这一数据让一些人大吃一惊，其中当然包括不可原谅的将军们。当过大兵的人却并不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自己像牲口一样被使唤。上前线时，他带着军服、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网兜腰带，每个兜里都有弹夹，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用背带束紧以背起，里面有雨披、导爆索、饭盒、香烟、芝宝牌打火机、信纸、家信、各种口粮——c级口粮、k级口粮或火腿鸡蛋罐头，都是由获得陆军–海军优秀锦旗的亨氏生产的。另外，士兵还要携带部队配备的重武器：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是机枪支架，还有60毫米或80毫米迫击炮和底座。

这些都必不可少。士兵还要携带防毒面具，但他们离开北非时已经将其丢弃，因为他们多一点儿也扛不动了。而军方则希望他们带更多东西，不是因为军方是虐待狂，而是因为战士们需要这些装备。战士晚上需要一条毯子，还得有顶帐篷，这样士兵晚上睡觉时才不会淋雨。士兵最需要的是多带几双袜子，没有可换的袜子，士兵脚上就会沾满污泥，最后就会患上战壕足病。得了这种病的士兵会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能爬着去部队急救站，医护兵必须剪开他们的鞋，因为他们的脚往往肿成足球大小，有时不得不截肢。有时冻伤也会发展到截肢的地步。战争后期，一些部队能享用“长筒靴”，这能让脚保持干燥，但也无法替代袜子带来的温暖。

但对于浑身沾满泥土的士兵来说，最让他们紧张的还是德国大炮。美国军事周刊《扬克》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大炮让你心惊肉跳，我们被告知听到炮弹呼啸声时不要躲避，因为已经来不及。但我们还是会躲避。即使只是迫击炮发射的声音，已经很吓人，我们根本不知道炮弹到底会落在哪里。”纳粹的大炮中，最令人生畏的就是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有时候炮弹好像会拐弯。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送达信件”（德军炮弹）更恐怖。但在山的另一头，佩戴铁十字的男人们（德军）可能不这样认为。1944年，美国的“寄出信件”包括雷达制导火箭弹，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火焰喷射器，这种火焰喷射器由哈佛大学化学家联合标准石油公司技术人员研发，是肥皂粉和汽油的混合物，被称为凝固汽油弹。

罗斯福总统有一次抱怨说，怎么没人给这场战争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他本人倾向于叫作“暴君之战”），而且也没有像《蒂珀雷里之歌》和《那时那地》那样激动人心的歌曲。这揭示了战争时期总司令和五星上将都在想些什么，他们根本无法体会到战场上士兵的心情。如果战士们知道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内容，一定会破口大骂。对他们来说，给战争一个编号就可以了。称呼他们为“美国大兵”是“有辱身份”，只给战争一个编号让他们蒙羞，但这些他们都可以接受，因为那是公平的。沃尔特·约翰逊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欧洲十字军”，欧洲战场却缺乏远征精神。“一战”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口号或游行，“‘大萧条’给人们留下的印记仍然深刻，处境艰难的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战争让他们更加迷惘。渴望荣誉的青年变成了一心想打败敌人的冷血动物，战争的正义性从未受到质疑，但整个国家都在麻木中战斗”。

当时最著名的欧洲战场上美国大兵卡通形象恐怕要数威利和乔了，他们并不滑稽。战争有时荒谬可笑，当欧洲战场变得匪夷所思，威利和乔用讽刺和挖苦应对。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很忧郁。这两个角色的创造者当时写道：“我们不需要别人灌输思想，或告诉我们开战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在打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我们很厌恶战争，但没有几个士兵会退缩，所以华丽的宣传有点儿多余。”

讽刺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大部分自愿参战，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更加心甘情愿，只因他们知道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做。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那是一项工作，一个肮脏、烦人的工作。但除了打仗，一个年轻力壮、营养充足又反应敏捷的年轻人又能做什么呢？的确，有人拒绝参战。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就是一个格守良心的反战者。他能够在脑海中看到四肢残缺的空袭受害者，他不想参与其中。但没多少人有他那样丰富的想象力，即便是有，他们也不想把世界拱手让给希特勒。

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斯隆·科芬博士（一位未来耶鲁牧师的叔叔）警告神学院不能成为“躲避服兵役者的天堂”，“摇摆世代”的大多数人，包括厌恶暴力的人，都同意科芬博士的看法。当然，科芬博士在越南战争时一定会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两次战争完全不同。越南战争的美军伤亡人员中大部分是穷人家的孩子，比例之高，令人震惊。1972年前，大学生免服兵役，他们毕业后还能找到征兵条例中的漏洞。“二战”时，身体健康的适龄人群都踊跃参战，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少校，底特律顶级拳击手汉克·葛林伯格是新任陆军少尉，著名电影演员詹姆斯·史都华和克拉克·盖博都是空军军官，电影导演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任职于海军，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努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库根是滑翔机飞行员。保罗·道格拉斯年逾40，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服役，任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迪马吉奥、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亨利·方达、路易斯·海沃德、泰隆·鲍华和戴维·尼文sup/sup。

