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亥：受到了。我还受到英国和德国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奥登、艾略特、埃尔莎·拉斯克—许勒（elselasker-schüler），在某个时间点上还有里尔克。我觉得，他们能用他们语言做的，我也能用希伯来语做。就像我那个团体中其他人一样，我摈弃了阿尔特曼、格林伯格、希隆斯基等作家的美学观，他们写作带着一种很受马雅可夫斯基、布洛克及法国诗人影响的感伤。我还摈弃那种典型的浪漫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感伤，这种东西当时很受欢迎，受的是艾吕雅这类诗人的影响。我发现其乐感、其修辞、其“面包和酒”的形象，有着某种虚假的东西，这都是那种拳头向共产主义举起的朴实农民或普通人的形象——我觉得是一种虚伪的感伤。当然，希伯来诗歌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我们经验到的是一种面向现代主义的自由落体，恰逢犹太国始建之时。这已经超过了希伯来语的转折点了——这是一个剧变的时期。除了《圣经》和祷文的语言之外，我还在我的诗歌中，学习和运用了中世纪的希伯来诗歌——其形式和语言。希伯来诗人在“黄金时期”都受到阿拉伯诗歌的很大影响，特别是西班牙南部的影响，那时，犹太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是公开融合在一起的。

《巴黎评论》：你第一本书得到的反应如何？

阿米亥：基本上是遭到攻击。一家报纸事实上攻击了一位称赞该书的年轻批评家。我的风格，我的技巧，令大多数批评家动怒——攻击我使用口语，攻击我尝试没人尝试过的技巧。但过了一年左右，两年之内吧，突然都谈起我来，我居然“流行”起来。我的第二本书一九五八年出版，几乎立刻就卖了四千本，在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可算是某种畅销书了。我三十四岁，但我的读者来自各年龄层次——一直都是这样。这本书的出版社与一家基布兹有关，当时是很左翼的。我把第三本诗集也交给了这家出版社——但他们的选择是不出版，尽管之前他们出版的那本书是畅销书，而且他们也说很喜欢我的这些诗。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出版过你的一本书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已经出了我的，就该轮到别人了。因此我找了另一家出版社，名叫舒肯（schocken）——其实是他们找我的。我想，他们是以色列最老的一家出版社，很小，但很好。它原先是一家德国出版社——出版卡夫卡和阿格农（agnon）的首家以色列出版社——这家小文学出版社，延续了吸收与出版社有联系的作家的伟大传统。我的第三本诗集一九六二年出版，其中有一半内容包含了头两本书，另一半的内容都是新诗。其实这是我的首部选集，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二年。该书一定有五百首诗，依然没有绝版，还是卖得很好——已经卖掉了五万多册。

《巴黎评论》：你还写过散文和小说。

阿米亥：是的。五十年代中期，我跟我第一位妻子去美国后，写了两篇散文，某种印象式的东西。第一篇的标题是，《奥登在y市朗诵诗》，写的是在九十二号大街青少年夏令营纽约市诗歌中心听奥登朗诵并在朗诵后与之简单会面的印象。然后，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又见面了，成了朋友。我对迪兰·托马斯也很感兴趣。他的诗歌并未影响我的诗歌，但我爱他的诗。因此，我们在从美国回以色列的路途中，经过了威尔士，我专门去迪兰·托马斯生活过的威尔士南部拜访。我拜访了他母亲，以及他工作过的房舍——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房舍开着门，地板上就摊着手稿，无人料理。我过于天真，关于此事什么都没做。我跟他母亲聊天，那是一次极为动人的体验。我回以色列后，为一份报纸，就拜访迪兰·托马斯出生地一事，写了一篇文章，一位编辑说，你干吗不写短篇小说呢？于是我就开始写短篇小说了，顺带也写诗。一九五九年，我发表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大约这个时候，我还开始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用希伯来语写就，有六百页。译成英文约有八百多页。一九六二年出版，与我第三本诗集同时出版。哈珀出版社在六十年代早期，在美国出版了这部长篇——事实上，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英文书。但我为了翻译而不得不几乎将该书减半——也许当时要翻译整本东西，价格太昂贵了吧。

