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格林著
乔纳森·勒瑟姆评
陈正宇译
今天早上一个男人来我门口问我洗澡了没有。我说我是个艺术家于是他就走了。我打电话给辛克维茨问他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他也不知道。我喜欢追根问底，搞懂每件事的深层含义。于是我又去问我那破房子的房东，所罗门·戈卢布，可他不讲实话，敷衍说那人是自来水公司的。哪天我得给你说说戈卢布这人，这位破房子房东之王，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疼得厉害。
你不知道如果一个房间旋转起来有多带劲。我是说你就站在那，两脚贴在地上不动，然后整个房间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你观察过颜色没？红色，绿色，紫色，全部变成了蓝色。疼痛也会对颜色施加影响，当我站不稳时，管子里的颜料和那些天杀的老鼠会偏向藏蓝色。那些老鼠会直接咬穿颜料管，不管它的材质是金属还是塑料，然后大啖里面的颜料。
斯塔克昨晚来我家，我给他看了我的新作品。他说总体还不错就是太红了。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气我，他总是这样。我说哪里红了。他指着一处蓝色说那里红了。我说那是蓝色。可他偏要说那是红色。弱智斯塔克！他懂个屁。他走路时脚都不会落地。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他是飘着走路的，离地五公分。飘着走路的人能懂什么叫绘画？不过我竟然去问他，我真是比他还弱智。最近我老问这样的人。我甚至去问戈卢布，他觉得一幅画最大的作用是遮住墙上的洞。下次你要见到斯塔克，观察下他的裤子。他的裤腿总是拖到地上，遮住脚后跟。裤腿长得拖到地上还有谁能看出他是飘着走路的？他就是想掩人耳目。他觉得飘着走路很没面子。
斯塔克会缝纫。他在斯坦普弗利展示过他的旧床单。他的旧床单都给弄脏了。他还在阿玛斐展示过他的洗衣票。
你见过斯塔克和戈卢布吵架没？斯塔克身高一米六五，戈卢布身高一米七。但是斯塔克飘浮离地五厘米，所以他看起来和戈卢布一样高。他们面对面站着朝对方吼，这时戈卢布会把手放在斯塔克的肩膀上，把他从离地五厘米的高度按回地上，但只要戈卢布把手一挪开，斯塔克就又会浮起来，和他统一高度。身为艺术家，这两位却为经济学吵架。斯塔克住我楼下，他也是疯子戈卢布的房客。戈卢布想给我们的屋子装热水管，这样他就能涨房租了。每个白天水管工都会来安装热水管，而一到晚上斯塔克和我就会立刻抄起扳手拆毁他们的工程。热水一通，房租必涨。目前为止我们和水管工打成平手，但是戈卢布准备增加人手来取得领先。这就是戈卢布，总在心里打算盘。
还有一件事和蓝色有关。我的模特有静脉曲张，我对此很着迷。你见过真正的静脉曲张吗？我指的不是那些早期症状，那种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蜘蛛网。我说的是那种像大吊绳一样粗的、露在外面的、打结的、成块的、像浸了水的棉花那样凸出变形丧失机能的静脉曲张。真是充满了各种蓝！从深蓝到浅蓝，海蓝到天蓝，火焰蓝到冰块蓝。我手头在画的那张作品，就是让我的模特弯下腰，这样我从后面看过去，眼前全是静脉曲张。题名：《太阳升起时的静脉曲张》。我会让她在一桶冷水里站一整天。这能增加画面的质感，蓝得更有深度。她今年五十三岁，很怕我炒了她换个更年轻的姑娘。我会在她面前大谈挺拔的胸部，紧绷的肌肤，然后她一下就崩溃了，号啕大哭。可我才不愿换一个年轻模特。我就要一个皮肤松弛、乳房下垂的！
