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全美国都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一名女士在公交车上大声说道：“打仗以后，我丈夫的工作比以前好，挣的钱也比以前多，所以我想让战争多打几年。”听到这些，另一名女士愤然起身，给了她一记耳光，说道：“这一耳光是为我在珍珠港死去的儿子打的。”接着又给了她第二记耳光，说：“这一耳光是为我在巴丹死去的儿子……”
这个故事不太可信：什么样的母亲会在瓦胡岛和吕宋岛都有儿子？这个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反映了战时美国自身的问题。的确，战争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宝藏，它带来了经济复苏，人们在“大萧条”时期的梦想成为现实，但这却让人们充满负罪感。当然，人们还没有内疚到拒绝赚钱的程度——这样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符合人类的本性，而且这并不能帮助参战部队。但这种负罪感足以让他们参加回收废铁活动、购买战争债券、为民事防护组织服务，以及偶尔请孤独的士兵喝酒。
每场伟大的战争都会带来社会的变革，像“二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注定会给美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纽约每日新闻》真的相信美国大兵打仗是为了“回来看球赛，并把油箱加满”。有时，美国大兵自己认为他们是为妈妈和苹果派而战，但历史没有这么简单。1941~1945年，美国经历了变革带来的阵痛，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像美国这样经历过这些后依然故我。思想、习俗、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以及不同性别和社会各阶层关系都在美国国内展开较量。像基尔罗伊一样的女子铆钉工随处可见，战前女性的形象一去不复返。
产生变化最明显的原因就是紧缩的经济被注入大量资金。1942年，华盛顿每天给美国市场注资3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结束，据统计战争开支达2450亿美元，比1789~1940年年度预算之和还多，其间，美国还打过5场战争。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人民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为910亿美元。1945年，则达到了2150亿美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1940年，失业人口一度达到800万。战后，这一危害美国社会的顽固毒瘤消失了。就业人口从4500万攀升到6600万，其中包括500多万女性。保罗·班扬sup/sup回来了，整个国家的信心复苏了，回到了股市大崩盘之前。1943年的公司利润就超过了1929年的。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嘲笑说：“美国人孤立无援，以至于他们必须不停地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夸下海口，说每天造1000架飞机和坦克，但打仗的时候却拿不出来，只能连吃败仗。”戈培尔的话没有经过大脑，甚是滑稽可笑。美国可以派出1200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强大的帝国作战，建设的海军规模比敌军和盟军海军加起来还庞大。即使这样，1939年美国国内消费额仍增长20%。这让人十分困惑。爱德华·r·默罗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生活环境相对舒适，安全也有保障。‘二战’开始以来，唯有美国生活条件有所提高，未像欧洲国家一样，被战争所困。”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因为战争有所好转，他警告道：“如果苦难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那么安逸也会。”
《时代周刊》鼓吹道：“美国突然间富裕了起来——美国各地一夜暴富。”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人的财富有所积累。许多小企业被高效的大企业排挤，这是事实。然而，纳税申报表显示，战争带来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是普通家庭，他们在“大萧条”时期几乎一无所获。这并不是人为安排好的，发生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深藏于美国的国民性格之中。有“20世纪的托克维尔sup/sup”之称的d·w·布罗根，向欧洲同胞解释说，他们的盟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是生意，而不是艺术；他们不在意能否占领道义的高地，只关心能否打赢战争……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公司，公司的股东都希望能盈利，该国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种期望。”
农民也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原因显而易见。“大萧条”时期，产量过剩让农民损失惨重。“二战”初期，由于害怕悲剧重演，农民们有些畏首畏尾，不敢投身于大规模生产。到1942年秋，总统终于使他们相信美国必须成为世界粮仓。等他们回到田间地头，粮食产量已比之前高出25%。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萧条”时期，发明家、化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发明了新型肥料、高产种子、杀虫剂和新型机器设备，科技已经可以改变农田的面貌。其他行业也如此，战争使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高管、国家公务员通力合作，凝聚各方智慧，不仅寻找解决战时棘手问题的方法，也在寻找应对战后世界各种挑战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被搁置的发明，这时却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有管理天赋的年轻人，比如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助理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认为雷达、装配式住宅、冷冻食品、柴油机以及原油热裂解等战时使用的技术，在和平年代也能帮助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战争已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但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赢得战争将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显然，战争给人们的思想以相互启发与激励。总的来说，美国科技在战争中经历了如温室培育般的爆发式增长。”
30年后，当年的生产奇迹已经渐渐成为平常事，但其深远的影响开始显现。“二战”使得平等主义盛行，传统的标准逐渐消失，财富、社会地位、年龄、种族、性别和家庭出身不再让人本能地顺从。之前，人们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而尊重他；现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的“人人平等”摧毁了这一传统。理查德·惠特尼不会再被新新监狱视为座上宾。即使巨大成就赢得了社会地位，也没什么。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解放了美国的生产力，开辟了科学技术的新世界，后来却被遣散，被人们当成“书呆子”。
