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译
普里莫·莱维一九一九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父母的祖上躲过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迫害。一九三〇年代，莱维起初遭受了意大利种族法案的迫害，这让他的学业难以为继；而后德国人颁布的种族法令差点夺去了他的性命。多亏了一位同情他处境的教授同意担任他的论文指导教授，莱维完成了在都灵大学的学习，他在那里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也是这个学位在最后救了他的性命。一九四三年初，莱维和十来个朋友离开都灵、躲进附近山里，他们的初衷是想加入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正义与自由联盟”（giustiziaeliberta）。而当莱维于那一年冬天被法西斯分子逮捕时，这些计划也被放弃了，莱维对逮捕自己的法西斯分子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一九四四年二月，他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那里的一间化学实验室工作，但生命始终危在旦夕，他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他称之为一生“最本质的体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返回都灵，重拾化学家的身份。一九四八年，他的第一本书《活在奥斯维辛》出版一年后（这本书一直寂寂无闻），他被擢升为一家油漆厂的实验室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七年退休。一九七五年，他出版了《元素周期表》，在书中，他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受益于自己科学家的身份。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持续创作诗歌、回忆录、小说和散文。
一九八七年，莱维选择自杀——他从自己位于四层的公寓的大理石楼梯上坠楼。而这套公寓也正是一九一九年他本人出生之地，他在这里和妻子共同抚养三个孩子，这间公寓也是我们在一九八五年的这次访谈发生的地方。当我们碰头时，莱维将我们引到他的书房，我们一起坐在一张皮沙发上，家里的女仆给我们端上咖啡。桌上放着一台电脑，莱维提到这台电脑给自己的写作带来了多大的便捷。这个窗户正朝着翁贝托大街的房间和莱维本人一样，收拾得一丝不苟。
莱维本人和他的写作一样，都极度低调。他的语调温和，但充满力量，也带着一种睿智的幽默——这种幽默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越来越明显，他在诸如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的语言学理论、意大利的社会经济学结构、学者接受科学伦理的训练的必要性等话题间自如切换。
普里莫·莱维非常耐心，说话轻柔，语调谦逊，但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激情。通过将生命的根本命题和科学、尤其与科学的简洁和精确联系在一起，莱维可以让自己的艺术臻于完美。《元素周期表》是对他的家庭和时代的记录，但同时也是他从一名科学家成为作家的历史，他在书中“碳原子”那段故事中隐晦地表达过这一点。在书中最后一章《碳》中，莱维提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作为连接宇宙万物的纽带的物质，不仅将个体和其他生命、和所有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个体和生命本源的物质本身紧密相接。物质无穷小的轨迹，那个碳原子，因此具有了宇宙和谐论的象征意义。
在他坠楼轻生前一年，莱维出版了《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书中他谈到自己身为奥斯维辛幸存者的痛苦，那种折磨他的羞愧，以及他不单对那些作恶者，同时更是对那些没有站出来发声反抗野蛮行径的人依然怀有的憎恶。正如他在我们的会面中提到的，他相信，所有人对所有人、对所有生物皆怀有一种责任，不仅是因为人类的道德和伦理传统，更是因为，不管是一只猿猴，还是一只苹果，归根结底，我们都是由同一种物质构成的。
——加布里埃尔·莫托拉，一九九五年
《巴黎评论》：你能够谈谈你接受的教育吗？