1942年1月，黑人拳击手乔·路易斯击倒巴迪·贝尔，用时2分56秒。赛后，他立刻把钱交给海军救济协会纽约分会，然后他参加了陆军，尽管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是：“二战”期间，红十字会将“白人血液”和“黑人血液”分开存放。如果在战场上同样存在肤色差异待遇，有钱有势的人始终待在安全区，那乔说不定不会参军，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总统的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尉因表现英勇获得嘉奖，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著名音乐人格伦·米勒少校在空战中随机共亡。战斗阵亡人员还包括著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参议员赫伯特·雷曼之子彼得·g·雷曼少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海军陆战队中士彼得·b·索尔顿斯托尔、那位外交大使之子小约瑟夫·p·肯尼迪，还有哈里·霍普金斯将军18岁的小儿子斯蒂芬·p·霍。

前线将士们能从《星条报》，或《时代周刊》、《纽约客》的“摘要版”（很小且无广告）读到这些消息。他们为美国的民主军队感到自豪。同时，美军工兵也让大家引以为傲，他们一夜之间就修好了贝雷大桥。英国工程师认为在阿森松岛的群山上修建飞机跑道是不可能的，而美国海军工程队的工兵做到了。他们将山炸平，并修建了一条一英里长的跑道，这也让士兵们自豪。但他们从不吹嘘自己的国家，即使相互之间也如此。遇到任何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们都是一副坚定、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会抱怨后方的娱乐项目从不来前线，比如电影、鲍勃·霍普秀、红十字会女护士，但如果喋喋不休，他们就会嘲笑抱怨的人：“去找牧师吧”、“活该”，或是“你以为这里跟在家一样吗”。

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很受欢迎。k–9军团就是很好的话题，妇女服务队的成员也如此，人们传说女兵都在和军官睡觉。“嘿，你知道哈尔西怎么了吗？他被一个‘浪头’sup/sup卷到桥底下了！”（海军陆战队没有缩写，他们称呼女兵为“大屁股陆战队”；女兵针锋相对，称男兵为“毛屁股陆战队”。）但最让士兵们津津乐道的要数来自家乡的广告，这些广告能让他们哈哈大笑。摘要版会遭到士兵抱怨，因为上面没有广告，而他们想看广告，他们写信回家要求增加这部分内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麦迪逊大道的下一件“杰作”。

麦迪逊大道所编写的广告语，如果你相信其内容，那他们可都是在帮助取得战争胜利。“人类母亲的伟大礼物”是一个经典的开头，读完广告前两段，发现所谓礼物就是磺胺药，读完第三段，你才发现，刊登广告的是空调生产商，他们生产的空调给科学家们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帮助科学家发现了磺胺药。受此广告启发，这家空调企业的竞争对手声称自己帮助炸沉了日军货轮，因为美军潜艇使用的潜望镜是在空调房里加工的，而他们生产的空调“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化肥能打赢战争！”又一条不着边际的广告语。人们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麦迪逊大道确实有助于打赢战争。一个轴承企业向家乡人民保证说，美国大兵“回家路上一定平安”，因为士兵们仍在使用他们的轴承。糖成了纳粹杀手，蓖麻子为意大利安奇奥战役离开家用医药箱，好彩牌香烟也上了战场，吉列刮胡刀成了刺刀，闹钟让将军们准时。广告上写道“棉布有助于赢得空战”，“任何一场战斗都有钢丝绳”，重型装备“承担清除废墟瓦砾和修建更加美好新世界的任务”。金属扣生产商展示了一幅士兵躺在吊床上的图片，解释道：“他的吊床不会出问题，因为他使用了超过规定强度30%的金属扣。”一般说来，广告词越顺口，士兵越喜欢。但有些广告被认为有违人性。一个纽约墓地专门把自己的广告安排在惨烈的战斗后播出，士兵们听说这件事之后，广告被匆忙撤销。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告诫父母要选对眼镜牌子，这样才能看清从战场回来的孩子。同样，表达愤怒的信件暴风雨般涌向广告商的办公桌。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文案中说：“谁怕福克·沃尔夫德国飞机？”陆军航空兵的飞行员给这家公司写信道：“我们就怕。”信上附有航空兵每个飞行员的签名，还包括指挥官。

