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在这样的高压气氛下，你是如何让《亡军的将领》在法国翻译出版的？
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跟所有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有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将一部分作品翻译成几种主要外国语言。所以，他们允许将我的作品译成了法语。碰巧被记者皮埃尔·帕拉夫（pierreparaf）看到了，他很喜欢这个小说，把它推荐给了法国出版人。
《巴黎评论》：这部作品在西方大获成功后，有了国际名声的庇护，你自己是否觉得稍有些安全感了？
卡达莱：有啊。但监控也更多了，因为我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了。
《巴黎评论》：让我们接着谈谈你的影响。首先，你对希腊悲剧的兴趣，尤其是埃斯库罗斯的兴趣，你曾写过关于他的长篇散文《埃斯库罗斯，还是永远的失败者》。为什么要写他？
卡达莱：我看到希腊悲剧和极权国家发生的事情是相似的，所有那些罪恶的氛围和争权夺利。以阿特柔斯家族为例，在那里，所有的罪恶都导致又一重罪恶，直到所有人被杀。霍查的圈子里也很可怕。例如，一九八一年，总理谢胡“自杀”——其实是被霍查所杀。就我来说，是我的国际名声救了我，让我免受牢狱之灾，但不能免受匕首之害——他们可以杀了我，说我是自杀，或是车祸而死。
《巴黎评论》：我要成为魔鬼的辩护人了，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暗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本身都是可疑的。我们可以提一下那些死去的人，像曼德尔施塔姆，自杀的人，如茨维塔耶娃，或是停止写作的人，帕斯捷尔纳克——他只能翻译莎士比亚——以及其他那些没完没了的作品。你在一九七〇年写了一部六百页的长篇小说《伟大的冬天》，那部小说并非基于神话或历史事件，而是你们国家当下的现实。那部小说似乎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因而是在替霍查辩护。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你本来可以继续写那些隐秘的寓言故事。
卡达莱：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我受到独裁者本人的直接监控。要知道，霍查自认为是一个作家、诗人，因而是作家们的“朋友”，这是知识分子的巨大不幸。我是国内最有名的作家，所以他对我有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三个选择：与信仰知行合一，这就意味着死亡；完全沉默，那是另一种死亡；或者，以颂辞迎奉上意。我选择了第三种，写了《伟大的冬天》。当时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寻找盟友，但又摩擦不断，乃至后来决裂。我觉得自己就像堂吉诃德一样，用这样一本书鼓励霍查加速与我们的盟友决裂！
《巴黎评论》：据我所知，这是你唯一直接谈论现实政治问题的小说。否则你会使用各种伪装——神话、寓言、幽默。我在想《金字塔》和《梦宫》，它们分别设置于古埃及和奥斯曼时期。在《金字塔》中，法老胡夫想要建造一座比其他金字塔更大更恒久的金字塔——一个为每一次压迫的牺牲辩护，并使之合法化的工程。在《梦宫》一书中，梦的控制和分类出了岔子。你在阿尔巴尼亚的读者能明白这是对苏联和法老霍查的暗喻吗？
卡达莱：是的，他们清楚地看出我指的就是阿尔巴尼亚，所以他们把《梦宫》给禁了。
《巴黎评论》：你是否受到采用同类写作策略作家们的影响？比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曾激发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的扎米亚京的《z》，还有赫拉巴尔和昆德拉，以及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那些压迫封闭系统中的原型。
卡达莱：我读过这些作家的书，也意识到某种相似性。但我并不急着使用人家使用过的套路。我的作品必须被证明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真正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梦宫》获得了成功。
《巴黎评论》：苏联古拉格在索尔仁尼琴、娜塔丽亚·金兹堡、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以及其他人的笔下产生了丰富的见证文学。阿尔巴尼亚有古拉格吗？
卡达莱：有的。但比较少，因为国家小。霍查为防御核大战，建立了数千座防核武器地下掩体，但根本就没用，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目的是使人产生恐惧心理。
《巴黎评论》：霍查尽管对你有疑心，但还是让你成为议会成员。为什么？
