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禾/译
一九八六年六月中旬，我拜访了w.s.默温位于夏威夷毛伊岛东北海岸哈伊库的家。默温夫妇（威廉、他的妻子保拉和他们的松狮幼犬毛里）住在一条曲折、多岩石的泥泞小路的尽头，在俯瞰太平洋的悬崖上。他们有三英亩的土地。五十年前，不可靠的菠萝种植破坏了红色的火山黏土。如今他和保拉护养土地，像忧虑的父母，孩子曾经非常虚弱——现在变得健康了，但是仍需要持续的关注。在他的耕耘下，地里长着各种本地蔬果：大芒果、香蕉、番木瓜树、高大的棕榈树（树叶在强风的拂扫下越发宽阔）、开着粉色黄色红色花朵的木槿、白色的栀子属植物、像是蜡雕的巨大的红色蝎尾蕉、白色的天堂鸟花和各种蕨类。这里有一个大菜园，种满蔬菜，还有一小块地，种植本地植物——其中一些是夏威夷濒危植物——被默温种在塑料盆里，受上面的棕榈叶和六角网眼铁丝网保护。
房子是默温自己设计的，外镶桉木。高高的屋顶、暗色的桉木地板、滑动的玻璃窗和门。屋外有带顶篷的大露台，放着盆栽植物和鸟类食槽。不时能望到远处的太平洋。
屋里的家具大部分来自法国乡下（老式碗橱、沉重的木餐桌），让人想起默温在那里住了多年。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木头书架，摆满了书。书籍种类繁多，但也显示了默温关注的兴趣点是禅宗、生态学（我数到有六本《被毒化的美国》，五本“要送人”）、植物学、园艺、农学、历史（包括美国原住民及其他部族社会的生活史和夏威夷本身的历史）。总之，这座房子和周围的物产给人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囊括万物、引人入胜的世界。
威廉·斯坦利·默温一九二七年生于纽约，在新泽西州联合城和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长大。已出版十二部诗集：《双面神的面具》（1952）、《起舞的熊》（1954）、《野兽遍地》（1956）、《火窑里的醉汉》（1960）、《移动靶》（1963）、《虱》（1967）、《扛梯人》（1970，获普利策奖）、《写给未完成的伴奏》（1973）、《罗盘花》（1977）、《找到岛屿》（1982）、《张开手》（1983）、《林中雨》（1987）。他也翻译诗歌，出版了至少十五部译作，包括《译诗选：1948—1968》（1969，获美国笔会翻译奖）、《译诗选：1968—1978》（1979）。他还出版了四部散文集：《矿工苍白的孩子》（1970）、《房屋和旅人》（1977）、《没有镶框的原作》（1982）、《记忆的区域：未收录的散文：1949—1982》（1986）。他最近完成了三部新作的初稿：一部新诗集，雅典出版社（atheneum）即将出版；一部阿根廷诗人罗贝托·华洛兹（robertojuarroz）的译诗集，还有一部，是与重松宗育合作翻译日本禅僧、造园家梦窗疏石的诗，北角出版社（northpoint）均有出版的计划。在最近几年，他在写作数篇长文，有关夏威夷的历史和对现实的影响。默温住过很多地方——除了纽约，还住过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和墨西哥，如今他定居下来，似乎是永久地定居在夏威夷。
六月一连两天，在默温的书房，我们进行了采访。都是在傍晚，通常他会花这一个小时在花园里劳作。下午的光线非常耀眼——海洋在闪烁。这两天里，默温赤着脚（在夏威夷，把鞋脱在门口是一种礼貌），穿着卡其布短裤和t恤——他在家里的惯常衣着。相当的高，灰色的鬈发，极其清澈的目光，在五十九岁的年纪，他仍显得十分男孩气，也很英俊，具有诗人的气质。
——爱德华·赫施（edwardhirsch），一九八七年
《巴黎评论》：在过去的三十四年里，你出版了十二部诗集、三部散文集和至少十五部译诗集。可是你最近却说：“写作是我知之甚少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
w.s默温：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那种写作是写你不懂的东西。它一直来自我所不知道的，而非我所知道的。我一路走，一路找到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习得的东西大多是坏习惯。你一直要重新开始。
《巴黎评论》：你每天都写吗？埃兹拉·庞德曾经建议你每天写七十五行诗句，你是否遵循了他的建议？
默温：我没有每天写七十五行诗句，但是一连几年我天天都会对着一张纸，凝视一会儿。这让人变成了某种怪物。
《巴黎评论》：为什么这样说？
默温：你必须不断地把其他事物推到一边。写作这种活动，本身并不包含诺言，却被赋予类似专断的特点，恒久的坚持非常重要。
《巴黎评论》：能否谈谈你为父亲写过的赞美诗？那些是你最初的创作吗？
默温：我想是的。那时我大约五岁。我独立写成的，它们没有用上，我非常失望。
《巴黎评论》：你具有深刻的生态及环保意识，这是从何时开始的？