这些并非都是“二战”的产物，社会变革酝酿积蓄已历经半个世纪。“一战”、禁酒令、“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冷战，还有核战争乌云笼罩下领袖们的无能为力，这一切都让人们不再相信权威，无论是国旗还是十字架，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家中长辈。然而，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之间的几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国家总动员中肩并肩、不分你我，模糊了阶级界限。更重要的是，经济大权转移到了普通民众手中。经济繁荣之前，美国人寻找产品；随着战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商品开始寻找人。下层阶级的富裕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工资的积累。那时，人们认为花钱大手大脚是不爱国的表现，而且商品匮乏和反通胀控制也都导致不鼓励疯狂购物。不过，银行存款不断增加让经济学家忧心忡忡。1943年夏，美国财政部估算美国国内现金、支票账户存款、战时债券总额达到700亿美元。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弹”，考虑到之后其对美国人性格特质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这样的想法只能为当务之急让步。在没有彻底打败轴心国之前，考虑战后和平时期的挑战显得为时过早，甚至很危险。1942年，当局提出让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研究战后问题，但国会解散了委员会，这项研究也就不了了之。有时，总统也无暇顾及国内事宜。1943年12月28日，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总统向一位没有离场的记者透露，他已经厌倦了“新政”这个词语。他说，10年前，“新政医生”是一名内科医生，治愈了国家内部的急性病。但在1941年12月7日，痊愈之后的病人遭遇“严重事故”，“新政医生”不懂如何治疗此类疾病，将病人交给了“外科医生——战争胜利医生”。
社评人们一片欢欣鼓舞。《时代周刊》写道：“揭示死亡：10岁的新政在营养不良的长久病痛中，最终病逝。1932年选举后，新政诞生，经过4年的健康成长，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色斑点，后因战争冲击始终无法完全康复。上个星期，新政之父——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新政病逝。”他真的这样做了吗？罗斯福只是感兴趣于将其转化成其他形式的改革，他正在起草两个重要法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一个是《美国军人权力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和其他权利；另一个提案是允许每一位军人投票。
想当年，国会议员像聆听圣旨一样听他讲话。然而现在，那样的日子已经不再，他不得不被国会牵着鼻子走。在新任的第78届国会中，保守派势力大增。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派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已经慢慢地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他支持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仍旧执迷不悟地坚称美国应该“单干”，他与他的想法正逐渐消逝。1943年秋，约翰逊最后一次发表鼓吹孤立主义的演讲。在随后的投票中，关于“参议院是否应该下定决心参与建立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问题上，85票赞成、5票反对、6票弃权。另外，众议院以360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一项由阿肯色州年轻议员傅尔布莱特提出的类似决议。这为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8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该草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字斟句酌地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世界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并为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提供重建资金。温德尔·威尔基为其1943的新书取的名字似乎恰如其分——《天下一家》。
与此同时，各条生产线都在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用品，供给苏联、英国、英联邦国家、自由法国和美国自己的军队，准备1944年的决战。生产打字机的工厂转而生产机枪，汽车工厂则生产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格·西科斯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直升机生产线。另外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工厂坐落于斯特拉特福德城，则生产了6000多架海盗式战斗机。单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就为陆军制造了25507辆坦克。
由于精密机械的复杂性，没办法预计下星期哪种民用物资会出现短缺。敢于领先瞬息万变的市场而囤积货物的人，只有那些人手和资金都很充裕的专业投机者。糖、黄油、酒、肉、香烟，这些物资出现短缺情有可原，战场上的部队和家乡的人民都需要这些东西。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这个星期刚有了香烟却没有了火柴，为何政府对汽车轮胎执行配给政策，开车的人进城买自行车时，却发现自行车也开始执行配给政策，战争又为何会消耗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割草机、纸张、腰带、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电炉、烘烤模、打蛋器、小锡兵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调酒器、爆米花机、进口皮草和龙虾叉。任何疑问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你知不知道我们正在打仗？”是的，知道，不过……
这有点儿不合情理，执掌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办公室在拥挤的白宫东区，那里还在装修。（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只能放在男厕所里。）生产小东西的工厂多数情况下都在为战争机器服务，所以战时不会生产像游船、烘烤模和龙虾叉一类的东西。但那些小东西的库存没理由不被清理，真正的原因是，全国性的大动员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全美91%的人口，也就是12260.4万人，都需要发放糖配给证，不能指望发放过程中不出现任何纰漏。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错误让人难以置信。有一次，费城配给办公室忘了给自己发燃料导致其暂时关闭。每个被住房短缺困扰的家庭都听说过一个故事：洛杉矶发生一起谋杀案，当地记者奇克·费尔顿赶到案发现场，确定受害者已经死亡，他立刻前往受害者的住处，气喘吁吁地问房东：“能不能把死者的房间租给我？”房东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刚才过来的警察了。”
除了黑市里的商贩，以及身处战略要地的居民（比如底特律人，他们溜到加拿大境内，将繁荣的温莎市商场里的商品一扫而光，然后带回国内销售），大多数国内战线的民众只能强迫自己执行禁欲主义，虽然他们并非心甘情愿，但也乐意这么做。的确，美国国内人民抱怨生活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尤其是站在当时的战争债券海报之下。海报里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美国大兵，旁边一行字写着“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你只是借出你的钱”。自然，某些物资的匮乏比其他的容易忍受，比如战时生产委员会从1942年秋至1944年夏停止供应威士忌酒，但除了流浪街头的酒鬼以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酗酒成性的酒鬼只能喝奥尔德斯巴德那样的劣质酒，这种酒是从丢弃的土豆和土豆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绝望地抽佛里特伍德这类没听说过名字的香烟。）
