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时，我会跟她聊我要做什么。在《一位作家的一生》（awriter’slife）中，我想写她的母亲和父亲，以及我跟他们总是处不来，她让我不要写。
《巴黎评论》：你为你的稿子花了很多时间做研究。你有没有想过，这变得太痴迷了，或者过度了？
特立斯：最开始的研究很困难、很花时间。我不是在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那样我可以去图书馆，去查阅一千本书。比如我开始研究反淫秽法时，单是搞懂那些法律文件就要做很多工作。读那些案例——非常枯燥！或者我想研究一个餐厅，纳帕山谷烤肉，十四年前关闭了，我必须找人，走遍全国各地，就为了找到某一个曾经在那里工作的副厨师长。你没法用谷歌搜索搞定这些事。
我为了写作而收集的大部分东西最终都不会进入书中，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做再多的研究都不为过。我所有的研究都很重要，因为它们给了我一个基础，给了我的主题一种比例感。我还会发现东西，把我引向其他故事。为了写一篇最后被改编进《一位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我研究了一个生殖器被切掉的人，约翰·韦恩·博比特。博比特的故事是关于一名失去了勃起能力的男子。所以我对泌尿学特别感兴趣，开始参加泌尿学会议。我得知，有很多年轻男性在常见的受伤，如车祸、战争受伤、运动受伤之后，有了勃起障碍。迈阿密大学医学院有一整片区域都被用于努力帮助这些受伤的男性恢复勃起能力，那些还很年轻、结了婚、想要孩子的男性。
我找到医学院一位负责让男性勃起的女子。她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人之一。她不漂亮，但她是全美国最强的给人自慰的人。我看她工作。男的坐在床上，还有一位男医生，但是她开始轻抚病人。她有着最神奇的手指。然后医生把精液取走，注入做好了准备的妻子的体内。我一直觉得，我会写一篇关于这位女子的文章，但是我一直没写，也没想好该怎样把她写入《一位作家的一生》。也许有朝一日我会为她找到一个位置。
《巴黎评论》：你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把一篇文章变成一本书的？
特立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关于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书sup/sup。一九五九年，罗伯特·摩西sup/sup提议，把住在布鲁克林湾脊区，也就是纳罗斯水道附近的几千人赶走，以便修建大桥。我被安排前往布鲁克林，报道该居住区抗议摩西的活动。我认为，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场地震一样大的灾难。或者像战争——德累斯顿、波兰、广岛——整个城区被炸弹夷为平地，幸存者只能被重新安置。摩西不仅要拆掉建筑，他还要毁掉很多人的生活。我开始考虑所有会受到波及的人的类型。孩子们要去新的学校，拥有新的同学。一名男子跟他的街区的一位女子相爱——现在他们只能搬到另一个居住区。一位牙医失去了他的病人，一个教堂失去了它的教区居民，殡葬业者失去了他们的死者。我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关于抗议活动的文章，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我无法写到一篇短文里去。
我想的第二件事是，你到底要怎样建一座大桥？我一直搞不懂怎样在水的上方修一条路。所以我就开始读相关的东西。我得知，以前人们会把箭头绑上绳子射到对岸去。我觉得这很有趣。现在都是用钢索，可怎么办？
《巴黎评论》：你还写了关于报纸产业、黑手党、性以及你的家人的书。这些题材有某一个主题把它们统一起来吗？
特立斯：历史感。在我所有的书中，我努力告诉读者我的人物从哪里来，他们是怎样抵达我找到他们的那个地方的。它永远不只是现在时态。它总是关于过去时态的。源头。即使是杂志文章也是如此。这个本能源于我开店的母亲。她是从布鲁克林来的新来者，她想了解经常光顾她的店铺的那些女性。
《巴黎评论》：你说你从来不会付钱给你的采访对象，但是你为博南诺犯罪家族sup/sup设立了一个基金。对此你如何解释？
特立斯：我在比尔·博南诺家为《父辈的荣誉》做研究时，经常听到他的妻子罗莎莉跟他抱怨钱的事情。他们需要钱，他们的孩子需要钱。我想，我在目睹一种报纸犯罪新闻作家从来没有报道过的事情，他们总是把黑手党写得很有钱，住在豪宅里。博南诺本人假装自己很有钱。但是在他们的内心中，我看到的是苦苦的挣扎。