默温：我也多次试图弄清楚是从何时、如何开始的。恐怕很难。我觉得早在做出大部分决定之前，这种性情就形成了。我记得有这样两件事。一件事是，我的童年十分压抑。我被教导决不能对任何人说“不”，决不能说我不喜欢什么东西，决不能顶嘴。有一天——我应该是三岁左右——两个人来了，开始砍后院唯一的那棵树的主枝，我非常愤怒，冲过去打他们。谁也没想到我的愤怒突然爆发，我父亲甚至都没有惩罚我。第二件事是，我特别喜欢一本有关印第安人的书，喜欢里面的水彩画，喜欢得我开始教自己识读旁边的说明文字。印第安人生活的地方、如何生活，似乎对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学习阅读——英语，这甚至就够了——我想了解更多有关印第安人的生活。我现在仍然如此。我从未失去这份求知欲。比起我看到的周围这个人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印第安人代表着一个更广阔、更有内聚力的世界。我小时候一直可以看到纽约，无论什么时候被问到真正想做的是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说我想去乡村。我幼小的时候见过乡村，我一直想回去。我不能确定准确的起源，可是我知道可以追溯得很远。对“乡村”怀有这种感情，促使我发问，我想我问的问题对很多同代人来说算是古怪的，可是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平常了，随着我们这一物种的困境越发严重，我们的行为也是被困境所决定。小时候，我常常感到一种隐秘的恐怖——不断出现的噩梦——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城市，被水泥、高楼和街道覆盖。不再有乡村，不再有树林。这似乎并非那样遥远，虽然我不相信这样的世界能够长久继续，我也绝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
《巴黎评论》：你的父亲是一名长老会牧师。你是否认为自己继承了父亲那种长老会的改进世界的渴望？
默温：我不认为是改进世界的渴望。世上有比我能言说的更美丽、更稀有、更重要的东西，就会有这种热爱和崇敬的渴望，而这些东西正在被人忽视并且遭到摧毁。我认为我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这种渴望。究竟多大程度上继承自我的父亲或他的家族，我并不清楚。周围的世界无法让我觉得满意。大街、人行道和水泥的世界是不完整的——我以前就有种植植物和树木等等的强烈愿望，现在也是如此。我记得我走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像是一种安慰，大地真的就在下面。我谈论并且试着把那种感受写出来，但我觉得我甚至尚未开始说出它。我相信那种渴望、那种意识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失去什么，直到现在，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同样都在失去它。我们被剥夺了根本的东西。
《巴黎评论》：这是否指与自然世界的深刻联系？
默温：联系就在那里——我们的血脉与海洋相连。是意识到那种联系。是感觉到我们与每一样生物都绝对地、密切地相连。我们不必对此觉得感伤或神圣，可是我们无法背对这个事实，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当我们摧毁了我们周围所谓的自然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在摧毁我们自己。我想这是不可逆转的。
《巴黎评论》：你觉得诗歌和祈祷之间有联系吗？
默温：我猜简单的回答是肯定的，仅就我认为诗歌是一种尽可能彻底地运用语言的尝试而言。如果你想这样做，你就不会把语言当作装饰，或当作娱乐，当然你也想要令人愉悦的语言。愉悦是彻底运用语言的组成部分。我觉得诗歌与生命的彻底性相关，与彻底实现一个人的经验相关，彻底地实现、表达它，让它具有意义。
《巴黎评论》：禅宗思想如何影响了你的创作？
默温：当你在犹太—基督教的语境下谈论祈祷时，祈祷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二元论的行为。你是在为了某些东西向别人祈祷。西方意义上的祈祷往往被看作建立一种联系。我不认为那种联系一定要建立；它已经存在。诗歌可能和承认那种联系相关，而不是试图创作并不存在的联系。
《巴黎评论》：在你那首纪念约翰·贝里曼（johnberryman）的诗里，写道“他建议我向缪斯祈祷/跪下祈祷/在那个角落他/说他真是这个意思”，你怎么理解他的建议？
默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写诗从来就不是一项你能够完全控制的行为。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写作是各种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力你甚至完全不了解。你可以把它们形容成是你自己的心灵，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也许是的，但是还有其他各种各样能形容它们的方式，也很恰当，或者说更恰当——如缪斯或集体无意识。更具有暗示性的方式，因此可以说更加准确。我觉得任何能够唤起未知力的方法都是好的。