雪是蓝色的，所以当你走在雪地上时，就是蓝上加蓝。当然，斯塔克走路的时候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所以他肯定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其实雪是浅蓝色的，就像碎了的陶瓷片或褪了色的吸墨纸那样的颜色。这是我昨天在热浪中想到的。在我心血来潮并且痛得不那么厉害的时候，我会在画里加雪，加大把大把带有一两个脚印的厚雪片。如果珍妮在我作画的时候能发抖就更好了。她有风湿，抖起来很容易。为了让她抖得更容易，我把她浸在一桶水里，让她那长满水泡的大脚去蹭生锈的铁桶壁。有时我会在寒冬中把窗户打开，这种事我做得出来，她就会抖得像是皮肤底下住了一群乱窜的老鼠。而我看到她发抖的样子，就会突然灵感大发，在一天之内创作出六七幅裸体画。题名为：《珍妮在一桶水里发抖》《珍妮在寒冷的幻觉下》《珍妮的静脉》《珍妮三天没吃饭》（还有它的后续篇《珍妮饿晕了并且头朝下栽进铁桶里》）《脸色发青的珍妮》《珍妮在中间》，以及我的大型作品《珍妮跳了》。这最后一幅有我的墙那么大。我决定创作一幅巨幅作品，于是把画布钉在一面墙上，然后把桌子椅子梯子什么的架在上面，这样我就可以用我那条健康的腿跳来跳去在上面作画。我让珍妮从阁楼的天花板横梁上跳下来。我要捕捉人们在半空中落下时脸上的那种表情。你见过那种表情没？那就像是用浸水的泡泡纱短裤模拟出来的人脸一样，嘴角会有一种恍惚的神态，而两只眼睛就像是飓风的中心。珍妮跳了，她的哭声紧随其后，为她增加了浮力，她像土豆天使一样飘了起来。珍妮蓬松得像是过期发泡的巧克力，当她跳的时候，她膨胀了起来。这膨胀，就是艺术。我正在创作《珍妮跳了》的续集——《珍妮落地了》。背景：一块破旧的水泥地，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像长了水泡，枯骨般的植物，锈红色的血渍像地狱的种子般四处散落。中间躺着珍妮，碎了一地，充满了希望，她的嘴角流淌出信心，一股震撼人心的现实感奇迹般地融入了她的四肢里。后方是大批好奇的围观群众和燃烧的大都市，有人被钉十字架，有朝圣者在前行，有炸弹爆炸了，有恋人在拆开书信。珍妮的背景——这将成为我，或任何人，创作过的最伟大的作品。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试图表达的东西。
戈卢布说他会买下这幅画，然后把它拿来遮墙上的洞。
我会在所有我能找到的人那儿去寻求赞美。
斯塔克，多少懂一点，说《珍妮落地了》可以和詹博洛相媲美。等我没那么痛了，我就和你多聊聊戈卢布这个人。戈卢布白天会在楼上的一张小帆布床上睡觉。如果斯塔克和我想弄醒他，我们就拿一个活动扳手去敲水管，然后他就吓醒了。听到那声音他会以为房子要塌了，吓得跑到大街上去。有时候为了加强效果，我们会往窗外扔点东西——板条箱、字体库、装着外甥的婴儿车什么的。然后他就会飞奔到电话亭打电话给卫生部，说什么“俄……国佬们要来了”，而他是第一个中弹的。