出版时我唯一付过钱的东西是照片，《时尚先生》用的，以及后来书里用的。我购买了大约五十张照片，花了九千美元。我在书里披露了这件事。我写完稿子之后，我的经纪人坎迪达·多纳迪奥，马上就卖掉了平装本的版权，卖了四十五万一千美元。一千的零头让它超越了《教父》平装本版权的售价。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钱。我买了现在住的房子。我觉得好像我必须为博南诺一家做点什么。我能想到的只有建大学基金，那时我给我女儿设了一个。《父辈的荣誉》支付了博南诺家四个孩子以及我女儿们的学费。很高兴我做了这件事，因为我现在有证据证明那是正确的决定。博南诺家的四个孩子都很正直，甚至其中一个是一位重要的医生。没有一个要去做他们的父亲选择去做的事情。
《巴黎评论》：那个不断扩展、野心勃勃，后来成为《邻人之妻》的项目是怎样开始的？
特立斯：一天晚饭后，南和我走着去列克星敦大道，在第五十八街附近，我看到一个标牌说有真人裸体模特。那是一九七二年。我对南说，让我们上去查看一番。她说，你去——我在家等你。第二天早上我又回去看，发现那是一家按摩院。前台有一个男的，给了我一个影集。他说，你可以从照片上的四个姑娘里面选。我选了一个，然后被带到后面一个小房间里。
那是在三楼，我能听到列克星敦大道上行驶的公交车、齿轮的咔嚓声，还有街上聊天的声音。我跟一个年轻女子在帘子后面。我问她是从哪儿来的。她说阿拉巴马。我说，哦，真的吗？我是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的。她当然是一点也不关心。但是在她服务的时候，我一半享受着，一半对整件事很感兴趣——这女的是谁？她的童年是怎样的？来这里的男的是谁？
我开始每天都去这些按摩院。每次在按摩的时候，都跟这些女的聊天。
《巴黎评论》：你做笔记吗？
特立斯：不做。我在寻找一个真正会说的女的。我在挑选。我在寻找一个人物。一九七二年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我都在找人物。我想写一下七十年代，以及对性有新态度的新一代。我觉得按摩院会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室。我有许多我觉得非常好的可以写的女性，其中许多都上过大学，纽约大学或者亨特学院，但是跟她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做了很多笔记，带她们去吃完饭，见过她们的男朋友，她们会告诉我，我不能使用她们的真名。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后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女的，说她会允许我用她的名字。
《巴黎评论》：为什么对你来说，使用真名那么重要？
特立斯：用一个人的真名时，我是在对读者说，你可以去查验。我想表明，你可以写真实的人物，写他们的私生活——这一直是小说家的地盘。我从不想走捷径：用匿名的人物，合成的人物。所以很多记者和作家都是说谎者。你知道是哪些人。我想跟他们不一样。这并不容易。在《邻人之妻》中，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确定怎样在哈罗德·罗宾和约翰·布拉洛之间过渡。我想，天哪，如果我是在写小说，我可以把他们写成同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都来自芝加哥。但是我想写实情。
《巴黎评论》：你最后找到那个允许你使用她的名字的按摩女时，发生了什么？
特立斯：我邀请她和她的男朋友，一位医生，一起吃晚饭。我妻子南在做菜，那个医生站起来说，我去跟南一起做。他就去了厨房，而我和那个按摩女坐在外面的客厅里，在那儿聊天。他们在那里非常安静，我能看到那个按摩女有一些不安。好像那个医生跟南相处得很好。最后南出来，说晚饭做好了。晚饭后，我说我要去帮着洗碗。那个医生说，不，不要，我去帮忙。所以南和那个医生又回到厨房，我听到南说，不可以。
他在跟她调情。我能看到我的故事因此遇到了问题。接着南和那个医生从厨房出来，他和那个按摩女开始喝酒。医生喝醉了，晕倒在了地板上。他只能在这里过夜，他的女朋友陪着他。第二天早上，南对我说，你逼迫我，逼迫我见他们，最后我做了，但是我不会再卷入你为这本书做的研究了。
《巴黎评论》：那个按摩女还为这本书跟你谈过话吗？
特立斯：没有，几天后，她说她要退出。她说她要跟医生结婚了。他们结婚了，搬到迈阿密去了。我失去了她这样一个人物。这让我很沮丧，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物。
