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舍伍德：不太熟悉。或者说，她是我的出版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纪念碑》（thememorial）、《诺里斯先生》（rris）和《狮子与阴影》（lionsandshadows）。不过我对她很着迷。她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之一。真是太美了，一种奇异的美。当然，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人到中年了。她有躁郁症的特点，这一分钟还仿佛在天空遨游，下一分钟又陷入绝望和黑暗。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一样，她曾经有过这些糟糕的阶段，但是人们看到的是她的生机勃勃，看到的是她的乐趣盎然，她在聊天时是这样的。她喜欢喝茶聊天。有一次我们很多人都在她家，发生了一件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喝了茶，她说：“一定要留下来吃个晚饭。”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完全沉浸其中，一直坐着。突然，我一下惊醒了，这时大概是晚上十点，我想起来，我本来要去和一个人踏上一次非常浪漫的旅行，对方实际上正在机场等着我呢。我完完全全忘记了。她对人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
《巴黎评论》：是什么最早让你来到这里的呢？
伊舍伍德：我来这儿，主要是因为我在美国真正认识的人在这儿。我认识杰拉德·赫德，我很想和他谈谈和平主义。我也非常想见一见奥尔德斯·赫胥黎，我来之前并不认识他。我还一直想去西部看看，以一种浪漫一点的方式，所以我就出发了。我们坐汽车过来，在不同的地方逗留。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人们都说这是游览美国的最佳方式，我觉得确实如此，比坐火车好。我们从纽约出发，然后是华盛顿、新奥尔良、埃尔帕索、休斯敦，最后到了新墨西哥州。
《巴黎评论》：听起来就像亨伯特和洛丽塔的旅行。
伊舍伍德：确实。我一直喜欢《洛丽塔》的这部分内容，关于汽车旅馆的描述，关于旅行世界的描述。我也很喜欢这部电影。我是库布里克的忠实粉丝。
《巴黎评论》：赫德当然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伊舍伍德：对，他是我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人之一。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神话创造者。我几乎就像认识荣格一样。他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支配生活运转的重要原型，他知道很多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各种科学领域真正重要的进展，知道它们彼此间的关联；他还了解神秘主义的整个领域，而且能够和他对其他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而且，他是爱尔兰人，有神奇的谈话天赋。他绝对能迷倒众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
《巴黎评论》：可能是不是因为他写了一系列书，整体结构很复杂呢？得看完他所有的书，才能理解大概的意思……
伊舍伍德：非常复杂。而且他的文风蜿蜒曲折，非常深邃。他会用一个连绵不绝的长句开头。在《南下访问》中，奥古斯都·帕尔这个人物对他的说话方式进行了很粗糙的模仿。如果你问他：“你对越南有什么看法？”他会回答：“我想你当然知道，荷尔斯泰因关于兵蚁的伟大著作……”接着，他开始大谈特谈。大概过个十五分钟，你会意识到，这是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恰当的方式。但是这时候，你会对他说的话非常感兴趣，以至于你都忘记了你的问题是什么。不过如果你想起来了，你也会发现他确实回答了问题。但你得坐下来听着。他的回答非常明确，但同时他也试图不那么教条。
《巴黎评论》：他觉得你对他的刻画怎么样呢？
伊舍伍德：他觉得有点太过了，有点像漫画。但是他没有觉得受到冒犯。他相当喜欢我的作品。我把《河畔相会》题献给他，因为他太喜欢这本书了。
《巴黎评论》：是不是有几年你和他住得很近？
