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亚历山大·黑蒙评

杨凌峰译

我记得（这个神圣的动词我根本无资格说出——这世上仅一人有权利这么说，但他死了）他手中拿着一枝深色的西番莲；他看着花朵，仿佛这花从未有人见过；他或许一直那么看着，从晨光熹微看到暮色朦胧，就那么看了一辈子。我记得他抽着烟，那张仿似印第安人的木讷面庞隐藏在烟雾后面，孤寂、淡漠而遥远。我记得——我以为如此——他用粗硬的双手编织皮绳。我记得那双手旁边，一个装马黛茶叶的葫芦上刻有乌拉圭风格的纹章。我记得他家窗子上挂着黄色的帘幕，帘布上印有模糊的湖滨风景。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声音：往日郊区居民那种迟缓、愠怒的鼻音，不像如今人们说话那样带有咝咝咝的意大利语齿擦音。我只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在一八八七年……倘若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来写点东西谈谈他，我觉得未尝不可，而且很值得一试；等这些回忆文章汇集成册之后，我的陈述将可能是集子中最短的、毫无疑问也是最贫乏的一篇——如果不是其中最公允、最不偏不倚的一篇的话。要知道，我在这里的处境比较为难：按乌拉圭人的做派，只要故事主人公是他们的同胞，那汪洋恣肆的溢美之辞便必不可少，但身为一个阿根廷人，我无法加入他们那义不容辞的赞歌大合唱。附庸风雅、卖弄学识的文化人，打扮时髦、金玉其外的城里人——富内斯从没用过这些字眼来奚落和挖苦我，但我完全能肯定，在他看来我就代表着这类可悲的市侩。佩德罗·莱昂德罗·伊普切曾写道，富内斯是超人当中的先驱者，是“一个本土原产、质朴无华的查拉图斯特拉”。对此观点，我无意多加辩驳，但我们不该忘了，富内斯毕竟也只是一名来自弗赖本托斯的乡村少年，有着某些不可克服的局限之处。

与富内斯的第一次相遇，我印象非常清晰。那是一八八四年三月或者二月的一个傍晚。那一年，我父亲带我去弗赖本托斯消夏。我和表兄贝尔纳多·阿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农庄返程回来。我们骑着马，还一路唱歌。能优哉游哉地骑马，我已兴高采烈。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闷热了一天，头顶上突然乌云翻涌，遮蔽了天空。南风又来助阵，吹得树木七歪八扭，群魔乱舞。我担心（也可以说是期待）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把我们困在野外。我和表兄跨马疾奔，仿佛是在跟大暴雨赛跑。我们冲进一条小巷，高高的砖砌步行道从两边夹持着凹陷的深巷。天色突然变暗；我听到急促的、影影绰绰到近乎神秘的脚步声从上方传来；我抬眼去看，只见一个小伙子在狭窄破败的步行道上奔跑，仿佛跑在窄窄的残墙断壁上。我记得他穿着高乔牧民裤款式的灯笼裤，还有麻绳编底的鞋子。我记得他嘴边叼着香烟，面色冷峻，反衬着身后铺天盖地的浓云。出人意料地，贝尔纳多对他喊道：“伊雷内奥，现在几点啦？”他既没抬头看天，也没停下步子，随口应答：“八点差四分，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斯科少爷。”他的声音很尖利，似乎在嘲讽别人。

他们之间的一问一答，我是听到了；但如果不是表兄强调，我就根本不会去注意，因为我当时心不在焉，没感到有什么异样的。而表兄后来之所以多嘴，是出于某种身为当地人的乡土自豪感（我相信是这样），还有就是想表示一下他并不介意那小子连名带姓地称呼他。

表兄告诉我，巷道里遇到的小伙子名叫伊雷内奥·富内斯，因某些怪癖而名声在外，比如说，那家伙跟谁都不来往，而且还总能脱口报出时间，就像钟表一样准。表兄还补充道，那人的母亲是镇上的熨衣女工，叫做玛丽亚·克莱蒙蒂娜·富内斯。有人说他的父亲在屠宰场当医生，是个名叫奥康纳的英国人，另外也有人说他父亲是个驯马师或者相马师，来自萨尔托地区。富内斯和母亲一起住，就在月桂庄园拐角的一处地方。