战时最著名的广告要数“4号上铺的兄弟”，广告描绘了一个年轻士兵躺在普尔曼卧铺车上，回味着“汉堡和爆米花的味道……开跑车的感觉……一条狗，好像名叫沙克斯，要么叫斑点，或是叫缠人精比尔”。广告接着说道：“他喉咙哽咽，眼含泪水。但没关系，孩子。那里很黑，没人看得到……”美国大兵认为这是一堆废话，但起码广告的出发点是好的（为旅行中的士兵腾地方），就像鼓励人们购买战争债券、远离黑市、回收废铁、保守军队动向的秘密等。士兵们并不在意这样的广告，真正让他们生气的是，利用战争谋求个人私利，比如一个广告说每天嚼几根箭牌口香糖能增加军工产量。还有万星威打底衣的广告，一个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兵说：“别告诉我衣服不平整是爱国！”还有中士跳蚤粉的广告，一个老兵报告：“发现跳蚤，已经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的靴子的天使”则更让人心塞。广告中，一个护士搀扶着受伤的美国大兵，小商贩看透了士兵的思想：“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健步如飞、带给人们欢笑的女孩……你是我喜欢的女孩，你身上能发出光芒，照亮别人的生活……你并非一直穿着沾满泥浆的鞋子。你曾经穿着闪亮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地上奔跑。”这让广告商进入梦境：“是的，她长大了……她的鞋子就是她长大的标志。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作了各种色泽鲜艳的休闲鞋，后来为了方便她在泥地里行走，又给她制作了结实的靴子……战争来临以后，还是这些鞋匠，制作了护士的防寒防水鞋、士兵的防寒防水鞋、丛林靴、战时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防滑靴、防寒长筒靴等……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女孩回到阳光普照的草坪，满心欢喜，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只是广告商不想让女孩穿“彩虹鞋”，广告商保证：“休闲鞋将成为潮流，而且大家会记住这个品牌……”最终人们还是忘记了。

这则广告之所以大煞风景，是因为它利用了士兵们深藏于心底的渴望——爱情和战后的和平生活，士兵们的梦想惊人地相似。经常走在布满磁性地雷的田野里，士兵们都迈着别扭的步伐前进，渐渐地，他们互相同化。威利和乔或许是双胞胎，威利鼻子大，乔鼻子小，但有时，他们的创作者也会将他们搞混。他们在朝夕相处中同甘共苦，他们理想中的天堂趋于一致。这和新闻头条、大报，还有宣传无关，那是将军们的战争。而另一边，正如约翰·斯坦贝克所说，是“思乡心切、疲惫不堪、滑稽可笑又充满暴力的普通人的战争，他们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食物难吃，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女郎就吹口哨。他们干着世界上最肮脏的职业，并且幽默、有尊严、勇敢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所“经历”的战争。士兵们珍藏着《扬克》的封面女郎贝蒂·格莱伯和丽塔·海华丝的画报，这是他们的战争，邮政总局的弗兰克·沃克完全误解了这场战争，他禁止邮寄《时尚先生》，因为他认为杂志会勾起美国大兵的淫欲。

其实，被唤起的是美国大兵对温柔和激情的渴望，对美和温暖的憧憬。他们梦想着真正的女郎取代海报，梦想着部队之外的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丹后来回忆道：“女人和男人都希望从家庭和子女身上寻找慰藉，我们都很脆弱、想家、孤单、害怕。”芬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孩“渐渐退回到……家庭”。在欧洲，美国大兵们满怀感伤地聆听着《莉莉·玛莲》的旋律，这是战时最伟大的歌曲，虽然歌词是德语，但其感染力却是无国界的：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盏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莉莉·玛莲呀，一如往昔，

莉莉·玛莲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期待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将一个人走，

因为，说句实话，我注定孤独。

我并不在意孤独，

我心里知道，

你也孤身一人。

或者是：

苹果树开花时，我会在你身边，

陪在你身边，直到把你娶回家。

5月的一天，

我会对你说：

“阳光照耀着新娘子的脸。”

或许是因为前线和家乡之间通信频繁，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年轻男女们不仅向往同样的未来，甚至连些琐碎的细节都想法一致：房子要白色的篱笆，学校走路可达。女孩要有一箱银餐具，当过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屋。他们幻想着共同种花，男主人或许要乘公交上班，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是安静的郊区。他们会生儿育女，孩子小的时候招人喜欢，上了小学聪明伶俐，青春时引人注目，高中毕业后上全国最好的大学，并让父母引以为豪。

剪影：太平洋战争

1码≈0.914米。——编者注

萨迪·汤普孙：电影《军中红粉》的女主角，一个粗鲁的妓女。——编者注

1英寸≈2.540厘米。——编者注

1平方英里≈2.590平方千米。——编者注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编者注

叮砰巷：或译为廷潘胡同，位于美国纽约，它不仅是流行音乐出版中心，也是流行音乐史上一个时代的象征和一种风格的代表。——编者注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诺兰、保罗·道格拉斯后来都是参议员，约翰·休斯敦、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努克是电影制片商，杰基·库根童星出身，乔·迪马吉奥是著名棒球手，自雷德·斯克尔顿起的诸人都是著名电影演员。——编者注

此处以缩略名“wave”（浪头）暗指妇女服务队队员。——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