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昱/译
耶胡达·阿米亥一九二四年生于德国符兹堡，一九三六年随他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一起，移民到了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英国军队的巴勒斯坦旅在中东作战，并在一九四八年战争中，担任哈加纳地下组织的突击队员。他还分别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三年战争中，与以色列军队一起作战。阿米亥当过小学教师并曾在纽约大学教过写作，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作。他一九三七年与全家一起搬到耶路撒冷。目前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中较小的两个，住在耶敏莫什区。
阿米亥极受欢迎，一般公认为以色列最重要的诗人，以及塑造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作家之一。他的诗集在只有三百万人能读希伯来文的国家中，每出一本，都能卖掉约一万五千册。（若在美国能卖到这个程度，就算达到畅销书的地步了。）阿米亥的名望和读者是国际化的，他也是在世诗人中被翻译得最为广泛的一个。一九六八年以来，他的十六本诗集和小说已译成英文，其中有《诗集》（1969）、《耶路撒冷和我本人的歌》（1973）、《阿门》（1977）、《情诗》（1980）、《大静》（1983）、《耶路撒冷的诗》（1988）、《耶胡达·阿米亥诗选》（1986），以及《即使拳头也曾一度是有手指的张开的手掌》（1991）。除了他最著名的诗歌之外，阿米亥还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散文和书评。
他经常造访美国。这篇访谈录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在纽约市格林威治的几家咖啡馆进行的——其中有胜利餐厅和但丁咖啡馆。所有的会面都在清晨，并以英语进行。阿米亥能说流利的英文，口音杂有德国腔和希伯来腔。一九九〇年，又从来往信件中遴选了额外的材料。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一年三月的纽约，即在海湾战争刚刚停火不久。
阿米亥本人和蔼可亲，魅力迷人，他含蓄幽冷，思维缜密，给人一种柔和的讽刺和幽默感。他相貌英俊，体魄结实，一双暗色的眼睛，一副前体育运动员和打过仗的老兵身躯。他笔下诗歌中不断出现的体格意识，就在他本人身上体现出来。他频繁地用身体和眼睛打着手势，大开大合地回答问题，丝毫也不迟疑。他在咖啡馆相当嘈杂的背景下，表现得极为自在自如——事实上，他更喜欢这样的气氛。
——劳伦斯·约瑟夫（lawrencejoseph），一九九二年
《巴黎评论》：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德国出生，算是战后一代的一个部分。
耶胡达·阿米亥：是的。我一九二四年出生于德国。正如我一向所认为的那样，一般来说，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出生的人，我觉得，都承担着二十世纪的重负。我们是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余波，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年的那一代人。无论如何，作为以色列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够年轻，能够积极参与三场战争。我真的有种感觉，觉得我是二十世纪的结果和内容。
《巴黎评论》：你的家人在德国很久了吗？
阿米亥：是的。父母两边都是。我父亲是德国犹太人，笃信正统派，按该词的准确意思来说，非常笃信。他出生于德国南方的一个犹太农家，在一个名叫吉伯尔斯塔特的村庄。当其时，他出生的这样的村庄，全南方想必总有两万到三万。我父亲的家庭是一个农民家庭。母亲家庭也是农民。他们都来自南方，若按当今的路途算，吉伯尔斯塔特稍微往北大约两小时车程。当时这是很远的距离了。我的祖父母，我的曾祖父母、曾曾祖父母、曾曾曾祖父母、曾曾曾曾祖父母等，都生于德国，我想，一直可以回溯到中世纪。我父亲是一个七口之家的幼子，其中只有一个始终是农民，也就是他的一个哥哥。我父亲去了一个小镇，即符兹堡，当了商人。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符兹堡有一个强大的犹太社区——一座十万人的小镇，就有两千多犹太人。当时来说，两千人就是一个相当垒实的犹太社区了。有一家犹太医院和一家犹太学校——犹太人上学的公立学校。我一年级时学了希伯来语，学习读写希伯来语和德语。这也可以解释我为何后来在希伯来语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巴黎评论》：你父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吗？
