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在文学批评这件事上，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现在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对立。绝对对立。当然，文学批评可能是一个陷阱，它可能摧毁创作冲动，但是酗酒、金钱或名望也能。文学批评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人类活动，而且不知何故，最枯燥、最技术性的批评可能与充分的创造力有关。伊丽莎白时代的批评都是或几乎都是技术性的：音韵批评，如何把一行诗组织起来；厨艺批评，如何做蛋糕。对艺术深感兴趣的人对“如何”二字最感兴趣。我并不是说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有价值。任何一种能让人更深入了解事物本质的批评都是好批评——马克思主义分析、弗洛伊德研究、与某个文学或社会传统的关系、某个主题的历史。但我们必须记住，没有一种单一的、正确的批评，没有完整的批评，只有不同的视角。成功的话，它们能给出不同的见解。而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一种见解可能比另一种更为人所需要。
《巴黎评论》：但是，你不觉得现在美国，很多优秀的批判性思想在一堆术语中、在不知所云的表达中丢失了吗？
沃伦：每个时代，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行话。如果行话偏离了见解，那不好。当然，很多人认为如果他们有一套专业话术，他们就掌握了真理的钥匙。而很多现代批评跑偏了，使用行话套话，变成了学术形式主义——那种错误的学术主义，它假装是非学术的。真正的学术批评是吸收某种想法，将其与其他思想结合成一种观点，而不是把它稀释成专业术语。至于专业术语，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批评家可能热衷于生成并使用一套固定的批评词汇。好吧，你不能这样使用，除非在极狭窄的范围内。这是科学主义的一个陷阱。
《巴黎评论》：你是否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发现了一些新观点？
沃伦：没有，我没有发现。我们已经有了弗洛伊德先生和马克思先生，还有……
《巴黎评论》：弗雷泽先生和《金枝》。
沃伦：是的，还有柯勒律治先生、阿诺德先生、艾略特先生、瑞恰慈先生、利维斯先生和亚里士多德先生，等等。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相互竞争的批评，现在依然有，但我没有看到新的批评，或旧有批评的新发展。这是一个仍在探索的时代。
《巴黎评论》：新批评呢？
沃伦：让我们列出一些人名吧——瑞恰慈、艾略特、泰特、布莱克默、温特斯sup/sup、布鲁克斯、利维斯（我猜）。天啊，你怎么能让这帮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没有足够大的床，也没有足够大的毯子能把他们全盖住。当兰色姆写下他那本名为《新批评》的书时，他指出了批评家中的各种报复行为，并说他不同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批评”这个术语是一个没有任何所指的术语，也可以说是一个所指太多的术语。这是一个属于历史阴谋论的术语。很多人——主要是害怕失去声望的年迈保守的教授、害怕得不到晋升的年轻导师、中庸的杂志编辑，还有零星几个被历史抛弃的批评家，他们都有一个名叫“新批评”的共同噩梦，以解释他们隐约的不安。我觉得那是他们吃错了什么东西。
《巴黎评论》：你是什么意思？阴谋吗？
沃伦：那些人全都有一个偏执的噩梦，认为有一个名叫“新批评”的阴谋，就是要跟他们个人过不去。不，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但这里面有一些是真的。其一，很多所谓的新批评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愿意对文学对象进行长时间的认真观察，但观察的方式可能大相径庭。艾略特与阿诺德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关系比他与伊沃·温特斯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而温特斯与欧文·白璧德的关系比他与瑞恰慈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布鲁克斯的种种诠释与柯勒律治的关系比其与兰色姆的关系要密切得多，等等。关于这个主题的无稽之谈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主题都多。而这些无稽之谈的很大一部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来自一种假设，即任何批评都是“正确”的批评。但是，根本就没有正确或完整的批评。