普里莫·莱维我受的教育很传统，我们要接受非常严格的写作训练。很奇怪，我对那些意大利文学课程并没什么兴趣。我喜欢化学，所以我抗拒人文主义的文学教育，但后来逐渐地，我在不知不觉间被文学渗透。我和我的老师们产生过一些抵牾，因为他们坚持追求句法的正确等等。我和他们非常不对付，因为那些东西在我看来纯属浪费时间，我要找的是对宇宙——星辰、月亮、微生物、动物、植物、化学，等等——意义的理解。其他的一切——历史、哲学等——只是我拿到文凭进入大学必须要跨越的障碍。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显示了您是一个广博的读者——美国文学、意大利文学、德语文学。
莱维：是的，我父亲非常喜欢看书，因此，虽然他不算阔绰，却很慷慨地给我买书。当时的情况跟现在可不一样，今天你四处都可以找到国外出版的书——不管有没有经过翻译。你只需要去某家书店，你要找的东西都在那儿。而在当时，要找书不像现在这样容易，因为法西斯分子热衷于进行区分和鉴定：这本，可以；那本，不行。比如说，他们允许引进从英国或美国翻译过来批评英美社会的书。劳伦斯那些批判矿工生活的作品不仅在意大利得到出版，还被广泛传播，因为它们批判了英国矿工的生存境况。这么做的言外之意就是，意大利矿工们的生活没有那样悲惨。劳伦斯错误地将法西斯主义看成一段浪漫的冒险，这也是他得到翻译的另一个原因。是的。法西斯主义的审查者，按照他们的方式，非常狡猾。承认一些，驱逐另外一些。比如海明威，海明威曾是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伪共产主义者。他的书只有在二战之后才被翻译引入意大利。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也会让我读弗洛伊德的书。
《巴黎评论》：真的吗？
莱维：是的。弗洛伊德当时也是非法读物。但我父亲设法拿到了一本《精神分析引论》的意大利文版。我看不懂。
《巴黎评论》：那其他的美国作家呢？马克·吐温？沃尔特·惠特曼？
莱维：马克·吐温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他还有谁？约翰·多斯·帕索斯——也被翻译过来了。肖洛姆·阿胥（sholemasch）也得到了翻译。是的，意大利并没有变成和外界完全隔绝的孤岛。切萨雷·帕韦泽（cesarepavese）翻译了梅尔维尔。《白鲸》对我们是一块新大陆，它没有政治影射。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读到它，当时我已经不是一个男孩子了，但依然为它着迷。帕韦泽是最了不起的译者之一，尽管他完全背离常规。他歪曲文本，好让它们被套进意大利语。他不是一个对大海狂热的人——帕韦泽——他讨厌大海。所以，他必须要让自己做好心理准备。我认识他，在他自杀前我见过他两次，一九五〇年，他的声名如日中天时，他在博洛尼亚的一间旅馆里杀死了自己——原因很神秘，不过当时的每一场自杀都是神秘的。很显然，他在性上有缺陷，事实上是性能力不足。某种性胆怯。此外，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男人。他对自己写的作品从来不满足。同样，原因还包括政治困境——因为在二战中他是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但从没有勇气亲自加入抵抗运动。所以，在战后，他对自己未能亲自抗击德国人有一种羞耻感。这些都是他自杀的原因。不过我想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
《巴黎评论》：在《元素周期表》中，你谈到了精神和物质的分别，并暗示只有通过物质，我们才能理解宇宙及其构成？
莱维：法西斯主义学说非常依赖精神。他们的口号是：精神统领物质。比如，意大利的军队装备非常恶劣，但如果精神控制物质的话，我们无需装备就能赢得战争。那种观念是，如果你拥有精神，你就有能力获胜。这非常愚蠢，但它是当时学校弥漫的氛围。在哲学课堂使用的那种语言中，“精神”这个词的含义非常暧昧不清。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接受了这一点。我对这种对“精神”的坚持非常不满。什么是“精神”？精神和灵魂不同。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现在也不是。精神是某种你无法触碰的东西。在当时的我看来，对某种你无法亲自用眼睛、耳朵和手指体验之物的强调是一种官方谎言。
《巴黎评论》：“精神”中存在一种危险……它能控制理性。
莱维：注意，精神是本能，不是理性。事实上，“精神”是贬抑理性的，因为理性是批判的工具。在他们的语言里，精神是某种无限而模糊的东西。一个好公民必须要与之合调……你知道奥威尔吗？你记得《一九八四》那本书的后记里关于新话的那段吗？这完全是对集权主义的抄袭。事实是，法西斯主义的很多部分在意大利根本没有奏效。但在教育这一块成功了，他们非常精心地开除、驱逐、惩罚那些持反法西斯立场的教师，而且用教师中的法西斯狂热分子替代他们。所以法西斯主义没付任何代价就被渗透进学校，其中就包括这种宣称精神优越于物质的理论——而这正是我选择成为一名化学家的原因。我希望用双手去处理可以用真伪来判断的东西。
《巴黎评论》：精神永远不能被信奉它的人证明。
