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小戎/译
要前往盖伊·特立斯的书房，你得先离开他上东区的联栋别墅，走下雅致的旋转楼梯，用另一套钥匙，进入另一个入口，再走下另一段台阶。他口中的地堡，是一个很长很窄的房间，比很多曼哈顿的公寓更大，有浴室、淋浴、厨房、几条长沙发、两张书桌，一张会客桌和一些椅子。但你不会失去处于地下室的感觉。你也会确定无疑地觉得进入了他的头脑之中。
书房里的书架直抵天花板，书架上摆满了书箱和文件箱。每个箱子上都装饰着精巧的拼贴画：报纸、杂志上的照片、剪下来的字、绘画、漫画。箱子里装着特立斯所有著作和文章的笔记、剪报、大纲和信件。那些拼贴画让纸板箱显得古怪、天真、耀眼，有一种大部分人保存文件时没有的欢欣。
桌子上散落的东西中，有一些密保诺牌三明治袋子，里面装满了照片和一丝不苟地打出来的写着名字和日期的标签。地板上散落着更多的照片，他和妻子五十年婚姻中他迷人的妻子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照片。特立斯要写一本关于他的婚姻史的新书，他开始为这本书给照片分类，这一乱象是他的宏大的整理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标志着他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很少有作家像特立斯那样开展透彻、热切的研究，为一本书花上他生命中九年甚至十年的光阴。他对每一天都有记录——他去了哪里，见到了谁，他有怎样的感受。照片会跟那些记录对应起来，放到文件里，按照年份加以整理。就像从文件箱上面的拼贴画就能判断出的那样，他做的记录不只是一箱箱笔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我们每次都是在下午早些时候见面，特立斯从他的地堡出来时，总是穿得非常漂亮。他穿得如此漂亮，以至于陌生人会在街上跟他说话，餐厅里的服务生会乐意为他效劳，比如专门为他找个地方放帽子。特立斯的父亲是一位裁缝，他的母亲开了一家生意很好的服装店，他说关于如何才能让人显得特别，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衣着。他的西装是巴黎一位裁缝做的，这位裁缝的父亲是他父亲的师傅。特立斯告诉我，他有时会在下午去健身，我忍不住想问他穿什么去，但我不想让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定制的西装、背心、口袋方巾、白色领子的彩色衬衫、袖扣——变得模糊或者更加复杂。
他外表的讲究和正式也被贯彻到了他的作品之中。特立斯的书桌上摆着一台巨大的电脑，他在那里写作，但那台电脑看上去有几十年历史了；拥有这样的电脑的人，只把电脑当作更方便的打字机，甚至对这种想法也带着犹疑。特立斯不使用互联网。他也没有电子邮箱。在换作别人会发送电子邮件的场合，他则会寄给对方一张用打字机手打的明信片。他书桌上方的墙上是一个白色的泡沫塑料板，上面钉着他写的一页页纸、备忘录或者正在形成的想法。
特立斯今年七十七岁，占据着一个奇怪的位置：既声名显赫又被人误解。他的创新之处是用源于小说的技巧去写他的报纸和杂志报道，以此赋予它们短篇小说的形态和活力——这种后来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的风格，是他五十年代在《纽约时报》当记者时发明的。他凭借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发表的精巧文章获得了关注，其中包括《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franksinatrahasacold”）——七十年后，这篇文章被编辑选为他们发表过的最佳作品。从那之后，他写了好多本书，包括关于《纽约时报》的《王国与权力》（1969）、关于黑手党的《父辈的荣誉》（1971）、关于他的意大利家族史的《移民家世》（1992），这些书都具有小说的丰富性。他的方法是尽可能地深入人物中去，挖掘一个独特的心灵，以这种方式来捕捉时代精神。特立斯虽然获得了成功，广泛地影响了好几代非虚构作家，但书评人倾向于特别凶狠地攻击他。他最畅销的对七十年代性革命的研究著作《邻人之妻》仍在勾起一些人的反感。一些评论家和女性主义者攻击他，认为他的方法有些不正当，甚至变态——管理一个按摩院，加入一个交换伴侣的隐居地，尽管该书如今被视为一部文化观察的杰作。特立斯恪守他的著作的方式不同于大部分作家：他离开自己的家，住到他的写作对象的世界中去，这是大部分作家做不到的。他的书如此彻底，如此热情地进行研究，以致它们好像是在批评普通记者的方法有些淡漠、克制。
盖伊·特立斯写在衬衫纸板上的一页笔记
