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旋/译
v.s.普里切特生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过去的两年间他出版了一本过去六十年的游记选集、一部传记，以及第九本文学批评集。九十岁的他仍然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甚至在出版了《短篇小说全集》（1990）之后，又发表了短篇集《一个无忧无虑的寡妇》。虽然他在多种文学体裁上均有建树，但他最有名气的还是短篇小说和游记。
当人们把他的小说与乔伊斯和契诃夫相比时，普里切特则声明是肖恩·奥弗兰、莱姆·奥弗莱厄特和弗兰克·奥康纳让他明白短篇小说能做到什么。尤多拉·韦尔蒂曾说：“普里切特的大部分小说都有一个燃烧的、活跃的开头，像一团旺盛的火堆。无休无息还越来越旺，火焰中飞溅的火花像一首诗或者一个魔术戏法，耗尽自己，什么都不浪费。他是我们语言世界里伟大的快乐使者之一。”
在他父亲的强迫下，普里切特十五岁就离开学校到毛皮市场里工作——此体验被他当作初期的小说《没什么有如毛皮》的材料。二十岁的普里切特去了巴黎，他在那儿“过着糟透了的波希米亚式生活，而且写一些可怕的、矫柔造作的散文作品”。他在商店里做售货员谋生。此后他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爱尔兰革命，以及被派驻西班牙做新闻记者。他第一本书《行走西班牙》出版于一九二八年，就像他大部分已绝版的书，这也是一本他基于这个国家的经历所写的游记作品。
八卷批评集的大部分文章属于为《新政治家》写的每周专栏作品，普里切特后来变成那里的文学编辑，并出版了批评传记《巴尔扎克》（1973）、《屠格涅夫》（1977）和《契诃夫》（1988）。他对学院法则不感兴趣——他的目的是更好地阐明这些作家——而且到最后，他的传记内容会引导读者回到作家的书。
普里切特是英国笔会和国际笔会的前会长，也是伦敦作家协会的主席，而且在一九七五年被封为骑士。他与结婚五十年的妻子多罗西一起住在伦敦普利姆罗斯山附近一处狭窄的乔治时代建筑里。他的会客厅可以俯瞰摄政公园的荫盖。访谈就是在这里分两次完成的，当时是一九九〇年。当面看来，普里切特是个小个子、很有活力的男人，生着一张生动阳光的脸，歪着嘴的笑使他显得要年轻好几岁。他吐词既快又轻松而且精确。他拥有那些热衷于谈话和对别人感兴趣之人的热情和才气。当一个雨天会谈结束之后，普里切特讲起了他正在写的一个故事，站在布满书籍的起居室里装成一个腹语艺术家。他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着，手插在自己羊毛衫的衣袋里，出乎意料地轮换用自己所有角色的口吻来讲话，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带入现实。欧文·豪曾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比他写出更好的英文句子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v.s.普里切特仍然在把他的句子写进故事里。就像他说的那样：“障碍创造自己。”
——舒莎·格皮、安东尼·韦勒，一九九〇年
《巴黎评论》：你的作家生涯漫长而出众，关于这点我们可以花费好多个小时来讨论它的方方面面，但是让我们从它的起始来谈：你是你家庭（你曾经将其定义为中下层阶级）里出来的第一位作家。你是否反思过自己的才能来自哪里？
v.s.普里切特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是一位商人，可是也带着艺术细胞。他设计纺织品并把它们卖给利伯缇。我记得曾看到他感受和抚摸丝绸，并且想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确定其品质。我母亲是个会讲故事、会模仿人的东伦敦人。她常常在买东西回来的时候用不同的嗓音和口音模仿刚才遇到的人。她不时给我读些幽默的故事。她喜欢的书有一本是杰克布斯的《守夜人的故事集》。它们总是这样开头：“好吧，就像我某天说过，守夜人说……”然后从这里开始。它们有很棒的对话而且极度活泼好笑。我妈常常笑得歇斯底里。我祖父是约克郡公理会的执行牧师。他一直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在那个十九世纪快要结束的时代中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可以通过教育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地位。他有优美的嗓音和雄辩而精准的口才。有一位邻居家的主妇用自己的钱把他送到神学院进修了一年，他变成了公理会的执行牧师。假期里我常被送到他那里并享受他的陪伴。他很喜欢在约克郡的砍伐地和荒野中散步，并常常带着我。他会问我，你没有学希腊文和拉丁文？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把上面的拉丁文指给我看让我受到他的启蒙。或者他会说，你必须马上开始阅读麦考利（macaulay）！或者，你没有读过拉斯金？你必须马上开始阅读！我当时只有九到十岁。