《巴黎评论》：这段时期的作品产量是惊人的。你是否停止教学，投身全天候写作了呢？

阿米亥：绝非如此。我教书期间，就在写这各种东西——我从希伯来大学拿到学士学位的五十年代，全职教小孩。凡是教过小孩的人，都知道这种工作是怎么回事。我教的是“问题”孩子，难教的孩子，别人都不想教的孩子。我实际上很善于教，我似乎很能帮助这些孩子，但工作很辛苦。我真的不知道我与此同时是怎么写诗、写短篇和长篇小说的。真的不知道。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什么时候以英文翻译出现的呢？

阿米亥：六十年代早期。两个以色列诗人——邓尼斯·希尔克（dennissilk）和哈罗德·西梅尔（haroldschimmel）——开始非常成功，也相当奇妙地把我的一些诗译成英文，在以色列的杂志上发表。希伯来大学有几个人也开始翻译我。在六十年代的英格兰，特德·休斯和丹尼尔·威斯伯特在为其《现代诗歌翻译》杂志第一期寻找诗歌时，碰巧看到发表了我两三首诗的一个杂志。他们与我联系，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现代诗歌翻译》杂志第一期上，收了我这几首，同时收入的还有波帕（popa）、赫伯特（herbert）和沃兹涅辛斯基等诗人。该杂志在英格兰引起很大注意，因为特德·休斯和丹尼尔·威斯伯特（danielweissbort）的勃发精力。其实是因为特德·休斯让我进入了这个轨道。通过他，我在一九六六年受吉安·卡洛·门罗蒂（giancarlomenottito）的邀请，参加了意大利的斯波莱托国际艺术节。这是当时最时髦的国际节——戏剧、音乐、国际先锋的最佳一切。因此，我继《现代诗歌翻译》之后的首次国际亮相，是在斯波莱托，我在那儿与奥登、埃兹拉·庞德、艾伦·金斯堡、翁加雷蒂、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herbert）、休斯等人同台朗诵。接着，一年之后，又邀请我去斯波莱托，以及一个伟大的国际诗歌节，即特德·休斯和其他人在伦敦主办的一个节。办得很盛大——到处都有很多钱——来的人有奥克塔维奥·帕斯、奥登、庞德、罗伯特·格雷夫斯、阿尔维蒂、沃兹涅辛斯基，以及聂鲁达。突然一来，我发现我见到的和一起朗诵的都是我多年来欣赏的诗人。

《巴黎评论》：你的作家朋友多吗？

阿米亥：我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跟特拉维夫相比，一点都不艺术。特拉维夫是一个鲜活的城市，非常活跃，文学、戏剧、新闻、出版、绘画、摄影、电影等方面的活动都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环境封闭，艺术活动很少，我就是因此才住在那里的。我在那儿深居简出，跟大家一样——我不在任何文学咖啡馆逗留，因为其实没有这种咖啡馆。我认为，诗人交朋友，是很自然的，但我也认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诗人很难保持友谊长活不衰——例如，我一向觉得，两个诗人若结婚，这婚姻几乎是不可能的。不，我个人认为，诗人跟用其语言写作或生活于其地的诗人，是很难结成真正友谊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带着这个想法长大的——我想，这种想法受着济慈和雪莱、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人之间那种神秘的浪漫主义关系的滋养——这个想法就是，诗人才会成为密友。不过，对我来说，跟诗人交朋友很难，因为诗人非常自我，而且妒心很重。我不认为我有一个用希伯来语写作的朋友是诗人，是我能算作最亲密、最好的朋友的。我认为，作家，特别是用同一种语言写作的作家，实际上与其是朋友，不如说是同行——就像外科医生中的外科医生。说好点，是一种专业关系，却是那种充满敌意的关系。最好避免这种关系，远离这种关系。我的作家密友——如特德·休斯——从性情上来说，也基本上都是各顾各的。休斯从不需要伦敦的文学、艺术场，而我敢肯定，有不少人由于嫉妒或其他原因不喜欢他。我有其他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以别的语言写作，我跟他们交往很开心——如德国的克里斯托弗·默克尔（christophmeckel）、斯坦利·莫斯（stanleymoss）和菲利普·舒尔茨（philipschultz）。我在以色列最亲密的密友，大多是跟科学有关的人——一个地质学家、一个生物学家——可能是因为我对物理科学抱有大敬和大爱。