有好多个下午，我们坐在他浅褐色客厅的簇绒皮沙发上，一杯又一杯地喝可乐。我立刻看出，他的写作对象一定非常难以抵挡他的魅力和情感强度。他身为记者的一面热切地要去接管一切：他经常纠正或引导我的提问，他认为我原来的问题有时对他来说不够严厉。很多时候，就好像他宁愿由他来采访他自己。当然，是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
——凯蒂·洛芙sup/sup，二〇〇九年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日是怎样开始的？
盖伊·特立斯：通常我在床上跟妻子一起醒来。我不想跟别人一起吃早饭。所以我从三楼，也就是我们的卧室，走到四楼，我的衣服放在那里。我穿好衣服，就像是要去上班。我会系上领带。
《巴黎评论》：以及袖扣？
特立斯：是的。我穿得就像是要去市中心的办公室或者华尔街或者律所，虽然我要做的只是下楼，去我的地堡。在地堡里有一个小冰箱，我喝橙汁、吃麦芬、喝咖啡。接着我换衣服。
《巴黎评论》：又换一次衣服？
特立斯：没错。我换上宽领结和毛衣。围上围巾。
《巴黎评论》：你喜欢地堡没有窗户吗？
特立斯：是的。没有门，没有晨昏之别。它以前是一个酒窖。
《巴黎评论》：你怎样写作？
特立斯：先是手写。然后我再用打字机。
《巴黎评论》：你从来都不直接用电脑写？
特立斯：哦，是的，我做不到。我想强迫自己慢慢写，因为我不想在纸上写太多。到上午结束，我可能写了一页，我会把它钉在书桌上方。午饭后，大约五点，我会回来再写一个小时左右。
《巴黎评论》：肯定在一个项目的中间，有几天，当你真正在写的时候，你会写了不止一页。
特立斯：不，没有过。
《巴黎评论》：但是你的书都很长。
特立斯：我会花很长时间。鉴于我写了那么久，我出的书相对来说很少。五十五年间，我只写了五本厚书，两本薄的，还有四部文集。不是很多。
《巴黎评论》：是因为你花很多时间修改吗？
特立斯：也不是。我打字，又重新打。当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才弄到电脑上去。一旦到了屏幕上，我就很少改动了。花费很多时间的是写报道。
《巴黎评论》：你在写报道时，会用笔记本吗？
特立斯：我不用笔记本。我用衬衫纸板。
《巴黎评论》：你说的是干洗后的衬衫里的纸板？
特立斯：没错。我把衬衫纸板剪成四片，然后再把它们的角剪成圆边，以便能够放进我的衣兜里。我在写大纲时，还会用整块衬衫纸板。我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这么做。
《巴黎评论》：所以一整天，你都会在衬衫纸板上写下你的观察？
特立斯：对的，然后到了晚上，我把我的笔记打出来。就是一种日记。但不仅是我的笔记，也是我的观察。
《巴黎评论》：你说的观察是什么意思？
特立斯：我的意思是，是我的个人观察，白天我见到人、看到事物，在衬衫纸板上做笔记时我的所思所感。夜里我打字时，在普通的打字纸上，我不仅是在处理我的日常研究，也是在处理我那天看到、感受到的东西。作为一位做研究的作家，我在做的事总是与我做这事时的感受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会记下来。我一直是任务的一部分。对看过我打出来的笔记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最近我在浏览我六十年代的一些旧文件时，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我刚到洛杉矶的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开始为写弗兰克·辛纳屈做研究。我听到有人敲门。是夜间女服务员。她来把床罩掀开，在枕头上放了一块巧克力。这位服务员非常漂亮，是一个来自危地马拉的健壮瘦削的女子，大约二十二岁，说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穿着一件很好的条纹衬衫。我跟她聊了几句。然后我发现我写到了那些在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工作的女性，其中很多都很漂亮，大多来自很远的地方，每天沉浸于酒店客人奢侈、优越的生活方式之中。所以那时我本来是要写弗兰克·辛纳屈，但是这整场关于酒店房间和女服务员的戏剧，也在这里。
《巴黎评论》：你是对所有你遇到的人都有着同样的兴趣吗？
特立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事实是，我不是在家中，而是在店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他堂兄的学徒，他堂兄是巴黎一位著名的裁缝，他的顾客中有电影明星和政要。我父亲在一九二〇年离开巴黎，乘船来到费城。他讨厌费城，在那里得了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有人建议他搬到海边去。
