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梦非/译
达尼·拉费里埃，一九五三年出生于太子港。他的父亲曾担任太子港市长，一九五九年被迫流亡。之后，达尼便由祖母抚养长大，住在沿海村庄小戈阿沃（petit-goâve）。五年后，他回到太子港，并且成为《迷你周六》（lepetitsamedisoir）和海地国际电台的文化记者。一九七六年，他的同事兼朋友加斯纳·雷蒙德（gasnerraymond）遇刺身亡，拉费里埃随即逃往蒙特利尔，在那里，他打了一系列零工来养活自己。一九八五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如何与黑人做爱而不觉疲累》，记录了他流亡的最初几年。然而，直到二〇〇九年，他的第十九本书《还乡之谜》获得美第奇奖的时候，拉费里埃才在法国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像他的其他书一样，《还乡之谜》取材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去海地埋葬父亲骨灰的那段旅程。
拉费里埃既写散文也写诗歌（《还乡之谜》就包含了两者）；除了小说，他还出版过童书，以及可以描述为“自救书”的作品，如《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l’artpresqueperdudenerienfaire，2011）和《蒙戈，所有他们不会告诉你的事》（toutcequ’onnetedirapas,mongo，2015），《蒙戈》是一部写给初到第一世界的新移民的指南。他所有的书都是互相关联的、自传式的：他的著作，接近三十卷，其实是一本关于他写作的厚书。他与他三十八岁的妻子玛吉·贝鲁埃特、三个女儿一起生活在蒙特利尔。
在采访开始前，拉费里埃提醒我说，他因长篇大论而声名狼藉：“我不是‘沉默寡言的伊凡·s.康奈尔’型人——我很能说。”这是事实。他开放、热情、讽刺，并在需要的时候迅速推翻自己的说法。我们进行了五次面谈和数次电话采访。第一次见面，发生在佛蒙特州的米德伯里学院的草坪上，当时他是那里的驻校作家；第二次是在蒙特利尔的圣路易斯广场旁边的一家小酒馆，那是他书里常见的地点；第三次在蒙特利尔一家书店的后厅；第四次在他的餐厅和书房。最后一次会面约在巴黎的一家餐馆，我们一起点了一份“脑”——我们分享了一个大脑，那是一份他的很多读者都会熟悉的体验。
——亚当·利斯·格尔纳，二〇一七年
《巴黎评论》：二〇一三年，你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你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圈子的海地人或者魁北克人。
达尼·拉费里埃：是的，他们不得不先搞清楚我是否有资格参选。你应该是“法国人”。但事实上，这不是一条成文的规则。在写规则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想过一个不是出生在法国或法属殖民地、海外省的人，也没想过一个入籍的法国人。蒙特利尔的海地人更不属于上述任何情况。要符合资格，你还必须住在法国——我没有。因此，问题变成：法兰西学院的“法兰西”在于“法兰西语言”还是“法国”？共和国总统做了决定——它是法兰西语言的学院。这一决定使我有资格参选。那是一次他们所谓的“漂亮的选举”。我在第一轮投票时就通过了。维克多·雨果好像花了四轮，伏尔泰三轮！
《巴黎评论》：你在那个圆顶之下到底做些什么呢？
拉费里埃：我参加了几个委员会，涉及辞典、文学和法语推广运动。我参加每周四的“大会”（grandesséances）。我们讨论学院事务、颁发文学奖项、修改词语的定义，各种各样的事情。
《巴黎评论》：你们怎么讨论一个词？
拉费里埃：如果福楼拜或塞泽尔曾经用过某个词，如果这个词过时了，我们仍然会把它保留在词典中，因为它被一位重要的作家使用过。这部辞典力求识别作家的创造性用法。不久前，我们委员会处理到“性”（sexe）这个词。为此，我们观察了作家们如何使用“性”这样的词，包括多年来出现的所有不同的概念、语句和含义。萨德侯爵在这方面就和塞维涅侯爵有不同的想法。普通的词可以在字典里占据半页。像“性”这样的词会占到六七页。
《巴黎评论》：“你”对定义那个词有什么贡献？
拉费里埃：辞典里没有个人贡献。就像建造一座大教堂，工人们是无名的。但我倾向于做的事情之一，是建议收录一些来自法国以外的例子，这可能会有趣。比如说我们最近正在研究的风，它是否只能是密斯托拉风？其他地方的风呢？暖西风或西洛哥风怎么样？在法语中，关于风的分类、成语和俏皮话多种多样。有吹动船舶的风，也有来自肠道的风——拉伯雷笔下响亮的身体之风。一切差异都必须在辞典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意识到人总是以某种方式继续做孩子——甚至严肃的大人们也是。与人体内部运作相关的词语仍然会引起微笑或大笑，在法兰西学院里也是一样。