《巴黎评论》：南很介意你在写这样一本书吗？你要去按摩院，然后管理一家按摩院，接着又去性聚居地？
特立斯：不介意。有时我会在“砂岩”——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性开放者隐居地——的舞厅用付费电话打电话给她。我光着身子，上楼，弄些零钱。我会在六点或七点，她下班后给她打电话。我说，哦，我在这里看阿历克斯·卡姆福特医生给一些芭蕾舞演员做口活，或者类似的事情。我开始管理按摩院时，距离她上班的兰登书屋的办公室只有一个街区，我会邀请她过去看看，因为我想知道她对我做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她不想去。
《巴黎评论》：真的有必要把研究做到这种程度吗？去一两家按摩院是一回事，但是去两年，然后当了一家按摩院的经理？
特立斯：为了了解这些人，深入他们的头脑中去，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不仅如此，我必须以和他们没有差别的样子在场。我不能看上去像个记者。比如你去“砂岩”时，你要把衣服脱了。第一次对我来说很尴尬，很不自然，尤其是鉴于我的年龄和背景。但是到了第四、第五次，就不尴尬了。之后我住在“砂岩”。从早上到中午、晚上都光着。问题是他们必须要信任我，我也要信任他们。不然我做不成。
《巴黎评论》：但是不是意味着，比如《父辈的荣誉》，要差一些，因为你不能成为一个黑手党，或者犯下谋杀罪？
特立斯：不是的。我认为这没有区别。我参与到了《父辈的荣誉》之中。我跟比尔·博南诺、他的保镖和其他帮派成员一起乘车。我本来会被开枪击中。一九六六年，我开始去北加利福尼亚，去看博南诺。接下来八年，我定期去看他们，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他们家里。我一直在冒风险，虽然我没有真的犯罪。
《大桥》也一样。我从来没有换下过我的三件套西装，但是我戴了一顶安全帽，跟建桥的人一起闲逛。我到过大桥的最高点，在大桥还没建成的时候，我在桥上的人行道上行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地四处走。周末，我去印第安人居留地，以便写关于他们的故事。一个建桥的年轻人经常带我去他在圣卡纳瓦加居留地的家。他结婚了，有年幼的孩子。他父亲住在隔壁，是一位建桥工人，他祖父也做过建桥工人——这个小部落所有人都做过建桥工人。有一次，这个年轻的建桥工人提议让我住在他家，他又提议，我可以跟他姐姐一起睡。她二十七岁，尚未订婚，她愿意顺从这个想法。现在，这个插曲不属于建桥的经历，但它属于我置身于这个群体中的经历，在圣劳伦斯河边，一个混血莫霍克族建筑工人居住地。我不是一个外来者。我也不是他们自己人。我当然也不是钢铁工人或建桥工，但我感觉我能体验他们的世界。
《巴黎评论》：在《邻人之妻》的结尾，你使用了一种不寻常的技巧：你用了第三人称指代你自己。你为什么想有一个叫盖伊·特立斯的人物？
特立斯：我觉得用“我”会破坏掉语气。那会很刺耳。我还想强调我跟我周围的事物的距离，虽然我在它们之中。我也许是在桑拿间，但我也在桑拿间之外。我一直在想从街对面看过来，或者我在偷听其他人的谈话时是什么样子。作为一个报道者，我是跟环境脱离的。使用第三人称好像是把我写进书里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我一直是一个观察者。
我一直超然于所有人之外。现在，我在努力写我跟南的生活，我意识到在五十年的婚姻中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察者。如果我将要写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就会想着怎样写这件事。我可能在打网球，但想着的是描写网球场上的景象。可以说，这是我做人的一大缺点。我从不在某处。全身心地在那里。
《巴黎评论》：《邻人之妻》惹起那么大的怒火是你希望的吗？
特立斯：当然不是。我希望的是，我把非虚构带到一个没人带到过的领域。我想闯进那个只有小说家有钥匙的小小的私人俱乐部。菲利普·罗斯跟我一样的年纪，约翰·厄普代克跟我一样的年纪。他们可以在小说里写性。我想用非虚构来写它。这是激发我的东西。
《巴黎评论》：《邻人之妻》出版后遭到的抨击都是人身攻击，你感到惊讶吗？
特立斯：我很失望，很惊讶。也许感到惊讶很蠢，但我确实惊讶。真正的评论在书出版之前七年就出来了。一九七三年，《纽约》（newyork）杂志发表了一篇人物特写，污蔑我，贬低我。那篇文章叫《跟盖伊·特立斯一起裸体的一夜》，阿隆·莱瑟姆写的。我被描绘成在第五十七街一个按摩院里光着身子四处嬉闹。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名誉扫地。我工作的方式有何骄傲之处成了一个疑问，因为好像我是在用可以报销的钱去体验色情，还称之为研究。南也被拖了进来。更不用说我的女儿们了，她们当时在读研究生。