《巴黎评论》：我们谈谈你的诗歌、你对诗歌的看法吧。你写诗时，有任何初始的想象关切吗？

阿米亥：对我来说，写作中最重要的维度是时间。时间完全是相对的、相关的。我喜欢用来描述我对时间感觉的那个词是“比较时间”，是“比较文学”的一语双关。时间对我来说，具有想象的比较性和持续性。我唤起记忆，有着一种几乎身体上的感觉。我可以拾起我生命中的任何一点，就能从身体上立刻抵达那里，但只是在情感的意义上。我很容易地就走捷径，回到我的童年、青少年、我经历的几次战争。这实际上是一种很犹太的时间感，来自《塔木德》，其中有句话说，《圣经》中没有迟早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所有事件——都是现在，过去和未来都在现在汇集，特别是在语言中汇集。这对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语言来说也是如此。在希伯来语中，这种语言不像英语或德语，甚至也不像拉丁罗曼语系的语言，没有复杂的时态和语气结构，所有那些我在学校学习觉得非常麻烦的结构都没有，如将来现在时、将来过去时、过去完成时等，如“我本来应该”（“ishouldhavebeen”）或“你明天会已经做了什么”（“whatwillyouhavedonetomorrow？”）等这类结构。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大多数时态围绕的都是现在——你可以很容易地从现在时变到过去时，或从现在时变到将来时。有时似乎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圣经》文本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未来时常用来描绘过去发生的事。把过去和未来带入现在的这种感觉，确定了我的时间感——这在我本人和我的诗歌中非常强烈。

《巴黎评论》：你的诗歌也熔铸了一种锐敏的历史意识，既是公共的，也是个人的。

阿米亥：是的。重大事件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看重大事件——形象、记忆等——几乎是从身体意义上看，如小徽章、偶像、物体等，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描述、描写，其自身的代码。而其中的每一样东西，无论是在哪儿发生，都在另一样东西旁边或之上，想象地强加或叠置。因此，如果我是在纽约的但丁咖啡馆写诗——我在纽约逗留的几次，在那儿写过几首——我也同时在写其他地方、其他时间。在纽约的但丁咖啡馆，想着我身边的纽约，想着我二十年前吻过你的特拉维夫附近的柑橘果园。这就是我思想在时空中穿越诗歌的方式。而我的时间感也与我的历史感连接起来。我认为这对大家来说都是如此。我认为这对犹太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历史感才真正地使他们长活不衰。我试图在个人历史和我周围的历史之间，创造某种平等，因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在隐喻集中的时光。例如，如果要我说，我还记得一九四〇年逾越节时，我父亲坐在桌边，听这个，听那个，那么，一提逾越节，我就调动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旅的全部历史，以及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对逾越节特定的庆祝。通过折叠内容和语言本身，全部的复数历史，都能含在语言之中——例如，我可以切换至《圣经》的希伯来语，来描述特定的、个人的逾越节记忆，那它这时就带上了不同的历史意义。这给了我在语言本身中巨大的时空范围。但我也有仇恨历史的一面——这是我的政治的一面、人文主义的一面。历史，我的个人历史和集体历史中，有太多的东西牵涉战争，而我是仇恨战争的。因此我仇恨历史。我经历了、我这一代人也经历了令人痛苦的历史的种种失望。我这么说不仅带着讽刺，而且带着一种更强烈的感觉。我这一代人——其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从理想上来讲，都非常左翼——不需要戈尔巴乔夫来向我们解释某种历史思维的暴力。我还记得斯大林真相出笼时的情景。我也见过右翼思维的暴力。我常说，我自认为是一个“后愤世嫉俗的人文主义者”。也许，在如此之多的恐怖之后，在如此之多的理想被粉碎之后的现在，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既然我们现在都浑身铠甲，能够抵挡失望。我认为，我的对历史和上帝的感知是非常犹太人的，即使我反对历史、反对上帝。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诗有时在教会学校讲授。跟上帝斗，冲着上帝大声吼叫，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犹太想法。

《巴黎评论》：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世界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部分，你的政治是什么？

