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客房旁边的沙地上传来费伊的名爵跑车枪击般的发动机声。我想象到了妈妈的如释重负吗？费伊突然出现了，发疯地跳着，冷不防地猛击绣球花。那个人渣娶了一个衣帽间里的荡妇。我们能相信吗？我妈妈可爱而宽厚。她知道，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她身上。她说了些欢快的小事让费伊笑起来。

我还在想着我的故事，或许费伊想要听？我妈妈提出去弄些马提尼。但费伊说她自己去弄。她表情活泼地将头靠在我妈妈的绷带上，帮我妈妈用那只手倒苦艾酒。她们同时用嘴发出小猫叫的声音，我很惊讶我妈妈竟然能和我之外的女性如此友好亲密。这很新鲜。

但伴随那灾难性的拒信一起到来的大新闻是老斯文任性的遗嘱。费伊和我妈妈蹲坐着，高脚杯在空中挥舞，高声畅谈。原来他留了一大笔钱给寄出拒信的《作者指南》！他还潦草地写了一张残忍的便条给我妈妈的丈夫：给你的同事，相信你会开心的。

妈妈说，他不开心，费伊理解地瞥了一眼。她们都喝光了酒，我又提出背诵我的故事。甜心，她们一前一后慢吞吞说道，然后咯咯地笑起来。她们不住地咯咯笑，戴着雕塑般的头巾的头都弯到伸直的长腿上了。噢，上帝。亲爱的，我妈妈试着说，然后迅速地挥舞她肿胀的手，好像在赶苍蝇，费伊笑得更为大声。最后费伊站了起来，咳嗽着说她来吧。她的眼睛都笑出泪水了，但嘴巴看起来还很忧郁。我妈妈的脸还是低垂着。费伊叫我小天使，说，你不觉得你妈妈今天已经谈够了文学吗？我觉得，真的够了，都够一辈子了。不是吗？

噢，费伊，别这样，我妈妈说。甜心，我明天在车里听你的故事，好吗？费伊，别这样。那样我才能集中注意力。好吗？

好。

好姑娘，费伊说。

甜心，我妈妈叹了口气。

别担心。

好吧，如果只比一段话长一点儿，那你可以寄给我，我会好好看看的。

它本来就只有一段。

费伊傻笑着，现在外面已经全黑了，我妈妈摘下了墨镜，严肃地看了她一眼。但这次交流没成功，因为我妈妈的眼睛肿得太厉害，在火把的微弱光线下都看得见淤青发紫之处，费伊停下了笑声，放下了高脚杯。

我给卢打电话，费伊说。卢是她的人渣前夫。但他也是个整形外科医生。我妈妈说，千万别。但费伊用柔软的手指拉拉她的耳朵，直接走向了客房。卢十五分钟就来了。费伊和卢这两个互相恨到骨子里的人见到对方居然友好得令人惊讶。卢还记得我小时候在高尔夫俱乐部早午餐上的样子，但他在费伊的宾客梳妆室里的手术灯下给我妈妈包扎伤口时，又彻底忘了我。他给我妈妈开了止痛药。早上她很累，费伊开车送我去公交站。

那天下午我必须去文艺片影院上班，我妈妈催促我赶紧去。别担心，她说。她十分困。别担心，费伊说。别担心，我打电话给画家时，他说。

这以后，我的脚都要筋疲力尽了，我根本想都没想我妈妈。我的脚会突然摇晃起来，屁股、膝盖、脚踝会像水波纹一样软掉。走路变得很难。我从格拉梅西公园到影院必须坐地铁，去地铁站的那段路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本来不会是个大问题，反正我也要从现代舞表演转向小说写作了，但我在著名的白色圆柱展馆还有最后一场表演。我的《鹈鹕之歌》，圣诞节时老斯文在免提电话里念出这名字。结果这是他最后公开说的话。我妈妈和她丈夫一直都计划出席。他们通过假日募捐给编舞师捐了钱。他在作品的结尾给我添了一段三分钟的独舞《爱之翼》！现在演出近在咫尺，我的腿突然软了，简直是在试探这位编舞师的耐心，即使他已得到不少捐助。

我决定将我的情况写下来，通过认识它来解决问题。所以我用了整整一段来描述我所理解的我妈妈和她丈夫的情况。这比我想象的要难。这些年我看过几次我妈妈丈夫的小说，里面的女人都有难以置信的敏感大乳头，还有对直截了当的阴茎崇拜式性行为难以餍足的渴求。在我的段落里，当然也有性，但却是不同的方式。

从我的母亲节拜访到表演间的两周真是糟透了。担忧，排练，写作的痛苦（在这一点上，我奇怪地开始同情起我妈妈的丈夫）。还有下雨。每日如此。我被迫加倍工作，将做好的袋装爆米花倒进机器里假装在现做。看起来就像西村的所有人都会来看电影。每晚回到家都很晚了，费伊客房里的电话不停地响着。

我的画家朋友终于彻底恢复，能够在气垫床上和我共度爱夜。我们撩拨，胡扯，用巧克力酱在我们的胸上画画。午夜过后电话响起时我们都以为会是他的妈妈，她坚持要记下我的号码。但是电话答录机发出了哭声，没有言语，对方在小房间里，声音有回音，我知道这是我妈妈。我爬过去接起电话。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好吗？

