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琼/译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边缘的“峡谷”。这是一个宁静的波希米亚风格的街区，房子粉刷成各种颜色，居住的人大多是艺术工作者。这里保留了三十年前的大部分特色，当时，这里刚刚成为从广袤而混乱的洛杉矶逃出来的难民的避难所。但是，恶魔一般的变化就在眼前。一九七三年，圣莫尼卡正在变得像迈阿密一样。毫无生气的公寓楼拥有造作的名字（高地格兰、日落塔），在四周拔地而起，海岸线堆满了混凝土。
不过，开发商还没有攻占峡谷（尽管在伊舍伍德家的上方，马路上尘土飞扬，开发商正在拓宽道路）。你可以看到远处蔚蓝的大海波光粼粼，冲浪者的衣服都浸湿了，他们像一只只海豹，随着波浪起起伏伏。房子建在峡谷陡峭的一侧，你必须沿着车道蜿蜒而下，经过一个并排停放着两辆大众汽车的车库，才能来到门口。伊舍伍德亲自开门，把访客带入客厅。他穿着海军蓝的夹克，衬衫敞开，灰色的裤子熨烫得很平整，看起来一丝不苟，非常整洁。他的身材也非常匀称：个头矮小，精神抖擞（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他像“职业赛马骑师”），瘦削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酷似凯尔特人的瘦高鼻子和明亮的蓝色眼睛。他的眼睛盯着你时，有一种奇特的催眠效果，仿佛既不是在观察你的衣着，也不是在观察你的举止，而是在观察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准备喝点茶，他说：“我沏茶，你们尽管四处转转。”
客厅很高，是白色的，有点禁欲主义的味道。客厅很凉爽，尽管当时正是炎热的七月午后。几乎所有的画作都很现代，包括几幅表现悬浮在太空中的立方体和圆锥体的图案。客厅里书籍很多，家具很少，没有杂物，带着一个露台（“我们通常在这里吃早餐”），露台上爬满了藤蔓。一座座小房子从山谷下面延伸至远方。这就是《单身男子》中描述的可爱街区，大家公认那本书是伊舍伍德十部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这里甚至有一家同性恋酒吧，正好是小说主人公最喜欢去的地方，“在海洋公路拐角处、海滩对面，圆形的舷窗灯闪烁着绿色的光，迎接你的到来”。但是，它的名字叫“朋友之船”，而不是“右舷”。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住在加利福尼亚时，伊舍伍德惊讶极了：“为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呀。我几乎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最初，因为奥尔德斯·赫胥黎和杰拉德·赫德sup/sup住在这儿，他想和他们讨论和平主义，讨论即将到来的战争。当时他去纽约旅行，在大学做讲座，坐着公共汽车在美国转。在战争期间，他登记成为拒绝参战者之后，曾经在哈弗福德的贵格会难民收容所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除此之外，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并不十分了解。我成为美国公民——竟然快三十年了，但我看起来还是很像英国人，就连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我在美国住过十一个地方，所有这些地方都能从这扇窗户里看到。”
近年来，和许多其他作家和艺术家一样，伊舍伍德对同性恋的利弊直言不讳。他在报刊和电视（《迪克·卡维特秀》）上讨论过这个话题。他说：“作为作家，我认为这从来不是一个同性恋的问题，而是他者的问题，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问题的问题。如果同性恋是常态，我作为作家，不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伊舍伍德每天早上工作，接着，他通常步行至海边游泳。因此，这次访谈录制于下午晚些时候，大概是茶歇的时间。这次谈话很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段的一些情况。
——w.i.斯科比，一九七四年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一页手稿