在新泽西的大洋城，他在商业街阿斯伯里大道买下了一家老店，开了特立斯小镇商店。在店铺的一头他开了一个裁缝店。在另一头，我妈妈开了一家服装店，她是在布鲁克林公园坡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区长大的。在商店楼上我爸妈有一间公寓。
我父亲的裁缝业一直没做起来。手艺人是很优秀的，但是在大洋城，没有足够多的人想买手工做的西装。所以我母亲挣钱养家。所有收入都是我母亲卖衣服得来的。她很成功，是因为她有办法让女性谈论她们自己。她的顾客大部分是大个子女性，夏天不去海滩的那种女性。我母亲会给她们衣服试穿，让她们看起来比她们觉得自己有权变成的样子更好看。她不是骗子。她卖得出去，是因为她们信任她、喜欢她，她也喜欢她们。我经常在那里，折衣服盒子、打扫柜台、干杂活。通过偷听，我对镇子有了很多了解。那些女性跟我们聊她们的私事，让我对更大的世界有了一些概念。
《巴黎评论》：你小时候写作吗？
特立斯：大洋城有一个周报叫《圣提诺纪事报》，它的编辑洛林·安杰文偶尔光顾我父亲的店。我上高一的时候决定写短篇小说，我父亲建议我去拜访他。安杰文先生说，我可以写一个叫“高中高光时刻”的专栏，只要我能找到足够多的关于学校活动的新闻填满它。
我在高中融入不进去。我跟其他学生长得不一样，我也肯定不像他们那样穿麦基诺夹克sup/sup。我父亲给我做衣服，我穿得太好了。但是这个专栏让我有理由去跟别人交谈。这跟我母亲在服装店跟那些有钱的女性聊天没差别。做新闻报道让我感到，即使我不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我也有权去那里。
《巴黎评论》：你小时候读书多吗？
特立斯：我读的书是我的教区牧师眼中的垃圾小说。绝妙、下流的弗兰克·耶比——一位来自佐治亚州、住在西班牙的黑人作家。我在上大学时还读了一些《纽约客》作家的书。我就是在那时候偶然间发现了威廉·福克纳、欧文·肖、约翰·奥哈拉和约翰·契弗的书。
《巴黎评论》：你后来怎么去上了阿拉巴马的大学？
特立斯：那是一所我能够进去的学校。我高中时成绩很差，被当地所有大学拒收，等我知道结果，已经是暮夏了。我父亲的一位顾客是医生，阿尔德里奇·克罗，他出生于伯明翰，毕业于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他代我打了一个电话，几周后，我收到了录取函。
我在那里过得很开心，也及格了。我发愁的是要让我的分数不断上升。如果不及格，就会失去缓服兵役的资格。我就会被送到朝鲜战场去。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选择新闻作为你的专业？
特立斯：主要原因是，新闻学好像是最容易的。但我在新闻方面比较大的突破发生于我跟吉米·平克森成为朋友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吉米对我说，要是你想去纽约，你应该去拜访我的表哥特纳·卡特利奇，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所以一九五三年夏天毕业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乘公交车去纽约。我走进《纽约时报》大楼。那里的接待员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年轻人？我说，我想跟特纳·卡特利奇先生问个好。你预约了吗？没有。他说，哦，卡特利奇先生非常忙。你为什么来这里？我说，我认识他的表弟。
接待员像看一个疯子一样看着我，但是我穿得仪表堂堂——穿着我父亲做的衣服——所以至少我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疯子。六个小时后，我就进去见卡特利奇先生了。他问，是什么把你带到纽约来的？我说，哦，我是你表弟的朋友。他说，那会是谁呢，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我说，詹姆斯·平克森。卡特利奇看着我，他面无表情。我想，那个吉米·平克森跟他的亲戚关系太远了，以致卡特利奇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他表弟。但他还是雇用了我，当送稿员。所以我就那么开始了：给人送咖啡和三明治，给他们跑腿。一周半之后，我在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稿子。
《巴黎评论》：那篇写的是什么？
特立斯：送稿员必须夜里去时报广场，等着夜里晚些时候小报送到，我要把它们送给编辑们，以便他们看到其他报纸在报道什么。一天晚上，我在时报广场等待时，被围着旧时报大楼三面滚动的电子新闻屏幕惊呆了。一万五千只灯泡用五英尺高的字母拼出了那天的头条。我琢磨，它们是怎样做到的？