运输则是另一个问题。1942年2月1日，最后一条汽车生产线转向战争生产，底特律尚余50万辆崭新的汽车。物价管理局将这些车全部征用，存放在政府仓库内，有需要者可申请购买。但申请条件非常严格，像乡村医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到了1944年7月，也只剩3万辆，即使在和平时期，甚至是穷困潦倒的20世纪30年代，这些车也只是三天的销售量。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发放定额缩减22%。
如果已经有车，你还要面临汽油短缺的问题。不在国防部门工作的普通公民，车的挡风玻璃上都会盖上黑色的字母“a”，代表一星期可加3加仑sup/sup汽油。这就给赛车场和汽车旅馆判了死刑，只能关门歇业。城市里流行电车。路程不远的话，走路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即便是步行也面临着问题，平民一年只能买两双鞋。j·埃德加·胡佛报告说，抢劫犯的目标中，鞋子位列第三，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战争末期，美国本土出现了千奇百怪的交通工具：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优雅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喷气式的斯坦利蒸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一批生产于1925年，斯坦利公司于当年倒闭。
人们厌倦了繁文缛节和官僚气息，年轻的尼克松曾准确地分析了国民的情绪。男人不在乎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女人也不反对把长筒袜画在腿上，用眉笔在袜子上画接缝；孩子们习惯食物里只有少量的黄油和更少量的牛肉，并且没有培根。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币和配给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连杂货店老板也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甚至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大家都从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纳粹战俘在战俘营的伙食有多么好。
政府不时感到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罗斯福征用了铁路，并给铁路主管穿上上校制服，只有这样才能让工程师们回到工作岗位。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史威尔·艾佛瑞因拒绝服从战争劳力局的一条命令，他被士兵们抬出办公室。［那个星期流传着一个笑话：“你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新产品目录上写的什么吗？‘谁的命令（“订单”双关语）我们都听。’”］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专员保罗·麦克纳特将60万底特律工匠、11万商船海员和150万飞机制造场工人“冻结”在西海岸。
1942年，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轴心国摧毁了1664艘盟军船只，总排水量超过779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计算过，如果他的“狼群”战术能够平均每月击沉70万吨，那么英国将物资枯竭。他的计算十分准确。起初的胜利让他满心欢喜，他想把所有的德国u型潜艇都派往美国海域。如果真是这样，战争的走向将大不相同，其后果不堪设想，但希特勒束缚了邓尼茨的手脚。希特勒凭直觉展开了另一个攻势——挪威。他强调说，这个地区将决定战争的命运。挪威？邓尼茨不敢相信希特勒的话。他展开一幅地图，给希特勒解释，只有12艘潜艇埋伏在美国海域，但几星期之内就击沉了近50万吨的货轮，其中57%是油轮。希特勒一脸不屑，看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又重复了一遍：“挪威。”就这样，德军剩余的潜艇全都部署在了那里，而这正是盟军想看到的。
当然，盟军并不知道德军如何排兵布阵。大西洋的威胁远没有结束。德国每星期都有新制造的潜艇下水，盟军被击沉船只的总量也在不断攀升。英国处境艰难。美国告诉他们要坚定信心。如果说打赢大西洋战争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建造比潜艇更多的船只。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亨利·j·凯泽出现在了美国的历史舞台上。年近60的他是一位非常有进取心的实业家。凯泽在建造博尔德大坝、大古力水坝、邦威水坝、沙斯塔大坝和旧金山–奥克兰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扮演关键角色。1942年3月，他收购了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造船厂，正引进革新性技术，采用预先制造的模块组装生产船只，这种方式可以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大规模生产。
凯泽在工业上取得的成功使其成为传奇。以前，从打龙骨到最终交付，造一艘船需耗时超过200天。凯泽把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缩短到40天。当年9月，也就是开战后第10个月，他的工厂打好龙骨后24天就制造出了自由级万吨货轮“约翰·菲奇”号，这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当时，大西洋航行着100艘他生产的船只。那还只是个开始。到1944年，他的船厂每星期都有一艘护航舰下水，他和他的造船同行们17天内就生产出了整支货运船队。1945年的前212天里，他生产了247艘船，平均每天超过一艘。但他早已经把目光转移到其他方面，他向华盛顿表示，如果他能生产自由级货轮，为什么不能生产运输机呢？此言论一出，他立刻就被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包围，告诉他这不可能。然而，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他的人生。这次他找到了一个搭档——霍华德·休斯。此人与凯泽的经历极为相似，而且还创造过一些关于飞行的世界纪录。1942年年末，他们达成协议：两人投资各占一半，利润也对半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助神佑之人，很快名声大噪，他们应当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为人们所铭记。数千名兢兢业业的高管、上百万名辛勤工作的工人、一些技术娴熟的退伍军人和一些年轻的家庭主妇，一起完成了生产奇迹。美国的资源和自由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天威、墨索里尼的雄辩、阿尔伯特·斯佩尔sup/sup的生产天才都无法比拟的。对于在超音速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一些“二战”时期的奇迹看起来稀松平常。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航空设计师可能会认为b–17轰炸机技术陈旧，就像“一战”时的斯帕德战斗机或德哈维兰虎蛾机一样。但在20世纪40年代，b–17轰炸机是技术上的突破，它的诞生正当其时。时间的流逝可以让25年前sup/sup“二战”中生产的武器过时，却无法抹去当年奋战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们的功劳，他们与克虏伯、菲亚特、三菱工厂里的工人竞争，并最终战胜了那里同样努力的工人。
