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三澍/译
蒙马特的这套小公寓就是伊夫·博纳富瓦的工作室，距他的住所仅几步之遥。后窗俯瞰一座小花园，那是蒙马特为数不多的未被建筑物破坏的遗迹之一。一棵巨大的枫树遮蔽着楼房和玫瑰花覆盖的墙面。公寓里挤满了书和桌子，诗人的书桌则占据了最大的一块区域，桌上堆着的东西直接挡住了诗人的身影。一座虫蛀的圣巴巴拉小型雕像，“十七世纪初的藏品”；一幅贾科梅蒂为妻子安奈特制作的石版画；一幅描绘魏尔伦、兰波和玛蒂尔德·莫泰（魏尔伦之妻）的油画；还有一些兰波和波德莱尔的照片贴在墙上，或是摆放在直抵天花板的大书架的壁龛里。“我每天都穿过马路，来这儿静心工作。”他解释说。
伊夫·博纳富瓦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于图尔。他曾在普瓦捷大学和索邦大学修读过数学、科学史和哲学。他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了三年，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和授课。
一九五三年，首部诗集《论杜弗的动与静》刚出版，博纳富瓦就凭着崭新的强势声音而赢得了认可。它和后续的三本诗集共同组成了《诗选》一书。一九八七年，他出版了诗集《曾经无光之物》，随后是一九九一年的《雪的开始与结束》。时至今日，他已被公认为法语世界最杰出、最具影响力的诗人。
一九五四年以来，博纳富瓦也创作了大量文学和艺术批评：《兰波》《曼托瓦遗梦》《罗马，一六三〇》《诗歌谈话录》。他翻译的莎士比亚迄今最受推崇，两年前他还出版了法译叶芝诗歌五十首。
过去三十多年来，博纳富瓦常以文学教授或者演讲者的身份造访美国高校，同时也在法国大学里短暂执教。他是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观念与探索》丛书的主编。他曾主编《神话》一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已发行了此书的英译本。他的太太、美国画家露西·瓦因斯（lucyvines）和他育有一女：玛蒂尔德。
去年秋天，法国国家图书馆为诗人举办了盛大的全景式展览，涉及他的手稿、初版书及影像档案。
一九九二年六月，慷慨的伊夫·博纳富瓦在书房接受了持续数小时的访谈。一年后，第二场在图尔城堡进行的谈话则主要触及他和画家们合作出版的书籍以及他的艺术评论。
——舒莎·格皮（shushaguppy），一九九四年
《巴黎评论》：你是在一个仲夏夜出生在图尔的，据说图尔的法语最为优美，那儿也是法国诗歌奠基者之一龙沙的出生地。你在图尔生活过吗？
伊夫·博纳富瓦：我二十岁之前都在那儿生活。后来除了去看望母亲，我很少回去，她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最近我才有机会重访旧地。
《巴黎评论》：你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母亲是小学老师。他们对文化感兴趣吗？在英国，类似的人群似乎对文化没什么偏爱。
博纳富瓦：确实没有特别的兴趣。我的祖父母在洛特河谷附近开了一家旅馆。就在火车站旁边，他们出租几个房间。祖母负责做饭，祖父负责照顾客人。他也顺便揽些理发和制作夹克的活儿。有一天，几个神父途经村镇，问谁家有小孩愿意跟他们去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成为神父。祖父把我父亲交给他们，他就被带进了罗卡马杜尔神学院。
我父亲不喜欢学习，没过几年就跑回来了。祖父很生气，跟他说，如果不想学习，就得学会照顾好自己。他就离家跟一位铁匠亲戚当学徒。服完漫长的兵役，他到铁道工厂去造机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工作得很卖力，但穷得叮当响。我觉得他应该没空关心文化。
我外祖父是个老师，对知识如饥似渴。他亲手做了一张很窄的松木桌，伏案写出了各种类型的书，包括一部历史学论著和一部讨论道德问题的书，他只为了享受写作的乐趣。他可能自认为是个作家，幻想着有朝一日这些书都能出版。我还留着他的手稿，内容非常驳杂，比如植物和花朵的图样，还有关于几何学透视的研究。他不信教，但写过一本论述宗教训谕和宗教史的小册子，题目叫《论邻家之爱》，我估计这是向牧师邻居表示友善的方式。
他希望两个女儿能成为老师。我姨妈很聪明，接受了父亲的人生规划。但我母亲十五岁就得了重病，中断了学业。所以她决意当个护士。当时这种职业并不受欢迎。战争期间她当了护士，跟我父亲结了婚，然后做了小学教员。