送好报纸之后，有些空余时间，我就回到旧时报大楼，爬上楼梯，直到看见四层有一个开着的门。门后面，一个人站在梯子上，拿着一个像是手风琴的东西。我说，打扰了，我是送稿员，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弄头条。我问他要怎么做。他说，他们给我打电话，把头条读给我听，我把它们打到这个东西上，它会让灯泡以恰当的方式亮起来。他说他已经这样做了二十五年了。我问他，他做的第一个头条是什么，他说，哦，大选之夜，一九二八年。赫伯特·胡佛击败阿尔·史密斯。我问他，我能不能去拿一个记事本，回来采访他，请他谈一下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一些他写过的著名的头条。他同意了。
当送稿员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会认识许多同事。尤其是在你很有礼貌的情况下。因为我在店铺里长大，我对他人彬彬有礼——是那种尊敬顾客的态度。所以我走到了梅耶·伯格跟前，他是那时《纽约时报》著名的记者之一，也是一个很出色、很慷慨的人。他说我可以在他的打字机上写这篇东西，然后给他看。我照做了，他很喜欢那篇东西。他拿给他的编辑看，不久就被刊登在了社论版，没有署名。
《巴黎评论》：那需要很大的自信。
特立斯：是的，我对自己不是非常自信，因为没什么人相信我。我总是想到约翰·厄普代克，他对自己非常自信，因为他的母亲说，你是世界上最牛的小混蛋（shit）。你棒极了，棒极了，棒极了——他相信了。大卫·哈伯斯塔姆sup/sup也是如此——他的母亲对他说，他是世界上最牛的混蛋（shit），他就信了。他有着巨大的自我意识。在他心目中，他就是戴高乐。我母亲从没跟我说，我是最牛的，我父亲也没那样说过。他们都很挑剔。我觉得我要向他们证明点什么。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从没让我觉得我有天赋。
《巴黎评论》：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有天赋的？
特立斯：从来没有。我拥有的只是强烈的好奇心。我对其他人有着巨大的兴趣，同样重要的是，我能耐心地跟他们相处。
《巴黎评论》：你被提拔成为《纽约时报》的固定记者之后发生了什么？
特立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体育部，但我不想写体育新闻。我想写人。我写了一位失败的拳击手，一位驯马师，还有一个在比赛期间在拳击台上打铃的人。我对小说感兴趣。我想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我收集他的著作，他的短篇小说和新闻报道。《冬日梦想》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篇。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在写名人，或者话题人物、公众人物。没有人写无名之辈。我知道我不想上头版。在头版，你只能紧贴着新闻。新闻控制着你。我想控制故事。我想挑选普通的采访调派编辑不认可其为报道的题材。我的想法是使用小说家的一些技巧：场景设置、对话，甚至内心独白，如果你对你的人物足够了解的话。我那时在写短篇小说，《纽约时报》没有多少人在写小说。有一次，在纽约大学棒球赛上，我听到一对年轻夫妇情侣吵架式的对话。我把这场对话写了下来，通过他们的所见、所说来讲述比赛的故事。在圣帕特里克节sup/sup游行时，我写了游行队伍队尾的那个人，一个捧着大号的人，他后面过来的是环卫卡车。我从这位大号演奏者的有利角度来写这场游行。
《巴黎评论》：编辑们或者其他记者对你的作品做何反应？这些作品显然在那时的《纽约时报》是不同寻常的报道。
特立斯：一开始，他们都以为我是编的。他们说，我是在写小说。我说，我写的不是小说。我非常谨慎地做到准确。在我当报纸记者的十年间，我从来没犯过一次需要更正的错误。有时我的稿子能发表，有时会被毙掉。但是我想写作，而不是报道。
《巴黎评论》：那时，你跟现在一样写得很慢、很仔细吗？
特立斯：我那一代其他的记者都会拿回一个编辑分派的任务，半小时后就能写出来。下午的其他时间，他们会读书，或者打牌、在餐厅喝咖啡，我一直很孤单。那些时间内，我不跟他们聊天。我只是想把我的文章写到完美，或者尽可能地写好。所以我反复重写，觉得工作日的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提高我的作品。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那不仅是新闻报道，第二天就会被跟垃圾一起扔掉的那种东西。我一直有一种未来感。我从来没有在截稿时间两分钟前交过稿。这不容易，我觉得我只有一次机会。我是在为纪实报纸而写作，我相信我做的事情将成为永恒历史的一部分。