从整体上了解美国军事生产，需要注意的是：1940年5月10日，德军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时，发动的闪电战动用了3034架飞机、2580辆坦克、10000门大炮以及4000辆卡车。但在法国沦陷之后的5年里，美国制造出：军用飞机296429架坦克（包括自行火炮）102351辆大炮372431门卡车2455964辆军舰87620艘货轮5425艘飞机炸弹5822000吨轻型武器20086061件轻型武器弹药44000000000发在1943年年底的德黑兰，斯大林举杯祝酒：“敬美国生产力。没有他们，这场战争早已失败。”12年前，美国政府还给时任总司令的主要副官（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发放有轨电车乘车券。1938年，乔治·c·马歇尔将军还证实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抵御敌人入侵。1941年8月，希特勒跟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这个国家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来自贪婪的商业活动”。他应该仔细阅读“一战”时上一届总理所写的文章。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以后，保罗·冯·兴登堡用一句话总结了美国的战争生产：“他们懂战争。”
但他们不懂日裔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州对待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只能被认为是美国的耻辱。那些喜欢给公众人物贴上标签的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因为种族压迫并非从右翼开始。根据自由派的教条，右翼分子中总是潜伏着种族主义者。鼓吹和执行种族压迫的，正是那些因自由和没有偏见而著称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艾毕·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中有一人请求宽大处理日本移民，他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且获得埃德加·胡佛的支持。一个参议员站出来抗议，他就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12.5万名受到迫害的移民中，大部分都已加入美国籍（如果不是带有歧视性质的移民法，他们全都会加入美国籍），许多人的儿子还在部队服役。对他们的迫害侵犯了他们的正当权利，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如果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是盟国的共同准则，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完全背离了整个国家为之奋斗的原则。
珍珠港被偷袭之后，日裔美国人就遭到骚扰。1942年日军一连串的胜利让美国白人产生了盲目寻求复仇的心理——人们就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如果纽伦堡审判时，法官们裁决战争狂热可以作为减轻罪责的理由，这种说法或许还有些说服力。如果说纳粹因种族问题而惩罚民众，那么美国人也这样做了。可以肯定的是，日裔美国人没有遭到拷打、毒气和焚尸炉，也没有人在他们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确对他们施加了暴行。这种行为在当时没有受到质疑，但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为什么西海岸对日裔美国人的迫害尤其严重，这令人费解。在夏威夷，东方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要高得多，那里的军队行动迅速而且合理。日裔领袖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几个嫌疑犯受到审讯。没人指责当局种族歧视，甚至连这方面的谣言都没有。但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一代”（第一代日裔美国人）和“二代”（一世的子女）只占总人口的1%，但麻烦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了。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地的警长和检察官一起，树立了极坏的榜样。“一代”和“二代”被开除公职，他们的律师资格证和行医证被吊销，一些社区禁止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买卖，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被禁止其渔船出海。州检察长沃伦继续使用他令人费解的推理——说国内没有日本人搞破坏，正说明日本人的阴谋是多么险恶（这种方式在他当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后，被人们反过来利用对付他）。他进一步通知华盛顿：“本州司法官员一致认为，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比日本侨民更危险。”
政府官员发起了反“黄祸”的运动，再加上媒体煽风点火，这场仇恨运动愈演愈烈。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家报业集团专栏作家写道：“为什么要对日本佬这么好？他们占了停车位，他们在邮局排队时站在你前面，他们在公交车和电车上有座位。让他们受苦、挨饿吧，谁反抗，就让谁死。我憎恨日本人，恨所有日本人。”他主张把所有日裔美国人赶到美国内陆去——所有日裔美国人，包括婴儿和老人，一个不留。他还说：“我说的内陆不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把他们集中起来，统统赶到荒凉贫瘠的内陆地区。”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日本人都应该被监视，“管它什么人身保护法，应该先消除隐患”。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
羊群跟随牧羊人（美国谚语）。保险公司取消了日裔美国人的保单，牛奶工也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拒绝卖给他们食物，沃伦冻结了他们的资产，银行也拒绝兑现支票。1942年年初，加利福尼亚州白人的恐惧和猜疑与日俱增。州政府建议日裔美国人移居内陆，三个星期内，8000名日裔美国人听从了建议。这显示了他们所处的困境。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部分问题转移。种族主义的病毒正在蔓延。内华达律师协会称：“我们认为，如果日本佬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很危险，那么他们在内华达州同样危险。”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跟媒体说：“日本佬像老鼠一样生活，像老鼠一样繁殖，像老鼠一样活动。”阿肯色州州长霍尔姆·阿德金斯跟着也宣布：“对于日本人的习俗，或者说是怪癖，我们的人民不习惯，我怀疑把日本人安置在这里是否明智。”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纳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的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并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佬，不欢迎日本佬。”
对于逃难的8000名美籍日本人来说，生活充满恐慌。理发店窗户上写着“日本佬进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窗户上写着“本店会毒死老鼠和日本佬”。加油站不给他们加油，他们买不到水，甚至不能去公共厕所。5个“二代”来到新泽西州，被一个农场主雇用，一个治安维持委员会放火烧了他的农场，还威胁要杀死他的小儿子。在丹佛，一个日裔女孩找到工作，想加入教会。牧师挡住了她的去路，问道：“在你自己的教堂不是更有家的感觉吗？”陆军中将约翰·l·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解决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日裔美国人游荡在美国乡间是愚蠢的。“日本佬就是日本佬，”他说，“不管他有没有加入美国籍，都没区别。”
