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幅画比我预想的要大。它已经占据了两面墙，而且每个人看到它都想要在画里往下落。珍妮想穿着她的皮衣落下，我问她说的是不是她穿的那件旧麝鼠皮大衣，她像所有的老年人那样，又生气了，鼻翼颤动脸色发白。又是蓝色。我告诉她她可以穿着她的皮衣落下。她很高兴。
如果你朝着自己鼻子的中心看，同时去按压眼角，你能看到可见光谱里的一小片角膜。这就是牛顿光学。
斯泰因梅茨他妈问我为什么要让人落下，我问她认不认识辛克维茨他妈，她说她从来不会和有塑料脸的人扯上什么关系。我知道为什么。她的脸是皮革的，开裂剥落，就像米开朗琪罗画里的蓝色天花板，带着淡淡的雪花，飘落在她的茶杯上。她完全没注意到。不过，我们还是能聊几句。
她吐出的是蓝色的音节，就像古老的河流冰柱。她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皮肤剥落的手，伸进她的裙子，那件黑色的华达呢连衣裙像森林大火那样哗哗作响。手指翻动，感觉到了旧亚麻布和移民的内衣。当她找到想要的那个词，她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把它握在她的炸鱼条之间，就像一个破裂的紫水晶。我们花了一个晚上聊日本。她把自己的老迈归罪于抽雪茄。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教皇陛下也要在我的画里下落？再确认一下。连同整个枢机团，以及梵蒂冈城精选的古圣器。他们脚朝下落下，吹起来的袍子像蘑菇一样。教皇陛下一手握着法冠，另一只手握着叉子。那天是星期五，他在吃鳕鱼。
辛克维茨过来说我的画太大了。它现在已经覆盖了三面墙，要落下的人里包括纽约州的一半参议员，二十几位摇滚明星，五位受人敬重的外科医生，以及十个手拉着手的警察，他们非常礼貌地踩过一群反对核武器的示威者。辛克维茨看到最后的这组人，问我是不是变得政治化了，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的。你有没有观察过一个激动的人脸上的表情？全拧成了一团，就像一颗生锈的螺丝钉被旋反了。这就是辛克维茨。我现在对他有所保留。他和戈卢布说话太频繁了，并且近来变得很商业化。斯塔克认为商业化对艺术有好处，但自从我上次被捕后，我便不同意这个看法了。
珍妮牙疼。我告诉她，牙疼是应该的。在她这个年纪，还能指望点啥？她把牙齿拿出来给我看。它们在疼。她一天要和她的牙齿吵好几次架。她说它们让她说她不想说的话。
我告诉她我会把她的牙齿也画进去，一起下落。
戈卢布想拿铅管打我。
辛克维茨的问题在于他的嘴巴。几天前我试着向他说明这一点。我告诉他，听着，辛克维茨，你的嘴巴形状像一个茶碟，所以你才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辛克维茨了。这对我没问题。他开始刷牙以后我就越来越不信任他了。
昨天我们庆祝丹麦国王的生日，大家都来了。斯泰因梅茨和斯泰因梅茨他妈，珍妮，甚至戈卢布也来了，他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中控台。戈卢布下定了决心要通过驾照考试。不管走到哪，他都带着他的方向盘、踏板、挡风玻璃、变速杆，还有座椅。我们吃了冰激凌和蛋糕，珍妮给大家分发了聚餐帽，是那种闪闪发光的伸缩圆帽，可以用橡皮圈系在脖子上的那种。戈卢布坐在那换挡，同时发出普利茅斯汽车的声音。他的驾照考试是在一台六缸的普利茅斯汽车上进行的，不过现在他在离合器的使用上还有点困难。斯塔克飞下来念了一首诗，尽管他不是什么诗人。珍妮给了他一顶帽子，他因为不喜欢橡皮圈而发了一通牢骚。有一天我要和斯塔克好好谈谈。
