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春/译
奥克塔维奥·帕斯身材不高，年过七十，但他锐利的眼睛使他看上去年轻很多。他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既显渊博才识又具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主题往往涉及墨西哥历史——尤其是从印第安本土角度审视的历史——和人类深刻的孤独以及如何通过情爱克服这样的孤独。长期以来，帕斯，连同塞萨尔·巴列霍和巴勃罗·聂鲁达，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南美诗人。这次采访于一九九〇年哥伦布日进行，采访三天后，帕斯加入聂鲁达的行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帕斯一九一四年出生于墨西哥城，父亲是律师，祖父是小说家，两者对他年轻时期的发展都很重要：他的父亲曾担任墨西哥革命家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法律顾问，从父亲那里，帕斯学到了社会事业的价值；从祖父那里，他则接触到文学。孩提时起，帕斯就在祖父藏书巨量的书房里探索，阅读西班牙和拉美文学。在墨西哥大学就读时，他继续学习文学，尽管在获得学位前离校。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帕斯当即支持共和国事业，并于一九三七年前往西班牙。回到墨西哥后，他参与创建文学杂志《工作室》和《神童》，两本杂志都对新一代墨西哥作家的诞生起了极大推助作用。一九四三年，帕斯获得古根海姆基金，到美国各地游学。一九四五年，他加入墨西哥外交部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间，帕斯在巴黎生活，并结识了包括萨特、布勒东、加缪在内的法国作家和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对帕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十年代初，帕斯的外交职责将他带往日本和印度，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佛教和道教经典。他曾说：“尽管时隔两千多年，西方诗歌与佛教教义却有相符之处：自我是一种幻觉，是感觉、思想和欲望的总和。”一九六八年十月，帕斯辞去外交职务以抗议政府对墨西哥城学生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
他的第一本诗集《野蛮的月亮》于一九三三年出版，当时帕斯仅十九岁。他最受好评的作品包括对墨西哥民族性格的散文体研究《孤独的迷宫》（1950）和长诗集《太阳石》（1957）。《太阳石》被科恩（ohen）称为“西方世界最近出版的最重要诗歌之一”。长诗五百八十四行，代表金星五百八十四天的运行周期。帕斯的其他作品包括《鹰或太阳？》（1950）、《交流电》（1956）、《弓和里拉》（1956）、《白》（1967）、《猴子语法家》（1971）、《阴影草稿》（1975）和《内部的树》（1957）。
帕斯和他的艺术家妻子玛丽·何塞住在墨西哥城。帕斯曾多次获得国际诗歌奖，包括国际诗歌大奖、耶路撒冷奖（1977）、诺伊施塔特奖（1982）、塞万提斯奖（1981）和诺贝尔奖。
这次采访受到诗歌中心的支持，在纽约第九十二街希伯来青年会观众前现场进行。帕斯在访谈间尽显他和他的诗歌所特有的精力和神韵：就如他的诗歌能用一种性感的神秘力量将个人与社会沟通，帕斯看上去很欢迎这个与听众交流的机会。
——阿尔弗雷德·麦克亚当（alfredmacadam），一九九一年
《巴黎评论》：奥克塔维奥，你出生于一九一四年，你可能还记得……
奥克塔维奥·帕斯：记不大得了！
《巴黎评论》：……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你所经历的这个世纪几乎是一场永恒的战争。你对二十世纪有什么好话可说吗？
帕斯：我活下来了，我想这就够了。你知道，历史是一回事，而我们的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的世纪是可怕的——是世界历史上最悲惨的世纪之一——但是我们的生活则大同小异。私人生活不具历史性，在法国或美国革命期间，在波斯与希腊的征战期间——在任何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中——历史不断变化，但人们继续生活、工作、恋爱、死亡、生病、交友、感到光明或感到悲伤，这些都与历史无关。或只有少许关系。
《巴黎评论》：那么我们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
帕斯：是的，历史是我们的风景或背景，我们生活在其中。但是真正的戏剧，真正的喜剧，在我们的内心。我想不管是生活在五世纪的人还是生活在未来世纪的人，都是这样。生命不是历史的，而更像自然。