《巴黎评论》：你也提到过你的老师巴特莱特，他的影响是怎样的？
普里切特我到达利奇公立小学上学，那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巴特莱特先生非常特殊。他从不拘泥于我们的课程，他打破了所有教育当局的教条和常规。他使我们得到极大的解放。举个例子，他常常花一整天的时间而不是只用四十五分钟来讲历史，或者把我们送到周围乡下去画野花。这对一个未来的作家太完美了，但对那些有野心，只想通过考试并找到好工作男孩来说就不适合了。最后巴特莱特先生离开此地并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他的职位被一位同样非常棒的女教师取代。她曾叫我们去附近的霍尼曼博物馆里随便画点我们喜欢的东西。我带回一幅护身符的画，这是她喜欢的。而我因此获得过一件奖品——一套三卷装口袋本的拉斯金文集！我一直保存着这个。我曾到达利奇展览馆去看达维特和普桑那些人的画。我一点也不懂他们，他们全都在拉斯金的书里。我那时十二岁，阅读他对我来说比较费力。但是我还是读到第三卷，在其开始的五十到七十页是文学中“感情误置”，他论证道，在那些把人性感觉匹配到无生命之物上是不正确的，他拿起荷马的作品并指出其中的错误。这是本教人如何写批评的书，我花了很大力气去理解它。
《巴黎评论》：你最早受到的影响是什么？
普里切特我第一次充满激情的阅读，我猜测，是瓦尔特·斯各特，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他了。我以自己的方式漫步“苏格兰”很长时间，直到邻居家一位年老的夫人过来对我说，为什么你把时间浪费在所有这些垃圾上？我相当自命不凡。
《巴黎评论》：你说过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了，那时候你开始写什么了吗？
普里切特我家里有一套儿童百科全书，在里面我读到一篇关于阿尔罕布拉宫的评论，于是我决定写一篇关于卡斯蒂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的战争的小说，充满战斗性和浪漫性。我坐下写了一百多页，然后我父亲发现了并且嘲笑了我那些矫饰辞藻的用法，迫使我烧掉了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为这个对他抱有很大的怨恨。
《巴黎评论》：你十五岁离开学校，有人推测说是因为你负担不起。但是当时有给你这种优秀生的奖学金。你没有去申请吗？
普里切特巴特莱特先生那古怪的教学法已经注定了我不可能得到任何奖学金！那个奖学金测试题是关于诺亚方舟的，他们想考的是事件和人物还有日期这些历史知识。我觉得这个故事相当无趣，但是航行的段落却很精彩，于是我编造了一个航海故事——人们在小船里和动物们在干什么、鸽子飞进来，以及所有这类事。自然地，我没有通过测试。于是我就被送进皮革交易的行当里工作了。
《巴黎评论》：什么毛皮？你做哪种工作呢？
普里切特有人告诉我父亲，毛皮这行大有前途。一开始我是名坐在办公室的男孩，后来我成了一名信差，向码头和仓库送文件之类。这非常令人振奋，因为我不再被一整天关在办公室里而是可以出去转转了。同时，市场的高层人员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读过很多东西，而且他们也对我要当作家的想法很感兴趣。这时我开始写一些小片段。但是最激励我的是去听本地的讲座；其中一个主题是关于弥尔顿的，当时我虽然还没读《失乐园》，但是已经看过了《复乐园》。我写了一篇散文，那位演讲者的夫人公开地宣称它是最棒的。这太惊人了！我把它投到两家本地报纸，但没有人发表它，我之前一定是太激动了。
《巴黎评论》：那你怎么离开皮革交易这一行的？
普里切特我在学校里开始学德语和法语，而且我的这两种语言都很出色。之后我在法语上下了相当多的功夫，并且读了很多东西。四年之后，商行里给我钱（我记得是二十镑）和一年假期把我送到巴黎。钱很快就花完了，我找到了一个在照片商店的工作。那非常无聊，但是我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艺术家和摄影家，没有太大的名气，但是非常有趣。他们全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穿着鲜艳的衣服。同时我开始写作。我形成了这么个观念：如果你要写作，那就准确地写下你知道的和你正在做的事情。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生活在一座巴黎旅馆五层楼上的短文，并且把它投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让我高兴的是他们接受并发表了它。