阿米亥：是的，他参加了。我舅舅，即我母亲的兄弟，也参加了，于一九一六年阵亡——关于这，我写了一首诗。这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犹太人来说很奇怪——互相交恶的国家中，犹太人是分裂不和的。有犹太人为德国作战，为法国作战，为英国作战，为俄国作战。犹太拉比为同盟国、土耳其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祈祷。这很像中东的德鲁兹人——以色列的德鲁兹人为以色列作战，叙利亚的德鲁兹人为叙利亚作战，打以色列。
《巴黎评论》：你是来自一个大家庭吗？
阿米亥：我有一个姐姐。她住在以色列，但我来自一个大家庭。我家的人——我大家庭的人——都信正统派犹太教。这是一个关系极为密切的家庭，因各种原因而聚会——婚礼、成人年等。我们之间有一种强大、温暖、非常受保护的感觉。而且，我的家庭——我父母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子女，我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都于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间，搬到了巴勒斯坦，所有的人都是。其中有些人在纳粹实际掌权之前就在巴勒斯坦定居了。我家当时是巴勒斯坦来自中欧的极少犹太家庭之一。在即将而来的大屠杀中无人遭戮。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培养起来的？
阿米亥：是的，但我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在任何智识层面上都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那种，而是宗教上属于正统派的犹太复国主义，一种实用的犹太复国主义——去往巴勒斯坦。对我父母来说，到巴勒斯坦去，具有典型的浪漫特征，部分动机是他们的正统派意识，部分动机是想生活在自己国家的那种渴望。我有些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可能见过乌托邦社会主义式的犹太复国主义，但我父母没见过。当然，在希特勒之前，还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这与我家人去巴勒斯坦也有某种联系。有些人认为，反犹主义在德国其实不存在，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开始。我的确不想减少希特勒罪孽的任何成分，但我成长期间的反犹主义早于希特勒。有人骂我们。有人朝我们扔石头。是啊，这造成了真正的忧伤。我们尽可能自卫。好玩的是，我们的常用名是以撒——就像穆斯林叫阿里或穆罕默德一样。他们会大声喊着说：以撒，滚回巴勒斯坦去，离开我们的家园，到你们的地方去。他们朝我们扔石头，大声喊：滚去巴勒斯坦！然后，等我们到了巴勒斯坦，又有人要我们滚出巴勒斯坦——历史的并列是很具讽刺意味的。但我的确还记得，一九三三年纳粹掌权时，反犹主义一直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跟着就政治化、经济化了。在此之前，二者尚未融为一体——处于一种可怕的中间状态——但你能够感觉得出，要发生什么了。我还记得，父母亲告诉我，要我远离阅兵仪式，不要受音乐和检阅的诱惑。还有人告诉我——符兹堡是一座很天主教的小镇——在某几个宗教节日里，要远离天主教的行进队列。我特别记得的是诸圣瞻礼节。行进的队列非常阴郁，某种方式来说，非常德国，学生、神父和修女扛着旗帜、神圣的偶像和图案。有一次——我当时九到十岁——我在观看一个天主教队列，因为我喜欢它那种鲜艳和壮观。因为我信奉的是正统派犹太教，我戴了一顶圆顶小帽。突然，有人朝我脸打了一下，叫道：“你个肮脏的小犹太人，把你的颅骨帽取下来！”
《巴黎评论》：你父亲靠什么为生呢？
阿米亥：我父亲属于你可以称之为中间人的那种人。他和他兄弟开了一家大店，他们把货物卖给裁缝和公司，但不做零售。我们属于你们在这儿称作中上层阶级的那种人——相当富裕。我父亲没有上过大学——他跟商人做学徒，当年的习俗就是这样。但他是受过教育的。书读得很多，喜欢也欣赏音乐，很有幽默感。他很招人喜欢，有不少非犹太人朋友，这些人后来都劝他离开德国，到巴勒斯坦去。我母亲也很喜欢看书。我们家是很有文化的。音乐和诗歌——歌德、席勒、海涅。我母亲和祖母从前常给我朗读德国文学。
《巴黎评论》：你会不会把你长大成人的那个环境，定性为宗教环境呢？