卡达莱：这毫无意义。议会名单是由他定的，如果有人拒绝，就会被消灭，铲除。没人会拒绝，那会丢了饭碗。议会一年召开一次，霍查想要怎样就怎样——没有什么可以讨论和争辩的。代表们从工人、科学工作者、作家等行业中选出，以表示议会由人民群众的代表组成。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在西方获得成功后，是可以离开这个国家的。你是否在这方面动过脑筋？在你一九九二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的春天》一书中，你说有好几次你差点就留在法国了。
卡达莱：我没有离开，是因为担心亲戚朋友甚至熟人会遭到可怕的报复。一九八三年那次到法国，我当时就想滞留不归了，但后来意识到不可能。因为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和我的国家、语言，我所爱的一切断绝关系。我的法国朋友建议我回去，我也就回去了。
《巴黎评论》：后来你写过一个很悲伤的小说《阴影》，表达了这种困境——一方面是流放与自由；另一方面是压抑与专横。你害怕流放？
卡达莱：不。作家某种程度上总是被放逐的，无论怎样。因为他总站在局外，与他人不同，拉开距离。
《巴黎评论》：那么，体制垮了以后，为什么你反倒离开了？
卡达莱：我是一九九〇年离开的，当时阿尔巴尼亚正处于民主与专制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我觉得我的离开可能会对民主事业有所裨益。我说，如果这个国家选择了独裁，那我就不回来了，这一威胁刺激了争取民主的斗争。我来法国是为了《梦宫》的出版，到达法国后我发表了公开声明。媒体报道了我的声明，这对民主具有决定性意义。
《巴黎评论》：阿尔巴尼亚人想选举你为总统，就像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但你拒绝了。为什么？
卡达莱：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情况不同于哈维尔，我想保持作家的身份和自由。
《巴黎评论》：这真是两难境地：应当像某些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那样反抗独裁政权，成为异议分子；还是像在希特勒掌权时期那些德国作家一样——成群结队地离开。
卡达莱：不能如此天真！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霍查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相比。我们没有杜布切克，没有“布拉格之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哈维尔被关在牢里时，他还有自己的打字员，还可以接触国际媒体，每个人都在谈论着他的事情。把我们的情况跟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的那些人完全不了解我们那里的情况。
《巴黎评论》：这么说，你能幸免于难也真是个奇迹？
卡达莱：不完全是这样。每种政权都需要在国际社会面前保全面子，如果你是个有名气作家，当局对待你就会谨慎一些。霍查想要别人承认他是诗人、索邦大学的学生、一个作家，而不是个杀人犯。在这样的独裁统治下，作家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努力创作真正的文学作品，永远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一个人的本分。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只是愤世嫉俗和犯罪。阿尔巴尼亚人有一个作家把他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主宰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我用我的作品捍卫了阿尔巴尼亚文化，因为，一方面是我的创作，另一方面是他们官方的文化产品，那些东西毫无价值可言。我的一本书出版时，十五分钟内就一售而空——每本书都是立刻被买下。因为人们知道这书有可能被禁，他们要赶在这之前买下来。有时候，我的一本书发行前就被禁了，但那个时候，成千上万册已经在民间流传，在人们手中互相传递了。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应该将手稿交给作家协会预先审查？
卡达莱：不用先审查。阿尔巴尼亚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因为已经有足够的自我审查。这是霍查的特质之一——就像我说过的，他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所以，是出版人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可以出版。我把《梦宫》手稿交出去时，我自己知道这本书很危险。出版人读过后说，他不能冒险出这样一本书。我告诉他，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如果有关部门来找麻烦，告诉他们你是迫于我的名声不得不出的，是我逼你出版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会惩罚作者而不是出版人。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对有关部门说，考虑到我的声望，他不敢拒绝我的手稿。