《巴黎评论》：众所周知，你的书名总是很有趣，令人印象深刻。《我是一个日本作家》真的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吗？
拉费里埃：真是这样。我在巴黎的出版商很想知道加勒比和克里奥尔的作家对身份问题的看法。可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文学是否属于每一个人，书是否属于每一个人，是否一个人弄到钱就马上可以去书店买一本书，以及你是否可以买一本你无法阅读的书——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任何我们想要成为的作家呢？
《巴黎评论》：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想象，如果你写了一本名为《我是一个日本作家》的书会带来什么结果。说白了，情节是关于你——或者你的叙述替身——想用那个标题写一本书。他其实根本没写。
拉费里埃：是的。不过我在现实中确实写了一本名为《我是一个日本作家》的书。而且它马上会出日语版！
《巴黎评论》：在这本书中，你提到库尔特·冯内古特曾经说你是“美国最快的‘标题党’”。标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拉费里埃：标题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不是对所有作家都重要。只有最伟大的作家才被允许拥有烂标题。一位中等或中等微微偏上的作家首先应该努力通过一个醒目的标题来吸引注意力。一旦你有了书名，写书的大部分工作就完成了。书名给书奠定氛围。可以说，像《少女的味道》（legoûtdesjeunesfilles）这样的标题就是一个有效的标题。同样的，还有《如何在一夜之间征服美国》（howtoconqueramericainonenight）和《这颗石榴在黑人青年手里是武器还是水果？》（cettegrenadedanslamaindujeunenègreest-elleunearmeouunfruit?）。一个好的书名应该在书店里温暖读者的心，让读者与书产生共情，让作者有可能省去过多的解释。
《巴黎评论》：你说的“解释”是什么意思？
拉费里埃：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家才能给一本书起名叫《希望》，马尔罗就这么做了。弱一些的作家将不得不花费无数的篇幅来解释标题，而马尔罗不必这样，因为他是马尔罗。如果你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你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如何与黑人做爱而不觉疲累》就是在做这件事。我无需解释它。这个一击即中的标题是神灵赐予的礼物。
《巴黎评论》：幽默在标题中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但里面是不是也有嘲讽的成分呢？
拉费里埃：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它更多的是与文学发生关系，不过是以一种轻松的、非常规的方式。不仅关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悠闲的作家。种族主义也不是这本书的中心。因为这个书名，我知道我会进入它，但不是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书中的种族主义是一种享乐种族主义，也就是说，它是庆典式的。
《巴黎评论》：享乐种族主义？庆典式种族主义？
拉费里埃：这个角色因为被误解、被轻视而十分紧张。他看上去“只是”一个年轻的黑人，但接下来你与他交谈，他会谈论到玛格丽特·杜拉斯、詹姆斯·鲍德温、加布里埃尔·罗伊、荷尔德林、斯温伯恩、莱昂纳德·科恩——再加上，他可以带着一种疏离感去谈论他们。就好像他说：“从远处看，你可能会把我看作一个黑人，但是当你靠近一些，你会因为不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内心层次丰富而羞愧。然后，你会因为误判了他而感到难过。”
《巴黎评论》：你估计这本书会被误判？
拉费里埃：我把它看作是巴斯奎特（basquiat）的那种风格。一开始，它看上去是涂鸦——但随后，你会在图像里看到西方文化的所有痕迹。你看到达芬奇，看到立体主义，但画的线条非常现代，仿佛毕加索在用喷漆做记号。这正是我想做的。这里有一个人物，他谈论蒙特利尔而不隐藏他的本质。他是一位读者，一个移民，但也是一个了解这座城市的人。我们不在种族聚集区里，没有迷失在乡愁里，也没住在新祖国的贫民窟里。
《巴黎评论》：这本书的开场在一间公寓的鼠洞里，两个年轻的海地朋友讨论说，弗洛伊德发明了波普爵士乐，证据是他们在查理·帕克的音乐里用《古兰经》的韵律读《图腾与禁忌》。