阿米亥：因为，还是个孩子时，我就远离政治，我父母要我远离政治，我从未被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思维所吸引。我总是抱着这样一种深刻的感觉，认为我有我的世界，我外面有个世界，我得接受它，即使它并非总是美好。但我保持我自己的内部世界，我从很小起就意识到这个世界。这并不妨碍我在后来的岁月中变得相当左翼，但这种政治总是主要基于个人政治，而非“党派”政治。我从未加入任何政党。我认为，我是从我父亲那儿继承的这种感受。尽管他笃信宗教，他也从未加入一个宗教派别。凡是任何靠意识形态为生的人，包括拉比，他都总是加以怀疑。我继承了他对意识形态的怀疑。他相信宗教必须是非常隐私的，非常个人的。因此，从我个人来说，我相信，当某人因为某种理想而成了一个行政人员——你别弄错，社会必须有这样的人，我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就会变成某种政委，肯定会失去他的理想感。因此，我一向总是怀疑官方的政党，并总是远离之，尽管经常有人请我加入。我总是加以拒绝。我的政治非常植根于人文主义的语境，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基于人民中的最大正义和平等原则。当然，我总是意识到，人们并非一出生就具有同样的天资和能力，但我相信，一种社会制度非得为所有人把机会和自由最大化才行。

《巴黎评论》：是否经常有人要你对政治事件作出评论？

阿米亥：有的，有人要求我作为作家，作出政治声明，而我有时也同其他作家共事，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来这么做。我还写过几首政治上很直接的诗，作为对特定政治事件的回应，但我不收进我的书中，因为实际上，我认为这些诗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标语。我总是公开大声疾呼，要求和平，但我充分地意识到，作家对和平的感觉，并没有那么重要。经常的情况是，作家想要相信，他们具有自己并不具有的力量，更糟的是，作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们宣布，自己反对这，支持那，但我从来不想成为那种卷入政党的知识分子，就像君特·格拉斯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所做的那样。我总是充分地意识到，如果你在某个时间点进入政治，你就得跟恶人做交易。因为政治牵涉到钱，政治就是肮脏的交易——你就得变脏。我从来不喜欢在有组织的政治语境下，行使充当纯粹的先知的角色。

《巴黎评论》：你是和平主义者吗？

阿米亥：一般来说是的——但我的和平主义不极端，也不绝对。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是不会为了创建一个国家打仗，也不会为了保护这个国家打仗的。我在纳粹方面，总是看到这种和平主义——对我来说，它在某一点上引向了默许、引向了邪恶，但我绝对相信非暴力原则。我相信，人必须极力避免暴力。必须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发生。我们应该找到防止进一步战争发生的方法。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关键所在。我经历了如此之多浪漫政治理想的背叛——我现在所相信的主要的事，就是尽可能地防止战争。

《巴黎评论》：你是否因你的立场而被孤立？

阿米亥：我的立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立场，根本不是。这在以色列是按世俗人文主义来确定并在政治上被认可的一个立场。在以色列社会成为一个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政治的东西。但我必须强调，我知道我生活的空间不是空的——其中还有其他方面。我不像如此之多的西方思想家，想通过某种方式，免除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暴力，因为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因此涉及暴力时，可以降低其道德标准。我认为这种思维是种族主义的。我对阿拉伯人从未有过任何种族方面的感觉，但某些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却是反对犹太人的一个悠久而恐怖传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穆斯林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我对此有充分的意识。我对此不抱幻想。但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与阿拉伯人交谈——也就是那些跟我们一样，处于原教旨主义者暴力威胁之下的阿拉伯人。我非常害怕，这些因意识形态或种族原因而致力于暴力的人开始掌握一个社会时，社会裂变成暴力。这不仅在中东发生，也在全世界发生。我害怕人们以正确的思想的名义，用绝对的语汇说话，无论这些人是谁。

《巴黎评论》：你的政治和你的诗歌有何关系？

阿米亥：首先，任何阅读过我诗歌的人，永远也不会抵达原教旨主义、绝对主义的思维。如果有人被我的诗歌吸引，他或她就会被我反对暴力的所有隐喻背景而吸引。处理政治现实，是我们为了作为正常人幸存而需要做的事。你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认可政治现实。有一句古老的犹太格言说：如果你碰见魔鬼，那就带他去犹太教堂。要试图把邪恶的政治带入你自身，以便在想象中去影响它——给它一种人的形体。这就是我对政治的态度。我常说，所有诗歌都是政治的。这是因为，真正的诗歌，都是处理人对现实的反应，而政治是现实的一个部分，是正在构成中的历史。即使诗人写的是坐在玻璃房中喝茶，它反映的也是政治。