《巴黎评论》：在《视觉的特权》，那本关于你与视觉艺术关系的书中，你说：“我和我的任何朋友都从未见过提香、委拉斯开兹或塞尚的作品……然而，我们被许多艺术品包围着。”你在那里谈论你小时候住过的米斯科阿克区，以及二十世纪早期的墨西哥艺术。
帕斯：米斯科阿克区现在是墨西哥城一个相当丑陋的郊区，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是个小村庄，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庄，来自前哥伦布时代。米斯科阿克这个名字来自米斯科瓦特尔神，是纳瓦特尔人对银河系的称呼。它也有“云蛇”的意思，就好像银河系是一条云雾的蟒蛇。我们有一座小金字塔，非常小，但仍然是座金字塔。我们还有一座十七世纪的修道院。我住的社区叫圣胡安，教区的教堂建于十六世纪，是那个地区最古老的教堂之一。那里还有许多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房屋，有些房子有很大的花园，因为在十九世纪末，米斯科阿克是墨西哥资产阶级的避暑胜地。我们家就在那里有所避暑别墅。因此，当革命来临时，我们不得不搬到那里，而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件高兴的事。我们被这两段历史留下的小小记忆包围，前哥伦布时期和殖民时期，两段历史都仍然活着。
《巴黎评论》：你在《视觉的特权》里讲到米斯科阿克区的烟花。
帕斯：我非常喜欢烟花，它是我童年的一部分。镇上有个地方，那里的工匠都是烟火艺术大师，他们在墨西哥各地都很有名。为了庆祝瓜达卢佩圣母节或其他宗教节日或新年，他们为小镇制作烟花。我记得他们使教堂的墙看上去像个炽热的瀑布，真是壮观。米斯科阿克的生活方式在大城市已经不复存在了。
《巴黎评论》：你似乎很怀念米斯科阿克，但你又是住在墨西哥城中心的少数几位墨西哥作家之一。不久，墨西哥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但就污染、拥挤和贫困而言，它则是噩梦。生活在那里是一种灵感还是一种阻碍？
帕斯：住在墨西哥城中心既不是灵感也不是障碍，是挑战。而应对挑战的唯一方法就是直面挑战。我曾在墨西哥的其他城镇生活过，但不管那些城镇多令人愉快，它们似乎都有些不真实。所以有一天，我和妻子决定搬进我们现在住的公寓。如果你住在墨西哥，你就得住在墨西哥城。
《巴黎评论》：你能给我们讲讲帕斯一家吗？
帕斯：我父亲是墨西哥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一位姑母和我们住在一起——一位较古怪的姑母，因为姑母都是古怪的，但她同时也富有诗意，以她荒谬的方式。我的祖父是一名律师和作家，一位受欢迎的小说家。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靠他的一本畅销书的收入为生。米斯科阿克的房子就是他的。
《巴黎评论》：书呢？我想到博尔赫斯曾声称他从未离开过他父亲的书房。
帕斯：这是一个有趣的类比。我的祖父有一个美丽的书房，它是那座米斯科阿克房子最大的优点。它大约有六七千藏书，我可以自由阅读。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个贪婪的读者，甚至读了“禁书”，因为没人注意我在读什么。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也许就是这段经历使我失去了宗教信仰。我也读过或多或少放荡不羁的小说，它们不是真正的色情，只是不雅。
《巴黎评论》：你读过儿童读物吗？
帕斯：当然。我读了很多萨尔加里（salgari）的书，他是位深受墨西哥欢迎的意大利作家。还有儒勒·凡尔纳。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是个美国人，水牛比尔。我和我的朋友们从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过渡到牛仔，不感丝毫后悔，也不觉得我们在歪曲历史。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过，当你第一次看到一幅超现实主义绘画时——一幅有着藤蔓环墙而绕的画——你把它当成了现实主义。
帕斯：是的。我们米斯科阿克的老房子在我们身边摇摇欲坠，我们不得不放弃一间又一间屋，因为屋顶和墙壁都在渐渐地倾塌。
《巴黎评论》：一九三〇年，你十六岁左右，进入了国立预科学校，你学的是什么，学校是什么样的？
帕斯：学校很漂亮，建于十七世纪末，是墨西哥巴洛克式建筑的鼎盛时期。学校很大，石头、柱子和走廊都具高贵气质，也有一种美感。二十年代间，政府邀请奥罗斯科（orozco）和里维拉（rivera）在校内制作壁画——里维拉的第一幅壁画就在我们学校。
《巴黎评论》：你对那些壁画家的作品感兴趣吗？
帕斯：是的，我们都对壁画家的表现主义风格感到一种契合，但是那些壁画与建筑存在着矛盾。后来我觉得那些壁画被画在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纪的建筑里是个遗憾。
《巴黎评论》：课程安排怎么样？
帕斯：是法国传统与美国教育理论的混合。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是个重要影响，教育的“进步派”也有影响。
