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屁。”她从秋千上站起来，往门廊那边的树丛里熟练地弹了弹烟灰。

“康妮，我女朋友在‘樱桃树’那儿做辅导员。”

“那是什么？”她问。巴迪眉头一皱。

“对不起。”他说。他俩点点头又耸了耸肩。

“你们这些人。”她的手在天上挥着，什么也没抓住，也就算了。

她说：“我挺幸福的。工作时间够长了，可以歇一歇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旅行。”

“去哪儿呢？”巴迪问。

“我在考虑伯利兹城。”过了一会儿，康妮又说：“我听说你哪儿也不去。不知是西克里斯特先生还是谁说的。不，就是他。他认识你太太。他说你儿子死后你就哪儿也不去了。”

“差不多是这样。”

她说：“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电话铃响了——显然是艾丽斯打来的。巴迪向康妮道歉，赶紧从秋千旁走进屋里去了。

“我不能离开这儿，”艾丽斯说，“我知道我们的计划泡汤了，但实在没别的办法。”

“不要紧。我们可以明天再吃。”

“人人都吓坏了。我怎么敢走。护士已经给他们打了镇静剂。你真该亲眼看看。巴迪。这样下去他们会把自己弄伤的。搞得像在船沿上走路似的。”

他笑了。

“听说文森特在医院范围内，所以他们全都去找人了，”她说，“不管怎样，我做了件事儿。我跑到‘风行大片’那儿给他们租了一部电影——他们投票选的《黑客帝国》。有点儿用呢。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人穿着睡衣，垫着枕头，蜷缩在沙发上，要不就躺在椅子上。”

“我也想这么干。听上去棒极了！”

“不，我们可没邀请你。”艾丽斯说。

她在电话那头咯咯咯笑起来，又对巴迪说：“你还记得我说过他们怎么给医生取绰号的吗？我刚听见，‘便利贴医生和谎话加聋子医生一起过来了。’”

“我那位心理医生长得很像艾尔·黑格。”

“看吧，我就知道。所以你还不至于在我这儿呀。”艾丽斯说。

“我晚点再打给你。”她对他说。

他一直欣赏着餐厅的布置，就从他站着的地方。餐桌上有一盏水晶烛台，三十支红菊花插在花瓶里。电话挂掉后，他才意识到他的失望有多么强烈。

他走下廊道，过道上的石板砖有些歪了。他俯下身子，用脚使劲儿把一块砖挪正。这儿有杂草。也有蚂蚁，正沿着一条曲线爬着。

康妮看着他，烟抽得很猛，很不高兴，她还在秋千上。“我得说说，关于我的感觉。”她说。

他把手塞进裤袋，走回廊道和她待在一块儿。他靠在栏杆上，面对着她。好一阵时间过去了。“对不起。我是个笨蛋。”他说。

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冷笑了一声。

他说：“愿闻其详。”

她眼看着天花板。

“好吧，也许我就是理解不了，康妮。”他从袋子里把手抽出来，手指聚拢打量了一番，“你是不是对我有某种幻想？”

“天哪，才不是！”她说着咂咂舌头，“实际上要成……熟多了。”她把“成”字拖得很长。

她的笑声带有责备。“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

“哦，一点儿也不知道。”

“鉴于你是个完美先生，”她抚弄着耳饰上的养殖珍珠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所有的想法都他妈的自己憋着。”

这是巴迪回想起来最糟糕的一段对话。“我真没那样想。”他说。

康妮把长腿盘起来，双脚塞了进去。她身上有运动员或是舞者的优雅气质。她的手也十分优美，交叠在一起，要不就是搭在连衣裙的洁白领子上。她的头发美极了——闪闪发光的黑色。可是她的双眼有些哀伤，至少巴迪那样觉得。即便转动起来，也十分缓慢。她盯着一个地方，很少望向别处。她的眼睛沉重，有一种挫败的感觉。

他陷入思考，轻拍着指尖。他说：“我要和你说些我的事儿。马修死的那个早晨，当时我赶到重症监护室找到露丝，我的太太，她面向着墙，手紧紧压着膈膜，就好像跑了一圈马拉松快要窒息了。于是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拍拍她的肩，告诉她我来了。可惜她毫无感觉，要不就是太绝望了。不管怎样，她都无动于衷。我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那儿等着。最后她终于转过身来，她直愣愣看着我。我呢？我抱着她轻轻摇摆。就像在说，‘好了，好了’。”

他好几次把头发理顺：“这事儿我想了多少遍了！非常糟糕的一段，一次意外，但那也许为另一件事铺平了道路，如今我找到了自我。”

他说：“我儿子当时开着他的水上摩托艇，我不知道你听说的版本是怎样。”

康妮摇摇头。

巴迪点点头：“在那湖上，他撞上一艘渔船，船上有几个高中男孩儿。其他人都差点儿丧命。我发现很难。很难不去想象那个画面。于是假使遇上不太熟悉的人，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要一段简单的对白，不要提及我儿子。所以，我找了一个在‘扎克’图文店工作的推销员。我们聊了几句。她可能都记不全我的名字。我第一次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是为了告诉她，他们给倒车雷达做的广告牌掉下来了。接下来我找了各种理由给她打电话——电视竞赛啦，对天气的观测啦。要不就只是打个电话，开开‘扎克’的玩笑。一天要打十到十五通电话。就坐在那张细脚椅上打，也坐不舒服。我可怜的太太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已经发狂了。为什么我一直骚扰那女人？到最后她受不了了，到城里去提交了一份遏制令申诉。”