《巴黎评论》：你曾经在《新共和》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福克纳的技巧。你强调的一点是福克纳“静止瞬间”的技巧。我已经忘了你到底是怎么说的了。一种暂停，在这种暂停中，时间似乎被悬置了。
沃伦：是凝固的时刻。时间凝固。在某种程度上，福克纳本人几乎是以一种双关语的方式，用浮雕（frieze）的形象来形容这种行为凝固的时刻。这是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瞬间让事件变得坚实，通过固定它而赋予它意义。时间的流动与时间的固定相对。在福克纳的作品中，这是戏剧背后的戏剧。再看看海明威。海明威的作品里没有时间，只有瞬间本身，行动的瞬间。没有父母，也没有孩子。如果有父母，那也是远在美国某个地方签支票的祖父母，就像《永别了，武器》中的祖父。在海明威笔下，你从未见过一个小孩。你会在分娩时看到死亡，但你从未看到过一个孩子。一切都在时间进程之外。但在福克纳的笔下，总是有老人和小孩。时间在蔓延，时间是重要的，也是可怕的。那里有巨大的流动性，事物朝四面八方流走。尚未成形的时刻已经等在那里，我们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比如说，我对《喧哗与骚动》中的杰森印象最深的是，当孩子们制作和出售风筝时，他管钱，钱却落入了他自己的腰包。你还记得凯蒂把她的衬裤弄得满是泥点。一切都已经存在，只待发生。你有一种感觉，在时间中，小的变大，大的变小，时间席卷一切。这就是凝固的、抽象的瞬间与暴力的重大行动之间的平衡。这些凝固的瞬间是福克纳的游戏。海明威的游戏则完全不同。在海明威那里，根本就没有时间。他整个地置身于历史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企图否认历史，他说历史是垃圾，跟亨利·福特一样sup/sup。
我并不是要在这两位作家之间，或者说在他们对时间的特殊用法之间进行惹人反感的比较。他们都是具有强大表现力的作家。但是，你知道吗？这两位作家在时间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几乎太敷衍、太模式化了。说到成对的作家，以普鲁斯特和福克纳为例，也许有很多比较这对作家的文章，但我读得不多。涉及时间这个问题时，他们是一对奇怪但有启发的研究对象。
《巴黎评论》：你是否觉得，早期的海明威似乎有意不在小说中设置一个过高的意识中心？他笔下的人物可能具有高度的道德意义，但他们很少讨论问题，他们更喜欢暗示。
沃伦：当然，海明威偷偷摸摸地把它写进去，但他是一个有强烈意识的甚至是个哲学性的作家。当偷偷摸摸塞进来的东西或姿态奏效时，其效果非常强大。相比之下，法国小说的主人公通常主动地处理这些问题，他是自己行动的合唱团，也是念出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独白的人。十九世纪的小说也涉及这些问题。这些小说可以通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来讨论这些问题，或者从你是否要帮助一个奴隶逃跑的角度讨论，或者从一个痴迷于与以白鲸为代表的邪恶、与大自然做斗争的男人该怎么做的角度来讨论，诸如此类。
《巴黎评论》：你自己的作品似乎也有这种明确的特征。在《国王的人马》中，杰克·伯登是一个意识中心，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形象。他在作品里不是全知全能的，而是迫切地想要发现什么。他置身其中。
沃伦：伯登走到那一步是个意外。他在此书的第一个版本中只有一两句话。此书第一版是诗剧，小说是从这个版本发展而来的。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
沃伦：我不知道。伯登是一个不知名的新闻记者，是刺客童年时代的朋友，是刺杀政治家威利·斯塔克的年轻医生在行凶前说点什么的借口。两年后，当我拿起诗剧版，想把它变成一部小说时，这个不知名的新闻记者成了叙述者。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这个故事的看法比故事本身更重要。我想他之所以成为叙述者是因为他给了我写小说所需的那种兴趣。他使我有可能控制它。他既是一个旁观者，又参与其中。
《巴黎评论》：十多年来，美国一直有人说，种族问题是黑人作家的心病，可惜它在文学中没有地位。但是，黑人作家怎么能避免种族问题呢？
沃伦：当你都无法找到一位能避免种族问题的南方白人作家时，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南方黑人不写种族问题呢？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写。
《巴黎评论》：我必须说，通常是北方白人在表达不同意见，只不过有几个黑人受到诱惑而已。他们这么做通常是基于审美考虑。