人们想让我觉得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坏人，一个变态。但我认为我不是。我只是感兴趣，愚蠢地、纯粹地，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对那些能扩大我的界限、扩大我自己特定经历的边界的事情有着无穷的兴趣。
《巴黎评论》：《邻人之妻》出版时，你的父母还在世吗？
特立斯：是的，但是他们没读过。实际上，甚至有报纸引用他们说了什么什么。他们从来没跟我谈到过这本书。《大洋城先驱报》上有一篇差评，我知道他们读过。对他们来说，这本书是尴尬之源。我对他们说，我可以把我大洋城的房子卖了，他们说，别，别，你应该留着。就这么多。
《巴黎评论》：你的作家朋友们做何反应？
特立斯：美国笔会的人对我很不客气。那些年，女性主义者尤其直言不讳。我要参选笔会主席，有人告诉我，我最好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拿下来，虽然提名委员会把我的名字放了上去。我觉得这非常可笑，因为笔会那些人并不是天主教保龄球联盟的成员。他们本应该是第一修正案绝对主义者，保护写作的自由。这是我的版本的“红字”。我被烙上了罪人的标志。
《巴黎评论》：你做出了什么反应？
特立斯：我想躲起来。我想写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一种接近美国人的内心的东西：汽车。我想写一个不是我的意大利人。我写的人总有一些我在里面，尤其是在意大利人、迪马乔、辛纳屈那里，所以我想我要写李·艾柯卡，刚被任命的克莱斯勒的总裁，他成了一个显著的全国性人物。有近一年半的时间，我一直在写一本关于克莱斯勒的书，花了很多时间跟艾柯卡待在一起，在他位于布鲁姆菲尔德山的家中。但是不起作用。我努力想通过写汽车来恢复我的声誉，而不是真的想写汽车。有时你发现你写的人物跟你的生活匹配，有时你发现它们不匹配。就像是谈恋爱。就像你跟一个人约会，最后不欢而散。
《巴黎评论》：在我看来，你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不解之谜，就是很多人喜欢和尊重你的作品，但你得到了过多的负面评论。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负面评论会让你感到烦恼吗？
特立斯：通常负面评论都是在贬低我的技巧。他们不相信我。他们认为我是在编造。特立斯写道，某某人在想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在想那些？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反复采访了他们。我问，你当时在想什么？所以我能写出来。你必须打好基础，以便你能够问他们，你那时是什么感觉？你要跟他们有足够多的过去。
评论者经常感到困扰的是，我没有对我写的人做出道德评判。不仅《邻人之妻》如此，《父辈的荣誉》也是如此。他们说我对有组织犯罪太心软。我努力像他们看他们自己一样看他们。比尔·博南诺是一个谋杀犯，还有他的父亲，以及那些我在下曼哈顿第一大街跟他们一起厮混的保镖。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有别于那些因为杀人而被政府誉为爱国者的士兵。保护你的同伴们，只是这么回事。
我的书和文章也从来没有得过奖。我听说，我有几次角逐普利策奖，但未被选中。我没得过国家图书奖。但除了一两个例外，我不后悔我出版的任何东西。我得到的唯一的奖励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邻人之妻》出版之后的时期是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特立斯：我被困住了，一事无成。南去伦敦出差，我没有人可以去倾诉。我发现自己很孤独。所以我就去了罗马。结果我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那段时间，我远离了整个出版界。我对出版人感到厌烦。我对编辑感到厌烦。我对经纪人感到厌烦。我决定在意大利研究我的家族史，那就是《移民家世》的开端。