《巴黎评论》：你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时候从贝里曼学到了什么？
默温：我在纪念他的那首诗里已经试图有所表达，一些他做过的关键指导。不妥协是其中之一。他教导我非常严肃地看待诗歌。他无疑是我当时认识的最聪明的两三个人中的一个，他对语言充满热情，具有巨大的冲力。他绝对诚实。他乖僻，可是他对诗歌的热爱始终像一束纯粹的火焰，他是我敬佩的榜样。
《巴黎评论》：你写过《友好的不合常规者》，深情地怀念r.p.布莱克莫（r.p.blackmur）。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他是否也是你的榜样？
默温：我敬仰布莱克莫。他是导师，也像长辈，虽然关系不算亲密，里面有极重的敬仰成分。可以说布莱克莫是我所认识的印象最深的文学学者。他是我敬佩的评论家，他的观点也不服务于别人。他认为评论家就像一座等待鬼魂出没的房子。我已多年没有重读那些文章，可是他说过的话和他体现的态度，我至今不曾忘记。我知道他怀有深切的不确定感，他同时又是极为独立的人。他让我坚定了态度。他鼓励我相信我对独立的渴望是自然不过的。
《巴黎评论》：所以他鼓励你遵循你自己的路？
默温：我觉得他鼓励了很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从了这个建议。即使没有他的建议，我也不会在学校里待下去。在学校里无论待多久我都觉得不适。他们使我焦虑，就像被关住了。
《巴黎评论》：你当时首先认识的和你年龄相仿的诗人有哪些？
默温：我在普林斯顿认识了高威·金奈尔（galwaykinnell），但是我们没有频繁地阅读对方的诗。詹姆斯·梅里尔（jamesmerrill）有一次过来看望布莱克莫。我对同代诗人的诗歌不是很熟悉，直到我从英格兰回来、住在波士顿以后才慢慢熟悉。当时我已快三十岁。
《巴黎评论》：可以说当时你已经是一位名诗人了？
默温：算是吧。那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庞德和他那一代的诗人，那些杰出的诗人。庞德使我转向中世纪诗歌。
《巴黎评论》：你的很多早期作品都像是遵循庞德的范式，作为一种典范，他处于多么中心的位置？
默温：他非常重要。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庞德的听觉是惊人的发现。我的意思是在我读他的时候，我真切地听到了东西。自庞德之后，很多诗人都在他的诗里听到了纯粹的东西，穿透他的诗。我现在并不认同很多关于庞德的夸张的传闻。以前我试图相信过。庞德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以前会大肆赞美他。但是我不再相信庞德的诗歌前后期逻辑连贯。我真的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混乱、碎片式的、苦恼的人。我不认同休·肯纳（hughkenner）和有些人的观点，认为庞德的诗歌具有预知力、主题深奥、结构复杂，堪称完美。这一分钟我觉得他很精彩，下一分钟就觉得失望，并且常常觉得恼火。写你听到了什么，而不是写出你的思维活动——这有些古怪，其实庞德持有鲜明的观点——这是吸引我的地方。与现在相比，以前我觉得这是更罕见的特点。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诗人都是被听觉引导写诗的。这是庞德对语言和诗歌的热忱，他那无可比拟的耳朵。
《巴黎评论》：能否谈谈你在四十年代去圣伊丽莎白医院拜访庞德那次，你称为一次朝圣？
默温：拜访他那次是在复活节假期，我在华盛顿和朋友待在一起。他在开放的病房见我，周围的人走来走去，冲着想象中的马桶。他坐在扶手椅里，话语滔滔不绝。我十八岁——并没有很多话对庞德说——他一直说着在第一百诗章结束时，整个东西会如何崩塌，等等。就像是向拱顶放拱顶石，或是在门柱上放水平过梁。他无比好心，后来写了一张张明信片给我，“阅读种子，而非嫩枝。e.p.”，他写道。他给予我关于翻译的一点儿建议，关于严肃地看待翻译，把它当作一种实践，关于学习各种语言和试着尽可能地接近原诗的感觉和形式。他说了很多，我不是很理解，直到我实践了一阵子，直到我试着去那样做，才慢慢领会。
《巴黎评论》：最初吸引你开始翻译的是什么？
默温：十八岁时，想找到该写什么真的非常难。我是写了很多，但是我很清楚我写的东西和我想表达的不甚相关。在你十七八岁时，你怀着你认为是你的感觉的东西，它们的确是你的感觉，可是它们离你的词语非常远，你是知道的，你写的词语是混乱的。而翻译，却是接近真实——集中精神，只注意写作，某次写作——找到合适的词语，从另一端抵达它，从“如何”那一端。
《巴黎评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原始诗歌或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