一八八五年和一八八六年那两年间，我们家都在蒙得维的亚度夏。一八八七年，我又来到弗赖本托斯。很自然地，我问起所有我之前结识的人，最后就提到了那个“活钟表”富内斯。人们告诉我，他在圣弗朗西斯科农庄骑一匹没驯化好的马，结果摔下马背，当场瘫痪，而且不可能康复。我记得这个消息让我心神不宁，给我带来的强烈感觉如同巫术魔法：我仅见过他一次，当时我们正骑马从圣弗朗西斯科农庄归来，而他在高处快跑——这一事实是表兄贝尔纳多告诉我的；因此整个情形就很像一个梦，由往日经历的片段要素构成。我还听说他从此卧床不起，寸步难行，每天只是双眼紧盯着一张蜘蛛网或者远处的一株无花果树。午后时分，他让人把自己抬到窗边。他还显得很傲慢，甚至表现出这样的姿态：导致他瘫痪的事故不是打击，而是他的造化……隔着窗子栅栏，我见过他两次，冷酷的铁隔栅更强化了他永恒囚徒似的境遇：一次见到他时，他纹丝不动，闭着双眼；另一次见到他，也是动都不动，面对着一根气味芬芳的山道年花枝出神沉思。

那时，带着一定程度的虚荣感，我已开始系统地学习拉丁文，并因此有点沾沾自喜。我的小旅行箱中装着罗蒙德的《名人传》、奎齐拉特a的《辞库》、尤利乌斯·凯撒大帝的战争论著，还有零散的一册普林尼的《自然史》；这些书当时已超出了（现在也还是如此）我这样一个所谓拉丁文学者的有限功力。小镇上，什么消息都会不胫而走。没过几天，连躺倒在郊外小屋中的伊雷内奥都听说镇子上有了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书。他给我写了封信，文辞华丽，格式考究：信中回顾了“一八八四年二月七日那天”我们的偶然相遇，并为那次邂逅之匆促短暂而表示遗憾；他还称颂了我已故的舅舅格雷高里奥·阿埃多——去世的时间便是那一年，说舅舅“在伊图萨因戈战役中，以其英勇同时为我们两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继而提出请求，让我从那些拉丁文书中随便借一本给他，同时“由于对拉丁文还一无所知，为了能对原著有适切的理解”，所以还要借一部字典。他保证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书和字典完璧归赵。他的信字迹完美，笔画清晰；拼写则采用安德里斯·贝略所喜好的做法：把y写成i,g写成j。初看之下，我很自然地认为这封信是在开玩笑。但那些表兄弟则向我担保这不是玩笑，这一切正是伊雷内奥的奇异之处。不需要别的什么工具而仅仅借助一本字典就能学习艰深古奥的拉丁文——这种念头让我无言以对，不知该说那是轻率狂妄，还是蒙昧无知，或者说是愚不可及。为了彻底打消他的幻觉，我给他送去了奎齐拉特的《诗文进阶》和普林尼的作品。

二月十四日那天，我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我火速赶回，因为我父亲“状态很不妙”。作为一封紧急电报的接收者，我突然就不同凡响，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还要向弗赖本托斯的全体父老乡亲解释那条电报短讯的否定句式与“很”这一不容置辩的副词之间的矛盾；另外，我还面临一种冲动的诱惑，想摆出男子汉的坚忍姿态，从而让家变带来的痛苦显得更强烈和戏剧化；或许是这些念头让我分神了，我体会到真正悲伤的所有可能性都被消解——但愿上帝原谅我的不孝。收拾旅行箱时，我注意到少了《诗文进阶》和《自然史》的第一册。我的轮船“土星号”第二天上午就要启航，当天晚饭后，我便去富内斯家。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夜晚沉重压抑的程度并不亚于白天。

那是座整齐有序的小屋，富内斯的母亲为我开的门。她告诉我，她儿子在后屋；如果看到伊雷内奥待在漆黑一片的房间中，也请我不必奇怪，因为他已习惯于不点蜡烛，在黑暗中打发无所事事的沉闷时光。我穿过地面铺砖的天井和短小的走廊，来到后屋的小院。那里有一个葡萄藤架，此外便是一团墨黑：黑暗浸透了我的全部。突然间，我听到伊雷内奥那尖利的、略带讥讽的声音。听上去他是在讲拉丁语：他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在诵读一篇演讲词、祈祷文或经卷咒语，虽然孤愤沉郁，但有腔有调，自得其乐。古罗马时代的音节在院子的泥地间回荡，我感到敬畏、惊愕，完全无法辨析破译这些无休无止的字符。后来，那一夜的涣漫长谈中，我才得知那些音节字符构成的是《自然史》第七卷第二十四章的第一段。那一章的内容主旨是记忆，最后一句话是“。”