阿米亥：绝对如此。我经常去犹太教堂。我最初的教育就是诠释犹太《圣经》。但我也是在德国民歌和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它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也成了我想象的一个部分。我的历史感就来自这些故事——我对你可能称之为童话故事所构成的历史，是非常迷恋的，但从一开始，我就感到我属于一种很不同的人，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我把德国风景变成了一种《圣经》的风景。德国风景很美——河流、山峦、森林、湖泊等。我们学校远足时去过的阳光山谷，在我的想象中成了大卫和歌利亚格斗的山谷。尽管有反犹主义，但德国的风景对我来说简直田园诗一般。这又与巴勒斯坦的梦境混合在一起。我存在于梦的王国，浪漫的王国，在浪漫的梦中，从我们属于一个时常受害的小群体的地方，搬迁到古代就植根于《圣经》的巴勒斯坦。如用“部落”一词来描绘我们，我想那是绝对正确的。比如，我们自己的穿着方式，不像吉普赛人那样部落式的，很隐私的，但我们拥有的更深，都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信仰、梦境和想象都如此强大，感到能与他人共存，因为我们在很深的程度上是迥然不同的。我们不需要穿得很不一样，就能在他们中间工作，因为我们内心感到强大。我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孩子——我一天至少去一次犹太教堂，有时还去两次。而且我还记得我的宗教感也同样的好——我认为，宗教对孩子是有好处的，对受过教育的孩子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它让想象成为可能，让现实世界之外的一整个想象世界成为可能。宗教世界不是逻辑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喜欢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世界，跟儿童故事或童话很接近。
《巴黎评论》：你是否还记得，你成长期间，曾感受到德国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
阿米亥：其实没有。我父母那一代人是不跟孩子谈政治的——他们不让孩子接触政治和经济上发生的事。男人只跟男人谈政治，但觉得他们有职责不让妇女和儿童接触政治。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德国的萧条，也许是因为我父亲生意做得相当不错，也因为我的祖父祖母，他们当时都还活着，都住在农场，我当时经常去那儿造访。大城市的有些犹太人想必所感到的那种经济反弹，我不记得曾经感受过。
《巴黎评论》：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感觉的孩子吗？
阿米亥：不是，我其实从未以任何艺术的方式看待自己。在我的大家庭中，没有任何人是艺术家、有独创性或搞演出，连边都沾不上。我觉得，我是你可能称之为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在世界的正常孩子吧。我特别喜欢足球和民间故事。我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从未感到任何区别，我现在都没有这种感觉。真正的诗人，我认为，能将内部世界变成外部世界，反之亦然。诗人总是得在外面，在世界中——诗人不能把他自己封闭在他的工作室里。他的车间在他脑中，他必须对文字敏感，必须对如何在现实中运用文字敏感。这是一种心境。诗人的心境，就是以一种两次曝光法来看世界，看潜在意思和弦外之音，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凡是有智识的人，无论是否艺术家——数学家、医生、科学家等——都具有一种看世界、描写世界的诗意方式。
《巴黎评论》：在某个时间，做出了一个决定，要离开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对吧。
阿米亥：我父亲是在希特勒上升时，决定去巴勒斯坦的。我父亲有一种很好的历史感，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去了。可以说是整个部落吧，都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六年之间来到巴勒斯坦的——我父亲家，我母亲家，没有一个人留下。我们是未遭大屠杀劫难的少数犹太人家庭之一。我意识到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情况更像遥远的雷声来得更近，而不像一种真实的威胁。我父亲觉察得清楚，尽管他尽量不让我们体会到他的所见和所感。因此，我十一岁、快十二岁的一九三六年，我们就都去了巴勒斯坦。我的几个比我年长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是早我们一年去的——他们参加了基布兹集体农场。我们搬到一个很小但很宜人的村庄，离特拉维夫不远，名叫佩塔提夸。我记得当时光着脚丫子，绕着村庄，在柑橘林中穿行的激动感。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以及我一个年长的表亲开了一家做香肠的工厂，这是全巴勒斯坦最早的工厂之一。其实只是一间小屋子，里面有几台机器而已。因此，我对做香肠用什么材料等，是有第一手知识的！我的年长表亲和我叔叔实际就是做香肠的。这个生意的行政方面，都是由我父亲处理的，是个只有两三人做的生意……
《巴黎评论》：你适应巴勒斯坦的生活有困难吗？