我十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外祖父也已不在人世，但后者对我一生的影响显然很大。老人家藏有很多书，喜欢思考、阅读，也写作，是我的榜样和参照系。现在，出生在类似环境的孩子可能很难像我童年时那样接触到知识和教养良好的社群。当时的教育体系又好又高效：公立小学非常出色，我们真能学到东西，但今天，尤其在贫困社区，只剩下喧哗和哄闹。我外祖父毕生的事业归功于一个事实：他那个时代已经实行义务教育。他未婚先育的母亲在当地橡树林里放猪，儿子的任何事她都帮不上忙。但他考了整个地区的第一名，赢得教师培训学院的奖学金，成了一名教师。借用兰波的说法，他是“人权宣言之子”，所有人都有受教育——包括进小学——的权利。毕业后，我参加比赛并获得了一笔资助，继续在图尔市笛卡尔高中学习。现在教室里的学生太多了，但那时我们还能学习拉丁语、认真读书。
《巴黎评论》：你高中毕业后做了什么？
博纳富瓦：我进了专为高等专业学院入学考试而开办的备考班，分文科和理科。我选了理科，同时在普瓦捷大学攻读数学的学位。后来我意识到高等专业学院往往注重特定职业的培养——当工程师，采矿，从事数学教学——这些我都不太感兴趣，我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就是写作。所以我来到巴黎，原打算拿一个数学学位，结果混进了超现实主义圈子。在图尔读高中时我就对超现实主义有所了解，也读过安德烈·布勒东。
《巴黎评论》：你打算成为作家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做一个诗人了吗？
博纳富瓦：我至今保存着姨妈送我的一本小型诗歌选本，可能是我七岁生日的礼物。她题写了一句话：“赠我的教子——未来的诗人”。倒没什么神秘色彩。学习阅读和写作之前，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为写诗做准备。为什么呢？大概我总感觉自己做不了平日里司空见惯的那些行当。
《巴黎评论》：你青少年时期读了很多诗吗？写过诗吗？
博纳富瓦：我从小学开始读诗——维克多·雨果，浪漫派，巴纳斯派——这是课程内要学的。我外祖父书房里还有一些十九世纪诗歌的选本。阿尔弗雷德·德·维尼（alfreddevigny）最让我印象深刻。我有一次在朗诵比赛上获奖，凭着激情打动了评委，读的就是维尼的《摩西》。这首诗和《牧羊人之家》都属于最优美的法语诗，但遗憾的是它们在今天被忽视了。
《巴黎评论》：巴纳斯派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诗人？
博纳富瓦：他们的诗我读着有点没劲，但我喜欢勒孔特·德·李勒（lecontedelisle）翻译的荷马，尤其是《伊利亚特》，把我带进了古典时代。我时常感到和下一代之间有代沟，尽管五十年代刚满二十岁的那代人只比我略小几岁。我在外祖父书房里读到的书后来愈发无人问津。后一代读的都是二十世纪的作者：米肖、普雷维尔、艾吕雅之类。我很庆幸自己读过古希腊作品，以及拉辛和高乃依那样的法国古典作家。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读到波德莱尔和兰波的？你的作品很明显地受到他们的影响。
博纳富瓦：当你手头的书寥寥无几，选集就显得尤为珍贵。十四五岁时我读到一本《走向抒情炼金术》，发现了波德莱尔、奈瓦尔和圣伯夫那些代表早期现代性的动人诗篇。后来我读了一阵子瓦雷里。被瓦雷里迷住的远不止我一人，那是整个时代的现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一抵达巴黎，就跑去法兰西公学院听瓦雷里的讲座。礼堂里听众不多，我也不认识任何人。后来我发现齐奥朗和罗兰·巴特也在。我们都很痴迷瓦雷里，虽然他不是一个有趣的演讲者——可能因为他相当疲惫，生着病，或者他对其他诗人的作品其实并不感兴趣，只不过，这些作品能帮他撑完每年二十六小时的教学任务！这二十六小时不能都用来谈论自己，即使他是并且乐于做一个自我的见证者。不管怎么说，我依然钦佩他，依然喜欢他的一些诗，特别是那首漂亮的《海滨墓园》。后来我叛变了，写了一篇关于他的煽动性文章，叫做《变节者瓦雷里》，我指的是对诗歌的背叛。文章后来收进了我的文集《不太可能》。
几年后，齐奥朗也干了类似的事，当时杰克逊·马修斯（jacksonmathews）在编美国版《保尔·瓦雷里全集》，想请他撰写序言。他一边写，一边怒火直冒，结果写成了一篇很刻薄的文章，出版社只好弃之不用。
《巴黎评论》：博尔赫斯说《海滨墓园》里著名的那几行（“海啊，海永远在重新开始/噢，沉思之后的奖赏”）简直是扯淡，沉思怎么还需要奖赏？这是虚张声势嘛。
博纳富瓦：说他虚张声势也罢，不过这也是一种忏悔：瓦雷里强调肉身性和感性，他觉得思想剥夺了他存在的最佳部分。这首诗结尾说：“起风了！……须得努力活着！/巨型空气翻动又合拢我的书，/浪敢于将迸溅的粉末撒上岩石！/飞逝吧，全然目眩的纸页！”看来风、水、阳光对他而言比“书”更重要，即使后者每天都呼唤他。不论博尔赫斯怎么想，我们都必须理解这种合法性。