拉费里埃：第一本书是各种幻想的工厂。不一定是性方面的——关于自由的幻想。勉强度日的人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活得像王族。贫穷的荣耀是富人无法体验的。他们的财产会妨碍他们。一些读者注意到这本书是对自由的召唤，但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这个——他们只看到关于性的故事。
《巴黎评论》：这里面有性——主角们试图勾搭麦吉尔的白人女孩，他们随时都能听到邻居们交媾时吵闹的声音，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令他们勃起——但这不淫秽。
拉费里埃：其实，有三页关于性的内容。但书里充盈着情欲。
《巴黎评论》：一位采访者曾经这样说你，“拉费里埃不尊重任何性道德”。
拉费里埃：我一直很喜欢有人给《危险关系》写下的评论，说它给它那个世纪带来了坏名声。我很乐意接受一切与我有关的负面文章，乐意拥有一个那样的句子来评论我的作品。但这本书的主题是自由。还有友谊。它是关于那种你背井离乡时才能享受的自由。叙述者说，身处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地方，一个我们无法安置自己的地方——这是一个梦！在梦里，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感受我们想要的感受。我们梦我们想做的梦。
《巴黎评论》：你写了三本童书。能否说它们呼应了你的成人书主题？
拉费里埃：像我所有的书一样，它们都关于我的生活。它们也关于对孩子最重要的问题——爱、死亡和政治。政治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尤其是那些在独裁统治下度过童年的人。我的童年与独裁、权力以及权力对我的影响息息相关。相比之下，种族问题对我毫无影响。
《巴黎评论》：你在孩提时代对独裁政权有什么样的体验？
拉费里埃：在独裁政权下生活，意味着在我生命的某些时刻，我的父母担心并且阻止我们出去。所以对我来说，正如我在《娃娃的紫色亲吻》（labaisermauvedevava）中展现的那样，正是独裁这个怪物阻止了一个小男孩去见他倾心的女孩。这就是独裁政权的感觉。禁止。但它不是时时刻刻的禁止。我们上学，有课，我们去上课。街上有杀人恶魔——你必须知道他们，而且要小心——但我们这些孩子并不真正了解这一切。我们不知道如果你说出你的想法会怎么样。我们无意支持或反对杜瓦利埃。像世界各地的孩子一样，我们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做任何我们高兴做的事情。至于我，我在小格瓦夫这样的小乡村里和别的孩子一样生活。我有家庭作业。我想看电影，跳舞，玩。作为一个出生在独裁政权下的孩子，你知道你需要小心，但你仍然设法生活。
《巴黎评论》：你的妈妈曾经把你和父亲相比，说你对生活有可怕的胃口。
拉费里埃：是的。我父亲是一位政客，一位政治活动家，以及一位绅士。他每天至少换两到三次衬衫。他是太子港最年轻的市长。
《巴黎评论》：“达尼”是你的昵称，事实上你和你的父亲同名——温莎·克莱伯特·拉费里埃（windsorklébertlaferrière）。
拉费里埃：没错。而且他也不得不为生活而逃亡。当时，他是商务部副部长。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是在杜瓦利埃掌权之初。富有的食品商人习惯通过囤积商品来令民众挨饿。大多数有可能推翻政权的主要抗议活动都开始于露天市场，而露天市场是太子港的心和胃。不管怎样，我父亲上了电台节目，听起来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宣称，如果资产阶级商人囤积商品，人民就有权闯进商店。他是商务部副部长，负责那些商店！他提倡抢劫！于是他们强迫他流亡。他离开时不到三十岁。
《巴黎评论》：他去哪儿了？
拉费里埃：他最后在纽约。他病了。明确地说，他疯了。他失去了一切，他最终完全与世隔离。他走路。他每天都会步行，从曼哈顿去布鲁克林。他与社会隔绝了，但人们尊敬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本可以为海地做点什么的人。他们在海地是这么说的。
《巴黎评论》：你离开海地的时候多大？
拉费里埃：二十三。我也必须逃离那个国家，像他一样。
《巴黎评论》：因为你的朋友被刺杀了。
拉费里埃：是的，加斯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为同一家报社写文章，我们总是在一起。他是个激进派，是个颠覆者。他什么都不怕。他是从小说里出来的人物，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会告诉人们，达尼和我，我们知道我们在三十岁之前就会死。我默默在心里想，我不会。但我不能告诉他，因为他太有激情了。我是谨慎的人。