我好像还没和你们说过我到底是哪里痛。有两种痛：一种是专业的，一种是业余的。这两者之间的叫戈卢布。这个我等下再说。
十以下的数字里有一半是质数，所以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联系。可斯塔克才不会管这些！我问他如何看待作画时的情感因素。我告诉他我觉得那就像一个充满情绪的网，其中有些情绪会把手指和脚趾伸进画里。而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我画里蓝色太多了。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他说，蓝色太多了。把这儿改成橘红色，这儿改成赭色，那儿改成米色，还有这儿改成土黄色。我一走开他就踢我的画。我只好在他每次来画室时拿绳子绑住他。他根本不懂蓝色。他说要根据星辰来作画。他拿出他的占星手册，一本卡罗尔·赖特的特辑，嘟哝了几个拉丁名字，然后给了我几个作画的良辰吉日。斯塔克，飘浮离地五厘米，说我应该在三月二十三号下午两点三十分作画，然后是二十五号七点， ；再然后要一直等到四月十六号，那天我一整天都可以作画。
有一次我给他看了我的一幅新作品，他说那画和我的星象不合，于是一脚把它踹了个洞——我拿着铁画架要砸他已经晚了。我只好沿着那个洞继续画。碰上一个批评家你还能怎样？
斯塔克稍一激动就会浮起来，如果他真的很激动，会一直飘到天花板的高度。任你在下面怎么跳都摸不到他，他会像飞蛾扑向棉花糖那样反复撞天花板。
还记得那个同性恋的农场浑小子吗？在内布拉斯加州杀了十一个人的那个。我在做一个他的专题系列。一幅熟石灰裹着的四分之三侧面像，被影院的透光看板围起，重现一部乔治·布伦特的老电影。万圣节死神面具和一对魔法灯笼眼睛，上方是廉价商店的塑料圈和大鼻子。蒙戈尔瞄准枪眼，射出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爱”。我喜欢在画里让一些东西包围着另一些东西，我还喜欢让人穿着斗篷戴着面具潜伏着，然后从黑暗的小巷里走出去吓唬喝醉的酒鬼。但这些要怎么画！而这还只是个开始。还要加入赠品兑换券、防火板柜台、遗尿症患者、高中西班牙语教师，那又像什么？像在托莱多的埃尔·格列柯。原来的画布太小了。我得封锁十字路口，把我的画布铺到街上，然后在屋顶上拿着颜料桶往下浇。
斯塔克在学习飞行，他不会懂的。如果你是一只鸟，从高处往下看能看到什么？不过是些鸟屎和鼻涕虫。我问斯塔克，你为什么想飞？他说这能促进他的艺术创作。我正要给他解释什么是艺术，他已经在用头撞天花板了。所以，你还能和谁谈论艺术？等一下我会好好再说说戈卢布。
辛克维茨打电话来了。我想我会告诉他我的痛。你知不知道帝王蝶长途跋涉千万里只是为了去交配？
我把戈卢布的水管拆了以后去找他说话。我把他带到我的画室给他看我的画。我一边微笑一边一张一张地翻我的画给他看。戈卢布可不是个好糊弄的艺术品藏家。他每天早上都系好鞋扣，裤纽也扣得一丝不苟。谁能赢过这位铅管大师。
斯塔克飘浮时，会像河豚一样把自己鼓起来。呼啦呼啦，大口地吸进空气，整个脸颊膨胀开来。他的皮肤会鼓起来，他的脸从紫色变成红色再变成粉色。他飘到我们头顶上方，静脉结成一张网。戈卢布抬头去看。
