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奈保尔的书可以被看作是你的书的前身——一个加勒比侨民描述他被收养后的生活，在他的情况里，是在英格兰农村。
拉费里埃：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奈保尔的傲慢。一位特立尼达作家来到英国，并开始谈论这个国家，如同一个英国人开始谈论一座热带小岛。我觉得这很了不起。他看见英国乡间表面上秩序井然，发现它在他之下。我不太记得这本书了，但我记得它对我的影响——我意识到在那个位置上说话的可能性。
《巴黎评论》：它也是一本关于写作的书，像你的很多书一样。
拉费里埃：奈保尔一直如此，对文学和写作行为进行反思。他写得仿佛他震惊于自己是个作家。在惊异之中，他不断地分析发生的事情，把它翻过来，从各个角度看它。好像它不该发生，尽管它发生了。
《巴黎评论》：你所有书的主题都是希望边界消失。这也适用于种族吗？
拉费里埃：在海地，根据我们的宪法，每个住在那里的人都是黑人（negro）。所以没有问题。即使你是金发碧眼的日本人，如果你是海地国籍，你就是黑人。就是那样。我的一些读者可能把我看成黑人作家，但我在生命的头二十三年里并不是黑人。在独裁者的统治下，我们都是平等的。在蒙特利尔，是这样的。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而且他们被深深地卷入了身份问题。在美国，是的，他们仍然困于其中。没有哪个团体能说美国的种族争论已经结束。但是，根据肤色来读我，就是不正确地读我。
《巴黎评论》：在准备这次采访时，我没想到我们最终会谈论种族问题。
拉费里埃：它会更值得注意的，如果我们不讨论它——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讨论它。我写了一本关于这个的书，叫《我累了》（jesuisfatigué）。这本书是关于我多么厌倦被视为一个加勒比作家、魁北克作家、种族作家、流亡作家，而不是仅仅被视为作家。我们都知道民族主义文化是无聊的。我们都来自我们出生的地方，我们都与童年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有联系，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我们写作的方式。
《巴黎评论》：海地的背景是如何塑造了你的写作？
拉费里埃：在海地，我认为作为战士的记忆、独立的记忆会伴随一生。人们为能够挺过难关、幸存下来而自豪。他们根据自己的韧度来定义自己。这是通过战争取得独立的奴隶的记忆。“别忘了，我以前已经打破了这些枷锁。因为我碰巧是穷人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巴黎评论》：写作对你来说困难吗？
拉费里埃：没有什么比写第一句更折磨人。是的，写作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消耗。但它也很简单。我有一些书是它们自行写成的。或者说它们是在大约一个月内写出来的，在连续一个月的高潮状态下完成。写作不是受苦。它是活得更快，或者更强烈。
《巴黎评论》：你在哪里写作？
拉费里埃：在床上。还有在浴缸里。我还会到处晃悠，带着笔记本去各种地方。
《巴黎评论》：那么你如何写作？你现在不用那台曾经属于切斯特·海姆斯的雷明顿22号打字机了。
拉费里埃：对，不用雷明顿了。现在用电脑写。我用手记笔记，为我即将要写的东西打草稿。可能会相当详细。“我要谈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然后谈a，根据第一点，接着是b，根据第二点。”我在浴缸里做那些。我思考，我做梦。当我满脑子都是内容的时候，我开始在电脑上写。那一刻，我忘掉所有的笔记。笔记的作用不是让我遵循它们。它们提供连贯性——然后我再次进入亢奋中。
《巴黎评论》：你的所有书都是用现在时写成的吗？
拉费里埃：是的。甚至是关于我童年的书。这是一种持续的现在。是一种十分热烈的现在。在这种现在里燃烧。因为我发现这是唯一存在的时间。过去要在记忆中寻找，可我不信任记忆。而未来是那些生活在预期寿命很长的国家的人才有的希望。我是由祖母抚养长大的，在我长大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在寻找能吃的东西，每一天都必须活下去。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当我们要上床睡觉时，我们会感谢上帝允许我们活过这一整天——我们没死，我们也不饿。我在《还乡之谜》里写过这个。我们生于早晨，长于中午，死于夜晚。