加利福尼亚州不断施压，要求联邦政府行动。罗斯福厌倦了此事，又被战场形势搞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于是，他让史汀生和后任战争部副部长麦克洛伊去处理，只要求他们处理时尽量理性和人道。史汀生正为地图和战局而忙碌，所以这件事最初交给了麦克洛伊，他成为主张重新安置的主要人物，积极奔走。在德威特将军授意下，战争部侨民管理局局长卡尔·r·本德森少校已经拟定好了撤离方案。他在旧金山对方案进行最后修订时，麦克洛伊于2月8日突然打来电话说：“总统已经给我们全权委托，我们想干什么都行。”德威特立即将已认可的本德森的方案寄往华盛顿。
6天后，司法部长比德尔要求谨慎处理，他告诉罗斯福：“军方还没有通知我他们关于此事的结论。”但这又是在与史汀生过不去，他是内阁的强势人物，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20年后，比德尔回忆道：“史汀生显然认为日裔美国人全部疏散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他立场坚定，总统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我劝这位部长顶住下属的压力，结果可能会不同。但我是内阁新人，不愿在老资格政治家面前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个星期六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比德尔的下属称其文章包含了决定性观点。李普曼在2月14日的专栏中写道：“日本人长期在太平洋海岸开展侦察活动，试探美国的防线，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理解华盛顿不愿采用“大规模疏散和拘留政策”，但“太平洋海岸已正式成为战争区域，任何地方随时可能爆发战斗。宪法中没有给予任何人在战区居住或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见得有如此强硬的言辞。美国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被要求支持这项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战争部建立“军事区”，并可以命令“任何人或所有人”撤离。
这不是罗斯福值得夸耀的时刻。他大笔一挥，授权德威特处置无辜又困惑的人民，这些人跟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相比故乡，更忠诚于自己的新祖国。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一代”生产的水果占加利福尼亚州水果产量的一半以上。依据传统美国的标准，他们做得很不错。“二代”正处于青年时期，他们生在美国，就读于美国公立学校，言谈举止、穿着打扮都与美国白人无异。
根据第9066号行政命令，德威特如是阐释，自愿迁移截至3月27日。日裔美国人只有48小时处理房屋、产业、家具。迁移过程中，只允许他们用手提包携带个人物品，刀片和白酒全部收缴，投资和银行存款全部没收。驳回申诉权利，甚至无权抗议。“一代”损失的农田和设备价值7000万美元，水果蔬菜损失3500万美元，年收入减少5亿美元，存款、股票、债券损失不计其数。
3月30日，从破晓开始，德威特将军的第20号平民禁令，就像防疫通知一样被贴到日裔美国人的家门上。撤离是一个迅捷的军事行动，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小孩被贴上标签，就像行李一样，运输卡车开到门口，士兵们在人行道上喊道：“出来，日本佬！”这种号令声像极了德国士兵的命令“走，犹太人，快走！”。安妮·弗兰克在荷兰街道上听到的就是这种呵斥声。卡车把日裔美国人带到15个安置点，其中有华盛顿雅基马的酿酒厂、帕萨迪纳的玫瑰碗球场，还有圣阿尼塔和坦弗兰的赛马场。赛马场是最糟糕的，日本移民被安置在马厩居住。
这些安置点，正如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所说，只是临时安置点。囚犯们（日裔美国人现在已沦为阶下囚）持有身份卡，还要定期接受行李和人身搜查。但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11个大型“战时安置中心”等着修建。州长们觉得没必要说，所有的安置中心都设在整个国家最荒凉的土地上。
总统从来没去过那些荒凉的安置点，但他曾说那些地方是“集中营”。这个词再准确不过了。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住一个“公寓”，面积只有500平方英尺sup/sup。房间没有炉子，也没有自来水。营房每个区共用一个洗衣房、食堂、厕所和露天淋浴室，妇女不得不在哨兵的注视下洗澡。“一代”和“二代”妇女继承了先辈害羞的特点。但她们提出洗澡的问题后，看守告诉她们休想，还反问道：你们现在不是美国人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荒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孤寂的欧文斯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的锡斯基尤的图里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三年。在铁丝网的包围下，每天晚上强烈的探照灯光都会照进他们的窗户，他们努力找寻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生活：教育子女、举办教堂活动、参加各种活动。几年下来，他们总共举办了2120场婚礼、5981场洗礼、1862场葬礼。
这些日裔美国人的事业应该是每个相信自由之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将这称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群体性侵犯人权”事件。但当时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如果联邦政府听取加利福尼亚州的民意，安置点可能就成为永久性的了。那里的种族主义者不想让日裔美国人获得自由，他们不管别人怎么说，就连最高法院也只能靠边站。
即使是最高法院，也未能积极维护公民自由。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下发了裁决，这一裁决在和平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道格拉斯大法官避开了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布莱克大法官写道：加利福尼亚州受到入侵威胁，军事权威至高无上，日本人并非因为种族歧视而被驱逐（罗伯特、墨菲、杰克逊不赞成这项决定）。在两个问题上，法院提供了不同意见。他们赞成大规模驱逐，认为这是战时合理地行使权力。但同时他们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拘留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居民是不正当行为。12月19日，军方开始将日裔美国人送回加利福尼亚州，他们遭到了57次反日裔美国人组织的暴力袭击。这出悲喜剧的顶点是，赫斯特报系大肆报道图里湖营地的囚犯暴动，将这场暴动援引为很好的证据，证明移居内陆的日裔美国人“不忠诚”。
图里湖营地根本没发生暴乱。拘留期间，没有一所营地发生过混乱。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日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爱国之心似乎没受到丝毫影响。他们清心寡欲、逆来顺受，默认了美国的双重标准。举例来说，一名白人实习医生给病人进行常规检查，做一个小手术，可以获得500美元。而旁边“一代”医生，虽然医术精湛，但完成同样的任务只能得到19美元。尽管知道自己得不到报酬，一些日裔美国人还是会去植树、做实验研发人造橡胶、画征兵海报。让安置点看守们疑惑的是，每天早上，日裔美国人都会集合升星条旗，并敬礼，他们的童子军打鼓吹号（每个营地只有一个）演奏美国国歌。在托帕茨营，3250名成年人选修了营地课程，最受欢迎的课程是英语和美国历史。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都会唱《美丽的美利坚》。1943年1月28日，到了兵役年龄的人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唱歌了。