后来发生了别的事情，让我想离开罗马。我最好的朋友是大卫·哈伯斯塔姆。我遇到他之后不久，他加入了《纽约时报》。一九六四年，他住到了这里的街对面。我是他婚礼上的伴郎。我们就像兄弟一样。然后在一九八二年，我认识他二十年之后，他打电话跟我说，盖伊，我想写写汽车，我想跟你的朋友艾柯卡谈谈。我说，大卫，我写这个已经写了差不多一年了。他说，是的，这是我写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系列的第三部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让我们坐下来谈谈，因为我们不能写同一个主题。我很沮丧。我不想告诉他，我不能确定我想写这本书。我只是感到惊讶，我最好的朋友会进入我已经插了小旗的区域。两周后，他回到纽约，我们在我家里见了一面。南也在，我们吃了晚饭，他讲了他是多么想写这个。我就说，那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们就不能再见面，每天都聊我们的工作了。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以为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但是他没有。他很坚定。我意识到，他比我更强悍。大卫写了他那本书，叫《大清算》（thereckoning）。我没有读过。它让我们的友谊停止了十一年。
《巴黎评论》：那时你有没有碰到过他？
特立斯：有时我和南会在派对上看到他。我会离他远远的。如果人很多，我能做到。但有时我会撞上他。我会说你好，他也说你好，就这样。我的内心已经碎了。这就像离婚。
《巴黎评论》：后来怎么结束的？
特立斯：一九九三年，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想送我一个他写我的东西。那是他编的一本最佳体育报道合集的序言，以非常赞赏性的口吻，写到了他对我的尊敬。我意识到，他在努力跟我和好。之后我们决定去看棒球比赛，比赛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一点点地，我们又变得像以前那样亲密，之后更加亲密。他和他妻子简飞往威尔士，参加我女儿帕梅拉的婚礼，我们在伦敦一起过了一个礼拜。然后他去北加利福尼亚演讲，我在洛杉矶教课一个星期，所以我提议，他过来，我们在一起待几天。但是他来不了，我就回纽约了。两天后，我得知他在西部一场车祸中丧生。简给我打的电话，我立刻赶过去了。我们谈了一整晚。那对我来说是很糟糕的一年。我从没有一个朋友，会让我像喜欢大卫一样喜欢。
《巴黎评论》：你宣布说，你的下一本书将是关于你的婚姻的。你是怎么决定写这个主题的？
特立斯：没有人会蠢到写这个，或者试图写这个。而且，这是唯一的我有资格讲但我还没有讲的故事。我还能做什么别的？我已经把故事都写尽了。我要写我的婚姻故事，写这种关系的亲密、复杂和不和，就好像我是另一个人一样。我就是这样，我想。我想写南嫁给我是多么不容易。为什么这个聪明、成功、经济上独立的女性要跟我在一起生活五十年？她认识出版界所有的人，她去法兰克福书展，参加各种销售会议，她有交际、关联和朋友。她为什么想处于婚姻状态？尤其在《邻人之妻》出版后，她受到文字羞辱，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尴尬？谁会跟一个在她头脑正常时不该嫁的人保持婚姻关系？这种婚姻没有理由行得通。我想到那些因为琐屑的事情而离婚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离婚，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要离婚。我要在行将就木之前弄明白这件事。
《巴黎评论》：你要怎么为此做研究呢？
特立斯：我雇用了几个研究助理，录下了很多个小时对她的采访。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采访？
特立斯：我希望录下的是她自己的话，录音上可以证实的，她关于事情的描述。引述的她的话，有录音可以证实，她无法反驳。文字稿。因为我认为在很多爱情关系中，有两个不同的描述。表面上看，南很镇定，她非常平静，没什么是不对的。她说她的婚姻很幸福。我听到她谈及我，我想，她在说的是谁？那不是我！她通常在公开场合对我的性格或者我这个人的描述，会比我本人更惹人喜爱。
我还查阅了我的日程表和照片，以重现我们在一起的岁月。我保存了她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通常我还会记下我收到那些信件时的背景。我有南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写给我的信，那时我们刚结婚。
《巴黎评论》：你曾经想象过自己在一段更传统的婚姻中的样子吗？