《巴黎评论》：你介意我录音吗？我的记忆力太不好了。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当然不介意，我也是。
《巴黎评论》：首先，我想了解你是怎样开始写《河畔相会》（ameetingbytheriver）的，这部小说好像和你早期的小说很不一样。
伊舍伍德：你肯定知道，在我生活在美国的几乎所有时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和一位印度教僧侣斯瓦米·普拉巴瓦南达sup/sup保持着联系。几年前是维韦卡南达诞辰一百周年，他是罗摩克里希那的主要弟子，也是甘地的伟大启蒙者，对印度的未来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所以在那一年，全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尤其在孟加拉。那年人们决定和外国的演讲者一起开一次会——人们很喜欢这些会议；斯瓦米问我是否一起过去。我就去了。与此同时，吠檀多寺庙的两名僧侣准备出发去印度，进行最后一道立誓，即遁世sup/sup。因此，我对他们的感受、他们在遁世之前所有的困境都有近距离的了解。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写一部关于冲突的故事：某种事物的代表人物遇到了另一种事物的代表人物。突然我发现，这就是写作这样一个故事的办法。后来，我在写作时和僧侣们聊了很多，对细节进行了大量的核实工作。一九五七年，我曾经和唐·贝查迪sup/sup去过那个寺庙一次，不过只停留了一会儿……那儿比加尔各答的旅馆舒适多了，干干净净的，小小的房间漂亮又简单，还有一个可以用桶装水冲凉的地方。
《巴黎评论》：你与吠檀多的联系是否改变了你的生活？
伊舍伍德：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不过，我没办法准确地向你描述这种改变是什么。或者说，我只能说我从这段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我只是开始相信——我认识斯瓦米·普拉巴瓦南达很久了，现在我开始相信存在像神秘的世界或者神秘的知识这样的事物。说到这儿，我们陷入了可怕的语义学，其实就是说存在诸如神秘体验这样的东西。这是我曾经完全不相信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似乎才是不同寻常的。
《巴黎评论》：在你的一本书里，有一段写道当你和奥登坐火车时，你猛烈地抨击宗教，奥登说：“小心点，朋友，如果你继续这么猛烈抨击的话，总有一天你会皈依的。”你会这样认为吗？是一种皈依吗？
伊舍伍德：对，我宁愿这么认为。我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一度觉得我自己可能出家。
《巴黎评论》：那意味着什么呢？现实地说？
伊舍伍德：那可能意味着我将住在洛杉矶的吠檀多中心；我很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帮着翻译印度教经典，增加对吠檀多哲学的了解；如果我成为一名印度教宗教导师，我可能会做讲座，如果我坚持下来的话，现在我应该已经成为一名印度教宗教导师了——大约再过十二年，你才会进行最后的立誓。我认识斯瓦米·普拉巴瓦南达不久，战争开始了，我和贵格会的人一起在费城一家难民收容所工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我自愿加入贵格会派往中国的救护队，但他们只需要有资质的医生或汽车修理工——能修理救护车很关键。这样的话，我原本应该被登记为由于宗教原因而拒服兵役者，然后去森林营地从事消防工作——就像“保罗”sup/sup为“paul”，是伊舍伍德长篇小说《南下访问》（downthereonavisit）的第四章，后★★★里的人物一样。结果，在战争期间，他们突然提高了对年龄的限制，我不能参加服务了。我完全不知所措，因为我已经放下了所有的负担；这时，普拉巴瓦南达说：“你为什么不来中心帮我翻译《薄伽梵歌》呢？”我们就开始翻译了。当时大家都觉得我可能会出家，但是我后来决定，无论对也好，错也好，我都没有这样的使命。但我一直与斯瓦米·普拉巴瓦南达保持着联系；事实上，我每周都会见到他。
《巴黎评论》：我一直不太懂人们所说的使命是什么。
伊舍伍德：那么，你会不会认为文学可以是一种使命？这么说吧，你知道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总想着“我希望我是个作家”，可能他也能写点什么，最终，他的朋友们说，好吧，问题是他没有天赋。确实，天赋就是使命；的确有人对某种生活方式有天赋。不是谁都能当僧侣。