伊雷内奥请我进房间，他说话的声调依旧，没有丝毫改变。他躺在小床上，抽着烟。我大概记得，直到天亮我才看到他的脸，我能清晰回忆起来的只是他烟头上那间歇明灭的红光。房间里闻到隐约的潮湿气味。我坐下来，对他讲了电报和我父亲患病的事。

现在，我的故事讲到了最困难的地方。到此为止，读者们可能已经明白了，这个故事没什么情节，有的只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一次对话。我不打算在此复述伊雷内奥的原话，事实上现在我也无法去逐词再现。我只想忠实地归纳一下他告诉我的许多事。间接叙事显得遥远而薄弱，我明白我陈述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但读者们自己也可以想象到，那夜的交谈中，我必定惊诧莫名，每一次犹疑的断续停顿都让我不知所措。

伊雷内奥掺杂并用拉丁语和西班牙语，首先列举了《自然史》中记载的非凡记忆力的例子：波斯国王居鲁士能叫出他军队中每一个士兵的名字；米特拉达梯·欧帕托能用二十二种语言来执行律法、治理国家；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是记忆术的发明人；梅特罗多罗斯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听过一遍，都能一字不落地重述。伊雷内奥诚恳而坦白地表示了他的疑惑，因为他并不觉得这些事例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告诉我，他从一匹青灰色的马上摔下来是在一个落雨的下午，而在那之前，他跟所有凡夫俗子都毫无二致：既聋又瞎、浑浑噩噩、脑中空空。（我提醒他，他有精确的时间感，还能把别人的名字记得一清二楚，但他对此根本不予理会。）十九年来，他等于活在一场大梦中：视无所见，听无所闻，迷迷糊糊，几乎什么都没记住。从马上摔下时，他立刻不省人事了；苏醒之后，他发现眼前的一切竟是那么纷繁多姿，那么清晰明确，连最遥远、最琐屑的往事都历历在目，一时间让他简直难以承受。稍后，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瘫痪。他对这个不幸几乎不以为意。我猜他已断定（或者觉得）动弹不得可算是最小的代价了。他因此而获得的感知力和记忆力已然是无可挑剔。

放在桌子上的三只玻璃杯，我们能一眼看到；而富内斯却能一眼看到一株葡萄藤上所有的叶子、卷须蔓条和每一颗果实。他记得一八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黎明时分南方天空云彩的形状，并在记忆中将其与他只见过一次的一本精装古董书羊皮面上的褶痕纹理相比较，与基布拉乔暴动前夜一把船桨在里奥内格罗河面激起的水沫轮廓相比较。这些记忆并非简单的回忆：每个视觉影像都与肌肉神经感觉、温度感受等等相关联。他能再现自己的所有梦境，包括半睡半醒时的所有梦境。有两三次，他试着回顾重现某一整天。他对此倒是从未踌躇过，只是每次这样的重现要耗费整整一天时间。他对我说：“自世界初始至今，人类所有成员的记忆总和还赶不上我单独一个人的。”他还说：“我做梦时就跟你们醒着时一样。”接近破晓时，他又说：“先生，我的记忆如同垃圾堆放场。”黑板上画着的一个圆圈、一个直角三角形、一个棱形，这些都是我能充分直观感受到的形状；伊雷内奥却能直观感受到马匹飞扬的鬃毛、山丘上成群的牛羊、变幻不定的火焰和无尽的灰烬、长时间守灵期间死者面孔的种种变化。我不知道天上的星星他能看到多少。

他对我说了这些事情，当时以及后来我都不曾有半点怀疑。那年头既无电影也无留声机，不过，谁都没有在富内斯身上做过实验，这实在有点意想不到，甚至是难以置信。事实真相就是如此——生活中能拖延推脱的事情我们就总是拖延推脱。也许，我们都深信人类会永生不朽，以为人类迟早都将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富内斯的声音从黑暗中浮起，继续对我说话。