《巴黎评论》：所以，只有你这样的作家才能发出信号，但是西方国家的人不愿意相信东欧国家的情况如此糟糕。
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反政府作家。政府不能谴责我，这一事实给了别人勇气。这就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始终高举道德火炬。一九八八年，法兰西学院接受我为名誉会员，这是很大的荣誉。法国记者在电台采访了我，直率地问我现在是否能够自由地写我想写的东西。我回答，不能，因为我们国家的自由和这里的自由不是一回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能更露骨地公开反对这个政权。我能做的只是努力给这个被束缚的人民以某些营养——某种可以与世界上那些自由的民族相媲美的文化财富。
《巴黎评论》：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吗？
卡达莱：你会本能地立即认出它。每次完成一本书，我就有一个印象，觉得这是刺向独裁专制的一把匕首，并鼓舞人民的勇气。
《巴黎评论》：鉴于南斯拉夫的情况，我想问几个有关宗教不宽容的问题。一半的阿尔巴尼亚人是穆斯林，其中也包括你的家庭。你接受过宗教教育吗？宗教活动已经自由，阿尔巴尼亚有原教旨主义危险吗？
卡达莱：我想不会。我的家庭名义上是穆斯林，但他们从来不参加宗教活动。我周围的人都不信教。再说，阿尔巴尼亚信奉的伊斯兰教贝克塔什教派非常温和，甚至比波斯尼亚的还温和。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巴黎评论》：回到专业方面来吧，你怎样在地拉那和巴黎之间分配时间？你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
卡达莱：我在巴黎的时间多于在地拉那，因为我在巴黎的工作环境更好。地拉那有太多的政治，太多的要求。总有人来要我给这儿写个前言，给那儿写篇文章……我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吧。
至于我的时间安排：我在早上写作两个小时。再不能多写了——脑子太疲倦。我在街角的咖啡馆写作，避开种种干扰。写作之余就看看书，会会朋友。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巴黎评论》：写作对你来说是容易还是困难？你写作是感到快乐还是焦虑？
卡达莱：写作是一份既不快乐也不悲伤的职业——介于两者之间吧。这几乎是第二次生命。我写得顺手时总担心可能会不够好。你需要稳定的幽默，快乐或不快乐都对文学有害。当你感到快乐时，你会变得轻松、轻浮；当你不快乐时，你的视觉会变得混乱。你必须先生活，先体验生活，然后再去写它。
《巴黎评论》：你用打字机还是手写？
卡达莱：我是手写，然后我太太帮我打出来。
《巴黎评论》：你经常会重写吗？
卡达莱：不经常，只是有时会作些许调整，但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动。
《巴黎评论》：情节、人物、叙事意图，哪个先来到你脑子里？
卡达莱：不一定。每本书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过程神秘而模糊。不是人物，而是一切因素的混合体。以《梦宫》为例。在早期的小说《耻辱龛》中，有一页第一次采用了梦境控制的概念。后来我为这样简单而敷衍了事的使用这一手法感到遗憾。于是围绕这一主题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当时完全没有出版的可能。但是有两个章节编入后来的短篇小说集里出版了。我发现当局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便鼓起勇气把它扩展成一部小说。所以你看，一本书的缘起还是挺神秘的。
《巴黎评论》：读过阿尔巴尼亚原文的读者颇为赞赏你的文辞之美。你心里始终有一种风格意识吗？
卡达莱：我对语言一丝不苟，甚至要求苛刻。比方说，我经常写诗，因为写诗迫使你打磨语言。语言的丰富性有两种：第一种类似于宝石——隐喻、明喻、细微之处的发现——第二种是整体性的。最妙的是两者的完美结合，那就是文字漂亮，内容也充实。不过我并没有特别着意于风格的打造。
《巴黎评论》：妨碍你工作的是什么？海明威说过，电话铃声是伟大作品的杀手。
卡达莱：在地拉那，除了不痛不痒的事儿，没人敢用电话，因为电话都能被窃听。不过我每天才工作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不受任何打扰倒也并非难事。
《巴黎评论》：你最新的小说《精灵》在法国很受欢迎，我希望它能很快翻译成英文。你又开始写新的小说了吗？
卡达莱：没有。有什么可急的？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四十七期，一九九八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