《巴黎评论》：那应该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渴望。
伊舍伍德：对，做某件事的渴望胜过其他一切。最终，它可能意味着放弃我写作的一整块领域。
《巴黎评论》：而且你可能会保持单身。
伊舍伍德：是的，他们很重视这一点。
《巴黎评论》：所有宗教都是这样的，是不是？
伊舍伍德：按照印度教的说法，人应该从两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一是保持单身可以存储能量。既然只有一种生命力，只有一种能量，你就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它。印度教的这种观点对我而言甚至是一种巨大的启示。我从小受到清教徒式的教育，总是会区分肉体与精神、低与高、欲望的力量和……其他的力量。但是他们认为在不同的层面，这都是同一件事。印度教徒脑海里有这样一张图，他们称之为蛇力——这种力量从不同的中心上升，就像一部从底层的欲望楼层上升到其他楼层的电梯一样。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和运动员总是被告知的法则差不多：训练时要好好休息。从另一方面讲，需要全心全意去寻找，需要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纠葛，需要全心全意地爱神。当然，印度教最早认为，所有的爱都是相连的，一个人如果对另外一个人全心全意地付出，他可以走得很远很远。人们总说爱一个人很简单，很轻松，实际上，这也可以是很艰辛的事情。
《巴黎评论》：《河畔相会》的戏剧版在洛杉矶很成功。
伊舍伍德：我太高兴了。一个人的朋友最令人欣慰的表情之一，就是他们由衷地惊讶于你有这样的能力。戏剧比小说的情节真实多了，它将兄弟俩之间悬而未决的决斗演绎得更为激烈，因此喜剧的本质也体现得更明显一些。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选择将这本书改编成戏剧呢？你曾经形容《河畔相会》是一本“相当隐秘的小书”，况且，书信的形式也似乎令人望而生畏。
伊舍伍德：实际上，我从来没想过我们能把这部小说改编成戏剧。主要是因为詹姆斯·布里奇斯，他是我的老朋友，他一直坚信我们可以。于是，我们就想：这件事有可能吗？后来，它成了一项挑战。再后来，我们发现除了两位主角以外，其他角色都在别处，这件事构成了一项很有趣的技术：人在那儿，人又不在那儿，就像生活中一样。
《巴黎评论》：我对《河畔相会》有一个疑问，它似乎相当抽离于宗教体验中狂喜的这一面，对其有所掩饰，它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痛苦和狂喜。你觉得这种宗教体验可以通过写作传达出来吗？
伊舍伍德：我觉得这很难，但未必不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大多数其他人都做得好。一天，有人给了普拉巴瓦南达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现在，尽管他看过各类书籍，他也当然没有去限制自己，他仍然没有读过小说。结果他说：“可是，这本书太精彩了！”他感到很震惊；他崇拜佐西玛神父这一角色。他确实觉得小说就应该这样写。恐怕他会感到失望。但我觉得，很多人开始冥想式宗教时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你一开始产生这种想法时，你会有非同寻常的喜悦感。这种兴奋的感觉之后会消失，只有你不断继续，这种感受才会再次出现。毫无疑问，普拉巴瓦南达肯定有这样的时刻，后来，他成了大人物。不过，在《河畔相会》里，奥利弗比较沉闷：他的性格使他很难感受到那种快乐。他有类似的体验——当他坐在修道院的石凳子上时，他感到斯瓦米一直坐在他的身旁。这是我们在戏剧中重写的内容，我们当时试图把这个场景更强烈地表现出来，仿佛迸发一般：“是的是的，我看到他了！他真的在那儿！”大概是这样的吧。现在写出来的剧本，演员更容易呈现那种狂喜的快乐。那是一种释然，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到最后，这一切都是真的！你一直在告诉自己这是真的，但是你并没有完全相信这一点，只有你有过这样的体验，你才能意识到真的是这样的：永远都会有一个信仰的维度，是你认为自己不曾抵达的。我想在书里面，这一部分内容是缺失的，我希望戏剧里没有缺失。
《巴黎评论》：期待痛苦可能是一种西方基督教式的态度。我大概想表达的是，印度教可能更快乐。我发现自己漏掉了苦难。