阿米亥：没有，完全没有。我立刻进入了说希伯来的文化和社会。我在德国学过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读写这门语言也没有困难。我们在家里说德语，但我说希伯来语很流利。我们在学校也说希伯来语，学习希伯来语。除了在家和我父母亲一起之外，我其他时间都说希伯来语。我父亲懂希伯来语，但即便如此，我们互相之间还是说德语，这是某种家庭大事。学校制度跟我之前上过的德国犹太学校很不同，因为后者极为规整，那儿的铁律是绝对不能打破的。现在的学校几乎没什么纪律——有种处身在野蛮西部的感觉。例如，有些孩子是赤脚上学的。那种开放性，对我来说是一种启示。尽管我从未失去我的那种纪律严明之感，但我一点都不在乎自由感、野蛮感。
《巴黎评论》：你的经历中是否有过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冲突呢？
阿米亥：嗯，有过阿拉伯人的骚乱，始于一九三六年，是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搞的——他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我们夜里能听到枪声——不多，但多得足够让人记住。家里的年长者——父亲、叔叔舅舅、年长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都得值班守卫。还禁止我们离开村庄，走得太远——例如，我们不能去雅法，因为太危险，但这一切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生活都很自然而然。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害怕。我们只需要小心就行，而我们大家互相都很关照。我们进行自卫，就这么回事。我还记得父亲在一九三六年玩了一个恶作剧。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我父亲——但他也很好玩，喜欢恶作剧。一九三六年初，他去雅法，给他自己买了一件阿拉伯装束，叫“孔巴吉”，还买了一根大拐杖。然后，他骑着我一个叔叔的驴子，进入佩塔提夸。没人认出他来，他也吓坏了大家。他走进我们家，那根拐杖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父亲的幽默感，即使在动荡时期也是如此——这也是我从他那儿继承下来的一个特点。他从前很喜欢表演出来，因为他不善表达，不像我。但我认为，我身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植根于父亲的各种并列的感受性，他的幽默感和他的严肃性。
《巴黎评论》：你最后搬到了耶路撒冷。
阿米亥：在一九三七年。我想，部分原因是，我父母亲想要我受更好的教育——耶路撒冷有很好的学校。我父亲还想买一块很大的土地，但做不了，因此决定搬到耶路撒冷。他还刚刚继承了一点钱——因此当时家境相当不错。两三年后，父亲又开了两门生意。基本上来说，我们从不缺钱。我们上了很好的学校，学费相当昂贵。我们长大时，我想，很像贝鲁特的黎巴嫩人：只跟我们自己的人来往——大多数都是德国犹太人——当时在耶路撒冷这类人想必有三千多吧。我们跟阿拉伯人其实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受害者的感觉，尽管曾经发生过暴动和骚乱。我们的政府属英国托管。阿拉伯人有他们的政府。
《巴黎评论》：这么说来，你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政治现实了？
阿米亥：是的，截至此时，我已经相当意识到了政治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的，而且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越来越多的人来自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与轴心国结盟的。我有一首诗写的就是跟父亲一起，每周一次到哭墙那儿，但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九年间，犹太人不可能穿过阿拉伯人居住区去那儿——你要么穿过亚美尼亚人居住区，要么就得被人扔石头。同样的石头直到今天还在扔。扔石头不是昨天才发明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父母亲听收音机报道德国入侵波兰。我还准确地记得这事。我父母亲都在听——那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记得他们脸色发白，好像才意识到……我敢肯定，他们不敢想象大屠杀，但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会可怕得无法接受。我当时十五岁。但，我必须告诉你，我跟他们的感觉不一样。对我来说当然很可怕，但同时，我感到某种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我感到，战争可能改变我的人生。