特立斯：没有。我看不出我能如何那样活个十年。我认为南也做不到。她也过着这种难以理解的生活。我觉得她可以跟很多其他男性而不是我一起生活。比如她的一些作者，她跟他们很亲近。那些关系，以及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有助于维持这种婚姻。
我了解的唯一的另一种婚姻，是我父母过的那种。它持续了六十多年，令人窒息。我的传统婚姻观是在我生活过的家里形成的。它非常憋闷。他们整个白天一起在店里上班，晚上又一起出去。他们从不吵架。他们全面相容。我母亲爱慕我父亲，我父亲也爱慕她。
《巴黎评论》：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是好事。
特立斯：我认为不是。我只是觉得无处可逃。如果你进入那样的关系，你没有任何活下来的可能。
《巴黎评论》：南对这本书有何看法？
特立斯：某一天她觉得没问题，第二天她又觉得不好。我刚拿到写这本书的合同时，我的编辑找她，问她觉得这个想法行不行。她说她没问题。她说，他想干什么，那是他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他对婚姻一无所知。
我记得关于南的一些非常浪漫的事情。我有一辆tr3跑车，是我在一九五八年买的。它是一辆很小的带活动顶篷的车，有一个帆布顶篷。有一次，我开着它去基韦斯特。很长的一段路。回来的路上，我想去看托马斯·沃尔夫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家。我事先不知道，但是这个路线需要经过一座山。我没有加速，但是在山顶上，在一片冰面上，车失控了。我们开始打滑。我觉得车子要冲到路边去了，那有一百多英尺的高度差。我觉得要完蛋了。我看着南，她看着我。她脸上毫无恐慌之色。她一直在做填字游戏，她看上去就像在努力思考某个提示的答案一样平静。
我们越过路肩，掉进了一个泥沟。车子停了，歪向山崖一侧，但是没有翻。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坐在那里。然后，南仍然非常平静地说，你为什么不下车，这样我好跟着你？我打开车门，我们并不着急。接着我们站在路上，挨着冻，等了一个半小时，才有一辆车过来，把我们带下去。那时我知道，这个女人很有性格。她不会惊慌失措。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刚结婚三年。
《巴黎评论》：你计划在书中写到其他女性吗？
特立斯：也许会，但人们不明白的是：性没那么重要。它在任何关系中都不是最重要的。婚姻从来不是关于性的，但是在美国的小说中，有那么多短篇和长篇小说把性嬉戏表现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我从来不认为这应该是真实的。
婚姻是头等大事。其他的关系让我得以涉足其他我本来不会了解的世界。其他人的生活——那才是性感的东西。它们是第一手的小说。这是友谊的意义所在。
《巴黎评论》：你对隐私有什么概念吗？披露关于你的婚姻的全部细节会让你感到不愉快吗？
特立斯：我放弃了我自己的隐私。在这本关于我的婚姻的书中，我想比写《邻人之妻》时走得更远。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因为我没感觉到任何限制。也就是说，我不觉得自己不负责任、不够敏感、受到控制或者鲁莽。至少我不觉得我是那样，但是人们会说，不，你是那样。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我有权利讲一个故事，我也知道我在写什么——我有资格去写。我的视角也许会受到其他人的挑战。我妻子可以写同一个故事，但那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最后，它是我的视角。是的，我是超然于它之外的。但是超然不等于缺乏同情。它只是意味着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一直关注着这个故事。
《巴黎评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是那本这些年来你一直准备要写的书？
特立斯：这个主题我一直研究了五十年。不然我为什么要保存这些文件？我保存了每一片纸，给它们标了日期：照片、我写的信，还有我收到的信，以及关于它们我做的笔记。我保存了我做的每一次采访、我写的每一本书的笔记。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想保存这些记录——那些衬衫纸板、笔记和文件？你是想着给其他人阅读，还是只是给自己用的？