那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军队接受“二代”志愿者。立刻就有超过1200人报名，战争结束时，共有17600名日裔美国人参军。他们在铁丝网环绕的安置点里宣誓忠于美国军队。在意大利，他们所在的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表现突出。没有一个日裔士兵逃跑。意大利战场上，第442步兵团阵亡人数相当于刚组建时人数的三倍，并获得3000枚紫心勋章、500枚铜橡叶章、810枚铜星勋章、342枚银星勋章，47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和17枚功绩勋章。在欧洲战场上，这些部队成为传奇。比尔·莫尔丁描述日裔美国人部队，“就我所知，和其他无数人在战场上见证的一样，没有哪一支部队在忠心、努力、勇气和牺牲方面可以超过来自海外的军团。他们中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有两枚以上的勋章，他们的伤亡率也高得吓人”。
同“二代”并肩作战过的人，明白驱使日裔士兵奋勇作战的背后原因。日裔士兵相信，当加利福尼亚州人听说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功绩以后，对他们家人的态度能有所好转，同时希望“一代”能够重获战前所拥有的财产，但这只是奢望。日裔美国人的家园、农场、产业都被加利福尼亚州白人霸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赫斯特报系的支持下，把属于日裔美国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二代”回到美国后，尽管身着制服，还是被饭馆和理发店拒之门外。《旧金山考察者报》头版头条写道：“小日本的后裔竟被允许在海岸游荡”。之后，一名在欧洲战场上失去一条腿的“二代”遭到公然殴打。这种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一段落。
如果说加利福尼亚州人全都盲目排外，显然不公正。可大多数人对此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战争部开始关心“二代”事件，他们派同日裔美国人一起服役过的军官到西海岸巡讲，告诉农民和商人们日裔美国人的英勇事迹。一次，一个身材瘦高的农民问一个中尉：“你们连里死了多少日本佬？”中尉回答道：“到战争结束时，我们排的日裔士兵只活下来两个。”那个农民说：“太可惜了，居然还剩下了两个。”在场的听众们有的望着天花板，有人盯着地板，有人看着膝盖，大家都一言不发。
西部防御司令部的情况危急，这使约翰·德威特将军一直坐在办公室。整个战争过程中，他始终远离战场的生死考验。但他倒未被忽视，陆军授予他杰出服役勋章加两枚铜橡叶章，海军也授给他杰出服役勋章，法国奖励他荣誉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1947年，他带着满身的荣誉，光荣退伍，后来成为日美协会的一名热心会员。此人很好地展示出西方人的不可思议。
珍珠港事件三个星期后，农业部长克劳德·r·维夏德随意给了美国人一个建议。他说，农民要忙着养活军队，喜爱新鲜蔬菜的居民们可以自己种植，他称之为“胜利菜园”。数百万连耙子和铲子都分不清的城里人，只知道“耙子”指埃罗尔·弗林（电影演员）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纷纷开始种地。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什么都种。只要是空地，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或运动场，甚至连芝加哥市的阿灵顿赛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恶魔岛，都种上了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引导下，“胜利菜园”的农民们让美国上下欢欣鼓舞。到1943年，美国“胜利菜园”的数量达到2000万，其新鲜蔬菜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1/3。
美国人并不喜欢吃蔬菜，但种菜也算是给他们找到了事情做。战时的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那里的人们不断互相道别，各奔东西，或原地等待，也许只是在等待纸巾和发卡短缺结束之日。中年男子把“一战”时的头盔涂成白色，加入民事防护组织，测试防控警报，把木箱装满沙子，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每晚都站岗注视着天空，寻找轴心国飞机的影子。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儿童四处搜集橡胶废品、废纸、铝、锡罐和牙膏管。家庭妇女回收做饭废弃的油脂，卷红十字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她们一共卷了25亿卷。一个西雅图制鞋商捐献了6吨橡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把心爱痰盂的橡胶垫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毕肯山举行了一个废品搜集大会，捐赠的物品中有一支80年历史的格林机枪和一辆马车，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州长把自己的划船运动练习器也贡献了出来。
好莱坞帮助人们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时光。主要面向美国大兵，好莱坞在战争年间共拍摄影片982部，34232个拷贝送到海外。电影同样供平民观赏，影院每晚场场爆满。这个年代的优秀影片包括罗伯特·杨主演的《富家子的婚姻》，蒙蒂·伍利主演的《晚宴的约定》，凯瑟琳·赫本、斯宾塞·屈塞主演的《时代女人》，维克多·迈彻主演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泰隆·鲍华、琼·芳登主演的《高于一切》，珍妮弗·琼斯主演的《圣女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与我同行》，弗莱德·麦克莫瑞、芭芭拉·斯坦威克和爱德华·g·罗宾逊主演的《双重赔偿》，简·拉塞尔主演的《不法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风尘双侠》，雷·米兰德主演的《失去的周末》，不朽的《卡萨布兰卡》，希区柯克导演的《辣手摧花》，还有《小鹿班比》。一如既往，演艺界也有不靠谱的时候，一个经纪人向媒体宣布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后来一个兽医揭露说莱西是只公狗。但影片质量始终很高，要知道许多观众不仅追求影片好看，还要求影片爱国，能同时满足这两点可算成就非凡。多萝西·汤普森百般挑剔影片《救生艇》，因为她认为希区柯克让纳粹比其他乘客更有能力。《纽约时报》的波思利·克劳瑟也表示赞同，并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奇怪的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种开明的社会，也不能原谅”。希区柯克抗议说他导演的是恐怖片，而不是宣传片，但他的抗议被扔进了垃圾桶。《纽约客》影评人沃尔科特·吉布斯向来以职业和公正著称，但他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去了》表现出“对德国人奇怪的温柔”。观众们则更加宽容，他们来看电影不是为了批评。无数人离开家人，远走他乡，电影比以前更能够为他们提供短暂的庇护和宁静。
在那个年代，许多人常年生活和战斗在国外，大众媒体成为他们的纽带。背井离乡的人们几乎一无所有，媒体让他们找到了共同点。媒体上的某些内容甜得有些发腻，《白色圣诞》是战时美国第一首大受欢迎的流行歌曲，这首歌只是表达了顾影自怜的感觉，《我要回家过圣诞节》就更糟糕了。有些歌曲简直令人厌烦。有段时间，吉米·萨沃和全美国人民都在唱着“一个肉丸子换不到面包”，这让很多渴望耳根清净的人难以忍受。《现在没什么区别》和《你是我的阳光》也属于这一类型的歌曲。整个战争期间，尼尔森·艾迪是全美薪酬最高的歌手，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然而，百老汇的明天似乎一片光明，《布鲁默女孩》、《慈母泪》、《邂逅的爱情》和《迷离世界》进入了他们的流行期。1942年夏，两个不走运的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开始试着编排一个陈旧的剧本《丁香绿了》。这出剧原本只演出了64场，1931年就停演了。《生活》杂志后来说“rh因子sup/sup”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何马》！1944年3月31日，这部剧在圣詹姆斯剧场举行首演。直至1948年停演，共演出2248场，创下了当时音乐剧演出的纪录。与此同时，一位26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创作了一部欢闹的音乐剧《小镇上》。当时，百老汇的小巷子里有很多“黄牛党”，这样的景象15年来第一次出现。