《巴黎评论》：是什么使你选择了一份美国的报纸而非英国的？
普里切特我父亲是一位基督教科学派成员并且订阅过这份报刊。它是一份重要的报纸，有不错的发行量，就像伦敦的《泰晤士报》。著名的美国作家都为它撰稿，因为它当时的编校质量很高，而且稿费丰厚。我得到发表的机会之后非常振奋，又投了其他的短文过去，也被发表了。然而，当创始人埃迪夫人去世后，她的继任者中掀起了宗教争论，结果损失了一大笔钱，突然就没钱付给供稿人了。我快饿坏了，而且如果我的房东太太没有注意到我什么都没有吃、晚上也不出去、瘦成了皮包骨，那我就真的死了。她给了我一些回伦敦的钱，我照做了，拿着它去看我在伦敦的编辑。他是个文雅的人，而且他觉得没有拿到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他能做什么呢？他把我送到爱尔兰去写一系列评论。那时正好处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的动乱中，他让我游历全境去写，无关战争，而是关于爱尔兰那些还活着的并为生存挣扎的普通老百姓。
《巴黎评论》：《尤利西斯》一九二二年出版时你正好在巴黎。你读了它吗？你对它有什么想法？
普里切特是的，我读了。尽管它是本非常昂贵的书，我买不起，但有人借了本给我，我很努力地读完了它。我认为它是本惊人的书！第一章，写得不连贯，运用的形容词特别令人气恼。阅读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有多么重要。这是一部风格实验，而且后面几章太精彩了——比如说，一个著名的段落是老妇在夜壶上产生的一段意识流。
《巴黎评论》：你在爱尔兰的时候，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正在修道院剧场附近组建一个文学小圈子。作为记者，你有没有接近他们的特权？
普里切特有。我给叶芝写信并去采访他。他让人印象深刻——高大英俊，有戏剧化的姿态和优美的嗓音。有天我陪他喝茶，我记得他拿起一个茶壶，看到里面满壶冷茶，他打开乔治时代房子的窗户并且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广场上！对他来说，诗一样的语言随时随地脱口而出。
《巴黎评论》：你还遇到了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吗？
普里切特有啊。幸运的是，都柏林是个小城市，找人和拜访他们都不难，但是我从没去过他们的沙龙。有个临海的小旅馆，詹姆斯·斯蒂芬常到那儿看小船驶入，我也常到那里找他。他非常健谈——那儿的人全都是。我遇到肖恩·奥凯西很多次。我记得他在桌上写作，说，继续写完这该死的剧本吧！在那些作家之外，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到那里旅行的人，包括我第一任妻子。我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时间。
《巴黎评论》：这个圈子的另一个成员乔治·拉塞尔，爱尔兰诗人ae，他发表了你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吗？
普里切特ae是个神秘又潇洒的老家伙。他极其善谈，而且他当时正在编辑《爱尔兰政治家》。我把短篇小说处女作投给了他，这故事讲述了一个吉卜赛人卷入一次战斗，而且不小心刺中了他自己的驴子并杀死了他，却没有杀死自己的对手。很煽情很华丽——我从没和吉卜赛人打过交道，ae却非常奇怪地接受了它。他把它保存了两年最终也没有发表。他说爱尔兰政治把这篇小说挤走了！后来他发表了我的一个故事，但分文都未付！