《巴黎评论》：你与日俱增的政治意识是否会影响到你的宗教感情？
阿米亥：会的，非常会。当时，我不再相信上帝，因此也不再进行宗教实践了。我父亲很受伤。我想，我对宗教的反应，可以这么说，处于悬置状态。在巴勒斯坦，社会主义运动才刚刚开始，它部分是对某些正统派犹太人的反应——我父亲不属于此类——这些人摈弃了犹太复国主义。来自基布兹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的开路先锋——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我这样的非常正统的家庭——都早已与宗教决裂。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成为某种反对传统犹太正统派的革命。反对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成为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像苏维埃的俄国那样。另一种就是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时我选择了后一种做法——不是以深思熟虑、正儿八经的方式选择。我没有多去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到了很久之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时，我参与了左派。
《巴黎评论》：这么说来，战争一九三九年在欧洲爆发时，你还是个小年轻。
阿米亥：是的，我才十五岁。我一九四二年上完中学，但在那个岁月里，耶路撒冷很奇怪，政治上安静得很。一九三九年，还有阿拉伯人暴动，但不像一九三六年，这时，英国人多多少少还容忍针对犹太人的暴动。英国人只花了一周时间，就粉碎了一次起义，摧毁了几座阿拉伯村庄，把当地人从土地上赶走了。事情到此结束了。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因为战争爆发了，英国人需要犹太士兵——他们不想要殖民地的问题。但到了一九四一年，真正的焦虑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德军进入俄国，向斯大林格勒进发，伊拉克掌权的是一个支持法西斯、反对英国的政府。情况极为紧张。与此同时，德军正在进发，穿越北非。我记得我当时非常担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旦德军进入巴勒斯坦，情况就会怎样。而且，巴勒斯坦留下的英军也不多。因此，一九四一年的当时，巴勒斯坦很多年轻的犹太人，都自愿参加英军，实际上是成为巴勒斯坦旅。一九四二年，我中学毕业后也参军了，成了英军巴勒斯坦旅的一名士兵。我的军装肩部横着写了一个字：巴勒斯坦。我应该说，尽管我感到焦虑，但这不是我父母一代人所感到的那种焦虑——他们对正在发生的情况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其穿透在我这儿并不深。我的那种感觉，对战争中成年的年轻人来说并非异常——因为战争而导致很多决定延迟作出。某种方式上，我因为不必要做什么、在哪儿工作等等作出决定而大松了一口气——我要去打仗，我不知道一切怎么了结，情况就是如此。我的动机就是，做该做的事，做正确的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父母的恐惧以及要保护我的家庭和我的人民的需要所决定的。这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变化。而一九四二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有另一个原因，相当重要的原因——这时我有了第一次恋情。因此，我的第一次战争和我的第一次恋情碰巧同时发生了。
《巴黎评论》：直到这时——你十八岁了——你写过诗，或想到过写诗吗？
阿米亥：我从未想过要写诗，至少没有正式想过。我在日记中写过一些，但后来都弄丢了。而且我读过很多书。我为我爱上的那个姑娘写过诗，就这样——而这些都是很隐私的。
《巴黎评论》：这么说，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过仗了……
阿米亥：是的。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们驻扎在巴勒斯坦，在沿海地区——你得记住，一九四二年，还很恐惧德国人会侵略巴勒斯坦。我们在沿海驻扎了几乎一年。我先在步兵单位，然后转到皇家工程师军团绘制地图。一九四三年，我们去了埃及。我们在埃及待了两年。我懂阿拉伯语——上学时学的——跟着又学了更多。我更深地卷入了埃及，埃及的风景，埃及的色彩。我单位的一个朋友是埃及古董专家，我们远足，去一些十分遥远、完全无人探索、全然未受干扰的地方，不像现在这样。我们在那儿未见战事，碰到许多埃及人，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在开罗。但我主要还是跟自己的人来往，因为我们要很多事要做。