伊舍伍德：对，印度教不会这么在意苦难，他们并不认为苦难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罗摩克里希那的确说过，人们为了家庭，为了银行账户，流了那么多眼泪，但是他们不曾为神掉一滴眼泪。不管怎么说，孟加拉人绝对不像北欧人，他们活泼、快乐、性情多变，如果他们哭泣，也不会哭太久；他们更像意大利人。
《巴黎评论》：爱德华·厄普沃德曾说，你在前往中国目睹战争之后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这对你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吗？
伊舍伍德：我一直很讨厌听起来很理性的解释。我很确定，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有强烈的和平主义倾向。不过，这么说很方便，也并不是谎言。看到人们在空袭中丧生的样子，看到毒气坏疽对男孩士兵造成的影响，看到数百万无辜平民被拖入一场他们既不希望也不理解的战争，确实会让人对一切有更清楚的理解。
《巴黎评论》：《南下访问》里有段话让我很感兴趣。“二战”开始时，叙述者正经历着某种和平主义危机，他说：“假设我拥有一支五百万人的军队。我只要按下一个电动按钮，就能立刻摧毁它。在这个军队里，第五百万个人是瓦尔德玛sup/sup。我会按下那个按钮吗？不，当然不会，即使那四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是毁灭世界的恶魔。”这是否是你成为和平主义者的很基础的个人理由呢？
伊舍伍德：哦，是的，因为一旦你因为瓦尔德玛而拒绝按下按钮，你就永远不能再按了。因为瓦尔德玛当然可能是任何人！从那时起，我就有机会这么说，试图这么想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自以为是、任性妄为的论调，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人们说，这句话比一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和平主义者的理由更能说服他们。他们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实际上，我只是想描述一下，当你没有退路时，是什么让你做出这样的反应。
《巴黎评论》：吠檀多平时教什么呢？
伊舍伍德：这个问题不一定。印度教徒相信一个人的佛法，一个人的职责，一个人的天性；他们说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发现自己的佛法，当然，这在今天是一个巨大的谜。在古代印度，你有自己的种姓，你的种姓有自己的职责。如果你属于第二个种姓，即武士，你要么去打仗，要么出家……就像中世纪一样。
《巴黎评论》：我想，为战争辩护的基督教式的立场是，邪恶者会因人们的顺从而获利，并且得寸进尺。
伊舍伍德：但是这其实是一场政治争论。这种争论对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不起什么作用……首先，在我小时候，我记得老年人宣扬战争时多么令人厌恶，这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他们早就过了去战场送死的年龄了。我常常和自己说，当我老了，不能像他们一样。不过你知道，我认识的最好、最高贵的人之一，伯蒂·罗素sup/sup，的的确确变成那样了。我们谈论了这件事情，他很了不起，他说这让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他确实相信这场战争，“二战”，不一样。你知道，他无所畏惧地反对“一战”。我说，我觉得你不能只反对一些战争。就像后来我有时候会和一些人争论，他们只反对越南战争。除非在政治层面，人们才完全有权力这么做。
《巴黎评论》：你写小说时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吗？比如每天写多少个小时？
伊舍伍德：我没有特别的规律。重要的是每天都写。对我来说，这项法则适用于任何事情：任何微小的行动都要比什么都不做强。
《巴黎评论》：你打字吗？
伊舍伍德：是的，很多年了，我都用打字机写作。
《巴黎评论》：你写一本书一般需要多久呢？