它最好非常优秀，因为我的名字在上面。我一直这么认为。我认为自己有这种看法是由于我看到我父亲怎样做西装。我深深地记得，他怎样认真地缝纫，他没挣到多少钱，但是我认为他很地道。那些西装上面有他的名字——纽扣不能第二天就掉下来。它们必须看上去非常棒，要非常合身，要耐穿。他的生意不挣钱，但是从他那儿，我明白了我想成为一个手艺人。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离开《纽约时报》去了《时尚先生》杂志？
特立斯：我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日常新闻一千两百字的限度里。无论到哪里，我都认为有一些其他人没有讲的故事。比如，当我走进职业运动员的休息室时，我会只听他们聊天，看着那些人的身体。他们跟那些跟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待在更衣室里，会问他们在晚上的比赛中表现如何之类的运动员式的问题，但我想，不，这里有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些人之所以吸引人，不是作为表演者，而是因为他们交往的方式。比起那些在浴室里的同性恋男性，他们彼此之间更自由。其他记者根本没有看到这一故事，他们只看到了他们的职业。但由于是日报，我老是要丢下这些故事。我无法深入报道。这是我再也干不了这个工作的真正的原因。
那时，在六十年代中期，汤姆·沃尔夫和吉米·布雷斯林sup/sup在《先驱论坛报》过得很开心。他们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希望我能拥有那种自由。按照《纽约时报》的标准，我已经得到了很多自由，但跟他们相比还不够多。我希望有更大的空间，希望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巴黎评论》：你认为其他作家怎么样？
特立斯：我最佩服的是汤姆·沃尔夫。我很早就认识他了，他在《先驱论坛报》、我在《纽约时报》的时候。我们是朋友，他经常过来找我吃饭。从风格上说，沃尔夫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一个了不起的记者，一个很棒的作家。
我不会把布雷斯林和亨特·s.汤普森sup/sup放在这个水平。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在跟布雷斯林竞争。我认为他粗鲁得没有必要。他把粗鲁变成了一种有销路的心智表现形式。汤普森很标新立异。他演奏许多人都懂的音乐，但是我领悟不了。我喜欢他的一些作品，读过他的一些书。我可能见过他两次，我对他没有敌意。近来我在看一部关于汤普森的纪录片，一位朋友向我指出，他的书架上有一本《王国与权力》。所以我决定，我本应该对他有更高评价的。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你属于通常所说的“新新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特立斯：沃尔夫在他关于“新新闻主义”的书中说我是创立者之一，这让我受宠若惊。但我从来没考虑过“新新闻主义”。我从来没觉得我属于一类做新事情的新人。我想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
《巴黎评论》：你感到在跟小说家竞争吗？
特立斯：是的。我有这种感觉。新闻不太受尊重。新闻记者，尤其是我这一代的，不太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我则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是一门手艺。这是一种艺术形式。我是在写故事，就跟小说家一样，只不过我用的是真名。如果你把我的书分解成一章章的，每一章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短篇小说。你把《王国和权力》中关于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移民家世》中关于加里波第、《邻人之妻》中关于哈罗德·鲁宾的章节拿出来，它们就可以组成一个短篇小说集。
非虚构作家是二等公民，是文学的爱丽丝岛sup/sup。我们进不去。是的，这让我很恼火。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试过写小说？
特立斯：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一九六七年被《小姐》杂志发表了。小说编辑给我写了一封很友好的信。但是我再也没有写小说。我认为我可以在非虚构领域做一些其他人没做过的事情。已经有那么多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剧作家和长篇小说家了，但没有很多真正杰出的非虚构作家。我想我宁愿成为一位杰出的非虚构作家。