冬天的时候老年人为什么还要上街？
昨晚辛克维茨来敲我家的门，夜深了。我开锁的时候遇到了些困难，至少有一个挂锁因为生锈了开不了，不过最后我还是把门打开了。辛克维茨问我是否认同为了艺术而艺术，我说也许吧。谁知道呢？他说如果我认同，就应该把我的那张巨幅画切成小块卖掉。我让他进了画室，因为我喜欢他太阳穴附近跳动的静脉。那条静脉不大，实际上，它只有一个指甲那么大，但它起伏跳动着，就像一个要窒息的蜗牛。有一天我要再多和你说说辛克维茨。他是一个弱智，前面大家也感受到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故意把头发染成了银白色，并且还有一件骆驼毛大衣，那件衣服已经被他吐了三次。他脸上的肤色就像闪亮的猪皮，这总让我非常着迷。我狂热地迷恋辛克维茨的脸，这我必须承认。他的脸就像崭新的钞票被揉进了旧皮革那样。上面有一种柔软的光泽，仿佛他一生都在昂贵的沙子里哭泣。我放他进来，让他坐在灯泡下方的一张厨房椅上，灯泡悬在一根破旧的电线末端。辛克维茨的脑袋随着灯泡的左右摇摆在地板上舞动，就像风暴中的海马。当灯泡摆动到这一头时，我能看到他的那条静脉，像鲑鱼精那样跳动，深深的蓝色，波罗的海的颜色。当灯泡摆动到另一头时，那条静脉则隐藏在了他脑袋的阴影里，跳动着，但是看不见。我想伸手去触摸他的静脉。我能想到的只有电流和电话线。辛克维茨哀怨地诉说着他为何必须让我的画卖出去，说他下了决心要卖我的画，说他很需要那笔钱，说那幅画现在的尺寸太大了没法卖。那幅画现在已经占满了四面墙，并且看不出要完结的样子。它现在奔着屋顶去了，我的画布，死里复活的亚麻布，伸展着它的画卷，就像赤道直朝天际而去。但是面对着他的静脉，和我未完成的画卷，还有辛克维茨的哭诉，我必须铺开一张新的画布。我火速开工，用炭笔给他画轮廓。钛蓝，锌红，还有在一个被遗忘的颜料管里干了的黄色。我一开始用的是画笔，但是上颜料的速度跟不上那条静脉的疯狂跳动，于是我换成了抹刀，后来干脆就用手指画，试图跟上他太阳穴里血液的疯狂涌动。让我告诉你我都画了什么。首先是电流流经破旧的电线，噼里啪啦，然后是温柔的脸被阴影遮蔽，老橄榄，西西里的太阳，深度对谈，当然，还有辛克维茨的脸部三重奏，恳求，微笑，哭泣，给昂贵的奴隶抚慰，用半裸处女的红色液体擦洗。白霜般的头发，照着镜子，梳理整齐。如果你仔细看辛克维茨的脸，你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他的脸是用疤痕铺平的，就像沙发垫衬物上紧紧地铺着一层皮革那样。而那条静脉，照着自己的节拍跳动，计算着鸡尾酒、画布、书法和柯罗的费用。
我在早上五点画完，辛克维茨已经睡着了，于是我用他那件肮脏的骆驼毛大衣把他瘦长松软的身体包起来，然后把他抱到沙发上。我把大衣拉到他的肩膀处，感觉就像在包一条鱼。画室里没空间了。
我开始在屋顶作画。设置好窗帘伸张器，用砖块压着。斯塔克时不时会飞上来看我画得怎么样了。我给他看了新的下坠者。市长和市议会，五个在发表自由主义声明的拉比，十几个糖果店老板，无数个抱着婴儿的母亲，两千本国际基甸会赠送的提供方便和启蒙的《圣经》，以及七位无可挑剔的美国小姐竞选人。
关于我的画的消息传了出去，每个人都想在里面掉落。斯塔克开始卖票，珍妮则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或者让他们站着。屋顶上已经没有空间了，于是我把画铺到了房子外面去。昨晚下雨了，把一部分的画弄糊了。斯塔克反对我修复它。他觉得任何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应该保持原样。我现在明白了，这幅画永远不会完结。我讨厌让辛克维茨和他在长岛的住房抵押贷款一起失望。