莱维：是的，人们依然在讨论柏拉图曾经讨论过的问题。对存在的意义，对灵魂是否存在的争论永无止休。相反地，在自然科学领域，任何一种观念都可以被证实或证伪。因此，对我而言，从对那种模糊含混的讨论转向某种实在坚固、可以在实验室和试管里测验的东西，是一种解脱。你能看到它们，感觉它们。
《巴黎评论》：读者在阅读你的作品时，都会开始思考科学和伦理或道德的关系。人们是否期待科学家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更为道德？
莱维：我期待每个人都有道德感，但我不认为，一个人在意大利或者美国的大学里经受的科研训练能让他们更具道德意识。而这是应当的。在我看来，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的自然科学系时，应该有人充分而严肃地让他们认识到，道德对于他们选择的职业举足轻重。一个像我这样在油漆厂工作的化学家和一个在毒气工厂工作的化学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你应该有能力拒绝一些工作、一些雇佣机会。
《巴黎评论》：你刚刚说的贯穿在您的写作中，以及某种近似忠诚的东西，朋友之爱。比如，《元素周期表》中的桑德多。你说“他什么也没有留下，留下的就只有文字”那句，非常动人。
莱维：是的，但那是对读者而言，不是对我自己。这是我在纸上所能还原的极限了。在一个人的肖像和一个活生生的人之间，永远存在差别。
《巴黎评论》：他应该很欣慰你向他的致敬。
莱维：桑德多会为此开怀大笑。很奇怪的是，我和他的家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争吵，但确实也有矛盾，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他是我写的那个样子。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如果你试图用文字去描述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会令他非常不自在，即使你抱着最大的善意拔高他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有对自我形象的定义。你心中的自我形象和一个观察者对你的形象描述重合，是非常少见的。即使这本书中的形象非常动人，但还不是一件事。就好像你去照镜子，看到一张比自己更美的脸庞，但那并不是你自己的脸。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元素周期表》中关于“磷”的那一章？
《巴黎评论》：记得。
莱维：那一章里那位年轻的女士是我的一个朋友。当我写完这个和她有关的章节，我去了米兰，她生活在那里，我把手稿给她看。我告诉她，我写下了我们之间的故事，但稍稍模糊了一些细节。我期待能获得你的许可出版这些文字。她许可了这一点，但因为她当时已经结婚了，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到一丝不安和尴尬。事实上，出于很明显的原因我将她的形象做了很大改动，让读者几乎认不出她。她说：“好的，我很高兴，很高兴，我很满足……”但事实并非如此。
《巴黎评论》：《元素周期表》里那个发起同学聚会的男人呢？
莱维：嗯，他完全是我虚构出来的。如果你书中的角色不是个一流人物——如果他有点蠢笨驽钝——明智的做法就是，从不同的人身上拼凑他的形象。我用了a的额头b的脸颊c的口头语等等等等。尽管如此……
《巴黎评论》：他们都会说，那就是我！
莱维：我后来遇到书里写的那个手抖的男人。他没有和我说任何东西，没有称赞我的书。他对我非常冷漠。
《巴黎评论》：我想这就是一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元素周期表》无论从语言还是风格上和你的其他作品都不一样。你当时是否对所谓的“新小说”或“新现实主义小说”有所意识？伊塔洛·卡尔维诺被认为属于那种风格。
莱维：卡尔维诺是在新现实主义刚兴起时开始写作的，但是他创作了一种你完全无法归类的风格和极度个人化的人格。经常有人问我属于哪个流派。我不知道，对此也毫不感兴趣。当然，在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我和他多年交好——或在我的作品中，你们会发现很多作家的痕迹：近代的，经典的，但丁，维吉尔，等等。他们都紧密地排列在一起。我的化学家的背景比我读过的东西对我影响更大。事实上，确实如此。它为我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对卡尔维诺而言，能给他带来新素材的，是他的旅行、他在巴黎的逗留、他和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交往。这些对他的写作都至关重要。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