伊舍伍德：对，很近。他去世之前病了很久很久。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比较轻微的中风，慢慢地，他不能说话了。我想这大概有三年时间。但是一直以来，你能感觉到他的头脑非常非常清醒，并没有因为生病而感到痛苦。他的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冥想状态，不过是意识到身体躺在那儿——这身体显然不可分离，可很快也得放弃了。最后，他非常安静地离世了，就好像他准备喝点汤一样。他有一个秘书，完全以超人一般的奉献精神照顾着他。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他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进医院。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医院真的不一般。并不是说它们不厉害，只是最可怕、最不人道的死法就是死在哪家加利福尼亚的医院里。迈克尔·巴利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日日夜夜照顾着他。如果杰拉德没有去世的话，我觉得巴利他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他瘦太多了，飘飘忽忽像一缕游丝。他最后连杰拉德都抬不起来。现在他的身体多多少少恢复了。他有好多好多素材，他要么把它们加工成形，要么把它们送给别人。
《巴黎评论》：奥尔德斯·赫胥黎去世的时候，他吸食了lsdsup/sup，我想是这样。
伊舍伍德：剂量小到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妻子问了医生，医生说：“当然，这有什么关系？”毋庸置疑，谣言四散，直到人们议论纷纷，仿佛她让丈夫安乐死之类的，真是太蠢了。我和其他一些人鼓励她把这件事情刊登出来，阻止这些无稽之谈。人们说起他时，就好像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但是她告诉我——她对毒品很了解——很多情况下，那些真正沉迷于毒品的孩子仅仅一个星期吸食的毒品，可能比奥尔德斯一生吸食的量还多。他使用的剂量非常非常小，而且几乎都是因为科学的用途……因为一开始就是一种科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科学家问他是否愿意作为科学实验来使用。他非常反对滥用，他认为人们服用得太多了。
《巴黎评论》：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一本书里非常深情地、巧妙地提到了你。你关于他有怎样的回忆呢？
伊舍伍德：想到斯特拉文斯基，我总是想到他的形象。他长得很讨人喜欢；他很可爱——他那么小，所以你想保护他。他的感情很外露，我想这是因为他是俄罗斯人，他总是喜欢亲吻，喜欢拥抱。他热情极了。他可以很不友好，冷落别人，攻击他的反对者，让人感到害怕，但是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温暖的人。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他对我说：“在我们喝醉之前，你想听听我的弥撒曲吗？”他总是谈论这些事情。在我看来，他对所有艺术都有很好的鉴赏力。他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对英语写作也很有鉴赏力，尽管除了俄语之外，他更擅长德语或者法语。
《巴黎评论》：在克拉夫特sup/sup的那些书里，他的英文好极了。
伊舍伍德：对，好极了。在我总见到他的那阵子，我也常常喝很多酒，因为他有很多好酒。记得有一种叫马克——马克·德·勃艮第——的致命美酒。这种酒是用葡萄核酿造的，无色，但是酒劲大极了，超乎想象。我常常和自己说，糟糕，又喝醉了，伊戈尔说着这么奇妙的事情，我明早肯定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过了几年，克拉夫特的书出版了，我才意识到这正是他经常说的话的精髓。
《巴黎评论》：他说有一次他播放音乐时，你睡着了。
伊舍伍德：啊，是的，肯定是。想起那些日子，我确实很古怪。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昏倒在地板上，抬头一看，在很高的地方，个子很高的奥尔德斯·赫胥黎站起来，和斯特拉文斯基说着法语，而斯特拉文斯基无论喝多少酒，好像从来都不会醉。奥尔德斯——我觉得他很喜欢我——好奇地看着我，仿佛在说：“你是不是喝太多了？”这样的行为并不像我，或者像我想象的。可能确实吧。不过我突然意识到我当时是多么放松，多么自在。我就算把抄写本弄脏了也没关系。
《巴黎评论》：马克酒起作用了？
伊舍伍德：有很多方式会让人喝醉，不过，斯特拉文斯基一家的方式最令人惬意，这真是太让人惊讶了。因为薇拉·斯特拉文斯基也在其中。她很有魅力，迷人极了，而且她非常有趣。和他们一起出去总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有一次我们开车去红杉树林，我记得斯特拉文斯基，他个子那么小，就那么抬头看着一棵巨大的红杉树。他站在那儿沉思了很久，接着转身和我说：“那是严肃的。”
《巴黎评论》：你精通音乐吗？
伊舍伍德：不，一点也不。首先，我很传统。我认为，如果你对一种艺术最现代的表现形式没什么感觉，那么你对这种艺术就没有真正的感觉。在平面造型艺术方面，我更灵活，我对各种绘画都很感兴趣。但是，尽管我很有热情，我还是对现代音乐没有什么研究。我喜欢贝多芬，等等。
《巴黎评论》：但你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
伊舍伍德：对，不过即使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我喜欢上它们也用了很长的时间。