她还在那里，沉重地呼吸着，呜咽着，亲爱的？那时我觉得我的胸骨都在发抖，要撑不住了。你在哪儿？我问。

在家里。她被锁在卫生间里，那儿有画着纸风车的墙纸，高级水流按摩浴缸和折叠门（她还为之争论了很久：是要铁心的还是绿色玻璃的？）的浴室。即使她呼吸沉重，我还是能听到拳头击打在门上的声音（她最终挑定了一个有着旋转枫叶图案的门），还有低沉的嚎叫，就像老斯文的假日留言在重放。门锁上了，她说。我听着。窗户，她说。我苦苦思考。格子窗通向连着果岭的露台。如果她能推一下自己的骨盆——她不知道这个词，于是我换了个说法——推一下自己的屁股，让它紧贴着屋子的墙面，她或许能滑下去。

太疯狂了，画家笑着说。（他的笑终结了我们的关系。）我小声说，冲厕所，小声得好像害怕她丈夫听到我。在你打开窗闩前冲厕所，我会搭下一班巴士去弗里霍尔德。直接走进镇里，你能做到吗？

当然，她说。我重新想到自己是晚辈。如果她能从窗口逃出来，她会在那里见我。他说我是个病态、腐朽的淫妇？她以提问的方式说道，好像在回顾她是否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啊，你不是，我说。小心你的脚。地上可能有碎玻璃。

甜心，她小声说，我的天啊。

我的妈妈是那种会换上睡衣睡觉的女人。公车开近弗里霍尔德的通宵餐厅，我就朝停车场外看她的奶油白绸缎睡衣有没有飘在冬青灌木丛里。大巴中那股闻来像废气的热气已经让巧克力酱变得黏糊糊的。我睡觉穿的t恤黏着我的胸口。我不确定地走下公交。公交司机盯着我。看着你的路，变态，我吼道，然后又感到羞愧。如果她听见我的话，也会感到耻辱的。

我给她带了一件大衣和一些鞋子。她总是认为，运动鞋是运动员才穿的。所以我给她带了一双黑色的露跟女鞋，还有她之前给我的一件漂亮的丝绸大衣，但没带钱，我的车费还是问画家借的。公车发出嘎嘎声开走了，四周复又安静，我才想到我妈妈可能也没多少现金。这不重要。首先我要找到她，换上合适的衣服后，我们可以搭便车到费伊的客房。

有一个小时吗？身处黑暗之中，这一切都很难知晓。她最终没出现，我穿过那片玉米田走向她家。虽然天气温和，我还是在发抖，而且我很饿。那些高高低低的影子让我害怕会发现她躺在路边，就像倒地的动物。但我没找到她。当我走到屋子车道的末端时，整个屋子都亮着灯，好像在准备假日派对。按钮灯的光线穿过芬芳的桃林照在车道的拐弯处。深深的门廊里，花架上爬满了常青藤和发红的杜松。看起来每间房都亮着灯，写作间，客房，所有的会客室，主卧室。车库四周的门被打开了，好像派对要转移到那儿。我妈妈喜欢开的那辆蓝色凯迪拉克就停在玄关旁边，但是她丈夫那辆古板的梅赛德斯小轿车不见了。不用进屋子我都能知道她不在里面。

我的妈妈给我写信：甜心，我知道你会觉得这很奇怪，我们远走高飞试着重新开始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或许对任何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在这里好好生活都是很难的。老斯文对你比对他自己的儿子还好，你在附上的信里会看到。我爱你胜过一切，一直如此，一直会如此。

我的生日被用铅笔写在信封上。保价速递员将它塞在我的门下面。信是打印的，也没有签名。银行支票有十万美金。

桃园里的屋子被老斯文的私人律师在秘密拍卖里卖掉了。他打电话告诉我家具的情况，当然还有马槽，但我什么都不想要。在我的追问下，律师有时会告诉我，他们俩都很好，他们现在身处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们只是需要平静。他告诉我，我妈妈传达了最美好的祝福，仿佛她就在那里，守在电话分机旁边。有时我觉得我妈妈还在找我。她只是认不出穿着制服和皮鞋的我。有时我会观察书本的封底。我留心那些有着可有可无的次要女性角色的长篇谋杀悬疑小说。我阅读它们的致谢语，特别留心那些作者名像是假名的书，希望他有一天能有勇气说出，她是多么令人震惊，她是多么美丽，她如何让一切，真的是一切，成为可能。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七十期，二〇〇四年）

玛丽·盖茨基尔评《鹈鹕之歌》

《鹈鹕之歌》有种骇人听闻的悲伤。这种悲伤被标题暗含的荒诞感加强了。这种恶毒的荒诞以家庭责任之名加诸女主人公，如同一个令人窒息的包袱，她却还得穿着它如同身着礼服。作为一个生来有责任感的人，她就这样穿着它，礼貌、盲目、不抱怨，一头撞进她那接近疯狂的家庭创造出来的越野障碍训练场，那儿疯狂地装饰着大理石桌子、纸风车墙纸和绿色玻璃提基火炬。

她所处的文化时期恰好让人们到了三十岁还能去相信自己是艺术家，即使他们并没什么艺术作品。但这于事无补。她的家人在她转行去写作前，给编排她最后一场舞蹈表演的人寄了一张高额支票，而没观看演出——它的标题是《鹈鹕之歌》，她的继祖父还嘲讽了一通。

继祖父或许有意无意地意识到鹈鹕的基督教象征，据说母鹈鹕会剖开自己的乳房来喂养下一代。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切割与撕裂的画面，其中的一些也是为了培育下一代。但在这个故事里，养育和毒药描绘在一起，人物角色的世界里有多少高贵的东西就有多少感情的邪恶。在我读过的作品里，《鹈鹕之歌》有着对富人给自己造成的恐怖最令人信服的描绘之一。而女主角即使行走在这恐怖当中，还想要相信爱和善良，对此的描绘更为令人信服。真令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