如果戈卢布可以选择的话，他会做一个驼背。但他没有自残的毅力，所以他瞪大了眼睛。我有一张黄色的画，题为——《戈卢布瞪大眼睛》。我的地板上有一个坑，是我经常生火的地方，我就把戈卢布放在那坑里。这幅画有三层：戈卢布在坑里，我在他上方的地板上画他，接着是珍妮在我们俩上方荡着秋千。我设计好站位，让戈卢布抬头就能看到珍妮的裙子，这样我就有了我想要的瞪大眼睛的效果。我本来想取名为《戈卢布在珍妮的裙下瞪大了眼睛》，或者《戈卢布不舒服》，但我还是更喜欢《戈卢布瞪大眼睛》这个名字，因为比较中性。他的额头长有雀斑，而占据画面中心位置的正是这个斑斑点点的粗糙额头。我越看他的额头，越觉得像沙滩，所以我把它画成了一片沙滩。除了沙子，还有枯灰色的木头，破碎的贝壳，和褪色的玻璃。我没用画笔，而是直接往画布上抹大块大块的干颜料，把硬了的颜料分几部分沾上去，就像雕塑一样。我还在颜料里混入了一些沙子，而在远端，在他左眉毛上方的褶皱处，有一个海滨城市在燃烧，一个混凝土贮仓爆炸了，许多狗腿从暴风雨云中坠落，褪色的老报纸上诉说着埋在沙底已被人遗忘的惨剧。所有这些都被画在戈卢布的额头上，随他一起抬头望。这还没完，戈卢布脸上还有让人不忍直视的痤疮，他青春期的闪电战。这些变成了饮料瓶，里面装着丢失的情书，来自那些从早到晚戴着眼镜在玻璃瓶厂工作的怀春少女。放了很久的骨头（这个自然有），昆虫的尸体像是在菲律宾风中的干竹子一样飘荡，潮湿冒泡的唾液把数百颗谷子卷成小纸团。女人的体液，存放在秘密的地方，硬了的粪便，藏在细嫩的像稻草般的叶子下，被快速地喷射出去。这一切都发生在戈卢布的额头上。我怒笔如飞，挥洒着颜料，像建一堵石膏墙那样画出他的额头。在额头下面，虽不显眼但仍可见的，是两只发着微光的萤火虫般的眼睛，在风中闪耀，充满期待地向上看着珍妮。辛克维茨为这幅画出了个好价钱，都快够我付律师费了。
我昨天下了个决心，如果斯塔克继续沉迷于飞行，我就把他赶出画室。疼痛感从左腿开始，如同一根银丝蔓延到右侧睾丸，之后绕到左侧睾丸，再顺着右腿下行，在那汇聚成小毛球，就像你不小心吞进头发时那样。这之后腿部的表层就坏掉了，不管你怎么拍打，从大腿拍到膝盖，都没有一点感觉，就像你的皮肤是塑料做的。我和医生们说了，他们说我这是坐骨神经痛加静脉紧缩。我谢过他们，付了药钱，拍拍大腿，感觉还是像塑料。当疼痛感来临的时候，我不能说太多话，不过不是因为痛的缘故。疼痛已从我体内被挤了出来，覆盖在了我的墙上。在远端的窗户旁，有我的一只疼痛的膝盖，它一定占据了五分之二平方米的空间。它差不多有二点五厘米厚，在病情发作的夜晚，它会振动起来，把肌腱里的石膏抖得粉碎。我点根烟坐在那，看着它。这样看着墙壁在抖动，我的膝盖在疼痛，痛之又痛，我要怎样去作画？疼痛还会四处跳，有一个飞出了我的窗外，砸中了一个乞丐，让他的另一只腿也瘸了。当我的疼痛来临时，我有时也会试着去画我的那张巨幅画，但是墙壁常常会抖得厉害，什么都不稳。
珍妮和戈卢布说话了，我想他们一定是有什么阴谋，虽然戈卢布只懂谈论铅管。还有他的驾照考试。戈卢布是个谈话大师。他真是引人入胜，超越了无聊的界限。对于他，谈话就是现实，好比铅垂线垂向地心。发现什么，就聊什么。戈卢布就是这么直接，就聊铅管和驾照考试。他会说，拿上你的三号铅管，而事实上我前一天晚上就拿了，还把它丢出了窗外，让它掉到地下室的门口，那是我和他达成协议的地方。我和你说过我们的协议没？拿上你的三号铅管，他说，讲话时仿佛嘴里衔着一支雪茄。要遵守美国标准协会第三十七条，关于水管和热水设施的规定。戈卢布总和我讲什么铅管，抗剪强度，螺距，衰变因子，还有连续振动应变。我喜欢最后那个，连续振动应变那个。我觉得它多少有点用，在某些方面。我让这几个字在我的舌尖翻滚，用唾液浸染这几个辅音，直念得我的上颚发痒。戈卢布赢了，我败给了连续振动应变。