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六年间，我们做了很多地下工作——偷运武器，把犹太移民偷渡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去。我们开始小规模地准备建立一个犹太国——我们实际上是在准备一场新的冲突，与此同时，我们所置身的那场冲突正在逐渐消失。埃及的一次重大事件，对我的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我想是在一九四四年吧，我们在埃及沙漠的某个地方。英国人为其士兵提供了一些流动图书馆，但是，大多数英国士兵因为来自较低阶层，所受教育很少，没有好好利用这些图书馆。主要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用——于是我们这些犹太人在看英国书，而英国人反而不看。起了一场风暴，一个流动图书馆在沙地上弄翻了，把大部分书籍都弄毁了或把一半的书弄毁了。我们正好碰上，于是我就开始在书里面翻找，找到了一本书，是费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英国诗集，我想应该是三十年代后期出版的。霍普金斯（hopkins）是第一个诗人，迪兰·托马斯是最后一个。这是我第一次遭遇现代英国诗歌——比如，我第一次读到了艾略特和奥登的诗，他们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重要。我在埃及沙漠中一本半破的书中发现了他们。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着极大的影响——我想，我就是在这时开始严肃地考虑写诗的。
《巴黎评论》：你战后干吗了？
阿米亥：一九四六年，我二十二岁，从部队复员了。我回到耶路撒冷，不得不为如何谋生而作出决定。通过犹太影子政府，提供了各种课程，由英国人为退伍军人提供资助。因此，我又上了一年学，上了一年强化班，成了一名教小孩子的老师。这是一段很好的时光。在这段时期，我政治上也很活跃——更多地偏向左派，偏向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即哈加拿（haganah），这是那些想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一批犹太人的地下国防部队，他们打交道的是英国人，不过，是非常主流的。极右派那边有两个派别，其中有一个是贝根的派别。但贝根当时是局外人，他什么人都不是——我依然认为他是局外人。当时还有一个巴勒斯坦共产党。哈加拿是主流。话又说回来，当时的感觉就是，要把事做对。该运动的主要原则，就是永远也不报复，永远也不复仇，我想就是这一点帮助我们打赢了——主要的原则就是“忍让”。我一九四七年开始教书，但两个月后，我就自愿参加了哈加拿的一个突击队。影子政府当局鼓励教师不要自愿——当时几乎没有教师。但我还是参加了——一个名叫帕尔马的突击队，它实际的意思是“精锐部队”。我们处于战争状态。我们的队伍在巴勒斯坦南部作战，那儿大部分是沙漠。当时，那儿有十二个犹太人定居点，我们得防御整个埃及军队。这我永远也忘不了。太累了，太疲劳了，但经历非常可观。我们都很年轻——都是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都相信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我们就像游击队——我们只有小型武器，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部队。我手下有十个人——一个小小的步兵单位，一只精锐的步兵单位。我们大约有两千来人，还有几百名来自附近基布兹的人，对方是两万多名埃及人。几乎每天夜里我们都成小组出动，制造小冲突，让埃及人产生假象，以为有比实际上更大的行动。但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我还认为，埃及军队很没有动力——别忘了，他们是在外国作战，我想，很害怕进入未知区域，因为可怕的事情会在他们身上发生。而且，埃及军官接受的完全是英国人的训练，按照英国军队原则行事——炮火掩护，发起攻击，炮火掩护，发起攻击。炮火一掩护，就把几座基布兹夷为平地了。过后，他们的司令官就以为，天下太平了。其实我们都躲在掩体里——别忘了，我们更像游击队员——这一来，他们一发起冲锋，我们就活了，开始射击，但我们在死伤方面所付的代价也非常高。在战斗的最后几天中，当我们的突击队打得埃及军队撤退到西奈半岛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永远难忘。我们来到一座埃及拘留营，法鲁克国王在这儿监禁着埃及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们实际上解放了这个拘留营，大家互相拥抱，我们都成为了感觉之中那个新世界，帝制崩溃、帝国崩溃的一个部分。场面极为动人。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件事。不足为怪的是，埃及人率先跟我们求和——一九四八年最沉重的战斗，就卷入了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都曾派兵，但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信念。约旦人侵略了巴勒斯坦，为的是占领其一部分，作为他们的国家，那其实是分给巴勒斯坦国的土地。我觉得埃及人打仗并非为了夺取土地或权力——他们是为了信念打仗。那些推翻了国王的人——纳赛尔，甚至纳吉布和其他人——曾是入侵巴勒斯坦的埃及军队中的年轻军官，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巴黎评论》：你何时认真地开始写诗的呢？