《巴黎评论》：奥登也和斯特拉文斯基一起工作过。你最开始是在学校认识奥登的吗？
伊舍伍德：是的，在我的第一所寄宿学校，但他比我小三岁。当时，他对诗歌完全不感兴趣。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科学的小男孩——他是医生的儿子，对冶金、地质学和采矿感兴趣。他对英格兰的各种矿产非常熟悉，而且他喜欢去英格兰北部徒步旅行。他拥有一个很神秘、很强大的神话世界，这是他从童年时期起就已经拥有的。当他十八岁、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他，他给我展示了他写的所有诗——这些诗和他现在出名的诗完全不一样。他当时的诗更像模仿，但是模仿得很出色，读起来有点像哈代、弗罗斯特或爱德华·托马斯。
《巴黎评论》：你和奥登合作时，你是怎样工作的呢？
伊舍伍德：他经常给我看他的作品，我们会一起讨论。有一天，是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的冬天，他给我寄来一部名叫《追捕》（thechase）的剧本，我提出了一些充实剧本的建议。有些部分我能写，有些部分只有他能写，就这样，我们开始把这个篇幅巨大、结构松散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名字叫作《皮囊下的狗》（thedogbeneaththeskin）。这部作品从来没有完整地演出过，因为太长了。在伦敦的一家剧院，这部作品特别受欢迎，我们真是觉得很惊讶。所以我们就想，好吧，我们得再合作一次。我们有意识地想到了一个主题，研究像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样的领导人物，不过把故事用登山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写成了《攀登f6峰》（theascentoff6）。我们想把为登山而登山的活动和为政治目的而登山的活动进行对比，就像劳伦斯一开始是因为热爱沙漠而深入沙漠，最后却被用于政治目的一样。奥登是作曲家、诗人，我起的作用是写散文的部分和设计提纲。后来，奥登接手了一些散文的写作，但我除了几句打油诗，连一行诗都没有写。写《在边境上》（onthefrontier）时，奥登写的内容比我多，当然这部作品肯定还是一起合作的。合作第一部剧本时，我们大概是书信往来，把写的内容寄给对方。后来合作第二部和第三部剧本时，我们在一起工作，在葡萄牙，在别的地方。奥登喜欢在室内工作，他会在屋子里干活，而我喜欢在户外的花园里工作。奥登完成工作的速度非常惊人——包括创作最优美的诗歌。我们很少做润色工作，写完就交给出版商了。
《巴黎评论》：你经常见到他吗？或者经常和他通信吗？
伊舍伍德：哦，是的，我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不过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同，所以住在不同的地方。很偶尔，他会来这儿和我们待一阵子，有时我们会在纽约或英国见到他。他讨厌加利福尼亚，你知道，加州太炎热，太明亮，等等，诸如此类。他搬到了奥地利，那里经常下雨，他喜欢下雨。当然了，英国也是。
《巴黎评论》：你经常把你的作品拿给别人看吗？你会询问别人的建议吗？
伊舍伍德：是的，在很多情况下，我都会给人们看一看我的作品。有时候，我的收获很大。好的建议经常是关于结构的。有时人们会强烈地反对某些内容，我就把它删掉。
《巴黎评论》：谈论你正在创作的作品，你会觉得困难吗？
伊舍伍德：不会，除非你打开了一大罐豆子，得说一个小时才能说清楚你在做什么。但是，我常常发现，只要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自己就会找到答案。
《巴黎评论》：关于写作，你有没有什么迷信的想法呢？
伊舍伍德：我确实会觉得有些日子吉利一些。我喜欢通过开始创作新作品来庆祝一些重要的日子。
《巴黎评论》：你迷信吗？阶段性的？
伊舍伍德：荣格心理学派说，没有什么“老奶奶的故事”；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说走在梯子底下不吉利，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属于消极的迷信者——意思是，当然，我尊重迷信，我不是不迷信，但我会从梯子底下走过，觉得数字十三好，总是拒绝发送连环信sup/sup，因为我觉得屈从于连环信的邪恶魔力是不对的。人必须超越它。
《巴黎评论》：你早些时候提到禁欲可以储存能量，在你的写作中，你会有意识地实践这一点吗？
伊舍伍德：不，禁欲更多被视为一种让精神集中的方式，而不是艺术集中的方式；尽管一些艺术家的确说，在创造力强烈的时候，他们发现情欲被……我讨厌“升华”这个词……转移了。我很接受这种观点，它可以和任何事情联系在一起。但是就我而言，它与我在洛杉矶吠檀多中心努力过修道生活的那段时期有关。
《巴黎评论》：是否曾经有那么一刻，你知道你会成为一位作家呢？
伊舍伍德：我觉得我一直想成为一名作家。我的父亲呢，我觉得，在他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的情况下，让我觉得写作是游戏而不是工作。他总是给我讲故事，总是鼓励我，总是对我的玩具戏剧感兴趣，等等。对我来说，写作似乎从来都是一种游戏，是我一直在玩的一种游戏。我倾向于认为那些让我感到无聊的作家是“工人”。