伊舍伍德：很难说。《单身男子》写了十八个月，两年吧。当时我写了三稿。年轻时，我常常像攀岩运动员一样：我必须到达某个点，然后我就认为我已经征服了之前的一切。但是现在，我完全不这么做了。我一般先快速地写下来，如果碰到一些废话，一些多余的话，我会先写着，等写完再说。一开始我一点都不是完美主义者，我会在终稿上进行所有的打磨工作。年轻时，我疯狂极了。我当时是手写，我不能忍受纸上有任何修改的痕迹。在那时，还没有修正液这种了不起的发明，我经常用剃须刀把字刮掉，再用大拇指指甲把纸擦亮，再写上去。这太糟糕了！我浪费了太多的精力！
《巴黎评论》：你的书籍是否被翻译成很多别的语言呢？哪些国家的读者喜欢你的书？
伊舍伍德：我的所有作品都已经有法语译本和意大利语译本，少量作品有德语、瑞典语、丹麦语和荷兰语译本。有一个小故事叫《诺瓦克人》（thenowaks），有俄语译本。有两本书有捷克语和西班牙语译本。但我不认为这些译本真的很受欢迎。这可能是个很微妙的问题。法国人的确很喜欢这些书，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有同情心。你可能会觉得德国人大概会对我的书感兴趣，但他们并不那么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柏林故事》（theberlinstories）更感兴趣一点；戏剧《我是一个相机》（iamacamera）在德国演出过。有些东西很难翻译：半双关语、隐蔽的引语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中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地方是你自己不喜欢的呢？
伊舍伍德：可能我的态度就像本丢·彼拉多：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sup/sup，你知道的；我没办法想象——就像有些作家一样——把一本书仔细检查一遍，再出修订本。有一些很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我应该改掉——如果我还记得的话。比如德语的错别字……诸如此类的蠢事。
《巴黎评论》：你修订的内容多吗？
伊舍伍德：多，很多。我更愿意坐下来，彻底改写，而不是挑出一些问题。《单身男子》和《河畔会面》，我都写了整整三稿草稿。在为每一个草稿做好笔记以后，我都会坐下来重新修订一遍。我发现这比修修补补好得多。得重新思考整件事。
《巴黎评论》：我注意到，最初刊登在《伦敦杂志》的《兰开斯特先生》sup/sup的版本和小说的最终版本有很多不同之处。
伊舍伍德：你真的很认真！不过你说得很对。我在一些部分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巴黎评论》：你工作的速度快吗？
伊舍伍德：我不知道。我似乎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写完一本书。据说劳伦斯常常写两稿，而且从来不看第一稿。
《巴黎评论》：为什么你把“保罗”那一章里关于吸食大麻的场景删除了呢？我觉得这个场景最精彩了。
伊舍伍德：哦，因为它和保罗这个人物没什么关系，只和我有关系。我觉得我们离保罗太远了。
《巴黎评论》：我后来在《挖掘》（exhumations）里读到了这部分，我很希望你把这部分留着。
伊舍伍德：哦，校样时我们还留着这部分。我到最后一刻才把这部分删除了。可能我不应该删除。
《巴黎评论》：有件关于安布罗斯sup/sup的事情让我觉得很惊讶：在同一本书（《南下访问》）里，他明显对希腊缺乏热情。你绝对没有英国文学里很特别的对希腊的崇拜。
伊舍伍德：对，这不是游览希腊的最佳方式；我们就这样被困在这个岛上，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记得，希腊的一些事情曾经让我极其感动。
《巴黎评论》：但是这种希腊综合征，这种对希腊的迷恋，从来没有在你的文字里出现。我在想……达雷尔……以及拜伦以后的很多人。希腊对他们的意义就像意大利对福斯特的意义一样。
伊舍伍德：哦，我年轻时对学术世界的价值观抱有很大的偏见。从那时起，我又有了另外一种偏见，因为我认为印度哲学关切的问题比柏拉图等人的哲学体系宽广多了。这可能是性情使然，不过我也的确不觉得希腊有多么令人震撼。我并不觉得“一切都始于希腊”或者“如果没有他们，什么都不会有”。我敢说这是我的无知，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意大利的一种景色更令我感到激动。我年轻时从来没去过意大利——尽管这有点不同寻常。我第一次去意大利是一九五五年，和唐一起；我们去意大利时就像两个幼稚的孩子一样，自然感到震惊极了。我去意大利的那年，大概是五十一岁？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切。