《巴黎评论》：你是否觉得，你对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之感——你的啮合之感——是植根于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之中的？

阿米亥：是的。事实上，有些人，有些诗人，我在全世界都见到这些人，很嫉妒我的政治现实。这与以色列的特定政治没有关系，但与嫉妒我的情况有关——我可以是一个深度卷入、深度啮合的作家，因为我不主动寻求啮合。我在政治上啮合，因为在以色列，人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承受着政治压力和存在的紧张。而这是真的——我无法想象有人不与政治发生啮合。政治是正在构成之中的历史。我一向都感到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它庞大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我曾试图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感觉结合进我的诗歌。我从某种方式来说，就像以色列国——我有一首诗中说：“我年轻时，国家也很年轻。”这个国家还未创建，我就已经在以色列了，我还参加了它的几次战争，经历了一切之后，我还依然活着，意识到已经发生过的事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从一九三五年起，一九四〇年——我最后的五十到五十五年的历史，能与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相比拟。两百年的战争、变化、移民、一代代人等，都浓缩进了一生。这就是我置身其间写作而承受的那种压力。我常常问自己，假如不是因为这所有的压力——比如，假如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我是否还会写诗。我的个人历史适逢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一向都是同一种历史。

《巴黎评论》：你不觉得这一切很累人吗？你的生活被政治化了，你对此不心怀怨恨吗？

阿米亥：不，一点也不。作为一个诗人，我并没有因为所有这些政治压力，这些政治现实而感到筋疲力尽，因为我经历这一切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我自己。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我就是因此而能写我自己经历的诗。我并不是自我意识到我是个诗人，而自愿参加犹太部队或突击队在我们的战争中作战。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是一个诗人，你必须成为士兵、成为犯罪分子，为了体验生活。我一向都有足够的生活体验。我做了我做的，因为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我不得不做。我全神贯注的是要清理爱情和战争。我就像某个在大街上走路的人，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这人要么倒在地上，要么快走几步，来抗衡倒下的影响。诗歌就像快走几步，以抗衡倒下的影响。我心里想着爱情，与此同时，历史却充满恒久的危险、谋杀的消息、大屠杀的消息。这就是我写进诗歌的内容。与埃及签订了和平条约时，一个美国记者问我，既然我的诗歌写了那么多的战争，关于现在我还想写什么。我回答他说，如果和平的唯一牺牲是我的诗歌，我宁可很高兴地停止写作。但当然，和平并不存在，我的生命中也没有足够的战争压力和私人压力，来创造诗歌。与那些相信历史已走到尽头的人完全相反，我并不认为如此。

《巴黎评论》：你对巴勒斯坦国的感觉如何？

阿米亥：从政治上来说，我与之结盟的人，都相信领土妥协，创建巴勒斯坦国，与约旦形成联邦。我相信，经历了四十年位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打击清单中最高处之后，以色列有权十分谨慎。但我也相信，我们不应在那些领土中。尽管我们没有侵略生活在那儿的人——我们在一九六七年被打击后，他们被征服——我们不应统治不想要我们统治的人。我不认为以色列人应该统治不想受以色列人统治的阿拉伯人。无论有何种辩解，我都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个立场既不左翼，也不右翼——我认为，它比政治更为道德。我当然在很深的程度上，关心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的事。我不像西方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我不因暴力是非洲人、亚洲人、印度人造成的就免除暴力。我对阿拉伯人现在没有偏见，也从来不抱偏见。我不认为跟阿拉伯人的问题是种族问题，正如我不认为英格兰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是种族战争一样。我们是敌人，但我们成为敌人是有原因的，种族主义不是原因之一——肯定不是合理的原因。当然，领土上的阿拉伯人，特别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其实是处于最糟的境地。你可以把他们的情况，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所经历的做个比较，那时，日本人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忠诚想必都是多重的——我不怪他们，根本不怪。所有这一切逼着人要达到某种妥协，让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知道两个世界的冲突，但冲突不可能只由想要和平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来解决。别忘了，我们正处于跟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交战状态。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小心谨慎进行的过程。