那个该死的斯塔克！
他表现得越来越像鸟了。他进屋第一件事就是飞到椽子上，然后把鸟屎拉到叉子上。一点规矩都没有，而且还拉个没停。他飞到椽子上去能做什么好事？有一天晚上我用我的克罗斯曼气手枪把他打了下来，用铅弹打中了他的翅膀，因为他在我的画布上留下了脚印。
戈卢布和我说他学车的事。他怎么踩离合器，怎么用一只手转弯，同时用另一只手打信号。戈卢布的脚踩在踏板上，就像小小的两个包着皮革的蹄子，伸向前方那个精心设计的点。戈卢布的腿没力气，踩踏板时总力量不够，刹车和自动换挡也不好使。上个星期二戈卢布在路考时撞上了一辆运面包的货车。我接到一个电话，马上赶过去，手上还拿着颜料。我用了很多的黄色和红色。我注意到金属弯曲的时候会变成黄色。我用抹刀的刀面来画，就像切火鸡那样快速敲击。戈卢布的脑袋从被打碎的窗户里斜伸出来，深沉地流着血，我带了一管子朱红色颜料，刚好派上用场。我喜欢朱红色温暖的光泽，还有它未干之前浓郁的光彩。后来我试过用蓝色重画，但是感觉缺少了一种力量。戈卢布一次又一次地考驾照失败，成了一种规律，叫人警惕。斯塔克慢慢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慢到可以边往下掉边给我提供忠告。他告诉我要寻找联系。我还没来得及问寻找什么和什么之间的联系，他又飞了上去，飞出了我的气枪射程以外，于是我只得满足于他那句谜一般的告诫。典型的斯塔克。
我还没和你说过我那张巨幅画。我邀请了斯泰因梅茨上来讨论那幅画。就剩他了。他是楼下一家雪茄店的店员，我怀疑他也是戈卢布的朋友，但我又能怎样，我已经被包围了。斯泰因梅茨一边听我说话，一边吮吸着自己的牙齿。他很擅长点火柴，就在这周，他差点烧掉了我的工作室。这倒是能把斯塔克赶出去，但是我得盯着斯泰因梅茨，因为我怀疑他和戈卢布有来往。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为什么戈卢布总是在考驾照？离合器震颤和低辛烷值敲缸对他来说有如第二天性。他渴望手上能沾满油渍。斯塔克又下了一个蛋。今天早上到现在下了两个蛋了。斯泰因梅茨把他妈也带来了，这是连辛克维茨都不会做的事。他妈是个喜欢抽雪茄的丹麦人，所以他才在雪茄店工作，当然，他是个德国人。她总穿着黑色的华达呢连衣裙，一直覆盖到脚踝，她的嘴角上还用炭笔画了一小撮胡须。我想给她和斯泰因梅茨画一张画，取名叫《斯泰因梅茨他妈》，但是要把他也画进去，因为我觉得他是她的一部分。全是黑色和鞋油的棕色，和我给戈卢布的脚画的那幅叫《戈卢布的脚在踏板上》的画一样，柔软的牛皮里包着八码大的脚，缝了针的手在颤抖，空中起舞。我从下面的角度画了戈卢布的脚，以捕捉它的特点，我也想用同样的手法来画斯泰因梅茨他妈，展现出被遗忘的烟草，华达呢裙子的褶皱，上锁的房间和被弄脏的书本，不堪回首的那些画面，谁要记住这一切？有如丹麦漫长的冬夜，悬挂在客厅之上。试着把这些都画进去。所有的黑色、棕色还有别的他们还没有的颜色。试着把它们混合起来！
可是我怎么都办不到，我现在用蓝色来画，可那几片嘴唇我怎么看都像是长长的棕色烟草卷纸的尸体。