当时是那年晚些时候，人很少，是最美妙的暖秋。我们开车穿过托斯卡纳。在米兰，我们遇到了老朋友金·维多，他当时正在拍摄《战争与和平》，还拍摄了一些荒诞的家庭电影。他所有的好场景都被毁了，因为意大利的群众演员从桥上掉了下来，大家哄堂大笑，欢乐极了。最后，这一切都以一种——我觉得——很平淡的方式结束了，这是那场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们去了威尼斯，抵达威尼斯时浓雾迷蒙。我们住在一家豪华酒店的大套间，因为是旅游淡季，价格降到平时的十分之一。清晨，我走到窗前，映入眼帘的是瓜尔迪画作般美丽的阳光、威尼斯潟湖、安康圣母教堂。这一画面瞬间令我感动，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可能除了我去约塞米蒂时吧，不过还是很不一样的。
《巴黎评论》：你写哪本书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呢？
伊舍伍德：那本悲惨的《夜晚的世界》（worldintheevening），因为它是几本不同的书sup/sup。这样说吧，我甚至讨厌那本书。我恨她sup/sup，恨她的痛苦，恨她的心脏病——这是我从一本叫《当医生是病人时》的书里读到的。这本书是由几位有不同疾病的医生写的，其中一位医生对心脏病的描述非常精彩，我从这部分抄录了几个场景和情境，比如她的恐惧，等等。当然，我把它们完全改写了。但这是一本很精彩的书。这位医生捕捉到了事情的戏剧性，而且他对此很客观。在他害怕的时候，他说“有趣极了”。在描述伊丽莎白·莱达尔和她的心脏病时，我试图抓住这样的瞬间。
《巴黎评论》：那本书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伊舍伍德：我开始写一本关于“我”在贵格会医院工作的书。后来我想，故事里的“我”太奇特了，所以必须解释他是怎样进入医院的。于是我决定，他的生活中一定有什么令人沮丧的事情，我没有执着于描写事实——事实会有趣很多，我给这位年轻的绅士设计了一位对他不忠诚的太太。从那时起，我们就陷入了麻烦。一个谎言导向另一个谎言，一切都是那么做作、那么虚假。在《夜晚的世界》的第一章，有一对夫妇在外面的娃娃屋待着。这是真实存在的。我认识瑙玛·希拉sup/sup的儿子，我和他一起去了她的海滨别墅，看到了这样一个娃娃屋。这个娃娃屋大极了，足够孩子们钻进去。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所以整个场景都是从这个念头来的。拍成电影会很好看。简，那位太太，实际上是整本书里唯一一个体面的人物。在贵格会的姨妈不算太坏，也许还有点太圣洁了。主人公斯蒂芬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人，总是假谦虚。我很知道我应该在那本书里面完成什么。我本应该从一个小人物、一个有点敌意的人的角度来写。这样就都好了。这样的话，听起来我像一个讨厌的人。在小说里这很好，有一个有点敌意的小人物。毛姆大概就是这么写的。他在旁观，想看看其他人物生活中的谎言是什么。当他找到这个谎言时，会不失时机地幸灾乐祸。
《巴黎评论》：有没有哪本你写的书，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呢？
伊舍伍德：哦，《单身男子》。我想这是我唯一一本多多少少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的书。它没有失去控制。
《巴黎评论》：这也是语调最激烈的一本书。
伊舍伍德：啊，你这么觉得吗？我觉得这本书很克制了。
《巴黎评论》：我指的是乔治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脑海里的复仇幻想，诸如此类。
伊舍伍德：哦，对，我想展现的是，看不见的地方有东西在沸腾。但是这本书是精心写出来的。它不是用“因愤怒而颤抖的手”写出来的。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在后来的小说，也就是在美国写的小说中，有意识地将宗教思想或者吠檀多思想作为小说的思想根基？
伊舍伍德：以某种方式吧。和吠檀多结缘后，我写的第一本书，完全是试图让自己回到生命的早期阶段，所以我很小心地把吠檀多的影响排除在外。在《普拉特的紫罗兰》（praterviolet）的结尾有一段独白，语气非常悲观。这一段是我精心构思的，因为我想把自己当时的感受真真切切地记录下来。当然，这确实是因为接触吠檀多的缘故。
《巴黎评论》：吠檀多最终在《单身男子》中出现了吗？