《巴黎评论》：海湾战争是否影响了你的思维？

阿米亥：海湾危机基本上改变了我对在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之间达成某种对话可能性的态度。不过，战争使我更加怀疑巴解组织的真正目标。他们准备与那些答应要“烧死”以色列的人结盟，正如过去的巴勒斯坦人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结盟，后来又与埃及的纳赛尔结盟一样。

《巴黎评论》：还是更明确点吧，回到你的诗歌策略上来。你的诗含有一种永动感，在不同经历和现实的领域出出进进。这是你美学的中心信条吗？

阿米亥：是的。作为诗人，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行者——我在一首长诗中，直接表达了这种感觉，即《最后一个土德拉的本杰明之旅》。第一个土德拉的本杰明，是伟大的中世纪犹太行者，他在十二世纪后半叶穿越了黎凡特和中东，为的是寻找失落的犹太部落，经过了中东，甚至到了也门。第二个行者是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作家门德尔·莫克尔·赛弗里姆（mendelemokherseforim）。本杰明第二很滑稽，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傻瓜，他出行前往圣地。我认为，当你是诗人时，你得忘掉你是诗人——真正的诗人不会让人去注意他是诗人这个事实。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道理，就在于要写诗，而不是打广告，说你是诗人。

《巴黎评论》：然而，尽管你的主题很严肃，你还是一个深具讽刺的诗人。你怎么把讽刺安在这幅图画里呢？

阿米亥：讽刺是我诗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讽刺对我来说，是一种清污材料。我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种幽默感和讽刺感。他总是使用幽默和讽刺，作为一种澄清、清理、打扫周围世界的方式。讽刺是一种聚焦、不聚焦、再聚焦的方式——总是想看到另一面。我就是这么看的，我就是这么想、这么感觉的，我就是这么生活的——聚焦、再聚焦，把不同的、移动的、变动的透视点加以并列。

《巴黎评论》：你认识以色列籍阿拉伯诗人和巴勒斯坦诗人，还翻译过他们的作品。你是否在他们的诗歌和希伯来诗歌之间看出相似之处呢？

阿米亥：基本上来说是的。我认为以色列籍阿拉伯诗人和巴勒斯坦诗人，都试图在他们的传统中，做以色列诗人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中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某种方式上讲，我们在共同场域中工作——不仅实际上是在同样的现实中，同样的风景中，而且是作为诗人，在同样的精神场域中。令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巴勒斯坦诗歌。穆罕默德·达尔维什（mahmouddarwish）、塞米赫·阿尔卡西姆（samihal-qasim）这样的诗人，是很强大的诗人，能把传统和现代形式，以及技巧和语言，与政治主题结合起来。我和穆罕默德·达尔维什在好几次国际活动中同台朗诵。尽管我不太接受他作为政治人物在巴解组织扮演的角色，但我很尊敬他、佩服作为诗人的他。就我所知，他对我也是如此看。我敢肯定，他并不同意我的很多政治观点，尽管我在政治上并非直言不讳的。我更多的是一个讲道义的诗人，处理政治现实，而不是根据政治语境来写的诗人。但我不抱幻想。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上被撕裂的社会中，诗人很难互相交流。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跟我说，医生也是如此。例如，他在国际会议上碰到叙利亚的医生，在医生这个层面上，一切都很诚恳，一切都很亲善，但这是一种幻象，因为最终政治还是会闯入。在某个时间点上，以色列和叙利亚都得回到本国的政治现实上来，无论做什么交换，都是短暂的。这对阿拉伯诗人和希伯来诗人、犹太诗人、阿拉伯医生和教师来说都是如此。在专业层面上进行交换是有帮助的，但在政治层面上——在真正的政治效果方面——结果都是幻觉。

《巴黎评论》：你读很多诗吗？

阿米亥：我大部分只读诗，读很多诗，不时也读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我年轻一点时，更爱看小说。我也读报纸和杂志。以色列的一些报纸相当不错，文化和政治评述等版面非常好。

《巴黎评论》：你看批评理论吗？哲学？神学？

阿米亥：不看，从来不看。我不会让一个年轻作家去读理论，但我也从未感到，理论对我有什么用。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大幅度地翻译成了英文。你对作品的译文怎么看？