《巴黎评论》：哪种谨慎？
拉费里埃：我的文章不会在字面上谴责政权。他的文章会。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关于卖淫及其与政治腐败之间的联系。我写文学、电影、绘画。但后来，我们共同写了一组关于水泥行业罢工的文章。我们采访了工厂工人。我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极其危险。文章发表了。上面有加斯纳和罢工者们的合照。新闻主任大发脾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两周后，加斯纳被杀了。然后有传言说我会成为下一个。所以我就去蒙特利尔了。
《巴黎评论》：你立刻离开了？
拉费里埃：不，有葬礼。一两天后，或是一个星期以后？我没有时间概念了。我去了，但我不能做他的抬棺人，即使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在海地，我一直采取一个基本的防范原则，那就是做个傻子，避免被人杀掉。至于反抗，最好是谈论一部有趣的电影，让人们去看它。你不需要死。对我来说，参与政治就是讨论文学。
《巴黎评论》：你是指什么？
拉费里埃：我是说写书。是激发思想。是自由，可接触，遇见人群，旅行。对我来说，作家就是牧师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我们付钱让这个人谈论灵性。我一直很喜欢牧师的形象——一个免于纳税的人。我们对他的全部要求就是要他谈灵魂，一天三次，并且施与大众，负责仪式，祝福新生儿、死者和新婚的人。对我来说，作者是牧师的现代等价物。
《巴黎评论》：你会称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吗？
拉费里埃：我只是跟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假设我们在海地，我们没有药品，没有钱，我们有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接下来我们的朋友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开始大笑。对我来说，那就是灵性。仿佛被那一阵阵笑声提升了。正如海明威所说，“重压之下的优雅”。
《巴黎评论》：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海明威被问到他作为小说家，对从事政治工作有何看法。他说，作为一名政治作家，他没有问题，但如果作品长存，读者最终会跳过一本书的政治部分。两者将不再关联。
拉费里埃：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对我来说，一个太投入政治的作家，已经忘了他在读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比如《悲惨世界》或《白鲸》
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能量。对我来说，一个太投入于政治的具体现实的作家，是一个怀疑自己才华的作家，因为作家必须能够在每时每刻每处接触每个人。
《巴黎评论》：你最近的一本书《世界在我周围移动》（toutbougeautourdemoi），是二〇一〇年海地地震的第一手资料。
拉费里埃：在地震中，我面对的是每个人最终必须面对的问题——你在面对死亡时会做什么？你会如何表现？你会彻底地惊慌失措，还是成为别人的支柱？当时，在我看来，太子港的所有人都举止得体。太子港确实配得上它的名字。他们是贵族。在一场造成三十万人死亡的灾难之后，人们用了四十八个小时来振作，这是罕见的。他们花了两天。而我，我开始写一本书。
《巴黎评论》：地震发生时你立刻拿起了一支笔？
拉费里埃：是的，就在第一次震后。我凭借一种诗意的本能开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酒店院子里的花是不是伤了。它们有长长的茎。没有一朵花受伤。帮助我生存的一件事就是看看花儿是否倒下了。这是一个奢侈的想法，但它基于我的审美。它与对花的热爱无关。如果花存活下来，我想，人们会活下来的。混凝土碎了，但花都活了下来。
《巴黎评论》：在《还乡之谜》中你写了在蒙特利尔生活三十三年之后返回海地的事情。法语书名《还乡之谜》借鉴了奈保尔的《抵达之谜》，《抵达之谜》又涉及基里科（chirico）的一幅以阿波利奈尔命名的画作。
拉费里埃：是的！对我来说，标题背后还有语言学和哲学的层面，它吸引着我。我发现《抵达之谜》并非都那样难以理解。事实上，当你第一次到达某个地方，无论是纽约还是孟买，感到不适应是相对正常的。然而，我发现，在流亡多年后回到某个地方，回到我们来的地方，并意识到我们不了解那里的生活规则——那种体验是难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