《巴黎评论》：从爱尔兰离开后你又作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通讯员被派到西班牙，这是你与西班牙的长期情谊的开始。读你写这个国家的书，读者能够感到深刻的理解和强烈的感情。西班牙的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普里切特爱尔兰没有改变我对生活的想法，但西班牙做到了。我学习西班牙语，游历了广阔的地区，读了西班牙文学的经典作品。西班牙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是个天主教国家，但是又有很多知识分子是自由思想者。他们不喜欢那些把持着教育的耶稣会士。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在西班牙领导了一次改革教育的运动，基本理念是他从德国、法国和英国带来的，就像革命。他创建了一所学生公寓，很像是巴黎的大学城公园。所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聚集在那里。他们举行演讲和讨论会，我常常去那里。我在西班牙学到的东西比其他所有地方都多，我也遇到了大多数重要的当代作家。我真正遗憾的是缺乏冒险活动。我非常了解西班牙，我的书《行走西班牙》就是对它的回应。但是这里面没有冒险活动。我一直想知道罗伯特·斯蒂文森如何懂得去写冒险活动的；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冒险？这本书里唯一的冒险活动是跑到一群强盗中间，这经历很好玩。其他的就只是简单的游记了。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遇到那些后来变得非常有名的“98一代”的作家，比如米格尔·乌纳穆诺，奥尔特加·加塞特……
普里切特当然，所有人都在。我常去他们的演讲会，或作私人拜访。奥尔特加对我特别友善。我读了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帮助我理解了我以前从不理解的天主教信仰。虽然我并不想变成天主教徒，在西班牙的两年我收获依然很大。
《巴黎评论》：然后你回到伦敦，有没有发现工作好找了？
普里切特那时我已是个出版过作品的作家和记者。我为《新政治家》撰稿。它的文学编辑是雷蒙德·蒙蒂莫。整个战争时期我都在为他写评论。
《巴黎评论》：你的许多散文是关于经典作家的，比如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主意？
普里切特战争期间纸张短缺，新书也很少。因此雷蒙德·蒙蒂莫想到一个好方法，就是写那些过去的作家。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让我能为我特别欣赏的作家写点东西。
《巴黎评论》：对你来说，你的职业训练来自新闻业。在这种训练方面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迈克尔·弗瑞说每个小说作家都应该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因为这能保持作家与现实的联系。另一个观点，伊夫林·沃相信新闻对作家有害，而且要越快摆脱它越好。契诃夫尤其憎恨这个职业，他写道，虽然自己被迫做过记者，但是他不希望自己作为这种人而死。你的观点是什么？
普里切特我没有别的门路。我认为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那些从没接触过新闻业的作家，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一个创造性的作家能够塑造自己，而不是依靠外界的训练机制。但这也有冒险成分：此人必须确定和证明自己。因此，我不为记者生涯遗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训练。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觉得生活和写作相互影响？
普里切特我一直认为生活和文学是相互纠缠的，而且这些纠缠正是我探索的。
《巴黎评论》：我们就来谈论一下“探索”。你曾把自己定义为“组字者”（amanofletters）。就像安东尼·伯吉斯曾经评论你的同名散文集，说这个表述让人想到一种可爱的旧式风格，指代的范畴比我们所习惯的意义更广泛的、更宏大。的确，你涉及了几乎所有文学体裁，唯独缺少诗歌和戏剧。你说你早先也想做一个诗人。你尝试过吗？
普里切特噢，是的，但是情况不好。我十七岁的时候曾给一位女友写过一些爱情诗。但是我意识到自己做不了这个，就放弃了。
《巴黎评论》：戏剧呢？你写的对话准确又简洁，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把它们搬到戏剧舞台上。
普里切特没有，我从没有想过为舞台写作。它需要的特殊技巧是我没掌握的。
《巴黎评论》：这些年来，你在写作对话方面有没有发展出什么经验法则？