《巴黎评论》：所以你一九四三年末来巴黎见到了布勒东，尽管超现实主义已经终结——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artaud）和其他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离开了，而路易·阿拉贡和保尔·艾吕雅分别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九年离开的，随后加入了共产党。罗贝尔·德斯诺斯当时快去世了。那么超现实主义阵营还有谁呢？
博纳富瓦：一九四四年，布勒东和其他几位超现实主义者还留在美国，他们在那儿度过了战争年代。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画家维克多·布罗内（victorbrauner）当时在巴黎，一九四六年布勒东从美国回来时把我介绍给了维克多·布罗内。但你要知道“帝国统治下的共和国多么美丽！”——他们这样说。战争结束后，我失望地发现布勒东心里不再有任何宏伟计划，甚至缺乏真正的信念。他满足于每周两次主持由二十几个年轻崇拜者组成的集会。我是仰慕者之一，但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冗长的咖啡馆漫谈没有任何启发。
布勒东一直很愧疚，他在法国被德国占据、丧失活力的时候离开了，不像某些超现实主义者加入了冒险的抵抗运动。但他错了，因为阅读过抵抗者诗歌的年轻人虽然对他们的情绪抱有同感，却认为这种诗歌的冒险精神还不够。他们认为伟大的炼金术、大胆的诗歌实验不能降解成对社会的直接关注。换句话说，他们在等一位保存着诗歌写作自由的诗人的出现，在期待布勒东领导一场新的实验冒险。相反，他回来之后显得很焦虑，整天只跟新的崇拜者混在一起，几乎停止了写作。直到他去世，二十年间他无缘写出任何有诗学价值的东西。何况他当时还年轻——只有五十岁！
《巴黎评论》：这群新的年轻信徒里，有谁继续把写诗当成事业吗？有谁写出过有分量的作品？
博纳富瓦：我会说乔治·埃南（georgeshénin），已经去世的埃及的超现实主义领袖。我非常喜欢他，他是真正自由的灵魂。其他人都资质平平。布勒东为人礼貌但冷漠，又相当浮夸。他们的集会我去得越来越少。布勒东常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久没见到你了。”一年后，他让我们在一份新宣言上签名，我没签。这份宣言叫《最初的决裂》，说真的，这份决裂倒是挺适合我。不过我不该不和布勒东见面，我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很欢迎我，他在我心目中直到今天都称得上本世纪的大师级诗人。他把自己锁定在超现实主义领袖的位子上，其实痛苦不堪。我不该那样对他，害羞或傲慢都不足以成为借口。
《巴黎评论》：所以你是在德占期间到达巴黎的。你靠什么谋生？
博纳富瓦：为了拿到学位，我在索邦大学理学院和法学院登记入学。这是我留在巴黎的前提，但我没修完课程。我按自己的方法继续学了两三年数学，但没修规定的课程。其实我已经终止了大学学业，家里人为此很担心。当时有一家“强化学校”专门给准备高中会考的学生做补习，我谋到一份教数学的工作。条件是我同时教自然科学，虽然知之甚少。我把“知识”灌输给学生的前一夜，要临时恶补一下血液循环啊昆虫形态学啊什么的。效果还不错！
上课地点在一个昏暗的公寓，教室之间只容得下一条走廊。一九四四年，我本来要被征召到德国去参加所谓的“义务劳动”。我原计划等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就像很多年轻人那样逃跑，躲进一个农场。幸运的是还没被强征，战争就结束了。
《巴黎评论》：有段时间你也被艾吕雅的诗歌吸引。直到六十年代，他都是最受我这一代人欢迎的诗人。我们过去把他当成情诗之王，痴迷于他笔下的女人们。但最近重读时我没以前那么感动了。你受过他影响吗？
博纳富瓦：一九四二年艾吕雅出版了他的《诗选》。那是他最好的一本书，因为是亲自选的，选得也很漂亮。它给我的启发在于它缓和了波德莱尔和瓦雷里带给我的影响。艾吕雅清晰的意象帮我构想出一种更简单、更流畅、更明亮的诗歌。但你说得有道理，他的写作还不成熟。他的诗太简单了，所以我的评价也越来越低。
《巴黎评论》：我知道你不喜欢阿拉贡。当然没人喜欢他的政治活动，但他的战时诗除外。你不觉得这些诗很有力量，挺感人吗？
博纳富瓦：是的，我们都被一些诗句感动过，比如“我依旧是我苦楚的国王”。但那些献给他妻子艾尔莎·特里奥莱的诗在我看来非常虚伪，有一股朗诵腔，透露出浪漫诗歌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事实上，他的作品混合了无条件的斯大林主义和对流行的多愁善感的模仿，相当反动。