《巴黎评论》：你学的外语是法语？
帕斯：法语和英语。我父亲在革命期间是政治流亡者，他不得不离开墨西哥到美国避难。他先去，我们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与他会合，我们在那里待了近两年。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和我的美国同学打了一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们笑我因为我在午餐时不会说勺子的英文。但是当我回到墨西哥时，我开学的第一天又打了一架，这次和我的墨西哥同学，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是个外国人！我发现我可以在两个国家都是外国人。
《巴黎评论》：你在国立预科学校曾受某位老师的影响吗？
帕斯：当然。我有机会师从墨西哥诗人卡洛斯·佩利塞尔（carlospellicer）。通过他，我认识了他那一代的其他诗人。他们使我对现代诗歌有了崭新的认识。我应该提到，我祖父的藏书截止于二十世纪初，所以直到我上了国立预科学校，才知道一九一〇年后还有书籍出版。普鲁斯特对我来说是个启示，我曾经以为左拉之后就再没有小说出版了。
《巴黎评论》：西班牙诗歌呢？
帕斯：我发现了“一九二七一代”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拉法埃尔·阿尔维蒂（rafaelalberti）和豪尔赫·纪廉（jorgeguillén）。我也读过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machado）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ramónjiménez）的诗，希梅内斯是当时的诗歌元老。我还读了博尔赫斯的作品，那时他还不是个短篇小说家，在三十年代初，他是位诗人和散文家。当然，在我文学生涯的最初阶段，最大的启示是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
《巴黎评论》：你上了大学，但在一九三七年你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帕斯：我做出了几个。首先我去了尤卡坦半岛。我完成了大学学业，但在毕业前就离了校，因为我拒绝当律师。我的家庭，像当时所有墨西哥中产家庭一样，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一名医生或律师。我只想成为一名诗人和革命者。我有了一个去尤卡坦的机会，在那里和一些朋友在一所工农子弟学校工作。那是一次丰富的经历——它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城市男孩，我的墨西哥经历只限于墨西哥中部高地。
《巴黎评论》：你发现了地理？
帕斯：住在纽约或巴黎等城市的人通常对他们国家其他地方有着偏狭。我发现了尤卡坦半岛，它是墨西哥南部一个非常奇特的省，它虽然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但由于玛雅文化的影响，与别处大不相同。我发现除了墨西哥中部的传统以外，墨西哥还有另一个传统——玛雅传统。奇特的是，尤卡坦同时又是一个大都会，它与古巴和新奥尔良都有联系。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尤卡坦人去美国或欧洲旅行的次数比去墨西哥城要多。我开始意识到墨西哥有多么复杂。
《巴黎评论》：然后你回到墨西哥城，决定参加西班牙内战？
帕斯：我被邀请参加一个代表大会，而由于我是西班牙共和国的坚定支持者，我立即接受了邀请。我离开尤卡坦的学校去了西班牙，在那里待了几个月。我当时二十三岁，想加入西班牙共和派军队，但不能，因为作为一名志愿者，我需要一个政党的推荐，我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其他政党的党员，所以没人推荐我。我被拒绝了，但他们告诉我这没关系，因为我是个年轻的作家——代表大会里最年轻的——我应该回到墨西哥，为西班牙共和国写作。我就那样做了。
《巴黎评论》：这次西班牙之行除了政治和保卫西班牙共和国之外对你意味着什么？
帕斯：我发现了我的另一部分遗产。当然，我熟悉西班牙的文学传统，我一直认为西班牙文学是我的，但书籍是一回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看纪念碑和风景又是另一回事。
《巴黎评论》：所以这又是一个地理上的发现？
帕斯：是的，但也有政治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道德方面的发现。我的政治和思想信仰是被兄弟友爱观念点燃的。我们在这方面有过很多交谈，比如，我们都读过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的小说，它们描述通过革命行动寻求友爱。我的西班牙经历并没有加强我的政治信仰，但它确实给了我对友爱观念一个意想不到的启示。有一天，史蒂芬·斯彭德和我在一起，他可能也还记得——我们去了位于马德里大学城的前线。那是个战场。有时在同一栋楼里，共和派和法西斯分子只隔一堵墙，我们可以听见墙那边士兵的交谈。那是种奇怪的感觉：那些我看不见但听得见声音的人是我的敌人，但他们也有着人类的声音，就像我一样。他们和我没什么区别。