他告诉我，一八八六年，他想出了一套独特的数字编码系统，短短几天内，这些符号就超过了两万四千。他没有写下这些编码，因为任何东西他只要想过一次就全无遗忘之虞。他最初的动机，我想是由于他对这么个情况感到不舒服：指称乌拉圭历史上著名的高乔三十三士还需要两个符号和两个词语，而按照他的方案，则只要单独一个字和一个符号。随后，他把这种异想天开的原则应用到其他数字上。比如说，7013这个数，他会说成是马克西莫·佩雷兹；7014，就是铁路；另外的数字则分别是路易斯·梅里安、拉菲努尔、奥利瓦尔、硫磺、鞍辔、鲸鱼、瓦斯气、蒸汽锅、拿破仑、奥古斯丁·德·维迪亚。五百这个数，他会说成九。每个词都有特定的符号来代表，就像一种标记；越往后的符号代表的概念就越复杂……我试图向他解释，他用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词与数字符号配对，完全是混乱狂想，与数字编号体系的真义恰恰南辕北辙。我指出，人们说365这个数字，就是表示有三个一百、六个十和五个一。如果是“黑人蒂莫提欧”或“屠夫用来运肉的大块麻布”这样的概念所对应的“数字”，那就完全没有数理解析的意义。对我的反驳，富内斯表示不解，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理解。

十七世纪时，洛克假设了（同时也是否决了）一种不可能存在的语言，其中每一样具体事物、每块石头、每只鸟和每根树枝都有各自的专名。而富内斯也曾设计过一种类似的语言，但在他看来又过于笼统概略、过于模糊含混，因此就弃置一旁了。实际上，富内斯记得的不仅是每一处林地中每一棵树的每一片叶子，而且是他在不同时刻每一次分别感知或想象到的那片叶子。他决定将过往每一天的经历缩减为七万左右的记忆片段，然后再用编码来一一定义。出于两种顾虑，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其一是他意识到这项工作没有尽头，其二是他意识到此举徒劳无益。他估摸着即使到咽气的那一刻，他都来不及把童年时代的全部记忆分类完毕。

我上面提及的两项计划（一部无穷尽的、用自然序列数编码的词汇总集；一份将记忆中所有影像整理归类、存放于脑中的无用目录）尽管不可理喻，却也透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恢宏伟大。计划让我们得以管窥或者推测到富内斯那令人眼花缭乱、如堕烟海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该忘记，他几乎根本不懂怎么进行综合抽象的、柏拉图式的纯理念思维。要让他明白“狗”这个类属通用的符号涵盖数不胜数、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所有个体狗，无疑相当困难。他难以理解三点十四分（从侧面看到）的狗与三点十五分（从正面看到）的狗可以用同样的名称来指代。每次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和自己的手，他都会莫名惊讶。斯威夫特写道，小人国的皇帝能看出钟表分针的走动；而富内斯能连续不断地看到朽坏、腐烂和疲劳那静悄悄的进程。他能记下死亡和受潮的演变推进。他是世界的旁观者，孤独而清醒无比；世界在他眼中形态万千，每一瞬间都一览无余，精确明晰得几乎难以忍受。巴比伦、伦敦和纽约以其蛮横和惊人的辉煌繁华让人们的想象张皇失措、目瞪口呆。这些摩肩接踵的高楼上、人潮汹涌的大街上，没有谁能像身处南美洲某贫困郊区一隅的可怜的富内斯那样，感受到目不暇接、咄咄逼人的沸腾现实所带来的扑面热浪和压迫。它们汇集起来，连同无尽的日日夜夜，一刻不停地冲击着富内斯。他难以入眠。睡眠就是摆脱世界的纠缠，而富内斯只能仰躺在置于阴暗处的小床上，想象着围绕他四周轮廓分明的房屋的每一条裂隙和梁柱墙角的每一根棱线。（有必要重复一遍，即使他最无足轻重的记忆都比我们的生理快感或肉体痛苦更真实强烈、更纤毫毕现。）他家东面的地方还没划成街区，但也一字排开建成了一片富内斯还没见过的新房。他想象那些房屋是小小的，黑不溜秋地凑在一起，组成一片均匀雷同的暗色；而他为了入睡，就把脸转过来朝着那个方向。他有时还想象自己沉在河底，水流晃动着他，让他神志恍惚，恹恹欲睡。

他毫不费力地就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拉丁语。不过，我猜他的思维能力不是很好。思考，是忽略差异，是概括归纳，是进行抽象。在富内斯那水泄不通、充塞喧嚣的世界中，有的只是细节，触手可及的细节。