《巴黎评论》：你最早爱上的书是哪本？
拉费里埃：我开始阅读的时候好像还不知道如何阅读。小孩子有时就是这样。他们在别人读给他们听的时候识别出一组组单词。他们开始连接各种画面，最终重复出句子。就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快速阅读。房子里所有的书我都读，从童书到童话再到任何一本。我姑妈蕾内在小戈阿沃的小图书馆里做图书管理员，我会给她带食物，然后聊天。我记得我们的谈话。令人惊异的是，图书馆里几乎从来都没有人。但蕾内姑妈不介意。那是一家以医学书为主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十分理论化的著作。我还小，所以我什么都不懂，但我读了。我读了莫里斯·布朗肖的书，我读得漫不经心，就好像它们是寓言故事。我记得一本关于诗歌的学术著作。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写一本书来解释一首诗。我仍然不懂你为什么会想解释一首诗。我对诗歌的理念是，愉悦如巫术。我们念出的单词的声音使我们处于一种状态。我被打动正因为我不理解。
《巴黎评论》：“不理解”在你的许多作品里都很重要。“感觉”似乎是你写作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拉费里埃：是的，确实如此。视觉，气味，触觉。作为一个作家，感觉允许我不制造那种以理智为基础的符合逻辑的文学，而是制造某种意图诱惑而非说服的东西。目的是让读者被我试图描述的香气包围——激活不合逻辑的感官——让他或她放弃判断的必要。我想尽可能地缩短读者与由书产生的气味、颜色之间的距离。读者不再能够分析它或批判性地看待它，他或她仅仅是被大量的颜色和香气所捕获。尽管它不是那么有条理。当我试图把它放进文字里，它听起来像一个诡计。
《巴黎评论》：在《如何与黑人做爱而不觉疲累》中有一个片段，你谈到贫穷的气味，谈到多么难把它从衣服上除去。主角决定在一家名叫“达乔瓦尼”的意大利连锁快餐店前闲逛，试图带上意大利面的气味。
拉费里埃：是的，非常物质层面的。当我去太子港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囤积芒果。那是我最喜欢的气味。在我临终前，大家应该把一碗熟透的芒果放在我旁边，让房间充满童年的气味。
《巴黎评论》：在《还乡之谜》里，你交替使用散文和诗歌。为什么？
拉费里埃：因为它首先是一本诗意的书。无论这些段落是诗还是散文，它从头到尾都是诗意的。我最初都是用诗句写的。我在太子港写——站起来，在街上走，在车里，在朋友那儿坐着。但是在转抄到笔记本上时，我意识到我的文本需要一些上下文和一些解释，所以散文的段落更多的是为了给出上下文。散文是宝石盒，诗句是宝石。此外，如果只有诗句，我的读者就会减少。我大概有五百个读者，肯定不到一千人。但事实是，它有十万读者。读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本诗集。我希望人们不要真的注意到它是由诗歌组成的。我希望他们只是用读小说的方式去读它。
《巴黎评论》：你在意你的读者数量吗？
拉费里埃：在意又不在意。我一直需要读者。不用多，一些就好。足够多的读者来为我赢得自由。当你拥有太多读者，你不得不向另一位老板——读者做交代。一旦你的书卖得低于预定数量，你就有麻烦了。
《巴黎评论》：我们目前在蒙特利尔的某个地方，它常常出现在你的生活和书里，位于圣路易斯广场附近的圣德尼路，一个小酒馆，你在《还乡之谜》里形容它是一个“干净利落的酒吧，在那里你可以喝一整天热啤酒”。为什么是这里？
拉费里埃：这是我创造自己的地方。在这里，我必须定义我是谁。我是流亡者吗？流亡者是这样一个人，他记得自己，但不能回到他主要生活过的、形成情感的、住着他认识的、爱过或恨过的人的地方。我需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于是我写了我的第一本书，一部小说，其中“海地”这个词一次都没有发音。
《巴黎评论》：在那本书的某一段里，有人问主角，也就是你的替身，他来自哪里，他回答说，他来自马达加斯加，在每个星期四晚上。
拉费里埃：是的，他在抹除自己的痕迹。每个星期四晚上，他说他来自哈莱姆、科特迪瓦或马达加斯加。来自海地，浸润着咖啡的香气、芒果的气味、鳄梨的味道，树叶、茉莉花、依兰花的芳香——这些自我出生时就有了。它们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我可以决定我在蒙特利尔做什么。我断绝了与海地的联系，以打破伟大巫师的咒语——独裁者的咒语，他说，你会迷恋我，你会只想到我。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你，你会想为自己报仇，想得心烦意乱，而且你会除了我什么也不想。