伊舍伍德：有一些痕迹，比如岩石区潮水滩尽头的画面。退潮时，这些水滩一个个是独立的，涨潮时，它们涌成一股意识的洪流，你不能说哪个水滩和别的水滩是分开的。当然，这个故事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从任何维度看都有宗教信仰的人。《单身男子》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隐忍的人，一个处在绝境的角色。
《巴黎评论》：但是，有可能你对吠檀多的信仰让你在创作乔治这个人物时采用了非常不同的方式；如果不信仰吠檀多，你可能不会这么写？
伊舍伍德：可能我对他的感觉更客观。我真是很佩服乔治这样的人，和我根本不一样。这类人一无所有，只有某种现在日渐消逝的像动物一样的生命力，但是他战斗着，像獾一样战斗着；为了幸福，他不断提出要求、不断抗争。我觉得这种态度太了不起了。如果我是乔治，我可能会想到自杀，因为我不如乔治。乔治像英雄一样。
《巴黎评论》：但是乔治的生活方式对你来说很可怕，会不会？
伊舍伍德：我们应当很小心地去定义什么是“可怕”。我不是说我从道德层面谴责这种生活，而是我如果没有某种支撑的话就无法践行它。
《巴黎评论》：假使你现在才开始以作家的身份出道，你会写更多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吗？
伊舍伍德：是的，我会写很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而且我没办法，或者说我觉得我没办法深入挖掘。它很有意思，是因为它比字面的“同性恋”包含的内容多太多了；不论它有多么不方便，就某种意义而言，它很珍贵。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你看到一切因此发生了变化。
《巴黎评论》：毛姆从隐秘的同性恋视角创作男性人物的习惯，给他的作品带来一种奇特的含混。
伊舍伍德：我觉得他的书里最具同性恋色彩的是《偏居一隅》。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浪漫极了。故事发生在一艘船上。有个漂亮的男孩，每个人都喜欢他，包括警察。有一个很好的医生，他有一个中国助手。这书让人欲罢不能。我很喜欢这本书。
《巴黎评论》：你认为美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有什么好处吗？你觉得它的策略怎么样？
伊舍伍德：我觉得这是做事情的必要方式。这么一支巨大且不协调的队伍在各个战线前行，寻求认可、宽容，希望获得非常简单的权利时，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从来不想打击人们在那样的运动中所做的事情，除非他们投掷炸弹，或者有一些完全搞破坏的行为。
《巴黎评论》：你怎么看待一些人针对洛杉矶警局总部风化纠察队sup/sup行动的抗议，或者对精神科医生会议的扰乱行为呢？这些人现在好像是同性恋人群的头号敌人？
伊舍伍德：他们很重要，我很欢迎他们。把这些身体健康、装备精良的警察用在这种小事，比如在酒吧里推搡同性恋人群上，多浪费时间，多浪费纳税人的钱！总有这种极不寻常的骚扰行为，因为人们预测会有人投诉。并且与此同时，这儿的警察局说他们需要更多人手！
《巴黎评论》：不管怎样，公众的态度在发生变化。
伊舍伍德：哦，的确。不过，令我恼火的是，人们总是无动于衷地说：“哦，我们的态度已经转变了。我们不再讨厌这些人了。”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消除不公正；法律仍然在书里。如果你问他们这是为什么，“哦，这很无聊，这很难，谁能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呢……”在我看来，比仇恨和积极的反对更糟糕的事情，似乎是人们面对少数群体的冷漠。让他们腐朽吧，他们并不在乎，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而且他们还很伪善。他们假装很震惊，实际上他们根本没那么震惊。我常常觉得，比最残忍的纳粹分子更可怕的是那些德国人，他们配合迫害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讨厌犹太人，而是因为大家都这样。
《巴黎评论》：我听到过你使用“惠特曼式的同性恋”这一短语，这个表述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