一次事故。
最好从结尾开始说。我们遇上了火灾。戈卢布坚持说是我遇到了火灾，但他这么说是因为保险代理人一直跟着他。保险代理人搞不明白火灾是怎么引起的，但其实很简单。是斯塔克干的。当然，其实并不真是他干的，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是在倒着解释这件事（而这其实也真的是唯一的解释方法），是他干的。保险代理人问他是怎么引发火灾的。我说是因为他雪茄的烟灰。代理人和我说鸟不抽烟，但我努力向他解释说斯塔克不是鸟。这是暂时的，就一段时期。在这些羽毛背后藏着的是斯塔克，真正的商业威胁。那斯塔克为什么要抽雪茄？很简单。他心情不好。那他是从哪弄来的雪茄？同样很简单。从斯泰因梅茨和他妈那，斯泰因梅茨的妈，他们俩平分了一盒潘那特拉细雪茄，斯塔克的最爱。斯塔克拿了那雪茄，并且他喜欢在抽雪茄的时候摆弄表链。看在保险代理人的分上，我又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斯塔克会心情不好。那是缘于我和戈卢布的一番争论。那我为什么要和戈卢布起争论呢？
很简单。那是缘于我和辛克维茨的一番争论。戈卢布和我当时在为辛克维茨说的话而争论。我告诉戈卢布，他之所以听不见是因为他把他的行车手套塞在耳朵里。他的裤子没有口袋。所以他唯一能放手套的地方就剩下他的耳朵了。他的耳朵一直垂到肩膀，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长的，里面有着深深的褶皱，他经常会把平时放口袋里的东西都放在那里面。但就因为这个，他听力有问题。也许这就是他驾照考试通不过的原因。要是把他耳朵里的东西拿一些出来，他就会说耳朵发冷。他的耳罩看起来就像长袜一样。辛克维茨和我又是为什么争论呢？就因为戈卢布的耳朵。辛克维茨说戈卢布的耳朵很正常，和大家的一样。他说戈卢布的耳朵不会下垂，但我说它们会。下垂就是下垂。没人能说不下垂。我告诉戈卢布他应该面对他的长耳朵。这样他就能接受失望了。
戈卢布想在我的画室里办一个驾校。他计划收购一堆旧垃圾然后把它们弄过来给初学者用。戈卢布热爱驾驶。他心想着有了自己的驾校，他就能通过驾照考试了。和一个成天把变速杆握柄装在耳朵里的人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
斯泰因梅茨他妈想知道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她这么问还是有点道理的。珍妮说是，不过话说回来，她一直都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斯泰因梅茨没怎么说话。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他的眉毛和头发全被火烧掉了？斯泰因梅茨他妈觉得让人落下的这整个想法都是不真实的。她建议我画带着哈巴狗的老妇人，或者古典一些的画，比如《梳理假发的男人》，或者《惊讶的波西亚》。她很喜欢惊讶的人。她说真实的人总是会感到惊讶。但是她说的有一点，即有人在我那张掉人的画前挥舞着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这一点，是不真实的。我试着告诉她人们总是在落下。
他们甚至是惊讶地落下。
新的坠落者：五个全副武装的将军，七个送着没人要的信的邮差，二十个早熟的癫痫病患者。
戈卢布生气了。
我试图用铅管打他的头。据他所说，我还试图把他的两只耳朵打成结。他目前正在想办法把一台斯蒂旁克汽车推进我的画室。它现在正紧紧地卡在电梯门内。