沃伦：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历史因素，在我看来，它们对这个一般性问题很重要。现在写为抗议而抗议的东西的黑人给我的感觉是不合时宜的。“为抗议而抗议”否认了生命的质地。问题是要让种族意识全方位融入生活。我并不是在暗示没有什么可抗议的，但除了适当的政治、社会学和新闻关切之外，问题在于我们应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看待抗议。种族问题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既然它存在于美国——它成了各种问题的总象征。它们都汇入其中，又从中流出。谢天谢地。它给生活带来了一点多样性。同时，它也宣告了生命的统一。你知道有一种人，他们会摆出一副嘴脸，大谈“解决”种族问题之道。那么，当你听到“解决性欲问题”这句话时，你也会遇到同样的人和同样的表情。这也许是个不恰当的类比，但也算是一种类比吧。从根本上说，问题不在于“解决”“种族问题”或“性欲问题”。你不能解决它，你只能经历它、领会它。
《巴黎评论》：也许这就是威廉·詹姆斯所谓“战争的道德等价物”sup/sup的另一个版本。你争论，并尽量让争论清晰，让人类的复杂性一览无余。
沃伦：我想说的是这个。几年前，我和一些思想正确的朋友坐在一个房间里，他们认为每一个答案都要从书的后面去找——在a种情况下采取a种态度，在b种情况下采取b种态度，按该死的字母表顺序以此类推。发展到后来，他们想要一个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所有人都一模一样的世界。他们想要一个生产人脸和人的态度的流水线，他们想要每个客厅的桌子上都摆着同样的书。
《巴黎评论》：见鬼，谁会想要这样一个世界？
沃伦：首先，“思想正确者们”想要。我不想要那样的世界。我想要的是多样性和多元化，还有欣赏，在某种公正和体面的情境下的欣赏，还想要行为和个人生活中的选择自由。我想要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最大限度的机会去发现自己的才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发现最完整的自我，并通过这样做学会尊重其他人。人类因差异而有趣。问题在于你如何看待这些差异。我并不赞成差异本身，但是你就让这个世界活出差异，活出自己，活出精彩，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我对于企图通过立法来消除差异的做法深有感触。这与试图通过立法来规定差异一样，都是暴政。这也适用于健康与不健康、犯罪与非犯罪之间的任何差异。此外，你不能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的未来进行立法。不能靠立法来决定我们曾孙辈的感受和行为。你也不能立法规定美德。美国自由主义的一大半悲剧就在于试图为美德立法。你不能立法规定美德。你只需努力创造有利于美德成长的条件。但是，这永远不会让美德恶霸们满意，也不会让美德的拥趸们满意。他们感兴趣的是流水线式的美德戳印，是书后面的态度a，而不是为正义和体面创造条件，让人类的欣赏力能够得以发挥。听着，我给你讲个故事。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和那里很多人一样，我也是靠着去看当地的谋杀案审判来消磨下午的时间。有一起案件是一名老年黑人男子枪杀了一名年轻黑人妇女，因为她对他的宝贝女儿说了些难听的话。他用十二号口径双管猎枪在八英尺sup/sup的范围内射杀了受害者，当时受害者正在掷骰子赌博。有十几个目击者目睹了这次事件。而且，他在房子门外的一个树桩上坐了半个小时后才动手。他等着，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输给了这位受害者六美元，这位朋友要求老人先不要动手，等他有机会把钱赢回来再说。当这位朋友拿回六美元后，老人才开枪。他完全不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他非常仔细地解释了这一切，以及他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他爱他的宝贝女儿，他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他不认罪，他会被审判并被定罪——他们不可能不定罪——他就会被判处死刑。相反，如果他承认犯有过失杀人罪，他会被从轻发落。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说他没有犯任何罪。整个镇子的人都卷进了这件案子。好吧，最后他们终于让他屈服了。他认了罪，被轻判。每个人都很高兴，当然——他们没有卡在某事之上，他们感觉良好，品德高尚。但他们也感到很难过，他们失去了一些东西，一些他们大家珍惜的东西。我曾想过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部小说，但我没有这样做，它太完整了，作为事实，它太自洽了。接着说回那个老人。人们花了三天时间才让他屈服，而当他屈服后，他就什么都不是了。现在我们不赞成他的作为——社会学家称之为“身份凶杀”（statushomicide），那是最糟糕的一种凶杀，比为了利益杀人更糟糕，因为身份凶杀是非理性的，它毫无道理，它是低社会阶层的标志。但是，正因为身份凶杀是低社会阶层的标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位老人为保持尊严而进行的三天斗争呢？难道我们要因为“他们”的底层生活方式而否认这种尊严的价值？