政治上我更接近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这么说的依据仅仅是我读过一本《走向自由的革命艺术》，这是托洛茨基在布勒东访问墨西哥期间与他合写的宣言。它一方面代表了革命的立场，另一方面也代表最自由、最具有黑夜性质的诗歌实验。因此我与朋友编辑的一本小杂志就用《革命夜》作为标题。只出了两期，我们甚至都没敢跟布勒东约稿。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哲学的？我这么问，是因为哲学是理解你全部作品的钥匙，它支撑着你作品的各个方面。
博纳富瓦：读高中时，准备高中会考的后半期，我选了哲学课和自然科学课。我对认识论、逻辑学和观念史感兴趣。后来我读了巴什拉（bachelard）的作品，倒不是他的诗论，而是关于物理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理论著作。我也开始读克尔凯郭尔，并且很偶然地读到舍斯托夫（chestov）。我在巴黎遇到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的藏书量堪称惊人——哲学，民族志，智者学派，印度和中国的大思想家——这些书他任我随意取用。他的慷慨让我发现了大学没法教给我的东西。在大学，读一本书是为了更好地应付考试，却无助于了解历史上就同一主题展开的林林总总的探讨。我在朋友的藏书楼里发现了希腊人的著作和让·华尔（jeanwahl）的《克尔凯郭尔研究》。
我在那家“强化学校”赚得不多。我住在圣米歇尔码头上离巴黎圣母院很近的一家小旅馆，努力工作，努力去理解一些东西。我姐姐在索邦大学秘书处上班，她在那儿给我谋到一份工作。这意味着我能任意参加所有我想听的讲座，想请多少次假就请多少次，还能申请供我旅行的研究津贴。比如我拿着一笔补助金去意大利旅行了几个月，研究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pierodellafrancesca）。还有两笔钱，一次去了荷兰，因为我喜欢荷兰雕塑家埃库莱斯·西格斯（herculesseghers），另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去了伦敦。
我还旁听了让·华尔和让·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的哲学课。我很喜欢让·华尔，人品文品俱佳。我在他指导下写了一篇讨论波德莱尔和克尔凯郭尔的小论文，拿到哲学学位。他很高兴看到我的诗得以发表，他自己也用法语和英语写诗。
《巴黎评论》：你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然后一九五三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论杜弗的运动与静》。它是怎么产生的？找出版人难吗？
博纳富瓦：幸运的是并不难，而且我几乎没有找出版人的打算。我想写的那种诗似乎只能吸引少数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费出版。奥岱翁街上有家书店属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monnier），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她结交了瓦雷里、克洛岱尔、布勒东等很多作家朋友。路对面就是西尔维娅·毕奇的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店。两位女出版人也支持过美国和德国作家——海明威，瓦尔特·本雅明，当然还有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先在西尔维娅·毕奇那里出了英文原版，又通过莫尼埃出了法译本。
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和她的经销商莫里斯·萨耶（mauricesaillet）从一开始就很对我的作品表示出善意和兴趣。所以一九四六年我自费出版了长诗《论钢琴师》，他们直接把它摆在了荐书专柜，紧挨着《尤利西斯》！三年后，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受邀主编法兰西信使出版社的一套诗丛，她邀我也出一本。就是后来的《论杜弗的动与静》。一九五三年它面世时阿德里安娜已经关掉了自己的书店，很快就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