黎明的微光蹑手蹑脚，来到了泥地的天井中。

这时我才看清那张面庞，那一整夜讲话的声音便由此而出。伊雷内奥当时十九岁，出生于一八六八年；在我看来，他仿如一座不朽的青铜雕像，比埃及更悠久，比预言和金字塔更古老。我认为，我说出的每一个字（我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永存于他那巨细无遗、不可动摇的记忆中。我惟恐做出无用多余的手势，因此如履薄冰、举止拘谨。

伊雷内奥·富内斯因肺充血夭亡于一八八九年。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十八期，一九六二年）

亚历山大·黑蒙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圣经》《伊利亚特》《神曲》《失乐园》《尤利西斯》以及其他类似作品，都力图指向整个寰宇，所传达的信息因而也就涵盖一切，所透露出的文字抱负也一如宇宙般浩瀚——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作品便属于这样一种文学传统。此类作品的成立依赖于语言那无所不包的完全整体，因此也意味着对于语言整体的绝对信念——所有的历史、所有的记忆、所有现存的宇宙哲学和/或者神学、连续性牢不可破的全体人类生存经验都可以沉积于语言中并用语言来表述。也确实如此，在这类作品中，语言看似能覆盖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永恒无限的全部，并包含所有的真实、虚构，以及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一切。这类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决定性证据，表明没有文学就完全不可能以概念来对人类和人道加以陈述。这些作品哲学、伦理和美学诉求的实现需要读者的全身心投入：一个理想的读者可能会用自己的全部生命致力于作品——比如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解读，并因此取消他/她的生存中所有“非读者”的因素。

这样一个读者，当然了，也会是一个完美的博尔赫斯式人物——对他而言，如果置身于文字之外，所有的生活体验便不复可能。有着不可思议记忆力的富内斯便是个不折不扣的博尔赫斯式故事角色：他的头脑胜过超级百科全书，所储存的知识无所不及，而且很悲剧的是，他不能遗忘任何东西。富内斯为此而苦恼悲叹：“自世界初始至今，人类所有成员的记忆总和还赶不上我单独一个人的。”表面上看来，他实现了最狂妄的人类野心——记得/知道一切，但他的知识带有强迫性，绝对、纯粹而专制，让他完全无法自主，不能去思考，也不能去与其他人沟通。在故事中，博尔赫斯将自己呈现为与富内斯相对照的角色，平庸，也不完美，他以此指出遗忘——也即那种遗忘——对于思维，对于语言，对于文学，乃至对于人单单成其为人，都是必要和必需的。

人类的令人赞叹之处就在于，我们试图超越身为肉体凡胎的生物形态的局限，因而遭遇恒常接续的失败，但我们却不放弃自己的努力。那些野心高远、以终极寰宇为指向的伟大创举——其中也包括富内斯的计划：“一部无穷尽的、用自然序列数编码的词汇总集；一份将记忆中所有影像整理归类、存放于脑中的无用目录”——从未能到达其所求索的目标，因为根本没有途径能抵达那种无所不包的终极完整性。遗忘，这一根本必要的存在前提封锁了那种通往囊括一切的可能性的道路；反过来，没有遗忘，那种试图囊括一切的野心也根本不会出现。我们认为有着一切，正是因为我们会遗忘一切。我们追求无所不包的完整性，是因为我们忘了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抵达这种状态。从根本上而言，我们那恢宏壮美的野心正是依托于它自身那无可反驳的“不可实现性”才得以构成野心。梦想家和天才面对野心中的愿景，在临死之际也只能翘首垂涎，一如其他所有芸芸众生。

当然，如果有上帝，一切便会成为可能。博尔赫斯写道：“事实真相就是如此——生活中能拖延推脱的事情我们就总是拖延推脱；也许，我们都深信人类会永生不朽，以为人类迟早都将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如果富内斯本人和他那完全的、绝对的知识能够持续长存，那上帝也将会在富内斯面前现身，而我们则都将能永生不朽，就从博尔赫斯开始：“我认为，我说出的每一个字（我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永存于他那巨细无遗、不可动摇的记忆中。”不过，故事中随即又说了，富内斯和他那巨细无遗、不可动摇的记忆已经死了，正如上帝已死。死亡与遗忘大获全胜；而人类，带着这个智能物种自身的所有荣耀和悲剧，则要永远面对那“形态万千，每一瞬间都一览无余，精确明晰得几乎难以忍受”的既存世界，同时也一直见证死亡与遗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