《巴黎评论》：这是否影响了你憎恨敌人的能力？
帕斯：是的。我开始想，也许所有这些争斗都是荒谬的，但我当然不能对任何人这样说，他们会认为我是叛徒，尽管我不是。那时，也许是后来不久，当我认真思考那次令人不安的经历时，我明白了，真正的友爱意味着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的敌人也是人。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敌人的朋友，分歧当然将继续存在，但你的敌人也是人，你突然明白你不能再接受暴力。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它粉碎了我内心深处的许多信念。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情形恐怖的缘由之一是那些法西斯士兵和你说的是同样的语言？
帕斯：是的，墙那边的士兵们笑着说，给我一支烟，或诸如此类的话。我在心里想：他们和我们墙这边的人没什么两样。
《巴黎评论》：然而，你并没有直接回到墨西哥。
帕斯：当然没有。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我得去巴黎，巴黎是个博物馆，它是历史，是现在。瓦尔特·本雅明说巴黎是十九世纪的首都，他没错，但我认为巴黎也是二十世纪的首都，至少上半世纪。不是说它是政治、经济或哲学之都，它是艺术之都，不仅包括绘画和造型艺术，还有文学。这不是因为最好的艺术家和作家都住在巴黎，而是因为伟大的运动在那里产生，包括超现实主义。
《巴黎评论》：你看到了什么让你感动？
帕斯：我去了世界博览会，看到了毕加索的新作品《格尔尼卡》。我那时二十三岁，竟有机会在西班牙馆看到毕加索和米罗的作品。我在巴黎不认识什么人，一次纯属偶然的机会去了一个展览，看到了马克斯·恩斯特的《雨后的欧洲》，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黎评论》：对人的看法呢？
帕斯：我遇到了一位后来变得非常有名的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他邀请我去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斯家参加派对。那里有一大群人，包括很多名人，但我谁也不认识，感到有些失落。我那时很年轻，我环顾四周看到房子里摆着一些奇怪的物件，我问漂亮女主人它们是什么。她笑着告诉我它们是日本色情假阳具，每个人都笑我的天真。我意识到我有多么没见过世面。
《巴黎评论》：一九三八年你回到了墨西哥。安德烈·布勒东和托洛茨基也在那里：他们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帕斯：当然。政治上，我反对布勒东和托洛茨基。我认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是对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虽然布勒东和托洛茨基不是纳粹特工，但我反对他们。然而同时，我对托洛茨基很好奇，我偷偷读过他的书，所以内心深处我有异见。我也很欣赏布勒东，我读过《疯狂的爱》，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黎评论》：那么除了西班牙和拉美诗歌，你还投身于欧洲现代主义。
帕斯：是的，可以说在那段时间，有三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本是艾略特的《荒原》。一九三一年我在墨西哥读到这本书，我那时十七岁左右，它让我困惑不解，我一个字也没懂。之后，我又读过它无数遍，仍然认为它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歌之一。第二本书是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第三本是布勒东的那本提倡自由恋爱、诗歌和反叛的书。
《巴黎评论》：你钦佩布勒东，但没有接近他？
帕斯：有一次，一位共同的朋友邀请我去见他，他说我对布勒东的政治观点有误解，我拒绝了。但许多年后，我遇见了他，我们成为了好朋友。那时，尽管受到许多朋友的批评，我还是满怀热情地阅读了布勒东和托洛茨基的《独立艺术革命宣言》，上面有迭戈·里维拉的签名。在宣言里，托洛茨基弃绝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声称革命国家对艺术家和作家应采取的唯一政策是给予他们完全的自由。
《巴黎评论》：你内心的矛盾似乎正在转变成一场危机。