阿米亥：说实在的，我对这一切都很放心。我四次造访美国，去那儿教书，我还被邀请到全美朗诵诗歌。我朗诵时，朗诵的是我的译文，但我的规矩是，我总是要用希伯来语朗诵两三首已被翻译的诗。有意思的是，我读的译诗，总是离我而去，远离了我的自身。有时，我朗诵这些诗时，感到了一种惊异，就好像在听录音机上录制的我的声音——起先，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声音。有时，该诗完全分离，成了一首用英文写成的诗，在我听来，就像一首用英文写就、自身就能发挥作用的诗，仿佛是一首别人写的诗。我不是那种老是抱怨诗歌翻译后丢失了什么的人。首先，如果我认为一首诗翻译后丢失得太多，那我就不会让人翻译了。我觉得诗人说诗歌不能翻译，这是很虚伪的。诗歌当然能够翻译——只是不是全部翻译。但我的译者都小心地选择能够翻译得最好的诗。我有一些押韵、有音步的诗，深度地基于复杂多层的希伯来语，这些都未被翻译。如果翻译时有什么弄丢了，那就弄丢了。但同时也取得了增益。

《巴黎评论》：你经常被人归类为“爱情诗人”……

阿米亥：是的。或“耶路撒冷诗人”。我讨厌这一点。“爱情诗人”——好像我特别专精爱情似的，这使我听起来像个拉皮条的！把我自己归类为诗人的概念，都让我感到恶心——我的现实涉及我周围、我内心的那么多东西。但人们——学者、记者——都喜欢归类，因为这样做容易得多。以色列有一个作家，名叫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appelfeld），他在美国名声很大，被贴上了“大屠杀作家”的标签。如果他写了一首以基布兹为背景的爱情诗，谁都不会去读的——他只应该写大屠杀。如果我写一首关于大屠杀的诗或一部分诗，就有人告诉我，我是爱情诗人或耶路撒冷诗人，不应该去写不属于我领地的东西——你被人弄成了一个销售员，不许销售别人经营的商品。伍迪·艾伦拍了一部不滑稽的片子，一部处理悲剧的片子时，他就会遭到嘲笑——他应该时刻都滑稽才行。不过，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爱情诗人：我的诗中有一种强烈的“他者”感，跟蒙塔莱的相差无几。意识到他人，常常是另一个人，一个女人，能让我以其他方式、不同的方式来体察现实——其他感觉、愿景的触角。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多地看到和感知。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诗歌创新者？

阿米亥：我认为自己是个诗人。我一向锐敏地意识到形式，形式如何跟表现结成关系。我一向意识到，要把我的语言打开——在做好准备，要被打开的某一个历史点上打开——进入巨大的表现潜力。我想，我几乎从一开始写诗，就已经后现代了。我写了很多形式的诗。我总是被四行诗的形式所吸引，这是中世纪希伯来诗歌和阿拉伯诗歌中很流行的一种形式。我主要是从摩尔人统治期间西班牙一个中世纪犹太拉比诗人塞缪尔·哈纳吉德（samuelha-nagid）那儿学习，他使用一种非常浓缩的韵律诗行，押很复杂的韵。我使用韵律，我也使用商籁体。实际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彼特拉克之后，以意大利语之外的一种语言写成的第一批商籁诗，就是彼特拉克的一个朋友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我也用自由体写诗——当然，《圣经》里的诗歌就是以开放体写就的。我也使用过英文形式和德国形式，诗节形式、商籁体等，但我从不把这些形式强加在我的语言上——正相反，我是把它们置换到希伯来语，把它们与犹太形式和阿拉伯形式结合和混合。我喜欢混合不同的技巧和形式。一个现代或后现代作曲家，可能会拿住巴赫赋格曲的心脏，把它砸开，加以扩展。我所做的是，把爵士乐般的语言和技巧，放在古典形式中，把不同的有时是互相竞争的语言和形式并列在一起。我通常会在一首诗的最开头，就感到了该诗会形成的形状、形式——甚至在形象或特定文字之前就感到了。我能几乎以视觉感觉出形式或形状，就像一件雕塑品——能够触摸得到。然后，我就会从我主题的全部世界中，用我的主题来充满该形式。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二十二期，一九九二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