《巴黎评论》：作家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拉费里埃：最终，对我来说，作家的敌人，他的对手，是金钱。我相信文学可以消除金钱。
《巴黎评论》：怎么消除？
拉费里埃：对我来说，文学的承诺是让金钱消失。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将在世界各地进行六到七次旅行。一切都已经付好钱了。就是这样。我不滥用它。我只是这么做。这是事物的秩序，它是我牧师职能的一部分。我不关心钱。文学允许我跨越国界，使金钱消失。
《巴黎评论》：当你第一次作为移民来到蒙特利尔时是什么样的？你能找到哪种工作？
拉费里埃：我在多瓦尔机场做维修工，从午夜到早上八点。我还在市中心当过看门人。然后，我又做了一份把奶牛弄成碎片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操作一种断头台似的机器来砍掉它们的头。奶牛是从阿尔伯塔省来的。它们死了，我们必须把肉从皮上切下来，把头从身上割下来。我的工作是剥皮。牛很重。我把它放在断头机下面，然后剥皮。必须做得非常快，我差点失去一只手臂。有些人想让我的手臂被切掉，因为我顶替的那个家伙失去了一只手臂。我的同事确信，如果有两个人失去了手脚，这就是机器有轻微的缺陷，他们将不得不更换机器。我们是非法劳工，在桌子底下拿工资。冬天，我们睡在田地中央的拖车里。
我还在一家每天给人派不同工作并从中抽钱的公司里做过。
《巴黎评论》：一个临时派遣机构？
拉费里埃：对，就是那个。他们派我去各种地方。我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六年之间干过很多活儿。然后我拿到了我的难民文件，还得到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电视台的工作。
《巴黎评论》：做天气播报员。你很受欢迎。你曾经裸体播报天气？
拉费里埃：是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他们想知道天气，他们只需要打开窗户！
但在我的脑子里，我始终是一名有工作的作家。我把工作视为学习的机会。在我到蒙特利尔之前，我做过的最糟的工作是在海地的一家银行。
《巴黎评论》：银行？
拉费里埃：我甚至不知道银行是什么。银行警惕穷人。我正好相反。因此，我作为一个看账员，很快就在穷人和卖淫者中赢得了声望。总是有人来见我，因为他们听说我不需要看任何文件。我的指导原则是穷人不作弊。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想法，而是作弊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他们没能力欺骗银行。只有有钱人才能骗银行。在银行工作的整个阶段里，我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没有任何被退回的支票或不良存款。他们来存款，或者从他们的银行账户里提取他们的小钱。所有从十字路口来的卖淫者都会来看我，把钱送给多米尼加共和国，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那些人从不作弊。但由于我不是一个好银行家，我从来无法平衡自己的账目。我总要花很长时间，以至于我晚上回家很晚，远远晚于其他人。
《巴黎评论》：然后发生了什么？
拉费里埃：他们开始付我加班费，所以我最终赚到了几乎和银行主管一样多的钱！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是多么的无能。我学到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你将比那些知道如何做并且准时回家的人获得更多的钱。
《巴黎评论》：这是典型的拉费里埃生活课。
拉费里埃：首先，你需要不做事。第二，你需要不知道如何做事。通过写作和放弃赚钱甚至是放弃碰钱，我变得富有。我不信任收钱行为。如果巴斯奎特没有卖掉他的画，他可能还活着。把一幅画卖到六万美元的瘾君子是个死人。我经常谈论我在海地遇到的一个女孩。我那时在海地。她是一个年轻女孩，是个半卖淫者。她告诉我，她不是卖淫者，她不想要钱，但她想要钱能买到的一切。这或许也是我对自己的定义。
《巴黎评论》：你在书里以一种极其不设防的方式描述自己。这有时对你周围的人来说一定很难。