《巴黎评论》：你的父母亲都写得很好，是不是？在《凯思林和弗兰克》（kathleenandfrank）里，你父亲写的信体现出了他很强的观察力。
伊舍伍德：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艺术家。我见到的艺术家都比普通人写得好。他们注意细节的能力和描写人物的能力都很突出。我在唐·贝查迪和我的艺术家朋友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的信件中有深刻的理解和细致的观察。这也是我父亲很擅长的。布尔战争时，他从南非写信来，里面有一段写得很漂亮，是写南非草原上瓦楞铁板屋檐反射的深蓝色的光线，说瓦楞铁板很难看，多有意思！他看到一样东西时会问自己：“它看起来像什么？”而不是问：“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什么？”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准备模仿他画画时，他问我：“那棵树是什么颜色呢？”我说当然是绿色了，树都是绿色的。“不，这棵树不是。”他说。在当时的光线下，我再看时，发现那棵树是蓝色的。
《巴黎评论》：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一位观察者呢？会不会有意识地观察有哪些东西能用在写作中？
伊舍伍德：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擅长观察的人，我会直接过渡到关于人的概念，忽略与概念相反的证据，忽略这个人周围的装饰。斯蒂芬·斯彭德曾经说过一件关于叶芝的趣事——他连续好多天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大概一个月一次吧，他会从窗户向外看看，会突然发现一只天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感到惊讶极了，于是他以此为题，写了一首精彩的诗。这更像我工作的方式：我时时刻刻都在做白日梦，我沉醉于自我的世界，突然有什么东西闯进来了，我瞬间察觉到那个人、那个物件、那个情境很特别。
《巴黎评论》：你可以谈一谈把一个真实人物变成小说人物的过程吗？
伊舍伍德：当思考一个人永恒的、神奇的、象征意义的方面时，就会把他变成小说人物；这就像你爱上一个人时一样，这时，他不再只是人群中的一张脸。不同之处在于，在艺术领域——这几乎是艺术的应有之义——每个人都非常独特，不过这需要你这样去看待人们。当你写一本书时，你会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对这个人这么感兴趣——不论他是好是坏，这不重要，艺术里没有这样的词语。当你真正找到你对这个人感兴趣的东西时，你开始突出这一点。人物本身和你对他们的设想还不一样。于是，你开始创造虚拟人物，这位虚拟人物正是你在这个人本身身上看到的最核心的有趣的地方，而且你删除了这个人身上必然会有的矛盾之处，这些部分好像既不精彩，也不神奇，更不美好。你最不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了解一个人的全貌，这样你会一无所获。
《巴黎评论》：写作是否令人快乐呢？
伊舍伍德：它几乎超越了快不快乐的问题，不是吗？在健身房锻炼快乐吗？快乐，也不快乐，但是你会觉得，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有积极意义的。你很专注于写作，你不会问自己写作是快乐的还是讨厌的。让自己写东西可能是痛苦的，也可能是美妙的。而意志显示了自己的权威，你又会感觉良好。
《巴黎评论》：如果给年轻作家提建议的话，你会提醒他们不要掉入哪些陷阱呢？
伊舍伍德：不好说。这更取决于你的性格，而不是你的才华。如果一个作家耐力不够，有些追求可能很危险。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足够的愿望、足够的毅力，很少有什么会伤害到你。很多伟大的作家不仅完成了极大量的苦力活，而且还能从里面获得诀窍。比如在报社工作过的作家，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把自己当成奴隶、妓女，他们实际上学会了怎么能写得更简洁一些。乔治·博罗sup/sup的作品数量巨大，而且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但是，他仍然能写出《拉文格罗》（lavengro）和《罗姆·罗依》（theromanyrye）——对我来说，这两本书是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的作品。
《巴黎评论》：那么，你觉得住在加利福尼亚、置身娱乐行业的作家，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妥协？或者这是一种虚构？