《巴黎评论》：那么，你是否觉得，从悲惨经历出发创作严肃小说的一大障碍，就是假定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
沃伦：一旦你开始像这样说明美德，你最好还是别写小说，去干点别的吧，比如说青少年工作，或者加入一个委员会。作为一个作家，你的任务不是诠释美德，而是展现一个人如何走向美德——或者远离美德。
《巴黎评论》：马尔罗说：“人们不能以认罪的形式揭示人类的奥秘。”
沃伦：也不能以指控的形式。
《巴黎评论》：那魔鬼的代言人呢？
沃伦：他可以有一个角色，他可以是乔纳森·斯威夫特，或者其他什么人。
《巴黎评论》：我想知道，当这些思想正确的人面对一个象征着下等人的比方说黑人时，却发现他原来是一个人渣，他们会有什么感觉？他们会怎么做——开个会来决定如何对待他？
沃伦：他们肯定有麻烦了。
《巴黎评论》：还是这种人，在有黑人参与的场合，比如白人黑脸歌舞滑稽演出时，他们不得不先问问自己是否能发笑。整个纯美国式幽默和一些优秀歌曲就在那种混乱中全丢失了。
沃伦：但你不得不承认，要厘清那些带有象征意义的指控实在是太难了。有时，象征性指控太沉重了，你很难挖掘出其中的真正价值。我想，如果语境合适，你总是可以的。但该死的是，很多人都看不明白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巴黎评论》：这就像《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问题。
沃伦：是的，人们压制该剧，是因为它可能冒犯了犹太人。还有《雾都孤儿》。好吧，象征性指控只能从其自身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来考虑和看待。事实上，这种象征性指控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一切关系中，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它们被强化和特殊化了。很难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在没有一些隐含的冒犯的情况下讲故事。例如，连环漫画《亚比拿奇遇记》sup/sup一定会让某些所谓“阿巴拉契亚白人”感到自卑和羞辱。这些事情有程度高低之分，也有区别之处。语境就是一切。还有一颗相对纯净的心，相对纯洁。如果你有一颗绝对纯洁的心，你根本就不会干写作这个行当。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有可写的东西，我们能写些什么。你能把什么说出来。你的内心和你的耳朵听到了什么声音。
（原载《巴黎评论》第六期，一九五七年春/夏季号）
本访谈与《巴黎评论》第八期所载拉尔夫·埃里森访谈具有内在联系。——原注（拉尔夫·埃里森访谈全文中译本见《巴黎评论·作家访谈6》。——编者注）
罗德奖学金是英国矿业大亨罗德在1902年设立的奖学金，为全世界精英学生前往牛津大学深造之用，是全球最难申请的奖学金之一。
私立大学，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horatiusatthebridge，英国诗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发表于1842年的一首长诗。豪拉提乌斯是古罗马的独眼英雄。
此处沃伦记忆有误，原诗标题应为《他们如何将好消息从根特带到艾克斯》(howtheybroughtthegoodnewsfromghenttoaix)，是罗伯特·勃朗宁讲述骑手送信经历的一首长诗。
lycidas，约翰·弥尔顿创作于1637年的一首田园挽歌。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thomasbuckle，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著有《文明史》一书（未完成），被誉为“科学史之父”。
约翰·洛斯洛普·莫特利（johnlothropmotley，1814—1877），美国作家、外交家。三卷本《荷兰共和国的崛起》是其最著名的作品，另著有四卷本《荷兰史》。
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h.prescott，1796—1859），美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墨西哥征服史》《秘鲁征服史》等。