美国国内的人民阅读量比以前大了。柯乐利调查公司和胡珀调查公司报告说，广播仍然是美国主要的娱乐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空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还是新闻时段收听人数最多。广播同书店和图书馆一样，内容开始从小说向非小说转换。五角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仅1945年，它就印发了超过6000万册的军用册，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它们出版书籍是双栏格式，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还是有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经常将书寄回家。新书有马里恩·哈格罗夫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的《空中制胜》、伊尔卡·蔡斯的《未完成的昔日》、埃利奥特·保罗的《魂断巴黎》、威廉·l·怀特的《菲律宾浴血战》、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的《孤岛浴血战》、约翰·赫西的《钟归阿达诺》、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战后问题有两本书提到，理查德·赖特的《黑男孩》和莉莲·史密斯的《奇异的果实》，尽管销量很好，但没有引起社会学家们的注意。
销量最好的是杂志。美国境内所有流行期刊的销量在战时都有所增加。1944年的广告投资比1942年多了1亿美元。当时，埃里克·霍普金斯又一次准确描述了那时的情况：“非小说内容所占比例……稳定增加，原因是1939年以后发生的事实超出了想象。”（这个势头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严肃小说已经完全过时。）女性杂志销量超乎寻常。对妇女读者来说，战争这4年无聊到了极点。1941~1945年，应征入伍的1600万人中，只有25万女性。军队中的男性数量始终保持在1200万以上，他们是美国1.3亿人中最健康的1200万。美国国内性别比例失衡严重，很多女性找不到伴侣。
与军人相亲时，女孩子们的表现就算不是富有进攻性，也是很主动的。她们把自己的化妆品称为“战妆”，这也不是完全说着玩的。年龄较大的女人会更有技巧。没有法国大设计师的建议，曼哈顿的裁缝们还是模仿了军队制服——从一个侧面说明女性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军人身上。当时有一种晚礼服很流行——上面用金钱点缀着空军的机翼形装饰物，从臀部开始，绕着胸部上来，一直延伸到肩膀。艾森豪威尔夹克也成为被模仿的对象，作为女性晚礼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人们还模仿英国突击队的贝雷帽，制成时髦的日装。无意加入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孩子们也戴上类似陆军妇女军团队员的帽子，但上面点缀着金属小圆片。甚至布料短缺也不能阻止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连身衣套装，日间可做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军人妻子做得最不得人心的事，就是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戴绿帽子，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就像当时流行歌曲《幸运之星》中唱的“他们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已婚女性只能独守空房，她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穿着松垮的衣物。对她们来说，国内的生活也不太好过，年轻的少妇常常会受到焦虑不安的困扰。许多婚礼在部队离开前举行，孤独的新娘子们怀疑一时冲动所建立的婚姻能否长久。性情刚烈的女性开始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男女酗酒比例从5∶1变成2∶1。其他妇女则埋头阅读埃米莉·波斯特或多萝茜·迪克斯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乌娜·奥尼尔。纽约的史托克俱乐部把乌娜选为社交界的名媛，这让她的剧作家父亲（尤金·奥尼尔）非常反感。众多的目光转向杂志——特别是战时创刊的、以女性的奥秘为着眼点的三种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泰·纳仕公司出版的glamour以及沃尔特·安纳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另一个战时现象出现了，源于逐渐成长的青年人。“大萧条”的结束，恢复了人们对适婚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许多高中生的母亲在洛克希德公司或是波音公司工作，这些学生回家后，直接用藏在门口垫子下面的钥匙开门。当时经济十分景气，他们既能从家长手里得到零用钱，也能自己赚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试着在文章中使用“十几岁的青少年”一词，但美国人当时还无法接受。高中男生志在参军，看起来冷酷，而不再无忧无虑。女生则更加活泼热情，由于她们都爱穿短袜，所以人们用“短袜女孩”指时髦的女郎。
“摇摆世代”的时尚已经或者正在消亡。马鞍鞋已被平底船鞋替代，宽松的套头毛线衫代替了开衫毛衣，连帽风雪大衣代替了晴雨两用大衣，还跟蓝色牛仔裤（一种新潮流）一起穿。有一段时间，牛仔裤搭配白衬衫成为潮流（衬衣下摆松散地搭在裤外）。战胜日本后，征战海外的父兄们回到家中，却发现衣橱空了。啤酒夹克衫还有人穿，但上了年纪跳吉特巴舞的人已经认不出来，因为时髦女郎们已点缀上男朋友（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在部队服役时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徽章。还有一个潮流是戴黑玉石戒指，象征她们的男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女孩”们聚在一起闲谈，当时还没有“闲扯”一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会回答说“瞎混混罢了”。
溜溜球、睡衣派对、尺码不合适的鞋和袜子、条纹棒球长袜，他们创造时尚的能力和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年轻人一样大而无聊。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美国已经不同了。美国的长辈们更倾向于观察年轻人，倾听他们的想法，并且放任他们的行为。在某些问题上，各个年代的人意见统一。一个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对工会持反对态度。看看工会战时的记录，就会疑惑为何如此。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不要搞错了，没人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矿工联合会不合时宜地要求加班费和涨工资，注定会损害工会的声望。而音乐家工会头头詹姆斯·c·皮特里洛也是一样不识时务，“短袜女孩”们尤其讨厌皮特里洛。他要求广播在播放乐队和交响乐团音乐时，支付版税，以致连续27个月，公众都没听到流行音乐。对年轻人而言，这似乎是有意打击流行音乐，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著名的摇摆乐乐队。