伊舍伍德：我敢打赌莎士比亚一定经常妥协；娱乐行业的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如此。但是，你准备沉下去还是游泳？你所写的一切都应该很“完美”，其他作品都要小心翼翼地毁掉，这样才不会损害你的形象——这是一种最糟糕的讲究。这也往往是一种危险的虚荣心。天知道，我写过很多我讨厌的东西，但它们就在各个电影制片厂的地下室飘来飘去；有时候，我也为电影院写过好作品。如果你想赚钱，想以这种方式生活，你就得接受它。我想，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会建议，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只为自己写作。亨利·约克很神奇，他用“亨利·格林”sup/sup这个名字写作。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经营一家大公司，但他每天都会为他的某部小说投入一定的工作量。只要你有耐力，你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巴黎评论》：关于娱乐行业的小说，你最喜欢哪本呢？
伊舍伍德：我很喜欢菲茨杰拉德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最后的大亨》。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我不认为菲茨杰拉德特别在意“妥协”：他为杂志之类写了很多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是否为了写作，曾经有意识地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或者采取某种生活方式，或者结交一些朋友呢？
伊舍伍德：不，我不会。比如说，我去德国，是因为我认为那是一片没有开垦的热土，可以好好开发一下。我个人相信，一个人会有一部分潜意识在指导他的生活，所以我的一部分潜意识呢，是执行长远的计划。我相信，我的这部分意志也知道我什么时候离世，我还有多少时间，等等。我相信它也有一些总是因为我的无知而遭到挫败的计划——这些计划不一定总是最好的。但是我很愿意假设，正是这一部分意志，使我去了德国，或者去了加利福尼亚……我认为某些地方是一个人的潜意识的象征。我发现“远西”（farwest）这个概念浪漫极了。我曾经因为“极东”sup/sup这个表述激动不已。如果你告诉我布雷海德sup/sup是欧洲的最西端，我马上会有一种想去那里的小小冲动。但是，没有任何有意识的声音告诉我，去德国或加利福尼亚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对一位作家而言，坐牢或者被判死刑且在最后一刻获得缓刑可能是件好事，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我敢说，这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奇迹，可能就是这种潜意识的力量引导他走上了这些道路。谁能说清楚呢？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在哪本书上完全卡住过？
伊舍伍德：哦，有。
《巴黎评论》：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伊舍伍德：耐心。坚持。放一放，再回来写。绝对不能让自己太疯狂。重复告诉自己：“没有截止日期。写完的时候，才是结束的时候。”有时候，刺激一下无意识，也能有好用的点子。故意写一些废话，突然这个点子就出现了，好像在说：“好吧笨蛋，我来吧。”
《巴黎评论》：你喜欢电影《歌厅》sup/sup吗？
伊舍伍德：哦，还行吧……
《巴黎评论》：你现在有在进行的作品吗？
伊舍伍德：我现在正在写的内容呢，只不过是以前有一些日记没写下来，我重新去完成。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我有一个比较连续的记录。我不仅写日记，还写了一些段落来解释缺少的东西。当时大概是这样的。接着，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日记，一个月至少写几篇。但是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中间有一段是空白，我现在补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日记。我有一些线索——因为除了写日记之外，我还写了一本日志，里面记录了日常，比如谁来过我们吃晚饭的房子，我们有没有看一场电影或看一场戏剧。这样的话，很方便记起来名字，记起来发生的事情。从这些日志当中，我试着还原多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不像现在这么谨慎。当我看着二十五年以前或者更早之前的日志时，我发现自己记不清这些人是谁了，这真是太可怕了。“比尔和托尼经常来来去去。我们去了拉荷亚sup/sup”——等等。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前几天，我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花了一些时间查找相关资料。这很有趣，但是这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有趣是另一回事。我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我自己。写日记太有用了。我从日记里——从其他的日记里挖掘了很多东西用在我的书中。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有生之年把你现在写的东西出版呢？