《巴黎评论》：你那篇《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经常被单列出来作为“新新闻主义”的经典作品。那个写作任务是怎么来的？
特立斯：我在《时尚先生》的编辑哈罗德·海耶斯说，我想好了你下一篇的主题：辛纳屈。我告诉他我不想写。辛纳屈被写得太多了。我是说，天哪，又一篇写辛纳屈的稿子？但是海耶斯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强势的人，不达目的不罢休。所以我就去了洛杉矶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给辛纳屈的媒体经纪人吉姆·马奥尼打电话。他说弗兰克觉得不太舒服。他感冒了。马奥尼还有其他感到不快的事情。他对辛纳屈是黑手党成员的朋友这一谣言感到不快。马奥尼说，我们希望你签署一个协议，允许我们先看你的稿子。我说我不能那么做。他说，那我们可能就谈不成了。到了周末，我仍在酒店房间里，马奥尼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等他给我打电话。弗兰克怎样了？哦，他不是很好。我说，他还在感冒吗？他说是的，他还在感冒。他又提出了签协议的事情，我又说那不可能。他说，我知道你在见一些人。是的，我在见一些人。你见了弗兰克的一些朋友？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弗兰克的朋友，但是我一直在见人。他问我，这篇稿子你要写多久？我说我不知道，他就把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我坐在酒吧里，观察人，然后我非常确定自己看到弗兰克·辛纳屈跟两个金发女郎坐在酒吧的角落里。辛纳屈去打台球，然后我目睹了辛纳屈和一个叫哈尔兰·埃里森的人之间发生的一幕，我把它写在了衬衫纸板上。但我没有记全，我就到埃里森跟前，问他第二天能不能跟他聊聊。他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当面跟他聊的时候，我不仅问他每个人都说了什么，还问了他想了什么。我总是会问人们是怎么想的。辛纳屈让你感到惊讶吗？你以前见过他吗？你觉得他要打你吗，或者你想打他吗？
后来我认识的一个人有一个秘书，跟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就读于同一个学校。她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关于她去辛纳屈家开的派对的经历。在派对上，她不小心碰掉了壁炉架上的一只石膏做的小鸟。小南希说，哦，不，那是我妈妈的最爱。接着弗兰克·辛纳屈碰掉了另一只。
我给弗洛伊德·帕特森sup/sup打电话，我在《时尚先生》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因为我知道辛纳屈会在拉斯维加斯看他的比赛。他给了我比赛的门票，我就一直跟着辛纳屈。我跟弗洛伊德保持联系，是因为稿子写好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我会跟我写的人保持联系。我在二十五岁还只是一个年轻的体育记者时就这么做了。我跟他们保持联系，因为我觉得还会有更多故事。故事还在继续。
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些素材。我几乎每天都给我的编辑哈罗德·海耶斯打电话。他问我进展如何。我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找素材的。哈罗德从不问我是否想回去，我也没想到问他我可不可以走。
《巴黎评论》：你跟辛纳屈有没有过眼神接触？
特立斯：有过，我确信他知道我是谁，但是他没跟我说话。我没有求他帮我，但是我在采访许多所谓的小人物。我专攻小人物。最后我回到纽约之后，我找了吉利·里佐，一个跟辛纳屈很亲近的酒吧老板。他带我去新泽西见了辛纳屈的父母。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辛纳屈的母亲很友好，跟我讲了他跟艾娃·加德纳sup/sup的关系。我只能相信辛纳屈允许她跟我谈话，不然的话，我怀疑她都不会见我。我和辛纳屈都不承认我们在相互配合。换言之，我没有提出采访请求，他也没有说，不要写我。这是一场有趣的小小的舞蹈。
我交的这篇报道有大约一百页。他们一字未改。它被刊登出来时，情况并不是说，哦，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过是又一篇报道。
《巴黎评论》：你认为呢？
特立斯：我认为它还不错。我仍然认为它不是我最好的作品。我认为写《纽约时报》讣告作者的《坏消息先生》更好。我认为我写拳王阿里的那篇也比它好。我从没跟他说过话。就像写辛纳屈时一样，我依赖的是小人物。我也喜欢写彼得·奥图尔sup/sup的那篇。他是我做过的最聪明的采访对象。那是唯一一次我觉得我可以跟我在写的人交谈。写奥图尔那篇是我最早的没有用小人物来承载故事的杂志文章。
