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那儿像闹市区吗，老爸？四周有没有高楼？”
“多高才叫高楼？”
这话问得像个脑筋急转弯。“十层或十层以上。”
“我觉得你可以叫它们……我看看啊……唉，”他叹了口气，“我好饿，根本没法集中精神。”
“老爸，如果你在市中心的中央大街，我十分钟就能到那里，别担心。”
“谁担心了？”他说，怒气又上来了，“我这不手里拿着吃的呢嘛？”
一旦蛋白质不足，他的血糖会急剧下降，这时他就会头晕眼花犯糊涂。最近我一直给他买外带的中餐。我每晚到家时，他会因为肚子饿而在开门的一瞬间把我当成穿衣镜里的他自己。医生多半会说这证明他的智力已经严重退化，然而在我看来，这也表明我年纪越大越像父亲：发际线往后退，下巴上出现沟痕、越来越容易长斑——当然，我也不可避免地朝着父亲担心的同一个结局奔去。“你可以用花生酱的盖子去撞个什么东西，把盖子撞松，你就能自己打开了。吃点东西，你就能坚持到我去接你。”
撞击声过后，我听到了一片震耳欲聋的咔嗒声。“老爸？”
“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放电话簿的桌子一定用透明胶带粘过。”
“你还好吧？”
“我连花生酱都打不开，你说我好不好！我可是花真金白银买的花生酱！吉米你看，我这么蠢，等我去见上帝的时候，该怎么跟他交待？”
“你白手起家的生意很棒啊。”
“地毯么？”
“你看看我，”我说，“有谁觉得年纪大了就没尊严了，看看我，一定会倍感安慰。”我干笑了几声，没听到父亲的附和。
“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还在睡觉吧？”
“没有，老爸，我在工作。”
“肯定在床上。”
“我在为威尔希尔中区设计一个项目，就在你过去那爿店面附近。是个低收入人群的安置项目，以后在那个街区住惯了的人退休后，就不会因为地价太贵而非得搬走不可了。”
“一群老鸟，”他咕哝道，“我的朋友有一半都死掉了。”
“我的也是。”我跟他说。
他清了清喉咙。“不过你没得艾滋病吧，吉姆？”
“那倒没有，可是……”
“可是什么？”他警觉地问。
可是我的朋友格瑞格，我想跟父亲倾诉，还有道格拉斯、杰斯、汉克和路易斯。我努力去回忆自己的每一个朋友，并尽量精确地回忆他们竭力想保住身体的哪些功能：失去平衡、失去视力、失去胃口、指尖失去知觉、大便失禁。然而再过些时日，我对每个人的全部记忆无非是他最终不得不放弃挣扎，与生命渐行渐远。难怪在未来建筑的设计中总能看到墓碑和纪念塔的影子，那些圆顶仿佛一双双凝视苍穹的眼睛，无数记忆的阶梯通向天堂。死人的数目永远多于活人。
“我健壮得像头牛。”我安慰父亲。
“咱俩都是，但谁知道还能活多久。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接我？”
“我有个主意。你打的这台电话上有号码和区号，把它们念给我听。”
“这肯定是谁把它刮掉了。”
“旁边的那台电话呢？你不是在一排电话亭那里吗？”
“这些玩意儿根本就不能叫电话亭，就是在地上插个柱子，上面加个罩子，里头装上电话。”
一个录音女声插了进来。“请投入五十美分。”她的音调全然不对，听上去活像一件厨具在捏着鼻子装女声。
我听到父亲说：“要五十美分哪！”
“别担心。”我说。
女声又在重复她的要求。
“我身上没零钱了，”父亲吼道，“你能不能等等，让我回家去取钱包？”很难说他这话是冲着我还是冲着那个空洞的女声说的：“我以为就出来几分钟，还穿着拖鞋呢！”
“老爸，”我尽量保持语气平静，“看看你旁边的电话亭，跟我说上面的号码。我等下给那个电话打过去。”
我在电话这头等待着，踱着步子。我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隐约听到下班高峰时段街上的鸣笛声。虽说我心急火燎地想要立刻找到父亲，但我似乎也随时准备爬回被窝。我喜欢放弃努力，喜欢休息带来的宁静，让重力攥住我，就像我手中紧紧握住且不会松手的一块石头。窗外已近黄昏，然而对加州的冬天来说，这天的日光算是温暖的，夕阳斜照，地上的影子拖得老长。老房子传来每晚如约而至的咯吱声，微风吹过，院子里的树叶沙沙作响。老鸟，老鸟。我不停地想着，突然灵光一现：何不把老人院设计成鸟舍的样子！这主意听来古怪，但完全可行。我仿佛看到宽敞的中庭聚集了一大群古怪的鸟儿。巨大的天窗下生长着热带棕榈和菩提树，住户们可以坐在屋里看窗外飞翔的金丝鸟，看鹦鹉卷入没完没了的舌战，看雀子精心梳理自己的羽毛，对着同类快乐地歌唱。
此时话筒无声。不是彻底没有声音，还有那种静电的嘶嘶声，遥远而空蒙。我最后一次对着话筒呼叫父亲。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五十三期，一九九九年）
艾米·亨佩尔评《老鸟》
“如今父亲整天不着边际，不光在聊天的时候才这样。”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建筑师，他接到了老父亲打来的电话。在洛杉矶市内的一条大马路上，父亲正走在穿梭的车流中，请来往车里的陌生人帮他打开一罐花生酱。儿子当时正在工作，手头的项目是设计一座养老院，到小说的结尾，我们知道他要把养老院设计成鸟舍的模样。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确定父亲的具体位置，儿子手拿电话，开始了焦急的寻索。怒气与柔情、渴望与恐惧——这正是伯纳德·库珀擅长的领域：用启人深思的语言诉说人的热爱与失落，慰藉那些在悲伤和渴望中挣扎的人们。
在库珀的《吐真药》（truthserum）中有好几篇推荐阅读的散文，乃至在他的回忆录《父亲的账单》（thebillfrommyfather，库珀的父亲曾经开给他一张账单，让他偿还父亲抚养他的全部费用）中，我们都能透过那些不无伤感的喜剧隐约见到一位类似的父亲——没有那么老，也还没有因为患上早老性痴呆症而找不到家门。要说在阅读伯纳德·库珀时会想起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或许有些古怪，但不知你是否记得拉姆斯菲尔德那句臭名昭著的话：“你是带着现有的军队去参加战争，而不是参战之后才决定可能带多少军队或你想拥有多少军队。”把“军队”换作“父亲”，场景就变成了家人之间的内战。在最终战败，即死亡，代替文中尚不明朗的战败之前——事实上小说中的父亲就像个在战斗中失踪的军人，叙述者与父亲这场吵吵嚷嚷的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两个男人你来我往，谁也不肯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