伊舍伍德：不，不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写这些日记时，我开始对“性”这件事情感兴趣：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人会做某些事情，为什么一个人会被特定的人吸引——一个人的类型，就像人们常常说的，一个人的理想型。真的是这样的吗？一个人真的有“类型”吗？或者说，人们把什么东西作为原型来呈现呢？我的经验是，而且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你会想象有一个理想的人是你的……嗯……梦想，但是如果你审视你的生活，你似乎会发现，如果你的的确确遇到了一个类似理想型的人，你和他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只有令人很不满意的联系，而真正重要的关联发生在你和其他人之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呢？我一直在探索这些问题，我使用的文本是我这段时间的真实人际关系。但是，我对这个话题太着迷了，所以我又回到早年的经历，想去充实相关内容。这可能是一件只适合晚年做的事情。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个人，这种相遇令你感到特别令人震撼，以至于你希望这种相遇完全是象征性的——这实际上根本不代表什么。就像一家餐厅：这家餐厅不错，因为它是查森餐厅。你并不会真的思考这家餐厅好不好吃，你只会说“哇哦……我在‘四季’sup/sup吃饭”，或者其他什么饭店。但这只是那些年恰好发生的事情而已。总体来说，我在日记里格外小心谨慎。
《巴黎评论》：你在其他地方谈到过被叫作“我的书的自传”的计划。
伊舍伍德：对，我甚至在伯克利做过系列讲座，大概在一九五九年sup/sup。我想我可以讨论我书里的主题，可以指出每位作家都有特定的主题，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写这些主题，而且大部分人的书都是关于某些主题的变体。我想，我希望写一本这样的书。后来我意识到，我对我作品的主题还不够了解——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家乡、一个人离开家乡的渴望，以及它所代表的东西：他乡。所以我开始研究我父母的书信和日记，我开始写《凯思林和弗兰克》。我放弃了其他计划，但是如果谁想了解我书里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可以在《凯思林和弗兰克》里找到答案。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想写、但是还没写的书？
伊舍伍德：我有兴趣写一些关于现在的事情。晚年生活。好像只有纪德的《筹码越来越少》sup/sup比较好看，是关于晚年生活很精彩的书，其他都一般。
《巴黎评论》：这个主题人们不太喜欢。
伊舍伍德：对，的确不太喜欢，这是人们觉得无聊至极的主题之一。
《巴黎评论》：很多欧洲人抱怨这里庸俗、粗鲁，等等，你好像从来不会因此感到很烦恼。
伊舍伍德：我觉得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一九三九年，当我在美国旅行看到种族隔离现象时，我感到震惊极了。我永远也不会想到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也会成为其中一员。有一次，我在火车上坐错了车厢，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又热又累，急急忙忙地跳上一节车厢，这时我慢慢意识到，这节车厢是给黑人坐的。我想，好吧，现在是在加利福尼亚，我们并没有实行政策上的种族隔离。但是我很快意识到，我的的确确让人们感到很不安，每个人都想让我离开。我不明白所有的这些区分。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对南加州的生活方式有种特别的喜爱？
伊舍伍德：嗯，有些事情你必须慢慢适应，比如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些人觉得很震撼，也有些丑陋——但只有旁观者会觉得丑陋。这里美不胜收，海岸线仍然很壮观。不过，对我来说，这儿是理想的工作的地方。现在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比在其他任何地方生活的时间都久。我年轻时到处旅行，从来没有一个家。这个地方似乎很适合我，就像手套一样。而且，这里很有活力。
《巴黎评论》：好像你有时候在书里很维护美国。比如在《单身男子》里，乔治批评了一个总是夸赞墨西哥比美国更自然的女人……