普里切特这不太好回答。写对话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不是一个写情节的作家。我发现写一个复杂的情节很困难。对我来说更令人激动的是对话中的复杂性和情节形式。对话者一边说着，一边创造他自己的戏剧，他并不知道自己干得是好是坏。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欠缺构思优秀情节的能力，而对话把我从这个问题中拯救出来。对话是我经常写、喜欢写和可以写好的东西。对话是我的诗学形式。我不能通过诗保存我的生活。对话是我最接近于诗的作品。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超现实主义元素吗？
普里切特是的，有一些。大家经常能听到，人们的思想会从某个惊人的角度中萌生。我重读我的故事中那些最奇怪的言谈，我想，我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些，我并没有虚构它们。像是什么人在火车上对我说的，或者是我在公交车上听到的。举例来说，那些我曾经在毛皮交易中共事过的人们，他们的对话听来绝对令人震惊。这是一个了不得的、非同一般的叙事，一种不太平衡的叙述方式，但无论如何依然有着精彩的瞬间，它们总是在不可思议的地方乱成一团。
《巴黎评论》：你最知名、最受赞誉的工作是你的短篇小说和游记。是什么吸引你写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呢？
普里切特短篇小说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就是因为它的短小，而且我本身也偏爱它胜于长篇小说。它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对现实的想象，由孤立的事件组成。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事是细节，不是情节。情节有用，仅仅在于它提供了那种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推动行动发展的细节。很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了我短篇小说中的这个因素。
《巴黎评论》：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第一篇长篇小说的？
普里切特一九二七年，我回到西班牙，穿越其国土，并且写了一本书。出版者接受这本《行走西班牙》的条件是，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给他们。我从没想过当长篇小说家，然后说自己做不到。取而代之的是，我给了他们一本短篇小说集，但他们仍然只在我答应再给他们一部长篇小说的前提下出版这本短篇集。《行走西班牙》卖了六百册，而那本短篇小说集比我此后写的任意一本小说都卖得多。那本集子的名字是《西班牙童贞女》。
《巴黎评论》：哦，这样的话，你是被胁迫着写的那个长篇？
普里切特是的，《克莱尔·德拉默》。写得不好，浮夸。它是关于爱尔兰的爱情的，里面包含一种爱尔兰式古怪风格。批评家们把它批判得体无完肤，只有一两个人好心地说它大有希望。
《巴黎评论》：但是你继续写了五部长篇小说。那些作品在批评家和公众这两面又得到什么评价？
普里切特我写了一部基于毛皮交易的生活经验的小说。这部《没什么有如毛皮》卖了一万一千册。《死人的引领》是一部探索巴西和旅行亚马逊的小说。我从没到过哪怕是离亚马逊很近的地方，但是我幻想自己是个探险家，并且在旧的大英图书馆里仔细研究过亚马逊。让我惊奇的是，它还被高度赞扬。不幸的是，它赶上了当时发生在慕尼黑的事情，在商业上不太成功。但是我又写了一本《贝伦克尔先生》，于战后出版。这本带有很强虚构性的传记卖得很好。
《巴黎评论》：在《贝伦克尔先生》里，你写到你父亲。他读过这本书吗？
普里切特我想他翻开过，但是可能让他感到无聊。他说，我从里面读不出什么东西。他不喜欢读书。
《巴黎评论》：但他知道是关于他的。
普里切特当然，他知道，因为有人告诉他了。
《巴黎评论》：你曾说短篇小说要详尽、全面地说透了一件事，而长篇小说则提供整个宇宙图景。你是否希望自己首先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
普里切特我觉得自己确实是想做短篇小说家，因为我觉得我是个气短的人。我缺乏写作长篇小说的那口气。
《巴黎评论》：你实际上写出了一些很长的短篇小说，甚至可称为中篇小说。
普里切特长一点的短篇小说很不错。我喜欢它们。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因为你有一个核心主题，支撑和帮助你一直写下去。但是长篇小说类似于一棵非常庞大的树，大量枝条往各种方向生长。至少十九世纪的小说就是如此，这也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接触的东西。这对我没有帮助，但短篇小说和长一点的短篇小说会有。我写了很多。
《巴黎评论》：大家都知道你擅长把一百二十页浓缩成二十页纸。