戈卢布告诉我斯塔克以自己是一只鸟为由拒付房租。我看得出来他觉得斯塔克正在开一个危险的先例。
我的那张巨幅画，那张涵盖一切的画，将会用蓝色来画。我和辛克维茨说了这件事，他说他已经有了一个买家在等候，但现在我只能和一个人谈这件事，就是斯泰因梅茨他妈。我对斯泰因梅茨已经不抱希望了。他一天到晚都在吮吸自己的牙齿。昨天他吞下了两颗假牙，黄金做的，因此现在他的肠道活动正受到热烈的关注。
我的那幅巨作。所有的东西都要在里面。我已决定要画一张关于掉落的画。各种东西都往下掉。我觉得蓝色最适合表现。画布要有多大？不知道。可能需要敲掉一面墙。什么东西往下掉？珍妮，戈卢布的脚，斯泰因梅茨他妈。但这还只是个开始。
辛克维茨以前经常邀请我去户外，可现在他觉得我还是在家画画最好。我还没见过他妈。她戴着铬合金边框的眼镜，她的脸和我的腿一样，都是塑料的。我很想见见那张脸，但是辛克维茨很固执，就是不让我见他妈，还有她的塑料脸。
人们在我的画里有两种掉落的方式。头朝下，或脚朝下。艾森豪威尔会头朝下，但是珍妮和圣母玛利亚会脚朝下。斯泰因梅茨他妈问我她能不能在我的画里下落，我说可以。我倒不觉得这是一种妥协或让步，因为我本来就打算让她下落。我让她选头朝下还是脚朝下，她选了头朝下。她担心如果她选了脚朝下，她的裙子会被吹起来，把她的头给裹住。每个人都是蓝色的，温莎公爵是海军蓝，穿着灯笼裤，而他夫人则穿着天蓝色的网球短裤和蓝色网球衫。当然，他们是手拉着手坠落的。斯泰因梅茨过来说他也想坠落，不过他说随便我怎么让他落下，头朝下或脚朝下都行。他想带着他的雪茄一起落下。戈卢布也想下落，但他想和他的驾校课程一起下落。我告诉他这幅画里只有人能下落。他问我他能不能手拿一根变速杆落下，或者再拿上一两个刹车踏板。这我得好好想想。我想我会让戈卢布在斯大林和戴高乐之间下落。他问我他能不能穿着他的蓝色哔叽大衣下落，我说可以。辛克维茨来问我我的大作进展如何，我和他说了，但是他想看一看。辛克维茨真有意思，他从来不听别人说什么。他有耳朵，但是我想他的耳朵是从里面封起来了。他一定在读唇语。我想我会让辛克维茨头朝下在我的画里坠落，把他放在艾森豪威尔旁边，读他的唇语。辛克维茨会坠落得很好。他的脸上就有那样的一种神情，一种习惯于落下的神情，两只眼珠离得很开，面颊像降落伞那样鼓起，头发直竖。有些人擅于落下，有些人则不然。我会在画里表现出这一点。我的画事发地点是在电梯井里。每个人都在最顶层拼命挤进来，然后在中间坠落。没有地面。从没有人能落到地上。会有胳膊、大腿和狗头从电梯缆绳旁呼啸而过，有些人会滑到一边，用血淋淋的双手握着上过油的电梯缆绳，脸上带着机械化的恐惧表情。另外的人则无视缆绳，有如自焚的僧侣，像射出去的箭那样义无反顾地落下。抓着缆绳的人会伸出手去，飞速旋转，颤抖，就像动画片里爆竹轰炸下的车轮那样落下。所有人都会在我的画里往下落：国家元首，模特，小偷，高速公路巡警。我还在考虑可以让其他东西落下：闹钟、叉子、拐杖什么的。
斯塔克下来问我他能不能也在我的画里往下落，但是我说不行。然后他告诉我如果我想的话我也能飞。他告诉我要把脸鼓起来，然后拼命呼吸。我试了一下，但是只有脚踝离地。我们聊了蓝色，斯塔克说黑色是蓝色，又说什么都是黑色的，所以他才要飞。他下了个蛋，又飞回天花板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