伊舍伍德：以前回英国时，我常常听到很多反对美国的声音。人们的态度特别高高在上。他们根本不了解在这里的感受，不了解这里的一切。我觉得指责这个国家太容易了，但是他们不明白，这里本就是用来犯错误的地方——因为最先犯错误，所以我们能最先得到答案。我对这件事情很有感触。我觉得我们谈论失败的方式很不可思议。你知道，爱德华·厄普沃德的一部小说里有句奇怪的话，类似“我们不会灭亡，因为我们不害怕谈论我们的失败，所以我们将学会克服我们的失败”。这是斯大林的名言！真的！但是在这儿也可以这么说。尽管我们有失败，尽管林林总总各种因素，我们确实在这里做了很多事情，发表了很多意见。很残酷。这是一个暴力的国家，至少从历史上看，这是比较暴力的国家之一。这里不适合想安安静静躺着休息的人。
（原载《巴黎评论》第五十七期，一九七四年春季号）
杰拉德·赫德（geraldheard，1889—1971），美籍英国历史学家、科普作家、哲学家，与赫胥黎、威尔斯等人交好，著有历史著作《人类的五个时代》等。
斯瓦米·普拉巴瓦南达（swamiprabhavananda，1893—1976），印度哲学家、印度教僧侣，1923年移居美国传教，奥尔德斯·赫胥黎、杰拉德·赫德等作家均曾受教于他。
指遁世期，印度婆罗门教四行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信徒在此阶段要舍弃一切财富，托钵乞讨，云游四方。
唐·贝查迪（donbachardy，1934—），美国人像画家，伊舍伍德的生前伴侣。
原▲▲▲会再次提及。★★★里的人物一样。结果，在战争期间，他们突然提高了对年龄的限制，我不能参加服务了。我完全不知所措，因为我已经放下了所有的负担；这时，普拉巴瓦南达说：“你为什么不来中心帮我翻译《薄伽梵歌》呢？”我们就开始翻译了。当时大家都觉得我可能会出家，但是我后来决定，无论对也好，错也好，我都没有这样的使命。但我一直与斯瓦米·普拉巴瓦南达保持着联系；事实上，我每周都会见到他。
瓦尔德玛（waldemar），伊舍伍德长篇小说《南下访问》第三章的出场人物，是小说主人公“伊舍伍德”的四个人生导师之一。
即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罗马帝国总督本丢·彼拉多在其十字架上挂了一块牌子，上写“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在遭犹太人祭司长们质疑该说法时，彼拉多做出文中回答。事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9：19—22）。
原文为“ster”，是《南下访问》的第一章。
安布罗斯（ambrose），《南下访问》第二章的出场人物。
《夜晚的世界》是一部结构较为复杂的长篇小说，其中包含一部同名长篇，由小说人物伊丽莎白·莱达尔创作。伊舍伍德因有此说。
指《夜晚的世界》中的出场人物伊丽莎白·莱达尔。她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一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式的小说家。——原注
瑙玛·希拉（normashearer，1900—1983），美国好莱坞演员，曾被誉为“好莱坞第一夫人”。
风化纠察队（vicesquad）是美国警察系统中的一个部门，工作重点是制止赌博、毒品、卖淫和非法售酒等公共秩序犯罪。
全名“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药用致幻剂。
指美国指挥家、作家罗伯特·克拉夫特（robertcraft，1923—2015）。他与斯特拉文斯基交好，自1959年起两人合著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回忆与评论》等多部研究著作。
连环信（chainletter），一种以群发式信件为载体的迷信行为，寄信者会在信中引诱收信人复制相关信息再寄给其他人，并恐吓他们若不听从就会遭受厄运、疾病甚至死亡。
乔治·博罗（georgeborrow，1803—1881），英国小说家、游记作家，其长篇小说《拉文格罗》被视为19世纪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亨利·格林（henrygreen，1905—1973），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派对》《生活》《爱》等。他本名亨利·约克（henryyorke），在写作的同时长期经营其家族所拥有的一家啤酒装瓶机厂。
原文为法语：l’extrèmeorient。
布雷海德（brayhead），位于爱尔兰东部威克洛郡的一处濒海岬角。
《歌厅》(cabaret)，美国导演鲍勃·福斯根据伊舍伍德长篇小说《别了，柏林》改编的电影，首次上映于1972年。
拉荷亚（lajolla），美国加州圣迭戈市北郊的一个海滨城镇。
查森餐厅（chasen’s）和四季餐厅（fourseasons）分别为美国西好莱坞和曼哈顿中城的著名餐厅。
伊舍伍德在伯克利做讲座实际是在1963年。——原注
《筹码越来越少》(thechipsaredown)，英译本全名《就这样吧，否则筹码越来越少》(sobeitorthechipsaredown)，是纪德去世前写完的一本回忆录，在他去世次年首次出版，英译本出版于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