拉费里埃：书是小说。举个例子，我妻子知道她正在读小说。毕竟，她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就和我住在一起，所以她不用通过读我的书来理解我。现实主义不是现实。我越是试图接近自己，我就越隐瞒什么。没有什么比现实生活更虚假的了。
《巴黎评论》：在《穿睡衣的作家》里，你写到，在一开始，你是如何意识到受苦在写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以及文学需要挣扎和痛苦——但你决定，对于你来说，情况不会是这样。
拉费里埃：我听过作家们在广播中谈论写作的痛苦，而且我总是觉得他们描述得有些夸张。关于受苦，我认为我了解一些，至少一点儿，因为我了解受过苦的人。我曾经处在某些困境里，我知道那些困境永远比写作更难。我不是说写作的痛苦是假的。对于那些没有真实苦难记忆的人来说，那是真实的。但是，当你经历了失去，到达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被看作底层的底层……
《巴黎评论》：关于那段时间，你记得什么？
拉费里埃：看着别人打量你，在你乞讨或无家可归的时候，而且这个人不感到羞耻。他对此并不开心，但他想，如果必须要有人无家可归，那不如是你。如果你看到和你一起上学的人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你会蒙羞。你会对自己说，这不可能！对于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来说，这也不可能！但事情就是这样，当你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被按照种族分类，或者你是我们在悲惨情况里能够见到的社会的一部分。在街角喝酒的美洲原住民，或者困境里的黑人——这些都是社会认为很正常的事情。我不是说他们接受这些，但他们总是看到这些。好吧，我一直处于这种情况。我一直被这样看——他是移民，不是白人，他处境艰难，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比在某人的眼中看到同情而他对你的处境毫不惊讶更怪异的了。这就是一座荒岛，没有人保护你——这可能会使一些人陷入绝望，濒临疯狂。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很有趣。因为你可以观察社会，反正你完全是隐形的。没人看见你。人们会在你面说和做任何事情。
《巴黎评论》：文学中有不可能的事情吗？
拉费里埃：报复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报复。报复意味着你仍然处于一种境地。唯一可能的报复是忘记已经产生的侮辱，以其他方式让自己心满意足，无论困难是否被抹去。你甚至可能意识到，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好事，因为它使你可以到达你现在的位置。那是报复。我们唯一的报复是，忘记有多少人曾经伤害过我们。
《巴黎评论》：但是，没有某种复仇因素在推动你的写作吗？
拉费里埃：有内心的火。但它们并不都来自负面的东西。或者至少我不这样看。我不是一个被苦涩、尖酸甚至清醒所主宰的作家。如果说我有时会因为描述了一种在独裁统治下的快乐的童年而激怒欧洲作家，我要告诉他们，他们描述的极其不快乐的童年同样令人讨厌。安德烈·纪德说，快乐的感觉不是文学的。我不觉得这是真的。为什么快乐不能像坏情绪一样正当呢？
《巴黎评论》：你在谈到海地诗人时曾说，作家有责任推广他们欣赏的作品。
拉费里埃：是的，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帮助另一个作家出名。不是什么慈善或基督教。当我写到我喜欢的人，然后有人说，嘿，我不知道那个作家，但我现在很高兴认识他们——在那一刻，我觉得仿佛是我写了那个作家的书。是我写的！对我来说，让一位伟大的作家更出名是成为伟大作家的一种方式。我爱的不仅仅是诗人，比如伊达·福伯特（idafaubert）、马格洛瓦—圣—奥德（magloire-saint-aude）、达弗蒂格（davertige）和卡尔·布劳德（carlbrouard）。我也爱博尔赫斯，他让我知道了这么多的作家——不仅是法国作家，还有洛克、康德、叔本华，还有无数其他作家。博尔赫斯过去常说，独创性是一种现代迷信。我们不该费力创新，而应该努力弄清楚，已经存在着什么。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百二十二期，二〇一七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