有趣的是，我写的稿子，有时被收入文集，像《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和《失败者》，后者是关于弗洛伊德·帕特森的，其中有一半我认为今天都不会被发表。我记得我几个月前接到一个电话，一位朋友告诉我，我将获得乔治·波尔克奖sup/sup终身成就奖。我的朋友说，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时尚先生》那帮人。我说，《时尚先生》？我不再给《时尚先生》写稿了。他说，但是你写了《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我说，那是四十年前了。我不是小瞧自己，但事实是，我过去写的杂志文章，如今的杂志不再发表了。
《巴黎评论》：真的吗？为什么不发了？
特立斯：去年《时尚先生》出了一期周年纪念刊。我以为我可能有机会给它写一篇——虽然我认为这个杂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所以我提议再写一次奥图尔。他们不想要。实际上，编辑根本没有回复我。
在大约一九九六年，我就知道杂志界变了。好多年不写杂志稿之后，《民族》杂志给我派了一个活，写拳王阿里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第一次见面。我交了，他们说不适合他们。太长了。我就把它给了《纽约客》《纽约时报》《gq》《评论》《哈泼斯杂志》《大西洋月刊》《滚石》《时尚先生》——都被拒绝了。我想，怎么回事？这是一篇很好的稿子，在一九六七年立马就会被发表。最后，《时尚先生》的编辑说再看一次。他们想删减，我拒绝了。他们放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刊登了。
《巴黎评论》：为什么你认为杂志产业的运作跟四十年前的差别那么大？
特立斯：我成长起来的时候，在“二战”之后的时期，许多想成为记者的年轻人梦想着当驻外记者。我从来没那么想过，因为我认为，这里就是一个异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文化革命、同性恋的权利、女性主义——所有的新事物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就像一个异国，尤其是对老一辈来说。《邻人之妻》就是关于刚刚发生的道德的全面变化。在六十年代，这个故事不是在法国，甚至不在苏联——它在美国。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放弃了写杂志稿？
特立斯：我为它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喜欢这种形式。但是我开始给《时尚先生》写《纽约时报》的人，然后我有了一个想法，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王国与权力》。
《巴黎评论》：你是否担心你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和前同事对这种披露性的书的反应？
特立斯：没有，我不担心。不是说我不在乎。我非常在乎。但是我相信，每一天，《纽约时报》都在伤害人、毁掉人的职业生涯——剧作家、商人，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他们是杀手。他们的评论、他们的批评和他们的国内、国际报道，有时是准确的，有时一半是对的，有时是诽谤。
我并不是为了跟媒体那些人打个平手而发起一场运动。我只是想，我要做到公正。在我心目中，我是在引用伟大的阿道夫·奥克斯sup/sup，他曾经说，《纽约时报》应该“非常公正、有礼貌地对待那些由衷地不赞同它的观点的人”。我认为这是这家报纸以前的信条。这比“刊登所有适合刊登的新闻”重要得多。所以我对那些我不赞同的人非常公正。这不是一本挑起论战的书，它只是一本报道性的书。我是对报道的报道。但它也是讲故事，里面有一些很好的故事。
《巴黎评论》：娶了一位编辑是什么感受？南是不是编过你的稿子？
特立斯：并没有，但是她会把我写的每一页大声读给我听。有一次，我让她读后来收入《王国与权力》之中的一篇文章。她说，这篇很好。然后我又写了更多，把它改得更好了，我觉得。我把新稿子拿给她看，她说，这样很好。我说，上周关于前一稿你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好吧，我认为那一稿也很好。我抱怨说，她对我不够严厉，我希望她像一位编辑而不是妻子那样读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