早上八点，戈卢布在电梯里，用脚顶着电梯壁，他那两只光滑的房东小手放在斯蒂庞克的后保险杠上，正使劲地把它往画室里推。至于我？我站在车的另一端，正努力把它推回电梯里。戈卢布咕噜了一声，又接着推，一小滴商人之汗从他油油的额头落下。十点我们停战喝咖啡，十二点停战吃午饭，下午四点出于特殊的协议我们再次休战。戈卢布这人很顽强，并且对一个房东来说，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力气。他现在有着七厘米的优势。我计算了一下，刚好是一个保险杠的长度，于是我拿焊炬把它切了扔到了后院里去。戈卢布说要起诉我。他带了个律师回来帮他推。
辛克维茨来帮我推，但他也像个律师一样，根本没任何背部或肩膀肌肉。他又开始为那张巨幅画哭诉。
一楼不断有胖子进来，但是没有一个出去。我现在能看到他们了，被卡住的大屁股和肥肩膀，戈卢布的达豪。如果我不是痛得厉害的话，我肯定会下楼去把他们放了。戈卢布一定是在囤积他们，等待着胖子短缺的那天到来。
当胖子落下时，他们会拍打翅膀。我已经展示了这一点。这些嘶嘶作响的小猪肉蝴蝶。
斯泰因梅茨终于给了我灵感！
他爱吮吸他的牙齿，但他每天都会吮吸一副新的。他有七副假牙。周一一副，周二一副，以此类推。这意味着他会循环反复地吸自己吸过的牙齿。我给它们取名为“被斯泰因梅茨吸过的旋转假牙”。
我的画也可以这样。把它安在一个巨大的旋转鼓上，让观众在顶端观看。《我的旋转着落下的人们》。
我很快就要开始准备大鼓了，只等电梯井里的火熄灭，我手上的爪子变回手指。
（原载《巴黎评论》第四十二期，一九六八年）
乔纳森·勒瑟姆评《除了有病我现在相当健康，不骗你》
虽然发表在《巴黎评论》上，但这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纽约故事。我们把这种风格称为“崩塌公寓怪诞风”，非常接近索尔·于里克、葆拉·福克斯、以及马拉默德的《租客》以及其他一系列作品的风格。此外它还有一点乔伊斯·凯利的小说《马嘴》里主人公格利·吉姆森的影子，以及一点亨利·米勒（这是一个用布鲁克林公寓式的怪诞眼光去凝望穷困潦倒的巴黎波希米亚人的家伙）的味道。但是格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这种风格演变成了反理智的狂欢盛宴。他的句子就像咽喉里的结块，像是没清理干净就用画笔扫在画板上的颜料。他的段落就像雕塑，像冬天堆积在一起用来生火取暖的家具，吸收了透过窗户折射进来的光热，但却因过于美丽而无法点燃。于是他决定为这些家具画一幅静物画。这篇小说相当于肯尼斯·科克的《艺术家》或弗兰克·奥哈拉的《我为什么不是画家》，是一篇纽约学派故事。它想成为一幅画，同时又在试验这种冲动的荒谬极限。它想成为的这幅画大到无法成为一幅画，因为它想把人物和声音都贪婪地吞噬进去，让人去惊叹在街上漫步的老人，把他们当成艺术家和评论家，让你知道他们漫步走出画布边缘时他们都做些什么。（并且有一天它会抽时间和你说说戈卢布这个人，它发誓！）这个声音需要画家的自由姿态，但它那疯狂而又贪婪地向无数个方向拓展的视角却是一幅画所无法满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像一个苦恼于绘画艺术的叙述局限性的画家的画作，正如菲利普·加斯顿在探索他崇高的抽象艺术时，喜欢用短而粗的色块去画蛆虫似的叼着烟的自画像和安有平头钉的靴子。加斯顿需要画几十幅这样的画才能讲述他的故事，只有一幅是不行的。对格林来说，语言也许就是他用来代替所有颜色的蓝色：这种颜料不能让你真的见到这幅画，但依然足够做你需要它做的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