阿米亥：我在部队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底，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又开始教书了。我还在希伯来大学上课，学习《圣经》和文学。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认真写诗。直到那时为止，我从未把写作看成一种职业，因为我不太确定，我在干什么。我在部队里。我只是认为写作主要还是一种记录个人思想的方式。我打仗时未写一字，但在两次战斗的间隙，我写了几乎算是小遗嘱、小遗赠、最后遗嘱之类的东西，都是些我能随时带着的感情物品。我当时写的东西还不能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还想，既然有别的作家代表我的思想和感情，我干吗要试着去做这件事呢。但在四十年代后期，在某个时间点上，我开始想：我干吗不自己来做这件事呢？我读到的作品并不代表我的需要，不代表我看到的和我所感到的。我当时大约二十五岁。我开始在五十年代初写诗了。我当时在上希伯来大学。由于战争，我那整整一代人在我们二十五六岁的时候都去上大学读书了。我一边教学校的孩子，一边上课。
《巴黎评论》：你跟其他作家有接触吗？
阿米亥：一九五一年——我二十七岁——我把我的诗给我一个文学老师哈尔金教授看了。他把其中一首寄给一份文学杂志，被杂志接受了。接着，又有一份学生刊物，是份月刊，赞助了一次文学竞赛，但该刊发表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我投了一首诗，参加竞赛，结果得了一等奖。我参加了一个年轻作家的团体，但该团体的大多数人都住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当时和现在，与任何鲜活的智识和文学场景都是隔绝的——特拉维夫当时是，现在依然是出版社、咖啡馆、剧院、作家团体等的集中之地。特拉维夫有些人开始出版诗歌——实际上是一个四到五人的团体。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本杰明·哈沙夫（benjaminharshav），现在是耶鲁大学教授。戴维·阿维丹（davidavidan）、内森·扎克（nathanzach），以及已故的达利亚·拉维科维奇（dahliaravikovitch）等，当时也在这个团体里。我比其他人年纪都大，因为我这个年纪的诗人认真写作的时间都比我久——其他人都十八九岁，或二十一二岁。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发表，于是我们出版自己的小杂志，自己发表自己。我的第一本书实际上是一九五五年出的，就是这家杂志出版社出版的。这也就是说，是我自费出版的。出版社只出版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大家，如比亚利克（bialik）和切尼克霍夫斯基（tchernikhovsky）等，以及极受欢迎的诗人，如阿尔特曼（alterman）、希隆斯基（shlonsky）和格林伯格（greenberg）——所有这些人可以说都受到俄国、德国和法国诗歌的影响。
《巴黎评论》：你那一代人处于一种能够塑造你们语言的绝佳境地。当时就现代希伯来语是不是谈得很多？
阿米亥：是的，但我不大参与这种谈话，因为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我的想法是，干吗不使用我说的语言，以及我正统派背景的语言——祈祷文、《圣经》——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加以并列与混合。我发现，这就是我的语言。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独特的个人背景——我是在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中长大的，而祈祷文和《圣经》的语言，都是我自然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把这种语言，与现代希伯来语并列，后者在被用作祈祷语和犹太教堂语的两千多年后，非得成为日常语言不可。这对我来说很自然——没有任何程序化的东西。这种混合的感受性或语言的想象力，都是我写诗的自然方式。
《巴黎评论》：当时也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