伊舍伍德：我心里想的是，两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从很多角度来看，这种生活并不像大众认可的异性婚姻那样受到很多限制。这种生活方式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尽管我觉得这种不安实在没什么必要。他们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头脑中隐隐约约有种不合逻辑的恐惧——总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他们的孩子会跳起来，跟着花衣魔笛手离开，他们生活的整个结构会被改变——他们不知道威胁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没什么威胁。
《巴黎评论》：我想问问你对福斯特的《莫瑞斯》有什么看法。这本书去年在英国的出版社出版时，受到了猛烈的批评，甚至是抨击。每个人都在批评它。
伊舍伍德：我喜欢的是这本书的激情。福斯特确实有感染力。
《巴黎评论》：比其他书更有激情吗？他总是以一种富有激情的方式说话是不是？
伊舍伍德：对，有一种巨大的、深层次的激情。但这是他第一次谈论同性恋，这是他感触很强烈的事情。他对自己一生中同性恋受到的待遇有一种强烈的愤慨。这是我喜欢的。我喜欢伟大作家带着激情写下的作品，尽管它们有时有点笨拙。我喜欢托尔斯泰言辞激烈的随笔。
《巴黎评论》：人们评价《莫瑞斯》很感性。
伊舍伍德：对，有些地方确实如此。但是，这是一种大胆的感性。这是福斯特作为一个男人的荣耀。我们不害怕所谓的色情，但是我们很害怕所谓的感性——鲁莽、轻率地表达感情。但是呢，那种感性，恰恰是我们太多人都需要练习的事情。你看过福斯特写的同性恋故事吗？这些故事快出版了。有人写信问我，我手头的故事是不是和他看过的一样。其中有一篇一样——很新的一篇，是一部充满激情和愤怒的情节剧，写得精彩极了。故事发生在从印度回来的一艘邮轮上。这篇故事很感人，很美。
《巴黎评论》：但是，也有蒙格瑞奇这样的评论家说，他“无法想象”到现在谁还会读福斯特。
伊舍伍德：福斯特永远是福斯特，肯定会有读者读福斯特。对于他这样的人物，我觉得引用托马斯·哈代对梅瑞狄斯的评价最适合：“没关系，穿过世界蒸汽腾腾的空气，他的语言远远地飞翔着，就像鲜活的语言一样。”
《巴黎评论》：是福斯特关于印度和印度宗教的写作最早让你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吗？
伊舍伍德：不，我不会说是这样的一种影响。他对我的影响纯粹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他的写作方式影响了我。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写作方式。他的漫不经心，他轻轻松松开始小说的方式，体现出某种非正式的感觉——尽管这种写作方式现在已经被视为理所应当了。他没有正襟危坐地设置场景，严肃地开始一部小说，他说：也可以从哪个人的信件开始。当时其他作家，比如威尔斯，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的，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十九世纪的痕迹比福斯特的作品重。福斯特很放松，这一点好像无比重要。而且，他说自己是一个喜剧作家，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我觉得他的风格更像杰拉德·赫德所说的“元喜剧”（metacomic）。这种喜剧既超越了喜剧，也超越了悲剧。喜剧和悲剧走到最后，都令人厌倦、枯燥无味、空洞无物，让人很不满意。
《巴黎评论》：福斯特的写作中也有很多神秘主义。
伊舍伍德：哦，当然，他很严肃。不过，当人们装模作样时，他会打击他们，但你永远不会觉得他只是在冷嘲热讽。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没有和当时的情境相匹配的情感。因此，从他的写作中，从对他的了解中，他教会了我很重要的一课。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记得西班牙内战时，我们都有点炫耀——我本来应该参加某个代表团（实际上我没去，我们后来去了中国），但是我记得我决定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在那儿。不管怎样，我当时有点炫耀，有人问：“摩根，你为什么不去西班牙呢？”他回答说：“我不敢去。”这让我们一下子就消停了。这句话太纯粹了。
《巴黎评论》：你是否很熟悉弗吉尼亚·伍尔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