“天哪！”康妮说。

“她真的这么做了。”巴迪说。

他站起身来。两只猫在玻璃门那儿又叫又跳。“稍等一下，我得去给它们搞点晚餐。马上回来。”

“去吧，”康妮说，“去吧。”她掸掸手表示理解。

他把“科学饮食”牌猫粮倒进盘子里时，瞥见她黑暗中的身影正往廊道的阶梯下去。

巴迪赶紧穿上鞋。隔壁律师家的灯亮了。

他看着猫进食。给它们换了水。

他站在厨房的中央等待着，没到窗户边去，怕的是外面小径上出租车刺眼的大灯。

艾丽斯那头现在很安静。她几乎要轻声耳语了：“这太稀奇了。电视光线给所有病人的脸都蒙上一层颜色。我总是不能履约，这点很可恶。这是我最不该做的事。我每段感情都毁在这上面。”

“哦天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巴迪说。

他捏着一小片纸在工作台周围轻轻拍打着，没完没了。“你跟我在一起从不紧张吗？”他问艾丽斯。

“什么？”

“就是，对我感到紧张。因为我用那样的方式骚扰那个女人。”

“别侮辱我。”艾丽斯说。

“喂？”

“我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中的一个。我上学时他们从作业本里就看出来了。”

“哦。”他说。

有一小会儿他们谁也没说话。巴迪走上前又退回来，手里拿着电话。房间太热了，两只猫不得不贴在地砖上纳凉。

“我得走了，”艾丽斯说，“我实在需要上厕所。顺便说一句，他们正用担架把文森特扛回来。我想可能要送他去隔离室吧。你会好吗？感觉还好吗？”

“也许我应该他妈的自己憋着，”他说着，咧嘴笑了一下，“你不知道这个梗。对不起。我换个时间告诉你。”

“他们也不是非要我不可。我可以再聊两句。”艾丽斯说。

“不用，我感觉还好。这个梗和我也没多大关系。”他的食指在工作台上的一块蓝色砖片上滑来滑去。

“再给我一秒钟，”她说，“你还在那儿吗？挂电话前我最后说一句。悲痛是件很神秘的事情，巴迪。它是件非常私人的事情。”

“先这样吧。”她说，巴迪挂断电话后独自待了一会儿，他的手还搭在听筒上，手臂拉得很长。

他站着边廊上。夜里很暖和，一轮白色满月游荡在莱克利湖上。

小径那头，有一辆车正在倒车入位——那人来晚了，他来参加桥牌派对，卡尔和苏珊娜每隔一周举办一次。夫妻俩不知是谁站在入口处，迎接晚到的客人。

巴迪想到，之前有几个夜晚，他和艾丽斯坐在外面直到深夜，彼此讲故事，喝朗姆酒。他生日那天，她穿了一件红色亮片连衣裙。他和他太太在一起的最后一年，那段悲伤的时间，他们也度过了几个这样的夜晚。

他想，他居然为康妮的表白感到烦恼，这多么愚蠢啊。他本该坦然接受。他本该牵起她的手，拉住它，像对待朋友那样，甚至把她的手握紧，并说，人生看上去何其漫长。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六十二期，二〇〇二年）

山姆·利普斯特评《莱克利湖》

玛丽·罗比森有个著名的故事叫《你的》，里面的老男人和他年轻的太太在廊道上做万圣节用的南瓜灯。太太做的那只不太好看，质量不高，而她丈夫的作品极富表现力，又别出心裁。他是一个退休医生，还是个“星期日水彩画家”。后来，这则小故事在一个惊人的转折后，老男人想要向太太吐露心声，“像他所有的那么一点点才气，其实糟糕得像是受到了诅咒；很多时候，有那么点儿与众不同意味着你期望太高，以至于对自己喜欢得太少。”

联系罗比森本人来考虑这一点就变得十分奇妙，她是美国短篇小说界众多有才气的作家（和了不起的实践者）之一。也许，这证明了她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她深知生活将我们撕碎的多种方式，比如骇人的毁灭——死亡、离弃——还有接连不断的磨难。这两样大多数人得学着忍受。大多数人，包括罗比森笔下的人也是，大抵是一面等待痛苦平复，或至少化为短暂的逗趣，一面彼此安慰、微笑，张罗晚餐，坐在长沙发上，使尽花样让蜡烛光变得更漂亮。

他们中的许多人暗自沉湎于语言，尤其关注言语的丰富性和破坏性。罗比森并不沉湎于此。她对日常用语中零散的惊奇和那些有可能激动人心的韵律并不十分痴迷。她的文章也是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称其为极简主义。她的意思是要变成“做减法的人”，但换个词说就是“严苛”。一旦严苛起来，你就像罗比森那样变成字符的主人，同时也主宰了留白的空间。在《莱克利湖》中，当巴迪决心拒绝康妮——“拒绝得令她心服口服”——时，那种对话状态好像他一旦没有抛出最精确的措辞，他的策略就会完全失效一般。罗比森的故事常常取决于用词的精确性，要不就是精确的错误。

罗比森把那种错误，或说尴尬，层层置入她的作品。她那时也许还不知，“尴尬”有朝一日会变成全国的流行语。对于那些渴望真实接触（有时也不一定），彼此擦肩而过、耸耸肩，或互相责备，说说俏皮话的人，对于他们的一举一动，自我意识以及不安所带来的情感力量，罗比森从来都了如指掌。她那些小说要阐明的，不仅是强压在我们身上的巨大伤害，而且还有日常生活的种种迷思。它们突兀、哀伤，有趣而美丽。一旦你开始阅读，它们便会叫你长时间地、心服口服地放下手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