帕斯：我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是我与共产党人产生矛盾的开端。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和他们很友好。我们最初争论的就是艺术问题。
《巴黎评论》：所以一九四〇年墨西哥城的超现实主义展对你来说是一个难题。
帕斯：我在《工作室》杂志做编辑。我的一个朋友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超现实主义者开辟了新的前景，但他们已经变成了自己革命的学院。这是一个错误，尤其在那些年里。但是我们发表了这篇文章。
《巴黎评论》：发表或灭亡。
帕斯：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错误。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完了，你不觉得吗？这次采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次公开表白——对此我很害怕。
《巴黎评论》：奥克塔维奥，尽管你是位诗人和散文家，但你似乎受到了小说的诱惑。我想起你一九三八年在《工作室》杂志发表的那篇《梦想家日记》和你一九七〇年的《猴子语法家》。
帕斯：我不认为那篇日记是小说体。它是一种冥想式的笔记。我可能是受到了里尔克和他的《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的诱惑。事实上，小说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诱惑，但或许我不适合写。小说艺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它像史诗一样，是一个充满人物的世界，这些人物的行为是作品的本质；但与史诗不同的是，小说具有分析性，它既讲述人物事迹，又对这些人物进行评论。汤姆·琼斯、奥黛特·德·克雷西、伊万·卡拉马佐夫或堂吉诃德都是被批评吞噬的角色。你在荷马和维吉尔甚至但丁那里都不会看到这些。史诗颂扬或谴责；小说分析和批评。史诗的主角是一体的坚实的人物；小说中的人物是模棱两可的。这两个极端，批评和史诗，结合在小说中。
《巴黎评论》：那《猴子语法家》呢？
帕斯：我不认为这是本小说，它是小说的前沿，也可以说它是本反小说。每当我想写小说时，我就对自己说，诗人不是小说家。有些诗人，如歌德，写过小说——相当无聊的小说。我认为诗歌的天才是综合性的。诗人综合；小说家分析。
《巴黎评论》：如果我们能回到战争年代的墨西哥，我想问一下你和巴勃罗·聂鲁达的关系，他在一九四〇年被派往墨西哥担任智利总领事。
帕斯：像我之前说的，我在三十年代开始读现代诗歌时，聂鲁达的诗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当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后，我寄了一本给聂鲁达，他从未直接回复，但正是他邀请了我去西班牙参加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我到达巴黎时，一个人也不认识，但就在我下火车的时候，一个高个男人朝我跑过来，嘴里喊着：奥克塔维奥·帕斯！奥克塔维奥·帕斯！他就是聂鲁达。然后他说：噢，你竟这么年轻！我们拥抱。他给我找了家旅馆，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是第一个关注我的诗歌同情地阅读它们的人。
《巴黎评论》：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帕斯：他在墨西哥的时候，我经常见他，但是我们遇到了些困难。首先是个人问题，聂鲁达很慷慨，但也很霸道。也许我太反叛了，嫉妒自己的独立。他喜欢被一群热爱他的人所包围，仿佛一个宫廷——这些人有的很聪明，但通常都很平庸。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他变得越来越斯大林主义，而我对斯大林的迷恋则越来越少。最后，我们发生了争吵——几乎打起来——然后不再交往。他写了些关于我的难听的东西，包括一首刻薄的诗，我也写了些关于他的坏话。就是这样。
《巴黎评论》：和解了吗？
帕斯：我们有二十年没说话。有时我们会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我知道他会叫我们共同的朋友不再理我，因为我是个“叛徒”。但后来，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恐怖时期的报告被公之于众，粉碎了他的信仰。我们碰巧在伦敦参加了同一个诗歌节，我那时刚再婚，巴勃罗也刚再婚。我和我的妻子玛丽·何塞在一起时，我们遇到了他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希亚。她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回答说是，你就是玛蒂尔德。然后她说：你想见巴勃罗吗？他会很高兴再见到你的。我们去了巴勃罗的房间，他正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记者一离开，他就叫我：我的儿子，并拥抱我。这非常有智利特色——他叫我的时候很有感情，我非常感动，差点哭了。我们只做了简短的交谈，因为他正在回智利途中。他送了我一本书，我也送了他一本书。几年后，他去世了。我很难过，但那次重聚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和一个我非常喜欢并钦佩的人再次成为朋友。