全名为《俄勒冈小径：大草原与落基山脉生活速写》，是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出版于1849年的一本游记。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eliotmorison，1887—1976），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曾凭借传记作品《哥伦布传》《一位水手的传记》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c.范恩·伍德沃德（c.vannwoodward，1908—1999），美国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美国南部和种族关系。
布鲁斯·卡顿（brucecatton，1899—1978），美国作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南北战争。1916年，卡顿就读于欧柏林学院，由于“一战”爆发，他没有拿到学位就辍学参军了。退役后，卡顿曾两次试图完成学业，都因工作而未能如愿。1956年，欧柏林学院授予他荣誉学位。
完整书名应为《美国与欧洲》(americaandeurope)。
斯科普斯审判（thescopestrial），俗称“猴子审判”（monkeytrial）。1925年7月，美国田纳西州高中教师斯科普斯被指控违反了该州的《巴特勒法案》，该法案规定教师在任何由州政府资助的学校教授人类进化论均属非法。案件在田纳西州代顿市审理，斯科普斯被判有罪，罚款一百美元，但判决因技术问题被推翻。这场审判在当年轰动全美。
约翰·福特（johnford，1586—约1639），英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为悲剧《可惜她是个娼妇》。
约翰·韦伯斯特（johnwebster，约1578—约1632），英国剧作家，以悲剧《白魔鬼》和《马尔菲公爵夫人》闻名。
逃逸派诗人（thefugitivepoets），由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群诗人和文学家组成，他们在1922年至1925年期间出版了一本名为《逃逸者》的文学杂志，该团体由此得名。
约翰·克罗·兰色姆（johncroweransom，1888—1974），美国教育家、文学评论家、诗人、散文家和编辑。他被认为是新批评派文学批评的创始人。
梅里尔·摩尔（merrillmoore，1903—1957），美国诗人、精神病医师，著有诗集《时代的噪音》等。
全名为《我将坚持我的立场：南方与农业传统》，是一本专题论文集，收录了包括沃伦在内的十二位南方“重农学派”作家的文章。他们表达了捍卫个人主义的理念，反对北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对南方的侵蚀，留恋农业社会、往昔的田园生活和古老的传统美德。此书引发了关于历史、文学、种族、性别和地区认同的争论。
博尚-夏普惨案，又称肯塔基悲剧，是1825年11月7日美国肯塔基州青年律师杰里波安·o.博尚谋杀新任州众议员所罗门·p.夏普的案件。青年女子安娜·库克于1820年声称死产的私生子是夏普所生，但被夏普否认。库克后来接受博尚的追求，并在同意结婚时要求他杀死夏普维护名节。两人于1824成婚，婚后不到一年半，博尚前往州府法兰克福，在夏普家中将其杀害。
瑞德（red）是亲友们对罗伯特·潘·沃伦的昵称，因为他拥有一头红发。
《忽必烈汗》(kublakhan)是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一首诗。根据柯勒律治自己写的序，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他读了一部描写忽必烈时代元上都的作品后，晚上吸食鸦片后做的梦。
纳尔逊·阿尔格伦（nelsonalgren，1909—1981），美国作家，代表作有短篇集《霓虹荒野》、长篇小说《金臂人》等。
奈特（lionelcharlesknights，1906—1997），英国文学评论家、莎士比亚研究权威。
伊沃·温特斯（yvorwinters，1900—1968），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著有诗学论著《为理性辩护》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国内就美国是否应该介入战争发生过争论。汽车大亨亨利·福特在1916年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采访时称“历史是垃圾”，为自己的不干涉信念辩护。
《战争的道德等价物》是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于1906年在斯坦福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1910年出版单行本。詹姆斯在其中主要讨论如何在没有战争或可信威胁的情况下维持政治团结和公民美德。
一英尺约合0.3米。
或译《丛林小子》，是由美国漫画家艾尔·凯普于1930年代开始连载的一部讽刺漫画，1977年完结。主人公亚比拿是一个生活在虚构美国山区小镇道格派奇的淳朴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