受到皮特里洛的禁令、配给政策、公路旅行高昂成本和公众品味改变等因素的影响（“短袜女孩”们现在喜欢多愁善感的民谣歌曲），伟大的乐队分崩离析，美国大兵们喜爱的摇摆乐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做父母的高兴了，他们一直喜欢民谣。儿女们参加回收橡胶和废纸的运动，这让父母感到骄傲。许多新的年轻人的文化也让他们感到欣慰。1944年，美国的最佳单曲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这首歌颇具新意，最受广大“短袜女孩”喜爱。因为大学里基本没有男生，所以大学里很少见到运动健将（西点军校除外，它组织起一支以布兰查德和大三的戴维斯为中心的球队，所向披靡，平均一分钟得一分）。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都转移到了高中球队上，规则做出调整后，篮球首次成为激动人心的观赏性运动。父亲和儿子可以一起看比赛，就像妈妈和女儿一起看glamour杂志一样。年轻人总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1944年夏，一位流亡阿根廷的匈牙利人发明了一种新笔，用滚珠代替了原先的笔尖，年轻人是最先尝试使用。这种笔的进口品牌名为思加图笔，但人们只把它简单称为“圆珠笔”。后来，成年人也开始购买这种笔。不管从政治还是从书写工具来看，国内战场的两代人似乎是和平共处。
接着却出现一个了巨大的裂痕。罪魁祸首是一名歌手，他身材瘦弱、面色苍白、打着领结，耳朵一大一小，体重只有135磅，一脸饥饿相。他的名字是弗兰克·辛纳屈。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在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很脆弱、单纯，好像还是青少年。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霍博肯一间出租屋内，父亲是西西里最轻量级职业拳击手。他生性倔强、喜欢独处，常常出言不逊。他相信自己有过人的天赋，将来必会成为明星。遇到任何对手，他都会咆哮：“不管哪一天，我都能把这个小兔崽子唱下台。”他实际年龄25岁，早就不是高中生了。他这样解释别人的误读：“我25岁，但面相看起来像19岁。大多数孩子觉得我是他们的同伴，好像隔壁邻居。他们觉得认识我，我就喜欢这样。那又能怎样，他们都是好孩子。”
辛纳屈的健康状况达不到参军标准，他有残疾，耳鼓穿孔，他弥补自己的方式就是飙车。不过，他真正渴望得到的是名望。摇摆乐伴奏乐手常常会陷害主唱，有一次巴迪·里奇想捉弄辛纳屈，于是在歌曲唱到温情阶段时，来了一段明快的鼓点，结果演出结束后，里奇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辛纳屈对成功的痴迷决定了他无法长久待在乐队领队光环的阴影下。同詹姆斯共事6个月后，他转投汤米·多西。他重新演绎了《傻爱成真》、《日日夜夜》以及《白色圣诞》等经典曲目，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之后他赔钱终止了同多西的合同，还雇用了一个经纪人，准备好单干。1942年12月30日，在纽约派拉蒙剧院，他正使出浑身解数在舞台上挥洒时，观众人群里第12排一个女孩因为没有吃午饭晕倒了——或者是“昏厥”。另一个女孩见状，吓得站起来失声尖叫。接下来的几秒钟，大家都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辛纳屈继续演唱，他绝不会因为人群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停下自己的演出。等他演出结束，剧院里一片喧闹，所有女孩都站起来厉声尖叫。
刺耳的尖叫声像瘟疫一样蔓延。从此，他以“声音”著称，不管他出现在哪里，随之而来的都是一场混乱。他每星期能收到5000封邮件，美国成立了2000个弗兰克迷俱乐部。索要签名的人跟随他到药店、餐馆、杂货店和他的家。他们爬上他家的屋顶，往卧室里面瞅。如果他从泥地里走过，人们会把他在泥里留下的脚印挖出来晒干并收藏。喜欢他的人不全是小孩，也不全是好人。有两次他差点因为歌迷想要拉扯下他的领带占为己有而被勒死。歌迷试着脱掉他的衣服，而且就要成功了。一个40多岁、凶神恶煞的女人把他堵在华道夫饭店，这个女人把自己的上衣扯开，坚持让他在自己的胸罩上签名。1944年，他重新回到派拉蒙剧院，参加为期三个星期的演出，3万名嚎叫的青少年簇拥着他。为控制这些青少年，出动了421名防暴警察、20名女警和20多辆巡逻警车。
“声音”，也就是弗兰克·辛纳屈，人称“晕厥之王”，短时间内变成了富翁，他发家致富的速度比美军夺取西西里还快。辛纳屈签了很多合同，每星期都能在好彩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演出，每年参演一部雷电华电影公司的电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给他支付的版税空前的高。辛纳屈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尽管有战时控制政策，他似乎还是挥霍了大部分收入。他在好莱坞盖了一所粉色的房屋，里面各种设施应有尽有，甚至有些当时前所未有。为了省去起身拉窗帘的麻烦，他安装了一套价值7000美元的设备。辛纳屈定制的服装全部都很浮华，而且尺寸十分夸张，从宽大的领结、高腰松腿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辛纳屈的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朋友，整天围着他转，就像臣子侍奉国王一样。他们觉得成为他的朋友就高人一等，而他以另一种方式让朋友们开心。他有许多独特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150美元的金制打火机随便分送别人，就像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棒一样。他的红颜知己也在不断更迭。战前，他与儿时恋人南希·巴百图结婚。在他成名早期，凡是有记者问他有关婚姻的问题，他都用一句话回答：“我妻子南希是第一位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之后，他不再回答有关婚姻的问题。后来他又先后娶了艾娃·加德纳和米娅·法罗。
辛纳屈有没有天赋，就像巴顿将军扇士兵耳光一样，成为热议话题。《时代周刊》说：“辛纳屈的声音成为国家符号，就像约塞米蒂山谷”。而《时代周刊》的姐妹刊《生活》杂志却认为，“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歌手的每首歌都差不多”，因为他只知道一个调子，那就是葬礼进行曲。《纽约先驱论坛报》引用了国会议员的话，“独行侠和弗兰克·辛纳屈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诱因”。艾尔莎·麦克斯维尔斥责辛纳屈是“音乐文盲”，并建议他的歌迷服用“抗辛纳屈素”。甚至他的前老板哈里·詹姆斯也承认，弗兰克的新衣服让他看起来像“一块湿抹布”。有人对平·克劳斯贝说：“像辛纳屈这样的声音，一辈子才能听到一个”。平回答：“确实是，但他怎么偏偏就出在我这一辈子里了。”
家长们既生气又困惑。当时的英雄应该是身材魁梧、戴着钢盔的美国大兵，他们全副武装，准备登陆敌军控制的海滩。而弗兰克，拿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像在避孕套里挤着的样子。从欧洲逃难到美国的青少年认为他就是个吵闹的怪胎。一位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17岁女孩问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孩子们恢复理智吗？他们在派拉蒙剧院外浪费的时间可以用到其他事情上，比方说，帮助打赢这场战争。”她的美国同龄人还是继续尖叫，人们对于辛纳屈魔力来源的好奇心有增无减。《新闻周刊》评论道：“从表面上看，辛纳屈能成为女性的偶像，这让人很疑惑。”
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认为他们能解开这个谜题。他们试图用中世纪对舞蹈的狂热来解释这一现象，还提到“乳腺过敏”、“母性渴望给饥饿儿童喂奶”、“群体性爱失落”和“群体性催眠状态”。一些对弗兰克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好像不是靠声音吸引人，而是身上能分泌麝香”，还有“我们认了吧——辛纳屈可能是留在国内的唯一一个男人。”最后这句话比较接近事实。女孩可能会为远在新几内亚岛丛林中的男孩歌唱“他在军队是一等兵，在我心中排第一”——但一男在手胜过二男在林。另外，这不像跟一个身体不健全者约会那样奸诈。这只是“短袜女孩”们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