《巴黎评论》：四十年代早期显然是你的一个困难时期，但它似乎也迫使你定义自己的文化位置。
帕斯：对。我遇到了很多政治问题，与以前的不少朋友断绝了关系——聂鲁达就是其中之一。我也交了一些新朋友，比如维克多·谢尔盖（victorserge），一位法俄作家和老革命家。但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必须离开我的国家，流放自己。幸运的是我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得以来美国。那是我第二次来到美国，我先去了伯克利，然后去了纽约，我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钱，事实上一贫如洗，但我很开心。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巴黎评论》：为什么？
帕斯：我发现了美国人民，我很激动。那就像面对着广阔的空间自由地深呼吸——一种喜悦、轻松和自信的感觉。我每次来到你们国家都有同样的感受，但那次尤其强烈。在那些日子里，仅仅待在美国就让我充满活力，与此同时，我还可以远离政治，投身于诗歌。我在康拉德·艾肯（conradaiken）的《现代美国诗歌选集》中发现了美国诗歌。我已经读过艾略特的作品，但我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庞德和玛丽安·摩尔则一无所知。我对哈特·克兰的诗略知一二——他晚年生活在墨西哥，但与其说他是位诗人，倒不如说他是个传奇。当我在伯克利的时候，我遇到了穆里尔·鲁凯瑟（murielrukeyser），她非常慷慨地翻译了我的一些诗歌，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凡的时刻。几年后，她把译诗投给斯彭德和西里尔·康诺利（cyrilconnolly）在伦敦编辑的《地平线》杂志，并在那里发表。对我来说，那是一个……
《巴黎评论》：小突破？
帕斯：小小的突破。在纽约我成为《党派评论》的忠实读者，之后我又去了巴黎，见到了几个在墨西哥结识的朋友，比如本杰明·佩雷（benjaminpéret）。通过他，我终于见到了布勒东。我们成为朋友。超现实主义正在衰落，但对法国文学生活来说，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健康、鲜活而且反叛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的意思是？
帕斯：超现实主义代表着法国人已经忘却的一些东西：理性的另一面、爱、自由和诗歌。法国人有种过于理性主义的倾向，把一切都归结为理念，然后为之争论不休。当我到达巴黎时，让—保尔·萨特是个主要人物。
《巴黎评论》：但对你来说，存在主义早就过时了。
帕斯：是的。在马德里，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ygasset）——连同他后来在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门徒们——已经出版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要文本，所以萨特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创新，不如说是一种巧妙的变异。另外，我反对萨特的政治主张。在与法国存在主义有关联的人中只有阿尔贝·加缪是我的朋友，他对我也很慷慨。但我必须说，我更接近超现实主义诗人。
《巴黎评论》：到四十年代末，你已经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诗集：《假释的自由》和《孤独的迷宫》。我一直对《假释的自由》（“freedomonparole”）这个书名很好奇，它和未来主义诗人马里内蒂（marinetti）的“休假词”（“wordsonleave”）有关系吗？
帕斯：恐怕没有。马里内蒂想把词语从句法和语法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那是一种审美虚无主义。而“假释的自由”与道德的关系大于与美学的关系，我只是想说，人类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在英语中，当你被放出监狱时，你“在假释中”（“onparole”），而假释这个词的原意是“言词”（“speech”）、“字词”（“word”）、“诺言”（“wordofhonor”）。但是一个人自由的先决条件是语言，是人类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