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库珀著

艾米·亨佩尔评

马睿译

一天下午，父亲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安排好丧事。“是为你安排，”我问他，“还是为我自己？”

“我知道这话题说起来怪瘆人的，”他说，“但早晚有一天你的死期也会到，人人如此。你可能正好好地走在街上，心里还打着小算盘呢——砰！心脏病发，或者被一辆卡车撞到，你都来不及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备无患嘛。”

“我已经盘算好了。”我对父亲说。

“那你不准备棺材啦？”

“我还是火葬比较好。”

他的助听器传来噪声。“你还是什么？”

“我还是火葬吧！”我大声叫道。电话放在一个我用作办公室的闲置房间，绘图板上贴满了草稿，设计图铺得满地都是。

“你妈有个姐姐埃斯特尔就是火化的，”父亲说，“你多半想不起她了，她在你出生之前就死了。但我跟你说吧，她的骨灰好沉，里头都是碎骨头渣子。倒也是，埃斯特尔块头很大，我们都说她。她家那口子杰克发明了挡风玻璃雨刷，可惜那个傻瓜没申请专利，就这么把一家人都给毁了。”

“哦，明白了。”我说。电话铃响时我正在午睡，只是我不好意思跟父亲承认。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说，虽说他是长辈，但我才是家里最懒的人——这家里也就只有我们俩。我常常一天到晚钻到被窝里思考工程项目，我喜欢躺着工作，对此我那位精力充沛的父亲颇不以为然。当然，表面看来我的确很懒散，什么也没干，但事实上那些建筑物正在我脑中逐渐成形——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立视图、复杂的平面图、等距图，可没闲着。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讲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常常在床上一躺几个小时，一只胳膊悬在床垫外，手里攥着块石头。每当他不知不觉睡去，计划就奏效了：石头落地会把他惊醒。爱因斯坦曾声称，他最精彩的想法都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灵光乍现的。总之，不管我父亲提起这些犹太名人时有多自豪，他每次都会立即提醒我说，我可不是爱因斯坦，大白天的躺在床上纯属浪费时间。

父亲今年八十九岁，他的手总是止不住地抖，脑子也经常犯糊涂，但他似乎有着使不完的精力。母亲活着时常说，我父亲好像每天晚上把自己插入墙上的插座给体内的电池充电似的——母亲喜欢打趣说，“自打我们的蜜月结束，我就再没见过那块电池。”父亲浑身这病那病，要服用各种药物控制病情，但他简直就是长寿实验的活样本，只是过去十年间，他一直很担心自己随时可能面临死亡。

“我今天给一副棺材付了定金，”他说，“那可是上好的防水黄檀木，跟钢琴一样漂亮。那个殡仪员——他老爸早年曾雇我去给他铺地毯，我都不记得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啦——说他们现在正在搞促销，买一赠一。要不我怎么问你要不要呢，多便宜啊。”

“多谢，”我说，“你可太……周到啦。”

“你真该亲眼看看那块长绒衬布，轻柔得像雪花儿、蓬松得像云朵儿。躺在那上面进天堂才叫美呢。”

直到这时我才听到电话那头过往车辆快速驶过的声音。我一下子清醒过来。“老爸，”我问道，“你在哪儿？”没有回答。毫无疑问，他正在看周围有什么熟悉的地标建筑，歪着头斜着眼，想看清街道的标识。

“你觉得这儿的人会不会有点儿基本的礼貌，帮我打开这罐花生酱？”他说。我相信他一定正举起手中的花生酱给我看——应该是“吉夫”或“四季宝”，反正是我母亲在世时常买的牌子——好像我能看到、并穿过电话线帮他拧开盖子似的。“我饿了！”他喊道。

如今父亲整天不着边际，不光在聊天的时候才这样。事情乱作一团，是从我帮他搬到我家附近的一幢公寓楼之后开始的。那是好莱坞各大道沿街建起的无数灰水泥盒子建筑中的一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蜂拥而起的老建筑群如今也就剩下这些了。我父亲的公寓在二层，位于一个狭长阳台的尽头，每当有人走过，阳台的铸铁栏杆就会随着脚步像巨型小提琴的琴弦一样振动起来。虽说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他原来的生活已经够节省的了，但在母亲去世后的十年，原来的老房子只有父亲一个人住也显得太大，而直到他搬出老房子之后，我才发现父亲不会在那些房间里迷失，反而很可能在街上走丢。