特立斯：对此我没有想过很多。我只是不想把它们都扔掉。现在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痴迷。我不想让人以为我有一种膨胀的自我感，因为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记录者。我想报道所有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我认识的人，以及我做过的事情，因为我认为它跟历史有联系。我有兴趣留下我的印记。我持续记录，为了证明我活着这一事实。
《巴黎评论》：就像t.s.艾略特的诗句，“这些片断我用来支撑我的断垣残壁”sup/sup？
特立斯：此言让我的陈词滥调有了知性的内涵。
《巴黎评论》：你会担心人们对你的新书的反应吗？它可能会让你想起关于《邻人之妻》的记忆。
特立斯：我不再在意这些了。这是人老了以后一个很大的好处。我的意思是，他们能把我怎么着？他们算老几？他们算老几？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八十九期，二〇〇九年夏季号）
凯蒂·洛芙（katieroiphe，1968—），美国作家、记者，著有非虚构作品《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等。
一种方格厚毛呢双排扣短款外套，以其诞生地、美国城市麦基诺命名。
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halberstam，1934—2007），美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关于越南战争的非虚构作品《出类拔萃之辈》等。
为纪念爱尔兰守护者圣帕特里克而设立的一个传统基督教节日，在每年的3月17日或前一个星期六举行。
吉米·布雷斯林（jimmybreslin，1928—2017），美国记者、作家，1986年普利策评论奖获得者。
亨特·s.汤普森（hunterpson，1937—2005），美国传奇记者、作家，代表作有非虚构作品《惧恨拉斯维加斯》《朗姆酒日记》等。他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新闻的艺术”子单元的第一位受访者。
爱丽丝岛（ellisisland），位于美国上纽约湾的一个人工岛，曾是美国主要的移民检查站，被视为美国移民的象征。
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patterson，1935—2006），美国职业拳击手。
艾娃·加德纳（avagardner，1922—1990），美国演员，弗兰克·辛纳屈的第二任妻子。
彼得·奥图尔（petero’toole，1932—2013），英国演员，代表作有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等。
乔治·波尔克奖（georgepolkawards），美国新闻界最重要的年度奖项之一，设立于1949年。
阿道夫·奥克斯（adolphochs，1858—1935），美国新闻出版人，《纽约时报》前所有者。他于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并将其一手打造为日后的新闻帝国。
指出版于1964年的《大桥：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建造》(thebridge：thebuildingoftheverrazano-narrowsbridge)。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是位于美国纽约的一座双层悬索桥梁，连接斯塔滕岛和布鲁克林。
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1888—1981），美国城市规划师、政府官员，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由他主持修建。
一个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犯罪家族，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主导纽约市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五大家族”之一。该家族核心头目为约瑟夫·博南诺，后文提及的比尔·博南诺是他的儿子。盖伊·特立斯《父辈的荣誉》主要写的就是这对父子的故事。
出自《荒原》，此处采用赵萝蕤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