这事儿第一次发生时，我刚刚听完一个题为《乌托邦：一个现代主义神话？》的讲座，正开车往家走。快到家时，我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注意到有个老人正蹒跚着走向停在我前面的那些车。他给人们做手势，示意他们摇下车窗，朝他们举起一罐像是泡菜模样的东西。直到老人走近我前面那辆车，我才意识到他是我父亲。我看到那辆车里的女人迅速锁上车门看向别处，好像我父亲是个无家可归的乞丐或森然恐怖的幽灵。我第一个冲动的念头是鸣笛惩罚一下这个女人，但还没来得及行动，父亲已经站在我的车门外了。“嗨，吉米。”他的语气中透着一股怪诞的神色自若，说着递给我一罐犹太风味的莳萝泡菜。我瞪着他，不敢相信那是我父亲。“关节炎。”他说。仿佛那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站在富兰克林大道的正中央。那是个暖和的傍晚，我的车窗开着，车载广播上，一个本地的大学广播站正在放日本筝曲。因为我父亲的突然出现，那些乖戾的和弦骤然变得异常凄厉和喧噪。“他们这是在杀猫吗？”他冲着广播点点下巴。我把那罐莳萝泡菜夹在两腿之间，用力拧盖子，脑中想象的情节是我去跟罐头厂的经理争执，代表所有打不开这种真空密封罐的关节炎患者大声斥责他。我打开罐头还给父亲，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醋味。就在我准备说服父亲要么上车、要么赶紧离开马路时，后面的司机开始鸣笛——我没注意已经变绿灯了。父亲挥挥手，把我赶走了。在后视镜里，我看到他蛮不在乎地横穿马路，全然不顾那些炫目的车前灯和刺耳的刹车声。后来他终于安全到达人行道，漫步走向自己住的街区，途经每日甜甜圈店、折扣服装店和因斯塔美肤店，如今的商业无孔不入，满街满城随处可见这类店面。

我到家之后才发现裤裆溅上了泡菜汁，忙跑去打开自来水清洗，同时努力回想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父亲的存在的，哪怕再短暂、再零碎的印象也好：比如他黑色的头发上喷着发胶，抑或他在我的婴儿床前柔声轻语。我刚过五十岁，住在一所即将付完按揭的房子里。我站在卫生间，感受到自己与过去之间竟隔着这样遥不可及的距离。就仿佛我从来没有过婴儿时代，或者父亲一直都那样老迈，漫无方向地在街头求人帮忙，因为所有人都拒绝帮他而气愤不已。

“听我说，老爸，”我说，下意识地紧抓住话筒，“拦住下一个路过的人，问问你这是在哪里。”他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上个月有一次他居然走到了诺沃克，距离他原本要去的街角邮筒约三十公里，要转两趟公交车。在他电话打来的几个小时之前，他本要去邮寄天然气费的支票。

“我这是在哪里？”我听到他问一个路人。

“哪个城市么？”

“还哪个星系呢。”父亲大声回了一句。“吉米，”他转而对着话筒说，“是我自己变傻了，还是如今的人个个都这么蠢？”

“滚，死老头子。”

“老爸……”

“别跟我来这一套。又来了一个人。”

“喂？”一个女孩的声音从听筒传来，她大概只有十二岁，我父亲一定把电话递给了她。

“麻烦你告诉我，你现在是在哪条街上，然后把话筒递回给我父亲好吗？”

“这是在玩恶作剧吗？”她问。从她的声音里，我能听出来她在笑。

“我父亲迷路了，麻烦你帮我一个大忙，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街标，告诉我他是在哪儿给我打的电话好吗？”“他自己不会看吗？”

“不大会。”

“所以他的眼镜才厚得跟酒瓶底儿似的对不？弄得他的眼睛怪吓人的。”

“你到底是干吗的，”我听到父亲问她，“该死的验光师吗？”这时听筒里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沙沙声，我能想像到电话线那头的听筒被推来搡去，电话亭又没别人了。

“喂？”我喊道：“喂？”

“瞧你，”父亲强压住怒火说，“你没必要把我当成残疾人，我可不是残疾人！”

“我知道，”我说，“你和残疾人相反——管它那是啥东西。”我开始担心，弄不好这回即使调用拖网或出动猎犬也找不回父亲了。“那个小姑娘跟你说你在哪儿了吗？”

“我在中央什么地方。”

“中央大街？”

“她没说。”

洛杉矶市内起码有一打街道名叫“中央”。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堪比把购物中心、市政广场、还有几个社区延伸交汇的地方都叫“广场”。为两条以上的大街取名“中央”无异于把家里的四五个孩子都叫作弗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